Author: wulb

在当下的环境下，一提起文学来，总是让人觉得气短。这倒不是因为文学质量的下滑，而是缘于文学生存境况的日益严峻。由此带来的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减弱问题，而文学影响力的下降又反过来促使文学环境的不断弱化。这一点从全国的文学期刊可以看出来，除少数几家杂志外，大部分文学期刊都是惨淡经营。而在少数的生存环境好一点文学期刊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它们大都被企业赞助着。这中间，尤其以烟厂居多。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江苏省《钟山》杂志得到徐州卷烟厂的赞助；山东《时代文学》得到青州卷烟厂的支持；云南《大家》杂志由本省的烟厂作后盾；贵州《山花》由贵州卷烟厂的垂青……这些，无不向我们展示了文学期刊被烟厂“包围”的景象。当然，我这里没有丝毫贬低这些期刊以及这些烟厂的意思，从感情上讲，我对这些企业的“大度”与“眼光”充满了敬意，他们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来关注文学支持文学，是有着很让人敬仰的远见卓识的。在这里，我只是就现象谈问题。

在充分肯定这些企业和期刊的同时，我们客观地考察一下文学期刊和烟厂的联姻现象，会发现，文学期刊之所以选择烟厂作为自己的合作对象，主要的原因是烟厂的效益相比较其他企业来讲，要好得多。说白了就是有钱，有钱才能“文学”。这个前提，丝毫不应削弱我们对这些企业的感谢。因为人家的钱也是血汗钱，再多也是经营出来的，如果不是对文学有一点感情，人家干吗要赞助看不到什么显著效益的文学事业？所以，光有钱还不行。如今的中国有钱的企业很多，但能够为文学慷慨解囊毕竟很少。

前一段时间，山东作家协会《时代文学》杂志社主办的全国第二届八喜杯诗歌大奖赛颁奖笔会暨全国十佳青年诗人评选，能够得以在山东青州顺利召开，离不开长期赞助刊物的青州卷烟厂给与的大力支持。在这次笔会上，笔者有幸见到了青州卷烟厂的党委书记、厂长蔚严春先生，这位全国有名的著名企业家有“蔚马列”的美誉，他的领导风范和治企方针，充满了强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色烙印，在青州创造了红色企业文化的神话。他是一位对文学充满感情的人，文学素养非常高。自始至终都陪同获奖作者参观、用餐，研讨，我想如果不是对文学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不会这么在乎在当下备受冷落的文学。由此，我们更应该对这些人充分敬意。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文学期刊被烟厂“包围”的现象，多少反映出文学走向没落不断寂寞的尴尬现状。纵观全国，大多期刊都面临着“断奶”后的自谋生存难题。在市场经济的口号下，国家体制在经济上对文学进行了放逐，除了少数期刊外，文学期刊差不多都成为了在体制外生存的“野孩子”。更为难堪的是，体制的放逐进行的并不是全面彻底的，文学期刊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体制在短时间内不会“放逐”。虽然这是不公平的，但却是当下文学期刊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有钱才能“文学”，才能更好的潇洒“文学”。当然，寂寞的穷困的文学生存在任何年代都会存在，但它们的处境是那么艰难，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所以，文学要像“体面”的生存，要想获得较好的发展，不得不依靠“有钱”支持，在这种情形下，文学对“有钱”的选择当然是没有多少余地可言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不对那些支持文学的企业充满敬意和感谢。

据外电1月3日报道，苏格兰小说家阿里·史密斯的小说《意外》星期二当天获得英国今年惠特布莱德奖“第一足本小说”大奖。

阿里·史密斯今年43岁，是入围英国今年惠特布莱德奖的惟一女性作家。她在获奖后说，她一直很幸运，她还不敢相信她的小说《意外》获得惠特布莱德奖。

希拉里·斯颇尔灵的《大师马蒂斯》获得传记奖。这部传记用了15年才完成，是关于20世纪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的下半生的生活。

今年33岁的塔石·奥的《和睦丝绸厂》获得第一小说奖。小说叙述了作者对经受过二战洗礼的祖国马来西亚丛林的旅行。

当天宣布的还有惠特布莱德诗歌奖。克里斯妥福·洛古的《抽冷电话》摘得此奖。它被称作现代版的休莫的《伊利亚特》，洛古曾写过一部色情小说。

惠特布莱德儿童图书奖由49岁的凯特·汤姆森获得。他的获奖作品《新警察》是关于一个男孩的故事。男孩想给妈妈更多时间作为她的生日礼物。

以上5位作家每人将获得5000英镑奖金。颁奖典礼将于1月24日召开。

《意外》的作者阿里·史密斯原来是苏格兰一所学院的讲师。她在得了慢性疲劳综合症后开始从事写作。她搬到英国大学城剑桥后（目前仍住在此）陆续发表了短篇小说集。1997年，她着手写小说《喜欢》。她的第二部小说《酒店界》入围2001年的橘子奖和布克奖。她的小说《意外》曾竞争2005年的布克奖。

阿里·史密斯从3岁开始从她哥哥和姐姐收集到的商品标签上识字。她的父亲是个电工，母亲是大巴车长。阿里·史密斯从政府的救济房里长大。她是家里年纪最小的，她最小的哥哥比她大7岁。她回忆说：“我记得我是自己长大的，我总是自己一个人玩。”房子里有书。“有书是好事，但它们不是生活。”史密斯回忆到。生活是挣钱，生活是要有偿付能力。她说：“我父亲很聪明，我母亲也聪明。我母亲去世时我才22岁。他们13岁的时候就辍学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去世了，他们必须出去工作赚钱。他俩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都聪明。他们工作得很辛苦为的是让我们都能上大学。”

史密斯为了说服父母允许她学习英语而不学法律同他们大战了一场。史密斯的父母是希望她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做了一项不被允许的选择。”史密斯说。她从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毕业后当了英语讲师。

“我是痛苦的。我曾经站在讲台前想，我是在说谎。学生们需要通向灯塔的答案，而实际上不存在通向灯塔的答案。我感到自己好像在胡说八道，而学生们却认真地把它们记了下来。”史密斯说。她因患慢性疲劳综合症而休息了一年。她康复后决定顺从自己的心，放弃教书，尝试以写作为生。

她说：“时尚是薄情的。我的书被出版是因为我是时尚的，因为我是同性恋（史密斯所有的书都声称写给她的伙伴萨拉，已经有17年了），还有，我是苏格兰人。”

史密斯害怕一开始就成为“好作家”。《意外》的出版也说明，出版业不再持有长远眼光，他们把市场看做一切，市场就是权力所倚。史密斯说：“他们会说，如果你的第一部书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你的第二部书也不会有人看。谁还会看你的第三部？如果你的第四部书是《威尼斯之死》（诺贝尔奖得主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怎么办？如果你的第四部书是最好的怎么办？这就是我要说的一点：那就是上帝救你了。我的《酒店界》售了10万册，暂时让我解除了这种压力。”

小说《意外》由英国哈密石·汉密尔顿出版公司出版。描述了一个家庭4个成员的命运，同时也揭开了21世纪之初这个纷扰的世界。对于史密斯来说，写作太重要了而无法谨慎行事。她说：“如果我们不小心，小说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故事将从我们背后掀起衬衫进入我们的身体。讲一些不错的故事，我们会活得更好。”

惠特布莱德奖评委会在描述《意外》时说，《意外》击败了霍恩比的《下面的长路》和拉什迪的《小丑萨利玛》，是“一部光荣的小说，它激起了欢笑和悲伤。”

惠特布莱德图书奖（Whitbread Book Awards）创办于1971年，是英国最为著名的图书奖之一。惠特布莱德年度书奖，由英国的旅游业巨子惠特布莱德公司出资赞助，先从小说、小说处女作、传记、诗歌、童书等五个领域，各选出一本该领域内的年度最佳，然后进入最后的年度最佳图书的评选。首轮选出的五类书奖的奖金为5000英镑，最后的大奖得主可再得25000英镑。

《红楼梦》作爲文学经典，将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然而由此而来的“红学”，特别是最近这半个世纪的“红学”与文学基本上没有什麽关系，无论“政治红学”、“考据红学”，还是“游戏红学”、“八卦红学”，都远远超出了文学研究、文学解读的范围。在“红学”的泡沫中，有人常常会忘记这不过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个经典的论述，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历史悠久，还有一部《红楼梦》。现在看来，“地大物博”早已站不住了，《红楼梦》依然受到世人的关注，“红学”更是久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潮。

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宫廷政治的一个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那麽到了近年来势头很猛的这一轮“红学热”，表面上看来已经与现实政治毫无瓜葛，大致上以商业化、市场化的因素爲主，有了买方市场才会滋生出这麽多“红学”图书，换言之，正因爲“红学”有土壤，所以才会有这麽多人钻进“红学”中去，在这里面寻找人生的寄托，获取世俗的利益，说穿了就是“向过去讨生活”（樊百华语），向《红楼梦》讨生活，在故纸堆里营造自己的世界，实际上也是回避现实的一种方式。我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生也有涯，知无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真问题值得人们去关注，有多少真学术值得人们熬断青丝去追求、去探索，有多少新生活值得人去创造，有多少丑恶的社会现象值得去批评，有多少全新的领域值得去发现，有多少未知的门需要人去打开……把宝贵的精力、时间和资源耗费在虚无飘渺的“红学”中，难道不是难以估量的浪费吗？

简单地说，对中国这个苦难未尽的民族而言，“红学热”就是一种奢侈。“红学”越繁荣、越热闹，折射出我们的社会越不正常，我们的学术尤其是人文学科越有问题。关于《红楼梦》，鲁迅的这几句话早已说得明白：“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楞是要从《红楼梦》中找出什麽石破天惊的秘密，发现什麽举世哗然的真相，揭开什麽触目惊心的谜底，注定了枉费心机，《红楼梦》还是《红楼梦》，不同的读者还是会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审美眼光、价值标准去看《红楼梦》。尽管说到底“红学”本身的价值确实值得怀疑的，但我不想否定几代“红学家”付出的那些努力，也无意针对任何一个“红学票友”，我在意的是一个民族创造力的不断衰竭，一个民族的审美能力被扭曲，一个民族总是在弯弯曲曲的死胡同里转悠，将生活引入精巧、细致的方向，玩些可有可无的东西，关心一些虚幻的泡沫问题，对变化中的大千世界，对错综复杂的现实，对活的人生失去了正常的感知力和判断力。

“红学热”的持续升温、经久不衰表明我们的社会是不健康的，我们的政治文化是畸形的，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形成了围着皇帝、宫闱转的文化，铸造了一种极爲可悲的茶余饭后“窥阴”文化，仰望宫阙，对那些发生在皇宫或深宅大院里的故事有着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不是建立在对不幸和悲剧的同情、感悟基础之上，更多的是玩味、欣赏、娱乐，将一切娱乐化，包括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电影都是继承了“窥阴”文化的传统，把目标总是锁定在饮食男女上面，不是揭穿黑暗，而是将黑暗转化爲无泪的欢笑，不是着力控诉制造悲剧的制度和文化，不是否定丑陋，相反，还要在丑陋中讨生活，在“审丑”中营建“审美”的效果，谋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在电影《英雄》中表现得最爲明显，如果说之前的张艺谋还是遮遮掩掩，到了《英雄》就是赤膊上阵，爲专制大唱赞歌，一曲“英雄”的颂歌就是专制皇权的颂歌，以商业手法达到了最佳的政治效果。这样的电影镜头拍得越美，画面越漂亮，也就越可怕。

“红学热”映照出一个古老民族的面孔，是那麽的苍白，那是精神营养不良的症状，是心灵上的不健康，是智力上的不现代。西方哲人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专制也使人不成其爲人，长期受专制浸染的民族要告别专制确实很难。在专制的旋涡中打转惯了，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按专制文化的思维想问题。在毛泽东退出历史舞台后，“红学”并没有因此式微，反而继续“热”下来，就是一种惯性在起作用，是“窥阴”文化在支撑着“红学”的繁荣，有人要到“红学”讨生活，有人要借“红学”躲避现实，目的也许各不相同，相同的是脚下的土壤还是过去的，一方面在“红学”中把玩还不失爲一种文人情趣，一方面又满足了无数“红学迷”的需要，真是何乐而不爲？！“红学热”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真正迈入现代的门槛，充其量只是一只脚踏入了，另一只脚还在门外。套用一句话，“红学”有问题，不是“红学”的问题。“红学”之病也不能在“红学”自身寻求解决的药方，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随着制度转型的完成，多元空间的出现，宫闱秘事、豪门花园不再是文化消费的中心，人们不再需要向过去讨生活，“红学热”也自然会冷却，当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一迹象。

【2006年1月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三发表调查报告总结05年全球言论自由受打压的情况。在拘留异见人士及新闻工作者方面，中国再次名列榜首。 该报告显示，05 年中国狱中记者人数属全球之冠，有32名记者在狱中服刑 中国同样居冠的还有拘捕网上异见人士一栏，有62人。记者无国界发言人巴塞尔在星期三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很遗憾中国监禁新闻工作者及网络意见人士方面仍排在众国家的榜首，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仍然用一些很原始的方法阻止有关人士利用媒体及互联网这些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而且要注意的不光是关押记者，还有中国政府对媒体的严格监察和管制，甚至打压整肃，就像我们近日关注的《新京报事件》。” 该报告指出全球在新闻管制方面的案例，包括干扰电台新闻报道，封锁网页等，比04年上升了超过一倍。并点名批评了中国采用新设备加强对海外电台广播的干扰， 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包括西藏之音，英国广播电台，希望之声，和自由亚洲电台。 而中国的媒体及网站内容收到政府越来越多的监视和指引。独立异见人士刘晓波对中国的网络监控情况十分熟悉：“独立的民间网站纷纷被关闭，剩下的几家他也严格控制。重大的时政新闻，过去只要是新华社发了通稿的，都会在网络上有长时间的讨论，点击量非常高，现在就连这个都不给讨论。媒体整个封锁消息是非常严的。　” 巴塞尔说：“ 中国现在也是科技强国，他们拥有技术，也从西方买来技术，去阻截大气电波，令中国听众无法接触这些自由的资讯，同样，在互联网上，他们能监视甚至过滤网页的内容。他们中国经济越来越强，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去投入这种言论的监管，这是很令人害怕的。” 对于如何进一步督促中国政府释放异见人士及停止打压言论自由，刘晓波有这样的看法：“欧美应该合作向中国施压效果会更好，现在有点美国孤军作战，无论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是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这一点上。目前欧洲国家越来越看重中国的经济利益，看重大订单，特别是法国。但愿这情况以后能转变吧。” 对于这一说法，巴塞尔表示：“的确，法国是提倡与中国保持良好对话，良好关系的主要的国家之一。因为害怕影响与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关系，他们不愿提中国人权状况。像近期中法领导人互访，就几乎没提到人权。不象英美对中国人权持批判态度，法国领导访华根本不能促使中国放人，很遗憾。我们现在就尝试推动不单指法国，还有其他欧洲国家，把人权纳入对华的议题，这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们相信，所有政府不应该将人权放在嘴边，而在有机会帮助那些受害者时却袖手旁观。”

【2006年1月4日狱委讯】据“中美对话基金会”网站消息，在大连被囚禁的记者姜维平于1月3日获得提前释放。 姜维平在2002年1月被以“煽动颠覆罪”和“泄露国家机密”判处8年徒刑，刑期计算从2001年1月4日到2009年1月3日。在2003年，辽宁中级人民法院降刑期减为6年，到2007年1月3日。 “中美对话”消息称，姜维平已经回到家中。按法律，姜维平可以获取护照并和他在加拿大的妻子和女儿团聚。 姜维平是中国著名的记者，他因为撰写了揭露东北腐败的文章被判刑。他被判刑后，引起“记者保护委员会”、“国际笔会”等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姜维平的名字在中美人权对话的名单上，美国驻中国大使Clark Randt在2002、2003年的公开场合讲话中每次都提到姜维平。“中美对话”称，Clark Randt提到的这些名字都已经获释，只有一位天主教徒Su Zhimin仍在软禁。

 近日，湖南作家林家品凭借其近20万字的小说《老街的生命》获得了首届国际亚洲太平洋战争征文奖第一名。该奖项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缘起，来自美国的组委会表示，这个奖项今后每年征评一次，主要征集世界各国反映亚太战争的文学作品。
    《老街的生命》根据当年日军入侵湖南新宁的历史史实创作，作者以其特有的纪实手法，再现了日军“比德寇将犹太人灭绝于毒气室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残忍罪行，并以此书“献给在偏僻的山区被屠杀的、为人们所遗忘的人们”。书中的老街，就是林家品的故乡新宁县白沙镇，属国家级风景区崀山区域。那美丽的山，美丽的水，老街上那淳朴的民情风俗，在他笔下，令人过目难忘。而又正是这一幅幅美丽得惊人的画面，越发显现出日寇在这里实施暴行的凶残。评委会的评语说：“林家品此作的意义还在于：他打破了我们贫乏的抗日文学创作模式，一反过去那种‘英雄颂歌’的传统手法，直接把这场战争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展示于世了！”
    该书目前正被翻译成英文，即将在美国出版。作家林家品已委托国内公司全权运作该作品的国内出版、影视改编等市场开发事宜。据悉，其授权人不日将赴美，具体和美方商讨该作品在海外的市场开发项目。

記者2日從「國際李白文化旅遊節」組委會獲悉，法國總統希拉克近日致電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政府，為李白故里和今年四月即將舉行的「國際李白文化旅遊節」題詞。

據中新社綿陽一月二日電，中國偉大詩人李白的詩歌深受法國人民的喜愛。據了解，希拉克總統特別喜歡中國古典詩詞，尤其是李白的詩。他甚至表示，希望能以李白為題材拍一部電影。聽說李白故里即將舉辦「國際李白文化旅遊節」，希拉克總統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欣然應邀題詞：欣悉你們即將在唐代偉大詩人李白的故里舉辦文化節，我相信這一活動必將有助於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正像李白詩中寫的那樣，法中兩國之間的友誼將地久天長。

詩人李白在四川省江油市度過了快樂的青少年時光。位於青蓮場的李白故里至今尚留有隴西院、太白祠、李白衣冠墓、磨針溪、洗墨池、粉竹樓、月園墓等遺跡。著力打造「華夏詩城」的江油市多年來也一直保留了多項紀念李白的活動。去年五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四川省政府聯合舉辦的「首屆中華校園詩歌節」即在此進行，法國著名詩人德基教授率領法國詩人代表團參加了李白公祭典禮。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首批投入杭州市各大书报亭的1000多本《江南》，在两天时间内已经全部销售一空。真是开门红啊。”昨天，虽然人在北京筹备《江南》杂志的新闻推广会，主编袁敏在电话里对《江南》的销量兴奋不已。

　　蕴势待发贺岁新年

　　2005年12月29日，浙江省作协11楼的会议室里，《江南》主编袁敏、副主编谢鲁渤，曾代理过《江南》主编的浙江省作协驻会副主席王旭烽一起把新《江南》展现在媒体面前。“每一任主编都有自己的风格，现在的《江南》是我的风格。”新闻发布会上，主编袁敏这样对浙江新闻界放言。

　　什么是袁氏风格的《江南》？端庄隽永的水墨意境，最具潜质的文坛红人，声名远播的文坛大家，纵观风云的名家之后……胡发云、张翎、李锐、韩少功的作品为新《江南》带来亮点。当天，作为《江南》的元老，合作过五任主编的谢鲁渤说：“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在《江南》发表他们的作品，的确增加了《江南》的分量。”所有的蕴势待发只有一个目的：“1月1日，让《江南》第一时间出现在杭州的各大报刊亭，让文学的《江南》给江南人贺岁。”

　　1000册背后的艰难

　　“两天卖出1000册，这个数字是怎样得出来的？”昨天，当记者就这个数字对袁敏表示质疑时，她却显得相当自信。

　　“在新年快到的时候，我们通过邮局和杭州市400家书报亭取得联系，每家首次进货三本，因为当时报摊的老板们没把握，在纯文学期刊中，《江南》不要说没有《收获》、《十月》那样的名气，连《钟山》的风头都抢不过。更不要说，在报摊上去和《时尚》、《新周刊》这样的名牌杂志抢眼球。”

　　“今天一早，家住城西的王旭烽给我打来电话，‘我们门口的《江南》卖没了，摊主说还想进，因为来问的人很多。’而来自邮局方面的反馈则是：许多摊主已经要求再补进《江南》了。这两天，虽然杭州经常会飘起小雨，《江南》杂志的副主编谢鲁渤、何胜利却骑着自行车跑遍了上城、下城、西湖、拱墅等区的大部分报摊。每到一处，他们都会问：‘《江南》到了吗？有人买吗？他们的反映怎么样？’他们给我的信息也是：《江南》卖得很好。”

　　在昨天的电话里，面对这样的销量，袁敏连连说：“想不到，想不到。”回想起这几个月的《江南》生活，她颇有感慨：“去年快到年底的时候，当我组完所有的稿子，一个问题突然出现：《江南》竟然没有一个完善的发行渠道，非但没有征订卡，在杭州的报摊上也已经很多年买不到《江南》了。所以，当时《江南》全体人员的工作重点就是发行，每个人利用自己全部的网络，目的只有一个：推销新《江南》。”

　　杭州人对文学还有许多期待

　　昨天，在记者随机采访的体育场路、建国路、凤起路、延安路的几家报摊中发现，杭州人对纯文学刊物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漠视。“第一期的《江南》虽然没有招贴画作宣传，但只要放在显眼点的位置，都有读者关心，我们也会说这是浙江本土的文学杂志，一般人都会翻开来看看。”报摊老板们这样说。

图1 图2

    过去人们常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搞不下去，因为特权者会死守旧体制。这话看来不对，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许多案例都表明，在某种情况下不改政治不仅可以改经济，而且经济体制可以改得极“彻底”，改得决无半点“社会主义”的残留。祇是这种改革将毫无公正可言，它将变成“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一场超级原始积累过程。道理很简单，特权者也许不愿意放弃权力垄断，但他决不反对，也许还比任何民主主义者更乐於当老闆！

    过去说不问姓资姓社，现在又说不问姓公姓私。其实“姓公姓私”早就是个伪问题：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若干公民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幷、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的权利。因此世界上祇有命令经济国家立法禁止私有制，从无市场经济国家立法禁止“公有制”的。如美国，从当年欧文的新协和村、民粹派的 “联盟公社”到如今的摩门教公社，祇要它不搞强制，国家就不会阻挠它。倒是在我们这里，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规定“今后禁止新建产权不明晰的国营企业”，规定一年内乃至几个月内完成乡镇集体企业产权改制，甚至合同未到期的承包、租赁企业也要提前终止合同以便拍卖.一些地方在有油水时强调领导层持大股；而在那些“烂摊子”中又反过来强制职工出钱补窟扈，不出钱就解雇。这些做法真是“激进”得可以。

    中国如今不少地方雇主可以自由地组织商会，工人却不能自由组织工会。我们过去启发劳动看觉悟时常讲“谁养活谁”：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倒从来没有“养活工人”之说，主张劳动价值论的斯密等不用说，即如弗里德曼这样号称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也不过说“劳务贡献”与“资本贡献”同等重要，两者间是互利的交换关系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示惠。然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主旋律”作品却堂而皇之地教训下岗工人“往后得学会自己养活自己”，仿佛过去工人是被“养活”的，如今不“养”了……

    的确，我们如今不应纠缠於姓社姓资姓公姓私这类伪问题了，但我们却不能回避一个真问题：公正还是不公正？无论姓公姓私都有个公正与否的问题.公有制也许很理想，但象红色高棉那样搞“公有制”，马克思在世也会给气死；私有制也许很有效，但无论哈耶克还是米塞斯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理论家”都不会赞成贪官污吏的化公为私。象“休克疗法”倡导者萨克斯那样的人尚且大骂“权贵私有化”，我们这里却有人撰文宣称祇要不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其余怎么弄都行，真让人叹为观止！

    无论姓公还是姓私的不公正，都与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关，即马克思指出的那种“权力捉弄财产”之弊。而这祇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才可能解决。在今日中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能进行，甚至还可能进行得又快又“彻底”，但绝不可能缓解不公正，使改革沿着人类文明与正义的方向前进，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新左派”大谈“经济民主”，但他们讲的“经济民主”内容是文革式的“工人治厂”与文革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而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企业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败的。企业决策应当由所有者或受其委托幷对其负责的经营者作出，“大众参与”祇能限於建议性质.换言之，无论姓公姓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较成功的企业家在管理上一般都是“一长制”。然而，由此决不能导出所有者的产生过程也是“一长制”、也要排斥民主。在发达市场经济下，企业主可以对他的企业发号施令，但他之成为企业主决不是发号施令得来的：他决不能下令把“非他的”企业变成“他的企业”或他所看中者的企业.换言之，管理改革可以讲集中，但产权改革必须讲民主，而不能搞“一长制”。遗憾的是我们的情况往往相反：一些人热衷於鼓吹“鞍钢宪法式的民主管理”，另一些人则主张搞一长制的产权改革，这是很可虑的。由於“管理改革要集中”，过去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消极影响还不明显，现在随着“产权改革要民主”日益成为时代的要求，这种滞后的消极性会大大突出。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由商品时代向信息时代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愈发突出。近来一个以关注政治着称的“首富”就信息价值问题频发惊人之论，认为信息时代已使平均利润率概念失效，无本万利、“四两博千斤”已不足怪。此论值得注意。的确，在一个机会均等的规范市场中信息价值的创造是人类劳动质量的一次飞跃，创造者得到超常回报也是经济进步的表现.但在一个机会垄断的不规范市场中，“权力信息化”比“权力商品化”更可怕，“信息官倒”的危害将百倍於“商品官倒”，它的“四两博千斤”将是腐败的一次飞跃.就此而论，我国某些信息价值论者对权力的兴趣远在比尔？盖茨之类洋人之上，是耐人寻味的。而众所周知，消除机会垄断与权力信息化也有赖於政治体制改革。

    总之，改革要民主，走向信息时代的产权改革尤其需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