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元旦大游行有一半人是为了刘晓波而来的

元旦日香港人以争取普选、释放刘晓波为主要诉求的大游行,在中联办的门前作为终点站,期间虽然发生游行人士试图冲击这栋中央政府驻港最高机关的大楼,但总算在有惊无险下,结束示威活动。主办者声称有三万人参加了游行。

对香港人在元旦日声援刘晓波,刘晓波妻子刘霞表示感激。她在接受香港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我非常感动,感谢香港人那么关心晓波。」刘霞又说:「我不知说什么好,但是我相信人心和正义最终会胜利。」

香港从八九北京民运开始以来,已举办多次大规模争取民主游行活动,1989年六四当日有超过100万民众上街抗议北京武力清场天安门,2003年有50万人参加七一游行抗议政府试图就国家颠覆法立法,但元旦日的游行却明显出现了一些特色:刘晓波被判重刑成为游行的重要诉求之一;游行的抗议对象已从特区政府总部改为中联办;示威者趋向年轻化而游行方式多元化。

参加元旦游行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以他的估计,这次游行人数相信有一半是为了刘晓波而上街的。他说,当局以言入罪刘晓波,不少港人为此忿忿不平,从而使得游行的气氛更为高涨。

香港民主党创党元老司徒华并没有与其他民主党党员一起参加游行,他以支联会主席的身份、站在支联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他说:「我是为了刘晓波出来的。」他同时强调他并非是为了五区总辞方案而表态。事实上,香港的泛民主派因为五区总辞方案而出现裂缝,刘晓波因素反而将各怀心事的泛民派拉拢一起。没有刘晓波事件,明确反对五区总辞的司徒华,就不会出现在元旦游行。

曾经因间谍罪而在中国坐牢3年的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说,中国判处刘晓波入狱是一重大错误。在1989年民运期间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说:「我们是因为这个判决被逼出来游行的,相信大家都对此极表不满,它(中国)的做法违背了宪法对人民的承诺、违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对国际社会承诺,也违背了对人民要清除冤假错案的承诺。」

除了刘晓波因素之外,香港人对民主进展缓慢,普选路线不明朗等问题,已渐渐了解到特区政府的无能为力,改为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出诉求,从而使得游行的总点站,从过去的政府总部改到中联办。全国人大常委2007年年底通过了香港可以在2017年特首普选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成为了“铁的决定”,也成为了中央及特区政府反对提早普选的理据。事实上,刘晓波在圣诞日被判入狱11年当天,香港就已经有人在中联办门前举行示威,甚至与保安人员发生肢体冲撞事件,导致香港警方在元旦日出动上千名警员重重包围保护中联办的场面。

香港政党社民连提出五区总辞方案,目的要通过补选作为变相公投,迫使中央及特区政府认真聆听港人要争取2012年双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声音。社民连普遍被认为是泛民主派阵营中最为偏激的一个政党,事实上,社民连的支持者不少都是年轻人,再加上近年来多次的社会保育运动孕育了一群“八十后”的社运分子,使得元旦游行的示威手法趋向多元化。

社民连的立法议员梁国雄和他的“四五行动”朋友以纸制的黑棺材冲击中联办已非首次,但在一群年轻示威者在街头上载歌载舞、敲锣敲鼓的衬托下,梁国雄等人将一具上面写有「中共法西斯入土为安」的纸制棺材冲向中联办大楼,以及火燒中共黨旗的場面,卻是相當罕見。这具纸制棺材和火烧镰刀槌子党旗,正好点出了刘晓波因素在这次元旦日大游行的重要性。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尽管刘晓波自09年6月就已被正式逮捕,但他的个人博客「刘老侠的不老歌」持续保留,并委託友人管理,内容主要是刘晓波的文章并转载一些网路文章。不过,去年12月23日刘晓波一审开庭后,这里新的贴文迅速被关闭,12月31日开始,博客网页彻底被封。「自由亚洲电台」1日试著进入部落格时,提示语是「博客 (部落格)已被删除。」

赵达功:与晓波聊足球

刘晓波是个球迷,而且是个铁杆球迷。当然我也是球迷,只不过与晓波比起来,我只能算半个球迷,或者也可说是个铜杆球迷。

也不知那年那月那日,也就是前些年吧,怎么我们俩就聊起足球来了,实在想不起来。这六、七年以来,我们彼此之间交谈的话题,足球几乎占了一半。最初,还没有skype,与晓波谈论足球都是电话,而且每次都是他打给我(谁让他比我铁杆呢),后来有了skype,可以语音聊天(其实最早还有MSN语音聊天工具,只不过从来不信任MSN)。

虽然有了skype,聊天倒是容易了很多,不过晓波还是觉得不过瘾。晓波总是埋怨我书房里怎么没有电视机。是的,晓波家里我去过几次,他的电脑就在客厅里,书房也在客厅里,客厅里有电视机。他可以一边看电视球赛,一边与我聊天;而我不同,单独一个书房,没有电视机,看球赛要到客厅里。我们通过skype聊足球时,他可以边看边聊,即时绘声绘色谈论球赛现场情景,而我只能一脸茫然,唯唯诺诺应声他的高谈阔论。

喜爱足球,成为球迷,也许是天性所然。我不知道晓波年轻时是否曾经是球员,一直也没有问过他。不过,我知道我小时候喜欢足球。小时候正好是60年代,兄妹几个,赶上大饥荒,吃饭都是问题。7岁上小学,那是1962年,三年大饥荒使得中华大地饿殍遍野,数千万农民死于饥饿,那时候,树叶、树皮、野菜、草根甚至泥土都成了“粮食”,“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食堂”让城里的人也难活下去。1963年以后,可以吃饱了,红薯成了主粮,油水难得见。这时我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虽然经常饥饿难当,但儿童的好动顽皮也让我在学校的操场上蹦蹦跳跳。

我那时没有球鞋,只有布鞋,还是姥姥亲手做的。我经常踢球玩,鞋子前端很容易磨破,经常露着脚趾头。记得我姥姥也不知从哪儿专门找来橡胶皮,缝在鞋子的前端,都是为了我踢球玩。

青年时,曾经组织过单位的足球队,我竟然还是足球领队兼队长。不过,我的球艺太差了,只是因为我在机关,又是团支部书记,所以尽管球艺不怎么样,球队“领导”是当定了,是“权力”决定了我在球队的位置,想起来,那是“外行领导内行”,惭愧!

话题转回来。中国足球实在太臭,足球界也太黑暗,我跟晓波都不谈中国足球,没得谈!中国人不喜欢中国足球,但喜欢欧洲足球和南美足球,尤其是欧洲足球。晓波与我都是夜猫子,都是早上开始睡觉,中午以后起床。欧洲与中国的时差在6——7小时,欧洲足球俱乐部球赛大都在后半夜,有的甚至在早上5点半开赛。我们最喜欢的球队是英超的曼联、切尔西、利物浦、阿森纳,西甲的皇马和巴塞罗那,我是讨厌意大利的球赛,虽然我知道AC米兰、国际米兰、罗马、尤文图斯等都是优秀的强队,但由于多年前披露了意大利踢假球,不知怎么一直反感到现在。至于法甲、德甲,我实在不感兴趣。

豪门皇马和巴塞罗那,细腻的球艺有着南美的风格,有观赏的价值;而英超的曼联等几个队,有欧洲长传冲掉粗旷的豪气,顽强拼搏的气势。也许是大牌球星云集在这些球队中,梅西、小小罗、卡卡、鲁尼、德鲁巴、亨利等都是令人瞩目的球星,现在他们已经替代了曾经风靡一时的齐达内、罗纳尔多、贝克汉姆等大牌明星。

晓波在北京,我在深圳,看球赛晓波不如我。原因是中央五台(体育台)经常转播德甲比赛,而广东和深圳体育台经常转播英超。有时很好笑,我还要转告晓波英超的比赛状况。不过后来也没什么大问题了,晓波可以在网上观赏比赛,不被电视转播所限制了。

足球最初是西方的体育运动。在欧洲,这种运动是第一运动,是群众最喜爱的运动;当然,在美国则不然,美式足球(橄榄球)、垒球、棒球、篮球对观众的吸引力超过足球,南美的足球也是第一运动。

晓波已经入狱一年多了,有关欧洲冠军杯、欧锦赛、英超、西甲的球赛消息,他不能观看现场直播,只能看报纸报道了(据说监狱里可以看报纸)。入狱的高官如陈良宇,居住套房,有电视看,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球迷。有时候想,要是把晓波与陈良宇关在一起就好了,最少有足球看,或许把陈良宇培养成个球迷也有可能。但晓波是政治犯,是“党和国家的敌人”,而陈良宇等高官,虽然也在狱中,但他们本来就是党的人,待遇当然不同。

球赛讲究规则,有观众,有裁判,观众可以是不同球队的球迷,裁判可以更换,球员可以转让跳槽,媒体可以自由报道,球迷可以以掌声、欢呼声表达支持,也可以以嘘声表达不满或反对。这就如同民主社会,多党制(不同球队),司法独立(裁判),行政(足球协会组织),选民(球迷),新闻自由(足球评论员),市场机制(球员转会制度)等等诸多因素形成足球社会。

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审判,如果用足球比赛来形容,那就是中共既是教练,又是裁判;既是媒体,又是观众(被代表了);既是俱乐部老板,又是球员。总之,中共一切都垄断了,一切都代表了,一切也都“和谐”了。

足球赛就是不同球队之间竞争,如果就一个队自己跟自己比赛,那叫练球,不会有球迷的;国家政体也是如此,如果一个政党想永久执政,那叫一党专制。正如中共一九四六年说过的,“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我与晓波都有广泛的体育爱好,除了足球,我们也聊NBA、网球,甚至还聊斯诺克,从来不聊排球、乒乓球,我知道他每个星期天携夫人刘霞与张祖桦、江棋生等好友打羽毛球,但我们之间不聊羽毛球。

晓波入狱一年多了,夜里我总感觉空荡荡的,听不到skyoe“嘟嘟”的呼叫声了,也没有人与我聊聊足球。想念晓波,想与他继续聊足球。十一年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度过!

2010年1月4日

廖亦武:湮灭的异端

这几日莫名兴奋,乃至中断写作,原因是我终于读到了卡普钦斯基的书。

晓得卡普钦斯基是在去年。5?12大地震爆发,我深入灾区访问,正忙得喘不过气呢,《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傅好文(Howard W.French)率众找到我,一起工作了4天。某次途中对谈,他突然说:廖亦武你和一个波兰人很像。接着就开始滔滔不尽。比如卡氏身为红色波兰记者,却跑了几十个国家,还到过中国和印度;比如卡氏出生入死,多次涉足非洲战乱,四次被判死刑,又奇迹般脱险,因此近距离接触了若干独裁者。他的代表作《皇帝》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传记。

我不得其解。因为和见多识广的卡氏相比,我的文字领域单调而可怜。我多年不能出国,我想即使能出国,脱离了母语环境,也差不多沦为哑巴。不过面对热情洋溢的傅好文,我宽容地笑了,这根一米九三的美国竹竿,跟卡氏倒很像,至少10年扎在非洲,也曾拜访过不少独裁者,包括蒙博托,包括那个以吃人肉而著称的中非皇帝博卡萨(傅好文说没吃)。

随后我从网络晓得,卡氏200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5岁。他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6年那次已进入决赛,却败给土耳其的奥罕?帕慕克。

再随后,我的《地震疯人院》中文版由台湾允晨文化推出,我与出版人廖志峰隔海结交,成为好友。我在书中以较大篇幅写到卡普钦斯基。较近一次聊天,廖志峰说,他们刚刚出了一本卡氏的书,想给我看看。廖志峰的卡氏书评,结尾极其浪漫:跟着卡普钦斯基的这场旅行,在阅读和冥想中进行,时而心绪激昂涌动,时而叹息低回,掩卷时,月落星沉,我像穿越了时空来回数次,又好像从没离开过。

于是我等候着卡氏的书,如等候神交已久的异国情人。过了半月,廖志峰来邮件询问,我答没收到;又过半月,依旧渺茫。廖志峰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哥你另外写个地址,我再寄。

可又过一月,仍泥牛入海。后给他的朋友地址,与本人八竿子打不着啊。廖志峰分析说,卡氏倒没啥,估计是随同卡氏寄来的《地震疯人院》出问题了。我恍然大悟,记起3年前,台湾麦田出版社将拙著5套15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寄到我在云南丽江的朋友处,也被查处。可气的是,大理海关还送达一封公函,申明“违禁书刊,依法没收,如有不服,可在几月几号至几月几号行政上诉至云南省海关”。

而在去年春天,作家余杰随身挟带美国出版的拙著《最后的地主》数套,企图蒙混过关,不仅书遭查处,人还被留置讯问两小时。我不禁感叹书籍变炸弹,令当政者草木皆兵,廖志峰接嘴:那我们出版机构就成恐怖组织了。

浑浑噩噩数日,彼岸的廖氏恐怖组织真派人接头来。这是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在成都远郊的温江汽车站,把住一黑衣高个男人的胳膊。我献殷勤,想接过对方挎包,却遭断然拒绝。我们一同回到家中,黑衣人才搓搓手,从挎包内挖出拙著《地震疯人院》5本,康正果著《出中国记》1本,卡普钦斯基著《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1本。

我感激之余,要泡茶待客。黑衣人却松口长气,称正事儿完了,也该走了。我问咋个带进海关的,黑衣人答:你没瞅见每本封皮都包得密密实实?机器上照不出啥,除非重点盘查,才会露馅,过关时我紧张得浑身哆嗦呢。我连连哎呀,恨不得当场跪倒,磕3个感恩响头。我说:我、我、我请你吃饭。黑衣人却说:不必,还要赶回成都呢;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武兄多写好书,就是对老朽莫大的慰藉。

当晚净手拜读来之不易的卡氏的《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是他最后一本书,却是从终点到起点的回溯,恰如回光返照。卡氏首次意外出国,是1956年,共产暴君斯大林死,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社会开始解冻,拖了好几年不能出版的远古巨著《历史》勉强面世了。

《历史》是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唯一作品,主题是战争,它在西方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史记》。不过这个希罗多德同卡氏一样,也是旅行家,隔着浩淼的时间河流,两人的共同特点是,边走边追究形形色色的道听途说,尽可能临场发挥、添油加醋,这倒是符合我国司马迁以降的“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作风。两人都唠叨着“跨越边界”,可边界在天际?还是在人心?探险家、独裁者和文人们对“跨界”的贪婪,是否大同小异?

卡氏指出,希罗多德在2500多年前,就在从事“反革命影射”,所以苏联不解冻,《历史》就永远搁置。相关段落是这样的——希腊城邦科林斯(Corinth)的暴君之子Periander继任,派遣使者到另一城邦米利都(miletus),向另一暮年暴君Thrasybulus请教如何维持专制统治。老暴君一声不吭,却带着使者来到城外的麦田,并步步深入,将麦田里那些高出整体的麦穗一个个掐掉,反复几遍,直到弓腰瞄眼,也扫不着一棵冒尖的。使者困惑不解,只得回去汇报。而少年暴君却心领神会,立马开展“镇反”,历经几年,终于把他老爸还没来得及剪除的异见人才,一个不剩地杀光,赢得数十载连狗都不敢乱叫的“太平盛世”。

头皮阵阵发麻,庆幸自己没生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卡氏解释,擅长揭短的《历史》著者没掉脑袋的原因,是居无定所,也没几个人有耐心读他的书。

包裹在雾气中的太阳,犹如从古烂到今的红桔,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儿。我自书面抬头,眺望了几秒钟窗外,再转向电脑——《远东牧羊人》快写完了,可“侯悟灵”这个名字,老是挥之不去。

从基督教长老吴永生口中,我首次听说侯悟灵,一划而过,闪如流星,没留下啥痕迹;稍后夜读“内部交流”的《大理基督教历史》复印本,再次重温侯悟灵,可惜只寥寥数笔,还闪烁其辞,令人顿生疑云。于是我再三求教于著者吴长老,以及前辈教徒多人,依然不得要领,似乎这是块必须小心绕过的雷区。

我从事底层访谈多年,晓得同时代人之间,种种龃龉难以言表。只得放弃追索,转托经常上教堂的弟兄鲲鹏,在星期日礼拜之余,向吴长老打听侯悟灵家属的下落。书上写得明白,1980年代,宗教政策落实之际,侯悟灵的《平反通知书》由他寄出。

毫无结果——外交手段灵活的鲲鹏久久才回话——吴长老回忆了半天,也记不起侯悟灵女儿当年的地址,更别提电话了。他说已经二三十年不来往,只有天上的主,能看清谁谁的下落。

我说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难道大理和成都的教会不通音讯?鲲鹏无言。唉,太苛求人了吧,我想,倘若吴长老出于种种顾虑,彻底不提侯悟灵,那今后的大理古城,就再没任何基督徒晓得这个名字——他将被活活掐掉?如希罗多德笔下的“冒尖的麦穗”,肉体、履历和思想,一概不留痕迹?

如果侯悟灵活到现在,应该和吴长老的岁数差不多,可1948年,他接替温春融,担任大理中华圣公会牧师时,正年富力强,适合在动荡的政局中,为主辛勤放牧。圣公会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从湖北武昌南迁大理的华中大学播下的种子,创办人为蔡永春和吴盛德教授。1943年,两人用总会提供的资金,买下古城内的土地10余亩,房屋20余座,改建为礼拜堂、孤儿院和惠榆小学,加大福音的传播力度,使教会一度进入鼎盛时期。

侯悟灵临危受命,接管了积累数年的教产,以及数千惶惑的信众。此后,1948至1952年之间,是一段无任何记载的空白。但其他同代人的旁证,却透露了改朝换代的混杂背景。敲锣打鼓,杀人如麻,红旗升天,白旗落地,帝国主义被撵跑,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神的体系转瞬崩塌,叛教者们痛哭流涕,当众忏悔,要与不光彩的过去,与自己敬拜了多年的耶稣,一刀两断。

侯悟灵消极观望。神是公正的,开头他想,国民党、共产党,既不靠拢也不疏远,教会总有生存空间。稍后受到逼迫,教徒一个个跑掉,他又想,这是神的旨意么?恩宠有限,我只能放牧这么多羊。最后只剩他们夫妻,他还想,放牧不了别人,就放牧自己吧,心是牧羊人,身体是羊。

可这种步步退让却注定了他的悲剧。侯悟灵到底要干啥?向人民挑战么?县统战部开会时,有人这样质问。侯悟灵却迟迟不答。其实他已经用行动说话了——我只求信主,我只求为主看守门户。据记载,至1952年深秋,曾拥有数万信徒的大理教会,敢于公开信主的只剩4人——侯悟灵夫妇、李全本、杨凤珍。

政治运动的活靶子竖起来。“沉默的羔羊”侯悟灵,在12年间,竟遭受了几百次批斗。1953年,政府强行接管圣公会名下的惠榆小学,改名为大理第二完小。侯悟灵的抵制,换来的是变本加厉,政府命令,已失去经济来源的教会代缴照明电费,代修授课设施。愤怒之余,侯悟灵剪断电线,并当众宣称,侍奉主的人,内心正大光明,所以不需要外在的照明。

断电当晚,侯悟灵点燃蜡烛,独自在礼拜堂祷告。破晓时分,民兵们破门而入,将他抓走,扣上“反革命破坏”的帽子;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政府盘查教会账目,罪名又变成“反革命贪污”;再接着,又被指控“奸污未成年孤儿”。频频更替的罪名终于导致他正式逮捕,坐牢一年,却因证据不足释放。

不识时务的侯悟灵,依旧跑回教会,做主的看门人。教会的另一个看门人叫李惠君,1953年,她带着10多岁的女儿,自老家云龙来此投靠,得到侯悟灵的接纳。可没过多久,她的女儿因肺结核死掉,而她也自身难保,被本地居委会查出“地主”背景,随即解送回乡。由于受不了毒打,又两次逃回教会,闭门不出。捉拿她的民兵搜遍各个角落,最后却在藏书室隔壁,搜出悬吊在房梁的尸体。她吐出来的舌头早已风干,脖子挂了3个十字架,身体干瘪,经解剖,体内没一粒粮食。

这是1964年。李惠君自杀。侯悟灵也相继弃世。他已经什么都不是。因为抗拒“三自爱国”,不加入集体投诚,教会同仁就通过大会表决,撤销其牧师职务,中止圣餐。紧接着,宗教系统反右,他又被划为右派,1958年,大理县政府征用圣公会的全部教产,用来办化工厂,统战部要员威协侯悟灵,不搬家,就判刑坐牢。于是“内外交困”的前牧师,只得放弃他守了10年的圣公会,被安排到职工宿舍,天天接受监督改造。

3年大饥荒接踵而至。人们饿得东倒西歪,可批斗会照旧进行。大伙没气力打人,就掐,就咬,他浑身青紫,却忍住不吭声。有人说恨不得分吃帝国主义走狗的肉,大家就围上来,绿着眼笑,老运动员侯悟灵,此时也起一身鸡皮疙瘩,直呼“我这条走狗太瘦了,没得吃头”。到底挺过来,市面上渐渐有东西吃,人们在毛泽东退隐、刘少奇主政的间隙,允许做点小买卖。侯悟灵也替中国人民念叨了几千遍“感谢主”。却不料风云突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卷土重来。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在1964年,李惠君自杀不久,侯悟灵也在大理县公安局组织的一次右派学习现场,脑溢血发作。

历经数不清的审讯和批斗,人生却嘎然而止,除“掏出十字架,当众滑到地下”几个字,再没留下任何记录。据说参加那次集中隔离学习的,有几十名右派,难道都集体失忆了?会议是咋开的?领导是谁?日程密度?按狱中昼夜24小时的统一管理,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监视,那么侯悟灵发病前有无异常?

按说他早已身心麻痹,不可能因为多遭几盆污水,就热血沸腾。但是掏出十字架的举动,证明他的确热血沸腾了。谁的发言刺激了他?谁的批判勾起他的思绪,间接杀了他?几小时后,他的遗体被火化;几天后,其妻从成都赶来,领走骨灰盒。她没法问,也不敢问丈夫的猝死。也许事后她要暗自庆幸,主在文革开始前,将他招回天家,是不忍他陷入更深的劫难。

1980年,大理县统战部的一纸《平反通知书》送达刚刚恢复的教会,并由教会长老吴永生转寄成都的侯悟灵女儿侯美恩收。吴长老说,他晓得侯悟灵妻女都在,但近30年,却没接到任何回复。我问:除了一纸文书,就没其它补偿?吴长老答:没一分钱补偿。侯悟灵困守多年的圣公会教产,也被政府全部变卖。化工厂停办,2007年改建为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楼。

眼球酸胀。我再度脱离电脑,眺望窗外。我想,侯悟灵妻女与我同处一城,或许同处一区,却咫尺天涯,无缘相见。此刻她们在干啥?看书、呆坐、睡觉?敬拜上帝么?可上帝并没有让侯悟灵、让成千上万敬拜祂的个体幸免于难。恰恰相反,祂需要人间的苦难来证实“拯救的必要”。需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萨达姆以及河蟹社会的某某,需要若干能量超强的撒旦,来证实“拯救的必要”。假如都像美国那样,总统是基督徒,就职之日,还按住《圣经》起誓,信仰就太普通,如阳光、爱情、星星、花朵、家庭、流水,大家随意享受就够了,谈何“拯救的必要”?

要不红色波兰的卡普钦斯基,为啥渴望“越界”,朝更野蛮的非洲专制国家跑?部落之间的仇杀,动不动就要人命,卡氏如猎物,在其中厮混、奔逃、记录。而在他之前一两百年,法国传教士就沿尼罗河播种福音,替黑人们取名“约翰”“彼得”“保罗”了;在他之前2500多年,希罗多德就从地中海走到非洲和亚洲的地缘,采记“夺土又开疆,杀人如割草”的丰功伟业,影射独裁,影射茫茫乱世中人和神错位,以及相互依赖。

倘若侯悟灵、卡普钦斯基、希罗多德的在天之灵在此刻相遇,他们会通过我的写作,相识于云端么?这残缺的文字将如何弥补?愿两位天才史家托梦指教予我。

马少方:《零八宪章》开启的华夏真宪政

2008年12月8日,在刘晓波博士被拘押的同时,《零八宪章》文本及首批签署人名单在互联网上公布。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博士于“六四”20周年纪念日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博士的案子被以上述罪名开庭审理,两天后的25日,刘晓波博士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上述罪名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至2020年6月21日。

《零八宪章》全文四千多字,具体列出的条款十九条,我在细读后,将之凝缩成“一个一、两个二、三个三”的简编版如下:一改,财税改革;二体二公,联邦共和国体,分权制衡政体;三法三保三社,立法民主,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权利保障,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城乡平等,公民教育及转型正义。我的缩编当然是为了使《零八宪章》便于阅读者记忆和传播,毕竟《零八宪章》没有在大陆境内获得正式的大规模的传播,编个简版,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在信息严密控制的环境里,迅速言说,迅速记忆。而要真正理解,则还需要阅读正本,还需要结合中国近百年宪政史,结合我们每个人切身的生存经历来深刻体会。

百年前,晚清政府预备行宪,这成为中国人宪政梦想的正式开端。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皇朝覆灭,国人以为自秦始皇始横行于这片土地上的两千多年中央帝制制度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要开始了。然而,中华民国的成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史实和人们的切身感受都表明,中央帝制规范的社会制度并没有结束,尽管这其间经历了袁氏当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共产中国,但百年前被人们认为已有结论的宪政道路,却仍然如无影的梦想,望不到,更触不到。

《零八宪章》中提出联邦共和国体的构想,不仅是对百年前粗浅的共和国体认知的否定性回答,更是百年来中国政治及社会实践的现实要求。且不说现今的版图内,这片疆土是个多民族构成的实体,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也提出五族共和构想,中共执政也说是多民族国家。于是,多民族是这个实体的特性之一,此外,还有必须面对的海峡两岸分治的事实。

从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来看,联邦共和国体若不被定为立宪的前提,共和国体就不过是一种言说而已。什么是共和?共和与中央帝制能够共存吗?本文无法从理论层面详细解说这个大问题,但有一点却是常识性的,即共和国体若不被具体规范并捍卫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与互相制衡制度(即联邦共和制),就会大鱼吃小鱼,而最终放纵中央政府权力的天然扩张性,也就必定会使中央政府将一切权力独揽于一身,使共和国体名存实亡。

这片版图上生存的人,近三千年来,受中央帝制之害,罄竹难书。而西方政治文明中的联邦共和制,各地方政府作为宪政体制中的政治实体,不仅成为制约中央政府权力的有效力量,也同时成为基本人权保障的有效机制,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宪政安排,使得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成为基本人权保障的强大力量,而不似中央帝制或中央集权制度这般,可以肆意侵犯和践踏人权。特别要说的是:即使在开明专制下,人权的保障也不过是开明专制的恩赐,而不是制度性的根本保障。

分权制衡政体理论,同样不是中央集权政体下的恩赐,而是联邦共和国体下的公权力内部的制度性安排。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都各自独立,互相在宪政框架下于合作中制衡或制衡中合作。不少人认为,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会使政府低效率。事实上,在分权制衡政体内部,行政权的效率追求、立法权的民主追求和司法权的公正追求都是得到制度性保障的,三种公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不过是制度性地防范公权力的天然扩张本性,从而使得各个具体的公权力只在宪政框架内依法行使。可以说立法民主、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正是对分权制衡政体的高度概括。

公器公用和公职竞选,亦是常识。但若没有宪政制度对公器公用的捍卫,那么,公枪私用、公权私用、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之类的现象,就根本无法有效遏止。中国近三千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此类现象的防范,奠基于个人的忠君思想和道德修养上,前些年还提出什么“以德治国”的荒唐口号,这种既不能从理论上推演也不能从人类历史实践中证明的“治国策略”,无论用“道德”包装,还是用“先进性”言说,恐怕连提出者本身都无法相信,这只要从“党指挥枪”的最高原则下的制度安排中,就可以一目了然。中共中国的军事制度安排,根本不相信人的道德,而恰恰是用一套严格的制度来防范党枪私用的,但绝不防范党枪被党的最高领袖私用。

公职竞选,是民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这里需要弄清一点,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是不一样的,政治民主并不必然地是宪政制度。宪政制度不仅是对人类历史经验中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的综合,且同时是对独裁政体、寡头政体和多数暴政的防范。而政治之外的社会,则常常是政治体制轨范下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态,可以民主社会言之,亦可以自由社会言之,其间仍有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本文不述。宪政制度下的公职竞选,既是人类自由民主思想在政权内部人事制度上一种科学安排,亦是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实行。没有公职竞选,就根本没有民主,也当然谈不上宪政。中央帝制传统下的举贤良和科举,都是“才入王家”而终成“阉人”的制度实践,是与中央集权制度配套的一种人事制度。这样的制度下,公职就根本不是公职,而只是皇家职务或党的官员,也根本不可能是人民公仆,甚至严格说来连公务员都算不上,也当然不会有什么“为人民服务”了。这种制度下的官职当选和晋升,必然是唯上是从,唯上是听,是“平庸之恶”的集中发酵和长期恶行。

《零八宪章》重提国体政体问题,是一种历史性反思的成就,是基于百年宪政梦想中的个人生存的苦难事实,而向全体民众喊出的责任。历史之诡异又恰恰在于,正是刘晓波博士的宪政呼吁,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基本人权的保障,却反而是极权体制再一次通过“以言治罪”的方式,公然向全世界民众展示了极权体制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丑行。 然而,笔者坚信,以刘晓波博士为代表的《零八宪章》精神所开启的华夏民族的新的宪政思想,不仅与当今世界政治文明的最高成就接轨,也开启了新一轮的中国宪政实践的滚滚洪潮。每一个生活于互联网世界中的公民个体,都会通过中国当局对刘晓波博士的“以言治罪”的审判,认清非宪政制度下的政府权力对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和践踏,从而以切身之痛,激发出对公民权利的坚决追求。

尽管中国的新宪政之路还十分漫长,也极为艰辛,甚至如刘晓波博士这样的历史性悲剧还会不断上演,但刘晓波博士的勇气和责任担当所激发出的良知、唤醒的正义,将凝聚并不断强大华夏民族的宪政力量,且从公民教育开始践行公民社会的决然成长,并坚决地推动华夏民族的新宪政之路。

希望于绝望中开启通往宪政的路!

(本刊注:本文作者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

高  瑜:中共终于又找到对手——刘晓波为何因《零八宪章》而重判

二00九年是邓小平和向他进言者讲的:“杀他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的最后一年,因为还有西藏暴动、达赖喇嘛流亡五十周年,“三.一四”西藏事件一周年,“七.五”新疆乌鲁木齐民族骚乱发生,镇压法轮功十周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就成为中共一个最为敏感的政治年头。这个年头的最后,却是用审理和判决《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和三百零三人联署的组织者之一刘晓波来结束的。一个个血腥的纪念日加上黑色的年尾可以让全世界看清借助全球化获得极大利益而崛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个自今年始,习惯让老牌发达国家对他仰视和讨好的大国,应该能够让国际社会警惕了,会不会将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两个巨大灾难性的遗产同时带到二十一世纪?

一定会进入历史的圣诞审判

圣诞节的清晨,北京进入近十年最低气温,位于长安街西头的石景山区石景山路十六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附近一公里的马路上都布满警车,数百名警察正在忙于重大公务,就是封锁现场,九点半要对著名作家刘晓波进行宣判。这座法院是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二十年来不断对中国著名的政治犯进行判决的地方,两天前的9点钟,由八辆警车开道,刘晓波被带到这里进行了庭审。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因为七月在刘晓波案的预审问讯的记录上签了字,就成为“证人”,被警察监控在家里,不准前来旁听,允许出庭旁听的只有刘晓波的弟弟和刘霞的弟弟两位亲属。

当天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的十五个驻华使馆代表赶到这里联合要求旁听,一律遭到拒绝。五十多家外国媒体被警察圈在警戒线内一个由铁栏围成的采访区内,相当于也关进了禁区。被拒的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员梅儒瑞(Gregory May)在法院外宣读声明,声明中说:“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并且尊重中国人民和平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以及国际认同的基本的自由,包括他们被政府控告时。我们促请所有法律程序,需要本着公平透明的原则,以及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

北京和全国众多《零八宪章》的签署者都被警察监控在家,阻止他们到法庭前声援刘晓波。记者们为了采访刘晓波的亲属和辩护律师,伫立在寒风中等待庭审结束。十二点半,法庭走出来一名法官面对记者,他眉开眼笑地说:“庭审已结束。刘晓波的亲属和律师已经从后门走了。”记者追问:“何时宣判?”法官不改笑容说:“择期宣判。”其实庭审结束之后,辩护律师就得到正式通知,星期五,也就是西方的圣诞节当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经律师的再次交涉,获得许可,星期五刘晓波妻子刘霞可以作为两名亲属之一,进入法庭旁听宣判。

二十三日结束的庭审,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践踏程序公正的审判。因为主审法官贾连春在开庭时做出一个令人惊诧的发言时间限制的决定,要求公诉人发言多长时间,辩护人和被告人就发言多长时间。结果公诉人在庭上念了14分钟起诉书,刘晓波和辩护律师(两人加起来)也只能各自发言14分钟,致使刘晓波和他的辩护律师未能充分做无罪辩护,刘晓波自己两次法庭辩护的机会都只允许进行简短的说明。他自己写好的法庭陈述,审判长没有让他读完。律师当庭进行抗议,提出这种时间限制,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先例。审判长贾连春说:“其它的我不管,在我的法庭,所以就是我说了算。”。

被拒旁听庭审的十多位外交官,在庭审结束后又集体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下午两点才见到刘晓波的律师。律师介绍刘晓波自辩中有这样一句话:“20年来,支持我、给我力量的是刘霞的爱。”捷克驻华使馆的女公使听到后感动得哭了。刘晓波法庭陈述得以表述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因言获罪的人。”

中共在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二十年之后,重新将一名八九民主运动时期的领袖人物,现在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最勇敢的批评政府的知识界的领袖刘晓波送上法庭,而且有意选择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正式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有意选择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对刘晓波进行闪电式的审理和宣判,是对世界人权和自由民主理念的嘲弄和凌辱,自然要引发世界性的抗议浪潮。中国数百名《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包括六四第一政治犯鲍彤,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都在第一时间向中共政权发出《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声明。捷克外交部也在第一时间照会中国政府:“我们特别关注《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先生的案子,”“使人联想起1977年后捷克《七七宪章》签署者面临镇压的情况。”美国国务院、欧盟、国际人权组织和世界各大传媒不断地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选择平安夜当天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以极权政府独有的颟顸又傲慢的态度,对国际社会进行回击,她说:“刘晓波是中国公民,中国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处理此案。一些国家或他们使馆人员在这件事情上发表所谓声明,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这些国家尊重中国司法主权,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

中共政权在二00九年的圣诞节,上演了一出用专制司法镇压人权的丑剧,其丑陋程度和二十年前的残暴程度一样,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力,令国内外惊愕不已。

中共政权陷入内外怒潮的包围之中

圣诞节上午九点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准时开庭,审判长贾连春宣读了长达十一页的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9年6月23日起至2020年6月21日止。)二,随案移送的刘晓波犯罪所用物品予以没收(清单附后)。

宣判结束之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又走出来对寒风中等候的媒体做猫戏鼠的游戏,他宣布审判结束,“判决结果请各位看人民日报。”这时是再一次被拒绝旁听宣判的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员梅儒瑞告诉众媒体刘晓波被判了“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的重刑。他宣读了美国驻华使馆的再一次声明:“我们继续呼吁中国政府立刻释放他刘晓波,并尊重所有中国公民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尊重公认的基本自由,包括向政府请愿的权利。”他赞扬刘晓波一向“和平地努力建设中国的民主进程。”他对媒体说:“美国大使馆的人一再在华盛顿和北京向高层提出刘晓波案件的问题。美国对这次宣判深感关注。”

与刘晓波长达九个月没有见面的刘霞被警车送回家,接受了随后赶来的大批媒体的集体采访,她告诉大家“给了十分钟让说说话。”,“反正就是他看,我笑。我看,他笑吧。然后他说他上诉,我说那好。他让我在外面,尽可能高高兴兴地生活,我让他在里面,尽可能安心生活。”这个柔弱的诗人兼画家、摄影家不善言辞,简短的话催人泪下。

中共当局,选择圣诞节对刘晓波进行庭审和宣判的企图眼看着就落空了,不仅在北京的使馆和传媒把一年一度最欢乐的假期变成了最紧张的工作日,世界各大传媒都像潮水一样谴责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判决。美国政府、德国政府、欧盟轮值主席、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加拿大政府都在圣诞节再三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其声势之大,让人回忆起六四。

中国网民发起了“与晓波同行”的黄丝带行动,很快形成几个千余人呼唤刘晓波回家的黄丝带方阵。二十三、二十五日两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外飘满黄丝带,众警察解也解不过来,众多访民也是佩戴者,十多个网络推手组成“维特(twitter)观光团”,当众分发黄丝带,并且充当公民记者,用手机突破网络封锁,即时在网上图文并茂直播庭外抗议的情形,比各大通讯社的消息发得更快。二十五日当天,香港民众游行到中联办示威,在中联办门外的铁闸上绑黄丝带,中联办动用保安剪黄丝带,一个女孩用双手护着黄丝带,保安竟然用剪刀戳破女孩的手,引发示威民众愤怒,冲进中联办大门,发生推撞事件。

被官方严密监控的百度吧,飞速形成一个“11吧”,最多留言是“随波逐流(刘)”。还有“十一年过去,某些人某些集团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今天心情不好。好像自己被11年了”“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打倒宫铲档,已经不是一个过分的口号了,是生存之必须。”“晓波,我们等着你!十一年后,我投你一票!”几个小时之后才被封。推特留下数不清的警句,“11年是两根钉子,将刘晓波钉在《零八宪章》的十字架上,11年也是一条道路,让我们沿着《零八宪章》的道路走向宪政。”只是其中之一。西南政法大学校园里的布告橱窗上香港学生20岁的樊俊朗打出“支持《08宪章》,声援刘晓波先生”的横幅,引得很多路人围观,拍照,樊俊朗很快被警车带走,但是照片已经传到网上。

新华社援引北京市一中院的声明,对刘晓波案发了简短报道:“此案审理过程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充分保障了刘晓波的诉讼权利。”“整个审讯过程对公众开放。”与民间的记录相比,变成又一份中国新闻耻辱的记录。就这样的报道,被国际在线发为专稿,即刻就被网警删掉,连谎言都怕曝光,专制政权的软实力在冬日的阳光下,也真成了见光速溶的银样镴枪头,所显示的只有赤裸裸的暴力。

刑事判决书只能证明刘晓波无罪

圣诞子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做的“(2009)一中刑初字第3901号”刑事判决书被推上网。这个长达十一页的判决书,检察院对刘晓波的指控事实和法院的认定不过五百字。其中对刘晓波“多次煽动他人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实第一部分是“2005年10月至2007年8月间,在互联网“观察”、“BBC中文网”等网站发表的文章”,共六篇,这六篇网文共计21319个字符,而“文章中诽谤”只认定223个字符:““自从中共掌权以来,中共历代独裁者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中共独裁政权提倡的官方爱国主义,是‘以党代国’体制的谬论,爱国的实质是要求人民爱独裁政权、爱独裁党、爱独裁者,是盗用爱国主义之名而行祸国殃民之实”:“中共的这一切手段,都是独裁者维持最后统治的权宜之计,根本无法长久地支撑这座已经出现无数裂痕的独裁大厦”。并煽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这六篇文章都写在刘晓波被抓捕的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的前一至三年。请问一,那么长的时间段你们为什么不实施抓捕?是公检法失职,还是没有接到指令?请问二:这223个字,对于中国那三年的内政外交就像照下的相片一样准确,没有失真的语言叙述,够得上诽谤吗?

如果检察长回答不了以上两个问题,那么法庭认定的关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关系(其中不排除不是事实的捏造):才是刘晓波被判决的真正原因,六篇网文不过是陪绑:“2008年9月至12月间,刘晓波又伙同他人撰写了题为《零八宪章》的文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煽动性主张。刘晓波伙同他人在征集三百余人对文章的签名后,将《零八宪章》及签名用电子邮件发给境外网站,在“民主中国”、“独立中文笔会”等境外网站上公开发布。刘晓波在互联网站发布的上述文章,被多家网站链接、转载并被多人浏览。”一部《零八宪章》一共4024个字符,除以11,等于365,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主要起草者和联署的组织者,一个字竟然换来一天的刑期!正式转捕前,非人道的见不得阳光的长达半年的秘密关押还不算数。这是“煽动罪”至今判决最重的刑罚。胡温当局为什么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如此痛恨呢?

痛恨来自惧怕,二00八年十二月八日刘晓波被当局从家里抓走之后,捷克《七七宪章》的主要起草者和发言人,前总统,当今的思想领袖哈维尔获得了《零八宪章》捷文译文,他最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肯定《零八宪章》。他写到:“三十多年后,2008年12月,一群中国公民将我们的微薄努力作为他们榜样,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人权、良政、尊重公民监督其政府的义务,以确保其国家按现代开放社会的规则行事。他们所发布的文件予人印象深刻。零八宪章的作者们呼吁:保障基本权利,增加司法独立,立法民主。但他们并不到此为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意味着不止是保障基本权利。为此,《零八宪章》签署者们还明智地呼吁:更好保护环境,缩小城乡差距,更佳社会保障,并认真致力于调解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人权侵犯。”哈维尔能够看到两个宪章之间的联系,中国当局难道不清楚吗?

从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八九民运到《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是与中共毛泽东身后修正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中共政权排除胡耀邦、赵紫阳两个“异己”之后,一直在扩大党的权力,加强专制体制从而攫取改革的巨大利益。而文革之后的“四五”和八九两代知识分子代表的是中国的民主政治,要求全面改革,促进发展,并且保证各阶层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和机会。以毛邓代表的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专制统治者,此前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他们的权力,而遵循邓小平确立的“中国模式”,建成权贵资本主义的接班人,更加贪婪,更不允许平民阶层分享他们在改革中用权力攫取的巨大经济利益。

《零八宪章》目前正得到自由民主世界的政治家、思想家、人权组织和传媒的热烈赞扬,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零八宪章》的根源真可以说是没有国籍的。”“所有表达人类最高精神追求的经典,都写着“自由”二字,这反应了人的天性,中国人当然不例外”“《零八宪章》属于全人类,同样,人类最高精神追求的所有经典也是属于中国的。”

专制政权对物质和精神的汲取恰好相反,物质文明来者不拒,精神文明视同水火。

奥巴马之后果真没有再惧怕的吗?

中共二00八年借助奥运会和世界金融危机挤进G20,所以敢于对《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下手。今年依靠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GDP保八成功,俨然对世界事务颐指气使,奥巴马首次访华没有公开谈论人权问题,好像中共把美国一向握在手里的人权牌靠巨额外汇储备赢到了自己手里,可以反向出牌,你不闭嘴,我就金融制裁。有人比喻奥巴马访华就像一个债台高筑的花花公子来拜见他的大债主。随后到来了法国外长和加拿大人权首相,难道中共的外交真能够所向披靡?对全世界随便胡噜吗?

真正以大国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是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总理温家宝与他二月在剑桥被掷鞋判若两人。开了两个星期的规模最大的世界气候会议,中美两个排碳量最大的国家成为会议焦点,奥巴马和温家宝都最后时候莅临会议,十八日中午峰会上奥巴马和温家宝正面交手,美国坚持要求中国的减碳承诺应当允许外界核查,但中国以国家主权为由,不接受外界核查并拒绝受到任何国际约束。因为奥巴马的指责,温家宝愤而退出会场。第二次中美双边会谈是中方通知美方,地点是在贝拉会议中心某会议室。奥巴马的先遣人员前往该会议室做准备,却发现不得其门而入,原因是温家宝正和印度、巴西及南非领导人辟室密谈。奥巴马索性大步闯入该会议室。奥巴马和温家宝等人谈完之后,宣称与中国、印度、巴西及南非达成协议。中国也发布声明说,这次会谈得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正面”结果。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会议结束之后,二十一日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方“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阻挠会议通过有关在2050年前全球减排50%,最发达国家减排80%的方案。他表示,绝大多数与会国家都认为有必要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以保护地球,哥本哈根峰会未能达成这一目标,中国、苏丹以及玻利维亚等左翼拉美国家要对此负责。四天之后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题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中为温家宝作辩解。文章称:“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温家宝总理迎难而上,积极行动,以最大的政治意愿和耐心,在与会各方中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终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难道自奥巴马访华之后,财大气粗的中共政权果真再没有惧怕的了吗?不!正像刘晓波说的“希望在民间。”中共政权重判刘晓波,镇压《零八宪章》就是对中国民间力量的惧怕。

重判刘晓波只能制造出中国的公民领袖

邓小平力主的六四大屠杀镇压了因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八九民主运动,也完全挤压了整个八十年代中国自由民主的知识界在不断打压下逐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占据的公共空间,致使积累十年的自由民主力量及影响遭到清洗。经历文革成长起来的“知识界领军人物都不认为应该推翻当时的政权,而是寻求执政核心中的改革派和邓小平接受政治改革的建议。”(王军涛语)但是六四之后,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模式”的发展路径完全邓小平化,江泽民一方面为转变立场的知识分子提供发展和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坚决打压政治异议人士,进行生存的封杀。刘晓波就属于后者,而且拒绝出国。在国家大形势的推动之下,一批全力支持和参与过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转而为镇压讲话,向杀人的政府靠拢(北京大学的孙东东当年就是六四积极分子。)刘晓波却和死亡的亡灵生活在一起,在痛苦反省,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的过程中,他和被中国政权、盘剥、奴役和不断被镇压的民间社会站在了一起,二十年中所有发生的公共事件,都有刘晓波的声音,他为民请命,舍身忘我。他总是在被监控、被关押、甚至被劳教中度过。

二00八年,他领导并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这是中国民间社会里程碑性质的事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挺身而出勇于承担领导责任,与民间社会形成共同体,与专制政权决裂的体现。《零八宪章》是八九民运的凤凰涅盘,是六四烈士鲜血的升华。中共抓捕刘晓波之初,哈维尔进行了善意的规劝:“中国政府应该好好接受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那就是: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对话。惟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表明北京接受了这一教训。”事实证明,胡温政权,一意孤行,正在重复着捷克共产独裁政权的教训。六四之后,引发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一切中国问题都在恶化,中国公民冯正虎被绑架到日本成田机场已经55天,30万得不到赔偿的结石儿童家长的代表被捕,调查汶川地震豆腐渣校舍砸死学生名单的作家谭作人正面临审判,这样的一个中共政权难道不需要一个真正的对手吗?民间社会正在呼吁公民领袖,今天你们要把刘晓波送进监狱十一年,就是要制造真正的对手,为民间社会培养大智大勇有道德担当的公民领袖。你们重判的影响力已经在冲击着中国的公民社会了,二十一个在《零八宪章》上签字的香港青年学子发表声明:“对中国共产党判处异见之手段,感到非常诧异,我们要发动声援刘晓波及支持零八宪章运动,因而决定集体投案。”已经闯过罗湖海关,进了深圳了,你们抓吧!今天是一万人,明天将会是万万人!

莫之许:刘晓波与《零八宪章》

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先生11年有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在随后披露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到,尽管法院将《零八宪章》与其他几篇文章一同作为判决依据,以证成“犯罪时间长,主观恶性大”,但从警方的取证时间、方向等等来看,《零八宪章》才是当局最为关心所在:几乎所有证据的提取都是在《 零八宪章》发布后,几乎所有的证人证言也都围绕《零八宪章》而进行。这表明,无论是《零八宪章》正式发布前的拘押,还是发布后长达一年的调查,以及此次的11年重判,无不因《零八宪章》而起。

一、《零八宪章》为何不能为中共所容忍
签名文本的肇始应追溯到1989年呼吁释放魏京生先生,“六四”过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签名文本再度出现。近10来年,以互联网为依托,各种签名日益活跃,其敏感程度各不相同,由最为敏感的呼吁平反“六四”,到较为温和的社会性公益性呼吁。在一段时间内,类似呼吁的签名尽管也会遭遇“喝茶”或软禁之类的骚扰或压制,但很少有人因此而获刑。一般认为,签名信这个形式已经相对“脱敏”,即使是组织签名,也相对安全。

就内容而论,《零八宪章》也并不算出格,除了少许表达较有冲击力外,几乎所有条文都可以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中找到类似表达。《零八宪章》之温和,甚至遭到了海内外的不少批评,讥之为“公车上书”者有之,甚至怀疑其与中共勾结者也有之,以此也可以反证,仅仅内容本身,《零八宪章》未必具有多大的冲击力。那么,为什么执政者对此大动肝火呢?

在笔者的理解,《零八宪章》之所以不为执政者所容忍,是因为其将各种元素加以组合,这一组合的效果,或者说预期效果,是执政者所不能接受的。具体而言,《零八宪章》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既有成果相结合,并通过其中活跃人士的一致行为,展现为民间社会走向联合的趋势。正是这一前景,极大地触怒了执政者。

首先,近些年来,通过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顽强努力,也因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越来越多地见之于报章,日益弥漫于互联网,越来越多地为民众所认识和接受,形成了一股强劲而难以忽略的社会思潮。其次,通过各种具体的维权事件、广泛的公益活动和包括签名在内的异议表达,部分知识分子、维权律师、NGO活动者等浮出水面,获得了一 定的公众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后,在当代中国的后极权体制下,社会思潮的影响相对间接,而各种活动和人士的作用又相对分散,当它们自为地发展时,执政者并不会感到迫切的威胁,加之官僚体制的天然惰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放松,这可以用于解释此前的签名活动和各种表达不被追究,但是当这些因素结合到了一起,且在一份共同文本中展现出来的时候,执政者看到的就是民间社会走向联合的趋势,当体制内自由知识分子、体制外异议人士、民运活动家、律师、维权人士和NGO活动家在一份体现了当代自由思潮的文本上共同签下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执政者对这样的苗头再也不能容忍,而必欲遏止之。

二、对《零八宪章》的打压和对刘晓波的惩罚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警察拘捕了两位主要组织者刘晓波和张祖桦,可以看作是第一波的打压行动。随即,海内外宪章签署者以发表“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的声明等声援行动对此加以抗议,一时间人们怀疑,由于执政者对《零八宪章》的严厉态度,还将有更严厉的打击措施出台,或许有很多的人将步刘晓波的后尘,然而直到今天,依旧只有刘晓波一个人失去自由,其他的人大多以“喝茶”、谈话的形式加以警告,也有少数体制内知识分子(张博树、范亚峰等)被清除出原单位,而最新的消息表明,即使有宪章签署人试图投案自首( 刘荻、杨立才等),也不被接纳,这表明尽管从刘晓波被重判可以看出执政者的恼怒,但执政者也并不欲扩大打击范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目前的选择乃是执政者精心考量后的选择,是执政者受到多重制约的产物,值得认真分析。之所以说是选择,在我看来不外三种可能:一是将组织《零八宪章》签署定性为集团行为,打击面将不止刘晓波先生一人;一是目前这样,将组织《零八宪章》作为罪名,但仅及刘晓波一身;一是干脆不提《零八宪章》,仅仅从刘晓波文章中罗织罪名加以判决。

从遏止民间联合趋势的目的而言,自然打压范围越广、打击力度越大越好,但是这一企图受到了诸多的制约。首先是国际压力的存在:众所周知,执政者将自身的合法性和稳定的基础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而当下的中国经济已然与整个外部世界紧密结合到了一起,广阔的海外市场、庞大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以及发展不可或缺的外资和技术,都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环境,执政者不能不顾及国际压力,从而必须在打击范围和力度上有所收缩。

其次是法制因素的存在: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日益发展,社会复杂性也日益提高,执政者不能不放弃传统的直接控制手段,而引入法制作为治理工具,尽管这一工具依旧为权力所主宰摆布,但基本的形式和相应的程序仍然限制了执政者的打压选择,对宪章签署者或者是积极参与者的打压势必调用相当的资源,而绝非是没有成本的。

最后是维稳次序的约束:权力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制造着利益的零和博弈,也因此累积起了日益庞大的利益被剥夺者,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等利益群体持续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各路访民更是前赴后继,执政者因此面临更加复杂的维稳态势,而不可能将大部分资源投放到单一的目标之上。因此,回避将组织《零八宪章》定性为集团行为,应该看成是执政者为了保全发展战略的稳定外部环境、为了适应新的法制条件,以及为了顾及复杂的维 稳态势而作出的选择。

然而,如果不将《零八宪章》作为罪名,又起不到遏止的作用,如果仅仅从过往的文章中罗织罪名,则意味着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非罪化,这一事实必然会刺激民间围绕《零 八宪章》展开更广泛的联署、更深入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民间走向联合的速度,这又是执政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剩下的选择就只能是以《零八宪章》入罪,而为了达到遏止的效果,在刑期的选择上就不能不从重,较长的刑期旨在对其他人进行吓阻,从而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重判刘晓波其实透露出来两个信息:一是对于任何可能带来民间联合的努力,执政者仍将持否定的立场和高度的警惕,并不惜采取严厉的手段,这一点没有改变;二是在当前情况下,执政者更关心的是经济发展的持续,以及为此而必须加以维持的稳定外部环境,此外执政者也不得不适应新的法制条件,顾及复杂的维稳态势,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对于处在萌芽期的民间联合,执政者尚没有下定彻底铲除的决心,从而在其顽固拒绝民间社会发育的企图和试图维持社会和经济基本态势等考虑之间,就形成了某种矛盾。

三、《零八宪章》和民间社会的未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政者对《零八宪章》组织者的打压,可能是《零八宪章》获得目前反响和达到如此规模最大的宣传推动者。在《零八宪章》之前,几乎所有的签名活动都指向特定的议题,签署者也相对单一和封闭。《零八宪章》以对社会思潮的较全面总结突破了此前的单一,但相对而言,首批签署者仍属于较为活跃的人士,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因此,谁也没有料到其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响应,迄今已经获得超过万人的联署,这当中拘捕主要起草人和组织者其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如上面所分析的,执政者的打压范围和力度不如预期的大;另一方面,拘捕刘晓波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道义担当,因此,执政者的行为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了《零八宪章》的行列中来。这表明,陷于某种矛盾态势中的执政者并不是万能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重判11年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这一判决,执政者向国内外释放出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执政者并不准备容忍民间社会走向联合,类似的举动也势必还会遭致其打击;以此为标杆,各地执法机关也势必加强对各类类似企图的打击,因此在短期内,随着刘晓波先生的被重判,民间社会的发育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一定的低潮。

不过,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零八宪章》仅仅是一份文本,尚且处于言论表达范畴,然而其组织者却遭遇了如此重判,这一事实将执政者拒绝民间社会发育的决心大白于天下,将执政者反对普世价值的意图暴露无遗,从而那些原本还指望执政者自我转变的人士就不得不修正其思路,而把目光转向民间的成长,并逐渐加入到民间社会的发育中来。因此尽管重判或许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遏止作用,但长远来看,它却扩大了民间社会发育的基础。这一基础再加之执政者本身固有的矛盾使笔者相信,从中长期来看,民间社会发育的前景依旧光明;而以《零八宪章》为纽带,民间社会的整合程度也将越来越高。

姜维平:辽宁足坛扫黑,薄熙来是黑老大

去年,一场来势凶猛的足坛扫黑风暴,在辽宁省沈阳市开始颳起,目前正在向广东等全国其它城市进军,直到11月6日,中国足协才被动表态,据人民网报道,中国足协6日就公安部打击中国足球比赛中的赌球和假球行动表示出积极的态度,其称将坚决支持抓赌打假行动,并将给予全力的支持与配合。但在我看来,足协的表态晚了一大拍,而且此前还派足协副主席薜某先到重庆去通风报信,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更加印证了我的判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足坛货真价实,由来已久的黑老大,或许上面的政局已发生变化,他贪腐和护黑的尾巴终被抓住。如果是这样,不仅抓住一群贪官,而且中国足坛从此或许可以真正地走出体制的困境。

足球振兴的“瓶颈”是官商勾结

80年代中期,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过三年的体育报道工作,故对大连足坛的内幕了如指掌,我几乎采访过所有的大连籍著名运动员和教练员,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中国足球之所以落后,不是没有人才,不是球场战略战术有问题,也不是资金投入太少,而是政治体制所限,是制度把各级体委变成了官衙门,负责体育与足球的官员太贪婪,他们和所谓赞助足球的商人,不法教练员,运动员等相勾结,把球星当成了筹玛与棋子,把球迷当成了傻子,把黑哨,赌球,打假当成了赚钱的产业,总之把国家荣誉,成绩,利益玩于股掌之上,使足球事业蒙受重大损失,而当过“足球城”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难脱其咎。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足协态度的微妙变化。去年早些时候,在沈阳先被警方抓住把柄的足坛黑手,已露了马脚,但官方守口如瓶,广大球迷不依不饶,一些媒体也穷追猛打,不过中国足协持慎重态度,大有羞羞答答的味道,我想他们可能在观望,请示,等待,直到胡锦涛,习近平和刘延东作了明确的批示,才发表了一份声明,文中表示,近期公安部门采取了严厉打击足球比赛中的赌球和假球活动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社会关注。赌球和假球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阻碍中国足球健康发展的一块“毒瘤”,严重违背体育精神,其危害极大,影响极坏,必须坚决予以铲除。

由于中国的足球队员,传统上大都来之辽宁和广东,环绕着他们所参加的各种比赛活动,在球迷中产生足球竞猜游戏以至赌博犯罪,由来已久,并在大连,沈阳,广州这三个主要城市愈演愈烈,最初规模较小,后来不仅参与的人数众多,而且与新加坡等境外黑道势力相勾结,赌资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坏。等到了90年代后期,已是人人皆知,见怪不怪,而这一切,都是在薄熙来眼皮底下滋长成风的,他一方面亲自插手大连以至辽宁的足球事业,扶植了万达,实德等足球职业俱乐部,另一方面他的众多死党,哥们,以赞助足球为招牌,以严密的组织和雄厚的资金,以振兴足球事业为幌子,千方百计操控比赛结果,调动运作资金,愚弄广大球迷,暗渡陈仓,大发横财,形成了地下赌球产业。

大连新闻界的朋友说,薄熙来是一个最大的“足贪”官员,也是一顶最大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在辽宁省任职期间保护了黑哨,黑球,赌球,造假,罪恶累累,磬竹难书,如果揭开内幕,一定触目惊心!

薛某为何下重庆?

虽然国内媒体表示,中国足协一贯坚决反对足球比赛中的违反体育道德和违反法律的不良行为,坚决拥护有关部门的抓赌打假行动,并将全力给予支持与配合。我认为这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大连以至辽宁许多足球运动员和中国足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还有很多教练员调到国家体委任职,就我当体育记者的几年间,就见过很多国家体委的来访者,也听到大家私下对赌球,假球和黑哨的议论,问题是手中有权的体育官员,或直接参与犯罪活动,或者洁身自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谁也不能,也不敢揭发大连以至辽宁的“足贪”黑幕和伤疤,因为大连市长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是中南海的纨绔子弟,而足球是他的业余爱好和心头肉,大连足球是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谁敢在他的太岁头上动土,必死无疑!

足协说,对于参与赌球、打假的足球从业人员,无论是谁,中国足协都绝不姑息迁就,并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但以前并非如此,这回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想是基于太子党实力的衰微,是薄熙来影响力消退的表现,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再下令保护足球界的哥们,但他不得不保护自己。大连和重庆新闻界的朋友说,薄熙来深知电话联系不安全,但因为卷入了赌球和假球黑案而又忐忑不安,所以薛某急急忙忙下重庆,尽管借口冠冕堂皇,但内行人一眼就看出了门道。

原来,中国一些媒体爆出了公安部门正在进行一场打击赌球和假球活动的消息,他们已经找了足球圈内的众多人士进行调查,但具体的进展情况没有透露。这使薄熙来及其马崽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是在他爹活着的时候,他往北京打一个电话,再大骂一声娘,问题就摆平了,现在时过境迁,往事如烟,他既不能坐以待毙,又不能赤膊上阵,他必须小心处理。

近日,伴随重庆的唱红打黑,辽宁省却打出了特色,沈阳足坛打黑风暴似乎越刮越猛,以至打到了北京,被公安机关带走的中国足协官员名子也陆续曝了光,连央视都开始播出相关的讨论节目。可见箭在弦上,形势逼人。

值此千钧一发,中国足球风雨飘摇之际,中国足协副主席、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导办公室主任薛某却忽然来到重庆,当地的重庆晚报说,他的到来一方面显示体育总局对于发展青少年足球的决心,另一方面,薛某也代表足协,谈了对近期中国足球打黑的看法。他辩解说,事实上,从司法介入中国足球至今,中国足协一直是支持抓赌打假行动,促进足球健康发展的云云。

我要问:发展青少年足球和重庆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重庆的青少年足球有名吗?唯一让人们记住的是,今年4月,重庆大坪中学女足在世界中学女足锦标赛上,以6战6胜进球25个而闻名,但随后被媒体披露身份造假,既参赛的球员,只有3个大坪中学的学生,其它都是国少队的,尽管比赛规则明确写有一条:球员必须来自同一学校,但薄熙来造假已成家常便饭,对此无所顾忌。现在,他是去找重庆的青少年,还是去见薄熙来?他们到底私下秘谈了什么?更为荒唐的是,薛某主任竟在那里首次发表了有关足球扫黑的想法。原来,讲话之前,他要先向薄熙来讨教,或者说,他知道辽宁省起于青萍之末的足坛扫黑,是有来头的,是指向薄熙来的,他搞不好要翻船!

在此之前,中国足协一直没有高层人物敢于站出来表态,因此薛某的明确首肯,折射了太子党和共青团明争暗斗力量对比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次自上而下的足坛扫黑运动中,薄熙来面临的危机有多么严重。

范广鸣何许人也?

现在,在媒体上公开报道的唯一已被辽宁警方带走“协助调查”的中国足协最高官员,是谁呢?是在足协负责商务工作的范广鸣。

这个人的被抓,对于中国足坛来说,如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对于薄熙来及其死党来说,等于是当头一棒,因为不论是在薄熙来当辽宁省长,还是走马上任商务部长,他都是薄大官人办公室和寓所的座上宾,都与其关系密切,来往频繁,他最早是沈阳籍的国家足球队的前卫,后是辽宁广原足球队的老板,接着又被薄熙来安排去了新加坡,后又回国任职,总之他的走红直接与薄熙来及其死党有关。大连新闻界的消息人士说,他是薄熙来一手提拔的,行走于海外赌球集团与国内球员,教练员,足球俱乐部老板之间的一个诡异的人物。因为他的亲友范某臣是金州区的小包工头子,而后来他在薄熙来的扶植下,把大连五个国营建筑企业全部挤垮,只有它成了大连商界老大,而不论范广鸣,还是范某臣,无一不是球迷,无一不是受惠于薄熙来的红人,也有人说,他们是本家兄弟,自然受到重用,都懂足球,都有钱和关系,都想利用薄熙来的大权,利用足球事业发财,以便名利双收。但另一个老记说,他们的姓名是偶然相近,不是兄弟,他的弟弟范广会是沈阳市足协秘书长,他根本不认识范某臣,但不论如何,范广鸣与薄熙来一手扶持的大连万达,大连实德等足球俱乐部老板关系特近,则是我和众多记者亲眼所见的事实。

范广鸣是中国国家队一个老球员,但他和其它球员不同,其他人大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他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很有钻营能力的生意人。

据媒体报道说,范广鸣被调查不是因为他在足协的工作,而是因为他和一些地方足球俱乐部的复杂关系,他曾多次组织中国球队前往新加坡参加联赛,当年的新麒队、辽宁广原队就是经他运作赴新加坡比赛的,他还曾担任过新麒队总经理。后来,这几支球队都在新加坡惹上了赌球丑闻,结果搞得声名狼藉。而范广鸣因为与这两队的渊源,未能幸免,近日在武汉被辽宁省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黑窝是怎样败露的?

一年前,王鑫任辽宁广原队总经理,因涉嫌赌球被新加坡法庭发出拘捕令追查,他以为跑回国内就没事了,因为2004年之前荣获十连冠的辽宁省,早已是“足贪”,“足黑”大省,在薄熙来的荫庇下,黑哨,赌球,黑球大行其道,也就是说玩黑的根本不用怕,但这回,黑老大薄熙来已离开辽宁,去重庆打汪洋的“黑”了,所以做为辽宁广原队领队兼球会总经理的王鑫,未能在新加坡按时到庭接受审判,却被新加坡发出了一纸全球通缉令逼得四处奔波,随后在国内被辽宁警方逮捕,而正是王鑫接受审讯期间,供出了大量的国内联赛的赌球线索,使早已对薄熙来积怨过深,恨之入骨的辽宁省公安厅长李文喜等人,抓在手里,上报中央,得到刘延东,胡锦涛等人的首肯,于是开始了全国大面积深入调查。

此后不久,前辽足十冠王时期的著名球员吕东因涉嫌参预“赌球事件”被警方传走,至今还没有准确的消息。据悉,吕东在足球圈内绰号“老八”,虽然已经离开足球界很多年,但他开办的“丽子酒吧”曾经一度是“赌球窝点”,甚至不少足球业内人士和他的朋友都经常光顾这里聚会。国内媒体报道说,与吕东经常混在一起玩的还有臭名昭著、因吸毒被媒体曝光的刘建生,即人称“老六”,而“老七”则是大家所熟知的足球名将张玉宁。接着深挖下去,拔出萝卜带出泥,范广鸣浮出水面。

据沈阳市新闻界朋友称,当年,王鑫的广原球队和新麒队正是范广鸣亲自运作赴新加坡打球的。后来,这两支球队都在新加坡都惹上赌球丑闻。王鑫就是那时被新加坡发出拘捕令的。于是,范广鸣做为第一位因“赌球”问题而被辽宁省公安机关抓捕的中国足协官员,一点也不奇怪,至于能否再深挖出更高级别的官员,那要看薄熙来和胡派暗斗的结果,这也正是薄熙来在重庆被动打黑的原因之一。他想用汪洋和贺国强的问题,摆平胡温,所以辽宁足贪扫黑还难讲最后的结果。

王珀是一个重要的焦点人物

显然,时任山西路虎总经理的王珀是一个焦点人物,他的被传走调查,象征着辽宁省“足贪”打黑进入了细密取证的新阶段。国内媒体报道说,目前可以确认,赌博团伙曝光之后,与赌博集团相关甚密的王珀成为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之一。在警方已掌握的证据中,除了辽宁广原等队在新加坡的赌球丑闻,赌博集团涉赌比赛范围更多集中在2006年到2007年的中甲联赛,于是,当时的厦门和广州两家俱乐部的一些人员也牵扯其中。其中,广药队主场5∶1大胜山西路虎一役,就有被赌梟操纵比赛结果的嫌疑,前广药俱乐部官员杨旭和吴晓东等人正是因为这场比赛被警方锁定为重点调查目标,当时担任山西路虎俱乐部总经理的人正是王珀。

接下去是广州市足协官员杨旭被抓,辽宁省新闻界的消息人士说,由于山西队当时的总经理是王珀,而他恰好又与辽宁警方抓住把柄的赌球集团有关,于是杨旭等人被警方牵出。他是第一位因参预“赌球”问题而被公安机关带走的在职足球官员,至今确切消息不明。有的说他仍然处于“协助调查”阶段,谈过话之后就可以回家,也有说他已经被刑事拘留。国内法律界人士则认为,由于杨旭已经被警方带走长达一个月之久,因此按正常情况确实应该已被刑拘。据近日最新媒体公开的消息,广州市足协已经决定停发了他的薪金,这似乎也意味着相关司法部门对杨旭的调查已经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他难逃法网。

由于多年来薄熙来等中共高官的包庇和纵容,使足球界积诟太多,许多人卷入了“足贪”和赌球造假,历史问题成堆,所以现在中国足坛人人自危,风声鹤呖。

据国内媒体披露,随着赌球事件调查的越来越深入,还有多少球员、教练、官员被牵涉案中,我们不得而知。目前已有多位辽沈足球圈内耳熟能详的名字出现在警方调查名单当中。据传,在大连一地就有接近70人被要求协助调查。而四川的足球俱乐部也有诸多人士要被警方传唤。一位老记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广药俱乐部方面是个关键:“只要广药方面开口抖出料来,全中国足球都会有事。试问,有哪家俱乐部不买球?”

大连是一个足贪重灾区

实际上,辽宁省警方对大连足协官员,教练员,足球俱乐部老板和球员的调查,一直做为重中之重,只是因为担心引起人们对上层内斗的联想而故意底调而已,据大连新闻界消息人士披露,已有近百人被讯问和调查,但薄熙来安插在隐蔽战线上的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局长万国涛等人,正在收买和威胁证人,干扰调查取证工作,可能使预审工作受阻,因为他们知道,不论在“足贪”[足坛],还是在其它方面,只要打开缺口,薄熙来及其死党都将被揭开廉洁奉公的假面纱,暴露出巨贪腐败的真相。

据我所知,大连的“足贪”和“足黑”,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现选拔足球运动员,不是完全靠本事与能力,而是靠关系和金钱,权钱交易,人情应酬,泛滥成灾,二是向上级球队输送人才,也是如此,贿赂横行,明码实价,肆无忌惮,造成许多不公平,也使中国足坛人才近亲繁殖,能力退化,先天不足,屡战屡败。三是有的足球官员,球员,教练员,俱乐部老板互相勾结,坐庄参赌,操控球员,误导球迷,不仅大发不义之财,而且污染了社会风气。四是薄熙来把金州任职时的死党安排到大连体委主任的位置上,对以上行为或任其所为,不闻不问,或同流合污,成了铁杆保护伞。

虽然薄熙来下令,在大连劳动公圆建立了中国最大的足球雕像,并让媒体不厌其烦地鼓吹足球城的丰功伟绩,把振兴中国足球的口号挂在嘴上,但他及其死党无一不是想通过足球比赛赚钱,把众多球迷蒙在鼓里,不用讲别的,单是揭开大连万某队转卖大连实某队的内幕,以及薄熙来在王某某老板和徐某老板之间的黑箱运作,就能雷倒众人。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点到为止,把悬念留给辽宁省警方吧!毕竟我相信薄熙来在辽宁横行霸道了20年,最终绊倒他的地方,还会是在辽宁。

300万可搞定一场中超比赛

那么,黑幕重重的中国足球圈里,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是如何通过官员,教练,球员,俱乐部老板操控足球比赛的呢?

据我所知,一党执政的社会,特别有利于赌球造假,特别有利于官员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通过足球谋利,除了帮助某些球员中选,升级捞钱之外,他们还直接与间接地涉赌,并自认为布置得天衣无缝,神不知鬼不觉。他们先是与澳门等海外赌博集团相勾结,在某一场球赛前,组织资金,押保做庄,然后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比如主管体委工作,提拔干部的权力,给教练员和足球俱乐部老板施压或暗示,再通过后者左右运动员,操控场上比赛结果。有时,一部分球员则直接设庄参赌,令人惊愕。例如,据报道,王鑫曾经率领辽宁广原队征战新加坡联赛,2008年他被指控操纵球队赌球,新加坡法庭对王鑫的指控共有25项,他涉嫌在2007年3月到11月之间,以28000新元的贿金,收买自己球队的八名球员,要他们在和五支球队进行的六场赛中,故意输给对方两个或三个球。新加坡足球总会曾致函亚洲足球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建议把对王鑫的禁令扩大至全世界。但王鑫当时已经返回中国,侥幸逃脱了新加坡法律的制裁。

据《辽宁日报》等国内媒体报道,这次的“反赌风暴”是由国家公安部督办,辽宁省公安厅治安大队具体负责。警方不但掌握了一个庞大的涉赌名单,也起获大量物证,包括赌球交易往来的银行秘密账号资料、电脑等,被调查的人涵盖现役球员、教练、领队、俱乐部工作人员、足球圈内资深人士等。

辽宁省有关知情人士透露,按照“中超”(即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比赛做球的行情,一般一场球的做球金额大概在300万元人民币左右;做球的队员主要包括两名后卫、一名门将、一名前锋。据说,这是赌博团伙通过多年参赌摸索出来的经验。两名后卫加一名门将足以决定一支球队得球和丢球的数字,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想输赢几个就可以做到输赢几个。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要“做”一名前锋。这个“1+2+1”的赌球公式是很多球队通常采取的做球规律。

除了中超,据几家媒体披露,此次被查出涉赌比赛范围集中在2006年到2007年的中甲,而当时的厦门和广州两家俱乐部的一些成员牵扯其中。10月16日,前广东雄鹰俱乐部总经理钟国健最先被南下羊城的辽宁警方控制,掀开了这场“反赌风暴”登陆南粤的序幕;两天后,一名来自清新的包工头子因为涉案被警方带走;19日,曾在2006年出任广药足球俱乐部代总经理兼领队的广州足协官员杨旭因涉嫌行贿对手归案。这三个人在19日下午已被辽宁警方从广东带返沈阳接受进一步调查。10月23日前广药俱乐部财务总监D先生成为警方新一轮传讯的对象;10月26日,前广药俱乐部副总经理吴晓东被警方带走;到了10月30日,广药俱乐部官员H先生也接受了警方的问讯,但之后不久便恢复了自由。

据悉,除了上述六人,还有曾在2006年担任厦门队助理教练的尤某为,以及来自青岛、成都、深圳、陕西等地的十多位中国足球圈内人士先后被秘密带往沈阳协助调查,与此同时,不少曾混迹足坛的球员、教练等也神秘失踪了。

球员们被钱打倒了

由于主管足球官员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影响,许多球员成了上级贪官的棋字和金钱的奴隶,以至不赌球打假的赛事几乎没有。据报道,警方已经掌握的证据显示,在广药队2007年中超前后,有赌博集团曾密切参与其中,不少场次比赛可能涉及幕后操控和交易,部分球员、教练更有打假之嫌。

连曾经是足坛名将的尤某为等人,也是如此。在做球员时,尤某为曾以主力前卫的身份获得亚青赛冠军和世青赛第六名,中国队在1985年获得过亚青赛冠军,尤某为当时立下了汗马功劳。1985年在阿联酋举行的第23届亚青赛,中国队以2胜1平的成绩夺冠,高洪波包办中国队全部5个进球并荣获大赛最佳射手。这支国青队的主帅是张志诚,主力队员有李红兵、宫磊、傅博、高洪波、宋连勇、尤可为、高仲勋、杨为健等人。退役之后,尤某为于2000年任云南红塔领队兼助理教练、2005年至2006年任厦门蓝狮队领队,2007年跟随高洪波在亚泰夺冠,2008年至今在成都谢菲联任副总经理。最近5年,尤某为先后在夺冠或保级的球队工作,因此他的位置十分关键。据说他也被警方传讯。

看来金钱的魔力,经足坛官员的表率作用而发酵,几乎每个球星都不能独善其身。了解赌球内幕的人士说,很多球员都有澳门的赌球账户,一注最高可以下50万元。每一单金额在万元以上的12小时内会结一次账,金额在万元以下的是一周结一次账。对于球员来说,最有把握的生意是赌本队比赛的球局。那些能够在球队中组织比赛,左右输赢的队员则更多地采取与庄家合作的方式来做球秘捞。

而能够左右赛场结果的球界大佬,如陕西球迷们眼中臭名昭著的足球经理人王珀,便是一个突出典型。2003年他入主陕西国力队,起步登上了中国“足贪”。但随后他则使拥有金牌球队之称的陕西国力队从甲A联赛中降级。球迷用“坑蒙拐骗”四个字来嘲讽他,说他不仅到处欠债不还,而且还公开带领国力队打假球。2005 年,经历了中甲失败的西藏惠通队请来了这位“足球能人”。不过,王珀在乙级队西藏惠通俱乐部又开始了吹牛撒谎的穷折腾。据悉,在西藏队冲甲的关键战役中,他在更衣室对队员夸口,已经将比赛的裁判“搞定”,球员在场上可以随便发挥。结果西藏队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气愤的西藏队员流着眼泪骂他“骗子”。2007年8月,王珀以600万元重新收购了呼和浩特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呼和浩特队球员非常反感他,并认为他担任球队总经理只会将球队带入“赌和黑”的深渊。最终球员集体罢赛,导致该队愤然地退出了中甲联赛。

最为精采的是令人难忘的渝沈之战。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渝沈之战,由于沈阳队莫名其妙地推迟进场以至本场比赛延误。结果沈阳队最后关头连扳两球反败为胜,广州松日队无奈降组。随后,中国足协经过长期调查,将这场比赛定性为“消极比赛”,对两个俱乐部处以罚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了“消极比赛”这个与“假球”并列的同义词。

据报道,在反黑斗士宋卫平提供的黑名单上,七名裁判承认不同程度地收受黑钱。2002年3月17日,北京警方拘捕龚建平,波及整个足球圈的第一波反黑风暴开始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随后对龚建平受贿案做出终审裁定,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十年的一审判决。2004年龚建平带着黑哨的坏名声离开了球迷的视线。

因此,“庄家”这个词成为2004年中国足球的关键词。这一年,惯于保护赌球和打假的薄熙来离开了辽宁,于是辽宁队开始大举整风,在“十月整风“行动中,对守门员刘建生的停赛、停训和停薪处理,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而整个中超元年,各俱乐部对表现异常的球员进行的不公开处理数不胜数。

然而,保护“足贪“的官员岂止薄熙来一人,中国足坛已是积重难返。今年“假球”依然不断涌现。据报道,在2009年的中国足坛,有多场比赛结果以及多位球员表现被疑似“造假”。其中甚至包括国足9月30日在热身赛中击败博茨瓦纳的比赛。本赛季申花队与绿城队比赛后仅仅三小时,被认为表现不正常的杜威接到俱乐部通知停职反省。怀疑杜威打假球有四点“证据”。其中一条是申花队进球后,“个别球员表现非常不自然,似乎快乐不是发自内心。”9月27日,中超联赛第25轮,江苏舜天队客场0:2不敌重庆力帆队。赛后,江苏舆论及球迷纷纷质疑个别队员表现不正常,并爆料俱乐部欲抓深藏“内鬼”。10月3日,主帅裴恩才站出来为此事表示道歉,并说如果以后再有队员表现失常,将一撸到底。10月5日,博茨瓦纳足协主席大卫法尼宣布:正式免去前足协CEO科戈特勒勒的职务,原因是博茨瓦纳国家队上个月末前往中国进行友谊赛期间,发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事件”。有当地媒体爆料说,科戈特勒勒在中国收受了7万美金,操纵球队故意输给中国男足。可见中国“足贪”已把手伸到了海外球队。

世界难题,中国尤甚

当然,赌球是世界性犯罪,也是全球性惩处的难题,不光中国独有,世界地下赌球年资约1000亿美元,相信中国不会占太大的比重,问题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比赛成绩一直处于世界末流,却选不出十几个干净的球员,而“足贪”,赌球和打假则是窒息中国足球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一些如同薄熙来一样的高官,对足球腐败竭力保护,使中国的赌风愈演愈烈,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赌球已被共认为足球发展的大敌,很多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为此不惜动用举国之力打击赌球。据体坛网报道,1994年,马来西亚警方展开扫赌行动,抓获涉嫌参与赌球、操控比赛的球员、教练员、裁判等多达200余人,并导致马来西亚联赛一度瘫痪。此事对赌球业是一次有力的震撼,越南、印尼、泰国等国家随后纷纷效仿,掀起了足坛反腐的司法行动、惩治赌球队员、打击地下赌庄的行动。1998年,越南当年联赛的12支参赛球队,至少74名球员涉及足球腐败,他们全部被肃清,印尼的地下盘口也遭到扫荡,泰国赌球业失去了印尼盘口的支援,一度萎靡不振。而且,国际足联近年来与瑞士体育大律师舍雷尔合作成立了一个名为“EWS”的监测机构,与全世界400多家正规博彩商协作,监测所有比赛中的可疑投注。EWS战略部主任费尔德纳估计,全球博彩营业收入,每年高达3500亿美元,其中地下赌球的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

而打击赌球与造假,在中国才刚刚开始,自然也没有相关数字的披露。估计等到辽宁警方的案件办完,会有一个惊人的数字出来,但这还有待深入观察。

范广鸣和大连实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现在,范广鸣已经被警方带走,由于案情重大,全部真相,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水落石出,但他究竟和包括实德,鲁能在内的一些足球俱乐部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从来自2007年12月26日体坛网的一篇报道中分析出珠丝马迹。

记者金松报道说,在中超还剩最后一轮的情况下,联赛新君竟然大摇大摆地走入前朝旧主的“家中”把奖杯取走,这简直像天方夜谭,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描写道,山东人进驻了实德队在大连的“老巢”。

我们看到了奇怪的情况,比赛还没完,就做出了交接仪式,而且范广鸣出面。

10月18日14点刚过,“山东鲁能俱乐部副总韩公政带着工作人员以及随行的山东记者,浩浩荡荡地挺进大连实德集团办公大楼。在实德俱乐部总经理林乐丰位于5楼的办公室里,韩公正直接坐上了主人的靠背转椅,悠闲地转了几圈,拍拍宽大的办公桌,脸上都带着胜利者轻松随意的笑容。”记者这样写道。

据我所知,林乐丰不过是老板徐某聘请的过时球星,实德足球俱乐部大大小小的事,还得由老板拍板,而徐某则是薄熙来一手扶植起来的民营企业家。

该记者说,这当然不是占领,而是实德敞开大门的欢迎。因为他们是从宴会现场直接过来的。这天中午,实德俱乐部在附近的凯乐酒店设宴款待韩公正一行以及中国足协代表范广明。一场“交杯酒”代表着新老两个王朝的正式交接吗?对此,范广明的回答很模糊,“这只是工作需要,没有任何特殊意义。”

我想,这是角色错乱,名不正言不顺,因为范广鸣是中国足协的官员,他怎么能代表山东鲁能去拿奖杯呢?

14点30分,“交杯仪式”在实德俱乐部会议室正式举行。记者说,范广明坐在韩公正与实德俱乐部副总廉维才中间,侃侃而谈:“我不希望金杯长时间放在大连,也不希望金杯长时间放在山东,我希望金杯在15家中超俱乐部都放上那么一段时间。如果金杯一直停留在某一家俱乐部,这就证明我们联赛的竞争性不强。金杯应该是一面流动红旗,是荣誉的象征。”

一个大型黑色密码箱被抬进来,实德俱乐部办公室主任毕洪涛轻轻地打开箱子,由于金杯实在太沉,这个东北汉子居然无法一个人将它移动,最后是靠着身边人的协助,才把奖杯从箱子里抬了出来。随后,范广明开始主持交接仪式,“虽然联赛还未结束,但10月29日将在济南进行南北明星对抗赛,今年联赛的所有奖项也将于当天公布。由于时间太紧,我们无法等待联赛结束,只好提前把奖杯送到鲁能手中,这件事得到了双方俱乐部的认可。”接着,他认真检查了金杯,在确认完好无损后,与会双方随即进行正式交接。“希望鲁能能多保存几年,当然了,这要看成绩。”在把金杯交与韩公政时,范广明意味深长地说上一句。

这一细节的描写泄露了秘密,主宰球队命运的是藏在他们背后的人,这些人包括范广鸣,但绝不止他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在记者所谓的交杯宴上是如何妙语暗调侃的。“金杯不是一个光滑的球体,而是一个地球的模型,上面凹陷的地方,是地球的陆地。”韩公正以前并没有仔细看过金杯,因此脱口而出,“那些空缺是什么?”“是海洋。”不知谁这么接了一句。金杯上面,中国的版图是亮色的,廉维才不失时机地发表评论:“希望中国足球靠大连实德和山东鲁能这样的俱乐部共同烘托,让它更亮。”。。。。。。

尽管他们讲得很漂亮,但记者们还是发现了足坛难以遮掩的矛盾。据说,南北明星赛结束之后,场外曾发生了一场风波。南方明星队的部分队员向主办方发难:为什么冠军奖杯“早就刻上了北方明星队夺冠?”显然冠军早就内定了!负责奖杯制作的范广鸣明确否认,并详细解释了奖杯出台的过程。他说,搞这个颁奖已经多年了,怎么会办这种愚蠢的事情呢?奖杯确实只有一个,但是奖牌做了了两块,“一块是南方队夺冠,另一块是北方队夺冠,奖牌背面是强力的粘合剂,可以直接贴到奖杯上。比赛一结束,看到比赛结果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把北方夺冠的一块贴到奖杯上。”范广明只能自我解嘲,“也许我们贴的速度太快了吧!”当时为了能赶上中央台的直播时间段,因此现场也加快了颁奖速度,这样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南方队的猜疑。对此,大连一位我很熟悉的老记对我说,他是要赶上场外赌球甲乙双方的步子,把宝押准,大捞一把吧!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另一位体育记者说,比赛结束之后,南方队部分人员在场外通道巧遇中超公司和赞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达本方的不满和质疑。中超向他们出示了保留的那块“南方冠军”的奖牌。“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说,我们绝不可能内定冠军。”范广明还是信誓旦旦地说,他回忆了99年的旧事,“当时山东和辽宁都可能夺冠,我们也是准备了两份,我带了一份去济南,崔永利(足协官员)带了一份在北京。无论谁夺冠都有可能,我们肯定都做好双份的预案。但我认为,他仍然不能自圆其说。相信他现在只能向警方解释了。

那么,足协不按规则办事,鲁能从实德手中取走“火神杯”的秘诀是什么呢?是装在葫芦里的经济利益吧,不要看前台表演的人,要看幕后操控的高官和大亨!

毫无疑问,只要警方真心查下去,“足贪”和赌球,打假的大佬多着呢!范广鸣算不上什么大鱼!但他也难脱惩罚,毕竟撞在了枪口上,不过我给他支一招:赶快把薄熙来供出来,大概就没事了!因为每一次中央高层反腐都有明确的目标,可别象薛某那样不识时务,这可是重大立功表现的良机啊!

2009年11月10日于多伦多

淬砺电光开,最痛我河山——重判刘晓波采访辑录

12月25日是圣诞节,为了减少世界舆论压力,中国当局在各国政府、民众假日期间,匆忙宣判了刘晓波。23日的法庭审理,只用了2个多小时;25日宣判,只用了20多分钟。刘晓波案是当今中国第一政治大案,整个案情的办理,从拘留、逮捕,到判决结果,都是由最高当局操纵的,所谓司法审判不过是走个形式。

对刘晓波的判决公布后,中国人权采访了国内外各界人士,他们纷纷谴责中国当局的这一野蛮行径,对之表示极大愤慨。

“天安门母亲”群体代表丁子霖女士在法庭宣判后,当时就告诉告诉记者:“在这个日子,对刘晓波判处如此重刑,说明中国政府太卑鄙了;但这也说明他们怕刘晓波、怕《零八宪章》。中国当局往绝路上走,自己要死,谁也救不了它。《零八宪章》是相当温和的,是要救中国,但是当局对之拒绝,并仇视《零八宪章》。他们这是和普世价值作对,要断绝中国的希望。”“刘晓波是为《零八宪章》坐牢,是为《零八宪章》的所有签署者坐牢。我们也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他们也可以来逮捕我们,抓我们去坐牢,求仁而得仁。”

提到刘晓波被判11年的重刑,丁女士有些哽咽,她说:“我们可能见不到晓波了,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去年12月7日,他说什么也要去医院看望蒋老师(编者注:丁子霖的丈夫,当时因患脑梗阻住院。)。冥冥中,他似乎有预感。那天,他在蒋老师病床前坐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便被捕了。这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她说:“刘晓波像我们的许多朋友一样,是个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但是在历史的关头,他承担了责任。”她认为刘晓波应该是明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丁女士表示:“重判刘晓波,更显示了《零八宪章》的意义。《零八宪章》虽然并不完美,还有欠缺,可以修改得更完善,但是当时没有时间了。虽然《零八宪章》不完善,但是它体现了普世价值,是中国的希望,中国要按照这个方向走。刘晓波为《零八宪章》作出了牺牲,如果我们尊重他,就要继续推动《零八宪章》运动,需要有更多的人签署《零八宪章》。”

受理为刘晓波法庭辩护的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针对刘晓波的判决,莫少平律师说:“刘晓波被重判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作为律师,我们不认可这个判决,我们律师认为他无罪,他只是在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刘晓波自2005年以来,写了499篇文章多达210余万字,检察院的起诉书挑出6篇,加上标点符号凑足350余字,再加上《零八宪章》,这显然是断章取义。‘反对一党专政、联邦共和’,这不仅是刘晓波的主张,也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我们在庭审时提交了相关党的文献资料,来证实这一点。不能因为是党的主张就留下光辉的一笔,而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人提出这一主张,就遭到重判。”

《零八宪章》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江棋生说:“重判刘晓波,说明他们惧怕《零八宪章》。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对《零八宪章》的最大肯定,他们从反面说明了《零八宪章》的意义。”江棋生对重判刘晓波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他说:“中国的民主化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不应该拒绝,也不应该害怕这个代价。刘晓波为《零八宪章》受难,我们每个《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也应该承担一份责任。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承担一份自己的责任。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坐牢。”“《零八宪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需要继续推动它,需要有更多的公民参与、签署。继续推动《零八宪章》运动,就是对刘晓波的最大支持和声援。”他还说:“胡温上台后,有人寄予厚望,称他们是‘胡温新政’。我从不认为他们有什么新政。这次重判刘晓波可以清楚地说明,到底什么是胡温新政。”

北京访民野靖环告诉我们:“23日一早,我和妹妹躲开了派出所警察的监视,早早来到一中院。我幻想着刘晓波能从囚车里看见有千百人在法院的大门外等候他,表达对他的支持,让他心里感到一些安慰。可是,进出囚车的北门不许一个人靠近……刘晓波就因为写文章,发表不同的政治见解而被抓捕审判,这是违反宪法的恶行。政府口口声声讲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现在哪里还有民主?哪里还有人权?共产党要说话算话!”她还说:“25日,我被警察看管着,不能去法院。得到刘晓波被判11年的消息,我的心一直颤抖。在中国的监狱里关11年,足可以摧毁人。重判刘晓波是对争取民主法治的人们的打击,是中国法治的倒退。但是,任何打击都不能阻止社会的进步,都不能阻挡追求民主这个历史潮流。民心所向,政府不能再掩耳盗铃了!”

《零八宪章》签署者、法学博士滕彪在刘晓波被开庭审判时,赶到法庭外,要求和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但被警方带走。刘晓波宣判之后,他告诉记者:“当局重判刘晓波目的是对民间社会起到威慑作用,堵绝人们对宪政的要求。但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人们对重判刘晓波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我们看到有那么多人要求和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更有许多普通民众由于看到刘晓波被判重刑的消息,而签署了《零八宪章》。审判刘晓波实际是扩大了《零八宪章》的影响,提升了刘晓波的威望,也促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关注和支持。较之民主墙和八九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更多的人有了公民意识,民间社会也在扩展,民众已经走出了恐惧,反之权力的统治却日益退缩。”

滕彪在回答“在审判刘晓波后,中国当局会不会继续进行镇压?”的问题时,表示:“中国当局的镇压一直都在进行,从来没有停止,比如对异议人士、对访民、对维权者,一直都在打压、监控和逮捕。但是大规模的镇压可能不会发生,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太多了,而且多数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他们不可能将所有的人都抓进去。即使他们多抓,也还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滕彪还特别提醒:“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倡导的是和平地实现宪政,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理性、非暴力的精神,坚持社会和平转型,而不应该因为刘晓波被重判,而转向暴力。当然,和平转型本身包括非暴力的革命——社会彻底转变。”“我们除了继续推动签署《零八宪章》之外,我们更要坚持做好自己从事的各项公民社会的事业。”

流亡美国的王军涛博士对我们说:“中共重判刘晓波的目的是杀一儆百。自1989年后,中共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要将事态扼杀在萌芽中。”“‘六四’杀戮是残酷的,但对维持中共政权的统治是有效的。维护中共统治是该政权的首要任务,为此他们不惜镇压,重判刘晓波是很自然的。”“《零八宪章》意在和平转型,实现宪政。中共重判刘晓波表示他们拒绝这条道路,并要遏制这种企图。”“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实力,也加强了它的国际地位,中国当局据此更加蛮横,更加无视国际规范,也更加严厉地对国内进行控制和镇压。这是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判刘晓波的原因。”王军涛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担忧,说“重判刘晓波,使中国和平实现宪政的希望更加渺茫,这无疑是激化矛盾,鼓励以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

著名作家郑义先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说:“此次审判刘晓波,是一个王朝末日的表现,这个政权已经举止无措。从各种角度来看,当局的做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既然《零八宪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刘晓波为此犯下‘重罪’,但那么多‘同案参与者’,为什么只判处刘晓波一人?显然,这不是出于法律的审判,而是政治操作。但是作为政治操作,为什么这么愚蠢呢?他们要进行政治威慑,但是能有这个效果吗?重判刘晓波不过是激起了人们更多的愤怒和反抗,让官民冲突更加激烈。”

郑义表示:“中共高层很清楚,没有政权可以千秋万代,民主的变革总是要发生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不给予人民一个民主改革的时间表呢?这样可以救中国,救社会,也救他们自己。如果等到中国发生革命,他们能够逃脱惩罚和清算吗?《零八宪章》很温和,为中国的和平变革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当局不接受,也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将之树立为敌,这不是公然地与民、与国际社会、与普世价值为敌吗?真是不可思议。只能说,这个政权到了末日,僵化得已经没有了变革的机能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对国家、社会的机制进行调整。对刘晓波的审判,也可以看为是他们对自己的审判。”

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学者、作家苏炜表示,“在圣诞之日宣判刘晓波,这是对西方文明、对普世价值、以及对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公然挑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感到的更多的是羞辱,他们所作的已经超乎了政治。《零八宪章》非常温和,它所表述的是全人类所认同的自由民主精神和人权原则,但是当局视之为敌,指为‘重罪’。既然他们指控《零八宪章》为罪,我作为海外签署者,愿意与国内同仁共同承担罪责。”苏炜愤慨地说:“重判刘晓波,实际害的是中国,他们完全不考虑中国的未来。《零八宪章》倡导的是和平变革,实现宪政是民意,是世界的大趋势,但是当局对这样的话连说都不许说,他们堵死了和平变革之路,而把中国推向绝境。我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深深的担忧。”

苏炜告诉记者:“宣判当日,也就是圣诞节,我一夜辗转未眠,愤然中一气作了八首五言绝句。”他给我们看了这八首古诗,可谓气势浩然,铮铮有声。在此节录其中三首以慰狱中刘晓波,做为本文的结束。

冬节感事

——五绝试笔 (八首)

君非谔士才,淬砺电光开。

谁识雄谈处,庸卑曾几回。

* 套借龚自珍《己亥杂诗》句。

雪飘方塞道,天雨泪滂沱。

愧借流霞梦,诗魂呵晓波。

折梅何惨惨,拍案几讪讪。

无言撂笔叹: 最痛我河山!

2009年12月25—27日

西飏:蒙马特记:亡魂与精灵们……

回到巴黎,却已是秋天。钻出地铁口,站在蒙马特的地界望过去,路面是湿的,应该是刚下过雨。满眼都是围巾、帽子、皮衣和短靴,街上来往的人们身上都换了季。不过相隔两星期,去了趟普罗旺斯和托斯卡纳,再从阿尔卑斯山脚下折返,一路很多地方热得苦不堪言,没料想回来竟已可以呼出热气来了。

我们一时间没了方向。路的拐角是一家饭店,供应海鲜,店口摆放着鱼虾和贝壳类,底下铺着碎冰;路对面则是连锁快餐店,法国人经营的美式汉堡。朝四周端详,那个灯火闪亮的方向应该便是红磨坊了,那么另一个黯淡许多的方向想必是我们要投宿的旅店,它是紧挨着墓地的。

因为蒙马特离得近,所以第二天先是去了巴黎城里的别处,午后返回才去游蒙马特。对我,这是第三次来蒙马特,上一次来巴黎曾经到过这儿两次,但已经是九年前。当时是在都灵的一个艺术节上巧遇校友杨青青和她的德国丈夫飞苹果。青青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形象设计师,飞苹果则是多媒体艺术家。他们热情邀请我,说:你可以来巴黎啊,要是不介意在我们家打地铺。如果是巴黎,谁介意地铺?所以我便有了原计划中没有的第一次巴黎之行。那时他们的孩子刚刚诞生不久,记得有个午后在他们的公寓,我看见抱着孩子的青青在落泪,问她为什么,她告诉我刚才小孩尿了,热烘烘的尿透过襁褓和衣服传递到她膝上,这种奇特的联系让她感动不已。记得辞别巴黎时,他们一再叮嘱我:回去赶快生孩子!当时我的确被他们说动了心。倘若真的听了他们劝,那么九年后的这次巴黎行就不该是两个人,而应该还有个7、8岁的孩子。

青青和苹果现在都住在上海,只要上网搜索一下,总能知道他们在那个火热的城市里又翻出来新花样。记得苹果当年对我说,他每次回到巴黎都发现巴黎什么没变,一切依旧,让人受不了。所以他们去上海了。

巴黎的确一切依然如旧,蒙马特高地也如此。上次青青抱着孩子,带我是从蒙马特的东面Anvers车站的方向进入蒙马特的。那应该是条捷径,地势较陡,景观却很特征化,沿着坡路往上走,直接就可以抵达高地顶端的圣心教堂。这回我们住在西侧,便是从Blanche车站这一边上高地了。

从红磨坊门口经过,我们拐进了同样是倾斜的Lepic街。我最先要去的是“双磨坊咖啡馆”(Les Deux Moulins)。当我2000年到蒙马特时,这个咖啡馆应该已经在了,但那时它还没什么特别意义。大概是那以后一年多,电影《艾米莉》(中译:天使爱美丽)上映,这个咖啡馆才名声鹊起,因为剧中的艾米莉就在这儿上班。我们很快找到了“双磨坊”,站在它的门口,我端起相机卡拉卡拉地拍了一通照片。只见咖啡馆里面到处摆着剧照,艾米莉有点儿贼溜溜地笑着。巴黎有太多咖啡馆和服装店,于是也有太多的艾米莉。人们想像中的巴黎女郎风情万种,高不可攀,其实她们当中最多的就是艾米莉这样的女招待和女营业员。

当我返过身,朝蒙马特的街道望去时,仿佛是在揣测当初艾米莉站在这个角度看出去的感受。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个艾米莉似的。是的,按正常的说法,这里只是拍摄了那部电影的场地而已。很可能咖啡馆是收了租金,导演热内、女演员塔图和摄制组便在这儿工作了一些日子。想必当时一定挤了不少人围观,但谁会料想到这部影片即将是巴黎或蒙马特招牌?塔图当年也不过是小有名气,尚未成为法国头牌女星。

但只要看过《艾米莉》,一定不会忘记那绿油油的影调,谁都会说:啊!这就是巴黎。虽然故事那么简单,或者说没什么故事。主题也浅显,天真近乎幼稚。换了别的国家,谁敢投资拍这样的电影?当然挪到别的环境,也不可能拍出这样的味道,它只能是巴黎的。换个角度想,当绝大底数人一致同意这样一部电影代表了巴黎时,也证明了在人们的心中存在着这么一个共同的镜像。

不管怎么说,蒙马特是艾米莉工作过的蒙马特了,虽然景色依旧,但谁能否认中间的变化?

接下来往北走,我们没有在路口右拐,而是逆着热闹的方向往西。根据事先查的路牌号码,我找到了梵高弟弟的旧宅。海军蓝的大门上方,门牌是54号,左侧有块牌子写着:梵高曾经居住地。显然,这里仍然正常的住宅。1886年梵高来到这里,和弟弟住在这幢楼的顶楼,因此而得以认识印象派的众多画家们,这对他日后的绘画风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梵高蒙马特故居)

这段街区已经很安静,是单纯的住宅区,饭店、商铺都在另一头。即便有牌子,若不注意,谁也不知道这是大画家的故居。梵高已经被“封圣”,作品在大博物馆被瞻仰,或被追捧到天价,但兄弟俩曾经住在房间里,很可能仍住的是普通的巴黎人。这的确是可以让巴黎人自豪的地方,仿佛是人神共处。但梵高实在是个可怜的神,那些天文数字的金钱和他没任何实际关系,他更像是一场商业阴谋的牺牲品。可是,若认为一些都是操作的结果,似乎有无意间贬低了画家的天赋。大约十多天前,路过普罗旺斯的阿尔勒,也曾经去过梵高待过的精神病院,橙黄色的墙壁令人难忘。也许那时候他已经割了自己的耳朵。这么一个真实的人,一生却像虚构一般。

继续前行,路向上而去的同时,同时向右蜿蜒,然后变成了向东。

我们是在前往“雾巷”,但途中很容易错过一个小广场,那里有埃梅的“穿墙人”。我也是走过了头返回来再找到的。果然,墙上有个人呼之欲出。著名的杜帝耶先生,留着山羊胡子,戴着夹鼻眼镜,穿着整齐的套装。据说他当年就住在蒙马特区奥尔尚街75号,忽然怎么的就有了穿墙的能力,于是穿墙过壁,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最后他一直走到国家银行的地下金库,成为名震巴黎的大盗,也是人人传颂的英雄。可惜最后杜帝耶因为耽于情色,又由于药物作用,在最后一次穿墙的时候突然失去特异功能,“冻结”在了墙中。在埃梅的小说里,杜帝耶先生是留在了墙当中,现在为了雕塑,他变成了半截子里,半截在外。其实,有谁见过真正的杜帝耶先生呢?人们做雕塑的时候,是否参照了小说家埃梅的形象呢?

我站在杜先生面前时,见他下方有张大被子铺在地上,白色的被子下面有个人在睡觉,一旁是个提琴盒子,另一边,一双皮鞋端正地放在一张折叠椅上。显然是一个流浪艺人。

《穿墙人》当然不是什么杰作,却是所有喜欢小说的人都喜欢的小说。它把人们的欲望发泄出来,让欲望奔跑、狂欢,最终却让它停止于墙壁之间,成为一个讽谕和告诫。每个小说作者都希望能写出一篇自己的《穿墙人》来,雅俗共赏,小巧,像段子一样带点儿荤腥味儿,却意味深长。

(埃梅的穿墙人)

然后就是雾巷了,因为这里经常有雾,故而得名。上次来蒙马特我根本不知有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没来。说实话,这里根本没什么,只是普通的街道,而且没什么游客,安静得很。但好就好在这里不是什么景点,因为没什么要找要验证的,所以我们只是很随便地往前走。

然后再拐过一个弯,我们便进入蒙马特的中心地带,这时候,天色正迅速地暗下来,四周饭店、礼品店灯光亮起来,街道上游人如织,还有车在里面穿来穿去。

我们到了圣心教堂前面,却已经过了参观的时间,门早关了。但教堂前面的台阶上,许许多多人坐在那儿,听一个弹吉他的小伙子唱歌,一曲终了,众人鼓掌喝彩。于是歌手接着唱下一首。可仔细一听,竟然是英文歌。看来巴黎人并不排外,也不反对英语歌曲,不过,这个时候在蒙马特高地的台阶上坐着的,多数应该是外地人和外国人吧。

(双磨坊咖啡馆)

从高地望出去,就是巴黎的全景了,整个巴黎铺展在面前。按通常中国人的标准,高楼真不够多,除了著名的铁塔,也就是的蒙帕纳斯的那幢高楼了,它若不是那么独一无二,也许还不至于让人觉得那么难看。其实,我们背后的圣心教堂,在造完之后被认为是“恶俗”,跟艾菲尔铁塔一样,在很多年里都被认为是巴黎的耻辱。

在蒙马特看巴黎,隔开了距离,又居高临下,觉得这儿好像自成一体。实际上,若把蒙马特铲起来,随便搁哪儿,它完全可以成为一座城池,可跟不少名城媲美。它几乎样样齐备。很多欧洲城市都是这样,常常建在某个山头或高坡,最高处自然是教堂了,然后街道沿着教堂展开,路两边是店家、商铺。对我,蒙马特也好像是个可以退守的地方。当年访问巴黎,一直觉得总得写下点什么,但想到巴黎两个字就觉得不太好碰,凭什么蜻蜓点水走一下就可以写出点儿与人不同的东西来了。总算有了蒙马特,可以作为支点,也显得稍稍低调一些。

这些年当中,还有件事触动我想念起蒙马特的是一本叫做《蒙马特遗书》的书。若它不是在某堂课上被选作阅读内容,谁会去读一本台湾70后小女生的书呢。读女生的书,首先让人羡慕的是,别人梦想去巴黎半辈子,她却早早地在巴黎住下留学了,而且地点还选了蒙马特。这的确是遗书,因为书的开篇作者就讲明了,写完就要自杀的。书的介绍中也有补充,女生的确兑现了诺言,割腕而死。她死后,家里才知道女孩原来是同性恋。她在巴黎和另一女孩相爱,因此产生纠葛。为了证明自己的爱,为了让自己的爱保持着它的最完美最强烈的状态,她决定把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并用自己真实的死作为小说的结尾。

记得在讨论的时候,有位也是台湾来的女生说,她就是想出名,她知道一旦自杀,肯定出名。从行为来看也是,女生写书的时候全盘计划,确保死后别人能找到书稿。书出版后,在台湾大红,成为女同性恋文学的代表作,也是“酷儿”研究的必读作品。

不管怎么说,为了出名,能这么做也够狠。作为男性作者,我们通常给自己设的标准是不写自己,即便写也要尽可能把自己藏起来,哪有把自己搭进去的?记得小时候看《维特》,开始以为是真的,后来才发现歌德竟活到高龄。但如今文学的影响却是弱多了,没有歌德那么便宜的两边吃到的事情了,所以不得不弄出些“真人秀”来,而且要做到极端,裸奔早没效果了,得“死奔”。

不过女生的文字相当好,细腻、精致,一点儿不做作。对自己情绪的波动、疯狂的描述,让人相信绝对无法可以通过想象捏造出来。其中有一段同性恋的描写也出色,写她去参加某集会,认识一个法国女子,被勾引,然后上床。她写对方如何“进入”自己身体的过程,让人体会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女子过人的敏感。她就是为台湾文学贡献了“拉子”(lesbian)这个词的邱妙津。

因为邱妙津在书中一再赞美安哲罗普洛斯,我把老安的片子又找出来看了几部。

不过,蒙马特却只是被她仅仅作了标题,并无很多涉及。

从高地往下走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街道两旁照例上演巴黎到处有的景观,吃客们沿街坐开看行人,行人则看吃客们。不过他们的小圆桌上通常不那么丰盛,一杯红酒或一盘色拉可以耗上半天。

第二天早晨,下起小雨。决定去旁边的公墓看看。蒙马特公墓也是巴黎几大公墓之一,葬了不少名人。以前,这里早已经是郊区,但现在也跟热闹靠得很近。去找公墓的门,却一时找不到,转了一圈才发现公墓的门竟然在桥的下面。这座桥是旱桥,肯定以前路到这里就没了,但城建需要,必须经过公墓,可又无法拆墓,便从公墓一角上空跃过去。所以,下了桥,大门就在桥洞下,进来门便从桥下经过,连桥下也有几座墓,但整个墓园在桥的另一边。

(特吕弗之墓)

墓园很大,绝不可能走个遍。只好按图索骥去找名人。因为有条路叫柏辽兹路,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柏辽兹。然后去找特吕弗。在地图所示的位置来回找了几遍,都没有看见。我们在墓园里找来找去,侯蓝总结道:我们昨天是找假人,今天则来看死人。

是啊,死去的人,当我们想起他们时,他们的亡魂便又漂浮回来。那么那些不曾存在过的虚构人物呢?也许可称之为另一度空间的精灵吧。

最后发现特吕弗的墓并不在第一排,而是藏着另一个墓的背后。墓碑刻着生卒年份:1932-1984.按出生的年代,特吕弗怎么都该活到上世纪末的,他走得是够早的。不过他差不多也是一路拍片一路爱,阅人无数,尽享顶级美人,没什么遗憾。我们那时候都看过《最后一班地铁》,获了一堆恺撒奖,但那不是特吕弗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是《朱尔和吉姆》,两法国男人与同一个女子,痛却爱着,纠葛绵延一生。那个女子的扮演者是让娜莫罗,这样的演员和这样的角色现在都难以见到了。

后来又去找司汤达,也很难找,绕来绕去,到快放弃了才找到。原来墓碑上先写的是他的真名,下面才是笔名。海涅的墓,没看到,也没去找。但在出大门的时候,找到了左拉的墓,上面有他的座像,威严地注视着大门的方向,那儿正是那座旱桥,上面是尘世间的车水马龙。

(11/01/09)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