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2008年出现的“08宪章”的起草和签署人，正在实行进一步的围剿和追杀。“08宪章”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光辉的一个文献，它倒出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心声，用直接了当和平易近人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最高的愿望。

中国大陆的“08宪章”是根据什么思想源泉得来的呢？它的最直接的一个源泉就是1977年以捷克斯洛伐克反共人士所倡导的“七七宪章”为蓝本的。“七七宪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建人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运领袖、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哈维尔是如何走上“七七宪章”和他的民运活动的。

哈维尔的全名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他是一位诗人气质非常浓厚的政治家和民权活动家，是全世界争取自由和抵抗共产主义集权专制的人最敬仰的硬骨头和铁汉子。

哈维尔于1936年10月5号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商人家庭里。在他12岁的那一年，也就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面专政，哈维尔一家被定为资本家的成份。由于出生成份不好，年轻的哈维尔被踢出全日制的中学，到工厂和实验室去当学徒，使他对生活有了切身的体验，为他以后的诗歌和剧本写作提供了素材。

1959年，哈维尔到一家剧院里当跑腿，从此和戏剧创作结下了渊源。60年代中期，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一片萧条，经济停滞、腐败上升。党内的改革派于1965年推出所谓的新经济模式，减少共产党的计划经济，实行企业责任制，并且让市场来调节物价和工资，经济情况一下子好转起来。

可是捷克人民进一步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并于1967年将温和的改革派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推上捷共总书记的位置。出版审查被取缔，地方选举，自由结社和旅游逐渐实行，这就是大家知道的“布拉格之春”。

可是，1968年8月20号，苏联突然率领华沙条约国家的军队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和机枪疯狂扫射，残酷镇压了这场民主的改革运动。

年轻的哈维尔在整个“布拉格之春”运动期间，表现十分积极。运动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共产党体制内的改良绝对行不通。于是，他走上了和共产党直接对抗的不归之路。他的武器是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尖刻犀利的笔。

从1969年开始，他的戏剧被禁演，护照被吊销，但他从不罢休。1975年，他向当时的捷克总统写公开信，呼吁民主自由，从此正式遭到当局的监视、迫害。1977年，哈维尔和其他两位异议人士一起创建了“七七宪章”。这是一个人权组织，其宣言在西德发表之后，使哈维尔成为世界知名的反共异议人士，并因此而被共产党抓进监狱。但是，哈维尔成了反抗运动的象征。在“七七宪章”的旗帜下，捷克的地下民主刊物蓬勃发展起来，哈维尔成了地下民运的领袖，于1977、1978-1979、1979-83、以及1989年，多次被捕入狱。

1989年春天，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一下子将东欧的地下民运推向了公开。捷克人民先是上街，声援中国学生，抗议“六四”大屠杀。紧接着大批大批的群众把矛头转移到捷克共产党政权，抗议浪潮排山倒海，不可阻挡。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哈维尔成了这场反政府抗议运动的中心。11月17号政府军警用暴力镇压了布拉格的学生和平抗议运动，一下子使整个国家爆发了更加有规模的抗议。11月20号，哈维尔在50万游行示威的群众面前激昂地演讲，逼迫政府下台。哈维尔本人组成一个叫“公民论坛”的组织，成为临时政府。

1989年12月29号，刚从共产党监狱里放出来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临时总统。从那以后，哈维尔在1990年、1992年，连选连任。1993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治，哈维尔又被选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1998年，又获得连任。

作为总统，哈维尔全面推动民主，主动将自由欧洲电台搬到布拉格。他为人谦虚，从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是北约成员国最具有理想色彩的国家元首。正因为如此，在他退出政坛的时候，北约决定在布拉格召开一次北约首脑会议，特意为哈维尔退出政坛告别。

今年8月初日内瓦汉藏会议期间，我同与会的朋友们曾拜谒卢梭故居。那是位于日内瓦老城窄街二楼的一间简陋小屋，民权先驱卢梭当年生存的艰困一目了然。浏览着一幅幅18世纪的人物与风景画面，听着耳机里的中文解说，想像着卢梭颠沛流离的一生，不免伤感：那200多年前的流亡，早已在西方绝迹，而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尽头。当日前往参观的众多朋友，连同笔者，都仍然是流亡之身。由此看中西文明差距，至少也有200多年吧！

1989年6月，北京，黑云压城，枪林弹雨。大屠杀带来大逃亡。北京民运骨干纷纷南逃，大多取道广东，经香港逃出生天。后来，更有“黄雀行动”的传说，演绎种种传奇故事。

那一年，作为广东民运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任教中山大学的我，受到广东当局通缉（以“通告”方式），列为该省四大“钦犯”之一。越是靠近逃生口，却越是没有逃生的打算。等到醒过来，思谋逃生时已经太迟。周遭都是便衣特务，被盯牢看死。

书生气十足，曾经以为逃走就是“罪上加罪”。因此不敢逃。甚至在广东当局的“通告”下，主动前往公安局接受传讯，以示坦荡和“清白”。传讯来传讯去，最终锒铛入狱。漫长的“收容审查”后，被判刑3年。3年关押，大部分时间在看守所的暗室里度过。因长年不见阳光和匮乏新鲜空气，头发变干，犹如枯草；皮肤变薄，轻碰都会淤血；任何伤口或脓疮，都久溃不愈。

1992年7月，结束第一次牢狱之灾。满怀重生的希望，希望却很快破灭。八九的热血，尚在周身荡漾，满眼却是纸醉金迷的现实和醉生梦死的人群。无法融入那个酒池肉林的时代，无法适应那个铜臭熏天的社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我被朋友推入歌舞厅时，心底唯一能升起的感受。

信件被检查，电话被窃听，行走被跟踪，另加每月被公安传讯。这就是90年代，走出监狱的我在中国的基本生存状态。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却没有。感觉中，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监狱。精神空虚，情绪低落，以至万念俱灰。自感无法再在这个大监狱里熬下去，于是铤而走险，越境偷渡。1993年两次偷渡香港，然而时过境迁，港方无情，竟两次被遣送回国。两度进入位于新界的新屋岭收容所，都是突然被叫唤出去，突然被遣送回国。

第一次遭遣送时，港警急催签字，领走随身物品，旋即被送上一辆黑色箱型车，车上已经坐满几十名普通偷渡客。等到了中国境内才发现，重要身份文件均不在随身物品袋中。初时还以为是港方出于保护，怕我回去遭公安察觉和清算，有意暂时扣留我的身份文件。后来写信给香港入境处询问，该处杨姓处长复函，称查无所获，并指我已经签字领走所有物品。

这才醒悟：贪婪，这人性中的恶，显现在香港入境处的个别干员身上。其中一名或者多名干员，因贪图我衣袋中一枚绝版六四纪念邮票，竟连同身份证和判决书等共8份关乎我生存的个人文件，悉数私吞。

第二次遭遣送时，问：“送我去哪里？”一名肥胖港警面露狡黠地回答：“送你去美国！”我照例被推进一辆黑色箱型车，夹杂在几十名普通偷渡客中，直接遣返中国。那一句兼具讽刺性和侮辱性的话，将让我记取一生，成为逆境中激励我自强不息的警句之一。真正的男子汉，奋发自屈辱。

第一次遭遣送，中共公安未察，尚能在国内苟且偷生。第二次遭遣送，被中共公安堵在增城收容站，依通缉令认出，当场被捕。由此沦入第二度牢狱之灾。无需开庭审理，就被判处劳教2年。在花县赤坭镇的劳教场里，我被强迫从事重体力、高强度、长时间的劳作。白天在烈日如烤的码头抬石头装船；夜晚在昏暗如豆的灯下赶制出口人造花。每天劳作时间超过14小时，我沦为不折不扣的当代斯巴达克斯！

甘冒生命危险，也要揭露当局强迫犯人生产出口产品的劣行（违反国际通则）。亲历棍棒交加下的苦役，我暗自下了决心。在月光下写的信，连同作为证据的商标，经曲折管道，辗转送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亚洲人权观察、美国之音。位于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也介入调查并公布详情。信件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原是直接从监狱中向国际社会发信揭露中共强迫犯人生产出口产品的第一人。

迫于国际压力，恐于经济损失，中共当局提前数月将我释放。监控和传讯依旧。公安暗示愿意提供护照，让我合法离境。于是在亚洲人权观察的协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之下，1996年隆冬我踏上前往美国之路。途经香港时，想起肥胖港警的那句话。挥别故国，禁不住潸然泪下。

事实上，中共当权者对付政治反对派，主要就是这两种手段：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定将反对派与中国民众相隔绝。独揽朝纲，死守既得利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时至21世纪，中南海诸公脑袋里，充满的，依旧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的遗训。

厚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早先想出来，随后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就中国反对派整体而言，“围城效应”则又表现为：里面的想冲出来，外面的想冲进去。当海外流亡人士一波接一波尝试闯关回国时，国内民运人士却不断有人要逃出来。在这边，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张林、魏泉宝等潜返中国，因行程走漏被捕，身陷囹圄；在那边，国内若干同仁为了投奔自由，不惜冒死投海，劈波击浪，游到台湾，如唐元隽、燕鹏等。

鼓吹革命的海外志士王炳章和彭明，其归国方式却是可怕的另一种：在越南和缅甸的反动政权配合下，他们竟被越境作案的中共特务绑架回去！不幸跌落陷阱的王、彭二人，分别被中共处以“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漫长的流亡，也消磨了一部分同仁的意志。有人经不起中共诱惑，私下与中共达成妥协，回国经商，据说“一夜暴富”；有人接受中共“邀请”，回国走一走，竟至失去方向，辨不清云里雾里。

著名知识分子王若望，临终前渴望叶落归根，中共却趁人之危，妄提条件，王老坚拒，含恨归天。另一著名知识分子刘宾雁，病入膏肓之时，希望返国治疗，遭中共断然拒绝，客死异乡。

80年代，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回拒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事实证明，马思聪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后来连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难保，因同情呼唤民主的学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气病而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旅居法国的高行健，掷地有声地宣布：“不值得为那个腐朽政权虚耗一生”、“决不回到那片罪恶的土地！”宣示作为地球村的公民，已经放弃了那种狭隘的“国家观”。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唐末诗人韦庄的词句。“老也莫还乡，还乡终断肠。”这是我当年在狱中，延伸韦庄之语，写入《望乡》一诗的句子。这些诗句，到如今，倒似乎与现实愈来愈贴近。时光如梭，岁月如川。究竟想不想回家？渐渐地，成了一个难题。

几度前往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故国方向，心中苦痛，犹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总是在起飞回北美的那一刻，赶紧默祷，为亲人，为祖国。何时拨云雾而见青天，重逢至爱亲朋、笑融泪脸？故土，沉重的思念。故国，越来越遥远。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海外流亡者回国权利研讨会”上的发言。）

海果去世了，虽然近年以来她的身体已逐渐衰败，但对她的去世还是觉得突然。我一直没有觉得她已步入老年，她是不会老的。在《北京之春》今年9月号的封三上，有她与方励之夫妇的合影，还是充满活力，没有病容。可是她去世的消息是真实的。

2007年暑期，她参加了洛杉矶举行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会”后，逗留美国期间，由胡平来电相约，我和海果通了电话。我们在电话中作了长谈，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的会面，过去将近30年了，都老了，她说她身体不好，独自在巴黎居住，深感孤独寂寞，我劝她争取时间写下自传，纪录她坎坷不平凡的一生，是给后世的财富，这一代知识份子的遭遇，是对专政的控诉，一定要写下来。她又提到前些年曾在澳洲居住过四个月，但那时她不知道我和陈朗在奥克兰，否则纽澳相近，可以顺道来访。我们邀请她，条件许可时，一定来奥克兰小住。但是她去世了，不可能如愿了。

1980年暑期，海果从金华市来杭州访问过我俩，在我们武林村的阁楼里，住过多天。那时国内正是“落实政策”的时期，幸存的右派们纷纷回城参加工作，我也从乡村回城工作，在一所中专教书，正是40多岁的壮年。海果虽然不让“摘帽”，但她也被落实在金华市文联工作。一经安排，就有许多人找她办事，大多是法律方面的事，人们信任她，觉得她有能力判断、找门路，她原先是学法律的。人们明白，在中国这个权大于法的国家里，一个曾经坐牢，今日又并非身为律师的人，能有多少能量？但是人们还是以为通过她的能力、关系可能解决问题，甚至连出版书籍也托她找门路，那次她来我家，即带了曹天风的诗集〈水平集〉，来找寻出版机会，寻求门路。她的热情奔放、助人为乐、天真烂漫，给人印象至深。她的个性并不因为磨难而变成冷酷！

在我阁楼的某个深夜，我俩曾经深谈，她责备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亲，她觉得自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为人母，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她母亲带大的。她是思想家、革新者，她是社会的，不属于个人的。这个世界未能提供她施展的机会，是社会的过错，社会的不公。

我和程海果有太多的共同处，我们同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女生，年龄相仿，我们是小同乡。她和陈朗同是浙江温蛉人，我的乐清县与她是相邻而居，说着同样的方言，且同时被沦为右派，得到同是下乡劳动的处分，只是她比我更惨烈，陷身囹圄多年，后期关在浙江永康的一个劳改农场里。

但是她与我又是不同的，她观点鲜明、有思想、有抱负，她的右派当得轰轰烈烈，全国声讨。在反右初期，我钦佩她，我在报章上识得她，她当然不认识我。她在廿多岁的即是文章高手，洋洋数万言，言之有物，有改革纲领，这才是右派。而我算什么？我糊里糊涂当了右派，戴了帽子，还问别人“右派隐藏在哪里，什么是右派”？还期盼党国有一天会告诉我，给我平反，说他们反我反错了，幼稚可笑，有负于这顶大帽子。在反右前，我不过问政治，平日不看报纸，头脑里没有一颗政治细胞，成天努力学习钻研业务，期待今后当个教授。我和海果又是相去太远，那个时候我俩互不相识，可我知道她，她不知道我。

1980年以后约81年，82年，海果到北京寻找胡耀邦等老关系，想通过他们达到摘帽、创造前程，她逗留北京较长时间，并数次到北京。因为与陈朗老友陆阳春也是老师，由陆阳春介绍给陈朗，尝借榻在陈朗和平里的寓所，那时陈朗从流放地甘肃返回北京不久，先住和平里，后住团结湖，算是我们在北京的家。二幼、三幼也在北京求学，周末都在家。海果到北京活动不止一次，大都住我们北京的家中，与二幼、三幼结下很好的友谊，在给我杭州的家信中常常道及海果种种。

我在上世纪70年代已被赶出兰州，曾流落在陕西富平一带，后直接回到杭州，得以落实在杭郊谋生，故在一九七八年“落实右派政策”能回杭城工作，我们有南北两个家。孩子们小时住杭州，长大后到北京上大学，故海果在北京活动期间，在家庭成员中独独没有见过我。孩子们在寒暑假回杭度假，不但带来海果的种种讯息，还带回她遗留我北京家中大袋小袋的东西。

我在杭州见到的海果，虽在中年，仍然朝气蓬勃，仍然信心满满，似肩负千斤重担，仍然敢说敢为，不畏强暴。15年的劳改生涯，并未击垮她，还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也是一个可爱的人。

可惜的是党国没有肚量容她，不能利用她的智慧，她在国中不能容身，即使她不出国也不会得到施展，因为她锋芒毕露。

我和海果仅在杭州一面之交，今后天南海北再无会期，海果先我而去世了，她的未竟的理想、抱负，要在中国实行民主，这有待我们的努力。我相信世界潮流如此，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与目标，这迟早也会在中国大地上实现，那时后人千万别忘了祭告海果在天之灵！

有关程海果（林希翎）的文字，我在拙着《右派情踪》一书中有较祥细的记录。《右派情踪》2008年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

网尽中国的外围赌

六合彩的外围赌博正式疯狂肆虐于中国大陆的时间，迄今已有7年。这7年来，自南方的广东发端，到西南的广西、东南的福建、东部的浙江，直到中部的湖南、湖北，最终流窜于西北的新疆。可以说，在中国大陆至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存在六合彩外围赌博。私彩横行，民众趋之若骛，小民小赌，大豪大博，各阶层、各职业、各年龄皆已覆盖，几已成为一张远比公彩流行的大网，网尽中国。

1976年，六合彩被香港政府确定为36选6的乐透彩，以打击民间“字花”赌博，取代原先的马票。1983年，选码范围增至40个号；1988年，增至42个号；1990年，增至45个号；1996年，增至47个号；2002年，增至49个号。作为香港代理投注机构的香港马会奖券有限公司，一次又一次地增加了彩票中奖的难度，这难度当然也影响到了大陆私彩，眼见有利可图于此，外围庄家开始活跃。先是一批商人在玩，后来逐渐扩延到底层，而这分属各个籍贯的商人及民工流动性亦大，便逐渐传播开来，直至今日之局。

六合彩乃是香港极少数合法的彩票，政府抽税10%，派奖后剩余资金交付社会福利署奖券基金用作慈善用途。虽然合法，但它唯有在特定的香港才合法（如同台湾六合彩在台湾，新加坡六合彩在新加坡），一旦脱离了这片领土，它便是私彩，乃是非法——就连香港赛马会六合彩官方网站也是被大陆屏蔽的。在香港，人们赌的是在1至49这49个号里选择6个平码、1个特码。大陆私彩则取其最后一个跳出的特码，在1/49的出码概率中，但凡投中此码，获奖赔率即是此码本金的41倍，某些地方也有42倍、43倍之说，甚嚣尘上的诸多难辩真假的在线投注网站，更有46倍、47倍、48倍之说，而且还可提供8%～12%的返水，也就是说，不管你这期中或不中，只要你选择“返水型”投注，那么你总本金的8%～12%就可以退还。

我所见识到的针对六合彩外围赌的批判与研究，不外乎如下几种：

一，六合彩导致诸多个体、家庭与社会的悲剧，甚至致使金融动荡，银行贷款率大增，还款率大减，大批资金外流，如蝗虫一般吞噬民众资金与国家财富，在某些地方导致了严重的金融事件。

二，六合彩的特码之赌，赌民永远不可能胜过庄家，只因以1/41的胜率去博1/49的随机概率，庄家乃有巨大的胜算空间，又因大多数赌民“一码中特”、“一肖中特”、“一尾中特”的以小博大心理，更有数期连连不中，以至逐渐翻倍投注，以求拿回本钱、永不亏损，而这不过又是跳进更为黑暗的无底深渊。

三，荒废农、商、学等各行业不说，民众自身心理及所见民风在赌博之中扭曲毁坏，以至接近精神疾病的范畴，加之“码报”、“码书”、网络欺诈、手机欺诈等盛行，就更是加重了六合彩的迷信诱惑特质，许多人迷途于此，尚未知返。

最底层的写单人

一个电话亭，一个杂货店，一个售衣店，一个枱球馆，一个麻将馆，乃至一个家庭，一班工友，只要有耍人、有闲时在，便有写单人。这写单人接受投注，在开奖日（周二、周四、周六）20：50左右汇报总投注金额给上家小庄家，小庄家再一层一层往上汇报，最终某一层的庄家汇报给最神秘的第一大庄家，供其运筹帷幄。

最底层的写单人的利益，一般是总投注金额的10%，而具体开什么号，谁中大奖，谁不中，则与他们无关。除非，这写单人凭着自己的经验，能够吃定一些码，而将可能出的码之金额汇报上去。这样的获利空间颇大，然而风险也大，直到引起庄家警觉之时，有的地方甚至不再允许写单人接受一些“博大小”、“博单双”的单子，以避风险。另一风险则是自己临时拿不出那么多奖金来，被激动的中奖者拉上一帮人围着，被砍上一两刀甚至直接倒在血泊之中，这种事在大陆也未见得有多异常。

一位写单人对我说：“其实，在我这里买彩的赌民已经非常理智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在过去，一个人一期押上几千几万元，大有人在。而现在，多是几十块、一两百而已，一期的总中奖金额，很少超过一万。”虽然码报还是每期开后第二天中午即拿，还是有许多人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讨论下期最可能开什么、不开什么，还是一到开奖日晚上21：00就有许多人围在电脑前按住起伏的胸脯看那跳跃的号码，但是中了的人如今已经不那么兴奋，没中的人如今也不那么恐惧，毕竟大多数人投下这可怜的买码钱，也就图个开心，权当怡情了。

另一位写单人的境况则明显不同于此。他不同于那些只拿10%油水的写单人，他是自己做庄。一期可能亏上五六千，也可能净赚三四千，总之亏得少，赚得多。他四处寻找耍人集聚的地方，不断地接电话、写单，再一个号一个号地统计，计算出任何号开出后他的不同盈亏金额。我曾亲眼目睹此人也有拿不出来钱的时候，那必是有人中了大奖，自己尴尬在哪里，摸摸空空的腰包，流汗，擦汗，找人垫付，以备他人的血腥砍刀。最戏剧性的，莫过于某期谁都没买的冷号，居然奇迹般地开了出来，所有人都在叹气，唯有他笑得最甜，100%的获利率让他看起来幸福得像朵绽放的花儿。

特码是人为的吗？

许多人都在感叹：“六合彩越来越不容易中了，尤其是今年。”这“不容易中”的原因，多是常常开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号，诸如2008年出现过上期开37、下期又开37的情况，2009年出现过上期开26、下期又开26的情况。红波可以连续19期不出（2004年第105期～第123期重创赌民的“红波事件”），双可以连开10多期，同一个肖，可以多期连续开，上期合6，下期又合6，下期再合6……所有的号码属性，包括大小、单双、波色、半波、头数、段数、生肖、尾数、合数等，都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或隔期重复，令众人感到那真是最不可能开出的号，结果却开了出来。这给赌民一个疑问：开什么特码，是不是人为定下的？而非独立机选跳出？

一位写单人说：“肯定是先就定好了的嘛，亚洲电视台放出来的都只是视频而已。比如说，去年年底就有一群特定的内部人士在香港开会，讨论2009年的每期特码要怎么出。这个是定好了的。但有两种情况，特码要变。一种是有人动用大量资金来专门炒作某个号，一种是有人泄密。不过，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也要遵循变号不变肖的原则。那些从周四推迟到周五、从周六推迟到周日、从21：00推迟到21：30开的号，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要稳赚的话，只要你看得准某个生肖，那就包整个生肖的号。”说得煞有介事。

诸多出售所谓“10000%准”的特码并且要求赌民缴钱入会的人，抓住了这一依据，直接说：“我这资料，是拿多少万多少万从香港马会那里买来的，虽说不是期期都准，但十中八九是没问题的，所以收费肯定是天经地义。”还不忘叮嘱拿到资料的人必须低调，不得声张、传播，否则后果自负。有人问：“既然你连每期特码都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期期大买？”得到的回答是：“此处已无庄家敢接我的单，我这资料是灭庄的，他们都已经吓得心惊胆战了。”

这是十足的屁话。别说全省禁你一人不可能，就是全镇禁你一人也不可能。写单人的窝点如此之多，哪里买不了六合彩？即使本钱再足，投注额再大，分散下注亦可。加之现今网络技术如此发达，各QQ群投注，各在线网页投注，多的是。有位历经博彩多年的赌民对我说：“我们那地方，玩六合彩玩了6、7年了，是请人设计的秘密网页，专找可靠的人下注。见你有本钱，就给你办一张卡，你本钱多就可以下大注，本钱少就限制你的下注额。每期投几万元、几十万元的人都有，即使你中了一千万，他们也拿得出钱，一分钱都不差你。但只有持卡的人才知道网址、用户名和登录密码。”

打着“预测”旗号的人

如今我们所见的六合彩外围赌博，已经越来越半公开化。只要你会使用百度、Google，搜索“六合彩”或“特码”，即有无数欺诈网站摆在你面前。更有各DZ型论坛及树型论坛，也冠以“高手坛”的名称，在成千上万的赌民中流传甚广。一个普通的预测帖，冠以“打击黑庄”的主题，就可以有至少几千次的点击量。有人使用具备数理研究色彩的公式统计来预测下期特码，有人固定跟踪一两个高手或几十个高手，来综合统计最可能出的特码，并将出码的可能比例按大小排序。还有专门的网站，集中一些被跟踪过、验证过的高手的数据，并最迟在开奖日当晚20：00更新，供赌民参考。

当然，不靠谱的事情是占绝大多数的。一个最现实的理论就是：一个社会80%的财富，只能由20%的人拥有，大多数人不外乎都是送钱人。那些出售六合彩特码书籍的人，以为自己做得以假乱真，还以镜头拍摄一页一页翻开的特码页给你看，但你永远不知下期出何特码。一些提前告之了预测内容的，等码开了出来，你所看到的，已是被修改的内容，除非你提前记录下来，否则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诸如此类的把戏数不胜数，都是拿赌民的智商开玩笑。

网上有没有真正的六合彩高手？这倒是可以肯定的，高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们能够尽量做到不连错就已非常难得。至于那些号称“全年无错”或“全年错一”者，若说的是40码大围或杀一肖、杀一尾，也许还真有那么一两人，但若是大小、单双、双波也能达此境界，对不起，这样的人我一个也未见到。

我所见到的是，大多数所谓的高手，一旦某期预测错了，要么临时修改，要么从此不再更新，永远消失在你眼前，而后又以另一网名出现在论坛，你又看得到一大堆虚假的历史记录，全是“准准准”、“中中中”，其实谁也没真正验证过。如此一来，即使你跟踪100个高手，一个月以后，消失的人估计就占一半，而那剩下的人也没有一个能够保证正确率。有的高手也许能够连续一个月准下去，可到第二个月，竟可错得一蹋糊涂。因此，所谓“预测”，必有其时间性。

打着“预测”旗号而行欺诈之实的，也有仿效《易经》或者奇门遁甲一类，将号码分成若干属性，依各种符号（如时间、期数、上期及上上期平码和特码等），来确定下期的出号范围，这一方式也无科学性。有人说，六合六合，那肯定是要“合”什么才要出的嘛，肯定要结合当日的天文、地理、历史及各种特定事件等因素才“合”出来的号，这一说法又加剧了六合彩的神秘性。难怪有大陆学者将“六合彩”冠以“邪教”定性，所指的就是它意乱人的神志，夸张了特码的权威，使你永远臣服于它开出来的一刹那。

特码只是独立的偶然事件

被称为“世界三大华人赌王之一”的博智（《赌场大揭秘》一书作者），长期致力于赌博的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的研究，他曾如此评论六合彩之外围赌：“多少人奋斗了多少年，也没有人能斗过赌场里轮盘的负收益率-2.7%，这码民又如何能斗过地下六合彩中至少达-10%的负收益率，除了神仙！在轮盘赌上，如果庄家也以如此高的收益率进行抽水，一两个小时下来，几乎没人能够抵挡得住，早把赌客吓跑了。相应地，能在六合彩外围赌中坚持一年却不输的码民当属凤毛麟角。”

我身边买码的人不少，赌历最为资深的，反倒也如博智般低调：“如果是让我每期买20个号，在本钱足够的前提下，我能用翻倍的方法，做到稳赚不赔。但是，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做，这不仅是一个本钱问题，最重要的是人们习惯于在买彩方法上不断变动，从不稳定。”确实，买码买成“理智型”的，多是固定用同一种方法或固定跟踪某一人，而其余者皆是辅助参考，而所买的码数也多是10个以上、20个以下，如此，至少能够保证自己不连续多期不中，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一般人往往这期凭感觉，下期看码报，再下期猜漫画，而具体到网络上的跟踪参考，又是今天看这个人的，明天看那个人的，结果经常是：“哎，为什么不再次跟踪那个人呢？”或者，“早知道开这个号，还不如就买15个号呢，为什么我偏偏只买10个？”抑或，“用上期买的号来买这一期，不就中了吗？”基于一期错而致期期错，错到一错就错一两个月，这也算是错得离谱，错出了水平。

六合彩究竟出何特码，确实只是单纯而独立的概率偶然事件，无关乎任何“先见之明”或“密室政治”。至于无数人都称可解密特码，那概率实在也是等同于一切偶然事件，就像让一只鸭子在49个号码上踩来踩去，所踩中的，也许就是特码，也许就不是，因而特码在未出之前，永远是“也许”的，除非有人可以穿梭时空，看穿过去未来，那“全年无错”倒是有可能的。

解决人的认知问题

关于六合彩，曾有一场关于是否将香港正宗六合彩合法于大陆的讨论，亦即只允许49选6+1，不允许49选1.当然，这一提案被搁置，会牵动无数人的既得利益与可能利益。大陆的公彩，如人们熟知的体育彩票、福利彩票，一夜暴富的例子不少，几乎每期都有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豪产生，但它的问题也不小，同样产生了一切赌博的同类连带问题。况且，某些公彩，如5分钟就开一次的北京快乐8、上海基诺，30分钟就开一次的重庆时时彩，赌起来比一周开三次的六合彩不知疯狂到了何种程度。六合彩算甚？

难道禁了六合彩的外围赌，彩民们就乖乖地去买公彩了？以2元去冲击500万的双色球，以3元去冲击800万的超级大乐透，跟这41倍赔率的六合彩外围赌之间，谁更容易被人接受？当然是六合彩。以超级大乐透为例，最接近六合彩外围赌的就是后区12选2玩法，其中奖率是1/66，赔率是30倍，亏损率大于50%；排列三、3D的中奖率是0.1%，赔率是500倍，亏损率等于50%，而这外围赌中奖率是1/49，赔率却是41倍，亏损率却远远小于50%.于资金极为有限的赌民而言，私彩的获利可能，当然远胜公彩，遑论财大气粗、盯死不放的庄家？

已有专家指出：抨击六合彩外围赌，其目的不能是抬高公彩地位。事实上，买公彩同样赌博颇烈，君不见有盗窃银行数千万元买双色球的真实新闻？到如今，在福建，更有人拿公彩的福建36选7的特码作为外围赌的游戏，公彩私彩在赌博性这一点上，只有获利空间的大小之别，而无本质区分。那些辛苦滴汗的民工，拿2元来买排列三与拿2元来买六合彩，有何性质上的区别？因此，问题的重点已不在于究竟何种彩票合法，而在于彩民对纯偶然事件的认知是否步入成熟期，要力保民众不因输红了眼而蛮干到底。

彩票这个东西，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它可以应急一些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也必然带来一些麻烦。国家角度的顾虑，是整个大陆的社会稳定，这稳定的顾虑是经济上的动荡，以及这动荡之后的种种“连感效应”问题。诸多外围赌的大庄家究竟是何方神圣，极少有人得知，他们多在境外，国内所捕获者多是小虾米。这群人究竟仅仅是图财还是有着其它更为震撼的目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当局必是恐惧的。而作为公民个体角度的顾虑，似乎就简单得多，那就是在可控的能力内，理智地看待和出入于博彩领域，而非沉迷不拔，甚至失心去志，堕落于废物之列。

警察当然可以罚点写单人的款，端掉一些窝点，再让法院判那些最底层的写单人和“小不点”的庄家几年有期徒刑，顺便还惩治一批勾结掩护、竞相照应的权势、富商与黑道，可还是铲除不了六合彩外围赌。换句话说，即使真把外围赌“杀它个干呀干、净啊净”，另一种同类性质的游戏也必催生。唯一可解决的，是人的认知问题。我看诸多官方宣传就非常片面，以至于你虽然看得见到处都挂着“严厉打击六合彩”的横幅和标语，甚至国家已经用立法的手段来铲除它，可它不仅仍旧存在着，甚至还更趋于公开，人们的接受程度也非日渐“麻木”与“无知”。所以，与其天天喊打，倒不如更细腻地了解它，以确定自己的控制能力。诸多宗教信仰的圣徒不沾染于此，盖因有训于先，他们认知在此，你就是让他们买，他们也不会从之，这就是途径之一。

本文宗旨不在于肯定和鼓励六合彩之外围赌，只因目睹当前众多赌品一般而赌智又弱的赌民们，被包围在无数的光鲜诱惑之中，还有些茫然无措和“十万个为什么”，由此执笔一点，还仅仅是点到为止。

西方文艺复兴一般是以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为起始标志。当时希腊文化学者带着心爱的研究资料托庇于意大利，于是西方人首次有了机会来直接端详古希腊的人文天地，后者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神化世界。这个新的认知最终导致了约五百年后尼采对上帝的死刑宣判。文艺复兴完成了从宗教到科学的意识形态转型、从神圣到世俗的社会生活转轨和从神权（或神权与王权的联盟）到民权的政治结构转换。然而，伴随着这场深刻而全面的历史大变革的乃是蔓延于社会各阶层无休无止的争斗，既有平民与贵族利益的激烈冲突，又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所刻画的宫廷权争的残酷阴谋；既有旧体系下教廷与王室的钩心斗角，又有新兴资产或市民阶级内部的利益相争。宇宙漫漫，但人生有涯。善良的人们（如小说《乌托邦》的作者英国人穆尔）对这些暗无天日的相争厌倦头顶，却又苦于此生望不到历史发展的曙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星相学家洞察未来的眼力和料事如神的天赋，使他们成了那个时代上帝的最佳代言人。那些政治进取心强烈的先知们很自然地将天赋和知识用于历史预测—既为自己所在的国家和民族造福也为个人的生计和前途谋利。这里笔者选取了三个历史人物，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这三个文艺复兴的重镇。他们的预测活动和人生遭遇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人类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历史预测的魅力与风险。

一、诺斯特丹玛和他的《世纪》预测

米歇尔。诺斯特丹玛（Michel de Nostredame，1503年12月14日– 1566年7月2日）是法国御用星相学家，同时还行医为王室服务。他为后世记住的原因是那本迄今还广为流传的历史预测长诗《世纪》。该书本身遭到后世（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的滥解或滥用，以致成了无所不验的历史预测“皇历”。但笔者注意到，1987年出版的《西方星相学史》的作者吉姆。泰斯特（Jim Tester）对诺氏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并无什么真才实学，不过吉姆并未给出证据。诺氏的著名预测包括法王亨利二世会通过何种方式去世。他在《世纪》中能对身后的历史作出预测，从现在的知识来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神秘可言，因为在诺氏生活的时代，天文观测有了长足的进步（哥白尼已经在1543年公布了他的天文学体系），通过对天象长远规律性变化的推算，再加上服务王室时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数据和他自身固有的直觉能力（诺氏出生在直觉智慧高超的属于火相的人马星座），他完全能够大体上推断出未来的发展趋向。他的预测长诗实际上是写得非常含蓄的，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来随意解释其含义。譬如，《世纪》第三章第九十五节曰﹕“多数人（统治）的法律将失效”。在苏联和东欧发生变故的一九九零年代，便有人据此解释说诺斯特丹玛四百多年前就已准确地预见到了苏维埃社会政治制度的消亡。还有，《世纪》第十章第七十二节中提到﹕“一九九九年七月，将有恐怖大王从天而降”。但实际上当年并没有什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可是在此之前，却有不少人言之凿凿地认定，一九九九年将是一个恐怖灾变之年。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人从诺氏的《世纪》诗中找到了希特勒上台和日本进犯珍珠港的预言。

无独有偶的是，在诺氏之前的中国唐朝和明朝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历史预测长诗即《推背图》[作者李淳风（602 – 670）]和《烧饼歌》[作者刘伯温（1311 – 1375）]，对它们的解读也都是仁智互见，牵强附会的。例如，有人将金圣叹批注的《推背图》第三十七象《庚子三三巽上震下益》解释为黎元洪（1864– 1928）出任大总统，这显然是民国初年黎氏如日中天时有人刻意索解的。今人如何看待上述这些中外历史预言其实并不重要，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些历史预测活动体现了人类在这历史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候，希望通过对历史变化规律性的认识，来预知未来和把握命运的内心渴求。在西方命学史上，至今还没有人做过象诺氏那样系统的历史预测（其应验程度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诺氏生活的十六世纪正当文艺复兴的中期，新旧势力彼此对峙，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运动互相较劲，神权和王权的冲突日益加剧（如英王亨利八世于1534年和罗马教廷决裂）；1562年，也就是这位先知去世前的四年，诺氏的祖国—法兰西甚至陷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宗教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动荡不安、人心思变的时期，作为御用星相家的诺氏以他的直觉、阅历和经验肯定是感受到了强烈的变化信息，历史巨变的能量正在积聚，维持西方社会秩序长达一千多年的宗教权威和封建势力即将崩溃。果然，诺氏死后还不到一个世纪，英王查里一世就被砍头，紧接着的十八世纪法国国王又被推上了断头台，最后在十九世纪末由德国的诗意哲学家尼采正式宣告“上帝死了”，以象征（公元476年）西方由罗马帝国灭亡而开始的精神专制时代的彻底结束。

二、意大利星相家默然狄的人生悲剧

如果说十六世纪法国星相学家诺斯特丹玛在历史预测方面的努力多少都为星相命学的发展增添了一些喜剧色彩，那么活跃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星相学家默然狄神父（Father Orazio Morandi，？―1630年11月7日）却是一个生不逢时的悲剧性人物。神父是在公元1630年11月7日满怀悲愤地死在一间狭小牢房里的，然而四个月以前他还是罗马最受尊敬的星相学家。默然狄被捕的原因是他竟敢预言在位罗马教皇会很快在1630年去世。这一预测吸引了不少枢机主教前往罗马去召开秘密会议来选举新教皇。在默然狄被审判之后，教皇乌尔班八世颁发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敕令谴责星相学。默然狄的误测确实是晦暗了星相学的声誉，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神父本身智能有所不逮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已经无法再维持传统星相命学的崇高地位了。整个十七世纪，意大利统治集团内的政治斗争相当激烈而充满变量；同时，知识界正面临着从托勒密—亚理斯多德的传统宇宙观向哥白尼的日心说和机械论转变的动荡不安。那份长达二千八百页的默然狄审判记录将我们带回到那个时代变化剧烈而深不可测的罗马教廷；在那里，宗教、科学与政治彼此纠缠又和社会及阶层的变动交织一起。在这个错综复杂而险恶丛生的社会环境中，象默然狄这样有声望的星相学家又急切地渴望获取和他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力和特权，这就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他投靠当时意大利显赫的美第奇家族，被任命为罗马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为了能尽快得到社会承认，默然狄创办了一所独一无二的图书馆来专门收集当时属于禁书的有关哲学、神学和情爱方面的资料，并免费向罗马知识界和其它上层贵族出借。同时，他和修道院其它牧师还提供星相命学的咨询服务，希望能为深受战乱和瘟疫之苦的世人提供现代人才享用的那种心理疗法和“社会保险”。默然狄在今天肯定会由于他的开放、博学和仁慈而受到尊敬，然而他却生活在早于法国大革命一百年的十七世纪，那时的罗马教会虽已衰象毕露，但却势力还在。神父在世的1600年教廷还敢把异端科学家布鲁诺推上火刑架；就是在神父死后的第三年，他的同胞、天文与物理学家加里略还被宗教裁判所定罪而终生监禁。默然狄对异端和异见的爱好一定是早已得罪了教廷，而他爱好虚荣的心理和贪图名利的做法又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他对历史发展的先见之明，也让他的敌手抓到把柄，从而给他的预测工作带来了致命的风险。所幸的是，默然狄的悲剧变成了后人的智慧。下面谈到的英国星相学家威廉。里利（William Lilly， 1602– 1681）虽然也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从事历史预测工作，但他却避免了致命的风险。

三、里利的历史预测和伦敦大火

威廉。里利（William Lilly， 1602年4月30日– 1681年6月9日）是文艺复兴后期西方命学在英国发展的全盛时代最重要的星相学家。他不仅在西方传统命学的历史上享有盛誉，而且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这位出生贫寒的星相学家在全国范围内著名的过程刚好是英国社会从王权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变化与动荡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国王与议会激烈争夺治权的内战（1642– 1648）、查里一世被处死后共和政体的建立（1649）和随后国王势力的复辟（1660）。今人所看到的英国乃是当今世界的文明温柔之乡，绅士淑女的摇篮。殊不知，在走向现代国家的征途上，英伦三岛曾经是历史上人类相残最烈的地方之一；在当时全国四百五十万人口中，竟然有二十万人丧生于内乱，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所谓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正是这种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的社会生活环境突显了星相学家洞察未来、安抚人心的历史作用。

里利是迟至“而立之年”才开始选择星相学作为此后一生的职业，对政治的强烈兴趣让历史预测成了他几十年命学咨询生涯的一根主轴。他在1651年出版了小册子《王朝或者没有王朝》（Monarchy or No Monarchy），其中含有对英国未来发展的预测，不过，和中国宋朝的历史预测《推背图》有些类似的是，这些预测都隐含在一系列被里利本人称为“象形文字”的图画中，其确切涵义并没有得到说明。尽管如此，十多年后这本历史预言小册子还是给星相学家本人带来了麻烦。自学成材的里利根据出生星图曾断言出生时月亮落入天蝎座的国王会遭砍头的厄运，并被请求提供遭囚禁的查理一世如何逃逸的途径（但国王手下的人却怀疑里利的预测能力）。作为国会势力的主要军师，里利的战事预言常能鼓舞士气去战胜国王的军队，因此他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好几个兵团的战斗力。这位出生时月亮落入摩羯星座而功名心切的星相学家从1644年开始自行编纂年历，在整个1650年代该书的销量竟攀升到差不多每年三万册。从1640年代到1660年代，里利平均每年需要提供二千次星相命学咨询。按现在的价值来估算，这位星相学家六十岁时的年收入已高达五百万英镑了。据说来咨询里利的客户大多是问失窃和隐蔽的财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英国社会失序和人心浮动的历史情景。里利于1647年出版和1659年再版的三卷本《基督教星相学》（Christian Astrology），是历史【包括时政（Judicial astrology）和特定（Horary astrology）】预测方面的教科书，二百多年后的1852年该书以《星相命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Astrology）为题问世，1985年此书又被重印出版，可见三百多年前里利的职业成就也受到了当代西方命学界的肯定。

里利的历史预测和其它咨询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名利双收，引起了教会势力的不满，因为世人相信他的年历已经远甚于对上帝的信任。俗话说树大招风。里利的命学咨询能为世人排优解惑，但他的时政预测却招来许多是非之议，惹上了不少麻烦。这位声誉卓著的星相学家最被人记住的历史预测乃是1663年的伦敦大瘟疫和随后三年发生的的伦敦大火。那场半夜从面包店窜出的大火很快就席卷了城区中部，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烧毁了13200幢房屋、87个教会建筑和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以及绝大多数的市府办公大楼，差一点就把伦敦贵族区甚至王宫给焚毁了。这场大火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因为它恰逢王政复辟时期，父亲遭砍头的查理二世恐惧有人想纵火来推翻他的统治。于是，作为嫌犯里利被国会调查机构传讯，人们都相信是他早在十五年前就出版的那本小册子中作出这场火灾预言的，因为里面有插图为证﹕象征伦敦城诞生时星相的双子座形状的城门和附近其它楼房大火冲天，泰晤士河上居民们则正在奋力逃生。但星相学家最后却并未被控罪，因为他的答问使调查官相信这位大名鼎鼎的预言家在政治上是驯服王室的（里利出生时的太阳星座落入由金星主导的金牛座），而他的所谓先见之明在那本小册子中是相当含混不确的（因为插图没有任何明白的文字说明）。这次传讯是里利一生的标志性事件﹕一方面它使星相学家的声名大振；另一方面，里利也深感历史预测风险太大，你不知道何时会赔上身家性命，因而萌生退意。这位天赋的星相学家在68岁那年，经友人暗助从主教那里取得了行医执照；此后，里利便专心在家里从事星相医学的咨询工作直至79岁时中风病逝。但直到今天，历史学家对里氏的大火预言仍然十分困惑，因为当时调查人员并未向嫌犯询问他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天象来预测要在十五年后才发生的瘟疫和大火。他们传讯时的兴趣仅此一点，即星相学家可能会预见到这场大火背后的政治阴谋。此外，里利本人的答询更是让人一头雾水。他以虔诚信徒的口吻这样答辩﹕“伦敦大火是上帝所为，但其方法鄙人无从得知。”这个回答在当时非常的“政治正确”，但我们今人感兴趣的乃是里利预测的方法何在。如果仅根据天象，其它人也会有此预言。看来，历史预测和一般性的（健康、职业和婚姻）预测不同，它不仅需要有专业的星相知识、敏锐的历史感觉和强烈的政治兴趣，更需要有超验的灵感。只有这些因素的完美结合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历史预测。

《自由写作》首发

（编者按：该文写于29年前，本刊首发。）

一

“写真实”和“写本质”，作为对文艺创作的要求，本来都是对的，它们二者也完全可以达到一致；但在我们的文艺批评中，它们却常常被搞得互相对立，而主要倾向则是鼓吹一种特定的“写本质”论，用以否定和反对“写真实”的正确主张。症结何在呢？计永佑同志一语道破了实质：“归根到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文艺作品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写光明与写阴暗面的问题。”那么，“写本质”论又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同样被计永佑同志一语道破了：“要真实地再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侧重写光明。……因为阴暗面并不规定中国社会的本质。”（《要注重写我们的光明》，《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第五版）

作为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种观点当然有其参加争鸣的权利。然而三十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种以只许写光明为特定内容的“写本质”论，在文艺批评的实践中实实在在只是一根棍子！它被奉为法典挟制作家，用作法宝戕杀作品，滥施淫威，煞是可怕。而尤为可怕的是，此风相沿成习，于今不衰，其积弊之深，绝非旦夕可除。不是么，二十多年前，一批敢于揭露我们社会阴暗面的作品，正是在这个“写本质”论的圣殿阶下被宣判死刑的；如今，好不容易翻了此案，使它们成为“重放的鲜花”，就马上又有一批敢于揭露我们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也被推到这个“写本质”论的圣殿阶下，要宣判死刑了。《时代的报告》评论员和漠雁否定《在社会的档案里》，燕翰和田均、梁康否定《飞天》，等等，就是一个又一个明证。这些“革命性”强得惊人的批评家，就因为这批作品不合他们那个“写本质”论的规范，便断然判定这批作品“宣扬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其目的“是为了动摇新制度的基础”云云；有人甚至公然喝道：不许以揭露阴暗面来“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呵，问题竟被搞得如此严重，我们不是分明看到和听到“写本质”论作为一根足以致人死命的棍子，还在舞得飕飕响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铁一样的事实，无视它是可笑的，回避它是愚蠢的，否认它则是荒唐的，而听任和放纵它去发展，就更是危害无穷的了。

二

实践中的巨大危害证明了理论上的极端荒谬。所谓“写本质”论的主要谬误之处，在于把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为化、简单化、绝对化、凝固化。社会生活的本质居然不是客观存在，而变成了某些权威认定的东西；它的定义十分简单，叫作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甚至还要再简单些，叫作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计永佑同志把这一点强调得非常突出）；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这一个，这一点（计永佑同志对此也作了很多论述）；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生活的本质都只能这样去认识，不得改变。在实现了这样的“四化”之后，所谓“社会生活的本质”显然已经深染主观唯心论的哲学色彩；但还不够，还要以庸俗社会学来进行一番加工。于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就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同义词，奴隶造反、农民起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而在讲到社会主义社会时，就变成了社会生活光明面的同义词。这是何等的荒唐呵！依此而论，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内容那么丰富，却大半都得算作非本质的了；而非本质的就应否定、排斥和消灭，这样，人类的绝大多数也就无权或者无法生存下去了，遑论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呢！

毫无疑问，像这样的一种怪论，除了生造它、利用它的少数理论家和批评家外，谁也无法忍受，因而谁也不会承认。

三

社会生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难道真的只是光明面吗？难道真的不反映在阴暗面上？计永佑同志为什么竭力这样强调？他有什么根据呢？

计永佑同志当然是有根据的，这就是那个长期占正统地位的哲学论断：“本质并不是简单地由事物的矛盾决定的，而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他以此否定了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现在……流行的观点：矛盾就是本质”；二是丹晨同志的观点：“本质并非只有一个”。他认为，只有照他那样讲，才能算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显然太牵强了。实际上，这种说法既不“唯物”，又不“辩证”，倒是既唯心又形而上学。

我们知道，所谓本质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独特的性质；而一事物之所以具有这种独特的性质，当然是由构成该事物的各种矛盾的各个矛盾方面共同决定的。倘若构成该事物的诸矛盾中有一种矛盾或者一个矛盾方面起了变化，这事物的独特的性质即本质就会随之也起变化，就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根本上离开了它原来的本质。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他以氧为例指出：“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像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末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末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87-488页）诚然，在构成一事物的诸矛盾中，必有一种主要矛盾；这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样，又都包括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但是，所谓主要矛盾及其主要矛盾方面只能决定构成一事物的各种矛盾及其各个矛盾方面在该事物中各处什么地位、各占多大比重，而决不可能单独决定该事物的独特的性质即本质。试想，如果撇弃各种次要矛盾，只留下主要矛盾，在这主要矛盾中又撇弃次要矛盾方面，只留下主要矛盾方面，那么，整个事物就化为乌有了，所谓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当然也只能存在于人的空想之中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哪里还有什么事物的本质可言？没有下，无所谓上；没有死，无所谓生；没有阴暗，无所谓光明——在任何矛盾中，矛盾着的双方总是这样互为依存条件，它们又都是构成事物的矛盾的存在条件，这个最基本的矛盾法则，这个最浅显的辩证原理，是谁也无法否定，永远无法否定的呵！那么，又怎能否定“矛盾就是本质”和“本质并非只有一个”的观点呢？又怎能说什么社会生活的本质只表现在光明面上，不表现在阴暗面上呢？

这里有必要再就“本质并非只有一个”的问题多说几句。丹晨同志提出这个观点，说明“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是完全正确的；他为此引证列宁说的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那些话，也是很贴切的。计永佑同志却批评丹晨同志“误解了列宁用语的内涵”，进而否定了丹晨同志的观点。其实，误解列宁用语内涵的并非丹晨同志，倒是计永佑同志自己。列宁所说的“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究竟是什么意思，丹晨同志不是紧接着就又引出列宁的具体论述作了说明么？（丹晨的文章《“写本质”与“写光明”不能划等号》见《人民日报》1980年8月27日第五版）十分明显，列宁认为托尔斯泰作品所反映的，恰恰是革命的本质中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即：“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既然都是革命的本质，难道不正如丹晨同志的结论所指出的，“说明本质并非只有一个”吗？至于计永佑同志在反对这一观点时所提出的另一观点：“一个事物的统一本质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说这统一本质可以分裂为几个不同的本质”，因为讲得含糊不清，使人颇感费解。不过据我猜想，他所谓的“统一本质”，针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讲，大概就是说本质统一表现为光明面，这光明面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除了光明面外，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决不可能再“分裂”出阴暗面之类的本质了。假如我的猜想不错，那末就应该说，计永佑同志这个观点才正好是与列宁的观点南辕北辙的。此外，计永佑同志还以如下一段话来说明“本质不只一个”的说法“未必符合辩证唯物论”：“人民胜利了，中国的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光明的；‘四人帮’篡权了，他们控制下的天下就是封建法西斯的，就是阴暗的。二者必居其一，哪里会有什么‘两个本质’？”这些话说得气势很壮，却恰恰使自己“未必符合辩证唯物论”了。人民的天下和“四人帮”的天下在本质上诚然不同，也就是说，前者是以光明为主，后者是以黑暗为主，但是能说人民的天下就只有光明面没有阴暗面，“四人帮”控制下的天下则只有阴暗面没有光明面吗？这样背离客观实际只凭主观想象去片面地看问题，用的是哪一号“辩证唯物论”？

事实上，如果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就必须承认：构成某一事物的各种矛盾的各个方面皆包含着该事物的本质，社会生活亦然。这就是说，任何社会都是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的，而任何社会的本质，也都是既体现在光明面上又体现在阴暗面上。至于所谓不同社会有不同本质，只不过是说不同社会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具体内容不同、所处地位不同、所占比重不同罢了，而决不意味着这一社会只有光明面，另一社会则尽是阴暗面。比如，秦始皇首先建立的封建大一统帝国，既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又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两个尖锐对立的方面，即所谓光明面与阴暗面，就同样都体现着秦帝国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诚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二者在本质的多重性上却毫无疑问地有相似之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剥削阶级社会脱胎出来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因此，它既有逐步生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即光明面，又有逐步消灭的剥削阶级社会的因素，即阴暗面；这两种因素，两个方面，虽则尖锐对立，却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为它所必有，因而都反映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如果只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没有剥削阶级社会的因素，这个社会的本质就显然已是共产主义，而不再是社会主义了。问题是这样的简单，道理是这样的清楚，不论什么人，只要稍懂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而又不被偏见所惑，就实在不应该发生什么误解。

四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同时体现在光明面和阴暗面上，那么，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不论所反映的是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就同样都可以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本质，不应该主观独断地强行规定只有写光明面才算是写本质。

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的拿破仑，在《战争与和平》中被托翁形象而深刻地描绘为狂妄、虚骄、充满野心的侵略魁首，遭到无情鞭挞；在《红与黑》和《基督山伯爵》中，却被斯汤达和大仲马尊为资产阶级英难，受到热情赞颂。前者写阴暗面，后者写光明面，二者尖锐对立，但是全都符合历史真实，因而，谁能否认他们都写出了拿破仑其人和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本质呢？

十分明显，对一个人也好，对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也好，能否写出本质，关键并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所谓怎么写，是指用怎样的态度、方式、手法去写；这里，关键又是真实与否。只有写了真实，才能写出本质。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写真实”与“写本质”应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一致的。

奇怪的是，某些批评家为了推行只许写光明的“写本质”论，竟要毫不留情地枪毙“写真实”的原则；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在见到暴露阴暗面的作品时，还会颠倒黑白，把明明真实的内容斥为“不真实的”、“歪曲的”，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有趣得很，这些批评家在这样干的时候，还总要堂而皇之地打出坚持辩证法、要求全面、反对片面之类旗号。坚持辩证法当然很对，要求全面、反对片面也不算错。但是请问：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等于不真实，等于歪曲，这在道理上讲得通么？再请问：任何作品，不论采用何种形式，选取何种题材，表现何种主题，都必须把社会生活的全面即各个方面都反映到，这在实践中行得通么？照此逻辑，世界上岂不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完全真实的、根本不歪曲的作品了吗？因为，谁也不可能在一部作品中包揽无遗地把整个社会生活全面反映出来呀！

不错，这里有个是否以偏概全的问题。如果把局部的真实说成并不一致的整体的真实，那就的确由真实变成不真实了，的确属于歪曲。这样看问题，也就的确是坚持了辩证法。但是，如果人家承认自己写的是局部的真实，人家的目的也只是要引起人们对这局部的注意，人家并未以局部的真实冒充整体的真实，那你又有什么权利说人家以偏概全，你凭什么说人家的反映是不真实的、歪曲的呢？

然而问题的要害还不在这里。谁都知道，当某些人堂而皇之地打出坚持辩证法、要求全面、反对片面的旗号时，他们所反对的只不过是一种片面——真实地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所谓“片面”；与此同时，他们却在捍卫着并且鼓吹着另一种片面——真实地或者虚伪地歌颂社会光明面的片面。所谓辩证法的外衣，原来包藏着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甚至还有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这真是个巨大的讽刺！当然，真实地歌颂真正的社会光明面，哪怕是片面的，我们也决不反对。但是，三十年来我们见到了多少虚伪地歌颂虚假的“社会光明面”的作品呵！对此，那些以坚持辩证法自我标榜，口口声声大讲不全面即不真实的人，却不但不因其片面而指责其不真实和歪曲，反而明知它们是不真实的、歪曲的，还仍然竭力捍卫、大肆鼓吹，这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

当然，他们还是有办法解释的。用什么？还是那个“写本质”论。可是，这一来就恰好暴露出了所谓“写本质”论不仅荒谬，而且虚伪。对此，历史已经证明得够充分了！

五

应该赞同这样一种理论：我们的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社会，其发展趋势毕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逐步生长，剥削阶级社会的因素逐步消灭，因此，从总的趋势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因素即光明面是主导方面，剥削阶级社会的因素即阴暗面是非主导方面。文学作品在反映历史跨度较大的总的社会生活时，确实应该反映出这一点来，或者用计永佑同志的话来说吧，确实应该“注意写我们的光明”。然而社会的发展从来不可能是直线上升，总有曲折和反复，岂能用总的趋势来代替每一具体阶段的具体现实？又岂能用理论上的假想和推断来代替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势？

一切正确的理论都只能来自客观现实并受客观现实检验，而不能来自主观意愿并按主观意愿乱讲。我们承认从总的历史趋势来看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但是我们更得承认，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甚至在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并没有真正搞社会主义。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封建主义的土壤是那么丰厚，我们并未彻底铲除它，相反，还常常培育它。因此，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封建主义，再加上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三十年的很长一段时期中的本质。我们明明是从这样的现实中生活过来的，有人却要否认这个现实，硬是把长期肆虐的封建主义也说成社会主义，并且坚持“写本质”就是“写光明”的荒唐逻辑，强制文艺作品把封建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礼赞，稍有违忤，辄棍棒交加，这难道是正确的、革命的态度吗？

六

理论上已经讲得不少，不必再去兜那些概念的圈子，还是面对现实来谈问题吧。请问：在当今社会中，阴暗面还有没有？还多不多？它们是不是社会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必然存在的？显然，无论什么人，对这些问题都只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是呵，封建特权，官僚主义，恶性犯罪，贪污腐败，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上的困难，等等，谁能说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很少见的、偶然的呢？恰恰相反，谁都无法否认它们是广泛存在的、具有必然性的。那么，又岂能说它们不反映当前社会的本质呢？硬要把自己存在的种种问题甚至严重问题说成非本质的，而且在别人反映出来时把它们说成不真实的，不啻自欺欺人的阿Q主义，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可笑——不，是何等的可怕呵！

当然，执意在理论上把所有这些阴暗面从社会本质中抹掉，那是很自由的；但是，如果不能在现实中抹掉这些阴暗面，这种否定阴暗面是社会本质的理论就一钱不值，就只能成为一种讽刺！

老实说，争论阴暗面算不算社会本质，对社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它绝对不会因为“写本质”论厉声喧嚷就自动丢掉所有的阴暗面而变得通体光明；它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改革。毫无疑义，文艺只有在适应这种改革的需要时，才能显出对社会的正确作用。而所谓适应改革的需要，当然包括热情歌颂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好人好事，这就是写光明面；但也同样包括彻底揭露阻碍改革的现象，这就是写阴暗面。不揭露需要改革的东西，哪里还有什么改革可言？而把需要改革的东西捂起来，以它们“并非本质”为由不许揭露，又有什么好处呢？不是只能遮掩人们的耳目、欺骗人们的神智、麻痹人们的手足，从而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改革吗？

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论阴暗面算不算社会本质，就又是颇有意义的了。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包含着巨大危险性的事实：“写本质”论不仅是扼杀大批文艺作品的一根棍子，并且在意识形态领域起着否定社会改革、阻碍社会进步的不良作用，而一些善良的同志却意识不到这一点，因此还在很热心地提倡和坚持这种怪论。难道不应该通过争论促使他们醒悟么？难道不应该让他们也认识到棍子式的“写本质”论必须休息么？

1980年11月24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自由写作》首发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这是二十世纪的标志性事件，东欧从此获得自由，苏东的的社会主义集团开始崩溃。但是二十年后中国柏林墙，却仍然屹立亚洲。在中国的内地和香港之间、在海峡两岸、很多地方都存在有形、无形的柏林墙，有待拆除。

一、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

二战结束，德国战败被分裂，西德由英、美、法占领，推行民主制度，东德实行一党专政。原来的首都也被分裂为东、西柏林，双方政治制度不同，东德人大量向西逃亡，在1945到1961年间陆续有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约占东德人口的六分之一。为了阻止逃亡，1961在苏共同意下柏林市建起了三米多高，百余公里长的“柏林墙”，东柏林人为了翻越该墙被击毙者201人，他们越墙的方式包括“地道战”、“跳楼”（利用东柏林墙边的高楼跳向西柏林，对面有西柏林居民拉床单接住）、还有“自造潜水艇”“滑翔机”、“热气球”、“弹射器”、“游泳”等各种逃亡方式。其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最近《炎黄春秋》09年11期发表了李英《柏林墙倒塌目击记》，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耕写的《还有的多少墙需要拆掉》有详细记录

二、香港与内地间的中国柏林墙

从1993年起我曾九次去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和探亲，每次去必须绕道香港，出入香港都要经过深圳罗湖桥。按照香港的法律规定，可以停留7天，每次利用停留时间去书店、图书馆找出版社。

在深圳过罗湖桥出入香港，桥下就是深圳河，河边树立着高大的电网，看不到头，这是防备偷渡的，是一列有形的高墙。这是中国的柏林墙。多少年来很多人用各种方式企图越过座墙，有人游泳过去，我碰到一个香港的作者，他是六十年代从海上游泳偷渡到香港，现在已经小有名气。香港水源不足，要从深圳引水进香港，有人利用输水的空闲时间，爬进水管去香港，结果开闸时被淹死。六十年代初，国内发生大饥荒，成千上万的大陆饥民，为了求生，聚集在深圳要求去香港。从此看出竖立在深圳河边的电网墙和东德的柏林墙很相似。

近年来实行“改革开放”，去香港旅游也有了自由行，但是无形的高墙仍然存在，我在香港出了两本书之后，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当局就禁止我去香港，“自由行”对我不适用，多次申请都被拒绝。上海居民李剑虹是大陆的异见人士，今年10月去瑞典学术访问归来，通过香港要求入境，硬是被大陆官方拒绝，她最后只得重返瑞典，中国公民不准回中国的事例还有很多。

香港和内地之间现在有个无形的柏林墙，香港居民很多人不准到大陆，包括一些报纸和杂志的记者和编辑，还有一些香港的异见人士，民主党人士，六四组织学生领袖偷渡的人，都不准进入大陆。

香港的很多主流报纸和杂志，香港出版的很多涉及敏感问题的书籍，都被大陆视为禁书，我的一本《狱中上书》也在禁书之列。2002年我托一位台湾朋友带进来，结果被海关扣留至今未还。这就是横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中国柏林墙。

20年后中国墙和柏林墙已经有很多差别，柏林墙主要防止东德人逃往西方，因为西德的人口是东德的四倍，他们有条件容纳东德人，而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纳这么多的移民！所以中国大陆不怕一般人外流。中国柏林墙主要是防备境外所谓的“敌对势力”，和民主自由思想的进入。

三、海峡墙两岸的中国柏林墙

1949年经过三年内战，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两岸的分治延续至今，台湾20年前走上民主化，大陆仍实行一党专政，两岸之间也有一座无形的柏林墙，早先人员不能往来，现在尽管实行了“三通”，但是很多方面还是不通，例如传媒就不通，2000年前台湾国民党执政，允许大陆中央四台在台湾落地，但北京当局却不准任何一家台湾电视台在大陆直播，后来民进党上台，立刻停止了大陆中央四台在台湾的播放，理由是交流应该对等。2008年台湾国民党重掌政权，中国方面再次提出中央电视台到台湾落地，结果不但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反对，他们要求对等，他们的立场获得台湾民众的支持，台湾民众要求和大陆建立平等关系。

中国的海峡墙不但挡住了传媒的交流，而且也阻挡住了文化的交流，台湾的商人可以在大陆办厂，但不能办报纸、办出版社、办电视台等媒体。台湾文化产品，如图书报刊等印刷品凡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都不准在大陆销售。台湾的政党不能在大陆发展党员。

大陆领导人主张一个中国，但是一个中国之下，却建立了有形无形的柏林墙，实在不该。

四、网络防火墙与翻墙软件

互联网是当代重要的通信和信息传播的工具，它拉近了各国的距离。中国在互联网上设立了防火墙，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阻止网络信息的传入，有矛就有盾，海外一批网络工作者，制造了翻墙软件，每当大陆有新的网络封锁软件出来，不出几天境外就有了新的翻墙软件。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中国防火墙，实际上也是中国柏林墙的一部分，建立这样的防火墙目的是为了阻断自由民主的潮流，是建筑在在共产意识形态上的。

五、禁书和翻印禁书

境外出版的中文图书，凡涉及自由民主、涉及对中共的批评，都被列为禁书，在海关一旦发现就要没收，有几位素昧平生的朋友，他们借旅游的机会去了香港，目的就是为了看禁书、他们将禁书带回大陆，有人把我在香港出的《百年祖国》也带回大陆，看了以后倍感兴奋，给我打电话，要来看我，他家住南方不远千里来到我家里，说他每年春节前后要去香港买书看报，并且带一些禁书回来。他回去后常来电话，今年又给我打电话说这次去春节香港回来携一大堆禁书，结果全部被海关没收了，他在电话中大骂当局可耻卑鄙。

国内很多读者想看境外的禁书，多花点钱不在乎，有人看到了市场的需求和商机，于是就在国内翻印禁书，开始是影印，技术不错，几乎以假乱真，在小滩上在黑夜中的阴暗角落，都可以买到像《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之类的禁书，大家看了十分高兴，互相传阅，但是好景不长，市场上买不到这些禁书了，传说是江泽民发下了狠话：一定要加大罚款力度，要罚到卖禁书的人倾家荡产为止。

禁书的翻印停了一段时间，路边买不到禁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却收到寄来的征订禁书的订单，其中还有，我在香港香港出版的著作，这些翻印书虽然粗糙，但内容却一个字不少，大家用各种方式偷着看禁书，从中窥视被当局封锁的自由民主信息、普世的价值和永恒的真理。

六、中国柏林墙的特色

德国柏林墙倒塌20年，中国柏林墙仍巍然屹立，在中国墙建立以来，初期和柏林墙有些类似，如沿罗湖河建立的电网墙是防止内陆人偷渡香港的，时至今日中国墙还有阻止境外民主人士入境的，很多海外的民主人士，为了回国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而被捕，如杨建利、王炳章都被判了刑，一些六四后外逃的知识分子为了叶落归根回大陆，结果多数被拒绝。

中国的居民如果不问政治又有了路费，现在出国很容易了，一些贪官能够大摇大摆的走出国境，在海外定居，中国当局也不怕劳工流向外国，劳动力跑到外国，还可以减少国内的人口压力。现在中国的柏林墙主要是防止所谓敌对势力和敌对意识，包括民主自由思想，现代宪政理念的进入，中国柏林墙，不但建筑在国境线上，而且存在于国内各海关口岸，海关像查看毒品一样检查来自境外的图书、报刊、光碟、计算机，除了口岸之外架设在全国各地的，以阻拦海外的华语广播为目的的干扰台，组成了对境外广播的立体的屏障，这也是中国柏林墙的一部分。

七、柏林墙倒塌的原因

德国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最重要原因有两条：第一，是东德的民意的反对及民意的表达。修建柏林墙违背德国民意，德国人要求东西德自由交流、通行。东德民众用用两条腿表达了民意，为了跨越柏林墙，被击毙者两百多人，受伤致残不计其数，东德人用各种方式，逃亡到西德，逃亡到西方世界，逃亡者一度占东德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了1988和1989年这种逃亡潮再次高涨，多时每月向西逃亡的人都数以万计，这种民意的表达震动了德国，震动了世界，柏林墙倒塌的另一个原因是东德当局产生了恐惧，原来他们用枪击、判刑等办法阻止东德人的西逃。但是逃亡潮的凶猛使他们胆颤心惊，使用恐怖镇压手段，也让镇压者自己也产生了恐惧，他们害怕将来受到审判。

不久前有人去德国访问，问及当时的某些东德前领导人为什么会退让，会停止暴力镇压，会打开柏林墙，前领导人说：六四后他们到中国考察，见了江泽民，当问及六四开枪事件，老江语言支吾，看来有些愧疚。这件事对东德当局放弃武装镇压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学生，北京的市民，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的死难者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的鲜血在东欧结下了柏林墙倒塌的果实，可说上天不负有心人！

当屠杀者感到恐惧的时候，屠杀行为就快要结束了。中国当局利用中国的柏林墙，封锁事实真相真相，编造各种谎言，也是为给手下人打气壮胆。

八、应该推倒中国柏林墙

中国应该拆除横海峡两岸、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柏林墙，互相之间应该允许媒体落地、出版物可自由进出，允许政党在两岸发展，共产党可以在台湾设立党委发展党员，国民党和民进党也可以在大陆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海峡两岸的人员可以开放自由行，拆除了中国的柏林墙，将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一值得永远纪念的重大事件。就如同拆除德国柏林墙一样。

中国的柏林墙怎样才能拆除？关键在于大陆民意的表达，如果大家“闷声大发财”这个墙就会继续存在，如果民意有充分的表达，而且诉诸行动，那么要保持这堵墙就很难了。有些朋友用各种方法，去获得香港和台湾的信息，他们专程到香港去买禁书，看禁报，甚至从那里带书会来给朋友看，有的朋友六四那天晚上，以旅游之名去参加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悼念六四烛光晚会，这些行为如果能够成形成一股潮流，让当局了解到单纯用镇压化解民意是没有用的，那么庞大的中国柏林墙就很难继续屹立了。

民意的表达在中国常会受到打压，2004年我去参加的香港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2005年就被禁止出境，2006年开始多次被抄家，2008年抄走了我有翻墙软件的电脑，至今没有归还。但是如果翻墙的人多了，像东德民众那样成千上万人形成了潮流，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为了翻越柏林墙建，东德人有很多创举，面对中国柏林墙，大家也正在探索各种翻墙的方式，强烈的民意必将推倒中国柏林墙！让我们迎接民主自由的到来

2009年11月9日于山东大学13655317356   0531-8836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