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1月2日，第二届北京人权论坛在京开幕。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委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论坛上做了题为“中国真诚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发言。尽管叶小文自称是坦诚的说明，可我看了他的通篇演讲，发现其中根本没有反思“从1995年5月到2009年9月，一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局长”期间对基督教家庭聚会进行压制、官方旨意破坏和谐社会的内容，不但没有反思，他还居然说官方“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深刻的、真诚的、一贯的和牢固的”，熟悉历史的都应该记得这样的常识，1949年之后至1979年之前很难谈得上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很多信徒因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直到1979年邓小平出访美国，极力讨美国人的所好，总算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以及在普世价值的影响下同意圣经在大陆印刷出版，但他依然守住“党领导一切”的“底线”，坚决反对外国人到中国传教，而且圣经印刷出版一直由南京一家印刷厂和一个官方批准设在上海的一家协会垄断发行，所以叶小文之说不过是遮蔽历史，历史上官方不是“一贯”地尊重信仰自由，也缺乏真诚，所以在这里也无需叶小文“打肿脸充胖子”表现自己。

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信仰自由的处境稍微好点，但仍然经常发生一些不和谐的事件，11月1日是礼拜天，北京守望家庭基督教会因官方向房东施压，无法继续租用原来的聚会场所，迫使近800名教友只得在北京降下的第一场冬雪中，在北京的海淀公园东门外举行露天主日崇拜，唱诗、祷告。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博士，也由于参与基督教维权工作而被该研究所“不再续聘”。

发生这样的事情，可在叶小文嘴里就变成了“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宗教活动规范有序地进行，我国宗教得以平稳健康地发展”，甚至他还假以“宗教界普遍反映”的口吻说，“当前是中国宗教平稳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宗教政策落实最好的时期。”北京守望教会聚会被阻挠，四川秋雨之福教会聚会被阻挠事件一而再地发生，说明官方不真诚，谈信仰自由、谈建立和谐社会不过是纸上谈兵。

叶小文还说，目前，中国信教人数有一亿多人，宗教教职人员约36万人，宗教活动场所约13万处，宗教团体近5500个，宗教院校110多所。这个数字是非常陈旧的数字，似乎近二十年来都是类似的数字，为什么不如每年官方发布的GDP数字一样年年增长？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浙江省的温州市，700万人口，约有120万基督徒（含天主教徒），近十年来增长速度很快。类似温州市这样的地级城市，全国约有300个，但人口有多有少，再包括农村，民间有数字估算全国城乡13亿人中，基督徒约占8000万-1亿之间，叶小文为什么不去认真调查一下呢？社会主义学院有人力有财力，完全可以把这些数字调查清楚。再说还有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信仰的信徒，全国若信教人数仅有一亿多人，那么这个国家还不处处危机四伏、社会治安乱套？

有信仰社会才稳定。叶小文没有把信仰马列主义的信徒人数算进去，中共党员约8000万，岂不也是有信仰的？叶小文承认中共“是一个主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包括无神论）的执政党”，但你是个无神论的政党，你自己不信神，你怎么去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所谓做好信教群众工作是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务，叶小文解释说“信教群众是自己人、一家人。一家人就应该聚成一条心，可以拧成一股劲”，这里面完全是一个矛盾，信神的与无神论者肯定难以聚成一条心，熟读圣经的叶小文应该知道，怎么才能让人人聚成一条心，就是耶稣说传扬的“人人当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只有彼此相爱才能是社会和谐，是使人心归善，使人心真爱无敌。

世界上没有比爱更大的力量了，不信神的叶小文当然不明白爱的源头就是来自耶稣，来自上帝，来自天上的真神。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可以化剑为犁。退居二线的叶小文应该反思一下，人人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是不能靠行政命令的，更不能靠垄断——只能靠实现信仰自由才能解决。愿叶小文能够读到上面这些话，向其团派的朋友多吹吹风，和谐社会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没有落实公民的信仰自由，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编者按：大陆知名博客作家冉云飞应邀赴港参加香港大学新闻研究中心十月上旬的「新媒体时代的公民话语力量」研讨会，十月三日却在成都机场被公安拘留九小时，阻止赴港。本文表达冉云飞拟在研讨会上，对中国网络博客的生存与公民社会发表的见解。生动阐述互联网改变社会和人生的意义。

 

●冉云飞（左），四川作家，「2008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份子」之一。拥有广泛的网络读者。在成都书店与读者交谈。（维基百科）

我从小生活在大武陵山区，读陶渊明《桃花源记》时，想这样的地形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天坑、溶洞、暗河、钟乳石等卡斯特地貌所具有的诸种形状，应有尽有。果然我家乡重庆酉阳和湖南常德等地，都因争这个子虚乌有的「桃花源」发祥地面红耳赤，两地用尽各种手段肉搏，以决雌雄。其中的商业勾当，远胜寻古觅今、探幽索微的科学劲头。

忆童年迷失於暗洞的经历

我对「桃花源」的归属并不感兴趣，我要分享的是我曾经探溶洞、趟暗河、攀天坑的经验，彷彿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里所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与远，而之所罕至，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次我们一帮半大小孩带着照明用的亮槁，钻进一个岔道极多且非常幽深的暗洞，蝙蝠飞舞，不见有底，胆小者促返，胆大者要继续前行。直到后来连胆大者也感到无望无奈只好往回走，返程中竟然迷路，於是大家互相抱怨，有的甚至一句话都不说。绝望和恐惧正在蔓延，其心理折磨像被毒蛇猛咬过后，全身一点点开始麻木，呼吸困难，感觉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时间慢慢过去，仍然无法找到出口，大家依旧不说话，空气很沉闷，有人开始小声哭泣。哭泣在漆黑的夜里和无助这「催化剂」的作用下，其无力感传递开来，使得大家更为恐惧。於是我和另一位胆子比较最（读zui二声，野的意思）的孩子就说，哭！哭！哭有个毬用（四川粗话）啊。走还是要走，但隔一阵即让一个人发出吼声，大家轮流吼。闷声不出气，会让来寻找我们的家人也没办法找到。的确如此，因为声音比小小火光传得远而快。过了不久，数只寻孩子的队伍中，其中的一只就发现了疲惫而饥饿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瘫软地哭开了，享受获救而又劫后重生的幸福。

我为什么要每日写一篇博客？

不错，我是想用自己小时历劫的一点人生经验，来向大家说明我为什么要长期写博客，且每日一博。如果我们不持续发声，我们不葆有自救的信心，那么营救者也不知你在什么地方，不能使多股力量有效地组合起来，那么在黑暗的深渊里我们会遭遇灭顶之灾。每个人都发声，哪怕微弱，弱小者也能得到互相鼓励。暗夜里的一点烛光，我们把它点起来，就可以照亮更多的人，使得大家减少一点恐惧。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像衣衫单薄的人，在大冬天挨着互相取暖，减少寒冬的威力。如果所有人都不发声，万马齐喑，将会让那习惯制造资讯孤岛，搞人为遮掩和消灭真相者，剥夺起你的利益来更容易得逞。我每日一博只不过为了持续地向外界喊话，说这个深渊里有人，大家救救我。或者深渊里马上有人回应说，「我也在这里」，更多的人也慢慢回应说，我也在。原来一起在深渊里，还愿意与我共同发声的朋友还不少，因此自救或他救之策渐渐成形，并付诸缓慢的行动，但这一切要建立在资讯自由流动、观点多元、方法多样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

资讯的自由发佈和传播为何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只有资讯的自由流佈和传播，才能给大家理智判断的基础，活在真实中才能使人有更加理智的思考，而不为官方的欺骗所左右。有资讯的自由流播才有可能在思想上结社，互相驱除各自因弱小而产生的天然恐惧感。那些曾经互不知晓的力量，才有机会融合起来，共同发力。极权者为何要阻挠资讯的自由流通呢？不只是便於他们搞资讯垄断，好实行愚民统治，减少巧取豪夺他人利益时的反抗压力与成本。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处在资讯孤岛中，每个人都被关在被阻隔了的资讯黑屋子里，没法在资讯上互通有无，使个体的反抗不能得到他人的应和，显得势单力薄，不能形成共同利益诉求，便容易像被切割的原子个体，受尽屈辱，却只有自生自灭。换言之，个体被紧蒙双眼，作为像被麻布口袋单独运送的土豆，大家朦胧地略有所知，但却永远无法将自己被盘剥而造成的伤痛，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对压制和剥夺你的人或者机构造成强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博客来加入资讯自由流播人群的一个原因。

为何中国没有犹太人的见证文学？

是的，六十年来，我们遇到了不少的迫害，看到了许多如地狱般的灾难，我们感到沮丧和不公。不记得是哪位老人曾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如猪狗般活下来，就是为了做一个见证人，我认为这样的心智高贵且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这样的心智在中国并不多。我们有很多灾难，不少灾难可谓惨绝人寰，本该有最为发达的见证文学，却至今没有诞生过像经历过犹太大屠杀后而不懈见证过去苦难的作家威塞尔，自然无法创作出像《夜》这样不朽的见证文学。历经苦难不能缄默，否则会变成一种继续奴役，而要变成一种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在更高层面上看，苦难就变成了自由的助产士，变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当司马迁，怕去掉大势，因为那很痛，那样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给司马迁留下史料啊，让那些焚书坑儒的人在历史的真实里无处藏身。

苦难如不被记住，那便是奴役，因为这样的苦难不能使将来的人减少乃至免於苦难。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吃一堑长一智。但我们吃了很多堑，栽了很多跟斗，却越来越愚蠢，那就是因为我们许多人受了苦而喝了孟婆汤。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总结灾难的过去，避免此种灾难再度发生。

正如学者徐贲所言：「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实现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帐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釐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不做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的活死人

人类有许多种恐惧，对於没有宗教情感的人而言，死亡是一直萦绕而不散的终极恐惧。但由於这恐惧大约要经过几十年后才到来，当人年轻的时候，对死亡视而不见。若是突降灾难暴亡，你因无法预知，更无时间去感受，所以不曾承受恐惧带给你的心理袭击和反复折磨。这种折磨越是漫长，对你造成的伤害越是不亚於肉体的物理伤害乃至生命的消亡。我们常常形容那些被恐惧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人，没有尊严没有人格，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没有保障，这样的人是否可谓活死人？请诸位睁眼观察一下你的周围，这样的活死人有多少？活死人如此之多，就是因为有组织的恐吓，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压力。

恐惧在我们生活的四周埋藏，随时都可能蹦出来收拾我们，这是一种现实描述，并非夸大其辞。我们要怎样才能去掉恐惧，我们要怎样才能把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取下来，这当然需要一个漫长的努力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我也没有个时间表，这就像我们小时候走夜路，感觉到黑暗无边，经过黑暗的隧道时不知何处是尽头一样。

有很多人问我，你做这一切有什么用？你批评了这么多年，这个社会有改变吗？我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但说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又不符事实。我服膺人生是个过程的说法，而不是急功近利、成王败寇的信徒，所以请你不拿类同於毒药的、昧着良心也要追求所谓成功的方式来衡量我，我根本不服这包药。人都有七情六欲，是人都有局限，但重要的是，你在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人做事坚持有底线地活着。

互联网可以「开了关关了再开」

我完全同意储安平说国民党的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的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有很多人怀念四九年前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我完全能够理解。但这一切都不是国民党的慈善行为，而是因为那时有诸多制约力量所致。如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在野的青年党等反对党，有私人传媒和出版社（包括知识份子的议政和言论自由）、有私立和教会大学等形成的大学教育自由。国民党独裁无胆，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想，而是他确实没有那个能力，这当然不是为了给那有能力的独裁辩护。四九年后的言论、出版自由可以说是惨遭摧毁，知识份子也被阉割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不能像民国时候那样比较自由地办报纸、出版社、同仁杂志，也不能你关一家报馆，我们明天便去申请註册另一个重开。但我至少可以在你遮罩乃至关掉我的博客后，立刻就又开一个。

就某种程度而言，由於互联网的存在，像四九年前的传媒那样开而便关，关而复开的事，用个人之力完全可以办到。牛博网的经营人罗永浩被记者王小峰调侃为「北京开关厂厂长」就是这个道理。我也只不过是将四九年前那些办报纸，关了再办的精神，移植到博客写作上来罢了。你胡适先生可以集朋友之力办《独立评论》，我可以每天写一篇，一个月三十篇，也相当於办了一个小型杂志。至於说读者，每天少说几千，一月下来不会少的。事实上，由於建立博客相对容易，加上微博客如推特等的诞生，其发佈资讯、批评社会不公的力量大为增长。有我这样想法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在持续增长中，陈婉莹、钱钢主编，翟明磊着的《中国猛博》就已然证实了此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过於肝筋火旺，乐观得甚於无由头的诗，我就免说了吧。但风起於青苹之末的乐观，我还是有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天下景从的臆想是不当有的，但脚踏实地，日拱一卒，不期速成，功不唐捐的理念，我们不应放弃。我的博客上有句介绍性的话，叫做「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得自於一位微笑的反对者、我终身都会感激的胡适先生。

让我们像他一样把自由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日常生活的理念来坚守。果能如此，起死人肉白骨，要求太高，但髀肉复生还是可以做到的。人活着就得忍受一些恐惧，但从政治生活和自由空间来看，我们有权利要求政府为我们创造一个免受恐惧的环境，我们有免於恐惧的自由。我们不能在有组织的人造恐惧中、在制度的威逼下生活，我们要为去掉如此威胁我们身心自由的恐惧而努力。

10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会议审议。据悉,这一修正案草案经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将提请12月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并提请明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当下，中国官方媒体正在为所谓“选举法修正将有新修改亮点”，诸如实行城乡平等选举权、确保应有适量基层代表、增设“选举机构”专章规定、乡镇代表总名额上限、增加禁止同时两地担任代表、增强候选人“透明度”云云进行宣传炒作，但却根本没有触及中国选举法回避竞选的伪民主本质问题。

竞选是选举制度的首要原则

中国的选举法从1979年制定，已经经过1982年、1986年、 1995年、2004年四次修改了。因没有一次修改能启动公民参与，体现全民意愿，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至今的修改，都没有回应人们厌恶虚假选举、渴望进行真正而有意义的民主竞选诉求。不少学者认为选举法立法目的模糊；欠缺竞争、公开等法律原则；调整范围仅限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没有扩及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选举；特别是选举程序诟病，导致民众选举情绪的抵触。

选举制度是选举国家各级代表机关的代表（议员）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和制度的总称。它是国家体制的基本前提，其主要内容包括选举制度的原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组织、选举程序、选举诉讼等。熊彼特就认为，“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由此可见， 票决竞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亨廷顿更是强调，在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看那里是否“公正、诚实、周期性”以及竞争性地通过全民选举而产生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一句话，民主政治制度的选举，必然是有竞争性的选举。

长期以来，中国在总结选举的历史发展和批判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基础上，把选举权的普遍性当作选举法的第一原则。实际上，选举权的普遍性是选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选举的要义在于政治参与和选贤与能，是人民通过投票的方式来选择他们的代表和领导人的活动，只有存在竞争才能保证选举的使命得以实现，竞争是选举的本质特征，没有竞争就没有民主意义的选举。缺乏竞争的选举，对候选人的介绍和投票必然流于形式。当今中国，很多人大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因为缺乏竞选的民意基础，而靠组织手段当选，这就必然要导致跑官要官、对上负责对下压制的局面。这个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中国选举法缺乏竞争选举的原则规定。竞争选举才是选举法的第一原则。综观中国选举法的立法和历次修改，至今都在回避竞争选举这个本质问题。

“预选”与“竞选”南辕北辙

中共早就开始推行“预选”的选举制度，其“七大”所通过的“选举法”第一条就规定，要先提预选名单，后提正式选举名单。中共推行的这种制度之所以要实行事先预选，是因为组织选举的机构可在正式选举之前，通过预选测试选举人的意愿，掌握选举动态，协调各方关系，保证选举人的意愿与组织选举的机关期望的选举结果相一致。如果组织选举的机关发现有误差时，就会及早利用预选和正式选举之间的时差，借助组织手段加以解决。换言之，采用预选方式就是为选举程序设计一个暗箱，以便幕后贯彻领导者的意志。组织选举的机关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便可达到主宰选举结果的目的。对此，中共决策层已在正式发布的选举指导性文件中作了背书，“预选的主要目的是产生与应选名额相等的候选人，以使正式选举易于成功。”（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问答》第12页）。

中共的这种制度性“预选”，与一般民主制度运作中的“竞选”南辕北辙。“预选”是制度性地采用组织手法来“做工作”，直接由组织选举的机关出面，利用其权力资源，帮助某些特定的候选人争取选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排斥不合其本意的候选人当选。中共选举制度程序设计上的这种伪民主性质表现在:在能够表达选举人真实意愿时，选出的结果都不具备法律效力；而在具备法律效力的正式选举中，选举人便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

竞选是各候选人机会平等，直面选民，通过发表竞选主张，争取选票，接受选民选择。这种制度真正体现民主。但长期以来，在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中，竞选一向被严格禁止。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规定，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代表候选人，并于1980年始实行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实行差额选举。这在当时给了公民一个可能竞选、进行民主参与的机会。从1980年2月 起，县、区级人民代表直选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陆续有民运人士公开参与，如北京的沙浴光、保定的王屹峰等后来都参选过；而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如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也都先后出现了竞选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湖南师范学院以陶森同学为代表组成的民主选举团，因校方打压展开的进京请愿活动。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中心舞台是北京大学。本作者为此专门进京进行过考察（参见《民主墙时代燕园“学生竞选”考察记》发表于《人权双周刊》）。然而，正当北京大学的竞选高潮迭起时，北京市委便在中央的授意下，紧急下达了《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发出压制学生竞选运动的“三点指示”。随后中共建制后的唯一一次公民自由竞选尝试，遭到官方的严厉镇压。

中国特色选举制度自上而下贯彻组织手法

中国特色选举制度除了预选暗箱的程序设计以外，还由限定特定资格的候选人、规定选举方针、协调酝酿、等额选举等一系列程序设计形成的独特选举制度和运作方式构成。这种特色选举制度的本质就是，在名义上承认民主选举权利，而在具体操作上扭曲或改变选举的民主功能，致使选举意义虚假化。更何况在选举之外，组织上仍可以按上级意图，随意调动、变更地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致使选举结果完全失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共同时还大搞按照特定标准选拔年轻干部的组织手法，甚至以所谓“第三梯队”的名义落实权力布局。这种自上而下贯彻上级意图的组织手法“挑选”干部，从根本上背离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真实选举来决定当选人的民主性质。

还有，中国选举制度一直推行等额选举，直至1980年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才第一次明确规定了，“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而1979年颁布实施的《选举法》，经1982年和1986年两次修订，也强调了差额选举问题，并明确规定，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要把候选人和应选人等额选举的办法改为候选人对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制。然而，这些年来的选举实践却对此大打折扣。虽然中共名义上引进了差额选举的原则和机制，但对选举过程中仍然有多种限制。首先，预选暗箱的程序设计仍在运用。对此上述《准则》有如此规定，可以实行差额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候选人作为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这也就是说，预选之后的正式选举仍然可以是等额选举。中共十二大新修改的党章中规定:“可以经过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不经过预选，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办法进行选举”。这等于规定，在预选时可以不采用差额选举。赵紫阳曾指出:“过去的选举，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很难说是真民主。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见吴国光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313页)。直至中共“十三大”时，才首次实行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中央委员的差额也只是5％，中共十七时的预选差额比例也只有8%，而党的最高领导层依然拒绝差额选举，现已成为众矢之的。不少舆论认为，中共选举制度的改革，连越南共产党的水平都未达到。

选举法修改没有回应人民的真实意愿

中共声称要推行法制建设至今，已经制定了400多部法律、900多部行政法规、上万个地方性法规，以及多如牛毛的政府规章，但法律的实施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实生活中许多人仅仅因为追求选举时的民主权利、追求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而有的有家不能回，有的受到了打压迫害，有的被无理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今，官方媒体又在为所谓选举法修正“将有新修改亮点”炒作。而这些所谓“亮点”，丝毫都没有回应人民渴望民主竞选的真实意愿，更没有把国家领导人选举纳入选举法规范列入修改议程，因而难免有欺世盗名之嫌。

中国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当今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从表面上看，要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利，同样周期性地实行多种选举，但选举的程序与结果却不具备“由选民选择政治领导人”的票决意义而沦为虚假选举。日前，北京刚刚举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主持的现行选举法修改，依然排斥公民参与，回避民主竞选。如此涉及全体国民的选举法的修改，当政者除了做过向各地人大部门征求意见的表面文章外，根本没有启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论证和全民讨论，更未在网上公示，征求民间意见。眼下，在如此没有多党竞争，没有三权分立、司法不独立和新闻自由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中，仅靠“组织手法”产生的代表、委员“投票举举手，见面握握手，听完报告拍拍手”，走走民主形式，再加上暗箱选举程序设计的“党内民主集中制”产生国家领导人，中国会实现真正有实质内容的民主吗？

最近全国人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我认为，其中“两个可以”之条款非常荒唐，需要做出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政党、人民团体和选民代表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代表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笔者认为,“两个可以”侵犯了公民的选择权与知情权，应改为“两个必须”。

表面看来“两个可以”是中性词，但实质上却有鲜明的倾向性。有了“两个可以”，那些不够格的代表候选人断然不会主动会见选民。因为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如果不利于当事人，用“必须”、“责成”、“务必”要求，当事人也难主动。如果有利于当事人，用“不得”、“不许”、“严禁”也难阻挡，更何况是模棱两可的“可以”。

有道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那些不愿承担代表责任，只想从代表名誉中捞取好处的所谓代表候选人怎么可能主动会见选民。试想，法律如果规定法官“可以”依法判决，警察“可以”遵守六条禁令，公民“可以”遵守法律，欠债者“可以”偿还债务……社会将出现何等乱象。

选举的目的是让公民挑选代替自己行使政治权利的人，选民们出让自己神圣的政治权利，《选举法》则要用制度保证选民选择最好的代理人。然而现行《选举法》却用“两个可以”，为代表候选人回避选民提供了法律依据。

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选民不知代表候选人的政治主张，不知候选人品行如何，有没有参政能力，听不到任何承诺，甚至不知道长得什么样子——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可能选出自己满意的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说到底是代表公民参与和干预政治、选举和监督官员，其使命极其重大。选出好官不易，监督官员更难。履行如此重要职责，靠的不仅是学识和素质，更需要热情和勇气。一个人是否能成为合格的人大代表，必须经过选民面试，必须在平等公开的竞争中产生，这是起码的、不可或缺的程序。

把选举中天经地义的“两个必须”概念，偷换成是非不明的“两个可以”，选举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改变。公民选举代表，也就演变成了组织推举代表。几十年来，几乎所有候选人都由组织推荐产生，几乎所有被组织推荐的人都堂而皇之地当选。所谓选举成了走过场。

设计这样的“隔山买老牛”选举法，涉嫌侵犯公民权利，极有可能导致选民做出违背本意的选择。事实上，正因为《选举法》的不规范、不严肃、不公正，造成了人大代表选举的不正常。一些人大代表不具备履行职责能力，其中不乏哑巴代表（从不发言）、三手代表（见面握手、表决举手、听报告拍手）。黑社会老大、无良老板、贪官污吏成为人大代表早已不是新闻。这次重庆打黑，黑帮团伙中浮现出一批人大代表就是证明。

事实上，不与选民见面，不征求选民意见，不向选民做出承诺的“三不”候选人，不可能成为选民利益的代表，这一次修改《选举法》，不能继续给“三不”候选人提供可乘之机。

在集市上买个骡子马还得牵出来溜溜，人大代表行使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权利，如果双方连面也不见，与封建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还有什么差别。包办婚姻几十年前就行不通了，疑似包办选举的“两个可以”之规定也该寿终正寝了。

如今已经不是闭关锁国时代，“两个凡是”已一去不复返。用“两个可以”与民斗智，只能授人以涉嫌违宪把柄，不仅可能引发公众信任危机，还会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笑料，也为共产党内有识之士所不齿。

制定“两个可以”选举法，实在是杞人忧天。共产党内精英荟萃，如果透明竞选，当选的大多数必然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以及其它社会精英若成为人大代表，必定会给日益萎缩的人大功能注入活力。人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官场腐败，滥用权力等诸多乱象必然大大减少，执政党的威信则会日益提高，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孜孜以求的目标吗。

十七大以来，共产党再三表示要推进政治文明。并且把政治文明定性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民主不只是装饰门面的口号，需要在所有社会活动的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做出公平公正的制度性安排，这是无法绕开，不能回避的。

笔者提出修改《选举法》中存在的“两个可以”，只是这部法律中诸多问题中的一个。这部法律要想真正体现公平正义，最好与联合国认可的选举规则接轨。有专家介绍说，美国一个州的选举法有十七万字，对所有环节、细节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发生问题后的救济方式都有非常详尽、非常具体、便于操作的规定。而我国的《选举法》只有区区七千字，这七千字中尚存在着不少类似“两个可以”重大隐患。

这一次，全国人大又要修改《选举法》了，让我们看一看，这一次“两个可以”能不能改成“两个必须”？中国特色的《选举法》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国际社会公认的《选举法》接轨？

在亚洲，等待自由的降临需要特别的耐心。毕竟这块大陆太古老了，有太多的包袱需要卸下来。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苏联东欧集团共产灰飞烟灭，冷战成为好莱坞电影里的传说。而缅甸依然处于经济凋敝、人权恶化的可悲境况之中。只因为近期两名军头飞机失事，才使得外强中干的军政权不得不做出一点“改革”的姿态来。但是，缓和的面孔刚刚露出来，立即又收回去了。

    当这个佛国的僧侣们走上街头的时候，军政权的统治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了。随着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不断攀升，自恃掌握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的军政权，在获得来自邻国中国的大笔订单之后，似乎又可以喘息了。军头们得意洋洋地认为，有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不足以让缅甸屈服。于是，他们悍然对反对者大开杀戒。

    联合国的特使来了，又去了；去了，又来了。而昂山素姬的自由，依然望眼欲穿。为了自由而失去自由，这是人类寻求自由的历史中最大悖论。昂山素姬对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她已经很久不能见到孩子了，过早成熟的孩子们通常只能在梦中与母亲相会。这对母亲来说是何等巨大的痛苦！然而，令她感到欣慰的是，每个热爱自由的缅甸人都是她的孩子。

    昂山素姬用绝食来反抗军政权的顽劣，来抗议世界对缅甸的冷漠。这是她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决绝的方式，她以绝食来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缅甸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本来，她根本不需要绝食，就理应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和敬重。诺贝尔和平奖固然是当今世界的最高荣誉，但她还应当得到更多、更切实的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中国人应当关心缅甸，关心昂山素姬。我们不能老是指望西方来关心我们的人权状况，却不去关心那些处境比我们更加悲惨的国家和人民。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缅甸军头们的画面。我记不清那些复杂的、拗口的名字，他们大都身着丑陋无比的、完全不合体的军装，矮小粗壮、满脸横肉，露出不可一世的派头。这副“尊容”，让我想起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土匪出身、粗陋无文的军阀们，如张作霖、张宗昌、孙殿英辈。他们以能够支配别人的生命为骄傲，以能够动用坦克和机枪来显示力量为骄傲。每当看到这些暴力崇拜者的时候，我不禁感叹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丑陋的家伙呢？历史将忠实地记载他们所有的丑行！

    当然，那些蛮横的军头绝不会在意“历史”的力量。他们一向相信，对与错只能由“枪杆子”来决定，人民也只能由“枪杆子”来指挥。如果说缅甸的罪恶正在一幕接一幕地上演的话，这些军阀头子们便是这出戏的总导演。

    缅甸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这个过度繁荣的时代被忽略了。比如，号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东盟，便将缅甸吸纳为其成员国，这种“不问人权问贸易”的短视做法，总有一天会让东盟“自食其果”。 西方世界也很少将目光凝聚到这个盛产大米和金箔的国度。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多年间，西方尤其是欧洲日渐陷入“光荣的孤立”状态之中，许多西方民众的心态逐渐走向收缩和封闭。他们忘记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一切，所有的屠杀都是一样的——对每个人的屠杀就是对全人类的屠杀，对每个人人权的剥夺就是对全人类人权的剥夺。

    昂山素姬在不能确认是否有援兵的情形下孤军作战，她指出：“面对不受制衡的强权时，勇气和坚忍的不尽泉源，大体上是对于伦理道德原则神圣的坚定信仰，伴同一种历史感——即，无论人的现状是多么退步，终久，人类在精神上和人类责任的根植之处，是对于完美的概念、是达成她的愿望、是迷途知返的智慧、是坚定向前的决心。”她可以做到吗？

    今天，像丘吉尔和罗斯福那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政治家和知识份子寥寥无几。在这样的背景下，昂山素姬和她的人民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即便如此，一个女性也能撼动一个国家，正如一棵小草也能顶起一块大石头一样。

    这场实力不对等的抗争，乃是光与黑暗的对立。昂山素姬相信，黑暗早就在那儿了，但光是新的，所以必须加以关怀、勉励和照料。真的，哪怕最小的亮光都不可能被全世界所有的黑暗所扑灭，因为黑暗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怕只怕根本没有光。但是，如果亮光很小，也驱散不了四周笼罩的黑暗。这亮光必得旺起来，将它的光明散发得更远、更远。而人们必须让他们的眼睛习惯于这亮光，将它视为祝福，而非痛苦，并学习去爱它。

    漫长的幽禁生活，使昂山素姬头发花白了，昔日光洁的脸庞上布满了浅浅的鱼尾纹。她那容貌的美丽正在迅速消失，她在精神上的力量却一天天增强。她不再是那个牛津大学图书馆中埋头苦读的少女，也不再是那个伦敦花园中精心操持家务的主妇，她已经成为民族的希望，成为自由价值的象征。

    羸弱如羔羊的昂山素姬与咆哮如狮子的军政权，对峙了20年时间。这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这是仁爱与暴虐的冲突。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对着济济一堂的宾客介绍说：“我相信，我们普通人感受到了，昂山素姬以她的勇气、她的崇高理想诱发了我们内心一些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我们正是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念。……这位被囚禁的瘦小女性代表了一种明确的希望，知道她的存在，这给我们以对于正义力量的信心和信念。”惟一的缺席者便是获奖者。

    是的，善良和美丽是人类潜在的优秀素质，有的时候，它们在我们的身体内沉睡了，但它们可以被榜样的力量激发出来。昂山素姬便是一种善良和美丽的“催化剂”。这是一种特殊的美丽，让人感到温暖的美丽——能与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生活在同一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昂山素姬以其“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式的生命实践告诉人们：政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肮脏与血腥。政治也可以是这样的——如果说哈威尔改写了政治的定义，赋予其一种道义和责任的价值；那么，昂山素姬则将政治升华到宗教层面，她将政治的内核看作是爱、同情和尊重，她找到了东西方文化最佳的结合点。

    昂山素姬的眼光看得很远很远，她看到了未来的缅甸如何掀开历史新的一页。宽恕是否可能？和解是否可能？避免报复是否可能？她的精神导师，是她的父亲昂山将军，也是印度的圣雄甘地。她所倡导的宽恕，既然是佛教思想的结晶，也是基督精神的鲜活的体现。在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图图大主教，在为昂山素姬的著作写的序言中这样祝福说：“这个国家需要疗伤止痛，然后，当‘过去’已被妥当处理，就应将它稳稳地放置在后头，大家携手向前共赴兴国大业，那么有朝一日，自由、公正、善意、笑声、欢喜和同情心，将掌握斯土最高主权。”

    我看到过昂山素姬的一张微笑的黑白照片。那微笑的背后，一半是坚韧一半是凄美。面对这张照片，人们很难不油然而生愧疚之心——我们都应该与她站在一起啊。圣经中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昂山素姬的美丽照亮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她走在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上。也许这条路还要走很久很久。但她一旦选定了目标，就会秉着诚实、踏实的决心，全心全意地坚持下去。她的态度除了认真之外，还有一种淡淡的幽默感。在遭遇迫害和逆境的时候，她呈现出一种尊贵的和坚毅不屈的气质。

    昂山素姬在牛津大学的游学生活，她的婚姻生活，她对孩子的教养，她对弱者和老者的关心，她和广布世界各地的朋友深切而持续的交谊，她不断增加的新的兴趣、她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最近十多年来生命给予她的严酷考验——这一切的磨难，使她日益成熟，她已成为被压迫的老百姓的希望和启示。虽然此刻时间似乎为她凝住，但她的心灵将不会停止成长和绽放。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这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诗人老木认为，昂山素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道：“昂山素姬希冀的政治、社会状态，是一个充满爱心、众生平等的秩序和规范的世界。”政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昂山素姬庄严地为这个已经被妖魔化许久的名词“正名”——政治关乎人的现实切身利益，也关乎人的精神价值。政治是一种公共管理，是一种权力分配，更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坚守与传承。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们，都具有坚韧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甘地、马丁。路德。金、
曼德拉、图图主教和昂山素姬，都是此类大仁大智的政治家。

    精神的永恒和心灵的伟大，是独裁者和军头们无法理解的。那些独裁者和军头们，只知道坦克和机枪的力量。他们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安妮在集中营里写下渴求光明来临的日记，也不明白那么坚固的柏林墙为何竟然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尽管墨索里尼和齐奥塞斯库丑陋的尸体早已曝光于全世界人民眼前，但还是有那么多独裁者和军头们继续走上这条可耻的不归路。丹瑞大将为女儿举行了奢华的结婚典礼，一场婚礼的耗费便超过了全体缅甸人一年的医疗保险。这名强悍如豺狼却又如同惊弓之鸟的老头，迷信神秘的占星术，仅仅是凭着星象学家的几句咒语，便决定将首都从仰光迁到中部小城彬马那——据说，在那里他可以汲取古代国王的“灵气”。残暴与愚昧的结合，给缅甸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

    在缅甸，军人们相信谁拥有武力，谁便可以决定国家的走向，以及他人的生死。然而，昂山素姬并不这样看，她认为坦克、机枪和核弹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武器。她坚信，人的心灵乃是世间最强大的力量。在那些披着红色的袈裟，赤足走上街头的僧侣之中，在那些衣衫褴褛却挺胸抬头的乞丐之中，在那些朝气蓬勃、怒发冲冠的大学生之中，都蕴藏着这种力量。昂山素姬唤醒了一座冰冻许久的火山，火热的岩浆已经在底层深处翻涌着。

    人的伟大在于敢于承担历史的使命，人的伟大在于勇于改变历史的走向。昂山素姬便是这样一位伟人，她解除了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制度的恶毒的诅咒，她必将带领人民由屈辱走向光荣，从奴役走向自由。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最近访问台湾，引起争议，因为他拒绝批评中共用千枚导弹威胁台湾，更不为民主台湾说句公道话。台湾媒体对大江健三郎的言行表示不解，甚至批评、“透视大江健三郎”。

但如果台湾人熟悉这位日本作家的左倾历史，尤其是他跟中共官方的来往，不用“透视”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虽然日本跟台湾近在咫尺，又都是民主国家，但74岁的大江健三郎却是第一次到台湾；他热衷访问的是红色中国，不仅当年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今天更跟中共“全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官员打得火热。

大江年轻时就左倾，六十年代在北京见到周恩来，就成为“周迷”，至今仍把周恩来，甚至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恶魔毛泽东等，捧为“伟人”，视为心中“眺望”的“参天大树”。如果说大江当年20多岁，不懂得共产中国，还有情可原；但今天，距他第一次见周恩来已40多年，在信息自由的日本，他当然会知道，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但他在日本，对当年美国为结束二战、终结日本军国主义，不得已投下原子弹，骂个没完；却对共产党在中国（还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造成可能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从不谴责；还把主要罪魁毛泽东、周恩来至今捧为“伟人”。这就不是信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魏巍和大江“心是相通的”

左倾的大江，当然受北京欢迎，尤其是戴上诺贝尔奖“桂冠”之后，他的身价更高，利用价值似乎更大。中国的极左派作家魏巍曾发表公开信（2006年）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称赞大江批评“日本紧紧追随美国”的反美立场。

大江健三郎虽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书并不畅销，而且对他获奖，在日本内部颇有争议。大江的书不仅在本国卖不动，在中国也不畅销，没有多少读者有兴趣，在美国就更乏人问津，即使他得诺贝尔奖之后，也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谁。在这种寂寞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大江当然欣然前往。据北京娱乐信报，当时在会上听到中国作家的歌颂之后， “大江健三郎表现得非常激动，甚至主动请求发言，打破了之前制定的发言议程”，称“我想早点把我的激动传递给大家”。在中国之外的自由世界，他实在听不到这样的恭维、赞美。

●相互谄媚的恶心剧

中国官方摸准了大江的“脉搏”，于是今年初再次邀请，还给大江发了个“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按常理，大江已获诺贝尔奖，再发什么最佳外国小说奖，实在是滑稽。但中共当局明显要拉拢他；而在本国和美国等图书市场受冷遇的大江，不仅高兴，更颇感受宠若惊，甚至还刻意跟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拉关系、套近乎，他们的“对话”在官方杂志刊出，简直是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剧。

据在场的中国作家莫言描绘，在下午的会议上，大江就在纸上写了几个女性的名字，莫言以为是晚上餐会时，大江可能要请几个中国女孩。结果却是铁凝的小说《大浴女》中的女性人物。大江是要记住这些名字，以便晚上见到铁凝对谈时，能背出这些名字，以巧妙地传递出，他对铁凝的书多么重视，看得多么认真。这确实令铁凝“感动”，她说“我很吃惊，没想到大江健三郎先生读得这么仔细。”

●铁凝最早表态支持六四屠杀

铁凝虽然官至全国作协主席，但她只是个二、三流作家。在中共六四屠杀后，她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武力镇压天安门运动的省文联主席（当时是河北文联主席）。靠忠诚共产党，还不到50岁，更无重要文学成就和资历的铁凝，居然接任巴金，出任了“全国作协”主席。当然，圈内人知道，直到50岁都单身的铁凝，是那种长袖善舞的女人，在那个老男人成堆的作家和文化官僚圈中，她的得宠，可想而知。

铁凝近年的“名著”大概是那本被中国评论家批为庸俗不堪、其描写的露骨与淫秽堪与《废都》媲丑的《大浴女》。不说别的，仅仅这个书名，就可看出作者的粗俗，它可与莫言的《丰乳肥臀》媲俗。这种书名，在西方红灯区的色情书摊上都罕见。但对这样一本不入流的作品，堂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居然“高度评价”到这种地步：“这种写作的手法在日本的作家里不曾出现过，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甚至讨好地说，“如果让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选出这十年间的十部作品的话，我一定会把《大浴女》列入其中。”

读过《大浴女》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要么大江毫无文学鉴赏能力，要么他过去十年没读过书，要么就是他为了恭维、溜须中国作协主席，而到了自贱的地步。

●铁凝的色情超过村上春树？

大江为了显得对《大浴女》读得仔细，对铁凝的厚爱，还特意指出小说中有个错误，说不该在谈戒指的价钱时，用几个法郎，而应该用多少人民币。还强调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实上，这实在是无聊透顶；即使书中真用错了一个货币说法，也是一个小到不足挂齿的事！作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得谈点小说的整体思想性、艺术性等。拿这么个芝麻细节“说事”，就是要显示对铁凝小说已重视到旁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可能当时连铁凝本人也不好意思了，承认说，“我的中国同行中也很少有人如此细致地阅读《大浴女》，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多了。”铁凝也提到，“围绕这部作品，当时有过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作品的所谓性描写。”但早期也热衷性描写的大江健三郎，恰恰欣赏的是这一点，他说，“在铁凝女士的这部小说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关性的场景，是迄今为止谁都不曾写过的场景，包括男作家也不曾写过的性的场景”，“是那种含有情欲意味的性场面”。他为了恭维这位中共作协主席，甚至故意忘了自己早期的性小说，还有日本那位更有名气的“色情读物”作家村上春树；他们自己的性描写，事实上远比铁凝的《大浴女》更色欲十足。

晚餐对谈结束时，大江兴致勃勃地一定要给铁凝题词，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最为活跃且最有实力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正是铁凝女士。”然后题词是：铁凝女士，谨向你表示最大的、深深的敬意！在题词中，大江再次提到《大浴女》，说“我认为，《大浴女》完美体现了尚塞（法国印象派画家）的风格。”

●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大江不仅歌颂铁凝，对中国的另一官方作家莫言，也是恭维到下贱的地步；他居然当着莫言的面说，“我在想，莫言先生还在写新的小说，很长的小说，他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呢？”铁凝接替巴金成了全国作协主席，已是中国文坛的笑料，而莫言还要超越鲁迅，大江的想象力和歌颂力，真是如同大江大海般没边没沿了。莫言还超过鲁迅呢，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学者代表团，竟然用集体退场，来抗议主办部门邀请了中国异议作家。而当时退场的人中，就有莫言（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就没有退场，一直坐在台上）。连最基本言论自由意识都没有的、可怜的、颇有中共官方水平的莫言，竟是大江眼中的、他自称最崇拜的鲁迅。我还没看过有外国人把鲁迅糟蹋到这种地步！

在几万字的对谈中，这些所谓“名家”，居然大谈长相、脸型，穿什么衣服才能被女性注意，怎样不“土”，而且“酷”。一个中国作协主席、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中国著名作家，这么几个人在一起，没有谈文学、艺术、人生，或社会、政治等任何严肃问题。几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秀”相互谄媚、调情的恶心，就是展示他们离文学多么遥远。

作家们当然可以在一起调情作乐，相互吹捧。但对那些应该发泄在酒吧里的琐碎无聊，中国作协却逐字逐句地全文译出，并登到官方网页上。不仅不知耻辱，大概还觉得这是在歌颂他们的“铁主席”。这实在是该被痛斥的。

2009年10月15日于美国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0月1日，即公元1949年10月1日，星期六，晴。中国改朝换代（如说中国改国换代，似不妥；说中国建国换代，也不通。若按华夏朝朝相继系列，当以改朝称之）。

那天下午停课，去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站脚助威。60年前天安门大典时在场，而又能存活到今日者，当是不多了。我算是一个。我当时的个人成分是，北平男四中（1949年之前，北平的中学大多男女分校，凡名称不冠以“女子”的中学，只收男生）高一甲班学生。年龄：13岁。政治面目：民国三十七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地下），民国三十八年5月15日转为新青团员（地上）。课外爱好：组装收音机。

“站脚助威”的京文化

按老北平（京）人，特别是人力车驾驶员的说法，如果一个围观者只管看热闹，鼓掌和叫好，不出钱赞助，那就是“站脚助威”的。近700年来，元，明，大顺，清，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合国各朝大小事，许多发生在北京。站脚助威成了一种传统京文化。道地的北京人常对后来者显摆∶“我们北京人什么没见过！”。不论谁来撂地拉场子，百姓闹街，皇上出殡，菜市口（后为天桥）行刑，都会有人捧场，如看戏。按比例，北京居民中大小太监听差杂役较多。直到1955年，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女生宿舍仍由大清朝留下来的太监打扫。这也增加了站脚助威文化的活载体。

后来学到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缘起，其中一派的历史发展观是，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实质是由极少极少“真理在手”的“天才领袖”（或者发明真理的先知）一手制造的。在这种历史事件面前，一般群众不过是盲目，盲从，盲动的看客。这同北京拉人力车者的“站脚助威”历史观，颇相通。

“站脚助威”文化之所以在北京发达，另一个原因是看客有安全感。北京经历过数不清的战乱侵扰。但在北京内城之中，兵燹滥杀记录却不多。各路大小军阀的混战，较少殃及普通居民。打架斗殴也有规矩：不伤观战的。日寇占领北京时，一当街上出现围观，就会有汪伪警察来驱散人群，驱散而已。四中位于西什库后库。向南走，出后库，到西什库大街，就有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北堂）。在义和拳年代，北京最惨烈的战场有两个，一是东交民巷，一是西什库教堂。听当地口传历史者言，洋教堂前的小广场，是个杀人地。拳民砍教民头，每每吸引不少围观者。

1940年代距拳乱不到50年，有些口传历史者就是围观者。可见，拳民也不伤及不在教的看客。只要谨守群盲立场，祖传的北京人就会告诉你：“没事儿，北京是福地”。1989年6月3-4日，解放人民的军队的坦克车开进人民的北京，在二，三楼上的人民（想来不都是反革命），都有被打死的，算是破了北京的百年“福地”风水。

向蒋委员长“献剑”前后

我第一次被拉去当群盲看客，是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那年我还在北平师范学校附小（1911年辛亥革命前，北京的内城不准汉人住家——太监除外——内城的小学大都是八旗子弟学校。北平师范学校附小的前身是正黄旗子弟学校，地址在西四北报子胡同。）唸六年级。还没有开始记日记，忘了确切日子。只记得是个星期天，几个在学校的同学突然被老师叫住：“快跟我走！”。我们从报子胡同一路疾行，赶到西华门，转入午门，再进太和门。一眼看见站在太和殿前丹陛上，披着黑大氅的蒋中正委员长，立即加入叫好的行列∶“蒋委员长万岁！”。在《蒋介石日日志》中果然有记载：“蒋于1945年12月16日上午在太和殿向北平一万八千名大中学生训话，并接受学生的‘献剑’，尽显‘抗战领袖’荣光。”没有提到我们小学生。但我们的确在场，还挤到了前排，距“抗战领袖”大约20公尺，再往前，就是贴身保镖了。记不住委员长训话的内容了，可能根本没听懂。

为抗战领袖“献剑”后，我赶去另一个抗战胜利的标志地——卖收音机零件市场。当时的电阻电容真空电子管零件市场在西单一带，是一排排地摊。一眼看去灰灰黄黄，一派垃圾的颜色。收音机零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日伪军投降后，被缴械的军用通讯物资，其二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也是军用品。二者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当局就地抛售给小贩。价格极便宜，碳电阻论斤卖。仔细挑选，会找到质量一流的东西。RCA的6V6等真空管在当时的名气，就如今日INTEL的各种微处理器。在这里，不流行鼓掌和叫好，要识货，还得会讨价还价∶“电阻多少钱一两？这个数……行。吧”。这里“……”表示手势。当时习惯，买者开价，不用嘴说，而用隐蔽的手势，以免被其他卖者知道。后来知道，在美国同代的物理学人中，也有是玩二战剩余物资，装收音机出身的。电子地摊，可算是我们那一代北京群盲的第一个与世界接了轨的地方。

天安门大典毛泽东喊“四中万岁！”

民国三十八年10月1日，虽也是站脚助威，可不是赶热闹，更不可能挤到前排，那是个政治任务。学校队伍必须坚守在指定位置，要有敌情观念。传言蒋帮特务要炸大典，按现在的说法，即有恐怖活动预警。北京有各路特务和谍报人员，传言应不为虚。玩收音机的人都知道，绝不要装发射机，那怕是功率极小的，在业余波段工作的，也会惹麻烦。电子地摊上买不到发报机用的发射管，贩者不敢公开出货，暗中（黑市）有交易。

6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约只有现在广场的三分之一。10万人就挤满了。开国大典没有事先公布议程和时间表，也许也是安全考虑。直到下午3点过了，大会才开始。讲话者不多，历时不到一小时，随后是朱德总司令阅兵，步兵，炮兵，骑骡子的骑兵，等等。正式内容已有很多文献记录影片可看，不必多写。大典的高潮，无疑是首届政府主席毛泽东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稍停，鼓掌声随之四起。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文献记录影片中，有天安门城楼上首脑和贵宾鼓掌的镜头，有站在城楼下十数排的观众的欢呼镜头，也有三五群众雀跃的特写镜头，但没有整个广场上所有站脚助威者一致同步的山呼万岁镜头。原因简单，当时天安门广场没有高音喇叭，只在一些路灯电线杆子上挂了一些家用收音机的1瓦的扬声器。那种东西也可以在地摊上买到。声场很小。广场上的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城楼上在说什么，不可能同步山呼。四中队伍在长安街路南，中轴线以西，就听不清了。后来改建天安门广场，项目之一就是在每个路灯杆上，挂两个大音箱，内有10瓦以上的喇叭。

大典之后，散场很慢，当年天安门周围的街道都不宽，东西三座门更限制队伍流量。我们等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了才得以疏散出来。毛泽东的兴致看来很高，大典之后，他并没有退场，一直留在天安门上，等群众队伍一一从城楼下走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检阅群众。当四中的队伍于晚7时后走过天安门城楼下时，毛泽东喊：“四中万岁！”

整个大典中，这是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因距扬声器很近。后来知道，就在1945年蒋委员长太和殿训话之前两个月，毛泽东也同我们一样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一走出天安门广场，我和我的同学就从中华民国公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民国三十八年也改称公元1949年了。没有新年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传言“元”字似吉非吉，卦曰：“元亨利贞，八月有凶”。李自成的大顺朝就亡于永昌元年。有卜者言，信不信由你，1949年10月之后的第8个月，果然有凶（朝鲜战争爆发）。

另外，孙中山先生的巨型标准像放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背南面北，直视天安门城楼。记得同学间有过一番讨论。现在该怎么称呼孙中山先生，国父？先国父？太国父？后来，正式称呼是先行者。

先农坛体育场共产党大型公开活动

1949年10月1日那天，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刘，周，朱等新朝元勋。第一次是1949年6月30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现在回想起来，从政治意义上说，6月30日比10月1日还重要。天安门大典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先农坛庆典则是公布新朝基本政纲——人民民主专政。

先农坛大会的主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参加者只限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它是北京市的共产党从地下秘密状态（1949年3月之前）转到地上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先农坛体育场大体被占满了。可以估计，在1948-49年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已约有上万人。而当时北京市的人口不到200万。所以，共产党及外围组织成员已约为北京成人人口百分之一（成人年龄下限按12岁算，即当时可判死刑的年龄）。

1980年代末，我的一个初中同学B某要退休。他和我都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成员。按照当局的人事规定，凡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者，得以“老干部”资格离休。有关方面来调查，问我B某是否参加过“民联”。我作证肯定，理由是∶先农坛大会时，B某在场，就站在我前面。这样，B获“老干部离休”资格。可见，先农坛大会参加者应都具有“老干部离休”的资格，如果有资格退休的话。

6月30日大会是晚上开的。四中有资格参加大会的成员，于晚8时到达先农坛。我们是走去的，没有公共交通到先农坛。进场后，我们被安排站在运动场上，靠近一个足球大门。原来说晚8时开会，到10点，会还不开。开始下雨，典型的北京夏季的雷阵雨。幸好没有冰雹。半小时后，雨稍小了一点。上下里外已湿透了。为了御寒，也为了消除困意，运动场上的人突然开始疯跳集体舞，狂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午夜过了。主席台上，灯光大亮。毛，刘，周，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常委按顺序登场，像60年以来中共所有会议的出场式一样。大会在7月1日凌晨由彭真宣布开始，正好是中共成立28周年。开会后，雨又大起来，主席台上也没有避雨棚，领袖们在雨伞下一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会就匆匆结束。音响效果也不好，加之风声雨声，听不清讲了什么。

走回学校时，困极了。第一次知道，跟着队伍走，一边走路，一边还可以打盹，甚至睡着数秒。控制睡眠的中枢神经和控制走路的运动神经，各司其职，有相对独立性。到了学校，天已经要亮了。很快，报纸来了。全版登着毛泽东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由于前一晚的热情和兴奋，对“专政”一文，我有极深的印象。其中的一句一直记住：“‘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后来知道，这就是大雨之夜主席台上的主调。

坦白说，当时并没有悟出“可爱的先生们…”的含义。只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它同我“加盟”以后看过的所有“革命文献”，都不一样。在那些文献里，“独裁”一词，是专为蒋委员长用的。如“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见《论联合政府》）等等。为什么现在自我宣称：“我们正是这样”——独裁！？

一时想起的是侯宝林的一个著名相声段子：“串调了”。

加盟“民主青年联盟”

我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应当是在1948年末到1949年初。没有确切日期，因为没有宣誓仪式，也没有摁过手印。只记得填过一张表，填年龄一项时，是在我13岁生日（1949.2.12）之前。所以，当时我的年龄应是“青年”（或成人）的下限。

民国三十七年底，北平城已被共军围住，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征用四中校园作为国军的一个炮兵阵地。体育场上架起6、7门口径100毫米的加侬炮，可以直射城外共军阵地。教室里住满了兵。停课了。但我们还常去学校，不戒严，甚至还可以看看大炮。一天，一位年龄比我约大三、四岁的同学T某，偶而同我一起上厕所，离国军炮兵阵地不远。

当周围没有其他同学时，他突然说：“你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

“什么组织？”我问。

“革命的，学生自己的。”

“加入组织有什么事？”我再问。

“没什么特别事，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我的条件。

“不用离开家。”

……

“那好吧！”

就这样，离开厕所后，我就算“加盟”了。

过了几天，我被T君引领到北大医学院。该院也在西什库后库，距四中很近。已有十几个同学聚集在医学院的一个不起眼角落，大都是高中的。这就是四中的秘密的民联支部。我被介绍给大家，T君说：“这是新同志，初三丁班的方励之”。

1949年之前，帮会文化盛行，加入公开或秘密的会社，是平常事。为自保，加入帮会甚至是必要的。至于“革命”一词，也无忌讳，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星期要背一遍。以“革命”的名义契结，是黑社会，官社会，红社会都接受的一种“结社自由”。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可以同西北军阀冯玉祥交换兰谱，成为契兄弟。解放奴隶的红军指挥刘伯承可以同彝族头人（奴隶主）小叶丹誓鸡血为盟，结成兄弟。在小学中学里，结拜把兄弟也不少见。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就有两个结拜兄弟。五年级是男生爱打架的年龄，结拜兄弟是微型军事防卫联盟。1948年末，在北平的中学（男校）里，最流行的是“蜀山剑侠传”。不少同学对“剑侠”深信不疑。约几个拜把兄弟，闯四川登峨嵋找真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不信剑侠武功之类，不如装收音机有趣。所以问了一句“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就是不想参加进山寻寳的兄弟会。幸好“民联”的确不是。

当然，我加入民联并非没有政治源头。四中一直是中共的一个地下据点。有很强的左派主导的“学生自治会”。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全国学潮中，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察的殴打，有学生流血。史称“南京5.20事件”。为了声援南京学生，5月22日，中共北平组织请南京学生北上报告事件过程。报告地点之一就选在四中校礼堂。北平市长何思源得知后，派警察包围了四中，并冲散会议。我当时上初一，并不知道南京5.20事件，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四中的地下中共党员。我知道何思源，因他的公馆在魏家胡同，离我家很近。那天下课后，我正好没有立即回家，而在操场打垒球。目睹了全过程，也是“看热闹”。从警察包围校园，到警察冲礼堂，再到几个血流满面高中学生，都看到了。此事件在我心里造成的倾向，是显然的。从此，我成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个站脚助威者。市长何思源是我第一个坚决反对的政客。

读《论联合政府》

除了反对国民党，我对民联的革命宗旨和理论所知甚少。只觉得秘密活动，隐蔽集会，富有神秘感和吸引力。

民联并没有组织政治性活动，只安排看书，实质上像个读书会。如T君所说“可以多学一点东西”。当然，书都是红色的。我读的第一本洋小说，就是民联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像许多革命同侪一样，开始以为它是一本讲炼钢技术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我也是在民联活动中首次读到的。字认识，但很多不懂。1980年后，经常看到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讲到他们在幼小年龄就致力于共产主义大业，似是革命少年班毕业的。我一直佩服这些先知们在少年时代就能弄明白《共产党宣言》。如，“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等等。很晚才知道，“完备的表现”（complete expression）等等，是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里的类黑格尔玄学词汇。难怪它比五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线路图，要难懂多了。

大体看得懂，或自认为看得懂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其中提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等等。感觉同四中“学生自治会”类似。“自治会”的头头都是高中生，但是要经过初高中学生联合推选产生。像个“联合政府”。

解散“学生自治会”

很快，剿匪的傅作义将军被匪剿了，投降了。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政权。北平战事和平结束。再次证明，北京的确是福地。数周之后，民联组织也从地下转入地上，在学校里公开了“民联”成员的身分。神秘感顿失，不像兄弟会了。

随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民联和民青（即民主青年联盟和民主青年同盟）两个外围组织宣布解散，所有民联和民青的成员自动转成新青团员，即转团。1949年5月15日，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大礼堂开会，集合了全北京市所有的民联和民青成员，共约3000人，集体宣誓转团。这大约是第一批新青团员。按照团章，14岁以上才可以加入青年团，青年的年龄下限涨了两年。除了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学，当时都13岁。算不算违章？没有权威解释。

不久，四中也被接管。派来了首任中共支部书记。四中改朝换代后，召开第一次学生大会。支部书记宣布的一个决定是∶现在解放了，“学生自治会”应当解散了。他的理由是∶“学生自治会”是在同国民党斗争中产生的。现在，国民党完蛋了，而共产党同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学生自治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虽然觉得解散一举似无必要，但支部书记讲的也有道理，解散就解散吧。同意。

没过几天，再开大会，支部书记又正式宣布一项决定∶成立新的“学生会”，它的功能是党的助手。不能叫“自治会”了，因为有党领导。“学生会”头头也不再由联合推选产生，而由党支部直接指派。其他有“学生自治会”的学校，也都被类似处理，先解散，再指派，去掉“自治”。

“群盲兼群氓”的头脑不免小小地糊涂起来。

为什么“学生自治会”不能直接转做“助手”，就像“转团”一样，而一定要先解散而再建？“自治”，意为自己管理自己，无需事事由党国操心，为什么“自治”不能提了？

改朝换代了，“明朗的天”了，天安门挂喇叭了，毛泽东是万岁了，孙文成行者了，“自治会”就地解散了，“学生会”只是个助手了，“民主”加上“专政”了，我们爱好“独裁”了，意识形态要德意志了……60年前，“群盲兼群氓”们远——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一切，清清楚楚就是新朝的“电阻”“电容”等基本元件，它预示着要组装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

（2009年6月Tucson）

2009年9月28日，加拿大首次汉藏讨论会在温哥华召开。达赖喇嘛尊者微笑着，合十躬身，走进温哥华四季酒店二楼会场，对一百多名起立热烈欢迎的与会代表，用汉语说：“你好！请坐，请坐！” 并用藏语发表了讲话：

与这么多的华人朋友在这里见面，首先向你们问好！

作为流亡者，虽然我离开了家园，但是获得了自由，五十年了。你们也在温哥华享受着自由。然而，我们的血、肉、身躯，这三方面，源于家园。所以，我是藏人，你们是华人，不管在哪里，这一点，有生之年，是不会变化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忘记自己的家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口最多、历史悠久，有五千多年文化历史的国家。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重要的，将来，也会很重要。把这个强国变成真正缔造和平、利益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恐惧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再过两三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那一边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庆典和非常严厉的管制。

最近，我与一位汉人见面时谈到，每逢庆典，都是人们特别欢喜，高兴的时刻。我在印度生活了五十年，不管那里举行什么样的庆典，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兴高采烈。没有人这么不安。比如，印度东西南北各个地区的语言不同，文化也相对不同，都说自己的语言是最好的、最丰富的，但彼此团结和谐、平静安定，所以没有必要担心印度会分裂。虽然有点儿克什米尔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巴基斯坦而引起的。中国境内，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和恐惧？

把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真正和平的、让民众快乐的国家，是我们共同的工作。我经常对华人朋友说，如果有一天，人们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超级大国，内心就充满了喜悦时，我们西藏留在中华人们共和国，才会感到自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使人恐惧和不安时，不仅说明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在遭遇苦难，你们这些海外的华人朋友以及中国境内的汉人同胞也同样在遭遇苦难，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

有关西藏问题，一会儿提问时我们可以讨论。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一定要变化，但这个变化有必要循序渐进。比如前苏联发生的突发性变化，就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我希望，由共产党自己带头，首先在党内进行民主改革，然后带领社会改革，这是我的希望。

逐渐地走向民主化以后，共产党也可以光荣地退休，这是非常好的。比如我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已经十年了，这很好。有的人，自己快要死了，还在紧紧地握着权力不放，心胸过于狭窄了。

令我们失望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大量歪曲的宣传，造成汉、藏民族之间，不必要的误解和隔阂。比如奥运会，当初讨论主办权应给予哪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就支持中国，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悠久……后来，奥委会的一位成员也说，“因为达赖喇嘛的支持，使中国在最后得到奥运主办权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如此，中国政府一再说我们反对奥运。当时在巴黎和伦敦发生奥运火炬事件后，我还特别向藏人呼吁：“不要反对奥运，那是中国人的自豪。”

不久前我去台湾时，大概有五、六十人在抗议，说我是分裂者。我就讲，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享受言论自由，真的很高兴，我还说：“如果你们能把在台湾享受的这种言论自由，带到中国大陆，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关键是不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去年3•10事件发生后，我呼吁：藏人与汉人应当接触、了解，凡是有汉人和藏人的地方，就要成立汉藏友好协会，进行讨论、对话。

在过去一年多里，我在很多国家，都努力与当地的华人，特别是学者、学生们进行接触，大概会见了几百人。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非常高兴。也感谢你们这些筹办讨论会的成员。

有什么问题、建议，都可以提出来，甚至批评也可以提出来。毛泽东说，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共产党中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同游鱼离开了水一样，所以，我们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笑）。

（根据录音整理：朱瑞）

2009年6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在软禁刘晓波半年多之后，正式逮捕了刘晓波。这一系列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公认、中国政府也已承诺并签署的世界人权准则。我首先要说的是，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达不到有关当局想要达到的任何一个目标，而只能成全晓波，并进而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一）

我和晓波结识于1989年5月14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学术沙龙。从1988年11月起，我和王军涛牵头的“中国现代化论纲”课题组，一共召开了十几次中小型学术讨论会，最后的两次会是在学潮期间召开的。在我的刑事判决书中，引用了我在4月23日会议发言中的一段话，其实那次会议与学潮没有任何关系。判决书中没有提及的5月14日会议，却多少与学潮有所关联。陈小平在《老顽童刘晓波：我有心成仁监牢奈我何》中说，他和晓波“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商量如何动员北京高校老师出来支持学生运动的”。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关于我和“六四”》中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王军涛、陈子明、闵琦、郑也夫、吴稼祥、王润生、陈小平、郑棣、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和其他的人”。我记得这次会的出席者有20多人，除了晓波所提到的人，应当还有刘卫华等人。我在这次会上只是与晓波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吃午饭时晓波与军涛挨着坐，曾有过长时间的争论。晓波与我们在这次的相识，成为他随后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一个契机。

在我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1994年5月13日至1995年6月25日），老包（包遵信）、晓波、周舵和原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陈子明、陈小平、闵琦、刘卫华等形成了一个新的工作团体。1995年2月20日，发表了由晓波起草，由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刘晓波、陈小平、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12人签署的《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2月27日，发表了由陈小平起草，由上述12人签署的《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身自由——致人大八届三次会议》。5月底，发表了由晓波和陈小平共同起草的《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这个呼吁书的发起人是：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刘晓波、江棋生、吴学灿、沙裕光、陈小平、周舵、林牧、黄翔、廖亦武、金橙，签署人有：芒克、粟宪庭、蒋樾、王东海、马少方、陈龙德、郑旭光、马少华、吴双印、杨海、杨宽兴、刘贤斌、金艳明、勾庆惠、徐永海、陈权、宋旭民、汪青、李智英、王志新、张玲、黄庭金、纪晓、李国萍、李金芳、何德普、侯宗哲、王毓芳、李海、钱育民、晓韵、李继妍、海蓝、李爱民、杨靖、王永清、高军生、邓焕武、张宗爱、张健康、刘俭、王自强等。当时我仍在服刑期，大家建议我不要签名，由我的妻子王之虹代我出面。这个呼吁书发表时，晓波已经被公安局变相监禁，与13年后的情形几乎是一模一样。6月25日，身患癌症的我被再次投入监狱（保外就医时的病因是“皮肤瘙痒症”）。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团体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晓波于1996年1月释放后，他和刘霞夫妇、陈小平夫妇、刘卫华夫妇经常请之虹一起吃饭和休闲，给予了孤身一人的之虹以极大的安慰和帮助。

此后一直到2002年10月服刑期满，我无法再接触包括晓波在内的任何一位朋友。当我再次见到晓波时，我发现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和论说风格。虽然同为自由撰稿人，我的写作领域、题材与他有所不同，但是我始终欣赏、支持晓波的各种探索和努力。2004年2月至2005年8月，我和何家栋先生办了一个“改造与建设”网站，服务器放在国内，并办理了ICP备案手续。新闻办官员后来明确告诉我，有人就网站转载刘晓波文章《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打了小报告，是负责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层领导人亲自下令取缔这个网站的。

我和晓波，是被当局称为八九民运“黑手”而至今仍留在国内的不多的几个人。1991年4月2日，我和王军涛、任畹町、包遵信、王丹5人从秦城监狱转移到北京市第二监狱的禁闭室关押。现在，老包已经去世了，其他3人先后被迫流亡海外。1996年10月8日，刘晓波因为与王希哲联署《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致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而被劳教，王希哲随即逃亡海外。我们留在国内并且继续为中国民主化而奋斗而发声的人，理所当然要相互理解并形成联合阵线。

（二）

在过去20年中，晓波已经四次被当局关押监禁。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三次的情形。

1989年逮捕晓波的主要罪状，是他发起了“六二”绝食。我们只要读一读晓波起草的《绝食宣言》，就可以理解他和周舵、侯德建、高新4人当时的心境：“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1949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由于晓波等人有劝说学生在“六四”清晨撤离广场的功劳，1991年法院对他的判决是“免于刑事处分”。

1995年5月18日晓波被当局变相关押的原因，是起草、签署和发表上述两封建议书和拟议中的《“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反腐败建议书》提出了近期改革的七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五项目标。前者是：（1）设立人大反腐败委员会，担任该委员会成员的人大代表应脱产全职工作；（2）人大为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制定特别法；（3）实行法官终身制、考任制；（4）制定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办法，可以参考南朝鲜制定的银行存款不得匿名、化名的法律。（5）制定国家公职人员不能在任期内从事商业经营的法律，其私人资产必须交给法定机构委托经营；（6）人大应该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制定特别法律，支持设立民间的举报中心，允许创建民间的《反腐败报》；（7）取消执政党对现有传媒（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机构）的全面控制，制定新闻法。后者是：（1）开放党禁，实行多党竞争执政地位的公开的、全民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制度。使在野党成为有效制约执政党的合法政治力量。（2）实行权力分离，相互制约的宪政民主制。把人大和政协改造为独立于执政党的立法机构，使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真正分离。（3）创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对执政党、人大、政府、检察院法院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惩治。（4）开放报禁，允许民办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社的合法存在，使社会传媒真正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第四种权力——公众舆论监督的权力。（5）在宪法上明确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使现有的国有、集体、私有财产获得同等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实行产权明析化的改革。《“六四”六周年呼吁书》重申了制定《新闻出版法》、《结社法》、《人的权利和自由宣言》、《宪法法院法》的要求，并指出：“我们从‘六四’的教训中提出的以上建议，仅仅是‘六四’所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中的四项，其他的诸如军队的性质与职能，执政党实际上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军队指挥权于一身等问题，乃至独立的司法制度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逐步反思和检讨。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曾历经磨难，‘六四’是又一次大磨难。然而，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良知、智慧、勇气、信心和毅力面对泣血的伤口自省，那么苦难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就是富有的、深邃的、充满希望的。”由于公民提出上述建议合情合理，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当局在非法关押晓波7个多月后，不得不将他释放。

1996年8月11日，刘晓波与王希哲会见于广州大北门外兰圃，就若干重大国是交换了意见，并商定于10月10日对国共两党发表宣言。宣言说：“我们的意见是，为早日取得两岸和平统一的共识，为达求同存异之目的，国共双方及海内外各民主党派，各政治力量都应该也可以重新回到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1月各党派《政协决议》的原则基础上来。”“‘凡是人家民主国家有的，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就是中共在《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中主张的基本精神。”“周恩来致马歇尔的信说的很清楚：”吾人相信中国将采取之民主，应效法于美国。‘……周又说：“军队制度，应该以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制度为改革的榜样。’”“我们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台北当局，应立即展开政治谈判，双方都应该抱有这样的共识：无论哪个当局，谁愿意回到当年大家都签了字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原则上来，谁愿意在实践中真正实行上述文件中应诺给予人民的现代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的人权和民主，这个当局（或联合当局）就必将真正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宣言批评“作为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交给他领导的军队擅自宣布由‘共产党绝对领导’，这是极端违宪、极端错误的行为，他应该受到弹劾。”这一次，当局将晓波判处劳动教养3年，从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7日。

（三）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对于晓波也好，对于其他签署者也好，《零八宪章》并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宪章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在10多年前就已经有过系统的阐述。公布宪章所采用的多人联署方式，每年就有十几次到几十次之多。联署并公布《零八宪章》，旨在对《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和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表示一种赞同与庆贺之意。《零八宪章》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拥有了空前的联署人数，这完全是当局对刘晓波采取法外措施的结果。

当局在《零八宪章》公布前夕突然对晓波实行“监视居住”，表面上是针对《零八宪章》，实际上是针对六四2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局通过各种手段得知，晓波和朋友们正在筹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便打破了近十年来他们业已和大陆异议人士在反复博弈中实际形成的“红线”，企图通过“杀鸡给猴看”对后者造成一种新的威慑态势，以便平安度过2009年“六五二一”这个大坎。在“六五二一”办公室的眼里，晓波不是在法治国家享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一名公民，而是他们“维稳”排兵布阵中的一枚棋子。什么时候挪动这枚旗子，他们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这种霹雳手段对于晓波本人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从劳教结束以来，晓波时时刻刻准备接受新的考验。现在的结果，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求仁得仁”而已。将来他和像我这样的“反革命颠覆罪犯”说话时，就会有更多的底气。更进一步说，当局此举是在为未来的反对党准备领袖人物，为诺贝尔奖的颁发机构推荐候选人。

这种恐吓手段对于晓波的朋友们也是没有威慑力的。历史毕竟是进步了。毛泽东时代可以枪毙遇罗克，邓小平及邓后时代只能让刘晓波坐牢。在当今中国，为了推动人权和民主化事业，不惜坐牢的岂止晓波一人。在晓波“监视居住”期间，大家考虑到他的安危，说话不免偏于谨慎；现在公然“以言入罪”了，大家说话也就没有必要多所顾忌了。

晓波被捕后，国际国内的声援风起云涌；而在官方的电视、报纸甚至网络上，却看不到有关此事的只言片语。谁得道多助，谁做贼心虚；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谁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不是一目了然吗！

据我了解的情况，中共最高层在如何处理晓波的问题上，意见并非一致。现在晓波被捕，说明强硬派暂时占据上风。但事情还没有完结。虽然按照法条的规定，晓波这次会被判处5年左右的徒刑，但还有5%的其他可能性，不能排除再次“免于刑事处分”。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站出来为晓波说话，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就会促使事情向好的方面转化。我们仍然希望，当局能够认识到审判刘晓波的愚蠢性及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危害性，及时悬崖勒马，从“镇压”转向“协商”，从“专政”转向“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