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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快：诺奖得主的智慧远不如中国贪官

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曾经提出一个“速度钱”（speedm oney）的概念，大意是人们为了避免官僚主义的低效率，花钱去加快政府机构的文件传送和决议达成的速度，用腐败去加快繁琐的行政程序，使企业运转减少障碍。

缪尔达尔敏锐地发现了“速度钱”的存在，使之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的一个不错的工具，这不能不让人佩服其诺贝尔奖得主的智慧。但是，最近看到一个例子，却让我觉得，诺奖得主的智慧其实还不如中国贪官。

媒体报道，在全国瞩目的重庆打黑风暴中，曾获“重庆首届十佳女律师”称号的胡燕瑜因重庆市高级法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落马而被拖下水。知情人士透露，胡燕瑜系乌小青的情妇。“他们的关系在重庆是众所周知的，胡燕瑜的许多案源都是乌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权力介绍的。”一名司法界人士举了个例子：“某银行在重庆高级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一个案件，标的数亿元。乌小青人为设置障碍，久拖不执行，目的是强迫银行更换律师。当胡燕瑜作为该执行案的代理律师后，乌便积极组织展开工作，在一个月内成功执行。”据称，仅此一案，胡燕瑜就得到律师代理费4000万元。

在上述司法界人士所举的案例中，乌小青人为设置障碍，使某银行的案件久拖不能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银行向乌小青行贿，以推动执行的速度，那么这些行贿的钱就符合缪尔达尔的“速度钱”定义，在性质上可以定性为“速度钱”，该案也就属于典型的腐败，在乌小青被查处后可以作为其罪证之一。但是，乌小青很有“智慧”，他没有直接受贿，而是迫使银行更换律师，让情妇胡燕瑜成为该执行案的代理律师，于是胡燕瑜不费吹灰之力就赚了40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这样，经过一个“华丽转身”，“速度钱”变成了律师费，非法的钱也变成了合法的收入。

现在的问题是，这4000万元到底是什么钱？是“速度钱”，还是律师费？如果说它是律师费，它实质上又是某银行推动执行的“速度钱”；如果说它是“速度钱”，现在又已经变成了合法的律师费。在这里，理论显示了它不能很好解释现实的苍白。这种苍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腐败官员逃脱法律制裁的无穷智慧，和法律制订的滞后和无奈。

假如现在我们有机会向缪尔达尔请教（他已于1987年去世），请他就上述的4000万元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他会给这笔钱一个什么样的定性呢？我想，大概他得面对一个难题了，因为用原来的“速度钱”概念解释显然不够恰当和准确。在这里，中国的贪官给诺奖得主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缪尔达尔未必能够发明解释这4000万元钱的新概念。

实际上，不仅当代的贪官，中国古代贪官的智慧就已经超越了诺奖得主的智慧，因为“速度钱”在中国古代不仅早已存在，而且早已突破了缪尔达尔的定义。

在清代，官方有一个词叫“需索勒掯”，按照日本学者内藤乾吉《六部成语注解》一书解释，其意思是：“官吏办事，必当速快，有时因需索使费而故意迟延，迫人行贿，曰需索勒掯（勒掯，强迫也）。”所谓“六部成语”，就是中央六部衙门的习惯用语。由此可知，“需索勒掯”是官方早就知道并明文禁止的行为。而根据上述的解释，它的意思就是官吏通过故意拖延不办而迫使办事者交纳“使费”来买速度，这个“使费”与缪尔达尔定义的“速度钱”意思完全一致。

清代官吏“需索勒掯”的案例不胜枚举。比如，1704年，一艘在广州的外国商船准备回航，为此需要在粤海关办理一个出关手续———申领一个“出口执照”，但是，“当船准备开航时，它的出口执照被阻留了20天以上，据大班猜想，是海关书吏作怪；所以他们（在12月15日）送给他礼银100两，翌日他们便获得出口执照”。在这个事例中，粤海关书吏“需索勒掯”的100两银子符合“速度钱”的定义，其伎俩完全在缪尔达尔的洞鉴之中。但是，清代的官吏们获取“速度钱”的智慧无穷无尽，有些行为就不是缪尔达尔所能想到的了。

晚清苏州有位富豪，其独生子犯了死罪，虽然多方打点，百计求脱，但证据确凿，实在没有办法通融，最后还是被判了个斩立决。这急坏了富豪，因为他的独生子还没有给他留下孙子。为了不使香火断绝，富豪买通当地官员，高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轮流到监狱里去陪睡，希望借腹生子，延续血脉。但这种事不保险，所以需要争取时间，使斩立决推迟执行。富豪在省内各衙门打通一切关系，但仍然无法可想。最后他去北京活动，终于有一个刑部书吏为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当处决富豪儿子的文书发出时，负责封订文书的书吏故意与另一封发往云南的文书调换，这样苏州官员收到的就是云南处决犯人的文书，只能退回刑部，而刑部又需等云南的文书退回再发往苏州，云南离北京最远，文书来来回回，前后耽搁一年多，富豪也就争取到了时间。在这个案例中，富豪花巨款买速度，但不是为了加快执行速度，而是为了推迟执行速度，富豪付给书吏的巨款当然也可以算是“速度钱”，但与缪尔达尔定义的“速度钱”内涵并不一致。

无论是当代还是古代，熟悉法律的贪官污吏总能找到法律的空子，既谋到不当利益，又能逃避法律制裁。相对于贪官污吏们的智慧来说，法律显得苍白而无力。贪官污吏谋求不当利益的动力如此之大，心思又是如此的巧妙，以致诺奖得主的智慧在他们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因此，如果要靠不断地“完善法律”———比如增订、修补法律条文的办法来反贪，那么即便把“完善”的任务交给诺奖得主，恐怕也难以尽善。以人类现有的智慧，要比较彻底地扼制腐败，除了“釜底抽薪”，从源头上限制权力，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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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回忆历史人物岂能信口开河？

在2009年9月号的《读书文摘》上看到一篇《清华园里的人和事》，是从钱文忠著《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一书中摘录的。文章写的是季羡林眼中清华大学的一些外籍教授和中国教授。如果写的只是对这些教授的看法，某人好，某人不好，某人行，某人不行，写的只是个人的印象，可以是纯主观的，无所谓对不对，也不用他人来讨论。如果谈的是某教授的事迹，就有一个是否与事实相符的问题，却是有客观的评论标准，他人也可以来讨论了。

这篇文章所说的许多人和事，我原来都一无所知，只能文章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不发生问题。如果遇上了我略知一二的人和事呢？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来了。像文章里的这一段：

系里还有两位德国教授也是各有特色，妙不可言。……另外一位是艾克，他取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叫艾锷风，这个人有学问，是德国的博士。他教你德语，但是讲英语。那么季羡林先生他们听着不对，就问他，你能不能用德语教。这位艾克教授就叽哩咕噜用飞快的速度念了一大串德文，然后就问季羡林先生，这个话什么意思？你们听懂了吗？把季先生他们给吓的，回答NO！照道理你请教授用德文讲，你应该用德文回答我不懂，应该是N ein，吓得季先生他们连N ein都不敢说，只能用英文回答他说No，于是这个教授接着用英文教德文。

对于这一位艾克教授，这篇文章就记下了他这一点古怪的轶事。在《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里，我查到了他的简历：

Ecke Gustav（1896-）艾克

埃克·古斯塔夫，德国汉学家。1923年来华，任厦门大学教授。1928-193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34-1947年任辅仁大学教授。1947-1949年复任厦门大学教授。1959年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任东方美术学教授。

1926年秋鲁迅在厦门大学和艾克同事，对他的印象是好的。11月22日鲁迅写给陶元庆的信中说：

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Ecke，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故乡》是剑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椅背和坐上的图线，和全部的直线有些不调和。太阳画得极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628页）。

《故乡》是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彷徨》是鲁迅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这两本书都是陶元庆作的封面，所以鲁迅才把艾克的评语转告他吧。当然这也是对艾克意见的重视。

12月24日鲁迅的日记记载：这天他收到三弟建人寄来的两本英文译本《阿Q正传》，就送了一本给艾克。

由此可见，对于艾克这人，作为同事的鲁迅和作为学生的季羡林，印象和评价是大不相同的。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方面，看法不同是很自然的，两人各有各的道理，不好说谁的看法不对。

钱文忠这篇文章接着的一段是这样的：

对这些洋教授，季先生不佩服。他曾经在《清华园日记》的引言里面把这些教授作了一些总结。季先生的总结也很滑稽：“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文；第二，他们都是男不娶，女不嫁；第三，除了翟孟生那一部书外，都没有任何著作，这在欧美大学中是无法想像的。”

因为这一段话涉及了一些“事实”，就可讨论一下“事实是不是这样的”了。

他们是不是“都是男不娶女不嫁”？本来结婚并不是当一名教授的必要条件。就说这篇文章提到的金岳霖教授，终身未娶，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顶级的逻辑学家”。可见“不娶”也不只是洋教授的怪癖。至于说洋教授“都是”（全称肯定）不娶不嫁的，恐怕也未必与事实相符。就说这个艾克，据前引《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就说“其妻是中国女画家”。不过《辞典》没有写明他结婚时间，莫非他是1933年以后，即离开清华大学以后才结婚的？以致清华的学生不可能知道将会有一位华裔的师母吧。

是不是除了翟孟生先生的那一部书外，他们“都没有任何著作”（又是全称否定）？别人的情况我没有去查，还是说这位艾克。鲁迅1927年1月14日日记：“夜艾锷风来并赠其自著之《Ch.Meryon》一本。”这本书是他到清华大学以前出版的。这以后也还有著作出版，前引那本《辞典》说：

艾氏研究中国美术，著有《泉州（刺桐港）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塑研究》（1935）、《陶德曼所藏早期中国青铜器》（1939）、《花梨家具图考》（两卷，1944）。

可见季羡林在给他们作“没有任何著作”的“总结”之前，并没有去作过调查。

钱文忠这篇文章还写了几位中国教授。那些只谈印象和观感的，就不去说它了。这里只讲一人一事。文章写到了吴宓，写到了“吴宓苦爱毛彦文”的事。对于毛彦文女士的最后归宿，文章说，“她后来嫁给了当时的国务总理”。这就与事实颇有一点出入了。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据《民国职官年表》，是1913年7月31日至1914年2月12日的6个多月里，毛彦文1901年出生，这时才13岁，还没有达到可以结婚的年龄。而熊希龄和她结婚，据周秋光著《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页），是1935年的事。这时熊已经交卸国务总理2 1年了。再说1935年那时的官制，国务总理已经改为行政院院长了。毛彦文怎么可能“嫁给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呢？

季羡林这一位红极一时的文化名人，讲他事迹的书，会有人要看的。只是希望作者在写的时候最好能够认真一点，给读者提供一些正确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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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外交杨皮书之五：我们用什么来制约崛起的中国？

在上一篇杨皮书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如果冷战不是西方赢了，而是美国四分五裂、自顾不暇，苏联成为一国独大，那么，世界会如何？中国又怎样？

或者说，我们用什么来制约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苏联社会主义集团？按照以前苏联对付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以及他在东欧的劣迹，我想，大家都会和我得出同一个结论：扩军备战，让人民解放军准备好，制造更多的核子武器用来威慑北极熊……

冷战就是这样形成的，而“热战”则是在军事平衡被打破后的必然结果。尤其发生在新崛起的国家和现有的强权之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新崛起的国家挑战已有的强权，而冷战则是两个强权相持不下时的“和平”。按照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和军事著作：国家之间的互相制衡——或者说恐怖的军事平衡——是世界和平的最好途径。

而如果你相信了这一理论，那么你就不能不悲观地相信人类的宿命：由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消长永远不会停止，此起彼落，所以，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将会持续到人类灭亡为止，和平只是在战争之间偶尔爆发而已。

所以，中国在持续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过程中，不停有外国政府和民众感受到了“中国威胁”，所以，中国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在美国的谈话中表示，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紧接着反问一句：我们为啥不能挑战美国？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要向美国保证我们不挑战他？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可以抛出几个“假如”：假如美国侵略他国？假如美国人突然选了一个希特勒上台？假如美国种族主义开始泛滥，美国政府公然欺负国内三百万左右的华人华侨？……难懂这些情况出现，我们也不能、不去挑战美国？

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以为我脑子进水了，以为我又从右愤变成了左愤，要小骂大帮忙。其实，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上面说的那几个“假如”成立的话，我们当然要愤怒，甚至要有“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的一颗红心两国准备。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不但是我们大多普通人，就连中国政府也相信，美国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军委副主席才会向人家表示，崛起的中国，不会挑战美国。

可让人气愤的是，即便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军事首长多次这样表示，不但美国人，就连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极大的疑虑甚至恐惧。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上一节《以夷制夷：用美国人的价值观制约美国》一文里，我提到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的价值理念来制约美国人的强权。大家知道，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俄国、欧洲和中国对美国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毕竟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在当今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个唯一的超级强国竟然左右开弓同时打两场战争。可是，我们却并没有很大的担心，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要求美国政府向我们保证什么，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保证过什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民众的价值理念比飞机大炮更能有效制约一个国家

原因我上一次已经提到过，那就是对美国的强权的最大制约已经不是来自其他国家，而是这个国家内部的——来自它的民众，来自拥抱了那些价值观念的美国人。

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后，随着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大幅提高，制约国家对外的权力同时出现了一个很强的新因素——国内民众。这种“人”的因素已经重要到取代“国”（也就是所谓政权或者统治者）的因素。

什么是人的因素？什么是政权的因素？我举个台湾的例子，在蒋介石时代，老蒋一人独大，他就是政权。他不搞台独，谁也不敢搞台独，所以北京不用担心。但后来蒋介石没有了，台湾民主了，陈水扁开始搞台独。按照我们对台湾蒋介石时代的理解，台湾肯定就要台独了。可是，且慢，北京领导人发话了，什么话？“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就是“人”的因素，果然，是台湾人民制约了陈水扁的台独，他们选择了马英九取代民进党。战争就这样避免了。

同样的道理，美国民众的民意早就强大到左右白宫的对外政策，只要民众不被忽悠，只要美国不设德国希特勒时期的宣传部，控制舆论，控制民意，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众是不喜欢战争的，因为历史上的战争很少真正是由民众的意志来发动的，绝大多数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或者一党之利。

有鉴于此，上个世纪西方人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个理论，好像是说因为民主国家们拥有相同的理念，所以不打仗了。但这显然无法解释为啥独裁者还要互相打仗，他们不也是拥有共同的（独裁的）理念？

我对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有另外的认识，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早就讲过了（因为没有去搜索资料）。从人类历史上看，战争的权力毫无例外控制在国家统治者手里，而要想统治者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打仗，去牺牲民众争权夺利几乎比消灭国家还要困难。可自从民主政体出现后，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逐渐落到了公民素质日益提高的选民手里。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统治者要想违背民意发动不公正的战争几乎成为不可能。

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谁最终让美国人反思伊拉克战争的？又是谁迫使美国政府深入调查虐囚事件的？不是俄国，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人自己，美国人痛定思痛，回归到自己的价值理念，然后迫使自己的政府回归正途。没有这些被我们一些人讽刺为虚伪和虚假的民主和自由理念，我们能把美国怎么样？只有等五十年后我们拥有和他一样数量和质量的核弹头、航空母舰了，再来和他叫板？

应该是我们（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外国政府）来制约崛起的中国

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已经看出为什么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和平的，而在过去一百多年甚至都是处在被欺负和被侮辱的地位，可我们现在稍微强大一点（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强大”的），整个世界都不安了，即便我们如何承诺，如何解释，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恐惧……

不错，他们搞不清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们的人民到底相信什么！有人说，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互不干涉内政的指导方针吗？那是我们的政策，甚至是国策，但不是国家的立国理念，更不是深入民众心里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中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一个国家受到广泛的欢迎，受到排挤，让自己的崛起成为可能，或者功亏一篑……

最近我国也在大力提倡软实力，把加大外宣作为提高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在海外设立新华社的网络电视等等，要学习美国人把宣传融入各种娱乐，向世界推销——推销什么？推销美国？还是他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是他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十几倍的富裕？还是垃圾快餐麦当劳汉堡包？都不是的，如果推销这些，会让全世界人民都反感的。

如果你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是好莱坞电影，还是CNN新闻坚守的底线，又或者领导人到处的煽风点火，他们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宣扬和推销的几乎都是美国人拥抱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我们要向世界推销什么？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拿出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我们绝大多数民众认同的价值观念，你花再多钱搞宣传，告诉人家你干了什么，不会干什么，你制造了多么便宜的皮鞋，你盖了多少栋大楼，多少穷人有饭吃了、民众如何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等等，你这样推销给世界的中国，能够让人对你刮目相看，对你尊重吗？如果你一定要我行我素，我想所有的宣传都将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无论你怎么宣传，全世界仍然疑惑不解：啊，这群人到底有什么信仰？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不相信什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期盼崛起的中国不用向世界各国承诺“我们不挑战你”，我期盼崛起后的中国更不是在人家的核子武器和航空母舰的威慑下“承诺和平发展”……

好了，回到我的题目，我最大的愿望是崛起的中国不用像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那样，需要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制约他，我希望是中国人——他们拥有的价值观念真正能够制约崛起的中国，让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杨恒均200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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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中国式越狱”深思

从监狱大门冲出的越狱者

中国已被公开报道的越狱事件甚少，即使极为罕见地报道了，也多是出于拉动人民举报潮流的目的。罪犯之越狱，多是长期精心策划的结果，而非一时冲动。成功越狱者多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加之监狱内部人员担忧秋后算帐，这使得警方的抓捕线索在内部极难准确寻觅，唯有从民众举报线索之中找到突破口。此次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越狱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四名罪犯越狱后，警方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人来予以突破，在监狱内部知情人员那里没找到线索，翻阅罪犯旧案资料也一无所获，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推测和等待。

推测没起到作用，譬如推测他们为什么要逃亡，推测他们逃亡后是不是要寻求报复。在以往，这种推测一向颇有价值，一些罪犯——尤其是少年犯——越狱后，基本上都是直奔家中或寻找仇人，警方只须守株待兔或者在其途中截获即可。这次并非如此。乔海强、董佳继、高博、李洪斌这四名罪犯，没有选择回家，也未急于抢劫现金，而是悄悄躲避于偏远村落的土坑之中，还计划等待时机逃往山西。如果没有和林格尔县台几村村民王德贵的举报，警方要追踪到他们，恐怕还需费些时日，绝非67个小时就可抓获。悬赏的确能够刺激到民众，单纯的刑侦技术已难奏效，搞人民战争式的“网战”或可坐收渔利。

10月20日，在台几村抓捕过程中，高博以匕首刺向警察，被另一名警察当场击毙。其余三人，作困兽之斗，却已无济于事，控制的控制，打伤的打伤，投降的投降，一切都完了。事后，乔海强供认，此次越狱已经蓄谋一年之久，主谋竟是年龄最小的李洪斌（21岁）。现在，我们来回放这次越狱事件。首先，他们在服刑期间已经将“三人监督小组”的连坐法瓦解了，彼此形成了越狱同盟。接着，排除内部背叛的风险后，自制行凶利器，就是通过在监狱工厂劳动，获得钢板和塑料把手，将其加工成刀具。然后，仔细思索监狱的每一道防线如何突破。

这次越狱确实具备一定的智商与胆魄。他们骗狱警兰建国到无人处，将其杀死，一连刺了54刀，还割喉咙、切手指，太狠了。然后穿上兰建国的警服，用兰建国的工作卡打开第一道门，用兰建国被切下的手指打开第二道门。再尾随警察越过红外线监控，到最后一道门，把看守在门口的工人田国军刺伤，最后顺势搭上监狱外的出租车逃逸。在此之前，贵州曾有八个罪犯效仿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企图挖地洞越狱，却未能成功。其余成功的越狱事件，也多是寻求地下途径或越过高墙电网，有的是因具备电工技术而得逞，却未闻从监狱大门直接冲出者，此次内蒙古越狱者堪称无出其右。

在中国越狱比《越狱》残酷

“越狱”这两个字，在中国极其敏感。它敏感到即使美国超高收视率和网络普及率的电视剧《越狱》如此成功，在中国各大电视台也仍然不能登陆，唯有在一些小地方的有线电视和影视网站里才能看到。现实版的越狱事件，就更为敏感，一般不报道，即使万不得已要报道，也必须服从简略原则，最好是有通稿，举国照抄不误。去年3月12日，谢万礼在河北省保定市监狱成功越狱。今年官方媒体又报道了三起，除此次内蒙古越狱事件之外，其余两起都在安徽，一起是5月23日安徽省界首市看守所四人成功越狱，另一起是6月1日安徽省阜阳市九龙监狱曹辉成功越狱，两起都是越过高墙逃脱，也都是披露简要情况。

与简略报道其它越狱事件不同，此次内蒙古越狱事件被披露得极其详尽，例如谁开枪打死了高博，有照片为证；谁举报了四人行踪，也有名有姓有地址。大约因此之故，没被打死的三名罪犯被抓捕后并未遭受严刑拷打。公众的关注程度，媒体的频频介入，为乔海强、董佳继、李洪斌不受皮肉之苦帮了大忙。警方悬赏抓捕的背后，一定有己力匮乏的原因。一旦悬赏，媒体披露，追捕越狱者就成了众所周知的人权案件。人人关注，人人追问，警方所作所为也就在公众视线之内了。若无关注，不知这四个亡命之徒是被狱警打得皮开肉胀，还是被其他囚犯打得死去活来。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救到他们，因为中国有死刑，他们此前已经被判无期或死缓，这次加之暴动越狱罪，不死都难。越狱的罪名，在中国的《刑法》里有五种：一是罪犯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公然越狱逃跑，这是暴动越狱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二是罪犯有组织、有计划地逃往狱外，这是组织越狱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三是狱外的人聚众持械劫夺被监禁在狱中的罪犯，这是聚众持械劫狱罪，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四是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从羁押和改造场所逃走，这是脱逃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五是劫夺押解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诸多深受美剧《越狱》影响的中国人，把美国式的监狱与中国式的监狱搞混淆了。有网民如此说：在美国，把犯人当人看；在中国，把犯人当东西、工具乃至畜生看。虽然都是管制罪犯，但是管制方法不一，管制理念也不一。一些狱警看完《越狱》之后觉得美国监狱极为可笑，反倒认为中国监狱更胜一筹，罪犯若要越狱，代价极高。譬如，在美剧《越狱》中，没有罪犯互监小组，进出监区无搜身，在监狱能随意打电话和外界联系，罪犯在与家人或朋友会见时没有做到隔离，监狱的下水道畅通无阻，罪犯劳动现场缺乏警察的有效监控管理，监管人员对罪犯缺乏思想教育、谈话教育、个别教育，罪犯去监狱卫生所就诊没有管理人员在场监管……狱警说的是实情，但被网民纷纷批驳为无人性或“人性本恶”的执行者。

网络质疑一片，狱警同样弱势

在百度“越狱吧”里，许多网友惊诧于此吧言论无甚是非观。不难想象民众对美剧《越狱》的疯狂追捧，对主角Michael Scofield的崇拜，对Lincoln Burrows的同情，乃至对变态杀人狂Theodore Bagwell的另类感佩，这些都使他们的大脑穿梭于美国式的自由氛围，而不知真正的中国特色为何物。当内蒙古的四个80后罪犯杀警越狱，甚至在抓捕时凭肉身顽固抵抗时，多少人甚至心生同情，有网民如此深情写道：“困兽尤斗，何况人乎？”更有人强烈要求官方公布四人此前的犯案详情，以避免四名罪犯与美剧《越狱》中Lincoln Burrows的无辜受难情形雷同。

今日的中国已非以往。若在以往，重罪犯人杀警越狱，众人所云，只有三个字：杀无赦！但如今不同，人们更希望看到悲剧的深层成因，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安心接受监狱改造？监狱当中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越狱，有没有监狱设施及监管制度层面的漏洞？相关责任人是否应该自责请罪？还有，在抓捕过程之中，警方猛力撞击劫持着人质的三轮车而不顾及人质安全，是否可取？及至上升为更加尖锐的追问，中国的监狱能否更加人性，以使得罪犯能够自觉改过自新？许多人正在从中国的监狱状况着手，反思人权问题，呼求避免内蒙古越狱事件的惨痛代价。

代价之一，就是狱警兰建国死了，他死得很惨很惨。这对从事这一危险工作的人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监狱，就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多半是非文明的，罪犯之间你争我斗、尔虞我诈，罪犯与狱警之间或合作或对抗。在那里面，也许真有冤枉的人，但也有十足的黑道恶魔，以及腐败的官员和贪婪的奸商。林子不大，却是什么鸟都有。狱警本是正当行业，他们也是人，只因所在岗位与所属阶层不同，他们站在这个风口浪尖，同样冒着生命危险，与那不知下一刻是生是死的隐忧相搏斗，精神紧绷，时刻恐惧。网上一篇《一名基层狱警的心里话》就说道：“希望老天对我好一点，有突发事件的话，给我留条命，我家中还有老人和没成年的孩子。”

狱警之危，危在他们仅仅是国家机器当中最基层的人，有时甚至就是国家的殉葬品。他们虽在称呼上叫“监狱警察”，却没有枪，没有经过武警般的搏击训练，他们之于刑警和军人，犹如过去的狱卒之于捕快、之于将士，实在是弱势得很。一旦罪犯打架斗殴或者生病，若未得及时处理，狱警们负的就是直接责任，而领导责任几乎等于无责任。但他们真的有足够能力对抗复杂万变的罪犯吗？大家都知道，监狱工厂是监狱利益重镇，是罪犯就要劳动，一劳动罪犯就有劳动工具，剪刀、锤子、铁锹等等，这些都可以要你狱警的命。有位狱警在网上说：“在强调犯人的人性化管理的同时，领导和司法机构从来不拿狱警当人，每当我们提出合理的要求，他们就问：你能不能干了？不干就走人！”

不必害怕舆论，而应深思矛盾

兰建国之死，的确发人深省。但在这深省之外，又不能不顾及，是否会引起另一极端的反弹？基于一个狱警的死，而导致全国基层狱警群体愤怒，进而更为严酷地面对罪犯，会如此吗？过去我们看到过这种情形，那就是随着袭警个案的直线上升，各省市警察配枪之权被加大。扩权之后，舆论反弹，质疑统治阶层为何如此敌视人民？尤其是每当媒体报道又有警察刑讯逼供致人死亡之时，这种民众与警察之间的对抗情绪又被一次次拉大。如何减少这种对抗，既无法苛求于警察，也无力苛求于民众，唯有在法治之路上努力，让彼此都更深入地认识法律，理解它的精神。也就是说，这并非身份与身份的对抗，而应是制度进程的同盟之议。

兰建国被残忍杀害之后，他的妻子、双胞胎女儿以及父母，总共得到了八万元。其中，两万元是抚慰金，六万元是保险赔偿。看到这个新闻，令人心寒，也让人不由得去关注一批在过去印象比较糟糕可现在处境同样可怜的狱警们，彻底明白了他们仅仅是人而已。内蒙古越狱事件之后，不用说，又一些狱警又要面临惩罚了，至少在行政处分上会留下烙印，但是他们有发言权吗？能让公众深度认识他们的痛楚吗？虽然他们的确就是国家机器，是统治者牢靠的一部分，但因为他们是这身份就没有提出抗议的权利吗？他们也是中国人，有苦衷就有权说出来，让上层思索他们的境况，让上层更多地站在真实的基层来看问题。

但是上层怕啊。内蒙古越狱事件一经媒体披露，他们做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监控网上舆论，消除负面影响。具体消除的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会有人为越狱事件叫好，视他们为爷们，犹如一大批粉丝感动于电视剧里Michael Scofield的智慧、执着与胆魄。也可能是担忧人们真把这个事情“当个事”了，去深度追问罪犯是否遭遇非人待遇，继而寻求自由？再有可能，就是去为兰建国这样的基层狱警打抱不平，他死得太不值，死后的悲惨家境也太令人寒心，但这仅仅是越狱罪犯的罪恶吗？今后还会有多少狱警走向兰建国这样的死亡之路？如何避免？上层要去深思。诸如此类的舆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监控起来之后不予反省，却硬要将受害者之痛当英雄事迹般宣扬，遮盖流血痛处，涂抹虚妄光辉。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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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平：高压与崛起

这次中共庆祝建政60周年大庆，一方面，竭尽奢华铺张之能事，炫耀其伟大成就；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严控严防严打，把人民当敌人。这两者看上去很矛盾。很多人不明白，一个号称创造了经济奇迹而大国崛起的政府怎么如此不自信，对自己的人民如此不放心？不是说连美国的民意调查机构都显示，中国政府的民意支持度世界第一么？

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今日中国，崛起就是建立在高压之上的。高压与崛起本来就是一体之两面。至于说民意对政府的高度支持，抛开其中的虚假成分，那原因也不难解释。就像互联网上流传的那句话，说到女人遭遇强奸，“如果你不能反抗，那就享受吧。”政府深知，它之所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其前提是因为它对民众实施高压；如果没有高压了，也就没有支持了。所以尽管有着高度“支持”，它还是要坚持高度压制。

10月18日，北京一些57年右派发起，在北京一家餐厅举行林希翎追思会。当局事先截获讯息，试图阻拦，警告他们不准参加。追思会的组织者之一铁流先生断然回答说，追思会一定要办，“纵坐牢砍头也不退缩”！铁流再三表示：林是右派，我是右派，为一句话一篇文章，毛泽东整了我们一辈子，直到今天当局不向我们道歉，不补发工资，不进行赔偿，连我们用眼泪、用哀思来悼念难友都不准许，真是欺人过甚！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中共自己早在30年前就承认反右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如今的政府手里又很有钱，为什么不向右派们道歉赔偿呢？即便不道歉不赔偿，为什么连别人要举行纪念活动也要百般阻止呢？问题是，中共当局欠债太多太多。它担心，不要说一一道歉赔偿，单单是不加阻止，听任这些所谓敏感话题自由地浮出水面，其引发的滔滔公议，也足以使一党专政陷入没顶之灾，所以非阻止不可，至少也要摆出威慑的阵势，把少数勇敢者隔离起来，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

在一般民众方面，他们并非对中共的罪错没有觉悟，也并非对自由民主没有追求，否则怎么会爆发全民性的八九民运？只是在六四屠杀后，大多数人深感无奈而放弃了为理想的抗争，于是掉过头去，让自己去适应体制：横竖现在可以走资了，可以闷声发大财了，干嘛不呢？就象胡适在一首小诗里写到的那样：“谁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宁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不少人发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要你不去追求什么自由民主，只要你不去坚持什么公道正义，生活原来并不沉重，它甚至还可以很安逸。对不少人来说，一方面，是良知在长期压抑下而日趋麻木，另一方面，则是物质生活以超出预期的速度而显著改善，于是他们甚至也以为盛世已经来临，转而对那个犯下无数罪错的中共政权，讴歌中国的“崛起”。但是，你可以忘记强盗是强盗，强盗自己可从来没忘记自己是强盗。强盗永远是心虚的。他知道自由的细菌很容易传染，他知道人心中的正义感不会死寂，所以他始终不敢放弃高压，依然把人民当作敌人。

一场奢华的庆典，固然可以表现中共政权的强大，但是这种强大不是立足于自由而是立足于高压，那又充分揭示出它内在的虚弱，无可救药的虚弱。因为在这里，中共反对的是人的自由天性，因此那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我相信，每一个观看过中共庆典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个压迫性的政权。有了这一认识，其余的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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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怡：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横山家之味》

 

导演是枝裕和说，“这部电影，我想描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欢笑，和残酷”。

风格却像小津，恬淡、安静。家人的日常对话，像院子里的紫薇花，一句一句落下来，尽管普通，却想存留，夹在一本书里，玩味再三。也像飞入室内、停在横山家长子遗像上的小黄蝶。用佛家语说，字字都有不可摸索的禅机。在基督教的信念里，就是万事相互效力，连一根头发，都预先被数算过了。

剧中，母亲摸着妹妹的刘海，说，你脸这么漂亮，就把额头多露点出来啊。我就想起这句经文了。曾经很久也无法相信，世上有一种凡事都被数算过的恩典。如今常含泪水，能够说主啊，我信。就像一场世界大战，一个伤兵，从头活到了尾。他跪在垫子上祷告，心有安慰，语无伦次。

朋友问，成为信徒意味着什么。我说，意味着思想、文笔，动作、情怀，都已死过一回了。

叶芝的墓志铭，是一句很美的诗，貌似中国古人那种了无牵挂。“冷眼看生死，骑士，绝尘而去（Cast a cold eye on life，on death.Horseman，pass”。不像庄子鼓盆而歌，有些欲盖弥彰。也不若弘一法师临了的手书，安然于我之取消。“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叶芝的句子，彷佛带着争战与得胜的气息，并隐含了我在死后的延续。就像横山家丧夫再嫁的二媳妇，跟丈夫第一次进公婆家，扫墓归来，对儿子说，死了不等于不存在。

又状如赵子龙驰过疆场，推开一扇门户，要去领取奖赏。

死亡的话题，开始就笼罩着这部片子。15年前，横山医生的长子，在海边救人，不幸溺死。每年他的忌日，家人团聚。故事就是一天一夜，像剥玉米一样，把15年来每个人的心思，撒落下来。片头，次子良多在回家路上，问他的继子，听说昨天兔子死了，你笑了。为什么呢。继子说，他们说要为兔子写一封信。

“写信很好啊”。

“可是写给谁看呢”。

表面上，是说一件不幸，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家庭。死亡的气息踱入家门，破坏了每一种亲密关系。亲人的死亡盘旋在家里，成为每句话的潜台词。悲凉的是，如果死亡能如此持久地改变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无法拥有足够力量，去承载一个成员的死亡。那么家庭如何继续成为一个理想？

回想幼年，看《新闻联播》，什么消息，都不如某某领导人的去世。哀乐一响起，腔调一低沉，全家人就停下碗筷。若有不买账的，唧唧歪歪，一定有人出头呵斥，说“莫说话，快看”。这种情形一年半载一次，一旦错过，同学们第二天围谈时，就自觉落后许多。

显然，一个国家承受领袖死亡的能力，比一个家庭承受亲人离世的能力大得多。所以国殇永不如家殇。一个孩子的罹难，可能永远改变一个母亲。上万孩子的罹难，难以改变一个市委书记。

所以家庭的荒凉，也远比国家的腐败，更令人绝望。家庭若不能胜过死亡，我们组成国家，又有什么用呢。

母亲为儿子扫墓，路上说了这个传说，冬天没有被冻死的小白蝶，春天会变成小黄蝶回来。

所以小黄蝶飞入室内的刹那，母亲心思大乱，近乎癫狂。良多的继子也在夜间溜出户外，释放了三年的丧父之痛。他向天祈祷，说我要象爸爸一样，做一个调音师。如果不能，就做一个医生。

因为白天，横山爷爷问他，为什么想做调音师呢。他编了个谎，说因为喜欢音乐老师。爷爷说，我之所以想做医生，是因为我父亲病了，我想救活他。这时良多进来，阻止了父亲。其实良多的小学作文，也这样写着，“我的理想是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医生”。但兄长的死，在良多与父亲之间立起一道永远的墙。他离家远走，从此活在心中理想和父母的期待之外。

影片虽然平缓，也有不少出人意外的高潮。当年被哥哥救回的孩子，母亲每年都请他来参加祭拜。惟独横山大夫一人，面向户外坐着。15年来，从不理睬他。这个年轻人不断失业，心思不定，贪吃贪睡，一年比一年肥胖。所以横山夫妇也一年比一年愤懑。凭什么要我儿子，成为这个人的替死鬼。晚上，良多对母亲说，以后不要叫他来了，他也不好受。母亲的怨恨终于流露出来，说我就是要叫他来，就是要他不好受。

这是影片中最平静而残酷的一幕。有弟兄说，我目前的样子，因为受到了父母原生家庭的创伤影响。我说不是，假如你相信连一根头发，也预先被数算过了。说法就要反过来。不是因为那些影响，你才成为现在的你。而是因着那些影响，你才知道你就是现在的你。

横山家的老夫妇，像大多数中国父母，把儿女当做私有的产业。之前有个细节，母亲扫墓时，看见有人在儿子墓前摆放了花。她拿走那些花，跑去路边，摆在了陌生人墓前。她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对他儿子的怀念，霸占了她的怀念。

裕和是在母亲离世后，拍这部电影的。他说，许多细节、对话，都是对母亲的怀念和临摹。连横山家的玉米饼，也是他母亲独创的保留菜。

家庭不能胜过死亡，总是因为活着的人，希望在死了的人里面活着。父母希望儿女在自己的期待里面活着。儿女期望父母在自己的愿望里面活着。

救赎主，和替死鬼，是一个多么怵目惊心的对子。亲人死了，我们从此不能好好的活，是因为我们往日的心思、情怀，还没有死，也不肯死。我们无法把自己的泪水交出去，所以憋在里面，直到非死不可的时候。

有一个规划局官员，拆建教堂时说，教堂，就应该修在殡仪馆附近。意思是说，信仰和死亡有关。更准确的说，是死亡和信仰有关。所以除非有人不死，不然每个人都与信仰有关。死亡，若不能改变人对生命的态度。一次死亡，就摧毁一个家庭；许多次死亡，就摧毁一个国家。更多的死亡，也终将让这个世界，死在自己的梦里。

能不能这样呢，像死过一样活着？大地震后，我当自己是幸存者，曾决心像死过一样活着。若有士兵在前线，他不会抱怨晚上没有洗澡设施。士兵在后方，他就开始抱怨。若有夫妻在前线，一方跌倒，另一方会全力搀扶；夫妻在后方，一方跌倒，另一方就开始抱怨。若在别人家里做客，菜烧糊了，我会说，没关系，很好吃。若在自己家里，我就开始抱怨。

能不能这样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我的或任何人的梦想，在我里面活着。也不是一个替死鬼，在我里面活着；而是一个救赎主，是这世界的主人在我里面活着。

我不甘心时，就问自己，你还真把这世界当自己的家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2009-10-26写于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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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书信中的整人史

十多年前与一位老友闲话，谈到互联网对人类文明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有感于电子邮件将改变传统的通信方式，我说：“再过十年，名人尺牍将逐渐绝迹了。”果然，十年后的北京潘家园市场，名人书信已是洛阳纸贵。孔夫子旧书网上，这类藏品的拍卖也比比皆是，我甚至搜到了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用毛笔写给一位前辈的书信，起拍价相当于一位中层白领的月工资，只好放弃了回购的念头。

吾友徐庆全多年从事历史研究，是一位染上了故纸癖的有心人。他大量搜集近现代文坛名家的信札并加以考证，这种考据癖有时也令人生畏，难免触及到某些偶像的尊严，有一回还惹上了大麻烦。但他依然乐此不疲。今年，我收到了庆全寄来的集子《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全书连同书札及考证竟有48万字。一部书信研究集子，数尽四十载文坛悲欣，我读之心戚戚焉。

这本书涉及的文坛名人，有周扬、丁玲、赵树理、沈从文、张光年、夏衍、胡风、常香玉、耿庸、俞平伯、郭沫若、林默涵等数十人，兼涉毛泽东、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邓颖超、康生等中共高层人物对一些文坛公案的表态。近代以来，文坛恩怨纠葛，公案迭出，其幕后真相恍若云中神龙，见首不见尾。分散的书信或许仅为只鳞片爪，但经过庆全这样的学者稽考钩沉，探赜索隐，鳞爪缀成珠串，真相层层剥出，读之回味无穷。

上世纪30年代鲁迅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演化为胡风与周扬的宗派之争；而胡风在50年代对周扬等的反批评，竟被领袖上纲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成为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文字狱”，甚至连周恩来、周扬等都始料未及。其中耐人寻味的，是聂绀弩在致周扬的信中对老友胡风的揭发。这些揭发在当时看来也很致命。其中有点“黑色幽默”的是：被聂信中“四条线索”之一扯出的文艺青年彭燕郊，与胡风只是一般关系，却被扣上“胡风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在街道监督劳动25年；80年代落实政策时发现，当年的“分子帽”未获公安部门批准。类似的案例在“反右”时也发生过，个人的有效生命，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卷入“绞肉机”……

迷信需要事实来破除。聂绀弩并未因这封揭发信而摆脱厄运，很快也受到隔离审查，导致了他的大彻大悟，自承“比胡风分子还胡风分子”。两年后聂家夫妇在“阳谋”中落马，重要的原因就是为胡风鸣冤。此后他噩运连连，被送北大荒劳改，回京后又因做“反诗”被老友告密，锒铛入狱。告密事件今年被爆料后，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可谁又能想到，被伤害者也曾伤害过他人……

我想起了被胡风及许多“胡风分子”视为“犹大”的舒芜，人们将这一冤案归咎于他交出了胡风的书信。而舒芜不久也身陷“阳谋”，且终其一生都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历史的吊诡恰在于，舒芜上交书信前一年（1954年），胡风就在《三十万言书》中揭发了舒芜的言行，检举他是通过缝隙打进党内的“破坏者”。

在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体制下，所有的人都被洗脑，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本书披露的秘辛揭示，丁玲与周扬的嫌隙，又铸成了文坛第二桩大公案——“丁、陈反党集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现世报来得好快，周扬及“四条汉子”等没能挺立多久，“文革”大难降临，也齐刷刷被人整倒。

夏衍在身陷囹圄之际，曾将清代《剃头歌》剥皮改写成《狱中吟》：“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不仅夏公悟了，陆定一、周扬在复出后的不俗表现，也是对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大彻大悟。聂绀弩晚年更写下“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的名句，坚持历史的终极问责。

书中收录的书信，还披露了陈寅恪《论〈再生缘〉》一书大陆版的夭折经过，以及陈氏遗稿在“文革”中被抄走、劫后复得的故事，读之令人扼腕。此外，80年代的两场文艺风波及相关的论争和事件，中共高层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意见等，都被收入其中。

互联网时代来临，纸质书信的研究行将谢幕，后之来者要搜集研究的，大部分将是电子邮件了。没有精美的信笺，没有飘逸的书法，只有敲击键盘码出的标准方块字；甚至为了不留痕迹，打个电话就算传达了旨意，免得给历史留下话柄。探求真相的研究，难度也将与时俱进。

2009年10月12日风雨读书楼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徐庆全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