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何家栋是五七难友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思想家。

他的一生是备受煎熬的一生，但他从来没有在灾难面前放弃自己的尊严。他所表现的崇高品格和所写的大量文章，是他给社会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特别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他以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对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累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对当代社会极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理论成果。在他多数是用笔名所写的文章和同友人的通信中，闪烁着无数智慧的火花。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酷管制之下，广大民众无缘分享他所创造的这些精神财富，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对于一个思想先行者来说，不能使自己思考所得的新认识新见解开花结果，充分发挥启蒙大众的作用——这种无奈和失落是非常痛苦的。2006年，何家栋在发现自己已经进入肺癌晚期、治疗无望后，曾在住院时对他的夫人陈蓓说：“这些年来，我化名写过一些文章，不但子女没有看过，连你也没有看过，为了让大家理解我，可以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

为了实现他的这个愿望，他的几位中青年朋友把他晚年的著作收集起来，编成《何家栋文集》，让他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到自己的著作问世，同时，也是为了帮助许多正在寻求真理的民众，能从他的真知灼见里获得教益。经过朋友们和印刷厂工人的努力，这部两卷本的《何家栋文集》终于在他弥留之际全部印刷装订完成。令人遗憾而极感气愤的是，就在这个时候，2006年10月15日夜里，国家专政机构竟派人闯进印刷厂搜查，将刚印好的《何家栋文集》全部没收，一本也没有留下。十几小时后，16日中午，何家栋就离开了人世。他在停止呼吸、闭上双眼之前，没有能够看到自己的著作，专政机构剥夺了他的这个实现最后希望的机会。这个丧失人性的政府行为，构成了何家栋悲剧人生的最后一幕。

但是，这个最后一幕还没有拉上帷幕，专政群丑就又为它添上一个尾声。17日凌晨，离何家栋去世只有十几个小时，北京市安全局的一伙男女敲开《何家栋文集》编者丁东等人的家，不但把他们带走（夜晚才被放回），而且在家中大肆搜抄，不但书架、抽屉翻了个遍，连被褥、衣橱、厨房、厕所也不放过。最后抄走了电脑和许多书籍、信件、资料、文稿，扬长而去。

违反宪法、践踏人权的专政机器，又一次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

文化专制主义如此敌视何家栋的思想，不但查抄他的著作，连为他编文集的人都要加以迫害，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何家栋的思想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往事微痕》的编者决定在何家栋去世三周年之际选编一期“何家栋专辑”，传播这位五七难友生前的思想，使难友们和追求真理的广大民众有机会从他的睿智的论说中吸取精神营养。我非常支持这个明智的决定，并承诺为这个专辑写一篇序言。但我还没有动手，就陆续听到《往事微痕》进一步被查禁的消息：继我发表《收缴“往事微痕”为哪般？》之后，又发现《往事微痕》已经被列入邮局拒绝收寄的黑名单；接着，刚在印刷厂印好的第31、32两辑《往事微痕》，又被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动用搬家公司的车子全部拉走。

文化专制主义要把《往事微痕》斩尽杀绝的暴行，更使我感到印发“何家栋专辑”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目前文稿齐备，只待序言，我不得不在感冒未愈、清涕长流的情况下，起而奋笔，写下这篇序言。

处在卑劣阴影下的高尚品格

何家栋1938年15岁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这个党的信任和重用。1939年，他参加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专事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他的伙伴们都参加共产党了，唯独他入不了党，为什么呢？原来，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同他谈起统战工作，那位党员说，统战工作“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何家栋应声说：“我明白了，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因此，他被认为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长期被关在党的门外，直到1945年才入党。

这个事实，典型地反映出何家栋投身革命后的矛盾所在。他认定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建设新中国，都是高尚的、值得献身的事业，但他容不得违背传统道德、不仁不义的政策和措施；他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终生，却绝不放弃为人的尊严和品格。在这个往往以崇高掩盖着卑劣的队伍里，他虽然襟怀坦白，志存高远，却也不能不承受卑劣的冷箭。

1949年，何家栋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时被任命为工务科长兼印刷厂厂长。经过他的着意经营，印刷厂扭亏为赢，又办起了出版社，他成为实际上主持出版社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出版社的业务蒸蒸日上，买了工厂，盖了大楼。1951年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了，在毛泽东的严令催逼下，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所有接触钱款物资的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老虎”。当时有所谓“山高林密，必有老虎”之语，贪污一亿元以上为大老虎，五千万元以上为中老虎，一千万元以上为小老虎（这是当时的币值，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何家栋经手过大批钱财，在劫难逃，也被打成“大老虎”。后来虽然查清他没有贪污，但又被人密告有“叛徒”、“国民党特务”的嫌疑。根据是他1940年在天水行营交通队，以上尉政训员的身份，承担共产党的秘密联络任务，被国民党的特别党部逮捕审讯，经地下党营救获释。1941年在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被捕后押往山西侯马做苦力，八个月后经他父亲保释到天津。他在天津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1943年他们13人相约投奔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因为没有组织介绍，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为首者被枪毙（此人是皖南事变时幸免于难的新四军宣传干事），其他青年都被驱逐出境。这些历史旧案继三反运动之后被翻了出来，明显地具有排斥异己的性质，结果何家栋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后来经过调查，不但所谓“国民党特务”纯属子虚乌有，而且查出何家栋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斗争的事迹。既然这样，就应该恢复他的党籍了吧，但没有。支部书记让他写申请，他拒绝了。他的理由很充分：你们既然查出当时搞错了，就应该主动改正错误，为什么要我申请。因此，他被认为目无组织、对党摆架子，结果继续被关在党的门外。

这就是何家栋其人的精神特色。当他必须在屈辱和人格尊严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即使是面对党籍这样重大的问题，他宁可放弃党籍也要保持个人的尊严，不愿以接受屈辱来换取党籍。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损失太大，他是失败者。但是，他所遵循的道德标准和他所做出的是非选择，却表现出他的崇高品格。他以崇高应对卑劣，高傲地屹立在道德制高点上，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崇高永远是卑劣的胜利者。

领导职务被撤销后，何家栋被下放到校对科做设计版式之类的具体工作。但是，即使是站在党门之外，这个党的共产主义理念却始终在冲击着他。他时刻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他当时的处境却限制着他的愿望的实现。他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争取。当他看到报纸上介绍吴运鐸的事迹，又听说吴运鐸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便萌发了要把他的思想和精神写出来广为宣传的念头。何家栋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人民大学采访吴运鐸，写出了《把一切献给党》。这本既没有列入计划，也未经领导批准的小书，出版后的几个月里就发行几百万册，风靡全国。他因此被任命为出版社新成立的文艺编辑室的副主任。接着，他又写出《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畅销一时的革命传记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何家栋完全抛开加之于他个人的屈辱，怀着满腔热情去描述吴运鐸、赵一曼、方志敏等人为崇高理念而不避危难、不惜牺牲的英雄行为，展示出共产主义教义同人性的美好一面相结合所产生的高尚情操和献身精神。胡耀邦看到《我的一家》的校样，赞不绝口，马上批示《中国青年报》连载。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那个弥漫着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社会蒸蒸日上的条件下，何家栋的这些炽烈如火、扣人心弦的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与传诵的话题。鲍彤在何家栋逝世后曾指出：“当时的青年理想主义者，包括现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哪一位没有受过《把一切献给党》和《我的一家》的洗礼？哪一位没有为《赵一曼》和《方志敏的战斗一生》而感奋？”

在这个历史事件里，充满着强烈的嘲讽。它不仅在于这些宣传共产主义理念、弘扬共产主义者崇高精神的著作，出自一个被开除党籍、又拒不通过申请来恢复党籍的小人物；而且，这些书籍是以无名作者的形式出现的，何家栋被剥夺了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权利。这种以卑劣玷污崇高的伎俩，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小的方面来说，这些著作为出版社带来一笔又一笔不菲的利润，不断提高着出版社的声誉；从大的方面来说，何家栋为共产主义的宣传立下了当时无人企及的巨大功勋。他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模范，应该提倡人们向他学习；应该获得与他的劳动相称的物质鼓励。如果换了一个人，也许有可能名利双收，但何家栋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不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这是何等的不公正！

对他的不公正远不止如此。就在他的著作教育着、影响着广大青年的时候，他竟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书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请看，一个怀着崇高理念来宣传共产主义精神，对党对社会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居然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岂止是不公正，而且是无比荒唐！无比卑劣！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何家栋虽然没有党籍可以开除，工资却被降了四级，但他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工作上。1958年，他被指定帮助李建彤编写《刘志丹》一书。书还没有出版，就因为毛泽东在1962年认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何家栋竟也成了“习贾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成员。受审几年后，他在1965年被遣送到山东武成县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大的灾难落到了他的头上，除他本人被揪回北京批斗，关进牛棚（后被送回山东）外，大儿子被造反派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接着，次子又因绝望而自杀。

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后，随着《刘志丹》一案的平反，何家栋恢复了党籍，不久被任命为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恢复党籍后的何家栋，虽然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已经逐渐消退，但为社会服务的志向却更加坚定了。他为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发现者”。刘宾雁曾希望他去当记者，他说：“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哪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

怀着作为一个发现者的意愿，何家栋在1983年、1984年先后创办了《人生》月刊和《开拓》文学杂志。但他的壮志未酬，就因为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再次遭到整肃。

作为人梯的发现者和干预者

1985年离休后，何家栋为自己开辟了全新的活动领域，在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成为一个发现者的愿望，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离休当年，他就应一些青年之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为青年们挡风解困；1987年，他被聘为主要由青年活动分子构成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并创办《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担任主编；1988年出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93年任《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2004年还充当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创办的“改造与建设”网站的法人代表。在这些活动中，他发现了、结识了许多才智出众、忧国忧民的优秀青年，同他们心气相通，配合默契，把这些事业办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以《经济学周报》为例，据陈子明在《怀念老何》一文中介绍，1988年《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何家栋应邀参加改组，出任总编辑。报社明确实行总编负责制，由何家栋主持全面工作。何家栋再一次表现出他的出色才能，使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引领时代风骚的舆论先锋。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他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

1989年因胡耀邦去世而引发的学生运动和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迫使何家栋实现了从“发现者”到“干预者”的转变。李鹏宣布戒严后，何家栋和《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罗点点奔波于许多老干部和元老遗孀之间，动员他们声援学生。他们的努力，促成了王平、叶飞、张爱萍、肖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等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何家栋还和另一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多次往返于广场上的大学生和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之间，为他们建立联系渠道，并由高瑜执笔代学生起草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打破僵局。血案发生后，有些学生被学校开除，无家可归，何家栋千方百计地为他们介绍工作，有的还住进了何家栋家里。在这个标志着历史转折的时代风云里，何家栋和他的青年朋友们所展现的历史责任感，将永远镌刻在民众的记忆里，激励着他们，鞭策着他们。

在同青年朋友的交往中，何家栋以诚挚热烈的情怀，甘为人梯，为他们创造条件，开路搭桥，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陈子明1991年被判刑13年，何家栋鼓励他潜心研究写作，并且进行了十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不但帮他确定文章的主题和内容，提供有关的资料，而且在文章完成后定题定稿，设法送到报刊上发表，连发表时的许多笔名也是何家栋代起的。陈子明说，他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都是我与老何合作的结晶”。

不止是陈子明，许多崭露头角的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也得到了何家栋的扶持和帮助。我们可以从一些青年对他的评价里，看出何家栋在他们思想上的地位和分量：

“何老完全超脱了个人的苦难”,“从来不曾对自己的际遇有过任何抱怨。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反思整个民族，也反思自己。反思得那样痛苦，那样彻底。在反思之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成就了一个新的何家栋，决绝的何家栋，勇敢的何家栋。”“从苦难中腾飞，在烈火中永生。何老的人生就是这样：悲惨而壮烈。”（笑蜀）

“何家栋先生为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人为参照的精神文明史。”“他在早年抒写了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他的文章“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命运从来没有给过他机会，但他功德圆满。”（余世存）

“何老的思想很彻底，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同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性也是最强的。”（肖雪慧）

“老何是至情至性、童心不灭的真人。真人，就是不虚伪，也似乎不懂得虚伪，待人坦诚、善意和慷慨。”他是“具有崇高境界和胸怀的人，历尽艰辛，饱受磨难，但只要道义所在，立即义无反顾，慷慨赴难，深知人情险峻世态炎凉，但对别人永远有火热的心。”“老何是仁者”，“是智者”，“与老何共事，是人生一大幸事。”（王军涛）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最大限度地发出人性中善良高尚的光辉，照耀自己的周围以至于整个社会，是一个很难企及的境界。何家栋以他的真诚、宽厚和孜孜不倦的精神，攀登上了这个人性和道德的高峰。他多次自嘲“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但恰恰是他，既继承了、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清高品格，又确立了、保持了现代公民对于个人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历史责任感。他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在这个充溢着拜金主义的社会里，它就像暗夜的明灯，向我们昭示着人生的价值和使命所在，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应当大力弘扬他的崇高品格和奉献精神，使后人了解、继承、分享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取营养，摆脱物欲横流的阴影，寻求可以实现自己最大人生价值的坐标，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贡献。

有待开发的思想资源

除了真诚奉献、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刻苦学习、清廉自守、扶掖后进、甘为人梯等高尚品格的范例外，何家栋通过反思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验所得出的思想理论成果，是他留给后人的更丰厚的精神财富。仅在本期《往事微痕》所选辑的很少几篇文章（只是两卷本《何家栋文集》的十分之一）里，就有很多独到的精彩论述。如在2003年所写的关于道统、政统、学统的分析中，他指出：由思想家构成的道统，其重要性还在由政治家构成的政统之上；所谓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以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为主链的“新道统”，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以，何家栋用大量文字缕述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从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见解，到胡适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顾准对近代世界文明主流的辨识，李慎之为作为全球价值的自由民主和公民启蒙的大声疾呼，描画出二十世纪新道统的“统系和精粹”。何家栋通过对前贤的思想学术的绍介，为后人启示了构成新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的途径，指出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是贯串于前贤们思想学术之中的民主、宪政和自由主义。中国当代和今后几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握这个新道统，才能有所作为。

一年之后，何家栋在为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在继续肯定民主的意义的同时，特别强调妥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机制，就像空气、水分和阳光，都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要素。”民主是“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米尼奇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丽的。”何家栋则进一步指出：“如果说民主是灰色的，那么，妥协就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为妥协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妥协需要宽容，需要和解，需要平等对话，需要“对对手的理解与信任”，而不需要暴力。他引用米奇尼克在《狱中书简》里的话说：“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那些运用暴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很容易建造一个更加悲惨的巴士底狱。”因为，“不管谁运用暴力赢得权力，他必须运用暴力维护权力。”何家栋在序言里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思想：“革命是自由的儿女，但却是专制主义的父母。”多么深刻！可又多么通俗！

在何家栋的文章里，还有许多高瞻远瞩、涵义丰富，但还没有深入展开论述的思想，如：“正是共产党败坏了共产主义，使人成为无信仰的败类”；“共产党不现代化，任何现代化都是没有意义的”；“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马克思的学说的第四个来源是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即人本主义、人文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的改革派”；“中国人正经历着一场情感危机，一场比社会危机还要深刻的危机”；“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离开自由、民主、人权，……就要血流成河”；“他（刘亚洲）的‘西进战略’是不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党政合一，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本质相同”；等等。何家栋的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意义。这是一个蕴藏着丰富思想资源的宝矿，值得后人进一步深入开掘。在这篇序言里，我想对其中的两个问题，即社会上关注比较少的“西进战略”和共产党的分裂问题，多做些介绍和分析，以资朋友们探讨参考。我在2006年8月6日到何家栋的家里看望他，两人畅谈了两个多钟头，他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两个问题。

西进战略

所谓“西进战略”，指的是主张把我们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从东部转向西部，开发新疆、西藏，结好中东诸国。刘亚洲在2004年10月写的《西部论》这本三万多字的小册子里指出：美国现在的全球战略，是“控制世界中心”，“世界中心正好在中东”，“西起埃及，东至阿富汗，北到巴尔干的广袤地区。这儿是八千年历史的靶心，这儿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伟大的征服者都把目光投向这里。”“今天，中国需要腹地，美国需要中心。”我们的腹地在哪里？刘亚洲说：“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中国的战略重点就在西部。经略西部，西向以争天下，此为战略制高点。”

在《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的问答》里，何家栋说：“刘亚洲主张建立西部经济特区，打通欧亚大陆桥，是个好主意。”“欧亚大陆桥，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动，击尾则首动，你顾头还是顾尾？你在进攻中防御，我在防御中进攻，仗也许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刘亚洲似乎是用文艺创作手法演绎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代替理性分析。它有助于煽情，却无助于思考。我猜想，他的‘西进战略’是不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话里有褒有贬。在8月6日和我谈话时，他一再微笑着说起刘亚洲的许多文章，既有文人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有军人的威武剽悍、咄咄逼人的气质。我从他的话里，感受到一位慈祥宽厚的长者对后起之秀的爱护和赞赏。

何家栋和刘亚洲虽然在“西进战略”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看法，但思考的出发点却有很大不同。刘亚洲的西进，着眼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措施”。他认为，面对“美国抢占世界中心”，要“以进攻的姿态，构筑对美国的第一道战略防线”，“西向以争天下”。使人感到有点要崛起与美国争霸的味道。何家栋则有所不同。他说：“我们设想的西进战略，不是去争夺，而是去合作；不是去对抗，而是去和解。进入中亚是为了‘入欧’，不是‘脱亚入欧’，而是‘引亚入欧’。”不过，何家栋虽然不欣赏刘亚洲的霸气，但也同意他的机会难得的说法：“刘亚洲说机遇易得而机会难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百年不遇的机遇，我们岂可错过。‘先下手为强’，刘亚洲的确找到了战略感觉。”

刘亚洲说：“我不认为美国在围堵中国，但中国现在的确被结结实实地包围着。”要实现有些人说的“战略突围”，“只能选择西部”，如苏联解体后中亚那些被唤作“斯坦”的国家，“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一个国家如果在自己国境线外没有一点战略纵深，就只有被动挨打。”何家栋也认为，在全球化的大环境里，中亚地区是我们可以大展身手的宝地。严格说来，这是一些还没有很好开发的国家，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扶持。我们进去，促使他们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建立起友好睦邻的关系，构成我们境外的战略纵深。这是一个双赢的前景，大家都是胜利者。

他们两人都认为，为了打开西进的局面，当务之急是开发西部腹地。刘亚洲说，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应该是“东缓西急”，“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微。”何家栋也认为：“东隅台湾如一个小秤砣，只起牵制作用，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桑榆之地，则是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他对我说：台湾问题早晚会解决，时间拖长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等得起；新疆、西藏的问题却迫在眉睫。这两个自治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我们管理的专制性和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偏差，维藏两大民族对我们积怨很深。这是两颗定时炸弹，如果不赶快拆除引信，一旦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在西藏和新疆之间，何家栋和刘亚洲都认为新疆问题更为迫切。刘亚洲说：“开发西部首先要开发新疆”，“新疆的事情办好了，中国的事情就办好了一小半。”何家栋则通过分析两大民族的差异，得出新疆问题更加严峻的结论。他说：西藏崇奉佛教，而佛教是主张非暴力的，达赖就坚持要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新疆崇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是要通过暴力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另外，西藏交通不便，藏传佛教在境外影响十分有限，所以比较闭塞，同境外联系较少，有联系也主要是思想上的、政治上的，西藏的独立诉求在国外只能得到道义上的支援；新疆则由于有伊斯兰教这个纽带，同境外的暴力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可以获得国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全面扶持，那些泛伊斯兰主义者甚至把新疆看作未来的大伊斯兰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点，西藏有达赖、班禅这样的精神领袖，可以统率全民族，号令全境；新疆则是群龙无首，许多武装队伍和政治组织不相统属，互不服气，收拾起来更不容易。

在探讨“西进战略”时，何家栋和刘亚洲都认为，要实施这个战略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不过，刘亚洲主要是从军事着眼的。他说：“进步的政治文明必会造就进步的武装力量；落后的政治体制则造就腐朽的军队。政治体制改革对军事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今军事强国都是政治体制先进的国家。没有一个政治体制落后的国家的军队能无敌于天下。”何家栋则着重从政治上观察这个问题。他认为，新疆和西藏的问题，关键在于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把一套即使在汉族地区也是不适当的做法搬到西藏和新疆，加上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的偏差，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把那些不同意这些做法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统统看成是敌对势力，认定他们意在颠覆国家政权，不容分说就加以打击、迫害，结果造成了“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客观效果。现在西藏新疆两地的主要问题是从上到下的离心倾向，这是藏独疆独的社会基础。要铲除这个社会基础，变离心倾向为向心倾向，就必须改革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何家栋还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要加强监督。在体制内的监督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有效的监督只能来自社会，来自民间。因此，必须开放舆论，解除报禁，解除新闻管制，这是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之门的金钥匙。类似观点近几年来并不少见，但它出自一位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饱经沧桑的老人之口，更加充分地表现出它的时代意义和道义力量。

共产党的分裂危机

何家栋关于共产党的分裂的观点，见之于2000年7月5日写给胡甫臣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看共产党要自救，最好的办法是分裂。现在好人坏人（姑且这么分）都在共产党内，我总担心被人家一勺烩了。分了家，谁也别沾谁的光，滥竽充数者就现原形，恶人才无处藏身，地下党才有可能回到地上，彻底消除黑道色彩，这也叫阳光政策，公开性。谁愿意继续在暗室中搞密谋，当恶人，可以自成一党，那时他们搞腐败，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

在同我谈话时，何家栋对分裂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是从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切入话题的。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从来没有中断过，路线的分歧导致组织的分裂，则有所谓的“托陈取消派”和罗章龙等人的第二中央。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把广大党员聚拢在毛泽东思想的旗下，使七大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清除了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这虽然不是组织上的分裂，但也带有分裂的意味，分裂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后，围绕改革开放，党内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反对改革开放的力量慑于整个社会的强大潮流，不敢正面抵制，只能藏身于改革阵营之内，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一类口号冲击改革开放。八九民主运动被粉碎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国有企业的改革同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相结合，诞育了权贵资产阶级。改革的成果流入少数人的口袋，开始了财富集中化和贫富两极分化的过程，这就给反改革派提供了诋毁改革的借口。进入新世纪后，党内实际上有三股力量：一股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一股要回到毛泽东时代，一股是力图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这三股力量代表着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方向。何家栋当时就认为，与其在党内争论不休，内斗不止，不如让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或者，干脆分裂成三个党，各自摊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党员和老百姓认为哪个党的纲领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就拥护那个党，推举那个党上台。三个党相互监督，相互竞争，就会抑制腐败，政治清明；与此相应，自然会开放党禁、社禁、报禁。到那个时候，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都有希望迎刃而解。

何家栋去世后，三年过去了，共产党内的分裂危机有增无减，三股力量的消长和分歧日益深刻化、表面化，表现为：

一、利用政治权力暴富起来的权贵资产阶级集团不断蚕食最高权力，拓展自己的权力空间，日益牢固地掌控着共产党的主导权和社会发展方向。他们反对深化改革，特别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力图维持现有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保持目前的政治格局，他们才有可能保住既得利益，并继续掠夺国家和民众的财富。去年开始的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对维权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加剧迫害，对包括网络在内的社会舆论的严密控制，都是这个集团扩张权力和势力范围的反映。他们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在全国范围形成阻碍社会前进的权力网，成为共产党内的主导力量。

二、主张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毛左派利用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不满，鼓吹为四人帮翻案，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宣扬毛泽东的光荣、伟大和正确，虚构毛泽东时代如何平等，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蛊惑无知的党员和群众。由于权贵资产阶级的疯狂掠夺和官民矛盾的加剧，毛左派的宣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去年成立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以下简称毛主义党）和今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工人（共产）党”（以下简称工人党），标志着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分裂。不论是从思想渊源上考察，还是从政治风格上分析，这两个党的主体都是共产党内的人物，它们实际上是进入新世纪后发展壮大起来的毛左派的两个党内流派的新作为、新产品。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即恢复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共同的旗帜，即毛泽东思想。但在策略上有明显的差别：毛主义党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推翻“把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工人党则提出“无产阶级两党制”，“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三、曾经在八十年代占据党内主流地位的开明派改革派，自八九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后就逐渐被边缘化。邓小平南巡讲话带来民有经济的勃兴；民间企业家和中产阶层的出现，使党内的开明派获得了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权贵集团的挤压下，权力空间日益缩小，特别是在舆论宣传领域和政法领域，几乎没有置喙的余地。他们的用武之地是经济领域。赖有他们的努力，我国经济才得以持续发展，社会才得以有所进步，他们也因此而获得执政的合法性。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深化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能量和勇气，心有余而力不足，而这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他们如果不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势必丧失全部的执政合法性，被权贵集团全面取代。

四、权贵资产阶级集团虽然掌握了共产党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在民间却毫无基础，除了同他们狼狈为奸、并且仰赖于他们的豪强资产阶级之外，社会上可以说没有拥护他们的人。所以，他们采取了向毛左派靠拢的策略，前不久重庆出现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被说成是应该“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入脑入心”的先进文化，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毛左派合流的迹象。毛左派为了开展活动，也在尽力拉拢权贵集团，利用他们的权力来实施自己的企图。工人党今年夏天在北京召开了有56人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时七天（7月23日至8月1日），会议期间还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样大张旗鼓的活动能够不受干扰、毫无阻碍地顺利进行，不可能没有得到有权有势者的助力。

五、权贵资产阶级集团同毛左派（主要是工人党这股力量）合流的趋势，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难以预测的前景。这两股势力只是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上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这是他们合流的思想基础。但是，他们一个要维持现状，一个要恢复毛时代的体制，这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用以前的话来说，就是不同路线的斗争。所以，他们的结合是不会牢靠的。但这个合流毕竟对主张深化改革的开明派构成极大的威胁，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党内派别矛盾，我更感到何家栋当年的高瞻远瞩。应该承认，即使是在今天，他主张的党内派别公开化或实行分裂，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不论是党内派别公开化还是分裂成几个政党，都会带来舆论的开放，使整个社会活跃起来。这是解决党内分裂危机的两个比较理想的出路。但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祟，采纳这两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最有可能的发展前景将是三股力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不断激化，导致三种发展前途——深化改革，继续前进；维持现状，随形势而微调或进或退的政策；倒退复辟，回到毛时代。中国今后将被推上哪一条轨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简短的结语

何家栋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一生。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但有堪为楷模的崇高品德和奉献精神，可供深入开发的思想资源，而且，他通过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而终于实现自我的体验，他在许多文章里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益的典范。何家栋在收入本专辑的第一篇文章里曾经说：“据说林昭在狱中的滴血文字，至今还深藏在有关部门的保险柜中，而更多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者在思考者的头脑中湮灭了，或者只是在个别密友之间交流，没能留下片言只字。”何家栋却“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而且能够公之于众”，这既是何家栋的幸运，也是后人的幸运。

文化的传承是需要一定载体的。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都应该通过一定的载体，把自己一生的丰富体验公之于众，传之于世，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往事微痕》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山寨出版物”面世，为老人们提供留下思想成果的园地，那就是做了大好事了，功德无量啊！                                                  

2009年10月24日完稿

历史总是螺旋式发展，政权也是如此，忽左忽右、忽保守忽自由，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更替执政就体现了这个道理，即使是没有政党更替的中国也暗合着这一规律，左极了必右，右极了必左。

当代中国，在经过了毛时代三十年的极左之后，便有了向右转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但是，最近的迹象表明，中国又掉转方向朝左倾斜了。

中国掉头往左的最明显标志，就是薄熙来在重庆掀起的“红色经典”。重庆在薄熙来主导下，力捧红色文化，唱红色歌曲、发红色短讯、读红色经典，日前重庆市四大班子更是与40个区县的领导一起召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红歌联欢会，不仅高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曲，还给区县一把手每人发了焦裕禄王进喜小铜像。

中国重回红色，其实不限于重庆。今年4月，习近平就在清明时节祭扫了焦裕禄墓，称焦裕禄是中国草根干部的“好榜样”；胡锦涛在国庆讲话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及其语录，就连他当天穿的衣服也是毛式中山装；国庆游行中，还出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在政治局常委们前面驶过时受到热烈鼓掌。

如果说政治领导人的举动和讲话是纲的话，那么浙江台州股份制再造和山西将私人煤矿收归国有就是“纲举目张”了，中国已经明显在走与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反向的道路。

曾经诞生了股份合作制度的中国民营经济重镇——浙江台州，30年后遭遇命题的轮回：股份制再造。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谈到股份制改革，必然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但是台州股份制再造则是一次微妙的反向操作，是将民营企业国有化，而且与30年前自下而上改革路径不同的是，这场民企股份再造是由政府主导的民企改制浪潮，呈现了与历史迥然不同的改革方向。

山西出台煤矿资源整合措施，发出红头文件明确规定：由国有七大煤矿集团将全省登记在册的2840多座私人煤矿收归国有。山西省对小煤矿的国有化处理，虽冠以“兼并重组”之名，但整个过程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实质是煤矿的国有化，私人煤矿被排除到煤矿行业之外，而且所谓的兼并重组过程采用非市场的议价方式，资源转让价款低于市场正常价格，是“国有”对“私有”的血腥掠夺，令人不禁想到建政初期通过“公私合营”对私有财产的肆意侵吞。这是国有化到私有化到再国有化的一个循环。

上周新出炉的2009胡润富豪榜，也显示了国进民退的局面。去年头十位富豪中的七位已经跌出榜外，去年首富黄光裕仍在拘押之中，二富杜双华在山东省政府决定以极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其日照钢铁之后跌至第三十九位，另一位钢铁大王、张志祥因为计划控股国有企业通化钢铁失利后，从去年排名第十跌至第三十一。

面对中国再现“红色浪潮”，如果只是重庆的薄熙来一个人在搞，我们最多猜测他是在为未来的高位加注，但是中国从上到下都在缅怀那“红色的乌有乡”，经济领域也已经朝国有化回归，这不能不令人担忧。面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腐败和思想道德真空，指望通过“借尸还魂”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对新一代人的思想教育用“新瓶装旧酒”的方式也是毫无作用的。

改革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政治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只要政党抛弃一己之利，不是对人民强取豪夺，就能合乎历史潮流，就能造福百姓。让我们如斯期待中国，如斯祝福中国劳苦大众。

2009年10月20日

采用最野蛮、最专制的态度来自相矛盾地提倡所谓的民主与科学，这就是《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留给中国历史的最为恶劣的负面遗产和负面影响。同样是在《新青年》时代，被陈独秀等人所“悍”化的胡适，虽然已经开始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却同样是一个既不十分民主也不十分科学的并不健全的文化专制者。

“文学革命”的提出

以桀骜不驯著称的陈独秀，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把“司令”的头衔奉送任何人的谦让经历,唯一的特例就是他的安徽小同乡胡适。1920年8月2日，陈独秀在致胡适信中写道：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也就是原有的老子学说与印度空观，再加上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的总汇。《新青年》以后应该对这个总病根发动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

这里的“吾兄”是当年的客气话，鲁迅给自己的女学生许广平写信时，也是要称广平兄的。这和现在把年龄比自己小的人称为老兄意思是一样的。陈独秀之所以会如此重视胡适，是因为在此之前，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不打不相识的精神碰撞。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才改名叫做《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后，亚东图书馆的王孟邹给正在美国留学的安徽同乡胡适写信，请他帮助推销杂志并且撰写稿件。1916年8月21日，胡适给陈独秀写了第一封信，其中谈到《青年杂志》第3期刊登了南社诗人谢无量的长篇古诗，这首古诗后面还有你陈独秀写的编者按，说这首诗是“希世之音”。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你自己一方面写文章提倡欧美国家的“写实主义”也就现实主义文学，认为中国的古典主义文学应该被废除，一方面又称赞这样的古典主义旧体诗。你这样自相矛盾，是会被人取笑的。接下来，胡适开始提倡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

被胡适打中要害的陈独秀，在1916年10月5日的回信中，只好把“文学改革”的重任寄托在胡适身上。意思是说，文学改革是我们国家目前最迫切的一件事情。《青年杂志》的文艺栏目想改革文艺却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现实主义的诗文作品，翻译西方文学又不能直接唤醒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这件事情只能请你动手写文章了。换句话说，早在《青年杂志》没有改成《新青年》之前，胡适已经被陈独秀推举为文学革命的总司令了，只是陈独秀没有采用司令的称呼。

事实上，胡适第一次采用“文学革命”的概念，是在1915年9月17日。当时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梅光迪，在绮色佳与朋友们一起度暑假，而且准备转入哈佛大学跟随著名文学理论家白璧德（Irving Babitt）继续深造。刚刚从康乃尔大学文学院毕业的胡适，也准备到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跟随著名哲学家杜威读博士。胡适在写给梅光迪的送别诗中，邀请他一起从事文学革命。这首诗是这样写的：“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胡适的“文学革命”没有得到留学美国的好朋友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人的积极响应，反而遭到这些人的批评嘲笑。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一方面以身作则，开始一个人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另一方面知难而退，在应陈独秀邀请而写作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放弃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并且在文章末尾很谦虚地表示说：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关于文学改良的八个方面的事情，是我几年来认真思考的结果。之所以叫做“刍议”，意思就是没有定稿的草稿。请求国内的朋友们和同志给予批评和指正。

胡适在来信里面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陈独秀在回信中并没有接受这个概念，而是采用了“文学改革”的概念。但是，等到胡适改用“文学改良”的时候，陈独秀反而唱起了高调。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大张旗鼓地把胡适捧为“文学革命”的第一人。意思是说，在反对孔教这个问题，《新青年》已经开了伦理道德革命的先声。在文学革命方面，最早高举义旗的急先锋，是我的朋友胡适。我现在要高举“文化革命军”的大旗给予声援。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陈独秀干脆喊出了冲锋陷阵的呐喊：“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所说的“伦理道德革命”，也就是后来被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广泛采用的“思想革命”。这种“伦理道德革命”或“思想革命”，本身是没有什么可操作性的。用现在的一句时髦话来说，思想本身是没有抓手的。只有等到胡适率先提出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之后，才为没有抓手的思想找到了抓手，也就是通过变换话语工具来直接掌握公共话语权。所谓的“伦理道德革命”或“思想革命”从此才真正打开了新局面。

陈独秀等人的专制思维

远在美国的胡适收到《新青年》2卷6号后，不太同意陈独秀把纸上谈论的“文学革命”等同于战场上的相互炮轰。于是，他在1917年4月9日写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基于自己在美国初步学习到的人人平等、思想自由、民主宽容、科学严谨的生活态度劝告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然而，陈独秀在回信中断然否决了胡适的平和态度：“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意思是说，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确实是容纳异议和自由讨论。但是，在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革命方面，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我们必须认为我们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反对和纠正我们。

在这里最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率先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和陈独秀，当时所使用的并不是白话文，而是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加以彻底废除的文言文。他们自己要学会使用白话文进行写作，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的尝试。陈独秀所说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就是标准的文言文。他自相矛盾地用文言文来反对文言文的荒谬程度，就相当于他自己一边吃肉一边告诉别人，你们千万不要吃肉，因为吃肉是要饿死人的，只有吃素才是正宗的吃饭方式。他这样自相矛盾的极端表态，说到底就是比任何专制都更加专制的反民主、反科学、反文明的野蛮态度。采用最野蛮、最专制的态度来自相矛盾地提倡所谓的民主与科学，这就是陈独秀留给中国历史的最为恶劣的负面遗产和负面影响。这种负面遗产和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在发扬光大。

这里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白话文就是不识字的底层民众的日常话语，文言文就是读书人用来写文章的书面话语。无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都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约定俗成的公共文化遗产，而不是陈独秀自己家里的私产和私事。公共领域里面的一切事项都必须由相关个人通过广泛讨论甚至于投票公决，才可以做出最后决定。陈独秀的意见无论多么正确，都不能够抹杀和替代别人使用汉语言文字的天赋人权。就好象陈独秀把白话文说得比歌星周杰伦、王菲的歌声还要美妙动听，他也没有权力不让我们这些说话难听的人说文言文一样。或者说你陈独秀的思想无论如何正确，我们这些思想不正确的普通人，也同样要使用自己的脑袋连同汉语言文字来进行思考一样。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既有权使用白话文简体字说话写文章，也同样有权使用文言文繁体字说话写文章，而且在自己觉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使用英文或者日文写文章。这里是不存在什么正宗与不正宗的。所谓的正宗，本身就是家天下的专制皇帝所使用的专制话语。

陈独秀的这种连别人说话写文章的天赋人权都要野蛮剥夺的极端专制态度，在当时却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积极响应。1917年7月2日，钱玄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书信，其中表白说：“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最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调论，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钱玄同的意思是说，坚持使用文言文写作的旧派文人，要么是“妖孽”，要么是“谬种”，反正不是好人，甚至于连人类都算不上，所以不应该拥有反对白话文的权利。这样的话语逻辑，比希特勒的法西斯还要野蛮。法西斯只是认为犹太人不是优良人种，而没有否认犹太人属于人类的基本事实。中国人骂别的中国人时，往往是把对方丑化为畜生，或者是牛鬼蛇神，接下来就可以把对手当作畜生或者牛鬼蛇神来进行宰杀。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打内战时，所采用的话语就是“蒋匪”和“共匪”。“文化大革命”时打死地主富农资本家走资派甚至于自己的老师时，所采取的同样是这种话语逻辑。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鲁迅给钱玄同起的绰号就叫金心异。这个绰号叫金心异的钱玄同，一上来就把用文言文说话写文章的老一辈的中国人排除到了中国人以及全人类之外。钱玄同是一直有神经衰弱病的，只要遇到刺激他就会说出非常病态的极端专制话语。当年总是怂恿和刺激他说偏激话的人，主要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到了十多年后，钱玄同公开表示当年他所说的毁灭汉字、封闭戏馆之类的激烈表态，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在替朋友代言，这个朋友就是比他大6岁的鲁迅。鲁迅晚年一再攻击谩骂钱玄同，却偏偏喜欢钱玄同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八个字。

被陈独秀称为“司令”的胡适

1917年7月10日，博士毕业的胡适与张慰慈结伴回国抵达上海，9月10日抵达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时年27岁，是校内最年轻的一名教授。他两个月没有上课时的工资是260块钱，上课之后马上就增加到了280块钱，是北大教授中最高的一档工资。

当时的《新青年》一期只能印刷发行1000本左右，出版商因为赔钱不愿意继续出版。陈独秀当上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工资是300块钱，也不再看得上一期200块钱的编辑费。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就停顿了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是刘半农。刘半农与胡适一样是27岁，但是他的文化程度是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当时是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家。只是因为他很及时地写文章支持了胡适与陈独秀提倡白话文写作的观点，就被陈独秀和蔡元培聘请为预科教授。刘半农到北大之后给钱玄同写信说，我们提倡白话文刚刚开了头，陈独秀就不愿意办《新青年》，这样是说不过去的。我和你，加上陈独秀、胡适四个人就像是四根台柱子，我们要再联络一些人把《新青年》继续办下去。

在刘半农的倡议下，从1918年1月1日出版的4卷1号开始，《新青年》“复活”成为由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所谓同人刊物就是由志同道合的几个人轮流编辑、共同撰稿并且不要稿费的纯民间刊物。1949年之前最好的刊物，大部分都是同人刊物。到了1949年之后，公开发行的同人刊物就再也看不到了。

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鲁迅从来都没有进入过《新青年》编辑部。说包括鲁迅在内的七个人轮流编辑《新青年》，是沈尹默1949年之后的公开说谎。《新青年》每卷6期，是不可能由七个人来轮流编辑的。到了1919年，刘半农和陶孟和准备出国，就由李大钊和高一涵替补了进去。鲁迅没有编过一期《新青年》杂志，李大钊也只编辑过一期《新青年》杂志。《新青年》编辑部最重要的四个台柱子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这样的历史事实是不应该为了抬高鲁迅与李大钊的历史地位而随便编造的。

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比起《新青年》同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来说，当年在美国近距离体验过宪政民主的文明生活的胡适，也同样没有充分表现出他自由民主、健全美好的另一面。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公开承认说，我在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就更强了。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在那篇文章里，我也武断地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胡适所说的“悍”化也就是野蛮化、强悍化。我是坚决反对“百家讲坛”里面的有些人不懂装懂讲《论语》、讲《易经》甚至于讲《三字经》的。但是，这些东西既然有人在讲而且有人在听，就足以证明他们还不完全是“死文字”或“死文学”。胡适提倡白话文肯定是正确的，但是他采用全盘否定文言文的极端态度来提倡白话文，也是肯定错误的。胡适与陈独秀把白话文标榜为什么正宗，更是家天下的专制思想的充分表现。就好像我们用手机，你可以说3G也就是第三代的手机比第一代模拟制式手机与第二代的GSM、TDMA等数字手机要先进一些，但是，你不能说有了3G手机就必须强迫所有人废除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手机，并且说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手机都是死手机。我从小就告诉我儿子，学习英语比学习汉语更重要，因为学习好英语可以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甚至于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自己的国籍。在文明社会里，对社会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人也就是最为高尚的人。一个连工作都找不到或者做不好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反过来说，我从来不会也不可能禁止我儿子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面，胡适还谈到《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新文化运动的事实：1918年1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一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这一年的六月，《新青年》出了一本“易卜生专号”，登出我和罗家伦合译了《娜拉》全本剧本，和陶孟和译的《国民之敌》剧本。这是我们第一次介绍西洋近代一个最有力的文学家，所以我写了一篇《易卜生主义》。在那篇文章里，我借易卜生的话来介绍当时我们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我打算重点介绍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在胡适眼里，“健全的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在家里被丈夫当作玩具一样哄骗和利用，等到她发现这种真相之后，就毅然离家出走，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她通过自我健全来承担自己的个人责任的第一步。《国民之敌》中的斯铎曼医生发现温泉里面存在着危险的病菌，就建议温泉浴场停业整顿。当地的市民担心自己会失去就业机会和旅游，就反对斯铎曼医生揭露事实真相，并且开大会宣布斯铎曼医生是国民之敌。易卜生从事戏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就是呼吁全社会容忍和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之类的“健全的个人”，从而保障现实社会中不断涌现敢于说真话、敢于担责任的“国民之敌”。

回过头来看历史，90年前的留美学生胡适，基于世界性的眼光率先提出的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以及以“健全的个人”为核心本位与核心价值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的现代公民精神及现代文化精神，既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杂志，找到了可操作性的路径通道，也在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新文化运动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进而为中国文化开拓出了一种现代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陈独秀所说的胡适是“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其实是为新文化运动提供现代化、世界化的精神资源的总司令。借用朱自清在《〈胡适文选〉指导大概》中的经典话语，“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新青年》时代他的影响最大。文学革命，他可以说是主帅。”

一年前的幕幕往事

去年此时，重庆出租车司机在主城区集体罢运。当时还有两位出租车司机通过博客、电邮发来求助信，盼我撰写檄文，为被压迫已久的“的哥的姐”们出口恶气。其时，我尚在重庆市渝北区当图书编辑，工作地点就在重庆武警总队旁。恰在那时，薄熙来针对罢运事件，采取毛泽东式的群众路线，与满怀怨气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围坐一起，共同沟通。

重庆人耿直，不光就出租车公司高征“板板钱”发表愤慨，还就黑车横行、加油难、交警罚款如抢劫、秘密偷拍如敲诈等诸多恶疾，都跟薄熙来讲了。席间，有一公司代表为出租车公司开脱，一开场就盛赞薄熙来、盛赞市政府，话没说几句，薄熙来当场打断：“我今天来，是想听的哥们诉说真实情况，你就不用讲了！”那人立刻闭嘴。整场会议，电视全程直播，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政府要求主城区各出租车公司对“板板钱”每辆少收50元。大多数重庆人与薄熙来长时间的荧屏接触，那可能就是第一次。

历史似有巧妙的安排。一年后，薄熙来挂帅，掀起打黑运动，在民间犹如包青天复活。而打黑的起因之一，就是某些涉黑出租车公司自认后台够硬，根本不买薄熙来的账，拒绝降低“板板钱”。薄熙来深知重庆已是鱼龙混杂、内外交困之地，遂将“展昭”王立军从东北请来，在我每日俯瞰的重庆武警总队任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在重庆市公安局任局长。王立军上任后，迅速整顿警风，追查积案，由底层到高层一一追查，既打黑，又反腐。在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典当等涉黑领域，无论虾米、大鳄，一一落网。

我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周立太也是。闻名全国的民工维权律师周立太，扬名于深圳，后坐阵于重庆，在当时也曾与我就着麻辣火锅饮酒数瓶，我也从中得以认识一批跟着周立太为中国法治而奋斗的青年律师，为重庆有此等凤毛麟角为幸。一年前的周立太，尚在酒桌上与我同为“追求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而干杯；一年后，他已站在法庭被告人辩护律师的位置上，为重庆开县某涉黑团伙激烈辩护，甚至为审理程序不公而数度冲撞法官。

学者型局长王立军

在重庆打黑运动中，目前被拿下的最高级人物，是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前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文强。九年前，在重庆抓获大案头目张君时，文强还曾一脚踩在张君侧脸上厉吼：“你服不服？”尚有记忆的重庆人，不会忘记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重庆抢劫运钞车案，这些大案，文强皆屡建奇功，也因此在公安部被多次记一等功，在江湖上更被通称为“文二哥”。有网友模仿文强口吻发帖：“我文二哥做事，从来都不拉稀摆带……”

世事难料，重庆的打黑英雄文强，遭遇了东北的打黑英雄王立军，颇有“既生强，何生军”之慨。王立军之扬名，最突出的是在东北黑社会刘涌案中的表现。有传言说，王立军被威胁之狠，超出常态，有拿500万要他命的，有以他家室之死来威胁他的，不一而足。这个人身上最明显的是学术气，而非文强身上的江湖气。其学术的要点之一，就是刑侦的技术化。讲多少政治都没用，将案子用现代技术给我破了就算是本事。过去说，重庆破案率为50%以上，现在把积案全部摊开，发现破案率竟然仅占四分之一左右，这个发现，是王学军来到重庆后才有的发现。

从历史旧案挖新案，从万千小案挖大案，从底层案挖高层案，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十分相似。重庆人地处内陆，文化倾向较为“土著”，警察队伍也不例外，许多警察在王学军身上都可找到新鲜之处。我见过不少媒体对他的报道，整体形象已了然于胸。这样的学者型警察，这些年来我只在广东认识了一个。在这种人身上，知识积累甚多，思想来源复杂，你说你是自由主义，他比你还自由主义，你说你是思想异端，他所了解的思想异端比你所知的来源还要真实，因为你只是读到过、听到过，而他则是看到过、对话过，颇具深度，而且立体。

薄熙来的毛泽东遗风

王立军的上司，当今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更值得研究了。生于重庆酉阳的异见作家冉云飞在成都曾对我说：“重庆啊，太左了！”他说这话的证据之一，是因某次受邀重庆演讲而遭到取缔。在薄熙来未到重庆之前，我对重庆媒体的认识是“土”，按官方说法是“淳朴”。重庆40个区县，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大部分人是农民，要比敢言比不上广州，要比活跃比不上成都。许多人都在质问：重庆的知识分子都干什么去了？

薄熙来到重庆后，这种“土”变成了左，不但左，而且左得非常厉害，有一种对毛泽东式的红色文化迷恋到实不忍睹的氛围。先是全市唱红歌，后是全市看红色电影。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别的电视台播谍战、抗战影视，重庆干脆播《东方红》，直到昨晚还未结束，播的是《回民支队》，几乎要把红色老电影全播完的架式。人人都知薄熙来乃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后，他们两父子都曾因毛泽东受过冤狱之苦，但今天的薄熙来却如此迷恋毛泽东，令人不解。难道仅仅是重庆宣传部门的固执手段？

在薄熙来主政辽宁期间受过冤狱之苦的姜维平，自出狱到美国后，撰写了批判薄熙来的大量文章，我都读了，但仍是无法释疑。倒是杨恒均的一篇《我为什么不责怪崇拜毛泽东的人》给了我答案。底层推崇毛泽东，是因其强人色彩，别说黑道不敢嚣张，腐败也不敢蔓延，彼时虽专制、穷困，但底层人自认毛泽东能为他们做主，哪像今日求助无门，而且苛政遍地、腐败成风、黑道猖獗？与其说是崇拜，不如说是绝望后的精神寄托。

薄熙来此次打黑，的确颇具毛泽东遗风，这不是常态的严打。仅从抓捕数量、涉及领域这两项就可看出，重庆打黑，已经不是纠风，而是大动筋骨的全盘手术。清朝统治定律有三，即：用贪官、反贪官、杀贪官。反贪官多体现为剪除异己，是体制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薄熙来所行之事，已入第三步，那就是杀贪官，是对整个重庆重新洗牌，亦收平民愤、得民心之效。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腐败，抓个人、枪毙就完了，而是把人民统统带动起来，搞一场几乎谁也不会反对也难以反对的运动。

打黑运动的连串效应

这是人民战争。打黑初期，重庆市公安局就曾复印二十万份《致重庆市民的一封信》，让市民踊跃举报，且有权与重庆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当面秘谈。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更广，因而举报甚众。效果一下就出来了，我发现，两三年前网络举报的对象，今天也被捕了。重庆市公安局对各举报信息分门别类，极少遗漏。民间举报纷纷，体制内也有其办法，譬如警察队伍，任何警察都必须主动交代自己及他人有无涉案，如不交代，一旦查出，后果更严。抓捕行动，一切保密，为防通风报信，有的区县警官甚至被提前控制。

这些做法，已经不是隔靴搔痒，民众也分得清什么是真打、什么是假打，这次就是真打。譬如，重庆市长寿区万顺镇东风村村民易大德，近日甚至自费十万元在《重庆商报》刊登大副广告：“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这是为何？易大德来自社会底层，他的儿子易华勇，在去年7月29日就曾被雷晓钢、张仁富等黑道人物活活砍死，另有易大德的十三名亲友受伤。重庆打黑，民众发自内心地感激之、盛赞之，一如胸中恶气全然吐出，完全可以理解。

打黑运动的网络民意，开始从重庆走向全国。有人呼吁，让薄熙来今后问鼎胡锦涛之位，让王立军任下届公安部长；有人呼吁，给重庆市公安局奋战的警察们捐款，你一千，我几万，他十万；有人呼吁，让薄熙来、王立军到广东来，到福建来，到山东来，到湖南来，到上海来……深度追问的声音也出来了。第一，在薄熙来到重庆之前，他的前任贺国强、汪洋为何对打黑无甚作为？第二，打黑是否如1957年反右运动般扩大化了，抑或是新式文革？第三，打黑对重庆经济的影响如何计算，对就业人口的出路如何计划？第四，打黑之后所获赃款、财物如何处理，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还予民众？第五，打黑有无除根，有无继续深入打下去，甚至拿下文强等辈的更高后台？第六，为何最高层的胡温及公安部，对重庆打黑不站出来积极表态？第七，能不能保证被捕者的程序正义、法治权利？第八，第九……

无论你过去如何质疑政府、批判制度，甚至还主张过多党执政、全民直选，但是在此刻，你会如其他网民一样突然发现，在最火爆的《天涯社区》，网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对重庆的体制内人物如此推崇，如此称道，而且无分左中右。一场运动，趴下去的，是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犯下“原罪”的先富起来的部分人；站起来的，是忍耐已久、哭诉无门甚至带着死伤记忆的重庆市民，是其它省市对薄熙来、王学军这类铁腕人物的深切呼唤。从网络铺天盖地的呐喊可以看出，重庆点亮的这一盏灯，正在逐渐照亮其它各个省市的漫漫暗夜。

打黑的目的是维持稳定

在这一片欢呼声之中，有另一种声音产生。这种声音就是：重庆打黑，从本质上讲，是为了维持政权稳定。黑社会是个普遍的世界性难题，但因其依附的制度环境有异，导致了被铲除的多与少、深与浅的差异。中国强大的国家机器，是一般黑社会难以抵抗的，黑社会能够与体制短暂共生，却难与体制永久共存。黑社会之于共产党而言，实在是渺小脆弱得很。政权稳定的后台，一是枪杆，二是媒体，两者联动，再加上利益遭受侵害的民众奋起，任你再多的马仔、再大的保护伞，照样消灭你。

中国式的黑社会，即使渗透政界，只要你越过共产党的某一底线，那么你就是死路一条，这是黑社会在中国的可怜之处。它们在这个国家扮演的角色，并非统治者，顶多是统治者某一时期的利益共同体，或某一时期的敌人。上个世纪20年代，意大利最大的一次打黑运动，就是独裁者墨索里尼针对黑手党的打击。无论西西里的黑手党多么强大，无论巴勒莫市的市长多么敢于嘲笑墨索里尼，但是他们在法西斯军队前的渺小，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墨索里尼找到莫里将军，并调集4000余名防暴人员，包围了整个西西里岛，血洗黑手党，并以军事管制的极端手段，将大批黑手党党徒投入监狱。

中国的黑社会，一般就是开赌场、搞娱乐场、卖毒品、放高利贷，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通过暴力手段垄断行业，控制经济命脉。手里所拥有的，一是不成规模的枪支弹药，二是靠不住的保护伞，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你即使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抓到一些官方人物的把柄，给他们好处，但你始终是黑社会，你的生存方式是灰暗的，是非法的，因此你的命运只有覆灭。重庆被抓的诸多狠角色，狂惯了，既没把同行竞争者放在眼里，也没把弱势小民放在眼里，更没把薄熙来放在眼里，结果就是跟黑手党一样的命运。

何况，他们还算不上黑手党。在《刑法》里，他们甚至都不叫“黑社会组织”，仅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葛优在《大腕》里就拍过桌子：“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此次周立太也有这个辩护：他们顶多是混混，是草根状态的非法团伙，仅此而已，算什么黑社会？为了政权稳定，当局雷厉风行之事，有两种：一种是无视人民利益的，譬如镇压民间维权、打压异见良心、整肃敢言媒体；另一种是既达维持稳定之效，又兼收民间拥戴、加诸官方政绩的，譬如反腐败、打黑除恶。人民利益与当局利益确有重叠之处，这重叠之所在，当局大有可为。至于非重叠的，当局有几分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来想事做事，这条路更值得探索。

下一步是收拾打黑残局

我们这个国家，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其结果是当局与人民同时患上权力恐惧症。只因多数政治运动的来源，多是体制内的权力斗争所致，而民众不过是棋子。恐惧惯了的人，看到此类运动又得复燃，便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发起者的动机何在。有网民说：你看，薄熙来有政治野心。有网民说：贺国强正在东北搜集薄熙来的底子。至于汪洋，人们看到他从重庆一把手变成广东一把手，抓了陈绍基，近日还破获了涉及湖南、广东两省的9000万元假币案。有网民说：他在展示自己的清白。有人为汪洋在重庆任职期间辩护，以2006年12月的“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的汪洋演讲为例，让众人理解汪洋对民营企业原罪“要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宽容”的思维。

薄熙来、汪洋、贺国强治下的重庆，我都生活过。老实讲，我根本不关心他们三人之间在今后政治命途上的较量，诸多庙堂之事在江湖上无非仅仅是谈资。只要民众有一定的实际利益，那就是幸事。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现在生意差了，混混都躲了起来，不出来耍了。但这没关系，钱少点，可社会治安好了。”这是支持。一位民营企业老板说：“看来钱不要挣得太多，够花就行了。共产主义，就是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所挣的一切都被共产。”这是低调。但是，那占90%的重庆房地产商们，他们手上的钱过去都是通过高利贷借来的，今后向谁借？向银行借吗？银行只承认大客户，而他们都是小虾米，他们怎么办？政府要思考。

一年前，我在重庆采访一个租碟老板，目睹其拿出几百张黄碟说：“政府不会动不动就把我们抓了。你想啊，一个店至少养活三口人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200多个店，解决了600多人的就业问题，如果都关了，这600多人会不会因为失业而成为社会的乱子？政府不是给自己制造麻烦吗？”如今，打黑的确间接地把无数人打成了失业人口，譬如“巴南第二富”黎强的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公司，打掉他，行业垄断的地位的确没有了，但是许多人也要再想办法谋生。这个民生问题的烂摊子，薄熙来必须去收拾。

打黑，其难点不在如何打击，不在如何审判，而在打击后如何治理、如何重建新局。黑社会曾经带来的虚假繁荣，如今都已烟消云散，人们看到了自己可悲的生存状态，如何给出一个事实上的繁荣，给出一个人人都体验得到的繁荣，这将是重庆及其它省市都须继续“运动”的下一主题。揭开一块黑幕，发现下面尽是蛆虫，喷喷药剂，蛆虫就死了，但细看那蛆虫啃下的肥肉，如今已是千疮百孔。那些疮、那些孔的承受者，仍然是数千万的重庆人，他们应该——而且也必须——是薄熙来要去思索其前途的第一方向。

薄熙来主政辽宁时，曾有因言获罪的姜维平；如今主政重庆，我不情愿成为一位因言获罪者。类似我这样的人，其定位就是中国公民、重庆市民，这个根，在于民众利益何在，但愿这一定位与当前备受推举的薄熙来近似。如果今后薄熙来离开了重庆，而他在离开前还并没有对打黑残局有一个完整的交代，那么我会认为他仍未足够尽职。我不希望他的继任者如同他收拾他的前任者的遗留问题那样，来收拾各种积案、积困。在纵横交错、盘根错节的重庆，实在有更多深层次的问题等待解决，说严重些，当下的重庆叫“百废待兴”。一场打黑运动的确开了个没开玩笑的头，那么以后，这盘棋还得继续负责任地下，只不过棋手会更多，棋局会更复杂。

[一]

还有多少人记得聂元梓是谁？四十三年前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在学校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

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聂元梓此时已四十挂几，仍被尊为中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连毛泽东也戏称她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我曾在照片上见过她：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在造反派圈里，她俨然坐稳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没声儿了。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后来宣布她已病死狱中。

前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兴许能从聂的口中探出些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呢？

没想到，我的最终收获，竟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二]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三]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在在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我跟聂元梓在一起时，几乎听不见她谈孩子。她的孩子们，竟没有一个愿意接纳母亲。当年她断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们也疏远了她。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什么都可以抛下，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四]

在北大的最初两年，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提拔她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让她在全校作报告，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学程度，一辈子只读文件不读书，却要在第一流的学者面前大谈哲学，而她的“哲学”，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便所剩无几。在大庭广众下还经常丢人现眼，比如指责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在受陆平宠幸的干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赞誉为“五朵金花”。至今聂元梓谈到这五名女干部，仍是一脸不屑。失落、丢脸、嫉妒，折磨着她的自尊心。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决心的聂元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一九六四年七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她要让陆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当然，聂元梓不是在单纯的报复，她的揭发更像一种姿态，向高层权力斗争的赢家表示：我是你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到一九六五年初，聂元梓对陆平的攻击突变凶猛，原因是她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她的揭发已受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注意。

但聂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泽东此时仍举棋不定。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象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她还不太绝望，毕竟她是女人，一个在老年男人眼中还算年轻的女人。

[五]

对男欢女爱从来就没兴趣的聂元梓，这时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六十七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尽管吴溉之的儿女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反对，毕竟丧偶多年，孤独的吴溉之无论心理还是生理，急需着异性伴侣。

既然是利用，也就谈不上感情，聂元梓把她对吴溉之的心态，定义为：尊重。你听她描述吴溉之，总是少不了这样一些话：一九二四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县苏维埃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住三进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卫加工作人员，等等。最令她心动的，还是吴溉之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密切关系，安经常到吴家打麻将。安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她的调动，而且，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助她仕途腾达的渠道？

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安子文又有情妇邓觉先挡驾，她根本无法靠近。邓觉先虽年近五十，风韵依存，抹红嘴唇，穿高跟鞋，这让土气的聂元梓相形见绌，能不憋气？当时跳舞成风，邓觉先又爱夸耀，声称来请她跳舞的老干部的轿车在她门前排长队，有时还需要民警出面维持秩序。聂元梓听着愈发妒火中烧。安子文不是不清楚聂元梓在北大的处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于调走，为什么不肯帮忙？后来她听吴溉之说了这么一件事：吴的孙子想调进北京，吴还得先跟邓觉先讲，再由邓和安子文谈，事情才办成。聂元梓于是认定邓在从中作梗，邓成了她的又一号敌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从邓觉先的口里，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如拨云见日，聂元梓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里，检举安子文和邓觉先是“特务”。她甚至连吴溉之也不放过，尽管在她最困难时吴接纳了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她。就在她坐上陆平的位子后，还亲自带领北大红卫兵去吴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红卫兵把年老多病的吴拉到西单中组部门前批斗。

聂元梓把她当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以“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可惜我没能当面问她：你的革命难道就是检举揭发，就是把丈夫往死里整，就是残酷批斗、非法关押？如果再见到聂元梓，我更要问：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讲句真话？不再，虚伪？

[六]

五月，大落的聂元梓，大起了：靠着那张大字报，她一举成名。至今有人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授意写的，聂元梓坚持说没有阴谋，我相信写大字报是她的主意。“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陆平也该垮台了，她必须再加一根稻草，压断这只骆驼的腰。

但她绝不是个蛮干的人，整个策划过程处处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组进校，她带头揭发陆平，不仅得到康生的鼓励，还通过田家英直接送信给毛泽东。这次她又首先获得康生同意，大字报贴出去后，她立刻把底稿交给了康生。其间她不断向康生求援，说遭受围攻，处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报底稿传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聂元梓的目的达到了。当然不是没有等待中的焦虑：毛会怎么表态？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毛泽东认可了！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毛主席”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谁能说她跟毛没有共通之处：心地残忍，六亲不认，崇尚暴力，嗜权如命。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政治性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一定的法律和政府形式连在一起。卢梭认为，从长远看，有什么样的政府，才会造就什么样子的民族。休谟坚持认为，正是通过法律和政府形式，民族性方能形成。罗马《国法大全》及其中世纪以来的发展与衍生，能够成为德国法律的基石，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与其民族个性毫不相干。英国、法国、德国三国都一样，其民族精神取决于法律政治。就像犹太人是严格遵守律法，而自己任命自己为天选民。民族精神的自我肯定，离不开律法。

卡内冈在《普通法的起源》中认为，事实上英格兰可以被视为法律制度在型塑民族性格方面具有重要性的教科书和范例。英国的立法者，国王和政治哲学，包括普通法法官，通过法律和政府形式，塑造了英国精神。作为英格兰所有自由人的共同法，因为把臣民转化为公民，把人们从身份中解放出来用社会契约在整个民族层面上重新塑造同一性。

就像萨维尼通过法律发现生成的意志共同体精神，普通法在中世纪晚期让英格兰引发民族感和伟大感。这种民族感、伟大感与国王三位一体。没有国王，就没有英吉利民族。普通法和国王是英吉利民族区别于欧洲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普通法致力于强化英吉利民族的政治认同，1362年颁布的一项法令，明确规定英国所有法庭的辩护和判决都必须用英语。

一个共同的法律和法院有助于提供共同的身份认同。卡内冈认为，英国的民族精神，是普通法的产物，而不是如同历史主义法学所宣扬的那样，普通法是英国民族精神的产物。卡内冈说，几乎不用怀疑，在普通法之下生活几个世纪一定会产生“盎格鲁——萨克森的气质”。

英格兰普通法为了应付罗马法作为欧洲大陆共同法的挑战，于是捧出了古老宪法和日耳曼自由传统，而实际上暗中吸收罗马法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实现创造性转化。正如西塞罗观察到罗马帝国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而普通法大法官，例如科克，也把英国奠基在普通法的基础上。

普通法是英吉利的民族精神，是英吉利民族成型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是其民族意识和社会基础的一种构成要素，从而划分敌我，把英格兰变为欧洲罗马法海洋中的一座孤岛和古堡。福蒂斯丘在为后来的忏悔者爱德华王而于1470年或1471年完成的著作，美曰其名《英国法礼赞》。其潜在政治意图在于美化英国，并且通过矮化法国，将英国与欧洲大陆切割开来，以凸现自己的先进性。

福蒂斯丘在《英国法礼赞》中抬高英国，贬低法国，因为英国需要崛起需要自信心同时打击对手的自信心。福蒂斯丘第一次在欧洲共同体精神之中作了分裂手术，在15世纪对英法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他指出了法国社会的陈腐性质，论证了两个国家的本质差异。这些差异及表现在人民福利方面，也表现在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以及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果造成法国人孟德斯就和托克维尔中招，这些结论18世纪得到了孟德斯就的肯定，他指出两个国家在发展水平更大的差距，后来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也说过同样的话。 

所谓民族精神乃是普通法与其他人搏斗而战胜别人的一种武器。如果如同普通法大师庞德把普通法是为一个打败了一系列敌手的人物，就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是如何帮助普通法战胜敌手的。庞德说，这些敌手主要有12世纪教会的司法管辖权，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16世纪德国式的对罗马法的“继受”。尤其是后者，是普通法务实不可的生死存亡的战。

普通法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普通法与大陆法的较量史。如果不是当作民族精神的产物，视为属于自身的内在的古老的，如何获胜。从表面上看，抹杀掉民族精神是普通法的产物的真相，而出现普通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这种浪漫主义法学，是对普通法的贬低。其实不然，把普通法看作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是让普通法找到父亲，原来的父亲上帝已经死去，只有民族精神才是继父。

普通法将习惯法中的自由，民族神所保证的自由，等同于大宪章一种谎言。柯克故意误导人们，使用了模糊不清的语言，曾使大宪章很多章节的意义模糊，并捏造了古代宪法和普通法的神圣历史。柯克用英国人习惯法的历史权利来代替亚当后裔的国王神权，以反对国王不经过独立的司法机构就夺取公民的财产，普通法正是利用一种神话，一种政治神学，对历史进行曲解。“老田中长出新庄稼”，使自身成为英吉利民族的代表。

与普通法形成民族精神相反的学说，就是德国萨维尼历史主义法学。萨维尼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与语言等一样。民族精神先于法律。萨维尼历史主义法学是一种政治神学，同普通法一样，他用神话的方式，塑造一种高于当下和未来的历史理性，把民族精神抬到真理的位置上，而这样也给民众这样一种谎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对于民众来说，这样的谎言是非常适宜的，因为在历史主义法学中，民族国家必然成为上帝，成为法权的源头，这样法律获得了上帝死亡之后的神圣性，民众服从于法律。

萨维尼历史主义法学的背后，还是有一个政治哲学，这个政治哲学可以突破谎言的迷云，看到政治性的真相本身。而普通法的进路，其普通法宪政主义史观，也是致力于与人搏斗，致力于政治神学。

与犹太律法依赖于先知这个中介相同，普通法依赖于法官这种祭司。而民族主义法学则不同，它是平等主义的，每一个人在民族精神都是平等，在法律面前也是。如果其有捍卫者，也是世俗的，没有祭司或者先知那样的神圣色彩。

外交杨皮书》系列之一

从1983年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开始，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几乎都和国际政治脱不了干系，然而，我的博文却很少涉及到国际关系，对中国外交也较少论及。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对北京当局的外交政策还是基本满意的。既然提不出什么有建设意义的反对意见，也就懒得写了。于是，就把精力集中在内政上。相比我国的外交关系，我认为内政才是大问题，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多如牛毛。这可能是我和一帮愤青与民族主义者们最大的不同之处，惹他们不高兴，激怒他们说“不”的，恰恰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很少对国内政策说“不”，甚至连不高兴都要小心的掩饰起来……

从今天开始，本人推出《外交杨皮书》系列短文，由于读者强烈建议文章不要超过两千字，所以，一次推出一小节。如果有读者喜欢一气呵成，建议他（或她）粘贴到一起阅读。为啥叫“杨皮书”？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叫蓝皮书还是白皮书，想起了一些人讽刺我的读者叫“羊皮”，所以就想写成羊皮书，后来干脆选定了“杨皮书”，寓意老杨头只有皮肤之浅（skin deep）的看法^_^^_^——

中国不高兴了，因为索马里海盗就是在“持剑经商”……

最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上台后的这30年来的外交政策，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不当头，到江泽民的韬光养晦，再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都是在积极融入美国维系的世界格局之中，所谓改革与开放，重点还是开放。而这个开放最主要的就把封闭的中国“开放”到国际社会之中。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美两国一见钟情的黄金时期，当时两国不但在物质上互通有无，也在思想和政治层面有不少的交流，结果是80年代末“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爆发；到了90年代，特别是小平南巡后，中美经贸关系急速升温，持续了很长一段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恋爱期，弄得很多人要对美国说“不”，最后以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被丢鸡蛋收场；到了胡温时代，虽然差一点把持不住搞出了什么“和平崛起”，但很快回到和谐社会——而“和谐”两字正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想在世界上推销的——他们称之为历史终结后的“和谐世界”。由于和谐社会让不少中国人不高兴了，他们又不敢说（因为还需要在里面混吃混喝又可以出书），于是只好对和谐世界很不高兴，主张中国应该“持剑经商”。

从二战后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到1989年后美国一极独大，过去20年的世界格局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对这种现存的世界格局有两种态度：融入其中发挥作用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促其进步，或者依仗自身力量冲击、对抗这种格局。

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都知道，要冲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国只能望洋兴叹，我想这一点不需要太多的军事知识就能够理解。可是，偏偏有些愤青和自称为爱国者的人整天在那里鼓噪，要我们向北朝鲜学习，成为对抗世界格局和潮流的英雄。有人乘机提出了“持剑经商”的观念。

其实这是一个老掉牙的概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之初，几乎都经历过“持剑经商”的阶段，大家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英国的商船来到中国的时候，炮舰都会接踵而至。而现在那些不高兴的中国人老调重弹：西方各国都持剑经商而且成功了，难道我们就不能持剑经商？

这样的推论还真无法驳倒。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一年前我到某西方国家的时候，几位老华侨都对我讲其一件事，他们说北京任命的新大使不久前才走马上任，在第一次和当地华人中的精英聚会的时候，这位大使以无可辩驳的口气痛斥了当地国家政府督促中国关注环境污染的要求。他说，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当初就是靠污染环境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竟然要干涉我们内政，要用阻止我们污染来达到阻止我们发展的目的？

当时在场的华人都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国家和中国隔了一个大洋，中国的污染受害者是中国人，不是这个国家的白人们，一位华人说，有这样的大使，我们最好赶紧把亲戚都弄到国外，他们迟早要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的。

当然，这个故事和上面说的还有所不同，毕竟，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你真要把它污染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外国人其实损失不太大。可是，“持剑经商”就不同了，它直接涉及到国际关系，牵涉到和你做生意的那个国家。 

有人不高兴，就是要走西方人走过的路，要“持剑经商”，我倒想问你，你要“持剑”到马来西亚经商？还是到美国经商？你准备上飞机时一个口袋里装着合同，一个口袋里别把小手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有长达20多年的顺差，一直让美国人很不爽，请问，这是因为你带了把菜刀架在美国人脖子上的功劳？

如果说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经商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这是历史事实，可历史已经流动了，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当今的世界格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军事力量能够保证一个国家“经商”成功，小国家和地区如瑞士、新加坡、香港等都很成功，但几乎没有军队，而世界上迄今为止仍然拥有第二大军事实力的俄国的经商能力却远远低于中国、日本等。

如果说目前仍然有人在完全依赖武力“经商”和赚钱的话，索马里海盗倒算是一个。这次，中国真的不高兴了，同时，不高兴的人也正好找到了我们必须持剑经商的理由：人家持剑抢劫了我们的商船……

也许有人不服气，还要举另外一个例子：美国，美国就是典型的持剑经商。你看到它在世界各地驻扎的军队，你再看美国的商船，人家就很少敢劫持……

下面我们谈谈美国的霸权主义，以及美国对华外交。

杨恒均 2009-10-25 海口

友人王薇的父亲王大虎（重庆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和母亲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都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王大虎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