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今天10月17日是书展对普通参观者开放的日子，一大早几个大展馆就挤得水泄不通。昨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独立中文笔会、国际笔会理事诗人杨炼有一场关于作家的社会功能和义务的精彩对话，许多人还津津乐道。今晨周勍的关于中国新闻出版行业内幕的演讲，虽然场地小，但还是吸引了不少听众。书号的买卖让中国出版界充满了非法性和诡吊，这种情况在别的地区和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利用人潮汹涌的契机，几位人权、民运机构的人士费、潘、钱、彭、小高、小何、小李几位先生和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举着“释放狱中作家”“廖亦武应享有出国权”“释放杨天水”“释放刘晓波”“孙宝强系狱廿年”等牌子穿插游走于各个展馆，受到不同的“礼遇”。在主宾过所在的6号馆，是别过身子、冷淡的同胞们和对我们谩骂的愤青，在其他的展馆中，我们却受到掌声和鼓励，有观众让路、拍照、录像或过来跟我们攀谈或打气。

由于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李剑虹（小乔）目前情况下落还不明朗，似乎尚滞留在中港边界， 明天预定的一场专门谈论独立中文笔会的座谈会上，廖天琪和戴晴将会把大陆会员的生存和写作困境介绍给听众，有些勇敢的会员只是行使了自己言论自由和写作的权利，就不断受到骚扰、恐吓，中国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围城也是危城， 信息发达的时代，政府还用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进行思想和资讯的禁锢，不仅是与民为敌，也是与自己党的利益和国家的稳定为敌。

61届的法兰克福书展10月18日闭幕，这是一场跨越地域、语言和文化界线的精神盛宴，让自由的思想、神奇的文字语言和奔腾飞跃的想象力互相冲撞、激励，结出丰硕的智慧果实。由于因缘际会，独立中文笔会这次积极参与了这个国际文化节，将大陆独立作家的心声传达到西方的公众界，“刘晓波”、“零八宪章”、“系狱作家”、“审查制度”对西方人都不再是陌生的概念。中国民间和独立知识分子的勇气赢得了外界的赞赏，为写作而付出自由代价的作家重新拾回了这个民族所失去的尊严。我们感谢他们的牺牲，也将继续为争取他们的自由而努力。

 

 

 

胡石根先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的创始人，为这两个组织起草了纲领性文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声明、有关中国改革问题的声明、有关自由工会的宣传材料和六四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文章并由他的战友印成传单广为张贴散发邮寄，为此被判了20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被法官和检察官合谋驱逐出法庭，在判决之后，他与战友们高喊“打倒共产党！”这一声怒吼，吼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服刑期间，他每年都在六四期间进行绝食纪念，为此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进狱中的小号，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尽管坐了16年3个月的牢，胡石根并没有“残废”，更没有颓废，相反，生活的困境越发激起他求生的欲望。近日，记者辗转联系到胡石根先生，对他的经历及其近况进行了采访。

记者：胡老师，您好。很早就看过相关您的报道，对您在严酷的专制境况下追求民主事业的精神，我一直很佩服和敬仰。您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境吗？

胡：你所说的“当时的情境”，是指八九六四，还是此后组党？或是被捕受审，开庭审理、还是以后坐牢？实际上，每一个情境都不太相同，当然，都有一个相同的底蕴，或者说，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那就是推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回顾某一个具体的情境嘛……可以拿一审开庭和一审宣判来说。同案战友多次见面聊，他们认为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开庭时说的：“今天，我来了，我要说，我无罪！我还要为所有和我情况相同的人作无罪辩护！”康玉春见面时就回忆，“你当时说今天我来了，我听了觉着那是一种洋溢着胜利者豪情的语调，压抑感一下就烟消云散了！”我告诉他，我用的正是凯撒征战凯旋时用的那个句式。拉丁文大意是“我来，我战，我胜”。

记者：据说您在法庭上最后选择了喊口号的方式来实践自己的言论自由，是这么回事么？

胡：是这么回事。一审结束，审判长宣读判决书完了之后，法警当即要把我们带出法庭，我挣脱法警站在原地不动，“我说两句，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是——”，不容我说“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法警就使劲扭住我，强行把我推走。我本来接着要说的是，所谓“宣传煽动罪”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罪，所谓“组织领导或积极参加罪”实际上就是结社自由罪，这样的判决实际上就是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是违反宪法的。眼看没有表达这个意见的机会，我就只好用尽全身力气一路高呼口号：“爱国无罪！民主有功！”“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在磕磕绊绊穿过法庭过道时，法警气急败坏，又是踢，又是拽，甚至直接把我往墙上推，拧我胳膊，掐我脖子，捂我嘴巴，拼命阻止我喊。

记者：这可是非常需要勇气的，难怪有文章称您为“当代英雄”。面对专制爪牙的凶残，大多数人会选择沉默或逆来顺受的。

胡：我的同案战友见法警这样推打我，先是大声抗议，接着就跟我一起高呼口号。就这样，“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共产党的法庭里回响、震荡……你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景！不是我一人喊，是我们十多个人玩着命地喊，这动静多大！事后有人瞎联系说，你们这么喊，共产党还不重判你们吗？说这话的人不仅没良心，还故意把因果倒置了。事实上是先有判决后有喊口号这么一个过程。我也扪心自问，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冲动？有没有更文雅一点的表达方式？想来想去，我觉得不是冲动，是正义在手，是义愤填膺，也是当时那种情境下唯一可能采取的抗争——要么只能保持沉默，有人将其美化为高贵的沉默，我实在不能苟同——如果对这种判决也能保持沉默，还有什么不能保持沉默的呢？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

记者：作为大学教师，你本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但因为你对专制政权的藐视和抵抗，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工作和家庭全部被毁了。对此您现在后悔么？

胡：这没有什么好后悔的。有些话必须有人去说，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这样我才心安理得。

记者：能不能谈谈您出狱后的生活情况？

胡：出狱已经一年多了。我这一年的生活，可以用“四无”来概括,就是无户口，无身份证，无工作，无最低生活保障。坐牢前，我本来有工作，单位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学研究所。单位也有我的住房，学3楼110室，是筒子楼，在校园里头。那时候还没搞住房改革，全是单位分配的住房。我的原户籍因此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升派出所。我的身份证号码是110108551114223，被捕时还带在身上，看守所呆了3年，转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时，身份证还一同转过去了，我还在扣押物品清单上签了字。出狱时狱方却说身份证没有了——真是怪哉！

记者：他们就这么相互推诿？

胡：是的。出来要生存，要吃饭，就得找工作。找工作需要身份证，我只好要求补办，可他们说必须先有户口。于是，我去报户口，他们又把我推到西城区；西城区当然不乐意接收我这个烫手山芋，又用各种借口拒绝我落户。说实话，我也不愿意落在西城，我的切身利益跟西城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多次要求在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原籍恢复户口，得到的回馈是没有哪方不同意，可到办实事时哪方都不作为！一个本来很容易解决的恢复户籍问题就这样拖了一年！

记者：他们可以剥夺您的政治权利，但谁也没有资格剥夺您的生存权啊。这么大的北京市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对你的户籍问题负责么？

胡：在“国庆”前夕，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开了一个会，协调解决户口问题，结果竟然是“领导当场拍板”要我在西城落户口！这一拍板，又把我拍进了恶性循环中：没有户口，不能办身份证，不能办低保；没有身份证，不能找工作，甚至出行都受限制！难道领导拍板可以取消我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吗？况且，“哪来哪去”也是你共产党一贯的政策！这不是存心要把我置于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中吗！这就不仅仅是在剥夺我选择居住地的权利，而是在侵害、剥夺我的生存权利了！你说“生存权是首要（！）人权”，我说“你首先（！）侵害了我的生存权！然后你侵害了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侵害了我生活中的一系列权利！”

记者：没有工作，那你如何生活？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胡：这一年我都是靠亲友接济，活得很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调整心态，乐观面对，在家里总比在监狱强吧！每天早起早睡，坚持锻炼，上上网，看看书，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也许是坐牢时间长了的缘故，我喜欢孤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个人去公园晨练，一个人上市场买菜。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孤独下去不是太好，慢慢调整吧。总的来说，我已习惯了孤独，但不喜欢寂寞，不喜欢沉默。我想，我会努力打破寂寞，打破沉默的，尽管这也不太容易。

记者：好的，期待能听到您更多的声音，也祝您在往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桂冠落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头上，出人预料。一开始记者打电话去白宫，回话说大家还都傻在那里，议论都没人议论。在接到消息和奥巴马公开回应的几个小时里，外界甚至估计他可能会拒绝领奖。奥巴马是个演讲天才，可这次是我听到的最糟糕总统演说。就连前面必须捎带的轻松笑话都是快速低调匆匆扫过。感觉只是尴尬：一点不想念这份稿子又非念不可。

诺贝尔奖委员会称奥巴马得奖主要是外交的和平努力，除了表示惊讶，奥巴马说“让我讲讲清楚，我没把它看作是对我个人所做事情的一种承认，我更愿意认为，它是代表了怀着期望的各国人民对美国领导层的肯定。”说得非常牵强。消息一出，不少评论指出，这个颁奖，委员会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以褒奖奥巴马，来表达对布什时代的强烈不满。所谓“布什遗产”确实值得好好反省，因为美国在这一阶段出现明确拐点。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伊拉克战争。关键在于，如何批评、检讨和反省。

例如对伊拉克战争多年来盛行猜测动机的臆断式批评。谴责之一是：布什推行单边主义以至不惜以战争夺取石油。现在谜底揭晓：战后伊拉克石油由新政府公开招标，第一次竞标得主是中国。批评针对的是批评者的假想，和伊战没有任何关系。有意义的检讨是：在布什时代，世界究竟面临了什么重大挑战？假如布什应对是错的，他错在哪里？而欧洲和国际社会，拿出了什么更好的应对方式？奥巴马又怎样改变了这个危险世界、促进了和平？

布什时代的开端是9·11事件。恐怖组织以19个非军事人员，瞬间造成超过二战期间几乎摧毁整个美国海军的珍珠港战役之人员和物质损失。袭击后续计划不可预测，造成前所未有的战时反应：不仅美国政府全部关闭转入地下掩体办公。联合国总部、位于法国的欧洲议会总部、比利时首都的北约总部，同时宣布紧急疏散。北约随即宣布在历史上第一次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款，也就是共同防卫机制。之后，北约五架预警飞机到美国本土报到，执行巡航任务。同样攻击是否会再次发生，在哪里发生，至今没人知道。

联合国根据二战经验建立，目标是预防国与国之间常规战争。联合国安理会以采用外交斡旋、经济制裁、派出维和部队等一系列“集体办法”遏制战争发生。而9·11显示，恐怖战争可能使用任何被联合国禁用的武器，无人道底线、无视战争法和任何规则，无谈判责任方。其无预警、大战役式毁灭能力，击垮了列为《联合国宪章》作为宗旨的第一条：“采取有效集体办法，防止且消灭对和平之威胁。”联合国应对常规战争的预防性救援，在恐怖战争面前完全失灵；长期维护国际安全的机制在新威胁前彻底失效。以上是布什时代美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之后引出分歧的“布什突破”是：从国家安全计，在联合国安全机制无力应对恐怖战争的现实面前，认定受威胁国家有权“自行执法”。美军入侵阿富汗是对国际关系观念的本质突破：按原来规则，恐怖分子是罪犯，只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捉拿罪犯”，而不是对主权国家出兵入侵。在恐怖战争定义下，本·拉登不是罪犯而是战争敌方，有意协助他的塔利班政权是敌方同盟。同时，基于恐怖战争的无预警、瞬间大规模杀伤的特点，布什提出“先发制人”对策：对支持恐怖主义、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并且不顾忌使用的危险国家，先发打击以防范自身安全。这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进一步突破。

“自行执法”显然是下下策，隐含国际新秩序危机：各国借口受威胁而轻易发动战争怎么办？对威胁程度的判断错误（例如情报错误）怎么办？

所以，布什时代世界面临的挑战应该是：联合国原有机制无力应对新型恐怖战争，国际社会如何推出新的安全机制？这一挑战从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责成专家组拿出办法，至今没有结果。争议是：在尚未推出有效新机制之前，受威胁国家是否有权“自行执法”？如果判定它有权去做，天下大乱怎么办？判它无权去做，让它坐等9·11式的攻击、坐以待毙不成？这个问题非“美国专利”，欧洲亚洲都在恐怖战争威胁下。

事实上，国际社会没有拿出应对方案，只是要求大家回到、固守联合国原有体系。这个颁奖折射了欧洲引领的一厢情愿态度：对9·11以后世界局势本质变化采取鸵鸟政策。无力直接切入问题核心并且正视它，而是绕开危机，把自己留在虚幻的道德完美梦境之中。

奥巴马确实改变了布什时代美国和国际社会、主要是欧洲的紧张关系。奥巴马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在表面上顺应欧洲想法：例如一边向阿富汗增兵、打着反恐战争，一边宣布美国再不用“反恐战争”这个词。他宣布要和伊朗、朝鲜通过谈判解决核威胁，而实际上朝鲜和伊朗都在按照原来计划行事，导弹射程越来越大，核研发逼近临界点。美国并非受威胁最大国家，奥巴马和其他国家一样，有拖延回避余地，可是一旦伊朗核试验超过临界点，第一个在核威胁下的以色列就可能“先发制人”袭击伊朗核设施。

对于伊战，奥巴马大张旗鼓宣称要16个月提前撤军，上台后又务实地严格按照布什签下的《美伊安全条约》实行三年撤离计划。原因非常简单，2003年是否要打掉萨达姆政权，是有选择的；萨达姆倒台之后的撤军问题没有主观选择余地，时间表被客观条件限死。2003年在伊美军和伊军组成联军，共同应对袭击伊拉克平民的恐怖组织，美军必须完成训练友军任务、等到伊军有能力单独应对，才可能撤军。这个时候呼吁“反战撤军”是对伊拉克不负责任。这个逻辑民众可能绕不过来，反战6年的欧洲领袖和知识界，应该很清楚。

奥巴马一上台就高调宣布要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实际上关闭监狱不等同于释放全部囚犯。他只是准备和国际社会一起回避讨论恐怖战争时期的法理难题：关塔那摩囚犯大多是阿富汗战争抓获的恐怖组织成员，那么，反恐中抓获的是“战俘”还是“罪犯”？放，9·11事件19个非军事人员的破坏能量大家都看到了，不放？法理依据在哪里？哪有“战俘”一直关下去的道理？按照“罪犯”刑事判罪？他们只是战场上的恐怖组织战斗员，够不上刑事判罪条件。这也是以色列长期关押大量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成员的原因。

假如国际社会有能力正视布什时代的真挑战，诚实面对，共同拿出高于布什的中策、上策来，才可能幸存于这个危险的世界。假如只对抢占道德制高点感兴趣，一味回避真问题，或许可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却难以真正维护世界和平。

廿年来，天安门母亲锲而不舍寻访“六四”死难者。那夜，吴向东木樨地中枪，徐珏穿白裙骑自行车围城招魂，儿子生前所养的灵通白猫，扑到桥头现场爪刨，嘶裂淒唳；袁力遇害后生死未卜，年迈父母哀号无助四处觅屍，託灵问讯，简短回音：“感应紊乱，无可奉告”。

多少“六四”亡灵，刹那间枉死在戒严部队装备达姆子弹的乱枪扫射之下，顷刻间命丧於共和卫士开动装甲坦克的横冲直撞之下，死不见屍，何处招魂？

方政，北京学生，凌晨撤离广场，在六部口为救一位女同学，惨遭坦克轧断双腿。这位死里逃生的倖存者，今年五月流亡美国，揭露中共暴政屠城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谁说广场没死过人？谁说坦克没压死过人？多少冤魂在他身边被击倒？多少心灵在他周遭被辗碎？

生离死别的瞬间，方政隐约地忆述：“一种被挤压……头脑还清醒……不知道压到哪……觉得自己被拖行……估计是裤子或者哪儿被坦克履带绞住……咚咚咚的一种颠簸感觉……还没想到疼不疼……本能一样滚到路边……靠到那个铁栏杆……看到自己双腿露出白色骨头……这是我意识消失前最后一个记忆片段。”

重组历史现场，恢复模糊印象，全靠这张与王维林挡坦克同样震撼全人类的血腥照片，摄下方政被辗轧断腿的片刻光影。

今天，他不但活着见证，而且得到美国人道组织援助，安装智能义肢。正值共产中国残暴迫害民众六十年的国殇刚过，超级坦克和整齐方阵列队操进长安大街面向城楼毛像，全中国人民噤若寒蝉，犹有余悸，还未能真正有尊严地站起来的日子，曾经倒在坦克履带下屈辱偷生二十年的方政，代表苍白无力的民族英灵，在远离中共魔爪的异国他乡，坚强勇敢地站起来。

方政，保存六部口遇害前勇敢救人的善念，感谢被坦克辗压后机智急救的义人。他呼籲当时帮他止血的救命恩人，现场拍摄他受伤经过的目击证人，以及撤回校园共渡患难的北京同学，一起回顾，一起追寻，一起招魂，呼唤亡灵，拼？破碎记忆，还原历史真相，处理惨痛伤痕。

廿年生死两茫茫，阴阳相隔恨悠悠。不死者，失去双腿的方政终能站起身走路跳舞；往生者，白发苍苍的难属至今仍未能公开致祭讨回公道。去国后能站起来的方政是幸运的，只是，留在国内丁子霖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百病缠身的“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劝谕学生撤离的“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追寻民运真相坚持说真话的江棋生等等……，劫后余生，伴随不幸，断断续续，失去自由，软禁恐吓，全面监控、逮捕判刑，驱逐离京，不得出境。

天安门偌大广场，只剩空荡荡的纪念碑，被戒严部队枪击蹂躏，残留人民英雄弹孔血迹，粉饰掩埋在西长安街那座腥臭的巨蛋坟墓里.中国辽？大地上，瀰漫阴森的恐怖气氛，不容民魂回归，阻挠活口哀鸣，禁绝良知呼唤，打压异见声音。

方政，还幸有你，站出来铸造广场第一块“方正”的活碑。拒绝遗忘，自有四方正直良心，响应公义呼召，为“六四”屠城不再重演，让倖存者现身见证，治疗灵肉剧痛、抚恤创伤后遗，癒合历史裂痕，修复集体记忆，悼念“六四”英烈。

谢天谢地，终於过去了！依旧是老戏登场：天安门前，再泛红潮，再驰钢甲，再翔铁鸟.当然，锣鼓更响了，但却是空场。钳制神州六十年，仍需显示武力以威慑天下，以恫吓“刁民”。此地的时空倒错，彷彿建政之初的毛氏又凌空下旨严令：“只许你们规规矩矩，不许你们乱说乱动。”而城墙之外，石首式的哀怨之歌，遍山遍野，动地而起，隐隐传来。

甲子盛典：耀武扬威其外，空白记忆其内，无一观众於城。

真正的胜者并不取决於战场

严格说，那记忆已被撕成了碎片：六十年被一辟为二。前三十年，一片空白，一笔带过；后三十年，虽浓涂重抹，亦插有禁区──一九八九─一九九二──乃党国机密，不容窥探。

“盛世”中国，踵事增华，却成失忆之邦。

既然官方修史蓄意留白，那么，填补空白，直面历史，释放记忆的洪水，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甲子原点──一九四九那个时间点，是海内外关注的聚焦点.时间与空间，都被那个拐点一辟为二。划海而治，两岸画出了两条平行的历史轨迹：

在大陆，从韩战、暴力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开始，经合作化，工商业国有化，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大饥荒，四清，文革，联美抗苏，到民主墙，改革开放，六四屠杀，权贵市场化，经济起飞，贪腐横行……

在台湾，从“二、二八”，和平土改，基层选举，出口导向经济战略，“自由中国”运动，经济起飞，本土化改革，“美丽岛”运动，中央民代改选，“党外”力量崛起，直到解严，开放党禁报禁，总统直选，政党政治成型……

这两条轨迹，形象迥异，标示出了国族共同体在空间分割下的截然不同的命运.就其中单个个人的运程而言，大体可以说：败者转胜，胜者转败。败者先行，胜者蹒跚随后仿之。诚如龙应台女士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所言，败者“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社会，奠定了不同於以往的价值。……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六十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我以他们为荣，感谢他们失败。”而胜者至今依旧不肯放下“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旗帜，惨淡经营以抗拒文明价值对国民的巨大诱惑力，仍在庞然大酱缸里挣扎摇摆.

“意志胜利了，意志没有了”

虽然，胜者举行了他们佔领大陆六十年的炫耀军力的盛典，彰显了他们《意志的胜利》（希特勒德国的经典影片）。但明眼人不难察觉，它的精神灵魂已被掏空，它的五脏六腑已经腐烂，只剩下一个张牙舞爪的空壳了。如是：意志胜利了。意志没有了。

不过，饿死的骆驼比马大。而缺乏自信，则是残酷行为的催化剂。

有鉴於此，近些时日以来，一股悲凉之雾──像漆一样黑且无孔不入的雾，近来从四面八方围拢侵袭泛滥开来……浓浓的，无以化开，无以排解：

互联网被封得密不透风，国内知识界家园天益网被蒸发了，刘晓波被正式逮捕了，谭作人被判了，艾未未被打了，同样的黑打，高智晟、许志永、滕彪……早已领教，郭泉、黄琦也都被捕被审了，连过去多次往返中港的冉云飞也被禁足香江了……。在新疆，在西藏，则实施戒严式统治，大军压境，滥捕滥判，道路以目。

有友朋至，描绘了一幅悲观主义的末世图景：在全球金融危机所造就的绥靖主义氛围下，北京当局，以债主之傲姿，愈益张狂，要山有山，要水得水，罔顾国际社会的谴责，毫无顾忌地在国内实施人权迫害。甚至经济领域也开始倒退，实施国进民退，扩展国有垄断企业地盘，并进而影响各国企业家乃至政府的行为方式。

典型的法西斯式治国方略

这里发生的事，正在精确地複制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当年制式：一种国家主义型号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确保国家集中力量办事，效率极高，能优先发展军事能力，在某些经济领域对国民实施准入歧视，垄断最核心的经济部门；厉行秘密警察治国，实行军国主义教育，培养顺民精神，鼓舞国民为国牺牲。并且充分利用低人权、差环境的低成本优势在国际贸易中谋取超额利益。其根本目标，是确保统治利益集团的权力不倒、利益不散。诸状种种，已经是典型的法西斯式治国方略了。

比当年德国尤为甚者，是管制方式黑社会化这一中国特色。由於北京加入WTO，在经济上与国际接轨，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与脸面，像毛一样完全公开地“无法无天”已经难以为继.於是，黑社会式的操作即大行其道，政治案件以非政治刑事罪名获罪，已经泛滥成灾。而前述多起僱用打手黑打维权律师和异见人士的案件则是另一类例证.如今，“警匪一家”已非地区现象，而是全国皆然。人谓“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这已成后邓时代中国的一道特殊风景线，恰如当年的“李、闻被刺案”和“江南案”一样，呈现出皇朝晚期的典型徵象。

历史上没有一个单纯依恃暴力的、失忆的政权能固若金汤运程久远，一个也没有。

今年，是共产主义笼罩中国的一甲子祭年，破土而出的，有去年底今年初的《零八宪章》。而一九一七年则是共产主义初次得手笼罩俄国之年，同样是一甲子后，一九七七年，在苏俄的卫星国捷克，《七七宪章》破土而出。作为先声，它为十二年后（一九八九）共产帝国的大败亡做了预响。

而今的中国，还需再等待十二年吗？

 讨论会现场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高行健出席本次法兰克福书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据德语媒体报道，2004年在巴黎举行的法国书展中，法方出资邀请了40位中国作家出席展会，却没有邀请就生活在巴黎的这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报道因此评论说，书展过后，有谁还能记得那40位忠于政府路线的作家呢？反倒是，这位诺奖得主在书展上的发言，可能会记录在作家的文学履历中而留传后世。因此，这次高行健出席法兰克福书展，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

10月16日，高行健与旅居伦敦的诗人杨炼受德国学术与教育基金会的邀请，参加了书展上一场以”在两种文化中生活与写作–交界处的家园”为主题的讨论会。

讨论会的开放式会场位于法兰克福书展国际展区。会场座无虚席，许多人站在四周、甚至席地而坐，倾听高行健与杨炼的这场发言与讨论会。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也纷纷对准了两位嘉宾。尤其是中国自由记者与作家戴晴从观众席走上讲台，与高行健拥抱时，更是让台下的记者们一阵猛拍。书展组织方彼得·里普肯也在讨论会前发表致辞。

作家给自己设限是荒谬的

高行健说，他主要的作品应该说都是在离开中国以后完成的，虽然有像《灵山》这本书是82年就开始写作。但在当时写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中国遇到了很多问题，发表、出版都遇到阻碍。高行健说，除了官方允许发表的限度以外，作家自己还会自己设限，自律。但尽管有这个自律，他在中国时的一些作品仍然被禁止。他笑着说，所以他觉得这个自律也是很荒谬的事情，没有必要再作自律。

高行健说，《灵山》之所以是他写得比较尽兴的作品，就因为他在中国开始写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这本书在他有生之年能得以发表。后来，他接受德国一个基金会的邀请，在欧洲休创作假继续《灵山》的写作，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要出版发表。

作家只是一个脆弱的个人，但他是一个创造者

“在政治面前、在社会面前，作家只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脆弱的人。他不可能改变这个社会，改变政治。我认为，个人面对这些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作家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他面对只有纸和笔的时候，如果他内心自由的话，创作就从他的笔下开始。这个创作可以不顾及一切的阻力，和社会条件的限制。”

高行健举例说，诗人但丁流亡法国后写作了《神曲》，剧作家哥尔多尼离开了美好的威尼斯流亡，创作出经典作品。而今天提起意大利文学，谁也不能绕开哥尔多尼和但丁。高行健说，母语，祖国语言，正是这些孤单的个人，孤单的作家，在历史的长河里创造的。

“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高行健说，无边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思想的自由是存在的。在任何时代，且不要说在一个极权政治下，或者在某种政治压迫、社会、宗教约束下，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当今的民主社会里，人也并没有充分的自由。他笑着说，市场就不给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巨大的压力。高行健还特别指出，政治正确就像是一个紧箍咒，它约束人的思想。可作家却是这么一种独特的人，他存在的条件就是思想的绝对自由。但是：”思想的绝对自由，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确认的价值观。思想绝对自由的背后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我以为，对一个作家来讲最广泛的价值观就是：真实。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真实的问题，他所面对的回答是不是真实地回答。以这种真实，以作者是不是真诚地把问题摆出来，还是唬弄他的读者，包括唬弄他自己。所以真诚是作家的伦理，真实是作家的价值观。”

 高行健为读者签名

文学与商业化

高行健还谈到对文学商业化的看法。他本人同时还是一位画家，并且”以画养文”。他说：”如果把写作当成职业，用这个来吃饭，我想最好放弃这种写作（笑）。我自身的经验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还写，首先就是想到不是把它作为一个职业来谋生。从事这样的写作，我把它叫做冷的文学。因为它跟市场不联系在一起的，它首先是内心的需要。 “

高行健笑说，书展是一个书市，他并不反对卖书，也不反对畅销书、商业推广，因为书籍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即文化消费的层次。

外在的控制与内心的禁止

诗人杨炼在发言中赞同高行健”作家不应自我设限”的说法：”如果说，作家要粉碎一种外在的控制，外在的禁止，首先要粉碎自己内心的控制和禁止。要争取内心的自由。”

杨炼说，流亡使作家获得了自我、语言和文学的自决。同时，在文化的交界处，作家能够获得中文与外文的双重滋养。在问及，诗歌这样一种文学体裁，是否是可译的，杨炼说：”诗歌是一棵有根之树。我的诗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我希望它是从同一个根上长出的另外一棵树。也就是说，我的译者在翻译我的诗的时候，他不是只翻译表面的词汇，他要穿透词汇，把这些词汇变成一个里程，找到原来的树根在哪里。然后用同样有能量的语言，在译文里把它表达出来。”

杨炼还强调诗歌、文学的纯粹性。他举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例子：”中国古代诗歌为什么精彩？不只是因为杜甫早就把我的流亡写尽了，而且还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有那种极端、极端完美的形式。那么，虽然我们不能用古典诗歌的形式写诗，但是他给我们提供了美学的标准。我们在自己个人的意义上，还要向那个方向生长和发展。最终达到一种纯度。”

讨论会结束后，许多观众拿着两位作家和诗人不同语言版本的书作，请两位嘉宾签名。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孩对杨炼说，您的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作品。

16日晚间，两位作家还在法兰克福举办了一场作品朗诵会。

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兰克福书展，星期六正式对一般民众开放。中国作为今年的主宾国，在书展中以大量的出版品和文化活动，展现出它在经济之外的软实力。不过在书展前和书展期间，有关中国言论自由的问题，却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表示对作为书展主宾国的重视，中国的官方负责机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去年花费了5百万人民币将10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同时还为书展成立主题馆，也组织了500多场文化艺术活动。

出席书展的，包括20多位知名的中国作家如王蒙、莫言和余华等，以及100多家出版商，1000多名艺术家、出版人员和专家。

*习近平：书展为认识中国窗口*

此外，中国官方还派出了庞大的官方代表团，并且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的开幕式上致词。

习近平说，参加书展为中国认识各国文化提供了契机，也为世界各国近距离观察中华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口。

*默克尔：中国应开放言论自由*

在开幕式上致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中国近年来在政治和经济的实力上已大为提高，因此在政治、经济和言论自由等各方面，也应当承担其国际责任。

她还以自己在从前的东德成长的背景说，书籍可以成为人类和文化的桥梁，它为冷战的结束起到极大的作用。

*书展邀中国官员和异议作家参加讨论*

这个全球出版界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书展活动，不但在决定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时就引发了德国舆论界的争议，同时它试图为拆除中国当局和异议人士间的一座墙所作的努力，似乎也踢到了铁板。

在上个周末书展的一项名为“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的讨论会，邀请了中国代表和异议作家戴晴及贝岭发言。

戴晴上台发言时引发中方抗议，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会场，使得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场面十分尴尬。代表团在戴晴和贝岭发言后才回到会场。

主办单位在此前曾经由于中国的压力，在邀请戴晴和贝岭出席讨论会后又撤回邀请，事件引发德国舆论的批评和关注。

*中国代表团对受冷淡感到不平*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红波说，邀请异议人士出席书展是对中国政府的不尊重，中国对此无法接受。

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一名发言人则对受到德国舆论界带有敌意的冷淡对待感到不平。他说，他们为准备书展付出许多心血，但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法兰克福书展对于全球的出版业有极大的影响，每年在书展上达成的版权交易份额大约展全球总量的75%，对于下一个年度出版的新书具有极大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

今年的书展将在星期天结束，估计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将近7000个摊位参加这次为期5天的书展，其中包括了20多个来自台湾的展示区，参观人数大约在30万左右。

关键词：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异议作家，戴晴，贝岭

早在十年前，谢泳先生就曾在《随笔》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多说民主的好处》，“说”得好极了。后来就想，光说民主的好处还不够，还要在说民主好处的同时不断地说专制的坏处，最好不仅要年年说，月月说，还要天天说，要大张旗鼓地说，而且上上下下、党内党外、官员百姓、各行各业，都要说。直到说得专制偃旗息鼓，说得有些“叫兽”不敢替专制歌功颂德，说得各级政府官员都远离专制才行。

民主、专制水火不容。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看得出，专制占了上风，民主就抬不起头，反之，民主占了上风，专制也“风”不起来。好像还没看到什么地方有民主专制和平共处的现象。我们的有些腐败现象和有些腐败案子，在高度民主的国家里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比如，在我们这儿，大小是个官员，就能开着公家的轿车去上班，这在民主的美国大约就要算是腐败了。所以还是毛泽东会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后面他还有一句是“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里若把“路线”二字换成“民主”和“专制”，也是能说得通的。

不说专制的坏处，也就不会说民主的好处。既然专制不坏，那要个什么民主呢？当然，由于我们的民主还很不够，甚至在有些地方几乎见不到真正的民主，这样，有些人不说或说不出民主的好处，似乎还情有可原。可我们一再领教专制，专制的坏处也举目可见，两耳灌满，为什么还不去说说呢？“没有见过民主好处的人，最好别说民主的坏处”。可见识了那么多专制的坏处，有人为什么还要在那歌颂专制呢？

这如果是在封闭时代当然是讲得通的。外面的世界无论多么精彩，外面民主的好处无论有多么多，由于封闭，张口“我大清”，闭口“大清我”，倒也罢了。可如今是什么时代呀！不说什么“高层”了，就是区区一县处级，乃至稍挣了几个钱的国有企业当家人，不也是满世界到处逛吗？有些人什么没见识过，什么道理不懂？可以说在他们眼里，民主的好处显而易见，专制的坏处也显而易见（有比较即有鉴别嘛），可这些人为什么就是视而不见呢？真让我这样的人想不通。

鲁迅先生有段话被人引用过无数遍了，就是笔者自己在文章中也曾引用过，可在这里我还是想再引用一次，这就是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的几句话：“……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若按鲁迅先生这句式，可不可以说今天那些自己不说专制坏处，也不许别人说专制坏处的人不过是“别人喜欢民主，我却偏爱专制”呢？

其实，专制的坏处，尽管人们不愿意说，甚至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说，但这并非他们不知。之所以不愿意说，一是说了没用，说也白说，久而久之懒得说了；二是不让说，有些方面的专制，下面一直不断地在议论，议论了半个多世纪，可就是不让你在媒体上公开说。1957年夏季有人公开说了几句，登在报纸上，结果不仅成了“右派”，且万劫不复，至今“不予改正”；三是有人虽是“知识分子”，肯定也知道专制的坏处，可眼下他却正享受着专制给他带来的好处，他自然也就不会跟着“瞎起哄”了。这种状况与眼下反腐败的情形极相似：真正反腐败的人都是无权搞腐败的，而享受着腐败的人不会起来反腐败。

还有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其实毫无良知，非但不会跟着“瞎起哄”，而且别人一说民主的好处或是一说专制的坏处，他就要装模作样地出来反对：啊呀呀，你们不知道啊，民主也未必就反得了腐败，民主也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呀，你看那什么亚洲的印度、印尼、菲律宾，还有咱的台湾，不就都实行了民主都是多党制吗，可你看你看，他们的腐败有多严重啊，有的甚至还超过了咱呢！而你再看那新加坡，人家的体制就与咱“近似”，可人家反腐败不也很成功吗？

是啊是啊！不过说句不该说的话，我真想吐你这种人一脸！你也佩“知识分子”也佩“高级”！你的思想境界连一个小小的不丹国的国王（请注意，我说的是国家小，可没说国王小）都不如。你知道吗？连不丹第四任国王辛格·旺楚克也知道只有实行全民选举的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永远都有“好国王”。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虽然这位国王认识到“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可不丹人民并不要求实现民主制度，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国王实在太信任了，“以至于当国王宣布将实现民主制度的时候，很多不丹民众深感震惊和忧虑，有人甚至掩面而泣。于是国王真诚地劝导民众：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而民主制度则可以保证人民有权让不善的国王下台，从而维护民众的利益。”（见2009年第五期《随笔》杂志）就这样，一年前，“一个由统治者硬性‘强加’给自己国民的民主制度在不丹诞生”，真令咱感慨不已。

从不丹这一“事件”中我想到两点：一是有些社会的人民确实因还不懂民主而并没有希望实行民主，但这种“不希望”是建立在他们已经感到过得很快乐的生活基础之上，这一点也刚好验证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早在150年前出版的《论自由》中的一个观点，即“就是专制制度也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结果，只要人的个性在它下面还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二点就是，人民即使还没有真正搞懂民主的好处，或说还没想到要过民主的生活，执政者至少应该明白，为了人民真正的幸福，为了“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要努力建立民主制度，甚至强迫人民过上民主的生活。

既然只有学而之子没有生而之子，那么，从人生下地那一刻起，什么不是学的呢？只要我们给人民创造一个民主的环境，让人民从民主的生活中学会民主，习惯民主，久而久之，人民也就一定会喜欢上民主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在蛮横的专制下尚能习惯生活，那么，也就一定会在民主的生活中习惯民主，甚至比习惯专制更习惯民主。

2009年10月17日

陶希圣回忆文集《潮流与点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在大陆出版前，已经有大陆作者据此书台北传记文学版所记撰文介绍陶希圣之“五四观”了。其实，陶希圣有关“五四”的点滴回忆，也并非全是记实，其中的虚实夹杂，非有参照、辨析是不宜全信的。

陶希圣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回忆是从1918年5月北京大专以上学生的“民七请愿”说起。谈到这个“五四”的“前奏曲”，陶希圣虽不动声色，却提供了新资料。他说，学生在见到大总统冯国璋后，又前往国务院向总理段祺瑞请愿，学生在国务院门口站了几个小时，可后者全然没有拨冗接见之意。这与罗家伦对“民七请愿”意气风发式的描述，仿佛大获全胜的结果，显然不同。不过后面的这个小挫折，对学生情绪的影响的确也不大。学生通过请愿找到了直接影响现实政治的方式，也获得了自信。这也成就了后来的“五四”。

参加“民七请愿”时，陶希圣还是北大预科三年级学生，一年后，即1919年，他已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成为法科大一新生。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渐次传到北大后，学生们纷纷集会，发表演讲，而陶希圣则在同学的邀请之下，四处旁听演讲。他写道：“那些演讲的人们，没有北大的教职员，也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我听见的演讲，以湖南口音居多数。”

这对于陶希圣当然算是记实，因为新文化运动老师辈的成员，如胡适、李大钊等的确都没有参与“五四”，而陈独秀也直到6月11日才开始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支持学生。但“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的踪迹”一句却也有“虚”的成分。

陶希圣“五四”回忆最想突出的地方，是强调“五四”的自发性，这一点倒与国民党官方曾经的说法，如“五四”与民族意识、政党政治的关联性大有区别，但也与上世纪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争夺“五四”话语权时极力撇清“五四”与中共的关系非常一致。也可能是对国民党官方有所顾忌，或另有隐情，陶希圣同时对自由主义或曾经倾向自由主义的学生领袖也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就不再是记实了。如“五四”当天游行请愿的总指挥是傅斯年，陶不会不知道，他却只字不提，反而对傅斯年辞职后接任的另一学生领袖段锡朋大加表彰。而对于游行当天手中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只是引用了其中的两个著名长句，即“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至于宣言作者罗家伦——这位陶本人在台北主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的副手——的大名则根本就不予理会。而傅、罗两位恰也是陶上面所说“很少看见白话文或新文化运动诸位”中学生辈的代表。

陶希圣记错了5月4日当天学生天安门集合的时间，北京大专以上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合的时间不应该是他所忆的上午九时，而是下午二时。因为上午十时，罗家伦还到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协调，而《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完成是在开完会回北大之后，宣言的印刷则持续到了差不多中午一时。

跟随学生队伍到赵家楼，有学生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进后，陶希圣看到，“有一位白色学生装的高师学生，满手是血，因为他进了曹宅之后，用手打破客厅的玻璃门，受了伤。”这一句中，前半句是实，后半句是虚。因为陶自己说，他挤不进去，仍留在赵家楼大门之外。在外面又如何看到这位学生打“客厅的玻璃门”呢？后半句自然是推测了。而按照陶的描述和当时的情景看，此君最可能是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不过，匡当时不是“打破客厅的玻璃门”，而是用拳头砸赵家楼院墙上的窗玻璃，将手划伤的。

一般都以为，学生因火烧赵家楼被捕后，当晚开会决定第二天全市大专以上学校总罢课，但陶希圣提供了一个新的细节，即北大法科学生5日上午仍在上课。讲刑法的先生，也是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的张孝簃对学生行为的评价是“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而讲宪法的钟赓言先生，干脆“声随泪下”，引得“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这自然是记实。但他随后所写“司法总长朱琛（应为朱深——引者）听说张先生说了那八个字，大不以为然，且加申斥”，显然不属亲见亲闻。

不过，陶希圣叙述的“五四”期间天津学生代表刘家麟为学生运动奔走而不幸病逝一事，给他简约冷峻的回忆增添了一丝苦涩的幽默。当湖北同乡学生去慰问刘家麟父亲刘成禺时，这位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顾问的老革命党人流着眼泪说：“他为爱国而死。我要继承他的遗志。他不是我的儿子，他简直是我的父亲了。”

这段文字后，陶希圣的回忆就很难说是记实，但他的议论也值得关注。他说：“《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这与周作人的说法并无二致。随后他又说：

“当时的学生青年们对于学派或者政派之类不甚敏感，尤其社会上未曾发生什么分派系、谈内幕的风气。至于北京大学，那是一个各种学派兼容并包的大学。学生们喜欢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

“在当时，没有哪一种思想压倒另一种思想。一个青年可以读几种思想的书刊，也可以接受几种思想作为谈论的资料”。

这个轻描淡写的议论，可能不仅是想阐明“五四”学生及其运动本身的单纯性，而多少也是想把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前后的思想多元的一面呈现出来。

陶希圣并不是一个“五四”学生运动热情的参与者，他是属于被学生运动裹挟的“大多数”学生中的一员。他一边听学生激情澎湃的爱国演讲，一边潜心研读《罗马法》的“奇特”经历自然也不应属于“特例”，因为它反映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北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近日，中国传媒界发生了一件震动巨大的事件，即《财经》杂志员工集体辞职事件。参与集体辞职的《财经》员工，不仅有总经理吴传晖、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以及八位部门总监，而且有几乎整个经营团队的六十多位员工（《财经》的经营团队整体只有九十多位员工）。而吴传晖曾被胡舒立称为”我的最重要搭档”。这么多经营员工的同时集体辞职，几乎意味着《财经》的经营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不仅如此，甚至还传出消息说，《财经》创办人胡舒立也将在随后辞职，并将同时带动一百多位编辑员工集体辞职，占其采编总人数170余人的70%。

之所以会发生这次事件，表面上是因为《财经》管理高层与其主办方”联办”（即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原名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在办刊理念上的冲突，实质上却是因为《财经》触及禁区，报道敏感事件，引起中共高层震怒。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发生，《财经》即派出3位记者采访。但由于《财经》杂志的记者证不够，就从新华社记者哪里借了记者证。后来他们在新疆采访时，新疆当局发现了他们使用新华社的记者证，就说他们是假记者，禁止他们采访，并将这一情况反映到”新疆王”王乐泉那里。

贵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乐泉不会忘记，《财经》曾经破坏过他儿子的”好事”。2007年1月6日，《财经》刊出《谁的鲁能》封面文章，揭露拥有738.05亿元总资产的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却被”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37.3亿元获得。之所以会出现这宗”扑朔迷离”小鱼吃大鱼的交易，是因为国源联合、首大能源的幕后人物是曾庆红的儿子、吴官正的儿子与王乐泉的儿子。本来，他们凭借权力已经将鲁能吃进，可是由于《财经》的报道，他们不得不吐出了。因为涉及到中共高官，所以有人将这篇文章称为，”这是《财经》创办以来发射的最大的一颗炸弹”。虽然如此，《财经》却没有遭到什么大的影响，只是《谁的鲁能》这篇文章被各大网站删除，甚至《财经》的网站也不得不将其删除。

对此，王乐泉当然嫉恨在心，一直寻找机会报复。而《财经》在其地盘新疆借用记者证事件，正好给予他发难的机会。于是，王乐泉向中共最高当局反映，要求《财经》调整报道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不管《财经》采编的”联办”开始经常性审稿，并险些解散《财经》专门负责采写大案、要案的法制组。此后，《财经》高层与联办多次产生冲突。7月底，通化钢铁事件发生之后，《财经》准备将其作为8月3日的封面进行报道。然而，”联办”审稿后却将稿件毙掉，不准刊发。后来，看到其他国内媒体报道，《财经》将”联办”的禁令置之不理，在8月17日刊发了稿件，并在封面显著位置予以导读。《财经》的不”听话”，这当然引起”联办”不满。此后的8月31日，《财经》的封面文章《器官何来？》又为”联办”引来麻烦。于是，”联办”决定调整《财经》的办刊理念。

“联办”调整办刊理念，胡舒立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与她不做”政治娼妓”的新闻理想不符。正是为了实践新闻理想，胡舒立在1998年4月创办了《财经》，并将”独立、独家、独到”作为办刊理念。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要做到真正的”独立、独家、独到”，可谓难上加难。为此，《财经》采取打”擦边球”的方式，先后发表了《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君安震荡》、《谁的鲁能》等报道，揭露中共官僚利益集团的种种黑幕。

“擦边球”来源于乒乓球比赛，指的是在比赛中把球打在球台边缘而又不掉在地上，使对手无法接球而获得胜利。因此，打”擦边球”需要很高的技巧。在媒体中打”擦边球”，需要的技巧更高。因为与打乒乓球相比，其风险更难于计算。这就需要媒体人小心谨慎地计算与判断，报道可能会惹领导不高兴，但又不会使领导太不高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计算与判断是安全的，但也有不准确的时候，就会导致”翻船”。虽然，胡舒立被美国《商业周刊》冠以”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可是，在掌握权力的王乐泉面前，她的”危险”根本算不了什么，这种”危险”只能导致她”翻船”。

本来，《财经》是胡舒立一手养大的”孩子”。可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新闻理想，胡舒立却不能不选择离开。这不仅是胡舒立的宿命，也是中国所有打”擦边球”媒体人的”集体宿命”。

需要提及的是，《财经》集体辞职事件最早由凤凰网报道出来。而凤凰网由凤凰卫视主办。与《财经》一样，凤凰卫视也一直在打”擦边球”。然而，由于大打”擦边球”，凤凰卫视创办人刘长乐却在今年中共召开十七届四中之前，被胡锦涛训斥威胁，”如果你们再这样，干脆关门吧。”由此可见，面临”集体宿命”的绝不仅仅只是胡舒立。

在胡舒立之前，这样的媒体人实在太多：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杨、《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新启蒙》主编王元化、《南方周末》主编左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这些打”擦边球”媒体人中，钦本立被气死；戈杨、金尧如被迫流亡海外并在美国去世。

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边球”只能赢一分或两分球，要想赢得全局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为了新闻理想以及坚持良知，中国媒体人还是别无选择，只能打”擦边球”，即使面临”集体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