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是谁给了煤老板雇凶杀人的勇气?

10月12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白家峁村煤矿发生血案,一百多名黑社会打手手持木棍殴打在矿井西侧公路旁聚集维权的白家峁村村民,并用货车撞向群众,导致至少3人死亡,多人重伤住院。(10月13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非常遗憾的是,这又是一条出口转内销的消息,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最先报道的不是中国国内媒体,而是海外媒体,足可见得,此类事件在国内媒体眼中的敏感性。据当地的村民反映,在2008年5月份,曾调查当地煤矿安全、涉黑暴力和地方保护伞问题的《民主与法制》报记者在北京与白家峁村当时的村主任见面时,曾被临县警方跨省抓捕,最后被以”包庇罪”判刑一年。而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正义网,今年6月也曾披露其记者因调查白家峁煤矿产权纠纷而遭到暴力甚至死亡威胁情况。

很明显,白家峁村的煤矿问题是一根高压线,靠近它的媒体记者都面临着锒铛入狱甚至是死于非命的危险。难怪,在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后,中国国内的媒体会选择集体失语。此次事件得到了当地警方的证实,包括死亡数字。据称,之所以会有冲突发生,源于当地村民的集体矿井被官员私自出卖。因为村民们在近半年来坚持日夜看守矿井,阻止私人煤老板开采,最终遭到煤老板雇用的黑社会打手的暴力袭击。

山西是众所周知的能源大省,分布于该省内的大小煤矿不计其数,很多地方的农民全靠挖煤生活,一旦矿产资源被掠夺,生活便难以为继。在能源需求越来越大的今天,山西的煤矿行业产生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即使很多官员早已经是盘满钵满,但仍然无法改变那颗贪得无厌的心,他们支配着大的煤矿还不算,甚至还要想方设法地占有村民集体经营的矿井。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白家峁村的集体矿井在被当地官员私卖之前,并未取得村民们的同意,而买卖的合同却已经由当地官员和私人煤老板签订,这就必然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村民们为了生存,必须捍卫他们的集体财产,而煤老板在已经支付给了官员购买矿井费用后也希望能早日进行开采。从媒体的报道看,村民们并未有任何过激的违法行动,而是一直以温和的方式阻止煤老板开采,并且就此诉诸法律,希望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矿井争端。

村民们数次赴山西省高院,要求就矿井归属权作出裁决,但却迟迟没有结果。10月9日,村民们再次集体赴太原督促省高院执行处理此事,但最终却被警方驱散,带头维权的村长成平顺甚至在10月10日被太原警方抓捕。从这种形势看,继续下去必然会有冲突发生。果不其然,几天后的10月12日便发生了几位村民被殴打致死的惨剧。

惨剧发生后,村民们并没有因此而胆怯,而是采取集体行动,对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据报道,白家峁村的村民连续两天将死者的尸体陈列于公路上,当地警方企图阻止,但未能成功,最后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和其它群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一样,当地警方封锁了交通要道,严防媒体记者到现场采访,临县公安局一警员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称此事”是重大案件,不允许采访”。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官场的腐败程度也在与时俱进,官员进行权力寻租以及官商勾结的现象十分突出。强制征地、强制拆迁等违法行为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可以说绝大多数群体事件的背后都有官员腐败的影子在摇晃。白家峁村的集体矿井未经村民许可便被当地官员私自出卖给煤老板,这是典型的滥权行为,理当遭到村民们的反对和阻止。村民们连续半年夜以继日的抗争举动标志着他们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当地官员们的无法无天和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不作为则在此次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山西省内的煤矿企业有很多都是私营的,私人煤老板要取得矿井的开采权,自然需要得到官员的许可,而要得到许可除了要缴纳正常费用之外,还需要私下给予官员们好处。所以说,煤矿行业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官商勾结行业。据称,在山西当地,有些得到了煤老板好处的官员像狗一样,被煤老板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煤老板既然能和官员的关系如胶似漆,在煤老板和村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官员和警方便理所当然地要为其撑腰,帮助其压制村民。

据白家峁村村民向记者反映,当地警方和煤老板关系非常好,称他们完全是一伙的。此次煤老板之所以敢于雇用黑社会打手向村民施暴,很明显,即使不是官方怂恿的,也至少是官方默许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很多地方在强制征地和强制拆迁的时候,民众报警往往警察不出警,即使出警了,也只是做做样子,袖手旁观的大有人在。

白家峁村的此次惨剧发生在10月12日下午,煤老板雇用的打手们的暴行可谓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由此可见,他们在施暴的时候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打死村民大概也是在之前就已经预谋好了的,而并非出于意外。在他们看来,也许不打死几条人命,就不足以警告其他维权者。这些年,类似的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发生,虽然很多维权民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向他们施暴者却往往在事后逍遥法外。官商勾结、官匪勾结的现象并非山西独有,在其它地方也同样十分严重。

白家峁村发生的惨剧看似煤老板和当地官员的问题,其实却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在民众无法决定官员政治生命,无法制约官员权力的今天,这种无视民众根本利益和生命的行为时刻都有可能出现。很多官员和商人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往往置法律法规以及道德标准于不顾,民众如果不反抗,他们会得寸进尺,一旦反抗又会遭到各种方式的打击报复。维权在当下中国注定是一条充满荆棘且崎岖的道路,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作保证,相信类似白家峁村的惨剧还会层出不穷。

2009年10月14日

冉云飞:没有自由,何来国庆?

毫无制衡的权力傲慢无边这个六十周年的国庆对於我来说,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十月三日中秋节那天,我被成都市公安局国保警察从机场登机口强行带回来,软禁到书院街派出所,做了近九个小时的审讯笔录,签看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更签了“以上记录我看过,属实”的笔录证词,摁了不少的手印。警方谓我的博客文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并採了十三篇共五十二页的文章作为样本──其目的之一是阻止我到港大参加十月四至七日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当然不认可这个罪名,并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违宪且是恶法。我对警察说:“我并不认为我说的都正确,但我说话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一个正常的世界,需要尊重你的反对者。”

后被释放出来,在接受外媒採访时我说:拒绝我到港自然不公平,但我并没有怨恨。有许多人对我这样“懦弱”的态度不解,认为这只是一个低调自保的姿态,以免遭进一步打压的权宜之计。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非常困难,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因为这是我内心坚持的理念。

在这样一个官方对民意压制得比较厉害的国家,有许多底层的人活得很憋屈、不顺心,利益被盘剥,乃至无法生活。要做到没有戾气没有怨恨,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淘洗之下,在没有强权者率先释放善意的情况下,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仇恨的火种正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我理解那些怨气无处撒,仇恨无处发的人,但我还是希望官方首先要从制度建设上来化解各方的矛盾。我认为官方应该深刻反省这六十年来一切过失、错误、罪恶,向自己的民众道歉乃至认错.可惜的是,官方在六十年国庆上没有丝毫这样的表现,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许多中国人包括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一些外国人,都期盼共产党藉着六十周年庆的时候,能够释放应有的善意。但官方六十年来,一党独大,权力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衡,已经傲慢到不知妥协为何物,也不知释放善意为何事。

政府愚民、愚民拥政的恶性循环

我有幸在官方建政六十周年前后读了两本与“国庆”有关的书;一为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二为野夫的《江上的母亲》。龙应台从国民党作为国共内战战败者的角度,从微渺隐忍的个体视野,从细部切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创。多少年过去了,那些身不由己卷入战争之海、早已够得上是我们爷爷奶奶辈的死难者,我们许多人无论从内在反思还是从公开场合,何曾想到过他们是我们苦难的同胞?尤其是大陆官方依然美化国共内战中靠杀戮所得的“胜利”,来作为他们的“建国大业”,使大陆与台湾的情感隔阂不仅没有化解的余地,而且随着时间的延宕,政治理念也像台湾海峡一样难以填平。而野夫《江上的母亲》则可看作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陆版,其笔触文雅野道、抑扬複遝、深有内力。野夫从家族和个人的角度,记述了这六十年来大陆民众的悲苦生活、沧海桑田,被侮辱和损害的么叔,被革命欺骗的大伯,怀才不遇的同学李如波,整个家族被害自己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的父亲,父死不得见和母亲不知所踪的作者自己等等,无不是充满苦难的血泪文字。二书合观,一幅二十世纪中国民众的悲苦图便跃然纸上。

国庆应该从尊重人性开始,没有个人便没有国家,而不是相反。所以对那位坚持训练、被母亲欺骗没能与垂死父亲见一面的士兵王震,不应该受到传媒的表扬和人们的摹仿。这种价值基础的颠倒,违背人性来迁就党性,最终会变成彻底的奴役。一个国家是否值得爱,那是民众在利益权衡、情感聚合、族群文化认同上的一种自由选择,而不是遵循大言玄玄的爱国教条.

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如果非要庆祝国庆不可,那我们是否切实地问过,我们要而且能庆祝什么?难道我们庆祝自己成为奴才了么?庆祝我们的孩子变成了结石宝宝和大头娃娃,成为让领导先走的牺牲者,成为豆腐渣校舍倒塌后废墟瓦砾下的冤魂吗?难道我们中国人的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已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政府愚民,愚民拥政;越拥越愚,越愚越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恶性循环,似乎大有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趋势。因此我认为没有自由的国庆,就像经滕彪首创、由两位网友合力修订补充后的一副对联一样:党庆、军庆、官庆,妄称国庆;国安、公安、保安,何来民安?横批:独秀安庆.

二○○九年十月初於成都

刘晓波在狱中与律师谈三点感触

本周五下午3点左右,尚宝军律师和丁锡奎律师一起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刘晓波。

 

据尚宝军律师讲,刘晓波的身体还好,心情平静。但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刘晓波属于羁押期间,所以伙食费要自己付,而每次只可存入500元钱,不够用的时候刘晓波只好向别人借,刘晓波希望可以通过和警官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会见大概40分钟,因为有警官在场,谈话无法畅所欲言。当刘晓波问美国和欧盟对他的情况有何看法和反映时,尚律师谈到美国很关注,刚刚通过了一个议案,谈话马上就被打断了。丁锡奎律师也谈到了欧盟及世界对他的关注和声援。

 

刘晓波谈了三点自己入狱后的感触:一、他没想到《08宪章》竟然冲破重重阻力没有在摇蓝中就被扼杀,并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二、中国发展很快,经济、政治都在进步,但遗憾的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居然出现用枪杆子来对付笔杆子的倒退,这令他很悲哀;三、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有六四情结。对于六四的人和事,从道义和良心上,他一直想为他们争取点什么,所以二十年来才走上这条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不归路。

 

刘晓波着重问还有没人有因为《08宪章》而被抓捕,当他得知只有他一人因为这件事而坐牢时,感到很欣慰。并对两位律师转告的各界对他的问候和关注,表示高兴和感谢!

 

谈到下一步的辩护,尚律师说:刘晓波也认为延长两个月的侦察期很奇怪,自己的案子是公开的,所写的文章也是公开发表的,有什么可查的。刘晓波曾就这个问题向警官询问,但他们从不正面回答,只说“案子影响大”、“很敏感”、“正好是六十年大庆”之类的话来搪塞。

 

尚律师认为,只有看到检察院的起诉书才能确定如何来辩护。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肯定要做无罪辩护。

廖天琪:韦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误解?—-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五)

德国笔会理事会里有一位中国籍的理事史明先生,他负责这次书展期间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合作项目。在书展之前,他就跟张裕和廖天琪联系接洽合作事宜,并一同设计了几场很能吸引人的讨论会。德国笔会这次倾力相助独立笔会,租了一个宽约六米的展位,摊位上挂着视频,全程播放独立中文笔会制作的笔会简介光碟、印制了印有刘晓波头像的书包,免费赠送参观者,还有许多介绍笔会狱中作家的资料传单。当我表示感谢他们的支持时,得到的是谦逊的回答:“这是我们能够为中国大陆的写作同事们所能尽到的最起码的心意”,很令人感动。

1016日今天这场讨论会的主题是“韦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德式误解”。参加讨论的是韦伯专家王容芬博士和汉学家施密特格林策教授(H Schmidt-Glintzer以及德国笔会会长斯塔色先生(J. Strasser)。史明以优雅流畅的德语担任主持人。他首先宣布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李建红(小乔)于昨日由瑞典返回中国,途经香港时,被扣留在海关,并且并告知必须于17日之前离开香港。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迫害作家的例子。在场的记者们作了记录,因为这些天来,他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几位异议作家大胆的批评言论会给自己造成如何的的后果。 

提出基督教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端并兴盛的坚固基石的韦伯,曾经指出儒教、道教盛行的中国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王容芬一上来就否定了这一点,她举出了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受儒教影响的地区,照样资本主义发达。施密特教授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适合中国,韦伯的理论是在战争阴影下的产物,他认为自由应当有限度,否则会失控。中国政府就是用宪法来约束这种危险。他还说中国人民有宗教自由,全国各地许多教会,只要能在宗教局登记注册,人们就能去教会,而教会信众很多,其中不乏有钱人。这位教授代表的是西方社会里的“抬轿”典型,专门为中国官方捧场,以稳固自己进出中国享有特权的地位。他们向德国社会传达的是片面和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斯塔色先生身上有着欧洲六八世代“造反学生”的烙印,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韦伯的理论是否能够适用,哪怕是借鉴,都不愿下任何定论。他说西方花了两百年才步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如今要在二十年内成就这种转换,如何让人来做固定的评价?的确,当前中国曼彻斯特式的资本主义令所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失算。 

中国官方主办的多是由代表团成员所参与的纯文学性的讲座或朗读,如莫言、苏童、陈染、绵绵、铁凝、安妮宝贝、阿来、东西、余华、徐则臣、李洱、刘震云等。而在其他德方组织的会场上,则有平行的十数场、内容丰富、变化多端,涉及中国经济、文学、社会领域的讨论会。总之,节目繁多,参观者疲于奔命,笔者挂一漏万,在此只能点到为止。 

艾  鸽:感觉秋天(诗歌)

 

    好像秋天是你的眸子
    停在时间的树叶上
    而我来到了这里
    只发现明媚而找不到你

   
    好像秋天是你的发辨
    被梳理成丝丝情结
    而我也与之飘逸
    只看见月盘而等不到你
   
    好像秋天是你的嘴唇
    绽开着青春的鲜艳
    而我守望者夜星
    只留念花瓣而吻不到你
   
    好像秋天是你的柔指
    涂抹着心房的自由
    而我踏着光的旋律
    只陶醉乐曲而带不走你
   
    好像秋天是你的梦寐
    使人发现气郁熠熠
    而我打开了黎明
    只沐浴光芒而见不到你

杨莉藜:请进瓷器店的牛鬼——旁观法兰克福书展随感

西谚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A bull runs into china shop),意思是野性未泯的畜牲欣赏不了文明成果,只会把艺术精品糟蹋得一塌糊涂。如果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衡量,中共政权就是一头不折不扣的公牛,不守普世规矩,漠视文明底线,犟头怒目,无法无天,常人奉为至宝的东西它偏偏要打翻在地,粗暴践踏,丝毫不受政治伦理的约束。

从牛到牛鬼

侥幸的是,这头公牛这些年来的国际运程还算不错。逃脱了东欧和苏联土崩瓦解的命运不说,还赢得了世贸、奥运、世博、法兰克福书展……这些“国际名店”的入场卷。中共也很是知趣,往往不惜倾举国之力参与其中,力改国际社会的刻板印象,不惜代价把自己装扮成地球村里的文明人,且事实上倒也经常得手。

中共政权在国际社会上巧遇东来紫气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这头政治野兽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薄西山之时,及时嗅到了国际政治生态的巨变。如果不想成为历史上因无法适应生态变化而纷纷饿毙的恐龙,就必须改弦更张,收敛戾气,夹起尾巴。从邓小平开始的“夹尾巴”政策,为中共政权苟延残喘,进而日渐坐大赢得了时间,也使一些西方政要误认为接触和对话政策已经起到了点石成金的作用,纷纷为中共走向国际舞台大开绿灯。

但中共“夹尾巴”的韬光养晦政策自始至终是在外交层面,在孤苦无助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个政权依旧是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而且钱袋子越饱,野性越暴。

如果内政外交全方位审视,今日的中共政权严格说来是一头变色牛、双面牛。也许我们取用毛泽东咒骂异己时爱用的那个成语“牛鬼蛇神”里的“牛鬼”一词来形容较为贴切。今日的中共政权就是“牛”“鬼”兼具,既牛且鬼,又牛又鬼……内政上总是一头暴戾蛮横的牛,外交上,特别是对西方的外交,则是奸滑诡异的鬼。兽性鬼性俱在,惟有人性阙如。

中共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表现就是牛鬼品性的绝好注脚。牛,在于中共依然用蛮横的专制手段对付前去参加书展的不同声音——拒绝大陆作家出国赴会,对批评人士的活动动辄退场抗议,对异议图书则施以种种打压手段。鬼,在于中共巧言令色,见风使舵,游刃于国际游戏规则之间,既要树立“大国”形象,又不愿做出还自由于人民的承诺。

德国总理默克尔并在书展开幕式的讲话中强调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社会作用。作为东道国的首脑,她的弦外之音连聋子都听得明白。而作为主宾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讲话中则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提中国人应有的自由权利,而只强调生存权、发展权。他的讲话中对国际社会唯一承诺是:“在稳定地解决了13亿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基础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人有书读,而不是有写书和出书的权利。

据代表劳改基金会赴会的廖天琪女士观察,中共派出的作家们面对与会人员提出的西藏问题无言以对,只好闪烁其词,转而大谈歌德,把东道主拍得云天雾地。这些作家在真相的光芒下神出鬼没的躲闪功夫可以说深得中共鬼性的三昧。

请牛赏瓷能把牛熏陶成艺术家?

八卦小报上曾说,奶牛听听音乐能促进产奶,所以对牛弹琴并非毫无道理。公牛虽不产奶,想必听听音乐至少也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但是,听音乐能否把牛听成音乐家?同样道理,把习惯于糟蹋瓷器的公牛请进瓷器店,让它欣赏瓷器构思之奇美,造型之雅致,图案之逼真,做工之精妙……耳濡目染之后,牛是否能够成为收藏家或艺术家?这问题恐怕连拿摇唇鼓舌当饭吃的娱记们都不敢做肯定回答。

然而,奇妙的是,国际社会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着请牛赏瓷的事儿。给中共政权敞开贸易、科技、文化、教育,乃至军事等各种琳琅满目的店门,希望以文明的熏染来提升这头野牛的品位。那些乐观人士还常常把中共的那一半鬼性误判为牛性的消退和人性的复苏,从此对这个专制政权的劝诱和奖赏更是变本加厉。

当然,话说回来,给野牛提供一个机会,让它见识见识文明成就,看看不同于巉岩野树荒草的人文景观,肯定会让它多少消除一点点野气。比如这次国际书展就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中共表现自己的同时,也看到台湾、西藏的图书、劳改基金会的图书;听到吴弘达的人权讲座、贝岭戴晴龙应台的朗读、廖亦武的箫声……让这个政权知道它不可能垄断真理,不可能扼杀所有异议声音。

让人不能不遗憾的是,请牛赏瓷的意义恐怕也仅止于此。习近平的讲话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中共根本没有任何意图会在人权和自由问题上向国际社会让步。习近平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积极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对话交流,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排斥,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言外之意仍然是说,西方国家不要批评、干涉中国的事务。虽然他的用词是“文明”,但不要忘了,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早已重拾被毛泽东弃之如敝履的中国文化,摇身变成中国文明的代言人。表面上他是在振振有词地为文化多样性吆喝,实际上是在为专制政权的存在寻找合法的国际空间。

牛和“牢”

牛怕是永远也变不成艺术家了。但失却了一半的兽性,变得对文明有几分敬畏,这也算是对国际社会长期操劳的一种回报吧。然而,受中共直接威胁的并不是国际社会,而是十三亿中国人。面对六十年如一日的这头畜牲,无奈的中国人又该作何应对?

据说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就已经会驯化野牛了。方法很土也很简单。就是挖一地窖,抓一野牛塞进去,窖门口拿木栅封上。那情景反映到古文字中就是“牢”(甲骨文中已有此字的雏形)。

这种早已失传的方法其实正是中国人应该对待中共这头野牛的秘诀。倘若还有什么疑惑,不妨读读美国前总统布什关于“把统治者装进笼子”的名言: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邪恶是如何变成神圣的——“文革”英雄人物考

在“文革”的“大破大立”宣传中,军报连续推出许多“英雄人物”,作为“正面典型”来反复宣传,并通过对他们的宣传、评价,往里注入渗进自己正要鼓吹提倡的东西,为此他们不惜将某些一般言行加工拔高和利用改造,借题发挥,或索性制造、编造出一套又一套“英雄行为”、“先进思想”和“时代语言”。

  王 杰

  典型宣传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将本来是在意外事故中偶然丧生的人物,说成一个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将其树为“重大典型”来大吹特吹。

  例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是和民兵在一起进行爆破训练时,由于不慎使炸药突然爆炸而不幸牺牲,所在部队最初将此事作为“事故死亡”上报并请示处理办法。部队出了事故死了人,当然是一件糟糕的事,不仅所在单位的“四好”一下吹了,还得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这时有人“活学活用”了毛主席的“辩证法”即“变正法”教导,灵机一动地将此事来个反戏正唱,经过有关方面特别是军报某些“笔杆子”的加工创造,结果就宣传并树起了一个因“活学活用”而“舍己为人”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杰出典型,在报上连篇累牍地宣扬鼓吹了好几个月,使那个出了事故死了人的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出现了一个轰动全国的英雄人物,反使大家都因他的牺牲大沾光。事后我才知道,这次宣传正是按照林彪的直接授意进行的,事发并上报以后,林彪于1965年11月5日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军报就据此指示,借宣扬王杰的机会,宣传了军队在林彪倡导“活学活用”后的“伟大成果”,将本来的一件坏事,反过来吹成了一大好事。

  刘英俊

  也许是“好事”年年有,唯有“文革”多,就在“文革”运动全面展开时,黑龙江佳木斯的驻军部队,又出现了一个叫刘英俊的新典型。刘英俊为救护孩子拦惊马而献身,确是舍己为人的英雄行为。部队里组织人写出了稿子,要报道这一英勇事迹,并为此与军报进行联系。刘英俊所属部队23军搞报道的同志我都认识,他们来军报后向我说了一些其他情况,说是刘英俊在本连队曾被人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即他有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某位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和注意,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认为他为本部队增了光。不过一旦需要宣传他,所有负面的东西不仅一点不见,反而被说成是一直“先进”和一贯“优秀”的“活学活用”出来的“英雄典范”。军报的宣传就是这样的。

  对于刘英俊的宣传,军报一开始就大搞借题发挥和移花接木。报社派人将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发挥与提高,特别是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时代色彩的突出典型。1966年7月13日,军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生动详细地介绍了这位“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又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同时用“毛主席语录”中的话,配发了以“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题,画着刘英俊拦惊马场面的大幅美术作品。在当日的社论中,军报的

  “笔杆子”学习他的活动的各种照片图片等等。直到8月10日又出了一个新的英雄典型,对刘英俊的宣传才基本收场。所有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刘英俊的事为“载体”,强加进军报本身正极力宣扬的各种最新精神和提法,实际上都是借题发挥甚至别有用心的。这种做法早已是军报的“优良传统”,这次仅仅是“发扬光大”而已。

  蔡永祥

  1966年10月31日,军报又从一版到二版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通讯员采写的重大报道,说是在杭州钱塘江大桥守桥连队出现了一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蔡永祥,“一心为公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报道说,当年10月10日凌晨2时34分,一列载有大批大串连红卫兵的列车就要开到时,正在桥头警卫的蔡永祥,忽然发现桥南铁路上横着一根大木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就在列车已经驶近时,他奋勇上前全力抱起了那根大木头,使列车顺利通过,“红卫兵保住了,钱塘江大桥保住了!”只是蔡永祥也“壮烈地牺牲了!”同天报上发表了军报为蔡永祥写的第一篇社论:《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此后整个11月、12月都是对蔡永祥的先进事迹和向他学习的活动的连续报道。当时照例又选发了蔡永祥的日记及其手迹,那日记手迹当然是挑了又挑精选出来的片断,至于已更有军报对他的宣传评价。不过我去时这个纪念馆早已封闭了。有人悄悄向我透露,蔡永祥的英雄事迹宣传了不久,就偃旗息鼓甚至不好再提了。原来当时那个对“文革”运动“怀有刻骨仇恨”,居然在铁路轨道上放上大木头的“阶级敌人”一直没有找到,连那个“大木头”也不知哪儿去了。事件发生时正是凌晨,在场的只有蔡永祥一个值勤战士,他怎么知道即将开到的火车上坐的都是红卫兵、那火车后来又按时“顺利通过”?蔡永祥的英雄行为到底是谁又是怎样发现和被确认的?他当时推断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几乎一切都是无从查究的“无头案”,所以不得不停止宣扬和不再提起这个“文革”的“忠诚保卫者”的“英雄事迹”了。

  吕祥璧 李文忠 门合

  对蔡永祥的宣传到1966年底才停息,紧接着1967年春季又出现了一个“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因此他将像“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同志一样,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永远激励和鼓舞着亿万人民。”引号中的话都引自军报1967年5月31日社论。这一社论的标题就是后来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林彪的一句名言:“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社论中除了大段引用林彪的指示外,说吕祥璧如何“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说他“为我们作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榜样”等等。不幸的战士吕祥璧,成为不到一年内的第三个被军报宣传所利用的牺牲者。

  吕祥璧抢救红卫兵的事才过去几个月,江西又出了个事故。一批红卫兵正过一条江时,忽然翻了船,照例又是部队赶去抢救。有一个叫李文忠的战士,在抢救红卫兵时溺水牺牲了,这当然又成了英雄。军报很快为他掀起了又一个宣传热潮,连续发表社论和消息,将李文忠树为“支左爱民”模范,不仅一如既往地说他如何“活学活用”了毛泽东思想,又在社论和报道中将他的事迹和思想,总结概括出几句顺口溜式的新口号,这就是曾流行一时的“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在宣传李文忠两个多月后,西北地区又出了一个叫门合的部队基层干部,他在帮助民兵和农民试射防霜冻土火箭中,因意外爆炸事故而牺牲。据说门合在炸药就要爆炸时,迅速“扑向炸点,牺牲自己”,掩护了在场的群众。军报将门合宣传为“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的典范,又说他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榜样”等等。上面引述的这句话,是当时由军报“笔杆子”和某些“左派理论家”们共同创造的一个据说是对马列主义的新贡献的新提法,远在西北地区基层工作从不接触理论研究的门合,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这一最新时代用语,但是却成了实践和体现这一时新理论的“光辉榜样”。

  刘学保

  在军报当时宣传出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个一直活在人世间,他就是1968年4月24日见报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当天军报一版头条发表了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因此对刘学保的宣传,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与血腥气。

  通讯中介绍说,刘学保原是兰州部队才当兵一年的新任副班长,正在甘肃一个山区林场参加“支左”。据说他当时看到“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特别是“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认为“阶级敌人”一定要作“垂死挣扎”,他便“高度警惕”和“严密监视”着林场内一切他认为或感到可疑的人,结果认定了其中一个为企图破坏“文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1967年底的一天,刘学保发现这个“反革命分子”正要爆炸一座“新建”的大桥时,他就一边祷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最高指示”,一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那个“反革命分子”猛扑过去,经过一场“激烈搏斗”,他终于用自己带来的短刀和斧头,将那家伙连砍带扎“砸烂了他的狗头!”这时他又见到大桥下的炸药包正在嗤嗤地冒着烟火,随时都会发生爆炸,就又背诵着毛主席诗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冲向大桥,取下炸药包,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激荡着山谷的夜空,火光映红了大地,刘学保被震倒在河滩上……”,当人们得讯赶来时,刘学保“微笑”着要大家“不要管我”等等,结果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大桥完好无损,被刘学保砍死的“阶级敌人”罪有应得,他立即成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巍巍高山”式的“革命英雄”。

  就“文革”中军报所宣传的“英雄人物”来看,刘学保的事迹格外富有戏剧色彩。事实上,它真的是一部纯属虚构的,由他本人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闹剧、惨剧。刘学保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杀人凶手,一个卑鄙恶劣的政治骗子,被他“砸烂狗头”的那个“阶级敌人”李世白,是一个老实本分和勤劳的林场老工人。事实真相是,1967年12月17日晚上,刘学保偶然看到李世白外出,就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刀子和斧头,悄悄跟了上去,等李世白走近一座已不通车连行人都没有的破旧废桥时,刘学保突然扑上去用斧头朝李世白当头砍去,连砍几斧后又用尖刀往要害处连扎几下,使李世白死于非命。之后刘学保跑到桥下河滩上,将自己带来的一个引爆雷管拉响,炸伤了自己的左手表面,接着大声呼叫“抓反革命啊!”待有人来后他见人就说自己是如何为“保卫大桥”与“阶级敌人”李世白激烈博斗并战胜了他,最后终于保住了大桥的“英勇事迹”。他所属部队领导机关听说后,很快将这事报了上去,军报迅速组织了报道。此后刘学保不仅连升几级成为部队营级干部,还当上了兰州军区的党委委员,直至被“选”为“九大”代表,神气活现地到了北京,进了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多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与此相反的是,李世白一家突然成了“反革命家属”,被赶出林场,儿子因喊冤被抓进监牢,老妻被迫改嫁给一个疯老头,其余孩子都流落异乡改名换姓苦度岁月。

  然而历史无情人心是镜,天网恢恢法理难容。当年人们就对刘学保的“英雄行为”产生过怀疑,许多干部群众都曾公开表示,说李世白企图炸桥没有证据,刘学保根本不像也不是所谓的“英雄”,军报也收到了认为刘学保不是“英雄”、李世白也不是“反革命”的读者来信。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这些怀疑者反而都受到了追查、重压和惩处。直到“文革”以后,这事才被重新提起。当地的党政机关特别是政法部门,经过了反复调查核实和技术鉴定,终于查明李世白确实是无辜的冤死者,刘学保的所谓“英雄事迹”完全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为此,林场所在的甘肃省永登县召开了公审大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刘学保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接着公开为李世白及其全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及其应有权利。这些都登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法律与生活》等报刊上,军报自己也不得不作了相应的报道。不过并未为此表示过自责和内疚,更绝口不提刘学保的犯罪与军报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刘学保实际上是在包括军报在内的舆论工具的宣传蛊惑和煽动教唆下,从一个二十来岁的普通战士,变成了杀人凶犯和政治骗子的。不知后来刘学保本人有所悔悟没有,我只知道对刘学保等人起过煽动教唆作用的军报的那些“笔杆子”们,对于自己做过的事写过的文章,至今几乎从无悔意。不仅如此,他们还照常升至高位,如今有的已经离退休,正在安度晚年。而受过他们“教育”的刘学保之类的人物,也许正在“安度”着无期徒刑。

  我写下这些,将他们的“历史功勋”立此存照。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两个中国”

 参观者关注中国文化

10月14日,本年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正式开始。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40万展商在这个全世界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图书秀”上展示自己最新的作品和出版理念。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在布置精美华丽的主题馆尽展中国悠久的文化史和近年来文化市场的飞速发展。就在主宾国官方代表团100多位作家代表中国展现”软实力”的同时,一些对北京政府持批评意见的所谓异议作家也通过他们的方式展现中国的另一面。德国之声记者综述如下。

10月14日早上10点整,在法兰克福书展论坛一展厅是本届书展主宾国中国主办的一场研讨活动,由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德国蒂森基金会共同主办,讨论主题为”全球一体化中文学的独创性和融合性”。主持和参与讨论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北大德语系的资深教授、中国作家以及德国汉学专家、作家和蒂森基金会的代表。一个小时的讨论内容主要围绕如何通过翻译文学作品,促进不同国家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即使深受另一种文化文学的影响,也同样不妨碍保持本国文学独创性等。也许是因为探讨的话题过于专业,因此台下旁听研讨的人远不如展馆里参观和拍照留念的人多。讨论没有过半,已有不少听众退席。

14日上午11点,在3号展厅一个不足20平米的展台前已经聚满了德国媒体的工作人员以及书展访客。这个展台就是德国笔会PEN的展台。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共同举办一个主题为”文学与权力”的讨论会。由于听众将展台及过道围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讨论会主持人、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女士也费了一番周折才走到主讲台前。参加讨论的嘉宾有中国异议作家、环保人士戴晴,撰写《民以何食为天》的周勍,以及旅英作家、刚刚完成新作《北京植物人》的马建。

 中国作家戴晴

戴晴在讲话时开门见山地说:“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表达原本我想在我的故乡北京表达的话。开幕式上习近平说代表13亿中国人参加书展,我并不觉得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被他代表了,因为我们的书被禁止,我们出国受到限制。而习近平在讲话时只字不提中国的新闻管制,只字不提中国的书号还是由国家发放,只字不提被大家要求了多年的迟迟没有出台的新闻法和出版法,也只字不提赫尔塔?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穆勒在作品中反专制。我倒觉得,穆勒代表我们的地方更多一些。”

正在德国为新书搜集素材的作家周勍更是明确指出:”现在在中国分成了’你们’和’我们’,你要是不属于’我们’这派,那你就享受不了许多优厚的待遇,受不到重视和保护。”

周勍还讲述了他因为创作《民以何食为天》而在北京遭不明身份人士殴打受重伤,在警察局报案时,警察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作协的么?”在得知周勍不是作协成员也不是任何官员时,警察说:”那就没办法了,你不是我们的人。”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在讨论会结束后表示:”看到今天展台前挤了这么多媒体,我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因为这表示德国公众非常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作为主宾国财大气粗,可以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德国公众界也希望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不被中国官方代表的声音。”

廖天琪同时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的身份,明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廖天琪说,刘晓波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没有任何受到惩罚的理由。

法兰克福书展才开始第一天就似乎形成了两个中国展览阵营,双方都表现的自信而且有备而来。当然,所谓”两个中国”在此指的只是中国的两个或多个方面,并非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和台湾。但是,两岸议题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也确实有所体现。为了体现”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参展方特别设立了”台湾地区图书”展台,并且在每一本书上,(即使是科普性读物、装潢设计类书籍也不例外),贴上了一个醒目的绿色标签,上面注明:”本书中任何违反一个中国的立场和词句一律不予承认。”

赫塔·穆勒:黑色的大轴(短篇小说)

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他的双唇间是水。

穿过井可以看到一根黑色的大轴,可以看到它在村庄底下旋转着岁月。谁的病到了眼睛里,带着这样一只眼睛走进冥冥之地,就一定看到过这根轴。外公的脸是绿的,很沉重。

死去的人像转磨盘一样周而复始转动着那根轴,好让我们也快快地死去,也帮着去转轴。死的人越多,村子就越空旷,时间走得就越快。

井沿曾像绿色的小鼠串成的一根管子。外公轻轻叹息,一只青蛙跳上他的颊。外公的两鬓转动着稀疏的圈儿跳过我的脸庞,带走了他的发,他的脸,和他的额,连同他的唇和叹息,也把我的脸带到井边。

外公的外衣袖子靠在我手边。正午在树后发呆,林间颤动着却没有风。卵石路的上方,正午的钟声从石子里传出。

母亲倚着门框,满头蒸汽叫吃饭。父亲走进胡同口,在沙地上留下长长的影子。他把铁锤放在树下。我在石子路上追逐着自己的影子,从腿的影子里抬起脚。

外公的衣袖推我走进半开的厨房门。他的袖筒又长又黑像一条裤腿。透过盘中欧芹绿色的叶脉,我想看那根在村子底下转动年轮的大轴。母亲的嘴唇和下巴之间粘着一根泡软的欧芹叶子,她一边哧溜哧溜地喝汤,一边说:“今儿个村里的狗疯了似的叫个不停。”父亲用食指捞起已经淹死的蚂蚁放在盘子边。母亲盯着他的指尖,像是自言自语:“那是颗胡椒籽。”父亲咂吧着一颗“汤的眼睛”,轻声说:“吉卜赛人到村儿里来了。他们来敛肥肉、面粉和鸡蛋。”母亲眨眨她的右眼,说:“还有孩子。”父亲没有接茬。

外公用他又长又黑的“裤腿”和一只握着调羹的“脚”,探头去够盘底。“吉卜赛人和埃及人一样,”他说,“他们四处流浪,三十年后才安定下来。”“然后他们就帮着转那个大轴。”我说这话时没有抬头看外公。父亲推开空盘子,在他空洞的大牙上咂吧着舌头:“今儿晚上他们有表演。”母亲把父亲的空盘子摞在我的上面。

外公脖子里一圈儿汗,衬衣领子又脏又湿。

窗玻璃后面,就像在水镜下面,映着邻居女人蕾妮的脸。蕾妮额上爬着两道皱纹。其中有一道我认识,像绳子一样。

今年春天起,蕾妮的爸爸也开始在村子底下帮着转黑色大轴。母亲后来告诉我,外公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礼拜日,在正午的钟敲响之前,还去看过他。

白色的杏花越过院墙,菜粉蝶在空中翩翩起舞。虽然是礼拜天,外公没有穿他的外套,只穿了一件白衬衣准备动身。“省得看着不吉利。”他说。

我在白色杏树下问外公,邻居爷爷是不是病人眼睛,他是不是看见了井下的轴。外公点点头,没有做声。

于是我想看看那只眼睛。我在他做礼拜时穿的鞋后面两步远的地方央求道:“带我一块儿去吧。”外公停住脚步,说:“蕾妮星期二晚上生了孩子。你要去,就得带花给她。”

我四处看看,目光扫过裙边。菜园里莴苣正犹豫着一点点变绿,洋葱叶子像管子从地里爬出来,芍药叶片上顶着褐色的花蕾,外壳包裹着,像指节一样。外公在他的深色裤腿上揩着手。“我不去了,现在什么花都没开。”我盯着他的手说。

外公手举过头顶,把最低的一串杏枝拉下来。我摘了两枝杏花,树枝上的雪随着我的脚步飘到裙子上。“一枝是给病人的。”我说。外公的目光越过篱笆:“你送花给他,等于把他送进坟墓。”“他病得要死了吗?”我站在草地里问,离外公的礼拜鞋半步远。辣根在他的鞋底周围开放。辣根的气味太苦,不适合送人。

“去看病人,不能说病得要死了,那叫病重,”外公说,“记住这一点。”外公半闭着眼睛。

邻居躺在那儿像是睡着了。他的嘴也被蒙着,被单又白又硬像天花板。病人的额头被水浸透了。死亡是湿的。

外公在床前的一个凳子上坐下,礼拜鞋伸到凳子下,问道:“还好吗?”他的声音听上去也像病了。他说话时闭着眼。

病人睁开他大而灰的眼睛,我在里面看不到井。“乔治,生活是个大垃圾场。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病人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喊叫,“而人在年轻的时候却蠢得像稻草一样。”他用灰色的眼睛望着蕾妮。蕾妮双手按在嘴上,杏枝在她眼前交叉。“别说了!”她喊道,她的脸年轻而憔悴,我的杏枝在她手上光秃秃的。蕾妮把握花的手从嘴上拿开,说:“医生让他静养,不能想事儿,也不能说话。”她不自觉地把另外那只空手也从嘴上拿开。

外公把鞋挪到膝下,眼睛望着别处问蕾妮:“孩子怎么样?”“很好,他在长大。”“在长大,像个虫子一样长大,”病人说,“长大以后,他会问你谁是父亲,到时候你就像头牛一样站在他面前不知所措。”外公双手插进裤兜里,对着那双礼拜鞋说:“孩子没有父亲也一样长大。”蕾妮说:“如果他问起来,我就说,他父亲是酒鬼,是只公山羊。”外公抬起头,直视着蕾妮的眼睛:“每个人都有缺点,有缺点的人都会犯错误。”

蕾妮看着病人,用她的脸颊和贝壳一样的耳朵对着我说:“知道吗,鹳鸟给我送来个小男孩,他叫弗兰茨。”蕾妮额上有道皱纹,像一条绳子。“它还在给弗兰茨找爸爸。”蕾妮的手搭在我的脖颈上。

外公从椅子上站起身,椅子嘎吱嘎吱地响。病人的一只脚伸出床外,仿佛要伸出天花板去。他的弓形足很低,我从下面就能看到他的眼窝。

隔壁屋里传来小弗兰茨的喊声。那不是哭声,只是一种喊叫,声音大得像空旷的四壁。

现在蕾妮就站在窗后。额上两道皱纹之间是紧绷了一年的皮肤。

蕾妮隔着窗玻璃说:“昨儿晚上我那只红鸡丢了。”母亲打开窗子,头发飘到街上。窗扇像两面镜子立在母亲肩头。母亲说:“吉卜赛人进村了。”

外公把空盘子推开:“他们今儿早上才来的,又不是昨天晚上。”蕾妮冲着窗玻璃微笑,嘴角扭歪了脸颊。“听说,那个瘦瘦的、穿着袒胸露乳连衣裙的年轻女人演吉诺维娃。”母亲几乎没功夫喘气,俯在蕾妮耳边悄悄说:“鬼知道是从哪儿你偷来的。”边说边用胳膊肘蹭着窗框。蕾妮的目光越过母亲肩头落在窗镜里,梦呓一般:“你是说那件连衣裙?谁知道。不过她很有钱。”母亲转向父亲笑着说:“外面光,里边脏。”父亲咬着食指,蕾妮窃笑着说:“她想跟我要猪油,被我赶走了。”

蕾妮走了,一朵云映在窗玻璃中。母亲站在桌边。“鹳鸟还在给小弗兰茨找爸爸。”我望着街道说。

父亲跟着铁锤走到树下,外公跟着夏天,手提银色的镰刀走进三叶草地。我看着禾秆倒在他的脚下,仿佛它们太沉重太疲劳。

我在书中读到:女王的心在仇恨中煎熬。

母亲提着蓝色水桶走进马厩。

她在身后留下一片阴影。

女王派人把猎人找来,对他说:“杀了她。”

母亲手提一条铁链走出马厩。

但猎人是个软心肠。他给女王带回来的是一只幼狍的心。

铁链在母亲手上叮当作响。母亲把它缠在滚圆的小腿肚上。

那颗心还在流血。

母亲把铁链扔在她的光脚旁,对我说:“链子断了,拿去让铁匠修修。这钱拿着。”

女王叫人用盐水把那颗心煮熟,然后把它吃掉。

我一手拿着十块钱的钞票,一手拿着铁链。母亲问我:“你有手帕吗?到了铁匠那儿要闭上眼睛,别朝火炉里看。”

母亲的嘴在身后的胡同里朝我喊道:“早点儿回来,天就要黑了,母牛也该回家了!”

狗群狂吠着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太阳公公长长的胡须飘呀飘,顺着玉米地,一直把自己拖进村子底下。那胡子是火焰做的,火焰就在铁匠的风箱下面。

外公和铁匠一起当过兵,打过仗。“头一次,那是一场世界大战,”外公说,“全世界都看着我们这些年轻人。”

园子很高,阴影密布。园子里的地不是泥土,而是玉米铺就的。

“他的眼睛不是打仗时瞎的,”外公告诉我,“战争会死人。人死了,就整个儿都死掉了,”外公的小胡子一颤一颤,“就不会呆在村子底下,而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在什么地方转着黑色的大轴。铁匠的眼是打铁时弄瞎的。”外公告诉我,“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大男人了。”

火星溅到铁匠一只眼里,燃烧起来,眼睛立刻肿得像洋葱般大,变成蓝色。当铁匠再也忍受不了这只葱头般的眼睛的时候——它把整个脑子连同智力统统吃掉——就开始用针刺它。洋葱眼整天淌着脓水,先是黑色和红色,接着又变成蓝色和绿色。所有看过的人都惊叹,原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发出的光,会有这么多的颜色。铁匠在颜色的溪流中躺在床上,大家纷纷前来探望,直到眼睛里的颜色流干了,眼窝也空了。

街上跑着一辆拖拉机。它呼啸着窜到房子下,身后留下一片尘土飞扬的耕地。拖拉机手叫伊欧内,夏天也戴着那顶缀满缨穗的编织帽,手指上闪耀着一颗硕大的戒指。“他的戒指不是金的,”母亲说,“一眼就看得出。”她对婶婶说:“蕾妮真够傻的,竟然和那个拖拉机手混在一起。他只会酗酒糟钱,根本不管她。”叔叔在擦鞋,他往鞋上吐口唾沫,然后使劲用抹布擦。他边擦边说:“阉马就是阉马,这没什么好说的。”一边摇晃着他的秃脑袋。婶婶微耸肩膀小声说:“蕾妮也不管他爹,他的病怕是不行了。”

缨穗在伊欧内的头顶飘扬,伊欧内坐在拖拉机上吹口哨。拖拉机把他的歌碾进尘土和泥里,尘土在我脸上弥漫。伊欧内吹出的歌还没有完,还没有被碾死。歌声比街道长。

月亮开始只是个影子,新月还未升起。月光高高挂在天边,像沉溺在思想中。太阳依然闪烁着炉火的光芒。

去年的复活节星期天,外公和铁匠要了一瓶葡萄酒坐在小酒馆里。我站在桌边,靠着外公的胳膊,等着他一起去教堂。铁匠喝了一瓶透明的烧酒,开始谈论起“战俘”和“烈士墓”,外公透过玻璃杯上的一滴红酒,说起“略”和“摩斯塔尔”。“威廉永远躺在了摩斯塔尔。”他说。

回村的路上,铁匠唱起了《鸽子》。他的手指在空中跳起了舞蹈,一只眼睛也跟着跳,只有空洞的眼窝无法随之旋转。外公微笑着,浑身汗湿,在他的幸福中沉默着。看得出,他的目光正在回首过去的岁月。旧日时光已人黄土,堆积成丘,他的脚步僵硬而迟缓。

伊欧内把他的农田抛洒在村子里、房顶上,把拖拉机开进教堂后面的树林里。

唱诗班的女领唱走在我前面,她连衣裙上面的蓝色花束随风飘荡。有一次,在葬礼上,她在牧师身边唱歌的时候晕倒了。她张着嘴,吐出辣根草浆白沫,白沫顺着脖子一直流到衣领里。外公解开上衣纽扣,对我说:“她只是晕倒了,一会儿就好。”

我看见三个磨坊。两个是倒影,一个在水塘里,一个在云里。一片红色的云彩是女王,她穿着火焰般的云衫,透过灰色的秀发望着我的铁链。

我身后传来脚步声,在石子路下回响,随着我的脚踵从人行道里走出来。我没有回头。脚步声稀稀落落,步子比我的大。农技师超过我的时候,我的链子缠在了裤腿上。我嘴里嘟囔了一句,算是问候。农技师的鞋子闪闪发光,他高高的白耳朵没有听到我的问候。

农技师穿一身浅灰底子、有暗灰色鱼骨形花纹的西装,花纹从肩部到脊背由浅而深。农技师在他鱼骨纹的黑色旋涡里跟在女领唱身后。他没有走在石子路上,他的路在离地面膝盖那么高的地方,在女领唱的小腿肚上,灰白色,呈椭圆形,在脚跟处太窄了一点。他真的在脚跟处摔了一跤,然后就再也跟不上那飘飘的裙子了。于是,我的前方,石子路面上,给他留出一片更宽更低的路。

街道另一边走着邮差,他的帽檐像屋顶一样。我能看见他脸颊的根,能看见他的小胡子,只是看不到他的嘴。

铁链在我脚下叮当作响。我没去找铁匠,而是朝路堤方向走去,因为我听到路堤后面传来歌声。那歌声就在路堤里面,高远悠长,只得流向村庄。歌声像夏天的雨落在泥土上,柔软而忧伤。

那是小提琴唱出的歌,琴弦宛若架在村子上空的电线。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仿佛从地下传来,在宽阔的大街上吟唱着马儿和饥饿的痛苦。

路堤之上,黑色列车驶过的铁轨旁,青草茂盛。草儿在山谷中,因驶过很久的列车的气流而颤抖,因那些从不驶进夜里、第二天才开进村庄的列车而颤抖。

马儿在永远颤抖着的、随列车短暂摇摆的草地上吃草。一匹马的马鬃上系着红飘带。马的脸上都是骨头。“它们要流浪三十年,然后才安定下来。”吉卜赛人的马也是吉卜赛人。

路堤后面有两辆支着圆形帐篷的吉卜赛马车,车轮上挂着布满尘土的灯笼,灯笼里是被淹死的黑色灯芯。

马车旁边是围成半圆的人群。站在最后一排的人有裤腿,有小腿肚,有后背和头。倒数第二排的人有肩膀、脖子和头。第一排的人有发尖、帽檐和围巾角儿。

人群前面是一面布做的墙,那是幕布。幕布前面是舞台,舞台上站着猎人,穿一身绿外套,说道:“公爵大人。”他手里是一颗硕大的红色的心。

女领唱的下巴拾得太高,嘴巴张开着。她嚅动着嘴唇,抓向自己的头发。公爵的声音提到最高时,她嘴里的一颗牙在闪闪发光。

歌手走上舞台,将下巴搁在小提琴上,开始边拉边唱:“你这黑皮肤的吉普赛人,快给我表演吧。”我婶婶目光潮湿,手指按在嘴上。叔叔嘴里吐出烟圈,向她头发里吹了一只灰色的大鸟,他的颧骨蠕动着。

我把铁链放进草地里,我不想让它的叮叮当当打扰歌声。我站到半圆形的人群边上,站在舞台边。农技师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我眼中,那就像衣服下面的鱼肚子。农技师的目光越过歌手的小提琴,擦着女商贩的脸,落在女领唱的脖子上。她的小腿肚被邮差的裤腿遮住了。

吉诺维娃在一个圆形铁盆的水镜中照着自己的脸。铁盆周围装点着杨树枝,铁盆就成了森林中的一片湖。

吉诺维娃闭上眼睛,从手上摘下戒指,看着自己的孩子,让戒指滑落水中。她在湖边弯下身体,不停地哭泣。

蕾妮站在第二排,和我母亲的裁缝在一起。裁缝穿一件豌豆绿的、有白色尖领的长裙。她给母亲缝制裙子的时候,领口总是开得很低,所以母亲的裙子都是枯萎的,裙子底下的胸部也凋谢了。蕾妮看着吉诺维娃微袒的胸口。自从他父亲开始转黑色的大轴以来,蕾妮一直穿着领口紧锁的丧衣。她拽着黑裙子上的纽扣,对裁缝轻轻耳语着什么。越过胸口,她用眼角瞟着伊欧内的脸。她的头纱的一角是黑色的,黑角掠过白色尖领时吓了一跳。裁缝瘪着嘴。伊欧内在铁匠的额前晃动着他的帽穗。

公爵的脸弯向湖边,双手浸在湖水中。铁匠在酒瓶口上湿润着他的嘴唇。邮差的帽子滑到脸上,帽檐吃掉了他的额头,胡须吃掉了他的嘴巴。

公爵手里抓着一条鱼,他用小刀划开柔软的鱼肚子。刀把儿是白色的。鱼肚子里有公爵夫人的戒指。

我听见路堤后面牛在倘佯。它们的哞哞声被夜晚拉得悠长,被牧草撑得疲倦。我的铁链躺在一只大鞋旁边。邮差扔了一根烟蒂在铁链旁。烟蒂像一只燃烧的眼睛。

歌手在唱一首关于漂亮女人的歌,他的嘴唇在琴弦上变得柔和。铁匠举起酒瓶送到唇边,收回了他还没有流干的五彩的目光。他微笑着,啜饮着。伊欧内的缨穗随着被温柔歌唱的爱情飘进他空洞的眼窝里,只剩下一只欲望的眼睛。铁匠举起手喊到:“嘿,给我们来一首《鸽子》。”歌手在琴上乱拉了一阵,才在手指问和嘴唇上找到那首歌。我叔叔晃着他的秃脑袋,拍着巴掌。婶婶用她弯曲的手指抻着衣袖,嘀咕了一句:“你这傻瓜。”

女领唱闭嘴哼唱,农技师的膝盖在跳舞,伊欧内的手指在跳舞,铁匠用嘶哑的嗓音大声和唱,蕾妮的脸颊上有一滴圆润的泪珠。裁缝从黑色丧衣和蕾妮的眼泪中挣脱出来,一身豌豆绿,在她白色尖领的快乐中喊道:“太棒了!”

公爵穿过舞台,他的身后是三个侍从,侍从身后是一匹马。侍从比公爵矮,也比他老。马鬃上系着红色飘带。

伊欧内望着马腿,他的缨穗掠过铁匠的嘴。蕾妮咬着她丝巾的一角。

“尊敬的陛下,”年长的侍从说,“猎人证实吉诺维娃还活着。”最矮的侍从跑开去,用手指着茂密的灌木丛。裁缝在蕾妮的耳边低语。

“这是在梦里,还是现实?”公爵喊道。吉诺维娃从灌木丛中站起来,她的头发又长又黑,黑色的发梢滑进夜里。她的长裙很轻,没有凋谢。

吉诺维娃跑向公爵,身后是她的孩子。孩子手中抓着一只巨大的蝴蝶。蝴蝶色彩斑斓,在孩子的奔跑中颤抖。当吉诺维娃身后的孩子站住时,公爵喊道:“我的吉诺维娃。”吉诺维娃喊道:“我的希格弗里德。”两人拥抱在一起。蝴蝶不再颤抖,蝴蝶死了,它是纸做的。

邮差紧咬牙根。他有嘴,也有牙,他的牙有刃。女领唱笑了,她的牙是自的,是辣根,是泡沫。她的肩上挂着一束蓝花,花束向她的手臂弯下身子。

系着红飘带的马在舞台上吃草。希格弗里德把孩子举向空中,孩子赤裸的脚丫在他嘴前晃荡。希格弗里德的嘴张开着。“我的儿。”他说。他的嘴张得那么大,仿佛要把孩子赤裸的脚趾吸进去。希格弗里德对侍从说:“现在让我们来一同庆贺吧!现在该是快乐的时刻。跳舞吧,我的人民!”他把吉诺维娃和孩子放到马鞍上,马蹄践踏着草地。我知道,它刚才在路堤上吃过那些一直颤抖着,一直随列车飘荡的青草。“一会儿它就要远离那青草去流浪了。”我想。

吉诺维娃挥着手,孩子挥着死蝴蝶,伊欧内挥着粗大的戒指,邮差挥着带檐的帽子,铁匠挥舞着空瓶子。蕾妮被黑色紧锁,她什么也没有挥。裁缝喊着:“太棒了!”农技师挥舞着鱼骨袖,我叔叔喊着:“德国吉普赛人是德国人!”

我的铁链像草地一般黑,我看不见它,它和它的两端一起滑进了夜里。我跺着脚找它,我听见了它。我挥舞着我的手帕。

歌手走上舞台,挥舞着小提琴。他用撕破的嗓音歌唱。他的小提琴的肚子像夜一样深沉,在我身下低吟:“命运有时如此残酷/当我们以为毫无希望时坏知何方又露出一丝光明。”

女领唱哭成了一团揉皱的手帕。一个姑娘走到歌手身旁。她手提一只点亮的灯笼,头戴一朵巨大的凋谢了的玫瑰。她的肩露在外面,被通体照亮,她是玻璃做的。农技师的目光滑过这肩膀的玻璃,他的鱼骨把他带到我身旁,离舞台很近的地方。

歌手唱起一首表现缺吃少用的歌。姑娘的手臂因光滑的皮肤而透明。手臂在一忽儿滑到肘部,一忽儿又奔向手腕的一长串热烈的手镯中叮当作响。手镯在闪烁中断开,又在灯笼的火焰中完整。它们被光烤得灼热。

姑娘手拿一顶帽子,从一张脸走到另一张脸,从一只手走到另一只手。

我那站在最后一排的叔叔满面红光,把一大把硬币扔进帽子里。女领唱手中落下一张揉成一团的纸币,灯笼照亮了她的脖颈,冲刷着它,直到钱掉进帽子里,没人暗夜。

姑娘穿一件白色椭圆形紧身胸衣,像眼白一样紧绷着。在灯笼的微光里,能看见她胸部圆圆的褐色眼睛在里面游泳。邮差的手停在帽子上,他的小胡子颤抖着,双眼像萼片一样,铺在姑娘肚脐眼上枯萎了的i小小玫瑰的四周。

农技师手中乱响,仿佛那些鱼骨已经干枯。姑娘的大腿顺着他的手滑向胳膊。她摆动臀部,分开短裙的流苏。农技师的鱼骨纹闪动着灰色。他的眼睛和伊欧内的眼睛一起,在姑娘大腿之间的狭窄三角区挤来挤去。

蕾妮的眼睛大睁着,眼角又硬又白像墓碑。伊欧内的戒指在黑色的帽子上闪烁。他嘴唇潮湿,嗓子提到了下颚。

我的眼睛淹没在丝质三角区里。我让我的钱经过热烈的手镯掉进帽子里。当我看见白色三角区周围那长长的黑色毛发在我的手指旁边时,我的手太吃一惊。

蕾妮挂在裁缝身上,两人一起走向路堤。她们像空衣服架子在行走。蕾妮回头看了两次。伊欧内吹着他已被碾死的歌,从后面欣赏着丝质三角区姑娘。女领唱已走上路堤,她的长裙闪了一下,即刻就消失了。农技师的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姑娘端着帽子走到幕布后面。伊欧内吹着口哨走向他的拖拉机。

路堤黑而高,草黑而低。我的铁链不在脚下了。我弯下身子,眼前是这么多的泥土。我原地转了几个圈儿,草是湿的,我的手冰凉。我的铁链被淹死了,它逶迤而行,离开我,到看不见的隐藏的蛇那里去了。它去流浪,去了离我三十年之遥的地方,和吉卜赛人流浪了。‘

啊,我的铁链,还有铁匠,还有我的妈妈,还有,我的钱。

幕布在风中鼓起一个大包。吉普赛人的火很红很烫,像我的脸,像我的眼睛,像我独语的嘴唇。篝火的烟,浓得遮住了吉普赛人的眼睛,遮住了吉b赛人的鬓和手。篝火的烟雾吞没了他们的头发,将它们扯散,像吹灰色的面团一样把头发吹大。我走进这烟雾中。它没有吃掉我,而是带着细密的褶皱和凝固的扇子,穿着黑色的外套和鞋子,飞进空气中,让我呆站在那里,然后把我送上回家的路。

歌手在喂马。鬃上有红色飘带的马望着月亮。

我像被流干了一样向路堤走去。月亮空寂。路堤前坐着个女人,她的衬衣比黑夜还黑。她的裙子摊开来,裙子下面塞塞搴率。她用一只苍白的手揪着草,大声呻吟着像是为了死亡。路堤上站着一个黑糊糊的男人,抬头望着天。“这时候我们本该早到家了。”他说。那是我叔叔的声音。

有一股腐烂的肉的气味。婶婶撩起她的裙子,黑衬衣下面是一块亮斑。那亮斑很大,有两个月亮那么大。婶婶用一把草擦她的屁股。叔叔在路堤边上来下去。他忽然停下来,喊遭:“我的天,这气味像瘟疫一样臭!”

天空散发着粪便的气味,路堤在黑影中站在我身后,把天幕拉下来,把它拉到自己前面的铁轨上,像是拉一列黑色的火车。

水塘不大,伸出一面镜子。它不可能映照这么多大便和这么多的夜晚。于是它在月亮的口袋里盲目地呆站在那里。

磨坊前面有一只鹳,翅膀在黑暗中腐朽,它的腿因水塘而开始腐烂。

但是它的脖子很白。“它飞翔时,在空中死去。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哀怨。”我想。我一边走,一边在黑暗的空气中看见到处都是我的铁链。我喊道:“把你的喙子伸进大便,走进泥浆去给小弗兰茨找爸爸。”

街道两旁是葱郁的树林,它们在春天开放。夏天来时,它们的叶子变成红色却没有果实。它们没有名字,这些红树。它们轻柔地沙沙响,我的铁链不在里面。

篱笆后面,一只狗的心在吠叫。在红色的树林上面,一只年轻狍子的心冻僵了。

铁匠铺的窗口暗下来,铁匠已经睡了,铁匠的炉子已经睡了。还有许多窗口明亮着,没有入睡。

辘轳静静地躺在那里,井睡了,它的铁链睡了。一片云在巨大的粪便里游荡。它在沉睡的天空里忽高忽低,鞋上沾满白色的野生辣根,在脖颈上飘舞,和蕾妮的红鸡一起在脖颈上飘舞。

红鸡上面,一张脸喊叫起来:“你的铁链呢?你的钱呢?”我们家的窗户被火光映红。村子空了,乔治,村子空了。我在窗边谛听。收音机沉默着,母亲叫喊着,父亲沉默着。

外公睡了。乔治做了个梦,在梦中他看到一只青蛙跳上我的脸颊。

黑色的大轴转着。

李贻琼译from《译林》2001.06

赫塔·穆勒: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短篇小说)

贺骥译

1

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还活着。人可以默默无闻地活着。

我知道他再也不来了。

每当铁皮咯吱作响的时候,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树皮或者看见某人手中拿着一块手帕的时候,我就会浮想连翩,我就会想起我没有看见的某种事物。也许我应该想那些映入我的眼帘的事物,但是我不敢想。谁能告诉我必须想多久才能牢记那幕惨剧呢?怎样做才能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对它的记忆呢?

我不知道我应该看外部世界的白树皮还是应该潜沉于内心世界之中。

我在工厂里当了三十四年的女工。我上夜班,黎明时回家。

我的居室十分冷寂。每当我上夜班的时候,居室里的地毯就长满了绒毛,黎明时桌子居然深深地陷在绒毛之中。所有的家具都在昏睡。

每只桌脚都渐渐沉睡,我怎能在夜里安睡呢?夜晚我逃离了居室,去工厂上班,与螺丝钉为伍。别的女人在家中与丈夫耳鬓厮磨,而此时我则在工厂里为这些女人做善事。

拂晓时我下夜班。在回家的路上我仰望苍穹,皓月悬浮在大树的上空。树叶还在昏睡。夜空布满了灰尘,树叶非常疲惫。冬季光秃秃的树木也很疲惫,秃木显得异常沉重。

拂晓时明月高悬在公共汽车站上空——卷烟厂的上空则高悬着一轮朝阳。同一片天空上的两个星体居然比脚趾还小。冷月开始变暖,它驶离树木,朝我迎面飞来。朝阳开始变冷,它飞入树林,飘到我的脑后。

冷暖颠倒了,但是这种颠倒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每天清晨我走出一日之始。太阳睡眼惺忪地望着我的后脑勺,前面是我的脸,我的脸彻夜未眠。苍天弯着腰,天穹上飘着羊毛,在城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天的脊背。

黎明时出现了两排脚趾,它们分属于两双不同的脚。有两个人的生活原本可以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两个人并存于世,相距遥远。但是我并没有想起这两人。我的上腭感觉到了螺丝钉的焦渴,这种焦渴令人想起破旧的天鹅绒。当我看见那两个脚趾般的星体时,我突然想起了那幕惨剧。我在心中默念道:现在你居然想起了此事。

每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想起了那幕惨剧。那幕惨剧如鲠在喉,我必须将它咽下去。

每当我进家的时候,我的居室还在昏睡。屋中无人的时候,居室除了昏睡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有人在居室里走动,或者坐在居室中,或者四处探查,看家中的财物是否还在,那么居室将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我不知疲倦,归途和晨风只是勤奋工作中的匆匆过客而已。回家后我上床睡觉,我的床一直在昏睡,我的枕头一直在昏睡。从夜晚到黎明,床边的桌子在地毯的绒毛中越陷越深。

我在工厂上夜班,回家之前我总是要喝一瓶牛奶,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我把牛奶瓶放在嘴边,然后一饮而尽。牛奶就像雪水一样清凉,它冲走了我脑海中的螺丝钉。喝完牛奶之后,我在工厂的厂房里来回踱步。我抬起脚,像水罐一样走来走去,水罐里,一根长棍子顶着个舌头。

我躺在床上,渐渐沉入梦乡。然而这睡梦并不是我自己的睡梦。我的床比我睡得更久,更深沉,在昏睡中我梦见我身穿一件无色透明的连衣裙。假如有人透过连衣裙看见了我的身体,那么这件连衣裙肯定是由玻璃制成的。但是并没有人看见我的身体,要么我没有穿连衣裙,要么他人无法透视我的身体。

每当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我们站在城郊的土豆田里。我身穿连衣裙,土豆苗则绽开着淡蓝色的花。他用一只手牵着我的手,用另一只手指点着连绵的山峦。群山嵯峨而苍白,山麓居然和山峰一样瘦削。我说:那不是山,而是房屋的墙,你的画像就挂在屋墙上。他说:墙下面是矿山。我反驳道:是坟墓。他说:是矿山。我心中暗想:是坟墓。

某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有个男孩站在卷烟厂的拐角处,他手持一把红色的左轮手枪。当男孩举起左轮手枪时,我居然无动于衷。就在这时一阵风沿着长长的院墙吹了过来,吹得工厂的铁皮招牌咯吱作响,招牌上画着一个闪光的喇叭。

如果不是风把铁皮招牌吹得咯吱作响,那么我就不会注意到清晨居然有一个手持左轮手枪的男孩站在卷烟厂的拐角处。

风在吹,一股扬尘向上飞起,形成一个旋涡,旋涡比披肩略小一些。画有喇叭的铁皮招牌发出了短促的咯吱声。这些景物使我想起了他。这句话我几乎脱口而出;风在吹,铁皮招牌在咯吱作响,风在吹,树木簌簌作响,风在吹,风吹得我的头发向上飞扬,但是它并没有吹落树叶,这些景物和他毫不相干,而你居然在此时想起了他。

2

我没有看见邮递员。黎明时他从不从我身边走过,黎明过后我也从不从他身边走过。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他的长相。我永远不想看见他,因为我觉得他每天都会带来一条消息,一条好消息或者一条坏消息,他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带来消息的,他带来消息完全出于自愿,即使我不存在,他每天也会走上这条邮递之路。送信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从未见过他把装有消息的信件塞进邮箱的开口。他没有必要来看我的笑脸或者看我的哭相。也许他忘了把信件装进背包而只是背着空空的行囊虚度时光。我并不知道他的背包里有没有信件。

流年已洗去了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差异。我长期独居,对世事早已麻木不仁。

3

仲夏时节每三个花园里就有一个稻草人。我懂得稻草人的制作法:首先把两个树枝钉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十字架,然后将较长的树枝插进地里,在插入处的周围垒起石头,稳住树枝,给树枝的顶端戴上草帽,然后给较短的树枝穿上外衣,给较长的树枝穿上外裤。制作者拿来一件黑衣,把黑衣套在十字架上,塞满稻草,然后给黑衣系上扣子。

有天夜里我溜进花园,把稻草人的黑衣从十字架上剥了下来。当我剥掉黑衣之后,构成十字架的树枝露出了白色的树皮。我只是想脱掉稻草人的黑衣,并从树枝上摘下稻草人的草帽,因为几个星期以来每天清晨我都路过花园,花园里的稻草人引起了我的联想,我觉得他就是稻草人的原型。黎明时邻居们还没有起床,花园里长满了夜一般冰凉的覆盆子,覆盆子红彤彤的果子滚到了路边,它们时刻准备着流血。干瘪的芸豆在晨风中摇摇晃晃,丁当作响,明亮的豆壳中好像装有石头。

我把塞满稻草的黑衣扔到了花园的小路上,于是稻草人消失了,只剩下露出白色树皮的两个树枝,黑衣从此与他脱离了干系。树皮也与他无关,我绝不会从树皮联想到他的皮肤,这种联想纯属自我欺骗。

但是每当我看见白树皮的时候,我就感到全身冰凉。

我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必须忍受无聊。车厢外面涌动着来自天宇的波浪,田野和树木一晃而过。铁轨在歌唱。有些乘客在交谈。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铁轨发出轰鸣的时候,交谈者立即陷入沉默。在行驶的火车中无法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即使有人在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也是长话短说。

交谈结束之后,车厢里一片寂静。

每当我们谈论囚犯的时候,我们总是提到火车和铁轨。但是火车和铁轨并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有一个男人在火车上谈他自己的婚姻,他说他无法忍受他的第三任妻子,他从不去找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喜欢去他的结发妻子的家,他每周去一次,他请求他的发妻准许他在她的家中过夜,他的发妻给他留了一张床。他讲完之后四周一片寂静。寂静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独自歌唱的铁轨也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所有这一切也许和他有关,但是它们在我的头脑中无法激起关于他的联想。

那个男人从皮包中取出一块手帕,手帕是刚熨过的。手帕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我于是自言自语道:现在你终于想起了那幕惨剧,现在你终于想起了他。

那男人揩干净了嘴角,然后把手帕放回皮包。

火车在开往下一个城市的途中,铁轨旁有一些小火车站,火车站后面有小村庄。那个男人睡着了,他的脸颊紧贴着窗玻璃。火车还在向前行驶,当它在前面一个小火车站停留的时候,我想下车去透透风。我想穿过候车室走进村庄。观赏农家的篱笆和小窗,在村子里买点东西,买点能边走边吃的东西,比如一块小面包或者一个苹果。

但是当火车停在某个小火车站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下车。那个用过手绢的男人在睡梦中能感觉到火车到站了。他能感觉到火车刹车时的震动,并且能觉察到铁轨已停止了歌唱。我发现他用紧闭的双眼寻找火车站,他的眼球在转动,但是眼睑却没有苏醒,他的眼睑太沉重了,以至于他无法睁开眼睛。我发现他的眼睛停止了转动。他紧闭着静止的双眼,最终没有看见火车站。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根本没想站起来,然后向前迈出第一步。但是当火车再次向前行驶的时候,我又想在下一个火车站下去,这种想法毫无来由地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

我知道:正因为我不愿意下去,所以我才想到下车。我所要的只是想到下车而已。那个男人刚熨过的手帕原本和其他事情毫无关系。但是手帕却成了我的思考对象,于是我自言自语道:现在你终于想起了那幕惨剧,现在你终于想起了他。

我必须去那座城市。中途下车的想法像洪水一样把我冲走了,洪水也没有把他带回来。即使我在陌生的小村庄里待上一整天,邮递员也不会送来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每座城市都比刚熨过的灰边手帕大,每座城市都比他实在,可是他却离我更近。

那时我还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

4

有时我会把好消息和坏消息弄混,结果一切都颠倒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只有时间才能让它恢复原样。

清晨,每当我掸枕头的时候,我心中暗想:假如我不是一位单身女子,那么我现在会掸两个枕头。我把枕头搁在敞开的窗子上。就在旭日东升之前,晨风十分凉爽,城市污浊的空气尚未弥漫在空中。这时我发现外窗台根本没有放两个枕头的空间。此时的晨风并不凉爽,因为太阳早已高悬在另一条街道高大的树木之上。晨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吹凉两个枕头,因为中午正朝着我们快步走来。

我把盛有自来水的咖啡壶放到火炉上。烧开水时我自有分寸,水壶只装有两杯水,太多的水简直是浪费。每当我把第二杯水倒进壶里的时候,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个单身女人,那么我需要四杯水。沸腾的水泡在壶底独自歌唱。我把第三杯水放在水壶的上方。每次我都把第三杯冷水放在开水的上方。但是我从不把他的冷水倒进水壶。我总是把第三杯冷水倒进洗涤槽。第三杯冷水下面是我伸出的手指。我让杯中的冷水顺着我的手指缓缓流淌,第三杯水倒光了之后,瓷杯又可以装第四杯水。我让第三杯水在我的手指上缓缓流淌,我感觉到了水的持续浸润,于是我误以为这是第四杯水。

做饭的时候我常把装有土豆的篮子拿进厨房。我取出一块大土豆,开始削皮。然后我又取出第二块土豆,让它在我的手里转动。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个单身女人,那么我就会给两块大土豆削皮。但是我从不切第二块土豆,我只是削去土豆芽,然后把它放回篮子里。

人们在谈论囚犯的时候总是提起土豆。但是我的土豆与囚犯无关。我原本可以想起监禁营里的熟土豆的,但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联想。我把玩着手中那块削了皮的大土豆,我知道:他的大土豆今天已经逃脱了被切割的命运。只是在明天他的大土豆才会被削去外皮。

我心中暗想:两个土豆中我只煮一个土豆,而留下另一个土豆,半年下来,留存的土豆能供他一年食用。数年之后,留存的土豆将多如繁星,这令人想起城郊广阔的土豆田。我知道,如果他看见了城郊大片的土豆田,肯定会满心欢喜。

我总是吃得很快,从未仔细品尝土豆的味道,只是为了吃饱。我坐在椅子上,眺望窗外的街景。有时我手里端着盘中餐伫立在窗边,望着窗外的行人。有时我只是站着,或者叫喊,或者环顾四周,或者默默无语。

因为我能够自由地观察行人,所以我可以吃得饱。

行人在窗外行走,站立,或者四下张望——我觉得他们并不那么陌生。从楼上看去,他们显得十分渺小。我无法从面部辨认出他们是不是我的熟人。

我只是略微咀嚼了一下就把食物吞进了头部,向上吞咽是我的饮食习惯。食物盖住了我的头脑。我的眸子开始变暖和了,我转动了几次眼睛,温暖淹留在我的眼中。

有两个刑满释放的男人最爱吃土豆,但是他们在进监狱之前并不喜欢吃土豆。每当我用餐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两个男人为什么爱吃土豆。其中的一个男人说,一块热土豆就是一张温暖的床。另一个男人则说道,嘴里的一块热土豆就是突然来临的夏季,又可以忍受数周的寒冷。他接着说道,如果他现在看见了飘扬的红旗,听见了嘹亮的军号,那么他就会发疯。

和他一样,这两个男人也在埃纳克热窝服苦役。他们俩在煤矿里采煤。那里的矿山有如两个季节,一个白,另一个黑。这两人都不认识他,因为他在汽车制造厂,而他不能和任何人交谈。

他是劳改犯。

火车上有一位女乘客在埃纳克热窝的工厂工作了五年。她告诉坐在她对面的那位妇女:她们的工厂下面有一个汽车制造厂。工厂的地面上有一个树冠般大小洞口。每天她都通过洞口俯视地下的汽车制造厂,她看见了他,他正在抬头仰望。两人无法交谈,因为她在上面的工厂受到监视,而在地下汽车制造厂劳改的他也受到了监视。

每次她都装作系鞋带的样子,以便向下观察汽车制造厂。她的鞋子又小又紧。

如果这双鞋子没有系鞋带,那么她会感觉更舒适。这双鞋子上的鞋带并不是真正的鞋带。所谓的鞋带只是粗麻袋上的线,麻线鞋带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就会断。每天清晨去工厂上班之前,她都会给鞋子系上麻线鞋带,这样她每天至少可以到树冠般大小的洞口去一次,她可以装作系鞋带的样子向下俯视汽车制造厂的那个男人。

有时她从洞口把一块大土豆扔进地下汽车制造厂。有时她走到树冠般大小的洞口边,结果她发现地面的洞口边有一块大土豆,这土豆是那男人从汽车制造厂扔上来给她的。

这位女乘客接着说道,一块热土豆恰似两只手上的手套。温暖给一只手的手指盖上棉花,寒冷给另一只手的手指缠上铁丝。她说她患有萎缩性胃炎,一块大土豆就能吃饱。一块大土豆将她萎缩的胃填饱了之后,哭泣就像涟漪缓缓地朝她涌来,她痛哭流涕,泪水有如沙粒从沙漏中落下。她身材瘦削,可以说瘦骨嶙峋,但是在工厂里她却能搬起铁块。当她在木屋中哭泣的时候,泪水居然擦伤了她的脸颊,似乎泪珠已化作了石子。女乘客凄然说道,当她吃饱了之后,她瘦骨中的灵魂备感孤独,她就像死神一样茕茕孑立。

那位妇女对我讲了女乘客的故事。她是在火车上听女乘客讲她的经历的,这列火车开往另一座城市,它行驶的路段恰好也是我有时乘火车所经过的路段。

女乘客比那位妇女后上车,她住在小火车站后面的某个小村庄里。那位妇女没有注意到女乘客是在哪座小火车站上车的,因为女乘客上车之后并没有马上就讲她自己的经历。她上车之后坐了很久才开始讲她的经历,她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飞驰的火车越来越接近她要去的那座城市。女乘客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在火车上对陌生人讲这种令人心寒的故事,这已属轻率之举。她原本没打算讲她的经历。在她讲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她感到很害怕,真想把说出的每句话都咽回去。大家都不知道女乘客哪来的勇气讲这种故事。这已违背了她的本意。

女乘客说道,有一天她看见树冠般大小的洞口旁有一块大土豆。她装作系麻线鞋带的样子,弯下腰来拾起土豆,趁机俯视地下汽车制造厂。当她用手握住土豆的时候,她发觉有根线捆住了整块土豆。接着她看见有一道切痕环绕着土豆皮。她把土豆藏进口袋里,通过洞口俯视地下汽车制造厂。她没有看见那个男人。就在他原先站立的地方放着一个无盖的圆桶,桶里装着发光的黑色机油。机油映出她的脸,脸的影像虚无缥缈,只有眼睛清晰可辨,脸颊则枯瘦如残花。饥饿感在机油中时隐时现,她吓得直往后退。

黄昏时女乘客回到了木屋,她咬断了捆住大土豆的那根线,土豆立即一分为二,在两瓣土豆之间有一张纸。在这行字的右边有一块模糊的斑点,这块斑点藏着一条信息,斑点处也许写着这个囚犯的姓名。再后面写着“妻子”,又是一块模糊的斑点,斑点处也许写着他的妻子的姓名,或者乡村的地址,或者门牌号码。

土豆的淀粉腐蚀了纸上的字迹。女乘客煮熟了那两瓣土豆,然后开始吃土豆。她非常清楚:她吃的是一条信息,她把一个人的姓名、一座村庄、一幢小屋吞进了肚子里。

女乘客说道:第二天她再也没有看见地下汽车制造厂的那名囚犯了。他肯定没有死在地下汽车制造厂,因为就在那块土豆被切成两半的前一天,她还看见他活生生地站在洞口下面。

5

假如我在正确的一天、正确的时间乘火车去另一座城市,假如那位女乘客在同一天、同一时间乘同一班火车去相同的城市,假如她在某个小火车站上了火车,假如坐在她周围的陌生人的脸上露出了友好的表情,以至于她违背自己的本意轻率地讲她自己的故事,那么也许我能遇见她。

也许我真的在正确的一天乘坐了正确的火车,而那位女乘客也在同一天乘坐同一列火车,但是她却上了另一个车厢,并且违背自己的本意再次讲了她自己的故事,而我恰恰不在这个车厢。

虽然我知道我和她巧遇的事也许只有一次,但是想和她相见的想法还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也许我应该天天都去坐火车,我应该每天在不同的小火车站下车。也许我应该连续几天出门在外,这样邮递员就有更多的时间把装有好消息或者坏消息的信件塞进邮箱里了。也许我应该问清楚所有小火车站的先后次序。

但是就在我下车的同时,我要找的那个女人或许刚上火车。或者当我找她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那位女乘客。

或者下车之后我在村庄里观赏农舍的篱笆和小窗,她却在飞驰的火车上违背自己的本意讲她自己的故事。

6

我从未受到过监视。后来我成了一家金饰品工厂的女工。我觉得金饰品工厂的工作既清洁又轻松,因为金饰品工厂的黄金并不多,而卷烟厂的螺丝钉则多如牛毛。有一个从俄国回来的男人告诉我:俄国人称煤炭为黑黄金。也许我是因为听了他的话才去金饰品工厂工作。有一位警察每天都到金饰品工厂来三次,他的职责是用笔记下哪位顾客带来了多少黄金和黄金被加工成了什么样的饰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他都尽可能作记录。黄金通常被制作成挂有光滑十字架的细项链或者被制成粗项链,粗项链上挂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官方既不许可、也不禁止金饰品工厂制作十字架项链。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使我想起了花园里的稻草人、钉在一起的十字形树枝和塞满稻草的黑衣。

金子并不比铁好。我从来也不想偷黄金。如果需要的话,我经常偷铁。铁制的螺丝钉在城里可以卖出好价钱。

早春时节城里的冻土还十分坚硬。就在这时一个小乡村的妇女送来了一只耳环,耳环用揉皱的报纸包着。她还送来了一只细如棉线的、折断了的眼镜腿,眼镜腿铰链上的小螺丝钉已经脱落了。

这位妇女的年龄和我相仿。

我想讲的不是室外的冻土,也不是眼镜腿,而是耳环。耳环上镶嵌着三颗黛绿色的宝石,三颗宝石的下方尖端相交在一起,上方尖端则相互分离。我把耳环放在手里,然后伸直手臂,使耳环与我保持较远的距离,这时耳环上的宝石处于向内倾斜的状态。绿宝石发出刺眼的强光,我不得不闭上双眼。我的眼睑感觉到了绿宝石的存在。

这三颗宝石的尖端相互分离,它们的形状使人想起三叶草,想起冻死了的三叶草。我本来可以幻想宝石里有两个共存的生命,在这两个生命之间有一块时光之石。但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幻想,我不愿意自我欺骗。我没有想他,或者说我想他的程度还不够强烈,所以此时我无法说,现在你又在想那幕惨剧了,现在你又在想他的悲惨遭遇了。

人们有谈论监禁营的时候经常提到冻死的三叶草。但是在我的头脑中三叶草与他无关。冻死的三叶草神不知鬼不觉地落进了我的眼睛里。尽管警察已经进了工厂,三叶草还是顽固地待在我的眼中。

夜晚的厂房并不幽暗,因为没有灯光的厂房比绿宝石还要明亮。

那位警察在傍晚时走进了金饰品工厂。他把耳环和眼镜腿放在天平上称它们的重量。眼镜腿上的小螺丝钉滑进了他的指甲心。他用锉刀的尖端挖他的指甲心,小螺丝钉于是掉进了天平。他开始称它的重量,天平上的指针始终指向零,最后终于指向一。

登记完小螺丝钉的重量之后,他命令我们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因为他说有人偷了黄金。我们不得不在桌子的上方晃动我们的头发,然后他用一把细齿的梳子从上至下梳理我们的阴毛。

天平上短缺的分量早已落进我的眼睛里。我的眼里藏着绿宝石。

我在金饰品工厂只工作了两个月,我想回到卷烟厂去拧我的螺丝钉。

7

有时我会为我自己歌唱。我唱道:我的人生如顶针。这不能算真正的歌曲,但我就是爱唱它。我们可以默默地歌唱,正如我们可以默默地说话。

当我在厂房里轻声哼唱的时候,我听不见我的歌声。但是当我在家里默默地哼唱“我的人生如顶针”的时候,我居然听见了我的歌声。我从不唱“他的人生如顶针”,我也不说这句话,我只是想想而已。

一枚顶针和另一枚顶针,只不过它们分别套在两只不同的手上。我的手快五十八岁了,而他的手只有二十岁。

8

有时我唱道:我的人生是一段经过句。唱完之后我就陷入沉默。我的嘴的前面有一个闪亮的喇叭。

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然后呢?

一只苍蝇飞过整个森林。它飞过下一个森林,飞过另一个森林。

然后呢?

楼梯间里的电梯有时向上行驶。上升的电梯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屏息静听,发觉并没有人从电梯里走出来。我走向楼梯间,打开电梯门,发现电梯里只有一盏黄色的小灯,小灯发出炫目的亮光。从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要走很久才能从眼到达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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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明夜他站在电梯里,那么我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就像一个陌生的街角。也许我只是一次飘忽不定的约会,而他则恰如一件令人惊恐的幸事。我和他之间横亘着一条时光之河。我认为我已经对他说出了我们相见的时间,却永远无法说出相见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