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人们对”宪章”的反应

《零八宪章》出台以来，人们的反应不一。这很正常。在各种各样的反应中，来自异议（或”反对派”）群体的意见和来自中共当局的回应，是较为引人关注的。”宪章”能否对异议群体进行有效的集结与整合、进而成为自由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宪章”能否对中共当局中的强硬派有所触动、对当局中的温和派有所推进，进而促使他们直面当代中国严峻而紧迫的政治转型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反应，正是对”宪章”之实践性、效用性的直接检验。

迄今为止，异议群体对”宪章”的反应大体上是正面的。在那些矢志追求自由与人权的人们中间，”宪章”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和广泛的赞誉。虽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这些批评多数是中肯和善意的，并不构成对”宪章”所提出的六个”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和19项”基本主张”的价值否定。所以，我们有理由确认，在内争不断、内耗激烈的异议运动内部，《零八宪章》已经局部实现了”融合左右、超越对抗”的实践效用。仅此一端，善莫大焉。

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那样，中共当局并未对”宪章”作出具体的回应或”表态”。一向强词夺理的中共”笔杆子”们，似乎也没有”理论勇气”向《零八宪章》公开叫板，展开直接的、针对性的大批判。对此，我们或可理解为，”宪章”已经给中共出了一道大难题。毕竟，要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否定自由、排斥人权、反对民主、拒绝宪政，对中共来说，这是难以启齿的，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若如乃祖毛氏那样，直接宣称”我们就是独裁”、”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当今之世，恐怕是再也说不出口的了。

当然，中共当局也绝没有宽以待之，或等闲视之。他们高调批驳”普世价值”，赌咒发誓”绝不改旗易帜”、”绝不搞多党选举、三权分立那一套”。而且，他们在第一时间拘捕了刘晓波，并对多达几百位的宪章签署人实施间断骚扰、持续监控。这就是当局对《零八宪章》的真实回应。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政治语言，以粗鲁野蛮的专政暴力，对”宪章”作出了无需置辩的、完全否定的回答：不，绝不！

如今，我们已经接收到了中共当局的回答：他们不打算接受《零八宪章》。岂止是不接受，就连有限的容忍、有条件的协商、局部的妥协与和解，似乎也都不在他们的既定选项之内。而我们也早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推动”宪章运动”的进程远比起草和签署”宪章”困难得多、艰巨得多。

二、两种主要的批评意见

异议群体内部对《零八宪章》的主要批评有两种。一种说，”宪章”比较软弱、不够”彻底”，试图走”改良主义”道路，妄图与专制成性、本性难改，且正在没落、行将崩溃的中共当局”妥协”、”和解”，而这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种说，”宪章”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无视中共特权利益的客观存在，没有给掌权者们提供讨价还价的足够空间，没有向他们许诺接受新体制的有吸引力的对价补偿，而这是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注：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几位为”暴力革命”辩护的作者是第一种批评意见的代表，而萧瀚先生等人则持第二种批评意见。）

乍看起来，这两种批评意见是相互对立的。第一种批评的潜台词是：你们太把专制政府当回事了，它已病入膏肓，且不可救药，它只配被推翻，也只应被推翻，此祸国殃民之独裁体制，岂有”改良”的余地？而第二种批评的潜台词却是：你们太不把专制政府当回事了，它虽合法性破产，但统治仍然有效，且实力仍然强大，若不切身考虑它的利害得失与身家安危，不为它预留一条光彩体面的退路，”宪章”岂能上路成行？

但其实，这两种批评异说而同源。在实质上，这两种批评倒有相同之处：都将”宪章”的前途与命运，锁定在中共当局的主观意愿和利益取向之上–“宪章”能否见效，主要取决于中共当局，取决于是否符合它的”本性”、或能力、或利益、或安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两种批评都显得有所偏狭、有所盲目。

诚然，《零八宪章》面向中共、面向现行专制政体。但是，又绝非仅仅面向中共与现行政体。唤醒公民社会、凝聚体制外共识，是”宪章”更为迫切、更加重要的使命。而归根到底，中国的未来也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共的”本性”、能力、意愿或利益，改良也好、革命也好，推翻也好、和解也好，其现实性、可能性与可行性，并不是由中共单方就可以决定的。在更大的程度上，世情民情、时势人心，才是中国真正的、决定性的变革力量。至于中共愿不愿意、承不承认、接不接受，倒在其次。

三、”宪章”的目的与手段

《零八宪章》是善意的、建设性的。所谓善意，是指对所有反对、否定”宪章”的人们，包括中共统治者抱有持久的、真诚的善意。”宪章”对于算老帐、挖祖坟、血债血偿、同态报复那样的”正义”毫无兴趣，对于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彻底解决”之类的乌托邦方案也毫不向往。所谓建设性，是指对现行政体没有偏见，更没有为反对而反对、为否定而否定的成见。相反，”宪章”认为，当代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包括现行政体的弊端与历史罪恶，都可以、也应该通过民主的、法治的、宪政的方式，予以和平、有序的妥善解决。杜光老指出，《零八宪章》是”和平的宣言、和解的宣言”，在我看来，他的理解完全正确。

“宪章”并没有提到所谓”改良”或”革命”。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零八宪章》只有”基本理念”与”基本主张”，而搁置了如何实践这些理念、贯彻这些主张的”基本路线”。也就是说，”宪章”只谈目的，不谈手段。其实，这是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这意味着，实现”宪章”之目的的路径与手段并不是业经预定的，也不是注定唯一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实践中的人们拥有相机选择变革路径与变革手段的权利。

但是，《零八宪章》之不谈手段，却绝不能理解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宪章”之所以不谈手段，按我的理解，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尽管如此，仍然引起了诸多关于手段的纷争），二是认为手段乃是基于目的、服务于目的、且寓于目的之中。”宪章”之”理念”与”主张”本身，就是对”宪章”之手段的明确限定。比如说，追求自己的人权，其一切可选的手段，当以不侵害他人的人权为限（哪怕是”国贼”、”汉奸”、”反动派”的人权）；追求宪政民主，其一切可选的手段，就必须时时处处遵章守约、俯顺民意，而不可如国共两党的”革命先辈”那样，一遇阻力便动辄寻求暴力解决，或如文革小将那样，搞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那一套。

四、关于”改良”与”革命”

在中国，”改良主义”一向名声不佳。因为毛伟人、鲁圣人们早就一锤定音：改良的实质就是”投降”、要害就是”保皇”；改良主义”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宜将剩勇追穷寇”、要”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要”痛打落水狗”。

有人认为，在中共政体下妄谈改良，不仅幼稚，而且荒谬。他们以辛辣的文学笔法告诫我们：当强奸犯正一手持刀、一手撕破你的裤子，你如何去改良他，让他放弃恶行、变成善人？野兽正在吃人，你有什么改良之法，让它变成温顺的家畜？（笔者认为，此类将专制政体拟人化或拟兽化的文学描述，并不具有理论上的证明力。）

至于”革命”，则一直是个褒义词。但近些年来，”革命”也渐渐名声不佳。从上世纪之初起，中国人民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革命历程，至今，我们仍处于这场长程革命的历史氛围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还是国民革命，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是连百分之一的革命理想也未及实现，却让我们的国家、民族付出了远远超出预期成百倍上千倍的惨痛代价。得益与损失之间如此失衡，不能不引起人们对革命的反思。在中国思想界，这场反思一直回溯到了作为中国革命母本的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诚然，人们对”革命”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论是革命的理论家、还是革命的行动家，大都认为”革命”乃是对旧政权、旧制度、旧传统、旧秩序乃至”旧社会”、”旧文化”的根本性颠覆，”革命”所采取的几乎都是一些极端的、激烈的、非常规的、非宪政的、非程序的手段，其中，不排除对”顽固”的”反动势力”、”反革命分子”剥夺公权、没收财产，若对手仍”负隅顽抗”，也不排除成建制地消灭其生命，甚或”斩草除根”。

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赞成改良，反对革命，尤其反对破坏性过大的所谓”暴力革命”。这不是因为我对中共政体仍然怀有温情、抱有”幻想”，而是因为我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始终怀有温情、抱有幻想。反对革命，这是一种价值选择，而不是一个事实判断。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下，若中共政权固步自封、不思长进，针对它的新革命并非没有可能，甚至完全有可能于不经意之间猝然爆发。这是两码事。

我们常常说中共体制很坏、很烂，说它不可救药，但这并不是说，中共的所有党员、所有干部、所有机构、所有党产、所有资源、所有支持者、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同样的坏、同样的烂、同样的不可救药。以此而论，政治改良的希望是始终存在的：不仅存在于被统治者、民间社会、”中产阶级”、公民社会之中，也存在于中共体制内部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虐的组成成分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你想改良，它就愿意改良；也不是说，它愿意改良，就一定能完成改良。改良主义有其脆弱性，在我看来，改良的可行性仅仅依据于以下这一事实：专制政体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物，无论它的”本性”是不是坏透了，也无论它的组织体系是不是烂透了，其实，它的存在与持续，并非由它自我决断，而是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息息相关。因此，这我们逐渐撤除了与它的存续之间曾有过的丑陋关系，当中国的社会思潮、民情众意已经确立了基于普世价值的普遍共识，当我们的时代精神已经率先发生了领先于专制政体的改良性转变，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专制政体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不买帐的时候，我敢说，专制政体必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生存。到那时，它就不得不在社会压力之下被动改良。换言之，当我们的时代已经做好了抛弃它的准备，即使没有那一连串的暴力革命，专制政权也绝不可能顽抗到底。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所以，改良之路的成败，既取决于专制当局的自我改造，更取决于我们对专制政体持之以恒的监督、督促、批判和反抗。

2009-10-7

自由战士、人权捍卫者林牧先生离我们而去已有整整三年了。然而，时间的流水并没有冲淡我的记忆，先生那爽朗的大笑、戏谑的调侃、愤怒的时候不住地来回走动并迸发出一连串演说，词锋急厉而稍嫌尖刻，这一切点点滴滴都深深沉积在我记忆的河床里。

先生逝世当日，我正在广东佛山奔忙于一个农民维权案件。2006年10月 15日晚上10点多钟，邓永亮自四川打来电话告知我 先生已经仙逝。闻听噩耗，我怔怔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不相信、也不能接受这一残酷的真实。一个从来自信人生百年、水击三千、豪气干云的民主先锋怎么说走就走了呢？由于辩护工作无法脱身，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未能参加，憾恨内疚，无法释怀。回到西安，来到先生的灵位前，不禁痛哭失声。一注馨香，祝之祷之，但愿先生在天之灵永远守护这块专制大陆上未竟的 人权民主事业。

先生一去，我俨然成了精神失怙的孤儿。几次骑车路过小寨（西安南郊商业区），不由自主就拐向去先生家的路，猛然想起先生已不在了，真的是不在了，不禁黯然伤悲。是啊，先生活着的时候，尤其最后几年，我几乎是每周都要到他的家去商谈人权事务，就是骑着这辆至今仍伴随着我的电瓶车。虽说这显示了习惯的力量，但这分明也是先生 的精神人格力量在冥冥之中感召导引着我前行啊。

先生孑然一身地走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这种精神遗产不仅见之于他的人权呼吁书、政论散文集、回忆录等巨量的 文字中，更存在于他一生的行动事迹中，需要我们这些和他时相往还的后来者时时钩沉记忆并领受。

一、平等待人，从善如流：1994年4-5月间，林牧先生和西安的年轻朋友一道向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发起停止内讧、摒弃无谓的纷争的公开呼吁书，引起民运朋友的普遍共鸣，反响十分热烈。当时国内外民运人士存在这一种很不正常的有害于民运力量整合的现象，比如为诺贝尔奖提名谁属问题，不惜开启笔战，相互攻讦。林牧先生起初基于义愤也曾想跻身其中，分个是非短长。我和杨海、汤志平等青年后辈认为如此作为将无补于事，还会乱上加乱。我们主张为了民运大局的考量应当立即停止这种无谓的 纷争，应该专注于民运队伍的整合建设。林牧先生觉得有理，不仅欣然接受，还率先在 这份呼吁书上签名。此后西安的 民运朋友由林牧先生领衔，陆续发起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签名活动，西安一时成为全国民运的重镇。

先生性情忭急，有时批评年轻朋友言语过重，给他人造成了心理伤害。对此作为晚辈的我向年高望重的他当面直陈意见，他却从来没有不悦或勃然变色，事后总是采取实际行动以消除嫌隙。这样的事例还很多。

二、公而忘私，顾全大局：1995年《响应联合国宽容年呼吁书》，包括1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先生的恩师两弹之父王淦昌先生的大名也赫然在列）在内的 45中国公民连署，这是89民主运动遭受暴力重创之后中国知识界和民运人士第一次大规模的集结行动，一时间朝野为之震动。最初宽容呼吁书的动议和起稿是我和杨海等西安朋友。3-4月时我考虑借公车上书百年之际为魏京生等被关押的政治受难者呼吁，此议一提出，朋友们都表示赞同。恰巧，杨海在《青岛日报》上看到1995年是联合国早已确定的”宽容年”，于是，就把宽容的主题引入拟议的释放持不同政见者呼吁书中，呼吁的主题意象顿显博大。稿件先是由林牧先生起草，后来大家觉得先生的草稿有许多问题需要大修，不如从头来搞。就由我起草，三易其稿后交予林牧先生，林牧先生提议：考虑到北京知识界无可替代的巨大影响力，就由北京方面做发起人，西安的朋友不要争功。对此我们都深表赞同。于是《宽容呼吁书》稿本送交民运泰斗许良英先生。经许先生修改的定稿文本在未动主题内容的情况下又加强了论证力，呼吁书的理性力量更为厚重。

三、大慈大悲，古道热肠：林牧先生和李慎之、李锐、胡绩伟等置身于体制内的 “两头真”老人们一样，都是这个专制肆虐的大陆上人道主义的坚贞的守护者、捍卫者。不过，不同的是，林牧先生和其他民主前辈相比显得更有活力也更张扬。他更多地和年轻的 朋友们在一起交流、共处。1989年他在天安门广场以凌云健笔意写下了支持爱国学生的公开信。当时他就在青年们中间，后来他领衔发起的诸多公开信、呼吁书也是和青年朋友在一起。他关心、爱护青年人权捍卫者，对生活困难的政治受难者常常倾囊相助。我现在还保存着他手写的一张字条，上写：”鉴康：请将我的稿费70美金交给某某某。立此存照。免得我赖账啊”。要知道他平时可是连一件汗衫都舍不得买啊。1998年8月北京徐文立先生来访，我见他身穿的白汗衫前后都有破洞，就忍不住说：林老，你就穿着这样待客呀。他说：老了就不讲究了，再说这样也透气、凉快。

2006年8月15日，为法轮功信众受迫害问题曾三次上书胡锦涛、温家宝的高智晟律师被抓，林牧先生忧心如焚。据他的家人讲高律师被抓后他情绪很坏，去世的前一天晚上接受采访时话题说到高律师被抓，盛怒之下他连话筒都摔了。林牧先生的 女婿告诉我：老爷子的死和高智晟被抓有很大关系。2005年10月高智晟律师到西安，我约林牧先生和高智晟律师在西安著名的清真馆”楼北楼”（在鼓楼北西安市政府南）见面。林牧先生很赞赏高律师的英勇无畏，他说，下次再见面时一定来我家，我有多年的五粮液为你接风。现在酒香犹存，斯人已逝，而高智晟律师仍处于强迫失踪状态。此情此景能不令人怅叹！

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年了。三年以来，先生生前孜孜以求、奋力开掘的中国人权民主事业已如天雷滚滚、地火奔涌。2008年12月9日中国知识界、法律界、律师界和各界中国公民联合发起的《零八宪章》，现在已有近万人跟进连署。这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的。当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趋向宪政民主的路还很漫长，而且注定是崎岖坎坷、荆棘密布。但愿已然隐身天际的先生高擎永恒的精神之火导引我们前行。

魂兮归来！林牧先生。

2009年10月15日

 德国街头张贴的中国诗句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世界会发生碰撞。一方面，作为本届书展主宾国的中国带来了自己的作家队伍，这些作家都是事先按照严格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一些中国作家，华裔作家主动来到会场。对于他们的到来，中国官方并不感到高兴。比如中国知名诗人杨炼就是其中的一位。杨炼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官方排斥，如今生活在英国，不久前，杨炼在回国期间接受了德国记者的采访。

杨炼随身带着自己的新作-一本杂文集。该书已被译成德语，是法兰克福书展上的参展图书之一。但它能否出现在中国展台的书架上，人们不得而知。尽管杨炼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恰恰是在自己的家乡，杨炼因其批判性，甚至是直白的政治诗作而受到有关当局的排斥。，”我对诗歌创作有着最高的要求，也尝试着在创作过程中满足这些要求-但我的政治经历和流亡作家的经历是难以否认的，它们影响着我，自然会体现在我的创作之中。”

如今的杨炼已54岁。1955年，他在瑞士出生，父亲是中国的一位外交官。当一家人返回中国后，杨炼上山下乡，接受农民教育。在上一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做法非常普遍。所有知识分子都受到歧视。在农村生活结束后，杨炼参加了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开始创作诗歌。当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时，杨炼正在新西兰。他决定放弃中国国籍，”我断然决定加入新西兰国籍。在天安门血案发生后，我不愿继续作为中国体制内的一员。我不愿做中国公民。”

 旅英诗人杨炼

直到今天，杨炼依旧坚持自己的这一立场，”我喜欢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到这里。不无讽刺的是，中文已成为我陌生的母语。”

如今，杨炼在伦敦生活和工作。直到今天，杨炼有关谴责天安门广场血案的诗作在中国受到禁止，其网页也被封闭。尽管如此，杨炼经常回国。一是因为年迈的父亲尚在，杨炼希望尽可能多地陪伴父亲；另外，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令杨炼感到非常着迷。在经济政策放宽，艺术界繁荣发展的同时，中国官方却对文学创作依旧实行严格的审查措施，”中国自身存在着很多矛盾。中国是一个有许多问号的国度。所有的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那里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很多力量，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影响。中国象一只船，政府是舵手，试图驾船航行，不让它倾覆，但船却一再受到波浪的冲击，在波浪中起伏不定。”

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如果中国官方代表团遇上异议作家的话，也会掀起轩然大波。比如杨炼就是其中的一位。对此杨炼已有心理准备。他希望，歧见不应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让人们对中国感兴趣，在书展期间为人们介绍 中国的方方面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让作家畅所欲言，交流自己对文学、对创作手法和对世界的看法。已在国外生活了20多年的杨炼深知，被打入另册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在中国生活，就会有人叫我们地下诗人。生活在国外，又会被人称为流亡作家。人们已给文学家戴了一顶帽子。今天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是流亡作家。一定不错。书就不必看了，政治正确是最重要的。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诗作的真正意义会因此而丧失。”

 龙应台在法兰克福书展上

10月13日晚，2009年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正式开幕。今年的书展主宾国是中国。此前因一些中国异议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相关活动受阻，使得中国方面及书展主办方受到德语媒体普遍批评。默克尔总理在书展开幕式致词中强调了文学创作要保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则表示，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用”教诲”的方式，而是对话和交流来进行交往和了解。刚出版《1949大江大海》的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书展开幕式后接受了德国之声专访。

德国之声：首先感谢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请您先谈一谈对刚刚代表发言的感受。

龙应台：你看得出来，今天所有的德国讲者都是有备而来。有一个背景，是因为之前法兰克福书展已经出现言论自由的问题，还有有些作家被拒绝在外的整个事件。很明显，今天代表德国所发言的几位，在前面事件的阴影之下，一定要交代一下不可。刚刚出版协会的主席讲的非常好。他相当深刻地讲到言论自由对文化的发展，对国家整体国力的发展占怎样核心的地位。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默克尔总理自己。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别的德国人还可以比较抽象地讲言论自由对于思想自由以及创作自由是多么重要，但默克尔总理本身是从东德共产党制度之下长大的人。整个的集权制度，以及当时如何为集权制度辩护，这些她都走过。她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讲，所以我觉得她的发言十分关键和重要。她也不喊高调，她只是讲到，记得以前在东德制度下生活是多么渴望西方的朋友寄书给她。完全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在讲，我觉得特别动人。

今天几位中方讲话的人中，我其实期待莫言可以在被允许的状况之下还能够讲出非常精辟的东西来。因为莫言的讲话是非常棒的，在朋友聚会时都很期待他讲话，而且他非常幽默，也非常的深入。今天我倒是觉得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自己最精辟最深刻的那一面。铁凝，我是第一次听她讲话，我比较惊讶，非常的官方，不管是内容还是语言表现的方法。不管怎样，她是个作家，即使是作协主席，我都以为她会讲出内容更深刻的东西，所以今天铁凝的说话让我觉得有点惊讶。

德国之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中国作09年的主宾国。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中国作为主宾国，吸引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吸引全世界的关注，那您觉得中方在之前有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压力?

龙应台：我认为，中国过去这十年来，已经在国际和外交的事务上变得比较纯熟了，不是蒙着来的。我也相信他们知道今天的开幕大典上会有这样一个场面。前面地主国的每一个人都在谈思想自由的问题，所以当习近平出来之前，我心里其实在期待，他要怎样回应这个问题。他确实也回应了，可是他的回应基本上就是说，中国的国情是不同的，中国人权的概念是不同的，那这个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只是觉得有一点点悲伤的是，中国很鲜明地有一个大国崛起的姿态，13亿的大国，但是在今天碰到这样的一个场面，书展其实就是一个思想、言论的自由到极致的展览，就是每一个国家在展览给你看，因为我们国家的创意自由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的创作就灿烂到什么程度。我今天心里比较难受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中国是我的母国，你看得出，今天在中国出来讲话的那一面都非常的闷、非常的放不开来、非常的压抑。这么大的国家，这样的压抑，我觉得今天有点难受。就是说，你也可以面对面的碰撞，如果国情不同，因而对于言论自由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你说出来吧！你好好说吧！当前面的地主国的每一个人都那么重地讲这件事，然后你轻飘飘地飘过去，让人难受。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中国在谈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或者民主这种话题的时候，爱说自己有特别的国情或者是文化根源。从文化渊源而言，台湾与中国大陆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怎么解释台湾可以成功地施行民主制度呢？

龙应台：台湾其实有点像默克尔自己从东德那个制度中长出来的，凡是走过集权体制的人其实对于自由有更深刻的体认。作为台湾人，我们也曾经在那样的体制中生活过。在我这个年代的台湾人长大的过程中，听到的永远都是说，国情不同。这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为自己辩护的说法。所以台湾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说，不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借口，说中国的传统的土壤文化是这样的，因此自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说台湾的民主或自由是没有问题的，它问题多得不得了，跌跌撞撞而且犯很多错误。但跌跌撞撞，都是必要的过程。

德国之声：我想谈一下您最近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您还要求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60年国庆庆典上道歉或表态。他没有道歉，这个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您的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了。

龙应台：当初那个报道其实是错的，我并不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政6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应当道歉。我其实说的是，中国在庆祝60周年的同时，两边的领导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时机，不只是庆功，也同时可以对“万骨枯”，就是对于60年前巨大的内战的灾难中，对那时所牺牲的人民有一个哀悼，主要是讲这个。两边包括马英九和胡锦涛，都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对那些内战时牺牲的人说一声对不起。内战其实比前面的抗战可能还更残酷。

我自己的书，其实并没有被禁，因为简体字版还没有出现，书要出现的时候才能被禁。只是在台湾和大陆版出现了后，在网络上禁止被报道和谈论，很多网页都被删除了。我也希望，这只是暂时的，是因为十月一日国庆的庆典。现在十一国庆已经过了，我希望《大江大海1949》这本书可以很快地出现。

德国之声：刚才几位发言的人，包括默克尔总理也讲，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但书也是商业的产物，尤其是电子书籍的出现。那么一个作家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在描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其实也要考虑到商业这方面，就是说，如果我的书如果写了卖不出去或者是不能被出版，那我作为职业作家的生计怎么办？您觉得，怎么能够在如今这种商业化的世界或气氛中还能够保持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其实我倒是觉得商业和好的文学作品，不见得一定是矛盾的东西。我一点都不会瞧不起某些畅销的小说，因为你要写出真正畅销的小说还不容易。并不是说，好的文学就一定不畅销，畅销的文学就一定不好。另外，文学本来就是商业，文化本身也是产业。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里，我觉得各种作家都存在。有些作家知道怎样掌握市场。如果有本事写畅销小说，没有理由要求他不要为了市场而写，一定要为理想而写。如果写得好，为什么不可以为市场而写？另外有一些作家不太在乎市场，主要把文学当作，怎么样用他的文字和文字的艺术把他心里所想的、所追求的东西最精粹地表达出来。是这一类型的作家，那他就去追寻，就不太在乎市场。有时候会有一种结合，作家用他最精粹的语言表达他最深刻的思想以及最微妙的情感。当这个东西出来又畅销，当然是最好的。否则的话，我不觉得应该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商业是不好的，或者畅销一定是坏的，作家要维持理想的话就会不独立，不见得。

德国之声：最新的年轻一代的所谓80后，甚至现在出现90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涉及政治的地方很少，当然跟他们的年龄可能有关。我有一个德国同事，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现在我想转问您：这能不能证明中国几十年来的这种新闻管制，没有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管制初见成效了呢？

龙应台：这是有的。我看到的是一个钟摆，往另外一个方向，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也就是说，当国家对你非常压迫的时候，新闻管制非常严重的时候，你渴望自由。这个时候你所渴望的自由，是想尽办法去摆脱这个国家对你的控制。这个时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其实就变成一种虚无。就是说，你对于谈社会责任或者谈使命感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或者是一个丢脸的事情、绝对不流行的事情。你会往那个方向走，会发展到一个程度，谈国家是最糟糕的事情，国家是最不值得一谈的东西，或者社会责任是最低级的东西，会往另外一个极端走。但其实这是一个钟摆的不是最健康的摆法。如果说这个社会里的比例就是不去思考社会责任，把使命感这种观念变成一个很脏的字眼，那么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是没有愿景的，是没有方向的。事实上，它会引向另外一种灾难跟极端。因为一个社会健康的发展，一定是有某一个比例的人，总是看得远一点，对社会总是觉得有责任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社会责任感，可是社会里要有一个方向，总有人决定这个社会的方向。如果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不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

德国之声：龙女士，您也是作为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的嘉宾参加活动，您对今年由中国作为主宾国的国际书展有什么期望或展望？

龙应台：我其实蛮高兴，中国作为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因为中国国家，这么大的一个社会里，本身不是一块铁板。里面有非常保守的力量，也有非常希望突破、而且有非常大的对于创意的能量的追求。同时存在各种矛盾的力量，彼此在一种博弈的状态里。像德国的书展把它当成主题国的时候，是给了中国整体社会更大的、跟国际进行第一手接触的机会。这种机会越多，视野和胸怀就会越宽广，那种狭窄的人的声音在社会里面相对会慢慢变少。对于中国能够参与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活动，我是觉得参加得越多越好。而且国际社会除了给中国种种道德压力之外也可以给它很多的鼓励。

1. You have not been allow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go to the Frankurt Book Fair. What exactly happened？ Were you given any explanation or justification？

请说明你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后，地方公安不许你出境的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他们如何向你解释他们的决定？

答：近两个月，我曾3次与管理我的警察谈判，强调这是一次商业和文化活动，可他们仍然明确表态，我不能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以及相关活动。本地警方说，这是上级的决定，因为我的名字还没有从一张很老很老的名单上拿下来。并且我的近期作品也不符合他们的胃口，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LYW： These past 2 months I‘ve negotiated with the police administering me 3 times， emphasizing that this is a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yet they still emphatically state that I cannot go to Germany to attend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and associated activities. The local police say this is a decision made above them， because my name has not yet been taken off a very old list. Moreover， my recent literary work does not suit their tastes and damages the image of a socialist nation.

2.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are fordbidden to leave China. How many times has it happened？ 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 Is the man who arrested you in 1989 still working in the Customs of your province？

这已不是你初次被禁止离开中国了。同类事件发生过多少次？你出过国吗？1989年逮捕你的人是不是至今仍在公安局的出入境管理局工作？

答：我曾经9次申请护照，被拒；第10次，成功了，但没有警方特许，还不能出国。这次是第12次被拒出境。20年前逮捕我的专案组中的书记员，叫卓树民，眼下是出入境管理局的科长，我每次与他打交道，都有屈辱感，我们的关系还是警察与囚犯的关系。

LYW： I‘ve applied for and been refused a passport 9 times； I was successful the 10th time， but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from the police I cannot leave the country. This is the 12th time I’ve not been allowed to leave the country. Zhuo Shu-min， the secretary of the special case squad that arrested me 20 years ago， is at this time the head of the Border Exit-Entry Department， and every time I deal with him， I feel humiliated， as our relationship is still that of policeman and prisoner.

3.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is another step for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trying to show a new image of itself to the world. But， as it happened during the Olympics last year， the event ends up exposing many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 is a country that wants to open itself to the world， but it won’t let a writer go abroa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do you believe they can be solved？

中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是为了进一步向全世界显示自己的新形象。但与去年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情况一样，整个事件反而暴露出当代中国的诸多矛盾：中国是想向世界展示自己，但却不让一个作家出国。你如何认识这些矛盾，你认为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答：中国有句成语：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共产党是这样，共产党圈养的那些去法兰克福露脸的作家们也这样。这就是铁蹄下的中国国情。不幸的是，这个党太有钱了，许多西方人看在钱的份上，也加入了“文化奥运”的合唱。这些矛盾，一时半会解决不了。中国人在这些矛盾中，只会变得更加无耻。

LYW： There is a saying in China： Be a prostitute， and attempt to establish a good reput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is like this， and the authors who were rai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are appearing in Frankfurt are also like this. This is the state of China under the iron hooves [of the CCP]. The unfortunate thing is this Party has too much money and so many westerners are impressed by money， in addition to taking part in the chorus of“cultural Olympics”。 These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resolved in the short-term. Amid these contradictions， people of China can only become more shameless.

4. With all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with freedom of speech yet to be solved， is it correct to honor China in the Book Fair？

在这些矛盾和涉及到言论自由的问题尚待解决的情况下，在书展上赞誉中国，这是正确的吗？

答：商人赞誉中国，可以理解，他们想掏腰包；政客赞誉中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常常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西方的记者和作家如果不想集体堕落，就不能赞誉中国。

LYW：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business men and women praise China， they want pick [China’s] pocket；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politicians praise China， as they frequently speak blind words while their eyes are open. But if the journalists and writers of the West do not want to degenerate collectively， they cannot praise China.

5. You write about common people， about peasants and workers and vagabonds. Why do you think your work is so threatening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你写的是普通人，是农民、工人、流浪汉，请谈一谈为什么你的作品会对中共当局造成如此的威胁？

答：我的作品妨碍了他们对老百姓洗脑。我是个体见证者，而他们要么是记忆伪造者，要么是遗忘症患者。可怕的是，众多中国文化人由于得了他们的好处，主动参加了这场辉煌的伪造或遗忘游戏。比如张艺谋，率众导演了北京奥运，比如陈凯歌，率众制作了《建国大业》，比如莫言，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选手。在这场持久的角力中，我和我的地下文学同道们，处于劣势。

LYW： My works hinder their brainwashing of the common people. I‘m an individual witness， and they’re falsifiers of memory or amnesiacs. What‘s frightening is that as a result of gaining benefits from them [CCP]，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ose who work in culture in China participate in this game of falsification and amnesia of their own initiative. For example， Zhang Yi-mou was the director-in-chief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Chen Kai-ge produced [the film]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and Mo Yan is a selected competitor in seeding extreme nationalism. In this enduring contest of strength， me and my fellow writers of underground literature are in a bad situation.

6. What are“People without a residential permit”（Hei-ren-hei-hu） andwhy are they called“the silent majority”in China？ You consider yourself one of them： how has this condition influenced your life and your writing？

什么是“黑人黑户”？为什么他们被称为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你认为你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吗？这一处境如何影响了你的生活和你的作品？

答：黑人黑户，是指那些没有户口的人和家庭，也包括大量在城市里居无定所的打工仔。他们经常被查《暂住证》，被莫名其妙地带到派出所，被莫名其妙地遣送回原籍。比如我出狱后住在成都，我从小就生活在成都，可我的户口却在另一个城市涪陵，于是警察常常以此为理由，查户口，抄家，将我带走，命令我几个月就办一次《暂住证》。所以我也属于我作品中的一员。“沉默的大多数”也包括我自己。不过，最近我有发言权了，因为不能去德国，我被采访了几十次。

LYW：“People without a residential permit”refers to those people without individuals and families without residence permits， including all those workers in cities without fixed abodes. They are constantly checked for“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s”， are carted off police stations for unknown reasons， and are similarly returned to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birth. For example， I lived in Chengdu after my release from prison and I‘d lived in Chengdu since I was a child， but I was registered as a resident of Fu-ling， another city， so the police often use this as a reason to inspect my residence permit， search my home， take me into custody， and order me to get a“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And so I am also one of the characters in my literary works. I am included among“the silent majority”。 However， recently I’ve had the right to speak out…as a result of not being able to go to Germany； I‘ve been interviewed dozens of times.

7. You have been jailed for years and subject to torture and confinement. ！ And yet you say that prison has been one of your“teachers”in life. What has prison taught you？

你曾入狱多年，备受折磨与囚禁。你说监狱是你生活中的教师之一。监狱教给你了什么？

答：将中国政客和中国作家写过的历史扔进茅坑。从头开始，见证，见证，见证，然后才是文学。

LYW： Throw the history written by China‘s politicians and writers into the latrine pit. Start from the beginning…witness， witness， witness， then there’s literature.

8. You have often said that all your enemies are your teachers. Can your work teach something to the enemy too？

你常说你的敌人都是你的教师。那你的作品也教给你的敌人什么东西了没有？

答：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算教给了他们一点东西。人可能被监禁，思想和文化是不可能被监禁的。所以独立自由的写作比什么都重要。

LYW： It could be said that I‘ve taught them a little something over this Frankfurt Book Fair. A person may be imprisoned， but thought and culture cannot be. So， independent and free writ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else.

9. You were arrested for writing a poem about the massacre of Tiananmen. Did you take part in those protests？ 20 years later， how does China deal with the memories of those events？ And how has the country changed in these 20 years regarding personal lberties and freedom of speech？

你因写作天安门大屠杀的诗歌而被捕。你是否也参加了那次抗议活动？20十年过去了，中国如何应对六四事件的记忆？20年来，这个国家在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有什么变化？

答：我早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不参加任何群众运动。但是那夜开枪了，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法控制我对杀人者的恐惧和愤怒。所以我写诗朗诵坐牢。活该。如今，看看他们怎么对待我，对待我的朋友刘晓波，对待大量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就知道他们怎么对待这段记忆了。

至于言论自由，因为互联网，因为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压力，他们不得不有些变化。

LYW： In my youth I was an anarchist， and never participated in any collective movement. But what choice did I have that night when guns started firing， I could not control my terror and hatred of those doing the killing. So I write a poem， recorded a reading， and went to prison. Deservedly so. Today， see how they treat me， how they treat my friend Liu Xiao-bo， how they treat most of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of June 4th， and you see how they treat this memory.

10. What would you say in Frankfurt if you had been allowed to go？

如果你被允许出席法兰克福书展，你会发表什么讲述？

答：我会吹箫和朗诵，还会扯开喉咙吼些中国民间的苦调子，这些土味十足的东西，都被绝大多数出席书展的官方作家强数倍。也许他们一见这么个野人来，就会集体退场，那没办法，我们同专制极其奴才的根本差异，是审美上的。

LYW： I would play the flute and recite poetry， and I would rip loose a few bitter folk songs of China. These richly locally-flavored things are better by far than anything produc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officially sanctioned writers appearing at the book fair. Possibly as soon as they‘d see such a wild man [as me]， they’d collectively withdraw…but there‘s nothing that can be done about that， our basic difference with the despots and their flunkies is in the area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李剑虹入境被扣留的声明
（2009年10月15日）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本会会员李剑虹今天上午11点左右在香港入境深圳时被边检警察阻拦，从此失去音讯。独立中文笔会担心，李剑虹已被中国有关当局扣留并受到不公对待，为此强烈要求有关当局立即恢复她的人身自由，并确保她的一切合法权利。
 
李剑虹，笔名小乔，原籍安徽蚌埠，1994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研究所硕士，曾任高校教师、外企行政管理、财经记者、证券分析师等。2002年与朋友创办独立中文网站”启蒙论坛”，后因主要管理人员和版主分别于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前后受到关押审查或传讯谈话而停办。此后一直遭到上海有关当局的迫害，长期受警方监视、骚扰、传讯，限制言论、行动及出访自由，多次被软禁和短期关押，以至剥夺工作权利，被迫成为独立撰稿人。在本会及国际笔会的关注和推荐下，经总部设在挪威的”国际避难城市网络”（ICORN）协调，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政府邀请她为2008年”驻市作家”，为期一年，后又延长半年。李剑虹经过与上海市警方长达数月交涉，于4月28日由上海浦东公安国保开车送至机场监视登机离境。李剑虹抵达瑞典后，受到斯德哥尔摩市文化处人员的接待，并于次日参加了瑞典笔会的交流活动，同年在香港出版散文集《海上风》。
 
今年，李剑虹申请延长即将于10月下旬到期的中国护照，被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所拒绝，为了能持有效护照回国，她被迫提前大半个月结束”驻市作家”项目，于10月10日离开瑞典经香港返回中国大陆。今天上午10时55分，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收到李剑虹的电话，表示在过关时被拦住，但只讲了这一句话就被挂断了，之后再打过去，一直显示关机。
 
李剑虹为独立中文笔会现任文书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和网络工作委员会委员，曾任女作家委员会委员，2007年获本会林昭纪念奖，2008年为国际笔会狱委和女委三八国际妇女节表彰的三位受迫害女作家之一，2009年本会第四届会员大会期间接任大会秘书长。
 
鉴于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的日趋恶化，鉴于包括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等五名会员在内因言获罪系狱的现状，独立中文笔会担心李剑虹已被中国有关当局扣留并受到不公对待，甚至有可能因批评言论遭致打击报复，以此声明强烈要求有关当局立即恢复她的人身自由，并确保她的一切合法权利。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今天书展正式开始， 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书商和出版商分别在8个面积庞大的展馆中展出他们的出版物。从周二到周五只开放给出版专业的人士，到了周末，普通参观者才能进入。当然这个规则并不严格，很多爱书的读者也有办法进来，因为这为期五天的书展期间，有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演讲、座谈、论坛、讨论、表演，这些节目或是在各个出版社的摊位上举行，或是在室内或室外的特定舞台或平台上推出。

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今年有庞大的阵容，不仅派出了100多名“最著名”（莫言所言）的作家，并且出动几十家出版社，展出了数量众多的出版物。中国展馆设在6号馆底层，所占面积很大，展馆从西到东一共两溜的空间，一家家出版社挨个儿一字排开，书籍单调乏味地排在书架上，缺乏变化，没有像其他国家展台那样，在醒目的地方陈列一些能触动观者的情与思的照片和图画。巨大的空间浪费在打出大而无当、缺乏灵气的梅花的影像上。总体说来，中国展馆虽然光鲜，但是缺乏艺术品味和美感，人文气质和深度也付之厥如。满世界都赞美中国文化悠久，传统深厚，但是如果你想到中国馆去体会古老中国文化的底蕴，大概会若有所失。虽然似乎应当有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在场，但是参观者却很难碰上，也许他们都对德国大文豪歌德感兴趣，去参观他的故居去了，因此暂时缺席。

倒是台湾的展台占地不大，却布置得亮丽而温馨，一切都是敞开的，不分成小的间隔，同时几位抢眼的作家如龙应台、张大春、陈玉慧、杨照等都在场，跟参观者谈话，并由张大春当众挥毫表演书法。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也都围在这个展台，跟他们喜欢的作家谈天。

本届德国的媒体和公众界特别关心主宾国的正式代表之外的异议作家。戴晴可谓本次的风云人物。她在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第一场名为“文学与权力的关系”的座谈会上侃侃而谈，她说昨天中国副总理在开幕式上说，他代表13亿中国人来参加书展，但是她有个感觉，自己和很多体制外的作家不能被习近平先生所代表。而且所谓中国的出版业是“百花齐放”的景观也恕难认同，中国的书号被国家控制、审查制度严厉、很多作家的书没有办法出版，这可都是事实。

周勍说，在中国从事写作的人，被分成“我们”和“你们”，你如果属于官方的“我们”， 那就春风得意，一路绿灯；要是属于对立面的“你们”， 那轻则处处碰壁，重则有力虹、刘晓波的例子。马建说，我们在这3号馆小小一块地方座谈，挤得记者们和听众们拉长脖子、接肩摩踵，但是“他们”在6号馆，宽敞华丽，这个对比就说明了问题，国家大手笔拿出钱来宣传文化、文学，但是你只能听他要你听的。文学要“真”，不能“欺骗”，不能被“收买”。

德国笔会的秘书长维斯勒提出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经历了极权专制的灾难，对于国家权力特别警惕，不过有时候这也并不是“黑”与“白”这样可以简单区分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他的提法，认为灰色地带还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作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还能“伤痕”一番，但是如今许多“反思”和“恢复记忆”的工作都属于禁区。

有记者问到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情况，维斯勒提出德国政府还是作得不够，他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正面回答如何营救刘晓波。廖天琪说美国众议院于10月1日以421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决议案敦促政府，要求无罪释放刘晓波，此案将送至参议院讨论，并很可能于近期通过，届时奥巴马总统将被迫表态。美国议会的作法，德国议会可以借鉴。

除了这场讨论会外，今天还有五、六场跟中国议题有关的讨论会，不仅有中国官方代表，也有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参加，还有德国的汉学学者和居住在德国的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华人，节目琳琅满目，令人分身乏术。不论是直接参加讨论的人还是旁听的观众，真正感觉这是一个激荡脑力、触动思绪和情感的文化享宴。

“60周年大庆”刚过，一场叫做“世界媒体峰会”的节目，又在北京粉墨登场。出席单位包括：中共新华社；美国美联社、新闻集团、时代华纳特纳广播集团、谷歌公司；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日本共同社；俄罗斯塔斯社。

这类事情，如果发生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通常都会被当成一件好事，当作一种改变的信号，让世界充满期待；而今，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任何这类事情，都让外界充满怀疑，中南海又在打什么算盘？

事实上，没有人说得清这场“媒体峰会”的主题和意义是什么，无关新闻自由，据说与经济利益相关。这正是中共官方的意图，美其名曰：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让世界“见证崛起的中国在全球媒体发展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雄心”。

出席峰会的中共官方人员，规格甚高，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胡锦涛声称：要“保障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合法权益”；李长春声言：要“为外国媒体在华采访报道提供更多便利”。

而就在这一两年，西藏和新疆一出事，外国媒体和记者就被轰出当地，或受到严厉限制，摄影器材遭抢夺，相片胶卷被没收；而就在前不久，就在人民大会堂外的长安街上，就有日本记者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暴力殴打。言行对照，胡锦涛李长春等人的大话，犹如黑社会老大的腔调，当面说好话，背后耍花招，只要一转身，给手下递一个眼色，就一定让你哭笑不得。

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时，身为普通党员和平民的江泽民，赫然现身天安门，且高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二号位置，出尽风头。显示，在中共党内，江泽民影响力巨大，足以垂帘听政。遍布于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江系人马，是其魔力的保障。亲信李长春是其中之一。

专门负责为江泽民看死媒体这一摊的李长春，在这场“媒体峰会”上，甚至大言不惭道：“希望外国媒体的负责人和新闻记者，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把一个崭新的中国介绍给世界。”然而，当外国记者要到西藏、新疆“走一走，看一看”；或者，要采访在四川大地震中痛失爱子的家长或者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长，要“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一把，在中共官府、警察、黑社会的层层阻隔下，竟是既难又险，实在无缘见识“一个崭新的中国”。

这场“世界媒体峰会”，由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承办，在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是讽刺？还是黑色幽默？因为，众所周知，人民大会堂，从来是谎言的发源地；新华社，从来是谎言的传声筒；中国，是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共，是新闻自由的天敌。“中国的声音”，原来是中共的声音。

宣传部长刘云山也在座。纵观世界历史，“宣传部长”这等角色，只在两种集团存在过，那便是，纳粹集团和共产党集团。其任务，就是贯彻希特勒的洗脑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所谓见证“中国在全球媒体发展中占据主导位置的雄心”，就要让外国媒体“正确理解”中共的既得利益，帮助推销中共的独裁与专制。

作为自主经营的外国媒体，也需要寻找商机，中国大市场，是诱惑所在。中南海看准了这一点，以利相诱：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们听不听我们使唤；钱这种东西，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对我们这种垄断一切的独裁者而言，也是可以“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

中共寻找改变，不是改变自己，而是企图改变外国媒体，哪怕改变外媒在中国的行为方式。外媒或为金钱而妥协，但毕竟有限，不可能完全放弃新闻自由原则，因为，俯瞰这个蓝色星球，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是民主版图。被挟持的中国，作为巨大专制堡垒，几乎是最后一座，抵挡自由，时日无多。

于是，利用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到各国开办电视台或报纸，兜售中共意识形态，多年来，北京乐此不疲，不断加大投资，不惜巨额亏损，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像玩水漂一样，毫不犹豫地扔进大海。鉴于收效甚微，危机深重的中南海，决意最后一搏：砸下450亿人民币巨资，打造一个类似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24小时狂转，对外倾销中共的垃圾价值观：独裁与腐败。

10月14日，《文艺报》资深编辑、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相关话题。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在年轻人中流行，认为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了而今对权钱的膜拜。在现场，突然有一位“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10月15日《长江日报》）

白毛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因为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上有专门的文章进行讲述。当然，知道白毛女的人也应该知道黄世仁，因为黄世仁在白毛女的故事当中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地主色鬼形象。在白毛女的故事当中，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自然产生对白毛女的同情和对黄世仁的痛恨，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在现实历史当中，到底有没有类似于白毛女和黄世仁这样的角色，我看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上个世纪的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广泛展开。到1952年底，除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土地改革在全国农村宣告完成。据统计，在当时，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它一些生产资料。土改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可谓深得一部分人的民心，但是，也制造了空前的社会矛盾，因为很多所谓的地主阶层土地来源既合理也合法，即使他们拥有的土地比较多，但强制性地将其瓜分有明显的打家劫舍之嫌。

歌剧《白毛女》诞生于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为主要执笔人。众所周知，贺敬之这样的所谓诗人除了写些应景的三流诗作之外，再也写不出什么有人文魅力的作品，他所执笔的《白毛女》在行文上必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艺术水平上远远赶不上曹禺的话剧《雷雨》。《白毛女》明显是在刻意丑化所谓的地主阶层，在民国时期，“地主”家庭往往比较重视教育，“地主”以及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都比较高。虽然也不乏一些恶贯满盈和不学无术的“地主”，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不足以代表这个阶层的形象。

再则，中国在以前到底有没有地主阶层，这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据笔者所知，在自己出生地的那个村子，虽然在当年被扣上地主帽子的人不计其数，但很多都是穷得叮当响，即使有的“地主”日子比较好过，但都是靠自己的辛勤换来的，并无横行霸道、倚强凌弱的举动。地主这个词汇在现在看来具有浓厚的贬义和歧视色彩，一提到地主这个词，很多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黄世仁、刘文彩这样的所谓大地主。黄世仁毫无疑问是虚构的形象，而真实的刘文彩和传说中的刘文彩也判若两人。很明显，地主阶层已经被严重地妖魔化，现在是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事实的时候了。

不管当年的所谓地主阶层如何被妖魔化，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今的贫富悬殊远比当年要大，社会道德水平远比当年要堕落。假如要再来一次土改运动，依我看，将被打成“地主”、“恶霸”的人恐怕似恒河沙数。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的土地都被闲置，原本耕种的人都跑到了城里谋生，新一轮的土改呼之欲出，到那时，土地拥有情况是不是和土改前很相似？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在和华师学生探讨白毛女的话题时，不知道是否想到该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当年的历史真相。一种观点如果不是基于事实，那么即使它的推理过程再如何无懈可击，也终究逃不出荒诞的宿命。华师女生小谢在现场表现出了对熊元义观点的不赞同，可以预料的是，小谢的发言会遭到很多人的口诛笔伐，但是，我认为小谢在个人品质上比熊元义显示出了优越性，那便是坦诚。熊元义虽然在语言上表现出了对“群众疾苦的同情”和反对“对权钱的膜拜”，但是，很难说他做到了言行一致，至少，在很多公共事件发生后，我没有看到熊元义发出正义的声音。

过去的婚姻观讲求才子佳人配对，如今的时代不同了，女孩子嫁人往往会更看重男孩子的家庭条件，只要不是太刻意，我想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哪个女孩子不希望嫁入豪门的。黄世仁如果生活在现代，而且潇洒、风雅，可以说肯定会非常受女孩子的欢迎，只要不违背《婚姻法》，我想，喜欢他的女孩子不妨大胆地和他一起走入结婚的礼堂。

2009年10月15日

 

批评，责备，讨个究竟，笑着骂
愤懑之中又夹杂着热情和所谓的爽朗
意犹未尽后便是莫名其妙的激动
你不知他究竟要表达什么
最伤脑筋的是你永远搞不清他语言的温度
他是乐天知命还是绝望的自嘲
常常让人头痛一半天
你真不忍心命运在一个人身上的惨不忍睹
悲怆像刺猬的毛一样扑面而来。
我最后无情地应付老哥
我再不拿你开心
实在不行
我可以绝指不再论坛
不再像真的一样和诗歌情有独钟——误了青春
更要命的是误出一个善良人的理解。
老哥的电话中断后我愣一半天
直到把那桶可乐的味道喝成汽油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