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焦仁和先生在台湾和我的一次谈话

一、前言:

1996年5月30日,我去台湾参加由台湾《中央日报》主办的“百年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6月3日中午,“海基会”副会长焦仁和先生请吴祖光、北岛以及我三位会议代表在台北的馥园吃饭。“海基会”的副秘书长李庆平先生也在座。席间,焦仁和一开始就对我说:“沙先生上次访问台湾写的文章在《中央日报》转载了,他们复印了给我,我看了。”焦仁和只是说看了我的文章,并未加以评论。

在整个宴请过程中焦仁和好像只是在对我一个人说话,这也许是因为吴祖光先生年事已高,而北岛先先生又闲静少言,只有我爱听爱问,就自然成了焦仁和先生的主要话伴。但说到后来,我感到惊奇的是焦仁和对我这个作家不谈文论艺,只说两岸关系,好像我是大陆“海协会”的代表。这使我想起两年前,我做为大陆戏剧家代表团成员初次访问台湾时,台湾《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章益新(梅新)先生曾托我牵线搭桥,以便能够采访江泽民。那次返回上海之后,我即刻便向有关方面汇报,而且很快就在我家通过传真机和章先生直接联系。我估计此事焦仁和先生不可能不知道,这也很可能给他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我是“通天”的,至少是个“渠道”,可以通过我传递他们的某些信息。

须知自“千岛湖”这一悲剧性事件之后,汪辜会谈已经中止多年,“海协”“海基”两会也没有任何的接触,至少没有公开的接触,一时呈火热之势的两岸关系突然冰寒。尤其是此前大陆在3月份进行了火药味极浓的对台军事演习,而台湾方面李登辉刚刚就任总统,发表了并不示弱的“就职演说”,两岸的对敌态势愈加张狂。其实在我看来,双方完全是装模作样,似真实假,都在像儿戏般地“斗气”;相互之间谁都不敢真刀真枪(后来果然证实如此),谁也不愿意落下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千古罪名。所以我认为在这特殊的时期,做为“海基会”副会长的焦仁和,不论文学论两岸,可能有些特殊意义,也许是一种路径试探,期望我传递某种信息,打破目前僵局,重启对话之门。我认为我的估计不太会是天真的“自作多情”。虽然我并非最适当的人选,但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时就对焦仁和的印象很好,我乐意为他更为两岸的沟通效劳。

我非常支持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一个中国的和平统一,为了使大陆深切地了解台湾,为了促进两岸关系的友善和发展,我返沪之后,即将焦仁和的谈话整理出来,托人转交给曾庆红。我相信细心的人会从焦仁和的这番谈话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信息,但我不知道对台关系的决策人和执行者阅后有何感想。10年过去了,目前的两岸关系有了令人惊喜的变化,但重温当年焦仁和对我的这番“一面之辞”和“一派怨言’,我相信可能会避免我们重犯过去的错误,少走些弯路。只要不要唯我独尊、也不要唯我独正(正统),不要言而无信,更不要武力恐吓,如果能够真诚地、谨慎地按照目前中央已经修正的思路去处理对台关系,我相信两岸的前景应该是乐观的。

二、焦仁和谈话全文:

一开始我问候焦仁和的身体。

他说:“去年7月我出了一次大车祸,那是在机场,我开的车,路上,觉得阳光刺眼,就请我边上的人给我拿太阳眼镜。她问我是那一副,我把头歪了一下,说是那副,就这么一刹那的功夫,给对面开来的一辆大车撞上了,我顿时失去知觉;醒来一片宁静,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而在出车祸的前后一两个小时的事情全部丧失记忆,再也回想不起来了。我伤势极重,头上缝了200多针。面颊严重挫伤,牙齿也受损。耳朵里有水,会响。我问医生,耳朵里怎么会有水?医生说,是脑颅里的水。腿也受伤了,骨折,快一年了,我直到现在还在做‘复建’。昨天我的腿可以抬18厘米,今天可以抬20厘米了,有进步。我是7月28出的车祸,要是我们‘海基会’和‘海协会’的谈判当时能如期举行,我应该20号就到北京,也不会在28号出车祸了。”

我说:“看来还是要会谈,不会谈就要出车祸。”

焦仁和笑了,他说:“其实我们‘海基会’不是专门的谈判机构,我们是基金会,是财人法团。我们有很多处,有文化处、交通处、经济处、法证处等等。文化处是负责两岸文化交流的。这几年我门在文化交流上做了很多工作。经济处负责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一些事情。法证处很忙,去年一年办了两万多个法证,夫妻、父子出生、学历等等关系都要法证处出具法律证明。交通处也很忙,前年千岛湖事件就是由交通处具体来处理的,比如安排死者家属收尸拜祭、新闻记者实地采访、法律专家查看现场等等,都由‘海基会’和大陆办交涉。可当时交涉起来很难。匪徒打劫,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台湾也有土匪。我当时就不相信这件事有什么政治背景。问题是我们政府的态度,不要给外界造成误解。比如我们希望我们的记者到现场采访,大陆就是不同意。台湾是个新闻自由的社会,台湾同胞在大陆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让记者去采访呢?我们又提出能不能让记者在离现场100米远的地方看一看呢?也不行。200米也不行。再远一点,300米,用望远镜看看行不行呢?还是不行!我们是想帮助大陆澄清事实,弄清真相嘛。就是不让我们的记者去。这就叫我们很难做家属和民众的工作了。我们‘海基会’是想协助做些工作的,我们也担心这件事会影响两岸关系,把我们以前的会谈成果破坏掉嘛,可是很难很难。

“我讲这些是说我们‘海基会’平时不谈判,但像千岛湖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还是有很多事可干的,还是很忙的。一旦要和‘海协会’会谈了,我们才从下面将人抽上来。我们‘海基会’没有专门会谈的人。不过不会谈的时候,我当时的这个副秘书长要比别人轻松些。比如去年车祸到现在,将近一年,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养伤。”

我说:“大难之后必有大福,也许这时候正是会谈的好时机。‘海基会’最近有没有会谈的打算?”

焦仁和:“这个问题要问大陆。自从第一次‘辜汪会谈’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一直很好,大家都高兴。可是去年李总统访美,大陆什么话都骂出来了。什么‘民族罪人’也说出来了。罪在哪里?说李总统‘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要搞‘台独’。李总统一再表示一个中国的立场。这次就职演说也说了。大陆还是不信,要‘听其言,观其行”。这么说,李总统的‘言’还是可以的,那么‘行’呢?观其什么行呢?前不久,台湾前立法院长梁肃戎访问江泽民,也当面向江泽民先生问了这个问题。据香港的一家杂志报道,江泽民先生当时问了在一旁的王兆国先生,可见也不是很清楚。观什么‘行’呢?我以为就是指李总统的‘美国之行’吧?是指李总统要‘扩展外交空间’、‘扩展生存空间’吧?这也不能说他要‘台独’呀?总要生存嘛!大陆说要一个中国,我们又没有说两个中国嘛!是要一个中国,问题是一个中华民国,还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1911年就成立了,你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才成立的。你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可我中华民国至今也还有二、三十国家承认嘛。不能说一个中国就非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假如一个中国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还要什么会谈呢?就是因为一个中国出现了分裂状态,才需要坐下来会谈嘛。否则还要谈什么呢?”

我说:“目前还能谈起来吗?”

焦仁和说:“怎么谈?谈不起来。做些官样文章,两边人到一起,握手、拍照、然后坐下来各自照本宣读早就准备好的文件,有什么意思?谈不出结果,或者好不容易谈出了一些结果,又不履行,还不如多做些两岸交流的事情,增进互相的了解。会谈,签了字,要作数的。原来说好的,有过协议的,辜、汪一年会谈一次,两会一年会谈几次,都是签了字的,怎么能说不谈就不谈了?我们的立法局质问我们,我们怎么回答?反对党批评我们,我们无话可说。下次谁还敢到大陆去谈判、去签字呢?我认为大陆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台湾的政治运作,我们如今做任何事都要向立法院交待,都要受反对党监督。绝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和大陆会谈,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了统一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海基会’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找民进党谈,找各方面人士谈,才取得共识,才打开了和大陆会谈的大门,否则怎么敢谈?不给人骂我们‘通共’呀、‘投降呀?现在还有人坚决反对会谈,那是少数了,大多数人还是主张会谈的。取得这一步真不容易呀!今年大陆打飞弹,我别的不担心,我担心这两年的会谈成果都要打光了!大陆、台湾敌对了40多年,才坐在一起,才有了往来,才有了交流,才有了今天!可真的要打起来,又是40年呀!万一打起来,我们也不怕。不是说打飞弹要打到总统府吗?我完全相信可以打得到。这几年大陆到台湾的人很多,只要有一个人把一个定向装置放在总统府附近,飞弹就能打中目标。可是要登陆,要占领台湾,就不那么容易了吧?台湾这几十年也不是没准备,我当过兵,李庆平也当过兵,我们都当过兵。不过,这样说就不好了。中国人还是不要打中国人。”

李庆平插话说:“我前不久去看陈立夫先生。我问他:你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们晚辈没经验,你说说,和共产党打交道要注意什么?陈立夫先生说,你们要记住:共产党的话不要相信!我们去年和大陆签订了一些协议,大陆说不实行就不实行,我们真是很难理解。”

焦仁和接着说:“我们这一代人比陈立夫先生他们上一代人,要灵活多了,不象他们那样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因此共产党和我们这一代人打交道总要比和上一代老国民党人打交道要容易的多吧。大陆这几年决定对台政策的人换了些人,可能他们对台湾不是那么很了解,对我们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去年以来做的一些事叫人很难理解。”

我请焦仁和谈谈两岸关系今后的发展。

焦仁和说:“不用急。我在总统府工作了8年。前4年是在蒋经国先生手下当小秘书,在一局做中文秘书。后4年给李总统当大秘书。我在总统府这个政治权利中心来观察政治格局的变化,是再清楚也不过了。我的体会是一个政治强人逝去之后,政治格局肯定要起变化,这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蒋经国先生算是很开明的了吧?可他在世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台湾的政治格局是如今这个样子:新闻自由、解除党禁、多党政治、民选总统……蒋介石先生就更不可能想象了!有人问今后国民党的前途如何?还是选举嘛!选上了,就执政;选不上,就在野,就是这么简单。可就目前来说,国民党还一时下不了台吧?以后票数不够,还可以联合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嘛,最多国民党少几个部长席位而已。大陆今后怎么样,我不敢说,反正台湾的政治格局在政治强人去世之后是有了今天这样意想不到的变化。”

饭后,李庆平送我回‘六福客栈’。途中,在车上李庆平继续对我谈论两岸关系的话题,我感觉也很重要,因为他已自称台湾为‘远民’,并且还透露他所希望的两岸关系的格局!

李庆平说:“就算是大陆是中央,台湾是地方,也不能打飞弹嘛!古人不是说吗?“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不主张动武嘛。我们都是学过历史的。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朝、有过前后汉、有过南北宋,也是一个中国嘛!我们要是目前统一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叫一个中国的两岸时期嘛!”

我对他说我这次来台湾已经和台湾的剧作家有了一个合作项目,共同写个剧本,明年9月在台湾演出。

他说:“明年希望在台湾再能见到你!就像余光中先生在你们这次会议开幕式致词时说的:作家多来,飞弹少来!”

海落英:奥巴马,和平奖与狗吃肉骨头

诺贝尔奖每年都引人注目,今年则格外令人关注,因为今年的奖令人感到离奇,而且充满了反讽的味道。

10月6日,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高锟,因为他近半个世纪之前创立了光纤通信传输理论;获奖后,他不出来发表感言,倒是他的夫人出来说了话,说此奖如果一年前给高锟就好了。因为今天的高锟,已经患上老年痴呆症。

把物理学奖授予高锟,是奖励他的过去,是一个迟到的追认。

10月9日,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当时正在睡梦之中,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这个殊荣。把这个奖授予奥巴马的理由,说是因为他的理念和倡议会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未来。

把和平奖授予奥巴马,是奖励他的承诺,是奖励他还没有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他已经做了什么成绩,。

很多人对于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褒贬不一、争论不已,不少人认为通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先对和平有所贡献,评审过后对他的成就进行评估才颁奖给他,但是新的评奖过程似乎抛弃了这个“先做后奖”的传统,开了一个“先奖后做”的先河。

有这种想法当属正常,无论“先做后奖”还是“先奖后做”,其实都可以作为奖励的一种方式。比如训狗,就是如此,叫狗坐下了然后再奖励它吃肉骨头,或者先给狗吃肉骨头然后让它坐下来,其实都一样,骨头都是给狗吃了,人也最终把狗训练得坐了下来;只要目的达到了,奖励在先还是在后都是无所谓的。

说是说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但是在两种情况下还是会出麻烦和矛盾的。一种情况就是,聪明的狗会complain(抱怨),说我坐下了才吃到肉骨头,怎么它还没坐下就吃到了,这样不公平,就可能会导致群体事件和维权运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先给狗吃肉骨头,肉骨头是被吃掉了,但就是坐不下来,这样也会有麻烦,人有玩忽职守之嫌。

给奥巴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跟先给狗吃肉骨头想叫它坐下来没有什么两样。奥巴马于今年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而诺贝尔和平奖每年的提名截止日期是2月1日,其间只有12天的时间,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也还有三年多的时间,奥巴马还没有为人类的和平事业作出任何成绩,就因为他的“汪汪”叫声――他的和平理念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么一根“肉骨头”,确实与先吃肉骨头无异。此次和平奖授予奥巴马,明确否定了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希望通过这一根“肉骨头”促使奥巴马践行“领导世界必须要基于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价值观和态度”的外交理念,继续推动美国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可谓用心良苦。问题是,就因为诺贝尔和平奖这根“肉骨头”,就能够让奥巴马“坐下来”吗。首先,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首先维护的必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不可能受制于和平奖而违背国家的利益;其次,奥巴马承诺的很多东西,都属于理想的范围,连奥巴马本人都认为在他有生之年都很难实现;而且,这个和平奖会给奥巴马在美国国内低迷的人气雪上加霜,在医改案的关键时刻抢了美国政治的核心新闻,加深了人们对他的成见:风头出得太多,事情做得太少。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肉骨头”扔了出去,“狗”是不是会坐下来,还需要世人拭目以待。我们当然希望“肉骨头”没有白扔掉,“狗”也会乖乖坐下来,这样的话就天下太平了,这样的话这个和平奖也就真正有意义了。

2009年10月13日

西飏:芦马琳探访加缪墓

从普罗旺斯到鲁贝隆

8月18日,星期二,普罗旺斯。这是我们离开巴黎后的第一站。首先去阿维尼翁城,然后是附近的奥朗治、尼姆。第三天, 我们驱车向东穿越鲁贝隆(Luberon)山区,探访这里的几座小城,还想试着找找那些常出现在普罗旺斯的图片中标志性的薰衣草地。

首先抵达的是Fontaine-de-Vaucluse,小城依着山坡,泉水从中间流过。涌泉从深不可测的地下冒出,形成了穿过这个地区的Sorgue河。接着我们去山城Gordes,经过陡峭的盘山路,我们忽然看见了山谷对面矗立在山头的小城,那些古老的房子全都贴着山而建,褐黄色的墙面跟山石相近,整座城像是用房屋垒起来的另一座山,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视觉上也是十分震撼。Gordes也许太有名了,在其中崎岖曲折的巷子中,满是各地的游人,而城中间的市场更是人声鼎沸。可是这样一个景点却找不到厕所,即便在收费的停车场也没有。我们很是尴尬的离开,等找到厕所,已是几十公里以外的另一座城市Apt,一家酒吧的女侍者虽然一句英文也不懂,我们一番比划后她明白我们有“急”,马上邀请我们进酒吧内解决。

Apt除了名字特别外,城市却很一般,主要是没什么出名的古建筑,所以没什么游客。我们犹豫着究竟是往哪个方向去找薰衣草。网上的资料说往东可能有几片薰衣草地,而在刚才的路上不断有指示牌说朝西有一个薰衣草博物馆。考虑到少走回头路,我们选择向西,去了博物馆。结果我们在那儿看了薰衣草的录像,又在热情介绍下买了些薰衣草产品。但真正的薰衣草地则没能看见,因为通常在八月初,绝大多数薰衣草已经收割了。这是从博物馆得到的知识。不过, Apt以东没准还留下几片没收割的呢?这就无法证明了。

接着,我们驶上了向南的小路。这一天另外一个目的地是去芦马琳(Lourmarin),因为阿尔贝·加缪的墓就在那里。路上来往的车辆越来越稀少,但因为是山区,弯道较多,车速始终无法很快。间或会经过一些的小城,也同样很有特点,有古老的教堂耸立。虽然我们对之闻所未闻,但仍然会看见一些背包旅行者在其中兴致勃勃地游荡。

 

山城芦马琳

终于到了芦马琳。原以为是座小村镇,却是比预想要大一些的小城,主要街道相当宽敞,旁边有绿地和操场。旅游问讯处设在显眼的位置,门口也有免费的停车位。我走进去索要了地图,并问了加缪墓的位置。接待小姐替我在地图上标出了位置,我一看,需要穿过老城,在另一边的城外,于是问她走去要多少时间。小姐回答:15分钟。我又问:是否可以开车过去,那边有停车的地方吗?小姐建议我最好不要开车去,虽然那边也有免费的停车位,但通常人很多,不容易找到位置。我听了顿时心头一热,到底是法国,爱文学爱加缪的人还真不少啊。

    (从墓园的方向看芦马琳)

我们走进了芦马琳老城。小城相当漂亮,全是风格相近的老建筑,因为是山城,道路也是弯弯曲曲,忽高忽低。街上有不少饭店、酒吧、艺廊和各式小店铺,游客也不少,但没到拥挤的地步,气氛显得悠闲随意。

加缪在芦马琳买房是1958年的事了。难以想象50年前的芦马琳是怎样的气氛,虽然我们现在见到的城中的建筑当年已经存在,但普罗旺斯成为世界性的旅游热点,也是在彼得·梅尔的书畅销之后,更别说一直不算热门的芦马琳了。不知道加缪为何喜欢芦马琳,但我也是喜欢芦马琳的,因为它漂亮、有味道,却又不太招人,怪不得彼得·梅尔后来也定居在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加缪的传记中提及芦马琳都称之为村。因为在当时,这里的居民总共才600人。我能查到的最新的数据是1999年的,这里也才只有1119个居民。

加缪当年决定买房时,他太太并不中意,因为所要买的街面房子挤在其它房子中间,不是很清净。但加缪之前已看了十五处房子了,已经看烦了,说要么买这个,要么就不买了。事情因此而定下来,购房协议书是在10月份签的,协议上特别注明加缪得保证照料住宅地上的橄榄树。加缪正式搬到这里是半年后,1959年的5月。从此他常常附近散步,和当地人聊天、交朋友。人们很尊重这位知名作家,但别人若称他为“大师”,他会马上拒绝。加缪在芦马琳的定居显然是他一年半后遽然离世的关键前提。正是在从芦马琳返回巴黎的途中,出的那场震惊世界的车祸。

我们在芦马琳的街巷中行走。炎炎烈日下,路边冰淇淋店的生意格外热火。买冰淇淋的时候,碰到一对说上海话年轻人。老乡见面,攀谈起来。他们是和另外几位中国人组团,由导游带着来游普罗旺斯。见我们是刚进城,他们推荐道:“上面的教堂蛮不错的,可以去看看。”我说:“你们去过墓地了吗?”他们问:“什么墓地?”我说:“加缪啊,得过诺贝尔奖的。”他们仍然迷惘地看着我。

寂静的墓园

和老乡道别,我们往城外走去。街道到头,便是城外了。面前是几条交叉路,让我们一时没了方向。按刚才拿到的地图所示,我们找到的却是一座私人别墅,门口停了辆车,车门也开着。本想找人问一问的,但不见一个人影。就这样在原地团团转了一圈,还是不见墓地的影子。日头仍是毒辣辣的,像是在逼着我们告退。我有些不甘心,便沿着别墅所在的这条路又往前走了百多米,忽然惊喜地在路边看见了“墓地”的指示牌。墓园有个小门,门开着,门口的空地上并没有停任何车。走进墓园,里面不大,规模很小,远不能和巴黎那些大墓地相比。这里的墓都比较小,墓碑也都简朴。近门口有块牌子,上面画了个指示图,标明了几个名字,除了加缪,另外几个我都不认识。这样,我很容易就在左侧找到了加缪的墓。墓碑藏在草丛之间,其实哪儿叫什么墓碑,不过块普通的石头,上面写着:ALBERT CAMUS 1913-1960。如此而已,简单得过分。

墓园内空空的,再没别的访客。我俯身将墓碑前的杂草扯去了些,免得我拍照留念时,它们挡住墓碑上的字。

(墓园的门)

启发我来这里寻访加缪的墓,是因为读了我的老师叶维廉先生的书《幽悠细味普罗旺斯》。2003年6月,叶老师和叶师母曾经也走过这条线路,并于8日抵达这儿。面对加缪墓的过分简单,叶老师在游记中用“悲愤”表达了不满,并追问:“他为什么没有进入巴黎那个著名的坟场里,于萨特共荣光!”其实,巴黎的蒙巴纳斯公墓也不是什么八宝山,萨特和波伏娃在那儿的墓也谈不上豪华,不过是多了块大理石而已。可是,与萨特齐名的加缪,居然置身于这样一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墓园,挤在杂乱的石碑间,实在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另外稍感遗憾的是,我没能把我的朋友吴玄的书《陌生人》带来。这其实也是我来这里的另外一个原因。前一个月,我去杭州访问好友吴玄,他送了我他的新作《陌生人》,这部和加缪的《局外人》同名(因为加缪的小说英文名就是《陌生人》)的长篇小说。在其中,吴玄塑造了一个当代中国版的“陌生人”,一个在世界文学中早有的典型形象,却在中国文学中有些陌生的人物。其实吴玄之前就给我看过手稿,但当时我却没有接受他创造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的人物太“逃避”了,似乎不够格担当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的任务。但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渐渐回味到吴玄小说的主人公身上的“反抗”,一种既非英雄也不是反英雄的反抗。必须承认,一个非力量性的主人公并不妨碍小说本身的强有力。或许这就是吴玄的小说成为去年中国文坛一道重要风景的原因吧。所以,我接过他的书时,立即就表示会把它带到加缪的墓前。吴玄马上说不必,我说就算给我一个去芦马琳的理由吧。可是最后,因为怕行李太重,我还是把书拉着在了家中。

加缪之于我们

加缪对世界文坛的影响深远且广泛,他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是最年轻的得主,可惜不到三年就离世。这成了“诺贝尔奖诅咒”中最严重的一个。叶维廉先生在他的书中回忆了加缪死讯传到台北时的情形:给他打电话报讯的朋友“眼前一黑”,觉得“人文最后的一丝希望都熄灭了”,叶老师自己也是“非常震撼”。可见加缪对当时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之重要。至于我们这些人,加缪去世时尚未出生,他的影响要到上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当代文学和哲学著作被翻译过来时,才变得汹涌澎湃。在那套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青年如今又常常被诟病的四卷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加缪的《局外人》无疑是很突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局外人》是在第二卷当中,而这一卷书,我们时常拿起来颠来倒去看的,就是加缪的这篇。现在回想,那时我们多数人不过20来岁,甚至不到。我们真具备了读懂加缪的能力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现代派”这个非常不专业的词了,当年我们却为这个词而鼓舞,毫不犹豫地站到这个名号的下面。不过,那些深深打动且影响了我们长久的作品,实际上却是一些不那么夸张、变形的作品。《局外人》完全是传统的白描手法,冷峻、内敛,声色不露,却把人的孤独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和它所在的外部世界之间疏离、荒谬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加缪就是具有这样的穿透力,可以让懵懂的少年都可以得到思想的洗礼,他在文学传统上开启了另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正是有了加缪以及他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的影响,我们这些人再也不可能以我们前一代人的方式写作了。

除了《局外人》,加缪的《鼠疫》,《堕落》和哲学散文《西绪佛斯的神话》等也相继翻译到中国。但最大的影响无疑还是《局外人》,其实在法国似乎也是如此,难怪加缪也愤愤不平,耿耿于怀人们只记得他的这部写于1942年的小说。加缪这样想,或许一方面是觉得他的其它作品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大概是觉得《局外人》的意义被夸大了,他不过是要写一部小说而已,绝非要给他的存在主义思想作一个图解。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我觉得,若按照哲学思想,是无法写出《局外人》的。很可能这是一部灵感之作,却超越了自身直指存在的本质。而作品一旦完成,作者不再拥有解释权,重要的已不是他要说的,而是作品是如何被说的。所以,《局外人》在千里万里之外,产生奇特深远的影响,一点儿也不奇怪,即便很可能是带着多重的误读。 

知识分子和足球守门员

 我们很多人都是把加缪和萨特一起读的,因此都曾为他们的决裂而惋惜。通常,我们都是先喜欢萨特,然后喜欢加缪。后者的文章更耐读,也更像个作家,而前者更多是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使得我们想当然地在萨特和加缪之间偏于加缪这一方。加缪和萨特是因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决裂的。加缪是法国人,但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与这个北非国家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脉相连。按逻辑推断,加缪的身份一定会使得他对阿尔及利亚有更多的感情,萨特则是“局外人”。但令人跌眼镜的是,当时的事实恰恰相反。加缪更力主法阿之间的和解,竭力想维持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萨特,甚至右派的阿隆,却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力主铲除殖民主义,由阿尔及利亚人自主独立。俨然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二战之后是席卷全球的殖民地寻求自主,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潮流。时过境迁,我不知道半个世纪之后,阿尔及利亚人是喜欢目前的国家地位,还是更愿意作法国的一个外省。但在当时,加缪的立场显然是两头不讨好。实际上,在与萨特的论战之后,加缪忽然选择了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他卷进了太多的个人感情,对祖国和对出生地的双重的爱让他两难。而萨特是理性的,超脱的,他的判断更清晰,事后看来政治上也更正确。在这场左与右的激战中,萨特表现了勇气和睿智,无愧是“德雷福斯知识分子”。关于这给,林贤治写过《法国知识社会中的一场战争》作了精彩的论述。在这场战争中,加缪是最早的参与者,却早早退出,为双方所不容。他的长时间的沉默,一定是带着痛苦和酸涩的。更可惜的是,他的突然离世,使得他既无法把自己的“错误”更进一步,也无法纠正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他也没有看到。加缪就像一个在球赛中途罚下场的球员,对结局无能为力。

萨特是属于巴黎的,加缪则选择了芦马琳。法国是个奇怪的国家,它的所有精华全都聚集在巴黎这个大城中。加缪可以在芦马琳写作、思想或休闲,但作为一个法国文化人,他唯一的舞台在巴黎,他必须时不时地赶回去。据记载,车祸现场,加缪的衣袋里还有一张去巴黎的火车票。

站在加缪墓前,我忽然想到了另一个人:齐内丁·齐达内。在世界杯赛场上,这位一代足球艺术大师竟被意大利的马特拉齐使坏激怒,在终场前被红牌罚下,从此告别了世界足坛。那场比赛我是意大利的拥趸,但齐达内这样的下场,仍让我不忍。同加缪相近却相反,齐达内是出生于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后裔,在之前八年的另一届世界杯上,他率领一支多数由移民后裔组成的法国队为法国首夺世界杯,据说在当时令颓唐沉沦的法兰西民族因此而自信心大增。

(加缪之墓)

加缪也是足球爱好者,不过他并不踢球,而是专职守门员。所有爱足球的人喜欢的是进球的瞬间,加缪却相反,他的职责是扼杀进球。他参加过地区级的比赛,因为伤病而没能继续职业生涯。但他十分看重足球,觉得这项运动教给了他“道德感”和“责任感”。据加缪的传记记载,在芦马琳,每到周末,加缪总是去看当地青年的足球赛,在场边呐喊助威。

 

2009年8月18日记于途中

9月11日改完。

《自由写作》首发

廖天琪:还好歌德救了他们——法兰克福书展系列(之二)

法兰克福第61届的书展于10月13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出版界和文学界人士对于在开幕式上的几位发言人的讲话都印象深刻。首先令人感到很新鲜的是,这里不讲究“排座次”,开幕式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的主席贺内菲尔德教授(G.Honnefelder),他举出有60年传统的书展,虽然经过第三帝国时期的摧残,但是“言论自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人权”的事实并未改变。他并提出书展前两位中国作家(戴晴、贝岭)一度被取消了邀请是很不应该的。这时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只有加起来约300多位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和工作人员面无表情,也无反应。

书展主席博斯在他的发言中强调言论和思想的自由。黑森州州长科赫竟然在发言中提到西藏,说跟拥有特殊的文化和语言的西藏进行交流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法兰克福女市长罗斯这次虽然不再刺激中国代表,但是也认为思想遨游、文字飞扬是人类骄傲的文化传统。

轮到中国的作家莫言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的发言,他们都紧紧抱着德国文豪歌德不放,大做文章,莫言把曹雪芹跟歌德比,铁凝先从美丽的金秋谈起,夸奖德国是伟大的民族,说只有物质不够,人类还需要精神食粮, 举了一些德国的作家的名字。到了副总理习近平时,他再度提了文豪歌德,说他自己代表中国政府和13亿中国人表示感谢能来参展。同时指出中国的出版业吸取外来的格局,目前是个发展开放、百花齐放的景观。中国人13亿人饭吃饱了,但是他们的文化权益也应当得到保障。

德国总理莫克尔女士是最后一个发言人,她先赞美两位女作家,获得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赫塔穆勒(Herta Mueller)和书商奖的卡特琳娜穆勒(Katrin Muellere),她认为虽然进入电子时代,但是书的地位不能被取代,一书在手,浮想联翩。她有点羞涩地说,以前她在当时的东德,往往要求西德的亲友不要只寄食品包裹给她,她也要求他们寄点东德买不到的书籍,这类口吐真情,道出自己“越界”的行为,出自一位国家最高元首,令人感到她的淳朴和寓意深远。

在爵士乐队的快节奏的音符中,开幕式落幕,中德两方的政府首长和文化人的发言,两相比较之下,十分令人回味。

杨恒均:有所敬畏,才能无畏

陪小儿子看牙医,我有如上刑场的感觉……

上午,我开车带九岁的小儿子去看牙医。从后视镜中看到他一路上表情肃穆,若有所思,大大不同以往一个人时也能手舞足蹈、自说自话的样子,一问才知道,他不想看牙医。他还说,一想到要看牙医,他就很Sad(悲哀)。

看到儿子可怜巴巴的样子,我真有点于心不忍。真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一门职业叫“牙医”,工作就是在你嘴巴里鼓捣,让你长大后的牙齿好看点。虽然现在满嘴的牙齿有些磕磕碰碰,颇显“峥嵘”岁月愁的痕迹,可看到儿子这样的难受,我还真觉得牙齿丑点也无所谓了。

在澳洲看牙医昂贵得让人心疼,但更让人心疼的是儿子看牙医时遭罪的样子。不过想到儿子长大后,拿得出口的“牙口”可以吸引更多妹妹,于是我就只好咬紧自己一口漏风的牙齿,威逼利诱全用上,一次又一次把他带到牙医那里。

我们来到诊所,牙医还没有戴好手套,小小身子的他却已经利索地躺上诊椅,调好躺姿,让嘴巴正好在聚光灯下,乖得让人心疼——也难怪,他已经看了十几次牙医了。当戴上手套和口罩的牙医走向他的时候,儿子还是忍不住如临大敌的样子,陡然让我有了种自己正在刑场上的感觉……

大儿子学开车,我紧张得袜子都湿透了……

下午,我的计划是抽一个小时教十七岁的大儿子开车。这之前,他和同学一起去交通部门通过了笔试,等我教会他开,再考过路试,他就可以自己开车了。在这里,孩子成年之前就纷纷学会开车,学开车好像是成年仪式的前奏。盼望儿子长大,可真感觉到他已经长大了的时候,却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虽然他早已经高过我半个头,可在我的眼中他还是一个孩子,让他坐到驾驶座位上之前,再次充分地发挥了我长篇大论的才能,叮嘱来叮嘱去。从他坐上驾驶座开始,我就开始紧张起来。可哪里知道,由于他们这代人从小坐车,车感几乎是天生的。果然,今天第一次抓住方向盘,可半个小时后,他竟然在乡村路上左拐右转了。问他是否紧张,他说没什么。可当我回到家里脱下鞋子时,我惊觉自己的袜子完全湿透了。我当初是如何学会开车的?我父亲当然没有能够坐在我旁边,而且,我记不起来我当时是否有如今天这么紧张过……

有了儿子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对责任和爱也有了另外一种认识,同时知道了这世界上,一个人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当我从小立志要到处游荡走遍千山万水的时候,我也在大儿子出生的第一天就想为他找到一个和谐、安全的地方……

为他们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到美国去学习和工作,我把老婆孩子带到了美国。但很快我就发现,作为政治中心的华盛顿虽然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但却肯定不适合我的下一代居住,除了我这人和美国结仇太深之外(担心他们报复我),更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感觉到美国人以自己为中心——这种以华盛顿为世界中心的心态实在有问题。当时我对“中美必有一战”并不完全认同,但我心中隐约觉得,也许有那么一天,这里会成为恐怖分子引爆原子弹的地方。 

相比而言,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与洛杉矶就更安全一些,可我却也不愿把儿子送到那里去,因为我害怕地震,而那两个城市都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历史上也发生过几次致命的地震。温哥华倒是不错,就是太冷,一年有一半时间只有眼睛能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剩下讲英语的地方不多了,澳大利亚悉尼成为首选。

澳大利亚悉尼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犯罪率也低,我能够在兼顾自己的事业和理想的情况下,让大儿子从美国移民到这里定居,让小儿子出生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然而,生活在自然灾害最少、政治制度相对不坏、社会福利最完善的澳洲,却并没有彻底消除我心中因爱而生的担忧和惧怕——那是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与生俱来的,包括生老病死、活离死别……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人到四十,也进入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而对于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却是无与伦比的——我感觉到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但有现在,还对过去和未来有了另外一番新感悟:我从儿子身上看到未来,从父母身上经历了过去。

看着生命力如此旺盛的儿子,我希望明天快点到来;可面对日益衰老的父母,我希望今天永远别变成昨天。母亲去世前后的这两年,我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关于生命的课业。 

有一个终身难忘的场景,母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医生找不出原因,在哥哥帮母亲翻身的时候发现她后背有一个血窟窿,当时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她老人家笑着说,哈,(病情恶化的)原因找到了,原来是藏在我背后的一个小火疱。

由于白血病完全摧毁了母亲身体内的防疫系统,这个两天内由小火疱生成的血窟窿,一点一点地漏掉了母亲最顽强的生命。在那个时刻,面对乐观却难掩虚弱的母亲,即便我是“力拔山兮气盖世”,感受到的也只有生命的脆弱和人类意志的软弱……

这些年走南闯北,也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博爱,尝到了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人情冷暖,但对儿子和父母的爱,却雷打不动,也成为我人生前行的动力。这种爱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如果能够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话,那甚至连西方空泛的博爱都要相形见拙。

小儿子的第一张名片……

晚上,小儿子在我的钱包里找到一张我的名片,他把玩了一会,走到一边写写画画去了。过了一会,他拿着一张小纸片过来,我接过小纸片一看,原来他为自己做了一张名片。和我那张名片的设计一样:名字、电话号码、地址,照葫芦画瓢,像模像样。

儿子自己设计的这张英文名片和我那张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在我那张名字后印有“博士”头衔的地方儿子写了更长一行字。我扫了两眼,却没有一下子搞懂是怎么回事。这行字直译为:生命形式:人类(Life form: Human),我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我是人嘛。我恍然大悟,随即故意夸张地说,啊,原来我的儿子是人类啊?儿子不理我,我只好又问,难道还有不是人的?

儿子一听就脱口答道,当然有,还有猫啊、狗啊、虫子啊,还有树,还有机器人、太空人和mutant、吸血鬼和上帝……

儿子大概对我这个博士如此“无知”很不屑一顾,而我要好久才回过神来。下次印刷新名片的时候,我也会在名片上注明我是一个“人”,那将时时提醒我做人的骄傲,和做人的谦卑!

有所敬畏,才能无畏……

夜深人静了,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虽然我对很多学科浅尝则止,对很多地方放走马观花,但人到中年后,还是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最高深的学问其实是宗教。几乎所有的学问都是关于生的,只有宗教是关于死的。我认为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有福了。

有朋友在采访我关于中国局势的时候顺便问道,当今中国最让你感到害怕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最可怕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第一次出现了那么多人(大概有十亿人吧),他们除了相信自己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信仰,他们认定死亡是一切的终点,从而出现了最大的一群害怕死亡的人……

有笃信宗教的朋友写信给我说,看到你如此艰难的推广民主,我们都为你难受。不过,如果大家都有了XX宗教信仰,民主得来将全不费工夫,所以,他们建议我先推广宗教。我回答说,任何人推广宗教都应该是因为他们相信宗教,如果只是相信宗教能够带来民主而去推广宗教,那就是对宗教的玷污,是“披着宗教的外衣” 。

我想去相信,但谁能让我相信?或者是谁让我们再也无法相信?落后的经济可以赶上来,体制改革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弄残一两代知识分子后还会有后来人,砸烂的教堂和寺庙也可以重建,而唯独这信仰,却不是说建立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宗教无疑能够把人类带向更高的精神境界,然而,我也发现,到达这更高精神境界的路也许并不只有一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和信仰不同宗教的朋友交流,我分明地感觉到他们说的那种信仰、追求和感受竟然如此熟悉。这才知道,你可以把自己的理念、追求和信仰当成你一个人的宗教。

无论是宗教情怀,还是人文关怀,又或者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对于没有信仰的人,都是遥不可及的。信仰就是让我们有所尊重、有所追求和有所敬畏,只有有所敬畏,才能做到真正的无畏……

杨恒均 2009/10/13

廖亦武:川菜厨子周半岛

采访缘起

见识过若干川菜厨子,却极少见识周半岛这种头脑特别的厨子。

2009年7月22号,举国看日食;在日食前两天,受我家妹妹邀约,在半夜两点多钟,跑到人民公园附近吃鬼饮食,也就是著名的“老妈蹄花”。这个标准的苍蝇馆子,据说有20多年历史,几经搬迁,依旧一烂摊子,却深受广大夜游神群众,特别是出租车司机的拥戴。真是超级火爆,大马路旁,折叠桌子从堂内延伸至堂外,终于挤满街沿,可还有不少夜不归宿者,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桌凳,就将清炖猪蹄及其蘸水搁地上,蹲着吃,一口蹄花一口酒,还不忘啧啧赞美:骨头都是酥的!太安逸罗!

妹妹在吃喝间偶尔抬眼,见对面有张熟脸,就打招呼:“哦哟,老周,好久不见!自己有馆子,还在外头来混嗦?”

我也抬眼陪笑。成都人的习惯,言语几番往还,对头了,大家就借势拼凑一处。经介绍,此深度近视的瘦猴居然是个厨子,虽半路出家,但在川菜江湖上,也算一人物。

“我的馆子早关门了。上不去下不来,就认输认命,莫跟遍地大馆子竞争。”

“你还可以开个这种猪蹄店嘛。”我说。

“最早,这儿一根猪蹄卖一元钱,现在,翻了10倍。人家也是几经沧桑,起码经手了数百万根猪蹄,才撑到今天。钱挣不完,我熬不起,就泡菜下酒嘛。中国人十几亿,也不缺我一个混日子的。你说呢?”

正 文

老威:听我家好吃嘴妹妹讲,老兄的厨艺了得?

周半岛:已经好多年没下厨了。

老威:为啥子?

周半岛:不为啥子,就是骨头懒。

老威:看你的状态,挺滋润嘛。

周半岛:油爆了大半辈子,就在寡淡中度过余生算了。

老威:有点高深哦。

周半岛:舌头伸缩大半个世纪了,都木了,无鲜可尝了。

老威:高深到极致,厌世情绪又涌上心头。

周半岛:莫嬉皮笑脸嘛。

老威:活跃气氛嘛。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大户人家开饭,都先上一碗开胃汤。传闻中的川式开胃汤,叫“青龙过江”,即一海碗热气腾腾的老醋汤面上,横两根肥葱,你一尝,就歪瓜裂枣,饥焰升腾……

周半岛:醋能开胃,亦能解毒,可我没听说过“青龙过江”。

老威:嘿嘿,这个掌故,据说出自四川第一美食家、96岁的超级吃神车辐。他坐轮椅十几年了,大肚皮大脑壳,俨然弥勒佛再世。老人家为民国时期的名记者,曾经爱国家爱乡土,志气比天高,国中名流及川中名厨结识了多半,终成正果。而今,熬死所有同代英雄和狗熊、故交和仇敌,也差点熬死国共两党的车老化石,就剩一件事:吃。

周半岛:哦哟,我6年没见这祖宗!前几天,还买了他一本书。

老威:我模糊记得他的吃神座右铭:思想被改造,精神被整垮,只有吃吃吃,一身肥尕尕。

周半岛:我觉得这首诗,可与《红楼梦》的主题诗媲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世人笑我痴,谁解其中味?

老威:这个味,放在川菜里,就是酸甜苦辣麻咸。

周半岛:就是麻婆豆腐。

老威:你的拿手。

周半岛:这个豆腐相当奇妙,上等黄豆,用磨子推了滤了,还得以苦涩交织的疸水(石膏)来点。豆腐本身,口感寡淡之极,却能做出几十、几百种佳肴。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老子,而老子在《道德经》中,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水,任何人,想叫水变啥形状,水就变啥形状,而水一旦铺天盖地,就能淹没任何人。就如豆腐,老一点是豆腐干,嫩一点是豆花,对于厨子,你想叫豆腐变啥,它就变啥,可说不定某次,你不把豆腐放心上,就砸在豆腐手里。

老威:太悬了。只要四川人,谁不会做几样豆腐菜?比如我,也会红烧豆腐、蘸水豆腐、青菜豆腐汤。麻婆豆腐嘛,虽然不咋个敢碰,但书中菜谱已烂熟于心:豆腐400克,牛肉75克,青蒜苗15克,郫县豆瓣10克,辣椒面5克,花椒面2克,酱油10克,精盐4克,味精1克,豆豉5克,淀粉15克,肉汤120毫升,熟菜油100克。

操作步骤如是:将豆腐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块,入沸水中,另加精盐约2 克,浸泡5 分钟后沥干水,牛肉剁成末,青蒜苗切成段,郫县豆瓣剁细、豆豉制成茸备用。沙锅置中火上,加熟菜油烧至六成热,入牛肉末炒至酥香,继之下细豆瓣,再放入豆豉茸炒匀,加红亮油色;掺肉汤烧沸,下豆腐烧约5 分钟,校正盐味,放酱油、味精;湿淀粉分两次勾芡,下青蒜苗至断生,起锅装盘,撒上花椒粉即成。

周半岛:有点像抓中药哦。

老威:对对。

周半岛:口感也像中药吧?

老威:对对。我边翻书边搞,手忙脚乱,这也炒焦了,那也搅烂了。特别是这多少多少克,太可笑。最后起锅,就一盆怪味糊糊。

周半岛:据考证,这麻婆豆腐始于1862年,清朝同治皇帝时;原址成都北门外万福桥头,原名“陈兴盛饭铺”。比如今为民工服务的路边鸡毛店更差劲,它甚至连桌子板凳都没配齐,而锅灶就设在千疮百孔的茅草棚下。

老威:肯定没有政府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周半岛:川菜中的主要名菜都出自社会底层,俗话说:吃得脏,不生疮;吃得臭,不长痘。所以这麻婆豆腐发明者——陈兴盛的老婆,蓬头垢面,虎背熊腰,更兼满脸麻坑,活脱脱就是《水浒传》中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而顾客呢,又是清一色的贩夫走卒。那时,上百家榨油坊集中在苏坡桥,众油贩推着鸡公车,嘎吱嘎吱运油篓子进城,必经万福桥,就歇脚打尖,顺便光顾丑得远近闻名的陈麻婆。酒饭之余,拿丑妇开开玩笑,也算苦中作乐。

老威:电还没发明前,苏坡桥榨油坊就是成都府万家灯火的源头。

周半岛:可“光明使者们”累折了腰。某个大热天,某个脚夫饿痨病犯了,就赤膊上阵,从油篓子舀一瓢新鲜菜籽油,估计有1斤半,进饭铺连声吆喝。麻婆笑脸迎客,脚夫却吩咐:老子人穷胃大,也给老子整一份味大的!麻婆问:味要整好大?脚夫答:凭感觉嘛,油大,麻辣,过瘾。太阳猛,老子偏要以毒攻毒,流汗流个爽快。麻婆叫声“要得”,立马奔隔壁,割来一砣牛杂碎,甩在砧板上,然后操起两把一尺二寸的片刀,乒乒乓乓一顿狂砍。哦哟,地动山摇,肉渣子横飞,顿时惹得20多个光膀子围观,并惊呼:快来看哦,麻婆子鬼上身了!

老威:这么夸张?

周半岛:厨子来感觉,就如诗人来灵感,锅碗瓢盆都在一种氛围当中。所以麻婆的确中邪了。但见她披头散发,口中念念有词,丢下片刀,又转身倒栽进半米深的锅底,稀里哗啦涮锅3遍。众人哗然,脏乱差的麻婆居然讲究了!日头西方出嘛。

然后烧火倒油,然后展开巴掌,将油瓢的剩余一滴不漏刮净。那种逐渐加热后阳春菜籽油的阵阵飘香,估计在一里外也能将人醉倒。然后才是炒料,郫县豆瓣,汉源花椒,还嫌不够狠,又加大捧辣子。油与调料的混合香缭绕,下烂肉;火候到了,下豆腐,勾芡。起锅时,一把蒜苗。最后是哐当一下,麻婆以锅铲击灶台,吆喝“端起走”。于是3大海碗川菜绝唱就上了油腻腻的桌面。

那号称“人穷胃大”的脚夫,凑近一闻,毛毛汗就出来了;再捞筷子一尝,竟半晌合不拢嘴,众脚夫死盯住他:咋个?中毒了?还是下巴掉了?却见那厮嗨哟嗨哟,到底叫出声来:陈麻婆豆腐!鲜死人罗!

接着就如冲锋陷阵,他就着豆腐,连整3斗碗糙米干饭,才抬起脑壳。人湿透了,不不,人就像从河里捞起来。再接着,20多个脚夫都尝了几筷子,纷纷吆喝“照着做”。陈麻婆甩一把汗:累死老娘不偿命么?

于是铜板哐当哐当朝桌上丢。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陈麻婆豆腐的威名刮风一般,直入成都府。最终街头巷尾,妇孺皆知。成都土著,个个都是好吃嘴,一时间,万福桥奔吃的,比在近旁乾隆御赐的万佛寺烧香的还多。

老威:与佛同光了?

周半岛:至少是薪火相传。我这种曾经的川菜厨子,都算广义的陈麻婆传人。

老威:听你一番绘声绘色,我吞了不少清口水。可是,当今陈麻婆豆腐在西玉龙街的总店,两三层楼,搞得富丽堂皇,我却没在里头吃出多少味道。

周半岛:陈麻婆豆腐风雨百年,终于从城外到城里,从底层到高层,成为精品川菜的金字招牌。不容易嘛。

老威:可它的灵魂还是在那个路边鸡毛店。你觉得呢?

周半岛:我老家就在万福桥一带,我是吃着麻婆豆腐长大的。文革爆发前,我们几个还去西玉龙街吃过一回,一溜平房,上铺板的那种,店内10来张桌子。隔壁是卖山东烤馍的。排山倒海的人,卷进卷出,我们在门口掏钱扯了票,里面却坐不下。于是随大流,凭票在柜台端豆腐,然后一双手接一双手,从人脑壳顶朝外传。当时物资紧俏,只卖麻婆豆腐和白油豆腐,而且用土巴碗装。我们将来之不易的豆腐,搁在车水马龙的街沿上,每人端碗饭,就那么围成一圈,短跑运动员一般奔吃,香得要命。

老威:慢点嘛。品味道嘛。

周半岛:人家只卖中午,并只卖两个钟头,慢了就没了。接着是文革,所有的老字号,都当作封资修砸碎。陈麻婆豆腐的招牌,还是我们这派的红卫兵摘下来、当柴火烧掉的。再接着上山下乡,我高中没毕业,就去几百里外的剑门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山沟底的知青,除了偷鸡摸狗,能做啥子?

老威:我的印象中,做过知青的,都会弄菜。

周半岛:对,我的所谓厨艺就这么练成的。当地的豆腐比较有名,豆子的收获季节,家家都是石磨推豆腐。直至今日,“剑门豆腐”也是连锁品牌。

老威:你就练上豆腐了?

周半岛:没肉哇。城里人凭票,才1人1月半斤肉,农民更是10天半月不见荤腥了。豆腐带碱性,越吃越痨,因此剑门关的人,都格外瘦,在坡地慢悠悠耕作,远看如飘起的竹竿。估计我们生产队几百人的平均体重,还不足50公斤。

老威:飘飘欲仙嘛。

周半岛:可我这个饿神仙,挖空心思搞吃。有一次,我意外在茅坑周围逮住一只大耗子,足足半斤。就不管它是不是粪鼠,立即剥皮,剁碎,再顺手卷了条麻袋,直奔队里的榨油坊。其时正收油菜籽,坊内几个正围着榨机忙碌。我心不在焉,没话找话,磨蹭两个多小时,终于获准,用自己带来的干麻袋替换榨油坊的油麻袋。接下来回家关门,呲牙咧嘴地拧麻袋,双臂酸疼,可滴进锅的,加反复摩擦热锅逼出来的油,竟然达3两!

我照陈麻婆豆腐的搞法,隆重出炉了鼠肉麻婆豆腐,超级麻辣烫口味。我先狼吞虎咽,后细嚼慢咽,末了沦为一只猫,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我近乎虚脱地躺倒时,竟泪流满面了。

老威:这么感动?

周半岛:不晓得。当时就这么想:这顿吃了,死而无憾了。

老威:理解理解。陈麻婆在天之灵也意料不到,有人用鼠肉做麻婆豆腐。

周半岛:此窍一开,我就有点走火入魔。好长一段,我都攥紧锋利的镰刀,死盯牛屁股,两眼冒火。

老威:干啥子?

周半岛:想斩断活牛尾巴,熬汤或者红烧。

老威:疯了疯了。

周半岛:是有点疯。幸好生产队摔死了一头老黄牛,才惊醒梦中人。

老威:分牛肉了。

周半岛:一人才几两,够塞牙缝。可队长让我去供销社卖牛皮,我却在半路,寻个隐秘树丛,切割牛耳、牛头皮、牛蹄、牛尾巴。搞得牛皮差点卖不出去。回家关门,猛火狂煮一夜,连牛胶都炖出来了。

老威:这玩意儿能吃?

周半岛:满满一洗脸盆。细细刮毛,细细切片,折腾至太阳再次偏西。加捣碎的香料(应该是五味老卤,手边没有,只好将就)、特制熟油辣子、花椒面、姜葱蒜、酱油醋、芹菜杆、大把芝麻花生沫沫,码10分钟,入味就开吃。太爽太飞太共产主义了。哎哟,我他妈的连嚼10来天“成都皇城坝夫妻肺片”,太奢侈太腐败太资本主义了。

老威:夫妻肺片是川菜中又一金字招牌哦。

周半岛:是回民菜。据考证,它的原创情景与我蹂躏牛皮的情景相似,也是在回民宰牛后,剥下的牛皮被蜂拥而上的乞丐二度肢解,变废为宝。弄夫妻肺片的关键是刀功,顶级厨子能够将牛头皮旋成巴掌大,张张薄如纸,筷子挑起看,可透出对面人影;放回盘子内,前后如飞檐一般翘起。所以夫妻肺片最早的浑名,叫“两头望”或“盆盆肉”。

老威:盆盆肉?

周半岛:大约晚清时候,成都府皇城坝的小贩从乞丐那儿得到灵感,用烘笼一般的土盆竹篮,装满浸透麻辣红油的牛头皮,沿街叫卖,却不料转眼风行,成为改朝换代、人心惶惶中大伙追捧的时尚小吃。

老威:一份多少钱?

周半岛:应该是一片多少钱,用竹签子穿着,或夹着买。

老威:不是肺片,为啥又叫“肺片”呢?

周半岛:估计是“废片”,废肺同音,小贩们喊着喊着,久而久之,“废片”就成“肺片”了。

老威:对对,本来是回民不要的东西。

周半岛:也许是某个读书人改的,一字之变,就掩耳盗铃,大嚼“废片”。

老威:夫妻肺片又是谁改的?

周半岛:从“两头望”演化而来。牛郎织女是远古夫妻,隔着条银河,两头遥望,却只有在阴历七月七才能通过鹊桥相会。“肺片”弹性强,除非人为,两头碰不到一块,这和牛郎织女的处境差不多。

老威:嘿嘿,四川人真能“望菜生义”。

周半岛:成都府皇城坝的原址,在如今的市中心天府广场。明清两朝是贡院,也就是录取举人的考场。因为外观类似北京天安门,有门楼和门洞,所以被老百姓叫做“皇城坝”。民国时期,这儿沦为贫民窟和著名的底层集贸市场,各色人等齐全,各种买卖都做。不过流传至今的,还是这儿的成都小吃,赖汤圆、龙抄手、糖油果子、三大炮、小笼牛肉、川北凉粉、担担面……应有尽有,根本数不过来。解放后,政府取缔了这个旧中国的缩影,若干传统名小吃,包括皇城坝肺片,在革命建设中,几乎绝迹。再度恢复时,夫妻肺片就混杂了其它牛内脏,由街头走进饭铺,成为川菜的又一领军人物。

老威:皇城坝在文革中炸毁,铲平原址,建立“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那尊老毛塑像还在,据说至今都算全国最高的毛像。

周半岛:我却在毛像建成后5年,招工回城,在厂子里当炊事员。80年代,我手痒痒,就在大慈寺背后,撑开一家苍蝇馆子。我拿手的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蒜苗回锅肉,很快卖出了品牌。

老威:1980年代我在《星星诗刊》工作过。印象中满城平房,背街背巷太多,树影太密,夏蝉太聒噪。五楼以上算老成都的高层建筑。所以那时的馆子,门脸窄窄,却烧卤蒸炖炒,荤素半荤素,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周半岛:对对。那是川菜的黄金岁月。普通人,花不了几个钱,可以吃得很满足。我也懒洋洋的,很满足。我的苍蝇馆子,虽然被屋前的大树遮挡,里面比较阴暗,下雨天还常常进水,但打扫得非常干净。七八张旧桌子,桌底全是3尺高的大肚皮酒缸。馆子的器皿都是泥巴烧,面子涂一层土釉,郊区万年场的农民,家家都用这种。

老威:兄台好雅致哦。

周半岛:某一天,你们文联那边过来一个锅巴老汉,点了回锅肉、萝卜汤和干饭,吃到中途,却突然停下,反复端详盘子和碗。嘀咕说:老板,你也太不讲究了,这么好吃的回锅肉,却用这种不伦不类的盘子装,影响食欲嘛。我连忙陪笑请教。老汉又说:建议你看看李劼人的书《大波》和《死水微澜》,里面写饮食,甚为精妙,包括喝酒该用啥子,装菜该用啥子。你弄的地道川菜,不配套咋行呢?我恍然大悟,所谓“地道”就是个土嘛。于是专门跑了一趟万年场。

老威:极土极雅。高人高人。

周半岛:你晓得来客为谁?1930年代就出名的作家艾芜!他的《南行记》,我起码读过十几遍,堪称茫茫人生旅途中的灯塔。

老威:他也是我的灯塔。可惜90年代去世了,活够90岁。

周半岛:冷不防就碰见做梦都碰不见的文化名流,人家影响了几辈百姓,却缩在旮旯,不显山露水,跟川菜的本色一样。那时,馆子里许多小碟小盏,装卤牛肉、卤花生、卤豆干、酥蚕蛹、酥黄豆、酥胡豆、各色泡菜,随便咂点小酒,摆点龙门阵,褒贬点时弊,真有点壮志未酬就算逑的末代感觉。

老威:接下来?

周半岛:接下来应和川戏围鼓,吼两句高腔。大慈寺茶馆里,有几拨退休铁杆票友,喝完茶,肠子洗白了,就到我的馆子吃喝。酒饭整兴奋了,就继续亮出锣鼓响板,叮哐叮哐叮哐,把场子扯到半夜。街坊邻里都嘻嘻哈哈围观、帮腔、评论。啥子“天上乌云撵白云,地下婆娘撵男人”;啥子“只怪我婆娘性情犟,有事不和我商量,隔壁杀鸡又炖膀,我两口这边唱《卧龙岗》……”

老威:川菜川戏水乳交融,市民乌托邦嘛。

周半岛:可惜啊,1990年代以后,城市拆迁改造,老街老巷,和好多历史老人一起,从地球上消失,如雁过不留痕。楼越来越高,川菜馆子越来越大,川菜越来越精,越来越玄。电视里的厨子吹起龙门阵,比科学家口气还狂。有一次,我请老友吃“精品川菜”,礼仪小姐引我们通过红地毯,在金壁辉煌的大堂落座。我想都不想,就点了陈麻婆豆腐、夫妻肺片和回锅肉。居然一样没有!我气炸了!

老威:这可是3张名头最响的川菜招牌啊。

周半岛:大堂经理说,他们不卖低档东西,川菜的品质早就提升了,下一步还要走出国门,在美国、日本和澳洲开分店。

老威:不得了嘛。

周半岛:我们跑了七八家馆子,都吃不着正宗的川菜招牌,累惨了。

老威:要吃回锅肉,还不如我给你炒,何必费这劲儿?从小到大,我妈至少为我炒过上千份回锅肉,再配萝卜汤,安逸得很。

周半岛:你指教我么?

老威:不敢不敢。

周半岛:况且如今的饲料猪这么难吃,能炒回锅肉么?

老威:是哦是哦。

周半岛:川菜和贪官一样,“与时俱进”堕落。啥子“公馆菜”、“私房菜”、“精品菜”、“宫廷菜”、“祖传秘方菜”,统统“公款菜”、“勾兑菜”、“腐败菜”。他妈的饮食文化就是腐败文化。

老威:川菜被连根拔起了。成都在唱《空城计》。成都没得川菜。

周半岛:是么?

老威:我顺竿子往下骂。

周半岛:嘿嘿,你脑壳缺水嗦?叫陈麻婆豆腐给烫瓜了?

在市场与检查中求生存的中国文学

像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拥有百万读者,但是在国外却鲜为人知。正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展现自己的中国文学作品,对于书展的绝大多数观众来说还显得很陌生。中国的作家在写什么?他们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在有着严格的检查制度的中国,他们能自由写作吗?

1978年出生的徐则臣在他的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中讲述的是在北京卖盗版光碟的年轻人的故事。他们从乡下来到城市,在陌生的环境里寻求新的生活。他在作品中把北京这个城市本身当作一个话题,详细描述那里的街道、街区和场景。多年生活在德国的中国记者史明认为这是中国叙事文学中的新现象:”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从农村和农民题材转向城市题材的写作趋势。不仅是作者,作品中的人物也越来越多的是城市中的人物。”

特别是年轻作家喜欢以城市为背景来写作,例如流行女作家棉棉和卫慧,她们写的是聚会、性和城市的生活空间。青年作家郭敬明则是面向那些处于青春反叛期的青少年。这位只有26岁的作家凭借庞大的广告宣传机器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则认为,这些作品并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太肤浅和太商业化:”简单地说,年轻一代只想把握现在,只想生活在当下。他们追求快乐,享受城市的新的财富,这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

而像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却不同。中国的过去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文革时代。顾彬教授认为,大多数写文革的作家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是因为这好赚钱:”本来文革是个禁区,历史学家总体上还不能研究文革。但是像余华这样的作家知道,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很受欢迎,就像第三帝国这一题材对德国来说一样。这里面有市场的因素。”

顾彬说,大部分中国作家在写作时眼睛是盯着钱的,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来,有些书翻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顾彬教授知道这是为什么:”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很多像顾彬这样的熟知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家都指出,”检查制度妨碍了好作品的出现”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的出版社不愿意出版敏感题材的作品的话,还可以到国外去出版。顾彬指出:”出版社说该写这个写那个,作者自己决定是不是配合。作者可以把作品拿到香港或是台湾去出版。但也有很多人不这样做,因为他们对国家十分认同。”

顾彬教授认为中国现在好的小说不多,中国文学的精华在诗歌。记者史明也强调,小说家们在塑造人物上不肯多花精力。但是史明也指出,中国作家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写作的:”作家们受到钳制。他们受制于大众商业化和大众化政策。我不愿为他们推卸责任,但是他们的确处于特殊的情况下。”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民国思潮导读(一)

一、循环论与进化论

如果要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做一分期,最合适的莫过于以进化论的引入为分界线了。在此之前,主宰中国思想的是儒家以“天命”为核心的历史循环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至上论,以及以“天下”为核心的文化中心论。此时的进化论不是作为实证科学,而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引入的。

这一思想转型的标志就是严复和他“译作”《天演论》。这部“译作”终结了历史循环论,亦取代了康有为将循环论与进化论调和在一起的“公羊三世说”,首次在观念上将中国置于“物竞天择”的线性历史中。

若是深究其因,无论是循环论还是进化论,都可以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在传统上,无论任何社会,都会面临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与动物界一样),经常性地维持着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自然灾害、瘟疫和战争——使人口锐减,平衡得以恢复。为维持这种平衡,或在人口与资源的竞赛中获胜,人们扩大生产,改进生产方式;或者进行贸易、劫掠和侵略。

游牧和航海的民族往往是外向的,更倾向于通过扩张把危机转移出去。对它们而言,这一世界是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航海民族在外扩中如虎添翼,当它们面对不断变化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被征服的世界,生物进化论就变成了社会进化论。

中国作为内陆型农耕社会,靠筋肉劳作维持人口与土地的平衡,常常处于边际状态。一旦人口超过了土地的增长,或者遇上天灾人祸,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作为内向型的社会,无法像外向型民族一样将危机转移出去,于是内乱爆发,生灵涂炭,直至新的秩序建立,剧减的人口使人地恢复了平衡,人地增长的竞赛重新开始,直至达到新的临界状态……这一周而复始的现象被当作四季更替的自然现象接受下来,形成了循环的历史观。

要打破这种历史循环的宿命,要使生产的增长不断超越人口的增长,使负值的人口成为正值,首先要改变靠筋肉劳作的增长方式。当时,除了工业时代的增长方式,没有其他选择。因此,从循环论到进化论,可以看作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但是,在本书言论涉及的最初年代,清朝正处于一个朝代周期的末端,朝政衰败,传统的人地之间的紧张状态达到临界,近代工业经济尚在萌芽,而列强入侵以及内乱更加剧了危机,辛亥革命终于爆发,历史的宿命又一次应验,统治了近300年的满清王朝轰然倒下。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起倒下的还有两千年的帝制。但帝制的终结是否意味着历史循环论的终结?历史已作出了回答,却不是一劳永逸的回答。在19、20世纪之交,当改良派与革命派苦苦追寻中国的道路时,他们所争论的,实际上就是如何摆脱历史循环的宿命,融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进化的大潮之中。

二、公理与公例

《天演论》原著的标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但严复在“译作”这部作品时,删除了其伦理学的部分,并且以斯宾塞的观点对这一部分进行了批判——原作者赫胥黎认为人类进化与自然进化的方向截然相反,是有德者生存,或者“使尽可能多的人适应生存”,人类是朝着道德的方向进化的,所以“德即适”;而斯宾塞认为人类与自然界的进化是一致的,所以“适即德”—— 如此一来,严复就一笔勾销了原著所依据的义理的世界(道德在严复那里是工具),并以此消解了康有为们道德目的论的历史观。所以,《天演论》挂赫胥黎之名,贩斯宾塞之实。

尽管“半部《天演》治天下”,但赫胥黎关于伦理学的命题依旧躲不过去,在“天演之公例”之外,毕竟还有 “世界之公理”。前者是实然世界中的法则,诸如“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等等;而后者则是应然的法则,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等,严复亦说过“民之自由,天所界也”之类的话。前者是因果论的,后者则是目的论的,二者有何逻辑关系?按照赫胥黎的推论,“适”就是“好”,“适”是事实的描述,而“好”则是道德评价。但赫胥黎认为,道德并非超历史之理念,乃是由人类社会长期演化而来,因而也是因果论的。

令中国士子们困惑的是,列强究竟是因“德”而“适”,还是仅因“强”而“适”?在冷酷的现实中,所谓“仁者无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道德至上论的古训都不灵验了,列强对中华的不仁不义取得了胜利。究其原因,则是“力”和“强”。

无论如何,严复在阐明中国的新国民精神时用了“力、智、德”三个字。“力”是第一位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力”都是进化的最根本的动因,物理界的作用力,生物界的体力,人类社会的暴力等等。“智”则是为了加强“力”的效果,“爱智”这种超功利的观念是不存在的。“德”则是为了“群”的利益而对人加以规范,以使“群”能在世界竞争中胜出,而“德”的超越性亦被消解,成为工具。后两种相对主义让人联想到中国士子们“经世致用”之传统,亦是他们观察当时世界得出的结论。

读当时之文,觉得士子们的想法似乎与严复相近,即应内“公理”而外“公例”。用于评价中国,则内无“公理”而外无“公例”。清政府受到的指责,对内多是“无道”,对外则是“无能”;用于评价列强,则内循“公理”而外循“公例”(当时的马克思亦在谴责列强违反“公理”的同时,肯定其行径符合“进步”之“公例”),于是对列强之行径多有隐忍,其中混合了钦佩与仇恨的双重感情。

世纪之交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争,就是在这样的观念框架下展开的。两派争论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宪政,而在于要不要君主制,亦即君主制在“进化”的时间序列上到底占据什么位置。连带的问题是,立宪与革命,究竟哪个才符合“天演之公例”。宪政虽是作为“公例”(有效)而被引进的,但它所引证的原则却属“公理”(合法)。在“公理”的序列上,“君宪专制”不如“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不如“民主立宪”。它们现实的对应物是日、德,英国,美、法。而“民权”(公理)则是这一序列的前提和归宿。

因此,在某些革命者眼中,需要符合的不是“公例”,而是“公理”,而民权即“公理”,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君主专制因压制民权从来就违反“公理”。尽管君主专制因失效而不合“公例”,但革命还应以“公理”而不是以“公例”而反对它。因为即使依“公例”而成立的“有效”政府,仍旧可以是一个压制民权的政府。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不过是把原属于人民的还给人民,天经地义。

李石曾在《革命》一文中阐述了这种“公理至上”的绝对主义:“革命之事何为耶?是否(一)为社会除害,为众生求平等之幸福?抑置此不问,所望者唯(二)欲为大国之国民,大朝廷之官吏哉?若为(一)公益计,则必革命。即使果有瓜分之事,亦必革命。因今政府之害民,尤甚于瓜分之祸故也。吾何畏瓜分乎?畏失吾自由与平等而已!请观他国与吾政府之专制孰为甚耶?若因(二)欲为大国国民而革命,设今之政府有英杰之手段,内足以制其民,外足以拒其敌,则吾即甘俯首下心而为政府之奴隶乎?倘如是,则革命乃因我政府之无能而为,而非因其不合公理而为,此岂革命之大义哉!倘非如是,则吾只求倾复政府以伸公理而已,何畏于瓜分乎?且使中人果有革命之精神能力,列强又焉得以属地主义施之于我!若我无此精神能力,此时即是奴隶,又何待瓜分之后乎!畏瓜分而阻革命者,犹语于受煤气将死者曰,‘勿透空气,恐汝受寒’,岂不愚哉!”(见本卷《改良与革命》之《革命》)所以,以其说革命是为了强国,倒不如说是为了公理。强国是民族的,而公理却是普世的。这里有一个因袭的观点需要商榷,即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国。其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革命,一开始追求的都是普世的道德目标和国际主义,因为当权者才是事实上的民族国家的代表。

李石曾还以为:反对满清的革命不应因其为“满”而排之,而应因其为“皇”而排之,这样,他把“民族主义”转换成“民权主义”。但他并不以此为革命的最高目的,认为“排皇”不过是“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才是“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会革命必自倾复强权始,倾复强权必自倾复皇帝始”。(见本卷《改良与革命》之《革命》)三民主义之“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

社会主义诉求一方面出自“公理至上”的观念,一方面出自对循“公例”发展的西方世界因违反“公理”而产生的弊端的观察。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见本卷《改良与革命》之《民报发刊词》)这就是他的“民生主义”。

一年后,他在《民报》创刊周年大会演说时解释道:“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这真是前车可鉴,将来中国要到这步田地,才去讲民生主义,已经迟了。这种现象,中国现在虽还没有,但我们虽或者看不见,我们子孙总看得见的。与其将来弄到无可如何,才去想大破坏,不如今日预筹个防止的法子。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见本卷《改良与革命》之《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

当梁启超批评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或“节制资本”时,当他说当今的问题是生产,而不是分配,经济破产的中国需要发展资本而不是“节制”时,他似乎并不明白:落后是达致先进的必要条件的革命辩证法(可参照列宁“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的说法,毛泽东“一张白纸,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说法),已经开始取代循序渐进的进化实证论而成为革命者的新信仰。随着“公理”超越“公例”,我们看到了以“辩证革命论”取代“实证进化论”的先兆。

改良主义虽承认“公理”,却认为应依“公例”之顺序而行。梁启超认为民权虽是“公理”,但中国民智未开,所以还不能“施民政”(见本卷《改良与革命》之《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康有为也承认民主“为天下公理也”,但据其“三世说”,中国正处于“据乱世”,即君主专制之世,不能直入“太平世”之民主大同,而只能循序进入“升平世”之君主立宪。因为“时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公理常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见本卷《改良与革命》之《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康有为认为与其说君主制“落后”,不如说专制“落后”,西方先进国家大多是君主制。专制并非君主制所必有,超越阶段追求民主制的革命必导致专制,如法国之拿破仑和拿破仑第三。因此,立宪才是关键。换言之,求“公理”而违“公例”之革命必将以违背“公理”而告终,而以“公理”为指归,依“公例”而暂不合“公理”之改良才是导致“公理”的正途。

“公理与公例”这一社会进化论的主题贯穿革命还是改良的整个争论过程,没有得出结论,也不会有结论。此种“公理”与“公例”之二元论深埋于近代西方文化的源头,灵与肉、理性与经验、唯心与唯物、义与利等分野,造成西方知行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的内部张力。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有“义利之辨”,但更倾向于舍利取义的说教,并强调其外在性的分野,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而在实际行为中则便宜行事。而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则被掩盖了。

这场争论显示了先辈们为救国而进行的求索:为使中国在循公例走向工业时代的同时,亦走上追求公理之路。如今,当我们为“效率”、“公平”这类问题所困扰的时候,无论意识到与否,我们都是在继续清末民初的那场争论。

三、制度决定论

观念的转变往往反映了现实的变动。在近代中国,具体而言,这种现实变动的原因则是战争。两次鸦片战争导致了“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千年的道统受到质疑,得出的结论是“技不如人”,于是就有了“中体西用”的观念。

及至甲午一役,“改制”的日本战胜了“改技”的中国,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改制”被提上了日程上。但是道统仍旧没有受到质疑,受到质疑的是传承下来的道统,康有为试图证明,道统被做过手脚;“继绝世”的孔子变成了预言家;只存在于远古的道德王国变成了有待于实现的道德盛世;历史循环论则具有了进化论的面貌……而这一切看来都是为“改制”提供正统的依据。但是,同所有其他领域的改革而言,改制是关键中的关键,又因它触及掌权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也是难中之难,也是险中之险。

戊戌维新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改制思想的失败,此后事态的发展反而证明了拒绝改制的失败。庚子国难迫使顽固的慈禧宣布变法,进行经济与社会的改革。对当时的中国士子们而言,战争即“天演”之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上,比的不仅是船坚炮利之技,更是这后面的制度。最能体现这一结论的典范,就是当时的日本。甲午一役的意义在于,同种之间,“改制”的学生打败了“改技”的老师;对俄一役的意义在于,黄种的新列强兼君宪专制国打败了白种的老列强兼君主专制国。

日俄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质疑,相反倒是为这一制度提供了一个出路:日俄之间的差别是,败者俄国无宪政,因而是“传统的”;胜者日本有宪政,因而是“现代的”。于是,胜者为师,“君宪专制”这一混合政体,即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引进宪政遂成朝廷与改良派的共识。

这一战同时在中俄两国引起了政治上的变化。在俄国,战争的失败导致了维持经济改革的破产和沙皇的政治改革。在中国,由慈禧太后发布的“新政”经济与社会改革被“预备立宪”所取代。二者都是在不伤及君主专制制度的情形下由君主主导的宪政改革。但中俄两国皇室与日本皇室不同的地方在于,日皇的立宪使他的地位的上升和权力扩大,而中俄两国的皇帝的立宪却使他们的地位下降和权力缩小。

在那一时期,革命派最重要的文献是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是递进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排满革命”,是一种 “华夷之辨”的文化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目标是“排皇革命”,是在西方主流观念影响下的政治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目标是“社会革命”,是超越西方主流观念的“经济民主”主义,亦即社会主义。五权宪法则是以英美宪政思想为模本的制度设计。这一历史阶段论的构建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又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变动,但依据“路径依赖”的原则,却一直制约着同盟会/国民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而宪政则是它摆脱不掉的制度性前提。

改良派只提各种建议,却并无纲领,因为他们毕竟不想自己掌权,只想促使现实的权力实行立宪改革,并为改革提供选择。清政府的制宪运动则体现了把想失效的“君权天授”的政统挪到“君权宪授”的企图。这一动作的矛盾之处在于:授予君权的宪法却是由君权授予的,其中违背宪政精神的条文,不但不能加强朝廷的合法性,反而暴露了朝廷的弱势地位和戒惧心理,惹恼了改良派并助长了革命派的势头。这一立宪行为开了一个先例,自此从袁世凯、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无不以制宪来申明自己的现代合法性,却都因名不符实而失败。

辛亥革命为这场制度之争给出了一半答案。它虽然否定了近300年的满清统治与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却没有为共和国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武昌起义更像是一次意外事件,而满清的倾覆则更像是一次失控导致的解体,中央政权像熟透的果子掉在实力派袁世凯的手中。但无论如何,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的君主制终于随统治了近300年的满清寿终正寝,“共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前朝旧臣袁世凯所继承的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清政府半截改革的遗产,造成民初各省地方分治与袁政府中央集权之格局。此外,袁政府还面临宪政主义、党派政治和代议制的挑战。

制度决定论是这一时期政界和思想界的特征。究竟是邦联制、代议制还是中央集权制甚至君主制?改良派和革命/共和派(同盟会/国民党)的争论以新的形式继续。改良派和共和派都拥护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改良派认为最好的道路是中央集权制,而共和派则认为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达成统一。“公理”与“公例”之争化为“民主”与“独裁”、“公平”与“效率”之争。改良派梁启超以“民智未开”为由赞成中央集权乃至“开明专制”,而从革命党转型为合法党派的共和派则以民主的名义要求地方自治和扩大参政权的代议制,并主张向国会负责的内阁。这一切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告终。袁的胜利是以沉重的代价取得的:对外丧权辱国,对内以暴易仁,而其称帝的行径更被视为倒行逆施,埋下了垮台的祸根。

没有比帝制运动更能说明辛亥革命意义的含混的了。对于传统主义者袁世凯而言,它不过是一次叛乱,而他对革命者的妥协和镇压不过是一次剿抚兼施的平叛。但作为满清遗产的继承者和“革命元勋”,他的正统性必须兼具传统与现代。同历代皇权一样,暴力是其权力的主要来源,夺取权力本身就是“天命所归”。但他还想要更高一等的正统性,即“禅让”和“举贤”。 前者让人想起古老神话中尧舜,后者让人想起现代的民主制。而且,作为一个汉族皇室的开辟者,恢复“中华帝国”也符合“恢复中华”的口号。他真正的用意是像日本天皇一样,建立“万世不替”之世袭皇朝,这也是历代帝王的梦想。

“中华民国”的失败是因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形成,“中华帝国”的失败则是因旧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正如严复所说“新者未得,旧者已亡”。相对于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变动往往更缓慢却也更深刻。西方的近现代制度是其社会长期演变的结果,而中国的道路却仿佛是倒果为因。

…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