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六十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天安门主持了开国大典。为此，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在其主编的最新一期《当代中国研究》杂志，2009年秋季刊总第106期的开篇文章中，围绕中国建国六十周年这一主题展开反思。就此，本台采访了程晓农先生。

问：最新一期《当代中国研究》就中国建国六十周年这一主题的反思，有些什么内容呢？

程晓农：为了在中国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时候讨论中国六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我们邀请了五位学者分别撰文，分析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他们的认识。第一篇就是我本人写的，叫做《中国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

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中国国内现在很关心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这个「中国模式」前途到底怎么样？当然这个问题要谈起来的话，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视角。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于用改革开放以来，这样思维和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大局，好像中国的历史主要是从改革开放起步的。

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被分成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的主题词是革命，后三十年的主题词是发展。如果单看后三十年，当然居功甚伟。但如果把前三十年也合并起来一起看，那就不见得是那么一个看法了。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也是对外开放的。那么1949年之后，经过三十年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折腾，再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六十年后，在经济体制上，中国实际上是回到了六十年前的起点。中国“改革”的对象并不是“革命”前的体制，而是“革命”后的体制。被“改革” 的不正是“革命”的成就吗？“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对“革命”的某种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补过。如果“改革”是辉煌的，那么“革命”哪来成就可言？如果“革命”不容贬低，那“改革”又何来正当性？邓小平之所以强调“不争论”，其实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

当然，革命、改革、开放，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最终是服务于发展的。如何评价中国60年来的发展，从不同角度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比方说，有一种结论是：国防实力大增，城市建设超过西方国家大城市，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还有另外一种结论：比方讲，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贪污腐败蔓延。

到底怎么看中国的发展？其实，发展毕竟只是一个过程，它本身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在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家缺乏清晰认知的一个问题。发展的目的是经济高增长吗？当然不是，增长不过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增强国力吗？那是政府的目的，不是国家的目的。如果把国民当作国家的根本，把国民的需要视为国家的终极需要。那国家的发展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真正服务于它的大多数国民。也就是说，国民如何从发展中受益，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优劣正误的唯一标准。当然不能只看占人口很小部分的个别社会群体，而要看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群体如何受益。

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成为主要获益者，还是大多数国民都成为主要获益者，主要还是取决于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进步与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快慢。经济增长率比较高，并不能自动证明发展模式的正当性；只有当经济增长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公正分配，这样的发展才算是具有正当性的良性发展。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从1953年到2007年，中国54年中GDP年平均增长10.1%。这是很高的增长率。那么来看一下中国最大的的社会群体农民，就是农村居民。从1957年到2007年这五十年间，他们的人均年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3.27%，仅仅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这样的一种增长意味着什么？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元，人均日消费是8.83元，相当于1.1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关于2005年全球生活贫困线的标准（人均日消费低于1.25美元）衡量，也就是说，中国连续五十多年经济年平均增长10%的情况下，2007年的时候，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日消费支出还处在全球范围的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总体上平均而言，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到2007年仍然属于在贫困线上下挣扎的贫困人口。

世界上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多半是在非洲等地经济停滞或者战乱的国家，唯独在中国，数亿农村贫困人口与“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并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并不是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而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在这过去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中国的权贵们在几乎没有任何祖产的情况下突然暴富起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几乎是从零点起步，二十来年就达到了世界上几乎最严重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在社会不公情况下发生的经济增长，最后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自从邓小平讲了“发展是硬道理”之后，中国从来就没有在政策上、概念上真正理清过应该怎么发展，更不允许公开自由的讨论。其实，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社会公正不是一面偶尔拿来点缀“盛世风光”的彩旗，也不是一个用空话充填的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关系到国运的政策目标，也是一个衡量发展模式优劣的标准。发展不能背离社会公正，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为谁发展、让谁获益。所以，中国政府目前提出，用“科学的发展观”去替代“增长挂帅”，其实是文不对题。

长期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经济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其结果必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畸形化，影响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因为，权贵们的财富再多，他们的日常消费也无法支撑国民经济，何况他们最大的兴趣是到国外消费。这样，中国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就只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但这又造成外汇储备过大，风险与机会成本过高；一旦出口停滞、国内消费疲软，唯一的经济增长点就只剩下房地产和公共工程了，但房地产的过度炒作势必营造出极为危险的泡沫经济，令银行系统命悬一线；若盲目拉动经济，则通货膨胀会压缩绝大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造成“内需”进一步萎缩。

所以，如果这样来总结所谓的「中国模式」，可以有如下结论：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长期背离社会公正，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这种发展模式很可能最终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根源就是长期收入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这样的人口超级大国而言，一旦经济结构失衡成为定局，是不可能像小国那样，靠外贸来加以调节。因为，中国常年有几亿劳动力只拼命生产却基本上很少消费。结果，中国一方面大量出口，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大量放贷。也就是中国外汇储备存到西方国家，把钱借给西方国家，让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帮助中国解决难题。可惜的是，中国决策当局没有看清楚，除非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变成像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关系（统一货币、取消关税、自由移民），否则，经济全球化也不能充当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失衡的永久“救生船”。中国这种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剥夺本国多数居民、却让外国居民受益的经济增长，这怎么可能持续不衰？所以，中国这种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国民的过度借贷，通俗地说就是西方人越肯花钱，中国借给西方人的钱越多，中国的老百姓越穷，中国的经济才能持续高增长。但是，一旦西方人转向节俭，对中国来说却成了坏消息。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公正的实现或显著改善，往往不是统治精英恩赐的结果，而是社会进步状态下国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压力的结果。民主是通往真正的社会公正的必由之途；排拒民主，则必然导致社会不公的固态化或者社会不公的扩大化。政治高压是无法解决因社会不公而造成的经济发展困境，自然也就无法消除社会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讲，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最终必然把经济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政治化。这样，解决发展难题也就不可能单纯从经济社会领域寻求出路。

发掘口述史材料、做口述史研究是要有一点运气的。有两个比喻可以说明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运气”。一个是刻舟求剑，另一个是灯下寻物。一个人在船上把剑掉到河里，在船上划了一道印子，希望能在船停下的时候，按照这道印子在河里捞回失剑。另一个人在黑夜里丢了物件，在有路灯光的地方来回寻找。有人问，你为什么老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他说，因为这里是唯一有光亮可能看见遗物的地方。刻舟求剑和灯下寻物的二位，一位肯定找不到失剑，另一位极可能找不到遗物。但是，如果他们运气好，正因为他们留意去找了，他们也许能找到失物之外的东西，比失剑或遗物更有价值也说不定。

做口述史研究的也许会先跑档案馆或图书馆，因为那里是有灯光的地方。他也可能先找寻著名历史人物的后代，那些已经故去的著名人物乃是历史长河上行舟的刻痕。但是，除非做口述史的有一点运气，他用这两个方法所做的搜寻未必会给他带来实质性的结果。《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下称《耳语者》)的作者费格斯(Orlando Figes)是一个有“运气”的人，他在书的后记中说，要不是因为运气，他根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但是，不管他的运气多好，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肯花心思寻找的人，他照样做不成他想要做的口述史。

费格斯的“运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格斯还是一个研究生，他到莫斯科去做关于苏联革命和内战的历史研究，很想能找到对这段时期有直接回忆的人。他认识了一个叫泽尼娅 (Zhenia Golovnia)的女子。泽尼娅的母亲奥克沙娜对费格斯讲了一些她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的往事，并把他介绍给十来位“出生在和平年代”，也就是一次大战之前的朋友，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费格斯拜访了她们，但他那次运气不太好。这些老太太有的在苏联内战时年纪太小，什么也记不得了，有的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仍然心有余悸，就是记得什么，也不敢深谈。费格斯没有找到他想要寻找的东西，但却在寻找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发现，那些保留在普通人家庭中的记忆与苏联官方的历史叙述很不相同。

一九九一年，费格斯再次思考有没有在苏联做革命和内战时期口述史的可能。这一次，他的运气来了，主要是有了天时之利。一九八九年苏联政体变更之后，一下子涌现了一大批对斯大林式极权统治下生活的回忆录。费格斯下意识地感觉到，并不是能回忆的人都已经在积极回忆，许多人还在观望。他们害怕斯大林式的统治死灰复燃，找他们秋后算账。现在回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确实是可以做苏联口述史的黄金时期，随着普京时代的威权主义回潮，许多俄国人又恢复了他们沉默不语的老习惯。九十年代，那些涌现于后苏联初期的个人回忆很多谈的是人们如何受到压迫和迫害，遭受了什么惩罚，又如何平反。这些回忆很少触及人的内心深层伤害、亲人好友间的背叛和出卖、破碎的人性和人情，而恰恰是这些深层伤害，彻底而持久地塑造了斯大林式统治下人民的国民性。

又过了十年。二○○二年当费格斯再次回到他的口述史计划时，他觉得已经有点晚了。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时进入成年的那一代苏联人已经老了，这让费格斯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去了解斯大林时期的统治，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为《耳语者》而采访、接触的人们，平均年龄是八十岁。从二○○二年开始，到二○○七年做成《耳语者》这部口述史之前，至少有二十七位(大约占他访谈人总数的6%)已经逝去。

费格斯的口述史搜寻开始时很像是前面提到的“灯下寻物”。他寻找材料的场所是国家和公共档案馆，他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私人书写，再追寻这些线索找到那些把书写材料捐献给档案馆的人们。费格斯的寻找令他非常失望，“在信件、笔记、日记、回忆录堆里的漫长寻找最终没有什么收获，书写的材料往往字迹潦草、难以阅读，就算找到了一些零零碎碎有用的东西，也很难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档案馆材料几乎没有一点是最后用到《耳语者》中的”。

在档案馆寻找资料的同时，费格斯也走访了一些有关系的人家，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并询问是否有私人材料可以提供给他的口述史。这些接受访谈者朋友传朋友，竟然成为费格斯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受访者的热情超过了费格斯的预期，他们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回忆、信件、笔记和其他宝贵材料(有的想把这些材料卖给他)。费格斯的许多俄国朋友和助手更是为他联络关系和收集、整理材料，帮助他做成了一个外来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他最早的那位俄国朋友泽尼娅是一位电影工作者，她不仅把自己的家庭材料提供给费格斯，而且还把她为自己电影收集的材料与费格斯分享。这些材料包括她采访前劳改营犯人和看管时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更为重要的是，泽尼娅介绍费格斯认识了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亚历克赛是电影导演，也是著名苏联作家康斯坦丁· 西蒙诺夫的儿子，更是一个积极争取人权和新闻自由的社会活动家，一九九九年担任莫斯科捍卫公开透明基金会的主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个人往事成为《耳语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亚历克赛提供了特别详尽丰富的材料。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口述史要靠一点什么样的“运气”。找人要找得巧，找到的人不仅要知情，记得许多往事，而且还要有讲出来的意愿和能力。

亚历克赛·西蒙诺夫为费格斯开启了他父亲极为丰富的档案材料，许多私人材料都是从未向研究者公开过的，有的材料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家人都不知道的。这些材料给西蒙诺夫家庭成员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因此，二○○五年十月，监管委员会决定在二○二五年之前不再开放此档案的材料。

从亚历克赛那里，费格斯还了解到亚历克赛的母亲泽尼娅·拉斯金娜(Zhenia Laskina)家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正式传记中完全不曾提及的。拉斯金娜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第二位夫人，犹太人。康斯坦丁抛弃拉斯金娜，疯狂追求女明星谢罗娃（他在“二战”时最有名的诗篇《等着我吧……》就是为她写作的)，并在“二战”后斯大林反犹时期(一九四六——一九五三)对拉斯金家人的困境置之不理。亚历克赛在母亲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写了一部回忆他父母的回忆录，收集了拉斯金娜家族的丰富材料，正是这些材料帮助费格斯从口述史的角度为读者描述和再现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个历史人物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耳语者和隐秘的历史

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普通苏联人在家庭中隐秘想法的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不可能呈现一个完美的、有始有终的结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拼贴画那样聚零为整的揭示作用，“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残酷统治历史不同的著作：“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或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别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自我调节，在这个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个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但自己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样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成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一九二八年到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大约有两千五百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两千五百万人中，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两亿)，平均每一点五个家庭就有一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去世的时候，“留下了延绵不断沉默而顺从的人民”。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和暴力统治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以绝大多数人的沉默、谎言、顺从、道德妥协、曲意奉承为特色的生活秩序。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改变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的制度。苏联社会的上空依然徘徊着斯大林的幽灵。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匮乏、冷漠被动、恐惧隔阂、背叛、出卖、孤独无助、专制制度下的唯命是从、个人责任不清，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依然如故。这样的人民，他们的个人遭遇无法形成文字记录，更无法相互交流，只能掩埋在孤寂的心灵深处。

如何进入这种沉默、封锁、幽闭的心灵，便成为历史学家的难题。历史学家们对斯大林主义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研究总是把重点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群众”运动或集体经历等“公共”方面。这样的历史研究即便涉及一些个人，往往也是作为公共领域中人，而不是作为私人生活或家庭中人。这一局限与历史学家所能接触的历史材料有直接的关系。在苏联和共产党的档案馆里，大多数的“个人材料”都是关于“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家人，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把个人材料放进公家档案一般都有功利的目的。这些材料说的是别人能够看得见的事情，摆出的则是一本正经的面孔。费格斯在口述史研究初期，在档案馆里翻阅的几千份私人材料中，能够对了解家庭和个人内心世界有用的寥寥无几。

回忆录和日记

口述史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追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图景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口述史。对这种口述史来说，现有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记叙未必能有直接的助益。费格斯着重提到了两种个人性记忆形式与口述史的关系，一种是“回忆录”，另一种是“日记”。对口述史来说，日记要比回忆录有用一些。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国际间“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影响着出自苏联人笔下的回忆录的写作形式和内容特征。一九九一年以前，在苏联出版或由档案馆收藏的回忆录，除了一九八五年后出版和新闻开放期间的一些作品之外，很少有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一般回忆录都是以公共性“大事件”为脉络或主线结构，而私人思想和感觉只是在与这些“大事件”有直接联系时，才偶尔有机会进入回忆录叙述。因此，回忆录对许多读者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偶尔提供一些官方史所不提及或刻意隐去的“细节事实”，而这些细节事实则也是因为对“大事件”有说明作用才受重视。

移居或流亡在西方的苏联知识分子写过一些回忆录，目的往往是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的生活状况。从“冷战”高潮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读者关于斯大林统治的认识多半来自苏联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回忆叙述。这类叙述着重表现人在逆境下顽强存活和向往精神自由。这种以精神自由抵抗专制统治的道德决心在一九九一年以后则作为“民主战胜专制”的序曲而更成为许多别的回忆录所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一类回忆录往往也是跟着“大事件”在走。

三十和四十年代，很少有苏联人记日记，记日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谁被逮捕了，第一个被没收的就是私人日记，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即使是那些记日记的人，写的也大多是流水账。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的日记，这些日记用词谨慎，四平八稳。一九九一年以后，更多的日记浮出了水面，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主要是通过莫斯科人民档案馆的帮助。总体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非常少(当然前克格勃档案中肯定还有尚不为人所知的)。现有日记的普遍问题是“苏联式套话”。这种语言现象在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中有生动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苏联制度的维持离不开它的意识形态和程式化语言。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由于绝大部分日记的“苏联腔”，“在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仰或时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对日记做出解释”。

苏联国民性的心灵实录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相当关心“苏联国民性”问题，他们从文学和私人写作文本(尤其是日记)中观察极权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如何宰制和塑造普通苏联人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发现除了令人想起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还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对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语言的分析。费格斯在《耳语者》中所涉及的许许多多人物身上都留着“苏联国民性”的印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强加的说法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常态，变成一种集体性的“苏联心态”。

《耳语者》特别关心的那种“苏联心态”不是指有些人戴上政治面具，为个人前程而争取进步，而是指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当传统的价值观和信念被中止、被压制的时候，苏联心态便占据了人的意识空间。人们接受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为了‘当苏维埃人’，还不如说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像‘富农’子女争取入党入团那样，融入苏联制度对许多人(包括斯大林统治的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生存之道。他们不能不在自己心里把怀疑和恐惧淹没在沉默之中。如果他们让怀疑和沉默在自己心里发出声音，他们就无法再活下去。”他们不仅不敢对他人说，斯大林可能错了，他们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生活在极权恐惧中的人们，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只是“不做声”，而且更是加入谎言世界，“诚心诚意”地拒绝真实。由于这种“诚心诚意”，当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敌人”时，一家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说服他去接受这个判决。一旦苦难失去了“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受难者便不再可能独自承担苦难而不陷于绝望和疯狂。这时候，他们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感情和理解上全身心地投向加害者一方。费格斯提到这样一位“富农”子弟，他因家庭出身的污点而被定为“人民之敌”，流亡多年，但一辈子都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说：“相信斯大林是正义的，……这至少让我们可以接受受到的惩罚，让我们可以免除(来自内心的)恐惧。”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他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窃窃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著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档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者》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档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史，无非是偷窥禁书的历史。这历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中国式阅读的独特经验。

1967年红卫兵发起“扫四旧”行动，大批图书以“毒草”的名义被查抄、查禁和焚烧，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灭书事件，大批印刷物从文明的舞台上消失掉，化成废纸或纸浆，或被焚烧为黑色的灰烬。残剩的图书，被抛掷于于图书馆的墙角，而漏网的私家藏书，则被藏匿于床底或箱笼，等待着某个历史宽恕的时刻。直到1972年，这种严厉的打击才有所松动。地下阅读运动开始悄然兴起，制造出集体窥书的严重事变。

这窥书必然是集体作案。唯有经过交换才能获取资源，而交换就意味着勾结。一本书总是会形成漫长的交换链，所有位于链索上的窥书者都是违禁的罪人。一旦这种交换发展为聚众讨论和地下沙龙，便十分逼近“反革命集团”的特点了。这就是所谓“运动”的意义，它把那些渴望真理的人们拖入了偷窥的潮流。

窥书运动的对象，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文革前期查抄时的遗漏物，此刻被书主偷偷出借给朋友，形成地下传阅链索，它们大多数是中外文学或学术名著，如莫泊桑、巴尔扎克、福楼拜、雪莱、拜伦、狄更斯、歌德、席勒、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的作品。

其二是各种大众手抄本，多为“反特”题材，具有强烈的惊悚色彩，成为革命之余的娱乐谈资，如《一只绣花鞋》、《梅花党》和《绿色的尸体》；另一大类是爱情题材，其中既有文革期间的秘密作品，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也有抄自文革前的公开出版物，如无名氏（卜乃夫）的《塔里的女人》等，当然也有情色小说《曼娜回忆录》（又名《少女之心》）之流。后者竟然升格为青少年性启蒙的粗陋教材。

其三是内部参考书，封面只有间陋的三种单色，分别俗称“白皮书”、“黄皮书”和“灰皮书”。其中包括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读物，如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白轮船》、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另一大类是战后的欧美图书（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等。

上述三种图书来源，也许可以部分满足窥书癖的基本需求。但偷窥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偷窥者必须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干部出借“内部资料”属严重违规，会受到严厉处分，而手抄本更是“专政机器”所要暴力镇压的事物。它们的书写、偷窥、转抄和传阅，面临着严酷的刑罚。一名叫做张扬的手抄本作者，甚至差一点被枪决，因他而形成的“反革命集团”，规模巨大，约有数千人受到牵连。但专制主义无法阻止偷窥的秘密涌现。从下乡知青到在校中学生，至少有5%的人群卷入了这一秘密造反事件。“我们”是推动这一“反动思潮”的积极分子。在恐惧和战栗之中，“我们”提前实现了灵魂的觉醒。

偷窥和启蒙之间的逻辑关联，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命题。如果没有这种偷窥和自我启蒙的预备期，1976年文革终结之后，就不可能迅速出现油印诗刊《今天》、星星画展和“民主墙”，也无法迈入人道主义、启蒙主义和先锋主义并存的文化繁荣时代。窥书是一场心灵练习，为文革后的思想飞跃，提供了隐秘而坚实的支点。

“新时期”的阅读状态，基本终结了偷窥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在庆幸这场噩梦的终结，但历史还是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回旋。1983年的“清污运动”和1986年底的“反对自由化运动”，犹如文革的回光返照，制造出一大批全新的“毒草”。在这份冗长的黑名单里，计有《晚霞消逝的时候》、《一个冬天的童话》、《飞天》、《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假如我是真的》、《人啊人》、《苦恋》、《第二种忠诚》乃至全体“朦胧诗”。老资格的革命诗人艾青充当政治杀手，在《文汇报》上发表整版文章，高调声讨朦胧诗的美学“罪恶”。而阅读这些黑名单上的作品，则演化为新一轮的“偷窥”。所幸的是，这偷窥不再具有生命危险，而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犯罪而已。

与此同时，那些古典情色文学作品，如删节本《金瓶梅》，也开始以“内部参考资料”的方式出版，仿佛是文革白皮书的历史再现。但性禁忌已无法形成政治威慑。偷窥成为家常便饭。一种针对删节部分的补全复印本，开始在知识分子中间流传，犹如一道餐后甜点，装饰着已经解冻的日常生活。

21世纪零年代以来，尽管禁书前赴后继地涌现，但都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偷窥，因为每一次查禁，都是图书价值的一种反证；它们因此被大规模盗版，但责罚却仅限于出版者。偷窥者遭到“赦免”。禁书阅读就此丧失了冒险和反叛的快感。在这个图书繁杂而文化萧条的时代，偷窥正在退化为一种柔软的“眼保健操”。但这并不意味着阅读禁忌的全面消失，恰恰相反，新禁忌正在向互联网领域转移。利用代理服务器访问禁区的网民，还要面对各种深层的危险。但他们对资讯围墙的勇敢翻越，就是文革窥书事件的历史性再现。而这种互联网偷窥运动的兴起，注定要成为第二次思想启蒙的先声。

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读了我的《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一文后，送我一首旧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撼树蚍蜉称大勇，奋臂挡车有螳螂。”

我感到眼前一亮，以此看历史尤其有豁然开朗之感。长久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总把撼树的蚍蜉和挡车的螳螂当作嘲笑对象，认为这是颠扑不破的定论，无须质疑，不可挑战。我们似乎天然地选择了站在可以遮荫的树，和可以载人的车一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不自量力的蚍蜉和螳螂，对他们既缺乏同情之理解，也不会有默默的支持，更不可能有公开的赞许。我们在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似乎手中掌握了人间的绝对真理，蚍蜉和螳螂由此成为可笑、可怜、可悲的象征。表面上看，这两句诗似乎很简单，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妙之处，却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内心，一如万古长夜、一团漆黑之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烛光，与巨大无边的黑暗相比，诚然那是极不相称的，然而，如此微弱的烛光，却在刹那之间击破了所有黑暗精心编织和重重维护的神话，因为一点小小的极不起眼的光，改变的是整个黑暗的结构。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敢于撼树的蚍蜉们，更不要小看甚至笑话他们的不自量力。

我们的思维往往总是局限于已有的成见，不仅是撼树的蚍蜉、挡车的螳螂，还有杞人忧天中的那个杞人，愚公移山中的那个智叟，他们一直都是被嘲讽乃至嗤之以鼻的对象，仿佛他们的忧虑和怀疑都是一无可取，只能被弃如敝履。那些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观念、结论或者习惯，往往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思维，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潜在因素。超越这一阻碍，需要有开阔的新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新路径，有新的表述方式，从而产生出新的思维方式。蚍蜉撼树、螳螂挡车，千百年来人们之所以习惯已有的现成结论，不再从另外的角度、另外的侧面去重新思考，给出新的说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小与大、弱与强的反差太明显了，一眼就能看出，无须多想。以蚍蜉之弱要想撼动一棵树，以螳螂之小要想挡住车，完全是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几乎没有悬念，没有意外。基于这种认知，我们可以在以往的历史当中常常看到，人们总是习惯于肯定强大、强势、强者，对于弱小、弱势、弱者则存有轻慢之心，藐视、无视乃至嘲讽他们超越自身限度、注定不会成功的那些行为。仿佛这是从行为结果轻而易举可以作出的推论。

肯定蚍蜉撼树、螳螂挡车，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突破和更新，它可以给历史多一个判断方式，多一种评价可能，即使在强弱、大小对比那么分明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新解释，也就是给它们的行为重新赋予意义。社会的进步首先有赖于观念的更新，价值的重新评判，只有断打破封闭、停滞、僵化的惯有思维，只有求变、求新，不囿于人云亦云的现成结论，我们的生活才会保持丰富的新鲜感，我们栖身的这个社会、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才会有充盈的活力，我们的历史才有种种新的可能性。

其实，世上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乃是新思想，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任何新思想的萌芽，最需要的是勇气，然后才是理性和使用理性的能力等等。由撼树的蚍蜉和挡车的螳螂，我想起敢于投火的飞蛾，进而想起壮丽的古神话中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他们之所以那么震撼人心，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足够的勇气，甚至可以不惜自己的牺牲，他们身上都同样体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他们也许粉身碎骨，他们也许化为灰烬，他们也许葬身大海，但他们撒下的是精神的种子，一粒种子很小、很弱、很不起眼，中国的一句民谚却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胡适先生很喜欢引用《圣经》中的这一句话：“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这些意思都是相通的。

以往的历史早就反覆地证明过，那些曾被世俗嘲弄为蚍蜉撼树的力量，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悄悄地改写了历史。“撼树蚍蜉称大勇，奋臂挡车有螳螂。”他们有勇气去做注定不可能做到的事，仅这一点就值得我们肯定，值得我们为他们鼓掌，勇气是产生新思维方式、通往新思想的的第一个隘口，有了这种勇气，才可望萌生新思想的种子，种子一经撒在大地上，就有可能发芽、壮大。与石板相比，小草显得无比的弱小，但是绿色的小草楞是从石板的缝隙里长出来，这就是力量。如果我们一味地重复甚至夸大石板的力量，把石板视作不可跨越的巨大存在，小草就永远不会有春天。一旦我们换一个思路，那些敢于撼树的蚍蜉、敢于挡车的螳螂，还有敢于碰石头的鸡蛋，都会以全新的形象出现，获得崭新的意义。

大阅兵前死了一个人

一名普通的海军士官王震，他的父亲王国祥死了–死在满城萧杀、金光耀眼的六十周年大阅兵之前。

此刻，王震终于走过胡锦涛眼皮下的天安门，被允许回到他自己的家中奔丧，重重地跪在父亲的灵堂前。在此之前，”为了国家的荣誉”（王震所在部队副政委杨超语），在”人装合练”的关键时刻，王震被隐瞒了父亲之死的噩耗，转而如钢铁战士般参与大阅兵的魔鬼训练，以期在十月一日的天安门城楼前一表对党国的忠诚，对领袖的忠心。直到大阅兵结束，王震才被解除隐瞒，回家吊孝。

数百家媒体纷纷转载这一”感人事迹”，无数被感动者据称是”流着泪”读完报道，王震所在的江苏省盐城市党政人物也迅速展开”亲切慰问”，为这实在忍不住让人悲愤交加的惨剧定下”忠孝难两全”的结论。有退伍军人说：”我知道王震此时的心情，我的父亲也是在我服役期间去世的。我在这里向你致敬，敬礼！好兄弟，节哀顺变！你真正诠释了军人的忠诚！”

在我的亲人及朋友之中，也多有参军入伍者。此前尚且是吊儿郎当之辈，一旦经历那累死累活的”炼钢”军旅，三五年后，尽是意志坚定的单纯人物。若单论个体，都是不错的至交，有原则，有底线，说话实在，做事讲规矩。因受多年强化训练，即使退了伍，走进这远比军队复杂的大千社会，也仍然保持着部队习惯，对那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腐败者”说不”，对那蝇营狗苟、鸡鸣狗盗之徒”不高兴”。

在民间，敢说真话又敢行动起来向强权与腐败抗争的，退伍军人大有人在。因此，若简单认定他们是”洗脑一族”，实在是不了解行情。虽然他们并非国家军队，仅是绝对服从于党的领导的专政机器、护驾盔甲，但就个体而言，实在都是些豁得出去的敢于牺牲者，是话说得少、事做得多的人。抛开一些镇压民间抗议的残忍画面，你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他们在某些时候的确是”最可爱的人”。

获悉王震之事，我也泪光闪闪，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却并非基于感动，而是郁愤。我郁愤于，像王震这种忠诚如斯的军人，此刻如此痛彻心扉，为何还要成为国家宣传教化战略的一枚棋子？十月一日前，我看央视节目预告，预告说：一号是大阅兵和焰火联欢，二号就是幕后故事。按照政府舆论导向的潜规则揣测，这”幕后故事”的导向，必是宣扬参与者何其自豪、光荣，人民如何感动、兴奋。正如一切大灾大难来临后，镜头总要对准那些高呼”夺取救灾战役的伟大胜利”的命令者，以及感恩待德的灾民们。

舆论导向与”明白人”

一切的大事件，在主流媒体上很难看到反思、听到愤怒，大陆亦绝不会呈现台湾水灾难民对马英九那样的声讨责难，只会看到任何事情都有我们的人民政府撑腰，而且这种状况还被视为中国一幸。无怪乎，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火炬手》就曾高喊：”南方受灾的人民啊，不要怕，有政府给咱们撑腰！怕啥呀？”至于那成为政府手中棋子的人，更是无上光荣。以至于连人家的父亲都死了，宣传教化机器还不忘借此告诉民众：你看，这就是榜样，这就是深明大义，这就是忠党爱国。

大阅兵那天，一位曾在部队服役八年的军医打来电话：”银波，看到没有，我们的方阵走过来了！”那一身如此熟悉的军装，在天安门前庄严飘过，虽然时间仅有十余秒，但恰恰就是那十余秒，激起多少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的光荣记忆！当年我父亲也曾希望我参军入伍，但我毕竟没有成为军人。我只是住在这个国家里的一个普通公民，我以这公民的姿态来参与之于当前及未来的反思和批判。

我先前以为，跟军人论述我们所处的制度黑暗是徒劳的，以为他们的头脑早已被安上监控器，没有了任何个人意识，未曾想，实在有太多的军人，对这个党，对这个党统治下的中国，他们同样眼睛血亮，是地地道道的明白人。正如那打来电话的退伍军医，虽然一边感动于自己的部队在天安门飘过十余秒，但一旦关了电视，他也仍然控诉：”多少基层党员毫不合格，完全罔顾人民利益！”是的，退伍以后，他在基层成功参政，以正直敢言的形象，为民众所称道。

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位在广州的退伍军人朋友，此刻却在监狱里服刑。他联合民众，连续六年反腐败，进而被直接民选为基层长官，以捍卫村民利益为第一位，抗衡于上级及更高上级的无耻命令，结果，他被找麻烦，进了监狱。当他被当众宣判的那天，即使连当地的诸多”烂仔”（黑道混混）也为之抱打不平。

一个退伍军人，一直念念不忘自己受过”党的栽培”，又一直痛心疾首地看到党的形象在基层竟已如此不堪。他以他的勇敢和魄力，征服了一向懦弱胆怯的村民，甚至连”烂仔”们也不愿意受人钱财来报复于他。你别看那些平时吃人不吐骨头的江湖人士如何心狠手辣，一旦某个人是真真正正在为人民的利益颠沛流离，他们那真性情的一面也会浮上来，至少跟你井水不犯河水。比起官场上那些毒辣阴冷到无以复加的权贵们，生于杂草之中的黑道，多多少少还尚存人性。

他们当然有爱国的自由

王震是个符号，这个符号是国家机器中的零件。这零件，可以是警察，可以是武警，可以是军人，可以是法官，可以是政务员，可以是人大代表……也就是立法、司法、行政及党、军等一切统治阶层的人。在这批人当中，你虽然可以从历年的境外报道和国内新闻里读到他们如何不作为、如何残忍、如何腐败、如何可耻，以及延续他们状态的背后制度之荒谬理论和触目惊心的潜规则，但是，就个体而言，他们原本也是非常普通的人，与你我在原初没有任何差异。

一名颇有学识的警官曾在某次饭局上对我说：”如果今后不干警察这行了，我就去专心写一本小说，叫《警徽》。这是骨子里的一种信仰，血液里的一种追求，这是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在平常人眼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是一种很难解释的超越，在某个特殊时期，某个特殊位置，这是一种纪律，久而久之也是一种习惯，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奇特基因。正如你可以选择不爱这个国家一样，他们也有爱这个国家的自由。

然而，追根究底起来，爱国仅仅是一种自由，而不是绝对服从的铁律和命令。尤其是当”爱国”的具体概念早已被置换为忠于一个党、一个领袖，甚至绝对拥戴于现存的一切统治秩序和统治结果，那么这”爱国”就变得非常可怕，它甚至会成为这类人去打压另一类人的幌子，那骨子里的爱将在瞬间瓦解为荡然无存。

只要举着”爱国”这个护身牌，另一支手就可以变成铁拳，甚至变成二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霰弹枪，以及四十多年前的全民暴政。在2009年的十月，”爱国”也可以变成朝鲜似的穷兵黩武和天朝般的天下一统。在铜墙铁壁紧封的北京城，只有极尽华美之赞誉与拥戴，而无视因有异议而被封杀排斥的异见者，无视不甘为权贵表演献媚而抗议魔鬼训练的穷苦学子，这样的”爱国”，是统治者对人民只有虚伪的爱，而人民对统治者只有恐惧的爱。

借个体之痛教化忠党爱国

大阅兵训练之艰苦，超乎想象，只是民众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有一种声音，都是一个个心甘情愿的场景，别无其它负面报道。当焰火联欢结束，北京电视台的记者还把镜头对准欢呼雀跃的年轻人，所有被采访者都激动非常，纷纷感到祖国强大，祝福祖国。不能简单地认定，这批年轻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思，认为他们是在亲眼目睹大场面后统统激素分泌过剩，也不能苛求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但是，当那兴奋期一旦过去，可否在内心问一问这代价有多大？这现象正不正常？在那么多”人体道具”的背后，公民个体在哪里？

六十周年，太多的问题值得重新审视，如这党与国的性质之分，如这六十年的风霜雨雪，如这”经济腾飞”的底层真相，如王震这种几近被宣传教化机器宣称为”舍家为国”的忠诚或悲哀，实在太值得我们来反思反思。王震跪在他父亲的亡灵前，他所流下的泪水，是因曾经被胡锦涛远远俯视而骄傲，还是因父亲之死被隐瞒而悲愤，抑或是因自己实在是”忠孝两难全”而痛苦？人们会说：他不是只有家庭的个人，他更是有国家责任的军人，如同”党性第一”那样，军队的绝对服从和神圣职责，必须让他承受这种代价。

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要质问：在军队的性质和国家责任的方向中，是否还包括自己的父亲已经病危，自己有权利回家送那最后一别？即使离不开、走不了，就如战场上哪里允许你去思家心切、儿女情长，那么，可不可以至少不隐瞒他？他这国家机器的零件，至少还有知道自己父亲将死的知情权吧？退一万步说，事已至此，那么这悲哀的家庭悲剧能不能不要被绑架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层面来宣传？这公民的悲哀如果竟成了国家的幸事，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之大幸福，岂不是以千千万万的个体悲剧为代价吗？国家幸福了，个体在哭泣，这值得自豪吗？

我不因王震是何身份、阶层而评判他的一切，说穿了，他和你我没有半点区别。我所憎恨的，是借他人之痛苦来教化民众忠党爱国的无耻行径。我知道，王震这件事说得再大，也还没有到”因公殉职”那一步，那真正因公殉职的，如眼下重庆打黑运动的警察，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有警察被高强度的抓捕工作累死的，有警察在审案时突发脑溢血送进医院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作为地方长官的政治棋子，还是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总之，那是实实在在的恪尽职守。在这个时候，不管我是谁，我都会称道感佩于他们。

但是，我忍受不了在他们悲剧发生的同时，却被一次次搅进国家的宣传教化机器之中。这世界上，干哪一种职业没有危险可言？因最脏最累的工作而死亡或工伤的农民工，还少吗？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做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民意代言人，被骚扰、警告和监禁得还少吗？跟底层维权民众打成一片的湖北选举专家姚立法被重重限制防范，与无权无势无名的”贱民”们一起奋战的四川黄琦被关进监狱，有借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来教化天下的吗？悲剧就是悲剧，若那个概念已经模糊了整整六十年的”国家”，硬要把个体悲剧整成全民喜剧，那么，这就是最变态、最龌鹾的戏剧。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法兰克福太遥远了。

虽然我的德文译本正好在那儿的书展上推出，虽然柏林的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早就发来邀请，但是管理我的警察说廖亦武你去不了。我说我有护照，为什么去不了？警察说你自己清楚。我说我不清楚。警察就嘿嘿笑了。

和许多专制国家的流亡者一样，我做梦都想出国。1989年6月4日凌晨，我在长江中游的家里，与加拿大汉学家戴迈河（Michael Day）一道，同步写作并朗诵了针对北京天安门惨案的长诗《大屠杀》，我在诗中预言道：

中国人没有家了！谁都知道中国人没有家了！
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
让我们死在自由、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
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

这首最具有象征性的汉语诗，被录制成磁带，在地下广为传播，划开一道文学、勇气与良知的分水岭。当时，我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同行，在全国性通缉追捕中，逃亡到海外，有的后来客死海外。刘宾雁、王若望、郑义、北明、高尔泰、苏晓康、孔捷生、一平、康正果、贝岭、杨炼、北岛……我可以列出极长的文学流亡者名单。

在令人窒息的红色恐怖中，我也制定了逃亡的计划，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千里迢迢跑来我家，为我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以及台湾歌星侯德健的秘密联系方法。在一封后来被警方查获的友人通信里，我写道：背起行囊，在船头回望两岸的鹅卵石，这个该死的祖国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随后我被捕入狱。判刑4年，受此案牵连而坐牢的地下诗人达20余名。酿成六四之后最大的”反革命案件”。事隔多年，我回顾被抓的那一幕，仍浑身哆嗦。我手里紧捏至南部边陲的火车票，包里藏着几本诗集、几本小说、散文和通信集，正激动万分呢。可突然间，命运就被隆隆飞驰的火车拦腰辗断。

在法庭上，我的诗歌、小说、散文、通信以及电影，统统作为”罪证”，一一展示。我两次申辩说我不懂政治，竟两次引发哄堂大笑。

另一种人生开幕了。

我被转来转去，进过4个监狱。亲密接触过成百上千个刑事犯，还目睹过20多个死刑犯被绑赴刑场。我曾经与杀人放火、贩卖人口、强奸盗窃、越狱亡命、算命诈骗者交朋友，一遍又一遍听他们的口述。出狱后，为了糊口，我也曾四处流浪卖艺，在黑吃黑的酒吧里，吹破洞箫、唱破山歌，与社会最下层的老百姓一样讨生活。我逐渐忘掉我是个诗人，是个在监狱里仍在坚持写作的”政治犯”。我听了太多太多”别人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还在不断增加。于是我不知不觉地拿起笔，有时也拿起录音机，记录漫无边际的底层故事。中国人的泪和笑；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被强暴之后，如何从忍辱偷生到麻木不仁；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无耻，无奈，无耻而顽强。《中国底层访谈录》就这样一点点累积成书。我在1999年最初版本的自序里写道：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过比现实生活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

于是记录或见证成为我的必修课，然后才是文学。20多年来，孤独中的我，写了300多个和我同样孤独的底层人物，还有五卷本自传体小说《活下去》，其中《证词》一卷，被文学同行和政治犯们称为”中国当代监狱的百科全书”。

但是自由的渴望日益强烈，特别对于一个坐过牢，并多年处在警方严密监控之下的人。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盗版碟，我看过无数遍，每次都联想，那个窃听艺术家私生活的老牌特务，被钢琴弹奏的《好人奏鸣曲》所打动，从而由”潜伏的敌人”转化为”潜伏的读者”。那么，我的周围，是否也会重复类似的警察被我的某部作品所打动的故事？

2000至2001年，我先后两次向户口所在地申请护照，原因是我和今天派诗人芒克一起，主演了日本龙影公司投资拍摄的艺术电影《飞呀飞》。该片参加了日本东京和德国柏林的电影节，作为男主角，我两次被邀出席。可几经波折，警方拒绝办理护照。

2002年5月，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由台湾麦田出版社推出3卷本，我以售书宣传为由，再次申请护照，仍旧被拒。

2002年6月，我获得流亡诗人贝岭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倾向文学奖”，也因办理不了护照，不能前往领奖。

2003年是法中文化年，我受法国蒙佩利耶市国际书展秘书长的亲笔邀请，准备前往参加我的法译新书的新闻发布会，因护照申请被拒，不能成行。

2004年，我另辟蹊径，托旧日朋友，私下与警方沟通，恳求”网开一面”，被断然回绝；连我的前妻宋玉的护照申请也被拒绝，警方甚至说”除非你和廖亦武离婚”。

2005年，中国公安部出台新政策，公民办理护照，不需要任何邀请。可与警方沟通的结果，我属于”特殊情况”，不准办护照。

2006年，我接到美国笔会的公函和笔会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邀请参加纽约的一个中美作家对话会，可警方还是拒办护照。于是我聘请律师滕彪和王怡，与警方打官司。无结果。

2007年，第9次申请护照，第2次打官司，无结果。

2008年底，乘四川5·12大地震的混乱之机，迁移户口，并申请护照，意外成功了。可1个月后，警方找我喝茶谈话，提醒没有他们的特许，我有护照也不能出国。

2009年6月，因写作《地震疯人院》一书，获得澳洲齐氏基金会颁发的”推动中国进步奖”。我接到出席邀请，在澳大利亚住北京大使馆办理了签证。原计划转道越南，不料却在广西友谊关被边防武警拦截，扣押两个小时，并开具了《阻止出境通知书》，理由是”接到上级文件”，我”出境后有可能对国家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2009年8月底，我接到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相关机构，柏林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信函，邀请参加我的德译作品集《坐台小姐和农民皇帝》（Fr?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宣传活动。我先后与警方谈判3次，不获批准。我的朋友，流亡诗人贝岭将消息捅给德国《南德意志报》资深记者包克（Henrik Bork），后者以独家新闻发出，在西方激起轩然大波，几天内我接受了几十家媒体的电话和现场专访，也接到法兰克福书展以及邀请方的多次致电，他们称”与主宾国作家代表团负责人、中国新闻出版署、使馆、领事馆交涉过数次”，可我这边的警方却绝不松口。

自由！自由！多少人为你赴汤蹈火？可此时，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前夕，在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为我安排的演讲和音乐时段逼近之际，我却在万里之外，傻傻地坐在书桌边。成都的天气阴沉，一阵阵冷风袭来。我习惯性耸起肩头，如一只灰毛老鼠。

对对，我就是一只中国老鼠，最擅长打洞了。当警察像猫一样守在各个洞口，我就设法朝更深处钻，由于恐惧，我恨不能用爪子和牙齿刨穿地球。1989年之前，当我还是先锋诗人，揣着本《在路上》四处游荡的时候，我和众多在法兰克福露脸书展的官方作家一样，消受不了在地下、在洞中的潮湿时光。而整个中国，却布满了错综复杂的老鼠洞，只要没日没夜，窜去窜来，就会遭遇无穷无尽的鼠类。拉三轮的、坐牢的、乞讨的、卖菜的，不是鼠类吗？官员、商人、醉鬼、含冤而死的上访者，不是鼠类吗？我们这些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不是鼠类吗？大家小心算计，大家勾心斗角，大家讨好当权者，因为当权者有钱有势有牢笼，你听话，就给你钱和势，让你代表中华民族，去法兰克福集体亮相，去国际文坛交流和领奖；你不听话，就给你牢笼，就如刘晓波、谭作人、力虹和师涛。

我的惩罚来得轻些，只命令在老鼠洞里好好呆着，别露出招风耳朵，别妄想跑到地面大摇大摆。猛然间，我感觉自己这辈子，似乎永远出不了国门–这就是所谓的天意？是上帝通过警察的手，拦截我，不让我像断线风筝，满世界飘荡？他老人家在冥冥中告诫，你看你看，那么多的流亡作家，哪个不比你优秀？可他们失去了母语环境，感应不到鼠类鼠心的热度，就只有回忆写作了。在冷如灰烬的回忆中，20年前和20年后，有啥区别？新血迹和旧血痕，有啥区别？植物人和动植物，有啥区别？

我说我就愿意回忆写作，或者不写作，就自由自在玩。玩不下去了，就留在西方卖艺、扫大街、洗盘子。是共产党硬要我呆在这儿，硬要我每天写，不知不觉就见证了现实和历史，把根子扎在鼠洞里，拔不出来。我难受，太难受了。

上帝说你读旧报纸吗？两年还是3年前，好端端的太湖大堤崩溃，转眼涌出十几亿只老鼠，密密匝匝，像汹涌的波涛，覆盖住人类的村镇。那堤坝呀，全是筛子眼，全被掏空了，据说人鼠大战持续了半个多月，鼠类才暂且撤退。而当今中国，就是一超级鼠洞，倘若崩溃，就将一波接一波，影响全球。到那时，你愿意漂洋过海呢，还是原地不动？

我说那时我已经死掉，只好原地不动了。

那么别了，遥远的法兰克福。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中国成都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