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毛泽东嫡孙毛新宇，一直在国内以大搞“毛泽东崇拜”著称，带动极左派兴风作浪。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大陆毛式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曾发出倡议，要把“缅怀毛主席日常化！”要求凡是热爱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的各地网友，只要凑够9人以上，每半个月聚会一次，地点可以在会议室，也可以在家，也可以在操场、公园，也可以野外。每次聚会佩带毛主席像章、喊毛主席万岁、齐唱东方红。而前不久，毛新宇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该把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忌日作为假日，广泛宣传，让后人铭记。他说，他将在明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正式提交一个提案，要求将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作为特定节日，让全国人民共庆。此消息一出，旋即引发新一轮“毛泽东热”，同时也遭到不少民间舆论迎头痛击。

今年60周年国庆前，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副军职）、正教授（研究员）等头衔的毛新宇又携其夫人、全国妇联委员刘滨等一行随从，专程来到作者所在的青岛，在青岛城阳区委书记的陪同下，要瞻仰被商业炒作起来的“毛公石”。当地政府为此特意安排媒体广泛报道和社区居民喧天锣鼓的夹道欢迎，并刻意要两个小朋友向毛新宇献花。当地官方为这位280多斤重的“副军级部长”准备了登山轿子，但“毛博士”可能没好意思坐，而是拄着登山杖一路走走停停，十分艰难地爬到了所谓“毛公石”。
 
去年以来，为开发崂山北麓旅游资源，青岛市城阳区在东部惜福镇和夏庄两个街道办事处山区规划了200余公里的登山路径。今年在整修此登山路径时，有人为了旅游资源炒作，说发现有块巨石特别像身穿中山装、远望东方的毛泽东，于是便引来无数人前去观看，从此这块从来无人问津的死石头，便被神化为“毛公石”。

毛新宇在看到这块石后说：“太像了，很神奇，这是惊天动地、大自然的怀念。”他称，这是全国最像的、惟一站立的毛主席天然石像，说他看到老人家再现后很激动、很高兴。还煞有介事地说:“在崂山这样一个地方能看到站着的毛主席像，这是比较独特的，而且发现的时间很有意义，今年是毛主席缔造新中国60周年，在这个前夕，能发现这么一个景点，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毛主席缔造了新中国60周年了。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我们牺牲了千百万革命烈士，光我们家里就牺牲了十几个亲人，在这个时候看到老人家，我们感到很激动、也很高兴。”他要当地政府保护好这个旅游资源，希望更多的人来瞻仰伟人，牢记共和国走过的历史，还要进一步的保护开发，做好进一步的开发宣传，让更多的人来看到毛主席。为此，毛新宇和夫人在“毛公石”对面的凉亭旁，特意植入一棵松树，并亲自培土、浇灌，以示祭奠。

自称毛泽东唯物主义嫡传的毛新宇及夫人与随从，在当地政府与有关部门陪伴下，竟堂而皇之地将如此一块毫无生命的石头，真就当成了毛泽东神灵再现，顶礼膜拜，大发祭辞，请求这块石头“保佑国家，保佑人民”。当地政府还专此为毛新宇此次登山拜神活动搞了全程录像。青岛城阳当地酒店至今仍在不断播放毛新宇登山的这些原汁原味的录像，让人看后顿生小丑般的闹剧印象。

据悉，近几年来这样的“毛公山”炒作在全国有多处，如海南的“毛公山” 湖北的“毛公山” 烟台的“毛公山”，以及石家庄、淄博、镜泊湖等地也都在炒作类似毛像的石头与山峰。

由当地官方主导的毛新宇此次登山拜神活动能发生在国庆60周年前，是有很深政治背景的。今年以来，继薄熙来在重庆发起大唱红歌、讲红故事，发红色短信息潮以来，中宣部更是大肆炒作、制作了不少的红色作品，除了《建国大业》、《解放》《风声》等正在上映热播外，央视每晚还在推出《人民英模》节目，中央文献出版社也出版《西柏坡——红都内外的秘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等“红色记忆”书籍。特别是被喻为中共第三部大型史诗式歌舞剧《复兴之路》，是继《东方红》和《中国革命之歌》后又一造神力作。此据媒体报道说，《复兴之路》在去年10月由中共中央拍板，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亲自负责，参与者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领导。如此对中共四代领导人歌功颂德、仿照《东方红》的大型史诗式歌舞剧的《复兴之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热演时受到中南海鼎力热捧。今年9月20日晚，除了胡锦涛等九政治局常委外，江泽民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参看。有消息指，中宣部等已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党员干部等观看，指令全党 7,000万党员和全国人民都要在艺术欣赏中，接受“红色记忆”的灌输和“革命传统”的教育。由此以来，当今中国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一股红色造神大潮已经真真实实地席卷而来。

今年国庆60周年大游行，官方更是让民众公开抬出毛泽东巨幅画像，在宣扬“东方红”“大救星”的主题下，引伸出后三个领导人画像随后紧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有意要借毛泽东作旗帜，向党内宣示其正统地位的合法性。这也正是毛新宇们要借“石”还魂，再掀红色造神潮的政治背景所在。

其实，中国充满血腥的红色革命，武装暴动和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本来就不怎么“辉煌”。中共取得政权后，毛泽东仍不专注于经济建设，发展民主，却一意孤行地推行“极左”路线，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清洗运动，坚持对抗哲学，继续闭门锁国，妄自尊大，致使“世界革命的圣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坚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红色中国人，惊愕地发现自己还填不饱肚皮时，发达国家的人们早已有了花园式别墅的生活后，所有的红色谎言顿时便破产了。然而，当发达国家的孩子们早已把电脑当成手中的宠物，借以遨游于多种语言、文化、价值观的世界，驰骋于全球网络化的“信息高速公路”之上时，我们的红色将军们却还要封网，灌输他们“红色记忆”，给孩子们买玩具手枪，教他们当“红小鬼”，学说“不许动”。

今日时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已经开始了民主世界化。目前，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工具体系全球圆通，已经迎来一个国界淡化，阶级模糊的民主世界化新纪元。这种世界大势，迫使中国共产党本身也要大量发展资本家入党，加快发展产权制度改革。如此现实，早已让那些躺倒在烈士陵园里的花圈，为充满血腥的“红色记忆”画上了句号。当此之时，毛新宇们要借“石”还魂，拜山造神，让中国“红太阳”再起，显得如此滑稽，而又不可理喻。

对中国民运来说，1999年可以说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这一年里，一大批民主党人士遭到中共当局的抓捕和重判，其中就包括四川组党运动的领导人佘万宝。虽然我与佘万宝在1998年夏天才认识，但很早以前我就听说过他的名字。1995年”六四”前夕，国内五十六位异议人士联名发表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公开信，我与廖亦武是四川的两个签名人。因为这个缘故，我很快就与廖亦武认识了。廖亦武是成都著名诗人，也是国内著名异议人士。”六四”之后，他因为制作”六四”光盘而被当局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被关押在川东监狱。当时四川的所有”六四动乱分子”都集中关押在川东监狱，廖亦武与他们非常熟悉，于是我就通过廖亦武认识了曾在川东监狱被关押过的李必丰、杨伟等人，而且从他们那里听说了雷凤云、侯多蜀、许万平、佘万宝等人的名字。听他们讲，在”八九”民运之前，佘万宝是四川省广元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由于在”八九”民运中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并在”六四”后公开发表反对镇压学生的演讲而被判处了四年有期徒刑。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在历史发展的重大时刻，佘万宝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表现出他的道德良心和勇气，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甫一听说佘万宝的事迹，我就对他充满了敬意。

出狱之后，佘万宝一直在广元谋生，很少与朋友联系，我虽经多方打听，也无法与他取得联系。1997年8月，我由于长期奔波劳累而患了肺结核，只好丢下我所热爱的民运事业在家中休息。经过将近一年的治疗，我的身体已基本康复，于是1998年夏天我又来到了成都。当时国内的组党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除浙江首义外，山东、北京、湖北和辽宁等地都已经迅速跟进响应，纷纷成立了党部。我刚到成都不久，胡明军就告诉我说佘万宝想到成都找工作。没过几天，我终于在胡明军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我闻名已久的民运人士。佘万宝比我要大十来岁，瘦高个子，两眼炯炯有神，言谈举止很有风度，给我以精明强干的印象。他待人随和，但原则性很强，说话很有逻辑，因此他马上就赢得了我们的尊敬，我们都称他为”老佘”。一开始，佘万宝确实是准备在成都找个工作，所以他接受了胡明军的邀请而做了胡明军公司的总经理。那个时候，他白天在胡明军的办公室上班，晚上则住在成都西郊”中央花园”，我在成都的时候也经常在这两个地方落脚，因此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沟通，我们之间很快就有了信任和默契，我感觉他以后会在四川民运圈内发挥重要的作用。与胡明军和我相比，佘万宝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一些，其政治直觉也更为敏锐一些，这得益于他以前在体制内工作和”六四”后坐牢的经历。佘万宝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而是那种干实事的人。他平常言语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却很有分量，往往能一语中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都很尊重他的意见。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谈到组党方面的事情，我发现他对此充满了兴趣，尽管他还在为生存而奔波，但骨子里他却是一个民运战士。终于有一天，他向我和胡明军提到了四川组党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对组党这种事情是比较谨慎的，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案给我以深刻的教训。根据多年的经验，我深知在当今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形式的组党都不会得到中共的容忍，我们成立一个组织无非是准备集体走进监狱。而且我一向认为，即使不组党，我们一样可以做许多事情，而组党反而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因此在1998年6月浙江组党前后，王有才等浙江方面的朋友曾希望我们四川方面跟进，我与陈卫一致表示不同意。陈卫曾因为92″自由民主党”案被判刑五年，对组党的利弊体会深刻，尤其反对。但是佘万宝认为，四川民运作为当时国内民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党运动已经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不能再继续无所作为，而应当与浙江等地的朋友一道为突破”党禁”共同努力。胡明军率先对他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自己以前的态度进行了重新审视，最后我认为组党是我们公民应有的权利，当局永远不可能将这个权利恩赐给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去争取。同时我认为，这次组党运动有可能会拉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序幕，如果这真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我们就不能让它在我们的手中溜走，我们应当当仁不让，负起我们的责任。或许我们会因判断失误而最后受到当局的镇压，但与其让历史性的机遇溜走，还不如冒险一搏。因此我很快就与佘万宝、胡明军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样四川的组党活动就终于正式启动。对于我的这种转变，陈卫、杨海等朋友一直苦苦规劝，但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而是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四川组党的责任。

这个时候，佘万宝和胡明军都对组党运动的前景比较乐观，但我知道前途充满荆棘，我不知道他们那时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因此而坐牢，但我当时确实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为了避免受到当局的镇压，我提出四川申请组党的时间应当定在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因为这个公约规定签约国的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同时我还提出，四川不能像有些省份那样一哄而上，而应当呈梯队形地慢慢跟进，最多只能选派三名代表去冲击，因为我不想让四川太多的朋友最后走进监狱，我不想让四川民运的有生力量在这次冒险中全军覆没。我的这些提议立即得到了佘万宝的赞成，由此可见佘万宝很具有大局意识。在落实这三名代表时，胡明军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但我和佘万宝没有赞成，我们希望胡明军能够和欧阳懿、陈卫一道组成四川民运的第二梯队，确保四川民运能够得到长期的延续和发展。最后佘万宝想到了黄晓敏，而且他亲自找黄晓敏谈了话，没想到黄晓敏立即就表示同意。组党活动的框架敲定下来之后，距我们准备公开申请的日子就只有十多天了，于是我们抓紧时间进行准备，我们三个代表分别写好了自己的简历，我还起草了《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备委员会注册申请书》，佘万宝和胡明军对此也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10月15日是我们既定的四川民主党公开申请的日子，这天上午，佘万宝、黄晓敏和我先在胡明军公司的楼下合了影，然后我们就一起从容地来到了四川省民政厅。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书写历史，我们正在做一件史无前例且意义深远的事情。公开组党，这在四川的历史上肯定是第一次，我们能够预想到这会给当局造成多么严重的冲击。但是当我们走进负责社团登记的办公室之后，我们却发现对方一点也不惊奇，他们好像早就在等着我们的到来，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慌乱。看来在浙江组党之后，各省民政厅都统一被打了招呼，否则他们不可能会表现得这么冷静。但我们表现得也同样冷静，我们首先说明了我们的来意，然后将申请书和个人简历递给了他们。他们却不愿接受我们的申请书和个人简历，并说他们不负责办理政党的注册和登记。这个时候佘万宝就显示出了他的政治急智，他问道：”请问以前共产党是在什么地方办理注册和登记的？”对方听了之后感到很慌乱，连说：”不知道，不知道。”看来他们没有预想到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久，外面又进来一个民政厅的人，他将一个公文包放在桌上，我们立即就看出他是在偷偷对我们进行录像，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公开组党。后来一个姓文的处长同意接收我们的申请材料，我们交完材料后就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民政厅。交完申请之后，我们就按照既定的计划回到各自的家里，佘万宝回到广元，我回到遂宁，黄晓敏则回到公司继续上班。不管当局要对我们采取什么手段，我们都愿意坦然面对。

但是当局并没有马上对我们采取措施，于是我们几天之后又回到了成都，并以”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的名义正式开展活动。我们首先进行了工作分工，我负责理论和全局，佘万宝负责对外联络，胡明军负责经济。当时浙江民主党办了一份《在野党》的刊物，我们看了之后很受鼓舞，就决定办一份《公民论坛》作为四川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并由我来具体负责这件事情。同时我们还决定大量印刷《世界人权宣言》，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那天在成都各个路口散发，这件事情由佘万宝具体负责。不久，我们听说四川绵阳异议人士李必丰被当局判刑八年，于是我们又发表了《致四川省并重庆市当局公开信》，要求改善四川和重庆的人权状况，立即释放李必丰、雷凤云、王明等异议人士。这封公开信有川渝地区三十多人签名，其中包括佘万宝的妻子文颖。佘万宝曾详细地给我讲述他是如何劝他妻子签名的，我听了之后感到有些忧虑，因为我知道像他这样不顾一切地从事民运可能会给他将来的家庭幸福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个时候佘万宝已经全身心投入民运，他基本上不再管公司的事了，而是将精力全部用在了与各地朋友的沟通交流方面。有一天，湖北的秦永敏告诉佘万宝，希望我们四川能够建立起”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经过商讨之后我们一致表示同意。由于”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不像”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那样敏感，我们就决定除佘万宝、黄晓敏和我之外，再增添胡明军、欧阳懿为”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的成员。后来秦永敏考虑到当局可能会对他进行打压，他又托付佘万宝说，如果他不幸被捕，希望我们四川能够将”中国人权观察”继续办下去。后来，秦永敏果然与徐文立、王有才一起被捕，除了与全国各地民运朋友一起对他们声援之外，我们还立即成立了”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由我任临时主办人，佘万宝任秘书长，欧阳懿任办公室主任。为了主办”中国人权观察”，我只好离开成都，回到遂宁的家里。不料这次离开之后我就再也没能见到佘万宝，不久之后我们都分别被当地国保严格地控制起来。

1999年7月，中国民主党遭到了当局的第二波打击，我与佘万宝同时被捕，其他省份也有不少人被捕。这波打击使中国民主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各省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先后被判处重刑，这是”八九”民运之后中国民运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其经验教训值得后来人深思。几年之后，我在监狱里听说佘万宝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二年，在四川南充的川中监狱服刑。2008年我又从几个转监犯那里获知，佘万宝在川中监狱只获得过一次减刑，被减了半年，我能够体会到他所面临的艰苦环境。佘万宝的原判刑期本来只比我少一年，但我现在已经出狱快一年了，他却仍在监狱里服刑。前不久又听说他在监狱里身体很差，我不能想象他那本来就瘦削的身体如今已变成了什么摸样。我还听说他入狱后又离了婚，不知道他的家人去看过他没有。

我们这些坐过牢的人都知道，在监狱里面，如果没有亲人和朋友的关心，一个人要度过漫漫刑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佘万宝虽然与我只相处了几个月时间，但我们之间却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他在组党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才华以及所做的贡献深为我所敬佩。出狱之后我一直在设法联系佘万宝的家人，我很想让他的家人带去我诚挚的问候，但我至今仍未联系上，看来他只能孤独地走出监狱的大门。佘万宝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在当今的中国，一个人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会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但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重复我们的命运，我们还必须继续前行。只是佘万宝为中国民运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我真心地希望他这次出狱后能够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好好地生活下去，如果前途仍有磨难在等着我们，那就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去面对和承担吧。

写于2009年9月28日

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三、六项要求与三项原则

我在第一次提审时就提出了六项要求，包括看通缉令、说明收容审查的法律依据，说明妻子王之虹目前的处境，提供广播报纸，解决借阅图书问题，提供充足的文具纸张等。如果专案组不满足我的全部要求，我就不开口说话，给他们来一个“零口供”。这个对策击中了专案组的要害，他们为了让我说话，同意了我的全部要求。

看通缉令、说明收容审查的依据，这两条比较好办到，从专案组的答复中，我得知“收容审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一条本来是用于收容不肯说出自己身份地址的“盲流人员”的，现在用来对付从鲍彤、戴晴、于浩成到我们这些人了。

提供广播报纸，借阅图书，这两条也是好办的，因为这是秦城羁押者的一般待遇。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信息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王之虹的处境是为了改变她的处境。当时，关在秦城203楼的女性只有戴晴和王之虹两个人，而武警则没有女性。之虹24小时处于男武警的窥视之下，在洗手间还有一个直径十公分的大监视孔，心情是非常恶劣的。她后来写道：“有一件事令我很气愤，就是哨兵每隔三五分钟就要往屋里张望，无论你是在上厕所，还是在擦洗身体。特别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哨兵从一个比较大的窥视孔往里看，突然看到一个白眼仁黑眼珠的大眼睛，我总是会被吓一大跳。因此，我就把厕所的窥视孔给堵了起来。有一次，我在擦洗时躲到了房间角落里，哨兵在探望孔中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于是就把管理员叫来了。管理员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我是一个女人，这些年轻的男哨兵老是这样看来看去的，是对妇女人格的不尊重。”我知道之虹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无法忍受单独监禁的寂寞，因此，我坚决要求给她转移一个羁押场所。专案组答应了我的要求，于12月20日将之虹转移到半步桥看守所去了。那里的伙食比秦城差得多了，而且还要劳动，但是一个牢房关许多人，有人说话，有人作伴，比较适合之虹的性格。

比较难办到的一条是无限制地供应稿纸。我的隔壁是吴稼祥，他在秦城住了好几年，一直得不到稿纸，只能把要写的书稿尽可能地写在卫生纸上和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作为“二进宫”，当然知道要为专案组满足我的要求铺设必要的台阶。我声称要给江泽民写信，按照监狱的规定，写材料是可以提供纸张的，于是便得到了源源不断的稿纸。我这封“信”一写就是几十万字，变成了一本书。后来统计了一下，仅在秦城，我就用了两千页的稿纸。

在提出六项要求的同时，我还宣布了审讯中的三项原则：第一，凡是你们不了解的情况，我一概不讲；第二，凡是我通过亲自查看他人证言证实你们已经掌握的情况，如果有利于解脱其他人的，我可以讲，如果不利于解脱其他人的，仍然不讲；第三，凡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的人，如果你们认为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的话，这些责任可以由我来承担。由于我的态度非常鲜明，专案组与我交手几个回合后，就不再琢磨如何用一些雕虫小技来对付我了，他们基本上能够尊重我的原则。

仅有一次，一个别人的预审员来找我核实问题，他按照惯例，一上来就吹胡子瞪眼的，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要在这里来这一套，你凶我比你还凶，你拍一下桌子，我就要拍十下，咱们就在这儿拍桌子玩吧。预审员主动把态度缓和下来，但是也没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口供。有了这一次教训，后来再没有其他人的预审员来找过我，因为他们知道肯定是徒劳无功的。

关于第二个原则，这里有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实例。下面是1991年2月12日我写给法庭的一份要求质证的材料：

我注意到法庭宣读的不利于我的XXX的证言是90年12月22日做出的。我在这里向法庭提供一个背景材料。从90.7.14起，我的预审员曾多次告诉我，XXX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有关该同志的意见是准备解脱他，问题仅仅在我身上，与我有关的问题一澄清就可以解脱了。90年12月11日，预审员又对我说，由于你的缘故，XXX到现在还没有解脱，人家本人都会对你有意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不愿意被置于这种境地，让人家怨恨我，你们要我说什么吧，要什么给什么，而且我在临分手时再次强调这个意思。如果当天的笔录对此记载不详细的话，我相信预审员老张和书记员小庞的人格，他们会向法庭如实陈述的。此外，XXX的预审员另一位老张同志仅在90年6月1日与我会见一次，由于他对我不尊重，我和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是我到秦城后从未发生过的。事后有关同志对我说，这样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看来这句话是完全应验了。因此，我不能不怀疑XXX90年12月22日证言的全部有效性。我要求法庭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在没有压力、诱惑和可能欺骗、激怒下了解事实真相，如果XXX现在仍然坚持90.12.22的说法，我将要求与他对质。

我的第三条原则，专案组当然乐于接受，但是到了最后，竟然没怎么用上这一条，可能是他们始料所不及。“六四”之后，当局在全国通缉、收容、拘留、逮捕了数以万计的公民，最后判刑的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在所有被起诉和判刑的人中，只有我和王军涛、刘刚、陈小平四人是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起诉（最后只有我和王军涛、刘刚三人是以该项罪名被判刑，陈小平是自首，因此没有被判刑）。上述四人均为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成员，我是所长，王军涛和陈小平是所务委员，刘刚是工作人员。据了解，专案组的想法是要把我们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把我和王军涛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由于“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罪并罚，至少要判无期徒刑（吉林长春市的八九民运参加者唐元隽仅后两项罪就判刑20年），当局觉得无法向国际舆论交代，在最后关头取消了“组织反革命集团”这一指控，从四人“共案”改为各自“另案”处理。因此，虽然我自己表示愿意为其他人承担责任，但是在判决书中却没有明确表述要我为其他人的案情负责。相反，包遵信并不是我们所的人，在我的判决书中却列入了由他和严家其发起而我并没有签名的《五一七声明》的内容。这大概是在取消“组织反革命集团”指控后，不能再把其他人的事情算作我的“罪证”，而与我本人有关的直接证据又过于单薄，所以才把我在场时包遵信宣读《五一七声明》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临时添加到起诉书里充数的。

四、狱中“留学”记

1988年2月底，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经济学部接管《经济学周报》后，由于我们所下辖了十几个机构，我作为这些机构的总负责人，忙于策划、组织、管理、营销、协调等各种事务，精力过于分散，一直抽不出时间给《经济学周报》写稿，总编辑何家栋先生对此颇为不满。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要找个地方把我关起来，专心致志地给周报写专栏文章。我当时答应他，一定给他写十篇文章。我在1989年4月上中旬，完成了三篇稿子。第一篇《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于4月23日的《经济学周报》刊出，第二篇《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于4月30日刊出，第三篇还没有来得及发表，周报就被当局下令停刊了。何先生一语成谶，半年后我果然被“关起来”了，从此开始了几百万字的写作生涯。

1990年11月23日，我从“收容审查”转为“逮捕”。此后我就可以正式与家属通信了。1991年1月9日，我在给妻子王之虹的信中写道：“我对此地生活相当习惯，一年来，我已阅读图书近三百册，写作二十五万字，翻译三十万字，记读书笔记几十万字，比前几年在读书和写两方面都有进展，心中甚慰。尤其是补习了以前掌握不精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数理逻辑》、《社会统计学》、《经济计量学》和四大力学等，潜心品尝科学的甘甜，比起陶渊明辈沉醉于诗酒山水，又另有一种美感和充实升华感。如前所说，只是对你和家中老人感到惦念和一种不易表述的心理。这里既有感情又有责任。”

1月16日，我在给父亲陈尔臧、母亲吴永芬的信中写道：“我自己的学习工作计划目前尚无法最后敲定。但每年写作翻译五十万字的任务是起码要完成的。90年10月份我全力以赴搞翻译，29天完成了整整十万字；89年12月至90年4月间，我在一百天内写作二十五万字，同一时期内还修改誊写了一遍。你们权且把我看作出国留学去了，而且过不久总归可以见面的。在我们这个长寿的时代，四十岁不过是青年时期的结束，八十岁才是中年时期的黄昏。在不老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只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幼雏，在篱笆墙里游嬉学步呢。在一个天真好奇的心灵前展现的世界，处处是盎然的生机，时时是和煦的春风，面对赤诚的童心，连鬼神也会变得友善。纯真──乐天──随和，这是爸爸妈妈教给我和传给我的无价之宝。随遇而安，奋斗不息，学习无涯，这是明明的优点。”

下面，是我在1991年3月19日写下的日记总结：

日记小结（一）
89.11.5～90.4.6（共计153天=4+110+39）

89.11.1离穗，11.3到秦城，11.5开始考虑写作，11.14办案人员见面，11.15开始看报、广播，11.19-20考虑另二文提纲，12.6搬至一楼，12.9开始借阅图书，2.2带来《辞海》等、制定作息表，3.27《不列颠》8册全。
12.25晚广播中点名。
1.22、2.28理发。
元旦、春节发放水果、花生、糖果、瓜子，改善伙食。

一、写作《改革十年反思》一文，23万字，P575，致江泽民信一封，目录6页，共计10页。
（1）提纲：11.6-18，12.18，1.15，2.2～2.5，2.24，3.20，共计11天。
（2）写作及写抄（白天写，晚上抄）：共计66天。

第一阶段：11.21～12.8，12.30～31，1.9，1.11，共计22天，写作5.8万字，平均每天2636字。

第二阶段：2.6～2.7，2.9～2.14，2.18～23，2.27～3.2，共计18天，写作7.41万字，每天4117字。

第三阶段：3.4～16，3.22～3.28，3.30～4.4，共计26天，写作9.79万字，每天3754字。
抄稿：1.16～19，1.22～27，1.29～31，2.15～17，2.26，3.3，3.18～19，3.29，4.5，共计22天。
校阅：3.17，4.6，共计2天。
以上四项，共计101天，另有11.5～13打腹稿9天，计110天，约4个月。

二、阅读、笔记。（另有文科、数学笔记，以后再统计）
12.9～17，12.19～29，1.1～8，1.10，1.12～14，1.20～21，1.28，2.1，2.8，2.25、3.20，共计39天
（1）借书记录：
12.9（2册），12.14（4册），12.18（8册），12.22（8册），12.30（11册），1.5（10册），1.19（2册），1.26（6册），2.8（7册），2.20（11册），2.26（4册），3.11（4册），3.25（6册），共计13次83册。
（2）读书笔记：共计120000字，每大页6600字，小页3200字。
读报笔记：共计82500字，每大页7500字，小页4000字。
一、二两项共写作68万字，其中提纲2万字，草稿23万字，笔记20万字。

三、提讯：
（从12.6开始统计，此前约10～15次）12.6，12.8，12.12，12.13（二次），12.19，12.21，12.22（二），12.26，12.28（二），1.12，1.13，1.24，2.8，2.9，2.15，2.23，3.22（二），3.27，3.28，3.29，4.6，共计25次

四、放风：
（12.23开始统计）12.23，12.31，1.12，2.1，2.17，2.24，3.6，3.12，4.5

日记小结（二）
4.7～6.12共计67天

一、工作并学习：31天
4.7～4.9 校读《反思》文稿（3天）
4.13～5.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础》
4.13～4.18，4.20～23，5.13，5.15～25 《展望》提纲写作（22天）
5.26～5.27，6.4～6.5，6.6～6.7（抄） 《反思》提要写作并抄写（6天）

二、阅读（笔记）：34天
4.10～4.12，4.19，4.24～5.12，5.14，5.28～6.3，6.10～6.12

三、休息、思考：6.8～6.9 2天
另购茶4次1.9斤（0.3+0.4+0.6+0.6）
89.12和90.5托老张购稿纸各一包。

四、提讯：13次，
张、庞4.12，4.19，4.24，4.26，4.27，4.28，5.7，5.22，5.24，5.25（二），5.29，6.1（张、张）

五、放风：21次
4月：10，13，16，17，20，29
5月：4，5，7，14，16，19，21，28，30
6月：2，4，8，9，11，12。

六、杂记：
理发3次：4.9，5.8，6.7。搬房间：5.31（？）。4.27给之虹写信，5.7收之虹4.29信。5.24交“送物单”。4.29发香蕉一把，5.1改善二顿。

七、借书：
4.14（7册），4.30（10册），5.10（10册），5.22（9册，1重），6.2（6册，1重）。共计5次42册（2册重复借）

日记小结（三）
6.13～9.30 共计110天

一、工作与学习：45天
（1）8.11～17，8.19～28，9.2～6,8，共计23天，翻译《中国文明史》，每天2552字，共计P149
（2） 9.14～18,9.24～30 《数理逻辑》学习共计12天，3，8,11,12……《社会统计学》

二、阅读：72天
6.13～21，6.24～8.10，8.18,8.29～9.1，9.7，9.9～13，9.19～20，9.22～23

三、休息：3天，
6.22～23，9.21

四：放风：
6月：18，22，23，25，26，27，28，29，
7月：2，5，9，12，16，19，23，26，28，31，
8月2，4，6，9，10，14，17，29，
9月10，17，28，共29次

五、提讯：
7.11，14，21，8.9，13，15，29，31；9.7（二），8，10，11，13，14，15，18（二）；共18次

六、8.8家中到书17册，衣物，9.10到书14册

七、理发：6.7，7.10，8.9（光），9.6

八、7.26牙垢，8.7手术

九、7.10茶叶3包（6两），8.28茶6两

十、7.27方便面10包，8.10方便面10包

日记小结（四）
90.10.1～91.3.18

10.1,13～14 阅读。
10.13～11.14 学习《社会统计学》
10.2～12、15～31 翻译《中国文明史》10.04万字（28天，每天三单元）
11月翻译17天，阅读13天，译4万字
11.15开始学习《经济计量学》至1.31学完。
11.23逮捕
12月翻译30天，每天二单元，译6.4万字
1月1～7、9～12翻译，1.13、1.22感冒2次，鼻炎一直至3.18未愈
1.15检察院来人讯问
2.2中法来人，送起诉书
2.1～2翻译，共完成731页稿纸
2.6、2.10会见律师
2.7～11绝食
2.8完成一审答辩书
2.11～12开庭
2.9、2.14会见之虹，之虹、父亲。
2.15～17，写20页上诉素材
2.18～2.25阅读
2.23上诉
2.23，3.4，3.7，3.13，3.16会见律师
2.26通知受理上诉。
2.26～3.3《我的辩护书》一稿，3.5～3.7写信，3.8～3.11二稿，3.12～17写信、补充、校对。
3.18宣判。

日记总结
89.11.3～91.3.18共计470天
提讯（开庭）：
89.11.14～12.5约十余次，
89.12.6～90.4.6共25次
90.4.7～6.12，13次
90.6.13～9.30，18次
90.10.1～91.3.18，25次，总计：81+10余次，约百次。
阅读：
监狱书271册
家中书127册，共计389册
写作：
《改革十年反思》和提要25万字，
《九十年代展望》提纲1.5万字
《我的辩护书》4.5万字，各类信件5万字
翻译：
《中国文明史》约30万字。
笔记：
几十万至一百万字。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应付近百次审讯之余，写作了不少，翻译了不少，学习了不少，阅读了不少，思考了不少……。我感到我的秦城“留学”生涯，很努力，很刻苦，很充实，很富足，很快乐……。后来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期间，我基本上保持了同样的生活节奏。13年后与老朋友重逢时，有不少朋友说：子明，看到你在监狱里写的文章了，你没有落伍，你在监狱里“留学”很有收获。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2009年11月15日“狱中作家日”的通知

（2009年10月5日） 

 
在过去一年里，狱中作家委员会跟踪了90个国家约一千多件打击作家和记者的个案。这些作家遭到攻击、威胁及不公拘押，其中约有200人目前长期系狱，而且自去年11月15日以来，已有27人不幸被杀害。在多数案例中，这些作家和记者的死亡与他们的作品有关。

每年11月15日，笔会及世界各地会员都会一起纪念这些作家们的勇气，庆祝其反抗镇压和维护言论自由的奋斗。在狱中作家日这天，国际笔会成员将发出呼吁，并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向这些同仁致敬。2009年像去年一样，我们将聚焦五个案例——世界每地区一例，以说明那些挑战或质问当权者的作家们所面临的环境，并例证他们工作的后果。
 
今年聚焦的案例是：
 
喀麦隆：拉皮罗·德姆班加（Lapiro De Mbanga ），真名为皮埃尔·罗杰·兰波·山蒂奥(Pierre Roger Lambo Sandjo)——歌手、词作家，因被控合谋反政府骚乱罪，自2008年4月系狱服三年徒刑。笔会和其他观察者都相信，他是因批评政府而遭到报复。

中国：刘晓波——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因联署一份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声明《零八宪章》，自2008年12月8日遭拘押，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将面临入狱达15年。

伊朗：马扎尔·巴哈里（Maziar Bahari）——伊朗裔加拿大籍记者、编辑、剧作家和电影制片人，在6月12日总统大选后，自2009年6月21日在德黑兰遭拘押，一直没有控罪。

墨西哥：米盖尔·安赫尔·古铁雷斯·阿维拉（Miguel Ángel Gutiérrez Ávila）——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著有多部关于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土著的书，于2008年7月25日或26日被人打死，此罪案至今仍悬而未决。

俄罗斯：纳塔丽亚·埃斯蒂米洛娃（Natalia Estemirova）——勇敢的记者和维权人士，曾任职于俄罗斯最著名的民权组织之一“纪念”，2009年7月15日在车臣遭绑架并被杀害。

这些案例的具体细节见附录（中文版除刘晓波外，其余暂略）。11月15日前几天，若有必要，内容将会更新。

进一步细节，请联系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Sara Whyatt：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电话：+ 44 (0) 20 7405 0338，传真：+ 44 (0) 20 7405 0338，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
 
附录：
 
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刘晓波——主要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因联署一份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声明《08宪章》，自2008年12月8日被关押。2009年6月23日，他被正式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案子仍处于警察调查中。如果受到起诉、罪名成立的话，他将面临入狱达15年。他是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拘押的40多名作家之一。
 
自发表呼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于2008年12月9日发表的一份呼吁政治改革和人权的《08宪章》后，刘晓波为众多遭到关押或迫害的异议人士之一。这些活动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 12月10日）60周年的组成部分之一。《08宪章》最初签名者有300多名学者、记者、自由撰稿人和活动人士，现在全中国有8000多人签名。

《零八宪章》英文版，见：http://www.pen.org/viewmedia.php/prmMID/3552/prmID/1610

直到2009年6月24日被正式指控前，刘晓波一直以“监视居住”的审前关押方式，被秘密关押在北京某地。根据官方新华社消息，他被指控“近年来，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刘晓波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整个关押期间，他仅极为有限次地获得与自己的律师接触以及见到家人。

刘晓波最初获得国际笔会的支持是1989年，他作为被政府贴上“北京黑手”标签的作家、知识分子之一，因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中所起的作用遭到拘捕。早在他最近这次被捕前，刘已在监狱里总共度过了5年，包括1996年的三年劳教，并一再遭到短期关押、骚扰及审查。2009年1月，全世界300多位作家联名呼吁释放他。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认为继续关押刘晓波违背了保护言论自由的国际标准，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您能做到：
   
可以把呼吁释放刘晓波的信件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请注意我们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推荐您复印呼吁信给您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馆请其转交，并欢迎任何建议。
 
如果可能，请将复印呼吁书给驻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请将你可能收到的当局任何回复的复印件寄给国际笔会总部的Cathy McCann，地址见下。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武宜三(左起)谢璐璐杜家祈李大立等到喻先生灵前致祭

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喻舲居先生不幸於9月28日因肺癌病逝，当时他在重庆至香港的飞机上，飞临维多利亚港上空，女儿等亲属陪伴在侧。10月7日喻舲居先生追思会在港举行，灵堂摆满香港、台湾文学团体和香港中国笔会各会员及亲友致送的花圈。

其中有武宜三书写的台湾嵌名联专家张佛千生前送给喻舲居先生一副嵌名联：

「舲」游画境诗情内；「居」在廉泉让水间。上下联均有典故可查。

喻舲居先生是香港、台湾两地资深报人，历任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民族晚报总编辑，香港《工商日报》的总编辑，《香港时报》社长兼总主笔，所见所闻所识既博，所交所游亦广，一枝笔下也就多采多姿。

国际笔会成员中国笔会成立於一九三○年，为蔡元培、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等主办，1949年大陆沦陷后，一部分会员去了台湾，一部分来了香港，喻舲居先生是第十六位担任会长的人，已连任多届。

立法会议员黄毓民、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黄康显教授、女作家蒋芸、金虹，香港笔会理事、会员等多人出席追思会。香港笔会理事李大立代表笔会致悼词说，喻先生生前为笔会的存在和发展耗尽心力，在缺乏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他不惜变卖字画，支撑会刊出版，平衡各方意见，维持笔会的团结。他经常对我们说，香港中国笔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由老一辈坚守民主自由的作家、报人交到他的手上，他一定不能让笔会败在自己手里。他嘱咐我们坚持三不：不染红、不分裂、不解散，我们各位笔会会友一定会同心协力，实现喻舲居先生的遗愿，以文学作品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在追思会上发言的还有喻先生的两位千金和其他亲属。

喻舲居先生的长女喻可欣小姐是港星刘德华的前女友，因此这次喻小姐与母亲妹妹等亲友从台湾美国来港主持追思会，引起香港媒体广泛关注，许多记者终日守候在外。喻舲居先生的葬礼得到广泛报道，香港市民有敬重喻先生的学问人品者，为香港文学界失去一个知识渊博的长者痛心。

(香港中国笔会报道小组，2009年10月9日)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1949年1月，应美君，一位24岁的江南少妇，抱着一个婴儿离开家乡浙江淳安，在杭州上了火车。她的目的地是广州，那里，丈夫龙槐生带领一支国军宪兵队，驻守天河机场。

战乱时期的火车拥塞不堪，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人贴着人。火车走走停停，一会儿煤烧光了，一会儿前面铁轨被撬。就在这走走停停中，一位下车小解的女人正欲回来，火车却已启动。她一路追一路哭喊，她的孩子也在车厢里大哭找妈妈，但谁也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应美君深受触动，想到车里已有好几个孩子、老人暴毙，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她忍痛离开孩子，来到广州。

在广州半年，应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回到衡山，决心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孩子却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站里，最后的时刻到来了。人山人海，应美君心乱如麻，伸手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火车就要开了，趁机说，“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应美君犹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汽笛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应美君松开了手。

这一分隔，就是四五十年。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名叫“应台”，“龙应台”这个名字，将父亲、母亲与台湾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龙应台说。“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1949的故事。”2009年9月18日晚，香港大学陆佑堂名流荟萃、老少咸集，龙应台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全球首发式暨演讲会在此举行。“1949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的一切，都是从60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20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1949。”龙应台说。

创作初衷始于20年前的1989年。1989年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柏林墙崩塌，龙应台正好在德国，亲历了历史现场。分裂40年的东、西德重新走到了一起。“1989年，我看到了东西阵营的分裂与和解，我想到它们和中国的分裂是一个平行的历史。我看到欧洲人怎么在大历史当中存在，也看到了他们对待大历史的态度，于是动念想把中国的1949年搞个清楚。”

但直到1999年，龙应台才开始有计划地收集史料。没过多久，马英九来找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公务员一做就是4年。2004年她父亲去世，随后母亲也失忆了，她开始有紧迫感，感觉历史的门在一扇一扇关上。于是，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龙应台“闭关”400天，并亲自去大陆的大江南北、台湾的大街小巷，走访日渐凋零的1949一代人，在两岸分裂60年的大历史下孵育出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透过个人小历史导读大时代。

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在海外，有人听说龙应台写1949，第一个反应就是：对啊，建国60周年啊。龙应台听到这样的反应就愣了–那个题目很多人写。我这本书不是关于胜利者，而是关于失败者。关于他们在1949年前后的故事。这些失败者，东北的、山东的、河南的、广东的、香港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人生的太阳刚刚起来，带着日出梦想的这一代人，被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战争机器牺牲，逃到香港、逃到海南岛、逃到越南、逃到缅甸，最后汇集到了台湾这个小岛。

同一时代，台湾这个小岛，有另外的20万年轻人，被日本巨大的国家机器，像绞肉机一样送到南洋去，没死的人就又回到这个小岛。

这正是龙应台写作中遭遇的最有挑战性的部分，她原本将目光锁定在1949年大陆来台人员，但在写作中却发现当年600万本地人的伤痛，甚至比200万(一说120万)大陆人的伤痛更深。这两个群体60年来一直没有正视过对方伤痛最深层的部分，因此龃龉不断。

于是，龙应台笔下，对国民党士兵的伤痛，与台籍日本兵的伤痛，甚至日军个体、纳粹德国军队个体的伤痛，一视同仁。她做好了被一些人“万箭穿心”的准备，但是，她依然对自己的文字有十足的信心。

对她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冷冰冰的历史档案，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对此，台湾作家杨照诠释道，对于真正活过1949年乱局的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痛苦，绝对不是打仗中谁赢谁输，而是再也分不清自己与环境的关系，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明天又会去哪里，要做什么样的事。今天的“国军”打了一场败仗，明天就变成了“共军”，回过头来打“国军”。今天田里的小庄稼汉，明天就被绑上了船，送到遥远的地方，帮助绑架他的人打仗，对抗对面他完全不认识的人。

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菲利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惟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我们常常喜欢以新中国与旧中国之分，意思是旧中国不好，新中国才好，也因此要庆祝要纪念。可我们又常常夸自己有五千年文明史，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并因此而自豪。

既然旧中国不好，我们去夸什么去自豪什么？

如果旧中国的文化是那样地光辉灿烂，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旧中国不好？

我们“歌唱祖国”，我们喊“祖国万岁”，指的都不应该只是“新中国”，而是作为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华夏中国。如果只是歌颂“新中国”，与清朝说明朝好就会杀头有什么不同？

大力歌颂“当朝当代”，正是封建王朝的做法。而之所以在封建王朝都只是歌颂当朝当代，就因为那是家天下；歌颂当朝当代，就是歌颂一家一姓。

后来变为一党执政，虽然与家天下有所不同，可也正因为新中国几十年“一贯制”，我们才会如此要歌颂“新中国”，而歌颂“新中国”，实际上也就是由歌颂一家一姓变为歌颂一党一领袖。

可世界上凡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实行的都是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下没有民主，或极少民主，这是举世公认的。据说情形最好的，是新家坡，但从没听说有哪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要向新家坡学习民主。民主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产生，而民主制度又只有在两党乃至多党制下才能建立，这也同样是举世公认的。

凡是不承认举世公认的，或口头承认，行动上却反着来，都是别有用心。

政府是政府，祖国是祖国

作为人，自从脱离蛮荒之后，慢慢就有了自己比较固定的栖息地，然后又有了家族，有了国家。一有了国家，就不免要有政府，而自从有了政府之后，政府带给人们的坏处要比人们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多得多。我早就说过，尽管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政府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由于其罪过磬竹难书，功不抵罪，总有一天，人类会清算政府的罪过的。

政府忘了，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或说建立政府的本意，就是想依靠政府保护自己，过得更幸福更自由更快乐，否则，要政府干甚！而这也是政府唯一要做的。再说别的，都是胡扯。这也不是我在胡说八道，只要读一读洛克的《政府论》，还有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就知道了。难怪，当年陈独秀也好，胡适也罢，都说了一大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大不敬的话，有些话在今天简直不能说，说了就是死罪，至少要你去坐牢。如此说来，就自由而言，真不知现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如谓不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读有关这方面陈的文章、胡的诗歌，比如像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比如像胡适的《“你莫忘记”》等。说你不信，我越来越理解孙中山先生他们那些革命的先行者，当时之所以那么不顾一切地要推倒反动政府。

从国家慢慢演变到后来，一个人出生所在的那个国家，要叫祖国。再从祖国演变，国家就成了自己的“母亲”，意思人们要像爱自己的母亲那样爱自己的祖国。因此，谁敢说不爱他的国家，就意味着不爱他的母亲，那是要犯众怒的；即使众人明白是怎么回事，怒不起来，政府也不放过，会挑起众人对你不满，有意让你引起众怒。在现代社会， 尤其在有些国度，不爱自己的国家，就是大逆不道，如同十恶不赦。至于之所以不爱，政府不管，而群氓也更是稀里糊涂，跟在政府屁股后面起哄。其实呢，一些人说不爱自己的国家，是不爱那个国家的政府，比如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因不爱先前的那个政府而逃亡国外，后来又接受了另一个政府，于是也就又回来了。可政府不愿意这么说，觉得丑，说不出口，为了笼络人心，就拿国家作挡箭牌，硬说那些不喜欢政府的人不喜欢国家，而不喜欢国家，就是不喜欢自己的“祖国”，而不喜欢自己的祖国，也就是不喜欢自己的“母亲”，而不喜欢自己的母亲，还不是大逆不道、还不是十恶不赦吗？可这样一来，也就不好理解马克思，不好理解爱因斯坦，因为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国家。不然，马克思也不会跑到英国去写书，爱因斯坦也不会出走美国。难怪有人说，像“祖国万岁”这样的话，马克思喊不出来，爱因斯坦也喊不出来。甚至就连鲁迅，也未必喊得出来，否则，当年被自己的祖国通缉，他也就不会往租界里跑了。

当然，叫国家也好，叫祖国也罢，都是人们不得已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如果按照“最美好的理想”的说法，人类最终还是要把包括“祖国”在内的国家打入十八层地狱，可见国家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不然，如何实现那个“最美好的理想”？

可是，有些人又很矛盾。一边整天幻想着那“最美好的理想”，一边又对那国家恋恋不舍。看到一块什么东西像自己国家的版图，就高兴得无以复加，喊起祖国万岁（新闻见2009年9月10日《东方今报》，题为《黄河奇石现中国版图被命名为“祖国万岁”》）。大家说说，祖国万岁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自己所在的国家永远存在下去，地老天荒。世上有什么能地老天荒呢？至少国家不会。这还不说，如果要你的国家万岁，那“最美好的理想”又如何能实现呢？我们知道，自马克思之后，凡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总是喊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希望世界大同。大同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了阶级没有了国家啊。你现在一喊“万岁”，难道又不想要那“最美好的理想”或说是有了什么称霸的“野心”吗？

殊不知，宇宙间万物，皆是从无中来，回到无中去。世上只要能叫出名的，不论具象抽象，都不会永远存在。没有永远存在的物象。说个终极的，比如时间，按说会永远存在下去吧？也不尽然。据天文学家说，在被称作“黑洞”的天体似乎就不存在时间。

即使这一切都不管，我也还是想问，你是想祖国万岁呢还是想尽快实现那“最美好的理想”呢？当然喽，据我的推测，不仅实现那理想只是一些人的美好愿望，就是祖国万岁，也不过是一种感情抒发，一厢情愿，与科学、理性无干。不然，也就不好理解现在不仅有了欧盟共同体，还有了欧元——尽管欧盟下的国家也还是各过各的，但我相信，那些“祖国”怕是不仅难以万岁，很可能连千岁都难。你说那样有什么不好吗？

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结果于10月9日下午揭晓，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最终胜出。此前，海外媒体曾盛传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胡佳再度获得该奖提名，并成为热门人选之一。虽然胡佳此次最终落选，但并不构成对中国维权和民主事业的打击，因为诸如胡佳这样的人能获得该奖提名就已经是对其他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极大的鼓舞。

在2008年，胡佳就曾获得该奖提名，虽然媒体在当时热传胡佳极有可能获奖，但最终却与该奖失之交臂。在盛传胡佳可能获奖的消息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中国异议人士胡佳只是一名罪犯，不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上纲上线地认为：“如果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胡佳，将是对中国内政、司法独立和主权的严重侵犯。”秦刚的发言一经媒体报道，便引起了国内不少愤青的共鸣，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奖委员会一时间似乎成了中国人民的公敌，而诺贝尔和平奖也似乎变成了人所唾骂的反动奖项。

中国当局向来就有着“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在2000年的时候，流亡法国的中国作家高行健因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该奖被骂得一无是处，但是，从每次评选结果出来前的媒体报道情况看，不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民间，都梦想着能有中国人获奖。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都没有一个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能成为诺贝尔奖的得主，达赖喇嘛曾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却不是中国的荣耀，而恰恰是中国的耻辱，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一样。

当前的政治制度决定，中国在很多领域都难以出现真正的杰出人物，在自然科学方面没有，在社会科学方面更是不可能有，因为政治对这些方面的干扰实在是太大。在诺贝尔奖的众多奖项当中，距离中国人最近的奖项唯有诺贝尔和平奖，胡佳获得该奖的提名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只有在极权统治之下才能出现这样的维权斗士，而维权斗士正是和平奖的颁发对象之一。维权律师高智晟在2008年同样获得了提名，两人虽然最终均与该奖失之交臂，但这对于推动中国的维权和民主事业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当然，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这种社会生态决定，胡佳、高智晟这样的人只能得到民间人士的认同，在官方的眼中，他们无疑都带有浓厚的负面政治色彩。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可以说是对官方公然动用司法工具迫害他们这种行径在国际上的一次法理大否定。胡佳和高智晟在2008年获得该奖提名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荣誉，这种荣誉不仅属于他们两人，而且属于所有支持维权和民主事业的人士，既值得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欣喜，又值得官方反思。

胡佳因为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结果令中国官方大动肝火，官方的这种反应并不出人意料。秦刚称胡佳是罪犯，胡佳因言获罪而身陷囹圄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严格按照中国的法律来讲，他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他成为“罪犯”并不能说明他有罪，而恰恰说明了官方的行为是在犯罪。胡佳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依我看，迫害他的人却是犯了“反人类”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极权社会的一大特色，胡佳是不是罪犯，我相信在具有基本明辨是非能力的人那里，在将来的历史记载中都绝不会认同官方的说辞。

诺贝尔奖各大奖项的评选被公认为是最客观、公正的，提名程序也异常严格，按说，中国官方不应该对其公正性有太多的怀疑，但自从达赖喇嘛、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胡佳、高智晟等人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之后，中国官方以及官方的学者均一反常态，对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表现得不屑一顾。可笑的是，美籍华人钱永健因为在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结果就让中国媒体乐翻了天。钱永健虽然是黑眼睛、黄皮肤，但他的获奖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现在几乎不可能制造出这样顶尖的科学家。中国媒体对华人获奖消息鱼目混珠的报道，正凸现了官方骨子里对诺贝尔奖的欣羡。

在200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之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海内外人士几乎都认为胡佳会胜出，不料，最终由芬兰前总统阿提沙利获得。这不禁令很多人都大失所望，因此，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引起了一些批评。那次“和平奖”的最终结果是否因为中国官方的压力而改变，至今还是一个谜，不过，虽然胡佳没有获得该奖，但在之后却获得了欧洲议会颁发给他的欧洲最高人权奖——萨哈洛夫奖，这可以说是对期待胡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莫大的慰藉。

据媒体报道，今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高达205人，创下历年来人数最多的纪录。按照惯例，诺贝尔奖委员会不会公布入围名单，但据了解，维权人士胡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尔科齐等，都在和平奖提名名单上，其中胡佳更是获奖热门人选之一。据英国一所网上博彩公司开出的盘口，津巴布韦总理茨万吉拉伊以1赔4成为大热，而胡佳则以1赔6紧随其后。由此可见，胡佳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虽然他最终未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在以后的年份，这个奖项的评选结果仍然值得我们期待。

近年来，因为参与维权活动或自由写作而锒铛入狱者不计其数，胡佳尚未刑满释放，著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便因为参与起草和签署《零八宪章》而失去自由，虽然已经接近一年时间，但至今仍未宣判。在今年的7月中旬，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民运组织“中国民主论坛”曾成立行动小组，推动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刘晓波此次是否已经入围，如果他能入围的话，我相信他会比胡佳获奖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刘晓波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抗争精神以及数度入狱的悲惨遭遇足以让他具备获得提名甚至获奖的资格。

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普世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而宪政民主制度则是保障人权和法治的不二法门，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法宝。胡佳、刘晓波等人的身上无不闪烁着自由的光芒，他们用行动表现出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不管他们在官方的媒体报道中被如何抹黑，他们都必将名垂青史。胡佳在今年再度获得提名，说明中国人离诺贝尔和平奖又近了一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一定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然，刘晓波、胡佳这样的异议人士如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固然令人欢欣鼓舞，但我更期待的其实是像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获奖，只要中国高层领导人能顺应历史潮流，尽快启动政治改革，争取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他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将比异议人士更大，一旦获奖，也更值得我们欢喜。

2009年10月9日

副标题：极权主义的国家的电影与政治，论专制文化与文化专制—看朝鲜老电影《无名英雄》有感

关键词：电影在这些专制的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受到严密的控制，它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教的功用，这种功用最得要的功能就是为政权的专制性提供一个证明其合法性的渠道。电影的说教为一党专制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这种人为的合法性所结出的最大的恶果，就是“感恩”，让它潜移默化地在老百姓善良的头脑中扎根。别小看了这种“感恩情结”，没有这种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感恩”心理，就不会产生出专制主义的一连串的恶果和恶行。最突出的恶果就是专制政权的官僚集团的特权化成为了一个可以理解甚至拥戴的原因和现象了，有了这种感恩心理，那么“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是如此地辛苦为我们的幸福而工作着，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过得好一点，让他们生活水平比我们老百姓高一点呢，这样他们才能够够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和工作。”在这种感恩心理下的逻辑必然下，特权诞生了，特权便变得无止境地放大了，自然人权就变得小了，变得可有可无了，变得可以随便被“我们伟大的政府无私的官员们”漠视了剥夺了。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电影无处不在暗示着这种让老百姓感恩的政治逻辑。这种表现特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最高领袖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这种漠视人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势就是老百姓最后成为了一具具饿殍，生命象草一样贱。

 

网上的中国网民始终对朝鲜的现在和过去有一种很高的关注度，因为制度和历史的相似度很高，而且，因为同属一个东亚文化圈，中国与朝鲜的可比性也远比那些消亡的或正在消亡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多得多，而且要有趣得多。中国有大干快上的大跃进运动，朝鲜也有日新月异的千里马运动，中国有饿死四五千万人的大饥荒，朝鲜也不甘其后，此刻饿死不知还要多少人的大饥荒仍在进行之中，中国造了两弹一星，朝鲜也要搞，并以此来讹诈国际社会并几乎得手,并且还不断地试射导弹挑衅国际社会。中国当局当初的动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方面要教育人民对那个万恶之源的美帝国主义要千刀万刮，一方面却暗地里拼着命的要投怀送抱，搞了个乒乓外交。文革时的中国人都要佩戴毛泽东的像章，朝鲜过去和现在都要佩戴金氏父子的像章。中国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朝鲜也要搞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两国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只是北朝鲜搞得更为出格，连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也没有拉下。两国的人民都很苦，两国的领导阶级都拼命（中国是“曾教育”，而朝鲜是现在进行时）教育人民要仇恨资产阶级，仇视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而自己的达官贵人却过得比资产阶级还要腐朽而无所不及。如果有不同，那就是中共维持不下去，进行了改革，这倒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而朝鲜却冥顽不化，不顾政权的亟亟可危，仍就在把国穷民尽的革命进行到底，而最无耻的是，那个伟大的金日成大将军朝鲜人民的慈父对当年东德的领导人昂纳克说：“让人民贫穷他们就会更老实”；中国有毛泽东思想，而朝鲜也有一个“主体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中国人心里，朝鲜可以说是一个文革在继续的另类中国故事。　

当然也许是历史中的万幸，如果不是朝鲜战争中美军炸死那个毛泽东一意栽培的长公子毛岸英的话，中国的文革是否能够结束，中国的历史是否能够写上改革的篇章，悲观肯定是大于乐观的，那么现在的中国当代史与朝鲜的当代中中，按照东方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的惯性，中国与朝鲜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而要找出这种不同，一定会让那些学者们费尽脑汁。网上，当代的中国人之所以对朝鲜的现状如此关注形成朝鲜热，不是简单地归结为那种对似曾相识的历史的缅怀，不是为了忘记历史，让那种悲痛的历史不再发生，而更多的是一种侥幸心理，而且只有找到这种侥幸心理，那么我们那改革开往三十年来取得的成果所带来的幸福感才可能有一个支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带给中国人的“幸福”是很脆弱的，幸福感所带来的问题远不比以前那种没有幸福感所俱有的问题少。但因为有了朝鲜，我们这种脆弱的幸福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想像他们一样有质量的幸福生活，只能是一种妄想，而朝鲜的存在，让我们幸福感变得踏实，毕竟在同类制度的生活中，我们的境况还不算是最坏最坏的，原来地狱之下还有一层，有朝鲜人民在替我们对邪恶的专制制度做着无私的奉献呢。而重要的是，因为朝鲜的存在，因为朝鲜那种最不人道的专制制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朝鲜的存在，让我们中国人对于专制的恐惧和对恐惧的忍耐找到了一个说服的理由，   

毛泽东曾对他所在的那个国际社会有着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是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我从老百姓的朴素的温饱与否的角度，对当今国际社会也有着“三个代表”的理论，第一世界是吃饱了还骂娘的国家，如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第二世界是吃不饱也不能骂娘的国家，如果你骂，就用棒子打得你不敢骂娘，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专制极权国家，第三世界就是根本就没得吃，但不仅不能骂娘，而且还要逼得你满世界是喊吃饱了，喊全世界都羡慕我们，以朝鲜为代表，可能也是唯一的代表。是最可恶的国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改革的所谓成功之处无非就是把老百姓从第三世界提升到了第二世界。但还未站稳，就有一些伟大同志还是觉得在上层领域还应该学习朝鲜金同志的一贯的政治正确性。所以我们不要沾沾自喜，眼前的所谓幸福感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沉沦。

专制的痛苦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对于在专制中觉醒了的人来说，更痛苦的还应该是来自于文化上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交之际，有一部朝鲜的电视连续剧《无名英雄》在中国热播，笔者年少无知，再加上环境限制，看了个断断续续，对其情节不是很了解，但其中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朝鲜美女女间谍金顺姫却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机智勇敢又极其美丽，身穿笔挺的美军军服显得时尚摩登，而且还因为有一种因为身份和环境的特殊性，更显得冷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感而极具诱惑力，而她与男主人公俞林的那种若即若离相爱却不能厮守的苦情，最后为了革命而英勇牺牲，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怎能不打动当时改革才刚刚拉开帷幕的中国观，而给观众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放在现在，该剧中所体现中的那些因素无一不具有很强的商业性：情节惊险悬疑，节奏紧张曲折，人物塑造有感染力，另外就是那种欲罢不能，欲做还休的凄美爱情，男主人公俞林和女主人公金顺姬之间的暧昧外冷内热的感情纠葛，这几乎就是一部另类的社会主义世界中的007故事，更符合东方人的那种含蓄的爱情审美观。近来借助于网络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我有幸全面地一集不漏地重温了这部北朝鲜的电影巨作。　

看完之后，除了对男女主人公的真情表演有一种审美的愉悦之处，还别有一番滋味，这种滋味更多地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熟所带给我的另外的一重沉重得几乎要折断翅膀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中国人来说极为必要，因为这种专制文化和文化专制至今不仅在北朝鲜而且就是在浑身上下“流着资本的血”的中国仍就在大行其道，日甚一日。　

在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影视作品都是政治性的，列宁曾说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影视艺术可说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受到最严密控制的一个艺术门类。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有一点区别，从西向东，东欧国家相对宽松，那些我们看过的老电影里，除了革命，还有那种浪漫主义，还有那种人性的温情，也还有体现人性的爱情能掺杂其中，通俗地讲，就是电影中说“人话”的比较多，前苏联又次之，但电影大体还是有“人话”可讲的，因为它有着深重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带给它的浸染，它的政治性之外多少还有一点艺术可言。相较它们而言，中国和朝鲜可以说是对影视作品控制得最为严厉的国家，而中国又较朝鲜更为厉害，因为曾有那么一个“文革时期”，它的整部电影可以极端到不讲一句“人话”。总得来说，两国的专制文化形态最为接近，不相伯仲。　

有电影就有经典，而所谓经典电影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电影，在当时看来能够打动人，事过多年之后，这种打动人的力量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仍然能够感染人。但电影在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尤其是电影作品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教的功用，这种功用最得要的功能就是就是为政权的专制性提供一个证明其合法性的渠道。很少能成为经典的，因为那些就算拍得再好再感人的电影，因为它贯输的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那种人类普世的价值观。

上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来是基于一套马克思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不人道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套理论姑且不论对错，但它是很严谨的，很难深的，一般劳苦大众是不大能够理解的。但电影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把它通俗化了，或者说能够把它庸俗化了，尤其是在东方，更为突出。因为电影，因为专制政党能够控制电影这门艺术，这套理论在电影中能够简化为仅仅只是富与穷，邪恶与正义，先进与落后等等主题。中朝两国的政治电影都有几乎相同的庸俗化形态，例如革命叙事的基础，差不多都是中共或朝共通常代表穷人的利益，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办事，为他们谋幸福，只有老百姓跟他们走，为他们牺牲，他们就一定会为他们打造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天堂。　

电影的说教为一党专制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这种人为的合法性所结出的最大的恶果，就是“感恩”，让它潜移默化地在老百姓善良的头脑中扎根。别小看了这种“感恩情结”，没有这种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感恩”心理，就不会产生出专制主义的一连串的恶果和恶行。最突出的恶果就是专制政权的官僚集团的特权化成为了一个可以理解甚至拥戴的原因和现象了，有了这种感恩心理，那么“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是如此地辛苦为我们的幸福而工作着，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过得好一点，让他们生活水平比我们老百姓高一点呢，这样他们才能够够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和工作。”在这种感恩心理下的逻辑必然下，特权诞生了，特权便变得无止境地放大了，自然人权就变得小了，变得可有可无了，变得可以随便被“我们伟大的政府无私的官员们”漠视了剥夺了。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电影无处不在暗示着这种让老百姓感恩的政治逻辑。这种表现特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最高领袖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这种漠视人权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势就是老百姓最后成为了一具具饿殍，生命象草一样贱。

但正向这专制电影中最爱表现的一个主题，就那邪恶与正义，腐朽与进步一样，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谎言总是不会长久，人民总是会觉醒的，而且已经觉醒了。

这些精心制作专制下的政治电影之所以失败，简单地说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专制政权在电影中所极力构造的幸福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等等，瓦解它们的艺术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恰恰是专制政权中在现实中的倒行逆施。不像在自由世界中的影视作品，因为他们承认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所以这种价值观便经得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这些电影的艺术价值的意义是即时赋于的，而专制下电影作品，它们的意义只能是后天赋于的，因为每看到这样的所谓的主旋律的电影，都经不起观众这样的一问，“他们为理想而献身的那个革命成功了的新社会，如果他们活下来，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中吗？他们的理想与与这个所谓的新社会是一回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是一回事，不需要理论，只需要用眼睛就可以证明。

最好的说明，还是举一个例子。以中国为例，一个在国共内战中为新中国的诞生这种理想而献身了的烈士（这是我们主旋律中最常见的一个题材），在当时看来，你不能否定他的价值，因为美好的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就是说他们死亡的意义在未来。但是现时的中国社会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不用多说了。这样的所谓主旋律的电影怎么能够感动人呢。正是专制社会的不人道的现状否定了那些曾为建立这个社会—他们认为理想社会—而献身的那些勇士和烈士们的生存或死亡的意义。可以说，对真理对革命的证伪只能来自于专制制度下的不人道社会的切身体验，那些所谓的光辉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形象并不能具有和能产生价值和意义，而能够赋于他们奉献或死亡的价值和意义则是他们所追求实现的那个社会制度的人道或是不人道，是专制的还是自由的来决定。因此那种电影中的贯输是徒劳的，注定是要失败的。那些所有在文化专制下的文艺作品里的那些为理想为献身的人，他们不是死在现实中，而是死在未来里。

让我们回到《无名英雄》这部电影中来，如果金顺姬同志有幸活了下来，并和她所爱的俞林同志结为夫妻，回到了北朝鲜，那会发生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有知识有过海外生活阅历的人，他们不容易被蒙蔽，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将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沉默或死亡，但是电影中塑造的金顺姬同志是如此的热爱生活，感情丰富，而且又长得如此美丽，她会做什么选择呢？还有最后一种可能，那就是为了活下去，理想和信念算个屁，把它扔到九宵云外，只是为了单纯地活下去，为自己，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在那个毫无自由的国度里，面对那等级森严的特权官僚制度，她的美丽就是最好的武器来换取生存的资源和向上的通道，成为一个浪荡的熟女就是必然了。而专制制度的腐败性常常就是最容易从这方面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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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集

旁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新的一天只是意味着旧的一天已成过去，黑夜变成了白天。然而，对于部分荆宁人而言，却一直在黑暗里度过着。处于黑暗中的谭振东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会在看守所重新接受启蒙，而这启蒙竟将尾随他的一生。曾经叱咤风云的黑社会老大邵昌建，正以他独有的方式，给这位全身都流淌着热血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