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香港《争鸣》杂志（2009年9月号）上撰文，提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中国知识精英、民主精英在运动中的道德与人格问题。我曾指出，尽管在绝大多数的场合，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和追究，但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则应当直面丑陋和耻辱，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限于篇幅和心情（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他们的历史耻辱），那篇两千多字的小文就没有进一步展开。但是最近收到国内许医农大姐转来的在国内流传的有关宋庆龄在反右中不同意中共做法的“出色表现”的文章，才知道历史真相已被扭曲到了何种程度，对这一问题实在有再稍微深谈一下的必要。
宋庆龄反对过毛泽东的“反右”吗？
在大陆网上现在到处流传着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在反右期间上书毛泽东“表示十分忧虑”的传奇。在那篇作者为“何方”的题名为“宋庆龄多次致党中央信件披露”的文章中说：“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 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对此，《争鸣》杂志在2006年也有过专文报导。
其实，只要看一下宋庆龄在反右期间的公开言论，就不难断定这完全是宋氏亲友在文革后的谎言和贴金之作。1957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宋庆龄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的大作。她一开始就指出：“我对有些人所发表的一些谬论，是肯定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些人的批评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做好任何事情。从这种见解出发，他们进而提出在各种机构里处于决策地位的共产党代表和党委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他们说这样会限制民主，会使得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又说共产党员们既然不懂技术，就不能领导等等。当然，什么地方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就应该加以纠正，并且纠正得愈快愈好。但是必须明白，把病人甩掉是不能把病治好的。”对此，宋庆龄的结论是：“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在客观上、事实上就是要使历史倒退过去，就是要使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要使我们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和当时同类的中共领导人的反右讲话相比，宋庆龄的调门也是最高的之一。
7月13日，她又在《人民日报》上另外一篇文章中大批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她说：“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他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非但如此，该文还对民主的基本价值进行了大批判：“这少数人说，我们的国家是有限制的。我要问他们：哪一个国家没有限制呢？……人们说到民主，也只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或是社会主义民主。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正如同没有‘第三种势力’一样。政权不是握在资本家的手里，就是握在工人的手里。这少数人所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吗？如果是，他们就是要求在中国使资本主义复辟。”
1957年9月9日，宋庆龄作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本来，这只是一次应景的演说，宋庆龄完全可以不和反右运动挂钩。但是在她仅768字的致辞中，竟用了314个字来歌颂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她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企图把不久之前才摆脱掉的、带了几千年的枷锁重新加在妇女们的身上。” 她继而号召全国妇女：“我们必须克服温情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见1957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所有公开言行中，我们非但看不到她对反右一丝一毫的“不理解”；相反，她的理解水平远远超过中共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她对右派分子的大批判作用，更是成千上万的中共的高级干部所无法企及。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宋庆龄齐名的另一位一直被誉为中国知识女性代表的何香凝女士在反右中的不良表现。据叶永烈先生的考证：“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点出‘右派’一词，不是毛泽东，却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于是，也就选中了德高望重的‘左翼分子’何香凝，来透露毛泽东的意思。”（《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90-191页）６月１日，何香凝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十一次座谈会上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公开唱反调，她对整风的理解是：“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所以在现在如果领导党团结我们的左派，争取和帮助我们的中间分子，教育和批评右派的话，那只能对我们民主党派有好处，我们欢迎领导党这样做。”——简言之，中共的整风必须要发动“反右运动”。
著名民主人士的反民主行径
目下海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篇原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的“内部消息”，这篇文章讲到“1957年6月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但从当年的历史文献来看，这一报道也不可能是事实，因为这些人都是民主党派里出了名的极左派。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负责人的黄炎培和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的陈叔通都曾在6月5日深夜被毛泽东召见，面授近3小时机宜要他们发动批判章乃器和“章罗联盟”。那夜至6月10日的5天内，他们有的只是受宠若惊后的涕零感激，哪里来的“不理解”？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还马上写信给统战部表明自己的心迹，全信如下：
中央统战部：
承告清华大学同学们，愿约期来谈，谈的是我对于黄万里问题的看法，我是这样的：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我这几天连天开会，今天星期，上午下午都有会，分不出接谈时间为歉。
黄炎培 1957．6．30上午
（来源：《新清华》1957年7月9日，原文题为“黄炎培斥子”。）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完全理解黄炎培如此地胆小且过激地和儿子“划清界限”也事出无奈、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我们同样不难断定这样的一个战战兢兢的黄炎培决不会在6月10日给毛泽东写信，“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
至于当时的民盟主席沈钧儒，更是一直被周恩来誉为“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在5月17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他便在《人民日报》上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批判章、罗等人的错误言论。”此后，他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一个“章罗联盟”的存在，却还在9月11日发表公告称：“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公告是沈钧儒以民盟主席的名义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对一个民主党派的主席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组织性的自残！当年身处逆境的罗隆基读了这份公告后不仅疼痛锥心，还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给沈钧儒，进行了义愤填膺的反驳。鉴于罗的信件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方才问世，弥足珍贵，这里不妨辑录如下：
罗隆基致沈钧儒的信(未刊稿摘要)
(此信约写于1957年9月下旬)
衡老：
在九月十一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万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个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象，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现在我愿向我公说明这样几点：
第一，这两年来我在民主同盟的工作，在我这方面，都是经过公开正当手续的工作，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两年来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两人单独地聚谈过一次，更没有两人单独地商谈过民盟事务或其它政治问题。我已经请求周总理和统战部彻底查究“章罗联盟”这件事。我这样声明：
“倘若查出我同章伯钧两年来两人的确有任何秘密勾结，秘密联系，秘密阴谋，或两人共同秘密地对任何盟的地方组织或全国任何盟员发出过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或指示，我愿受国家严厉的惩治。”
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都是同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进行五人的事先协商，重要事件必经过常务委员会的座谈和批准而后执行。绝对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秘密商量后隐瞒着其他副主席而执行了的，没有什么事是我同章伯钧两人所坚持，为其他副主席和民盟常务委员会所反对而执行了的。这些经过，史良、高崇民两位副主席和胡愈之秘书长都是参加五人小组的人，都是清楚的。民盟两年来进行工作的情况，我公亦大体都知道。我同章伯钧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更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就拿五月间成立的科学体制等四个委员会的经过来说，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勾结的阴谋。五月中旬，章伯钧用电话通知我要约文委、宣委、学委三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来座谈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工作问题。我当时以为章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学习，事既在我同章的职责范围以内，我就在电话中同意了。第二天我在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向章伯钧、史良两位建议仍用四个副主席名义召集座谈会，章史都同意了。回家后才知道章伯钧指示用章罗名义召集的通知已经发出，并且被召集人的名单亦已由章一人安排。我已无法补救。但开会时我仍要工作同志用电话请史、高两位来参加。他们因事未到是事实。四个委员会的产生和各委员会的召集人都是座谈会的结果，并不是章伯钧同我的预谋。座谈会只讨论了委员会工作的方法，绝对没有谈到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后来史、高两位都分别为“长期共存”和“有职有权”两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五月底我因忙于准备出国就写信请高崇民副主席主持“有职有权”委员会。我对四个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以后就没有过问。曾昭抡、钱伟长利用科学体制委员会制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案，我是回国后听了郭沫若院长的发言才知道。这一切事实都证明四个委员会的设立和结果，在我这方面，绝对不是同章伯钧有了什么勾结，要进行什么阴谋。
总起来说，这两年来，我在民盟的工作，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同章伯钧有了勾结，排除了其他副主席和秘书长而做的，亦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于章罗二人的勾结，强制民盟而做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绝对没有任何勾结，因此，就绝对没有形成什么联盟。……
章伯钧在交代中承认“章罗联盟”，这是章伯钧对我的诬罔构架，这是他枉挠伙伴，分担他在盟内外全盘严重罪过的阴谋。我提出后面的具体事实来证实他的险诈行为：
甲，章伯钧在我出国期间，竟造谣向史良说我看过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六月十五日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社交代时，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说这样的话，章伯钧承认说：“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见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记录)。六月二十号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回答说他根本没有向史良说我看过，这件事应由史良负责。章伯钧造谣的目的，就企图诬陷我为储安平的主谋人和支持人，以纳我于罪。这就证明章伯钧狡诈诬罔的行为。
乙，章伯钧看到前面计划失败了，于是在七月初在农工民主党内又说：“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他在人大发言中又说：“罗隆基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章伯钧妄图以此证明章罗有勾结，有联盟。其实这又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我有生以来还没有这般重视过章伯钧其人，也绝对不会向他说这样卑屈盲从，十分无耻的话。事实上民盟许多次会，章伯钧托故取巧不来，我不止召集了会，而且主持了会。我怎能说开会他来我就来。章伯钧许多狂妄发言和荒谬主张，我经常反对并且批评。我怎肯向他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只是章伯钧自欺而不能欺人的谣言。章伯钧这种谎言，适足以证明我同他没有勾结，没有联盟。
丙，章伯钧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这更是章伯钧饰虚行诈的言词。章伯钧对民盟工作专断独行，坚持己见，这是几个副主席都知道的。例如一九五六年我同史良、高崇民以及郭则沉等人都主张把文教委员会分为教育、科学、文艺等委员会，章伯钧在副主席商谈时声色惧厉地反对，结果三个副主席多数服从少数。又例如人大常委会补选民盟缺额问题，章伯钧不经协商，专断独行，向统战部提出华罗庚，我同高崇民反对，他向我以辞职相要协，要我让步，这就是他取得工作一致的方法。又例如结束民盟检查工作问题，我一再劝他赶早进行，并劝他约张云川、汪世玉、范仆斋等人个别谈话，章在副主席会商时，大发雷霆，主张开除并惩办张云川、范仆斋，并且认为这是我在团结宗派进行倒章，这又是他取得工作致的办法。这些事正说明我同章伯钧不止工作上不是一致，感情上亦不融洽。不过为着民盟工作顺利，我同史、高两位经常让他而已。章伯钧在交代时却造谣说：“去年民盟检查工作，罗隆基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事实上检查工作事到今天尚未处理，我又何尝包庇过他。章伯钧为达到在盟内为所欲为的目的，常扬言说，某事总理指示如何如何，某事李维汉部长同意如何如何，假传意旨，骗取几位副主席的工作一致，这是他经常玩弄的手段，这还能说我同他从工作一致进到了政治联盟吗?
丁，章伯钧自己承认“对知识分子有野心，没有同罗隆基谈过。”(见《人民日报》七月四日)既没有同我谈过，又怎能说形成了联盟呢？他一年来经常请一大批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他个人一方面私自笼络勾结的行为。他说：“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知识分子”“我就请罗的朋友马哲民、彭迪先、沈志远、潘大逵吃饭谈天。”这一批人都是民盟的中常委中委，章伯钧要笼络勾结这一批人绝对不必通过我，事实上他不止没有通过我，并且从来不约我参加他的谈话。他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吃饭谈天，还经常背地里在谈话中批评我，做挑拨离间工作。这是他同我从工作一致进到政治联盟吗?
戊，章伯钧从做了政协副主席以后，得意忘形，骄傲自满，发表肆无忌惮的言论，提出荒谬狂妄的主张。这是盟内众所周知，亦为我公所痛恶的事情。他狂妄地主张民主党派要发展几百万人，我对高崇民和盟内外许多人都批评过。他狂妄地主张“两院制”，要把政协变为参议院，我向叶笃义和政协外宾招待委员会以及国际问题组组长批评过，认为此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精神不相符合，并嘱咐不可对外宾提出此种错误意见。我对章伯钧的政治主张有这许多反对的意见，我们还怎能成为政治联盟。
衡老，章伯钧的为人，我公素所深知。……而我对他一些荒谬政治主张如“民主党派几百万人”，如“两院制”、如“政治设计院”、如“资本主义国家有绝对自由”等等都不同意，我何至同他勾结而形成为政治联盟。两个人没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见解，政治联盟又从何谈起？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初步交代补充材料”中说得很多，此外不再重复。
我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章罗联盟”，我是根据事实和我的良心说的，我绝对不是企图推卸责任，洗刷罪过……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亦有了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我同他在性格上，在作风上，特别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上，分歧太多太大，我们不可能形成所谓的联盟，两年来亦绝对没有勾结形成联盟的事实。两年来由于我接受了盟内许多负责同志的劝告，在盟务上同章伯钧比较合作，但我同盟内许多负责同志亦一般都是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为着加强盟的团结，做好盟的工作，不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
倘我公今天就肯定“章罗联盟”实有其事，并指所谓的“联盟”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使我受见疑之辜，遭无验之告，罪责既过分加重，冤案必失当造成，我固长此衔冤饮恨，此亦仁者所不取也。我公忠厚长者，爱人以德，必肯查清事实，追究真象，明辩是非，主持公道，实为殷切之望。区区真诚之怀，不敢因顾嫌而不畅陈所见，肺腑之言，幸祈谅察。
三年来我绝对没有了什么宗派团体。三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我没有写信或托任何人带口信给盟内外任何人指示盟务或其他政治活动。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我不止没有同章伯钧有任何勾结，亦没有同盟内外任何人有什么勾结。
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李济深和沈钧儒还在《开会词》中作出了肉麻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开的效忠会,比后来文革中红卫兵的效忠会差不多要早了8-9年！
这里我要重申的是：这些另类的党（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一场可悲可叹的右派之间的混战
自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和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一贯策略是挑动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先是利用“左翼”整“右翼”；然后再利用“极左翼”整“左翼”。甚至也可能最后利用“右翼”倒过来整“极左翼”……如此循环不已，在不断地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的混战一场中取得毛和中共的绝对权威和统治地位。可悲可叹的是：被整的右派们很少有人能在当时看穿毛泽东的权谋。相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一开始就陷入互噬互咬的混战中，结果被中共分而治之，两败俱伤。对毛泽东和中共一手操纵的“混战一场”的战略部署，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鲜有真识。
著名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很能说明问题。傅雷是《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的好友，也是该报的社外编委。1957年夏《文汇报》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傅雷竟也投入在报上公开揭发徐铸成的行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尤其是7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一文，以便为自己和徐共同商量的办报方针等开脱，一边把徐铸成说成是“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这一做法自然引起徐的反噬，他在7月10日的长篇检查“我的反党罪行”中交代了“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并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说：“反右派斗争擦亮了我的眼睛，我要质问傅雷，你怎么这样了解陆诒等的情况，你这样关心文汇报的大鸣大放，究竟为什么？你究竟和陆诒等右派分子是什么关系？”结果可想而知：徐铸成当然打成了右派，傅雷在1958年初的“右派补课”中也没有逃脱，并因此埋下了他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契机。
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傅雷一人身上，后来成为著名民主人士的王若望先生也是一例。王无疑是上海党内和杂文界数一数二的大右派，但是他却在反右中也非常卖力地批判过其他杂文作者的“右派言论”。1957年6月18日，上海外语学院法语教授徐仲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乌‘昼’啼”的杂文，批评了中共的报喜不报忧、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说成是“带坑臭”的荒谬。令人吃惊的是：发表过更多更厉害的这一类“右派”杂文的王若望先生，竟然在3天后的《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带坑臭’——驳徐仲年”,开篇就声色俱厉地指责：“近读徐仲年之‘乌昼啼’，对共产党人咬牙切齿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右派分子的一面镜子，这篇文章还有一读的价值。”当然，这并没有能挽救王若望不久就被打成上海杂文界头号大右派的命运。
无独有偶，杂文家徐懋庸打成右派的经过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刚解放时徐曾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因为一些极左的做法和程千帆等著名教授闹得很不愉快，结果离开了武大。反右中程千帆因为鸣放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徐觉得非常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就写了杂文“大学里的右派”，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即徐）下台了（7月24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对党的领导，结果同样划成了右派。真如古人《剃头歌》所唱的：“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这一点甚至在后来在庐山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元帅也有过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当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中尉助理员王文昌，署名“少校政委”，给《八一》杂志投去一信，反映其老家山东农村的生活状况，有类似梁漱溟此前的“九天九地”之言论，结果被彭德怀定为“毒箭”，人也被查了出来，划为右派。不料未及数年，庐山之上的彭德怀元帅也被打成“右派海瑞”了！
近年来，本人有幸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的委托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将在2010年春出版），阅读了近千万字的原始史料，发现了无数上述令人悲叹扼腕的事例。我想：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以史为鉴，联想到今天海内外民主运动中仍然广泛存在着的“窝里斗”的现象，不难想到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破坏民主运动的老手法而已。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对比1957年中国那些知识精英、民主精英的表现，应当公正地说：今天海内外民主人士的表现还是要好得多，将来也一定会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