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0月1日，日本广岛县地方法院以保护自然人文景观为由，判决县行政当局在濑户内海国立公园的风景名胜地鞆町的海滩上填海架桥的工程停工。与此同时，刚上台的民主党内阁国土交通相前原诚司也对填海问题做出了慎重姿态：按日本法律（《公有水面填埋法》，简称《公水法》），地方行政当局填海造地需持有中央政府颁发的执照，执照的发行需国土交通相批准。而对该项目批准与否的问题，国交相前原则认为“（作为批准手续的）前提尚不完备”。

鞆町，从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广岛县福山市，坐落于沼隈半岛的东南部，扼守濑户内海，自古就是天然良港，被称为“待潮之港”，而且是日本国内绝无仅有的雁木、常夜灯等五种景观要素齐备的近世名港，被在世界遗产认定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机构确定为“国际性文化遗产宝库”，并作了特殊标记。公元730年，行脚至此的歌人触景生情、有感而作的和歌见诸于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万叶集》；江户时代靠港上陆的朝鲜信使，被此间美景所打动，称之为“日本第一美”；动漫大师宫崎骏偶游此地，灵感大发，遂有动漫名著《崖之上的珀袅》诞生。

但是，有其利必有其弊。因先天性立地条件所限，古城道路狭窄，机动车通行几乎要与路旁店家建筑的外沿部擦肩而过；交通的堵塞基本上是无解的难题，十万火急之际，甚至连救护车也难以准时驶进驶出。这种状况，令一些原住民深感不安。因此，古城人口连年减少，高龄化倾向严重，经济疲惫。何以改变现状，重振景气，成了地方“父母官”的严肃课题和该地区最大的政治。

为从根本上缓解交通阻塞的矛盾，解决问题，早在1983年，地方行政部门便酿成了一个“填海架桥”的规划方案：在港湾西侧填海两公顷，然后横切港湾，修建一座180米长的铁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但遭到部分原住民的反对，方案被冻结、搁置。2004年，一位名叫羽田浩的地方议员向选民郑重承诺将“锐意推进”建设工程，并借此顺利当选福山市长。就在地方行政长官“新官上任三把火”，准备将建设规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却遭遇了反对派强大的阻击，2007年4月被诉诸公堂，且招致负责世界遗产候补地调查事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机构“国际纪念物遗迹会议”（ICOM OS）的介入：2005年和2008年两度召开总会，通过了要求中止建设工程的决议案。一时间，区区地方行政议题升级为世所瞩目的舆论事件，乃至国际事件。

一般说来，在自然人文景观保护与经济、社会性效益的问题上，只要合理规划、严格施工的话，加上法治社会有效的舆论监督，两者之间其实未必不能找到某种平衡点。但具体到本案来说，千年古港的自然景观，入诗入画入电影，被认为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绝对动不得。于是，上述两种诉求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律背反”，主张优先经济、社会效益的规划“推进派”与主张维持现状的“国粹派”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势如水火，无法调和。

其时，在日本国内，所谓“景观利益”的法律概念方兴未艾，司法界颇不乏此类背景的民事诉讼案例。尽管胜诉案例寥寥无几，但国民对此的法律自觉和认同意识却在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诉讼中的司法裁断，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不可恢复原状”的案例，“慎重论”成为法律界的共识。此番广岛地方法院的判决，正是认定该案“属于值得从法律上予以保护”的“景观利益”；而该种利益，系“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国民财产”，乃“工程竣工后不可能复原”的。

除了司法，来自国家政治与行政层面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自民党执政时期，一方面是源自田中角荣的所谓“土建国家”的传统治国方略的因袭，另一方面是被称为“族势力”的特殊权利构造所致，公共事业工程几乎成了拉动景气、振兴地方经济的唯一秘笈，不二法门，从权重一时的政客官僚，到权倾一方的地方行政长官，鲜有不推波助澜者，乃至今天日本的财政赤字已呈天文规模（年内将达GDP的1.9倍）。

如此状况的终结者是民主党，其高喊的口号是“脱官僚依存”。为什么要“脱官僚”呢？因为要从官僚手中夺权；而最重要的权力，就是预算权。民主党上台后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作废麻生内阁于大选前匆匆搞定的2009年度补充预算案；紧跟着，便叫停了一系列重大建设工程，动静颇大。

应该看到，民主党政权的所作所为，并非是脑筋急转弯式的“反动”，而是出于在巨额财政赤字的深刻状况下，为维持增长计而不得不开源节流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执政思路的方向性而言，是与自民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模式背道而驰的。是耶非耶，也许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但作为“1955年体制”政策套餐的“主菜”的发展主义，确乎已迎来了黄昏。

（作者系国际问题学者）

并未远离血汗与廉价

一位至为性情的贵州布依族友人，怀揣242元的硬座火车票，带着一脸焦灼迷茫，从厦门站西向而去。别前，与我乃有三局厮杀激烈的Snooker（斯诺克英式台球）。友人用带越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阿波，这三局Snooker，如果今天不打，也许20年后也不见得打得成。”他接下来的目的地，是四川省西昌市的一家偏僻公司，“厦门这边工资太低，累死累活，活不下去了。我先到重庆，转车到成都，如果在成都体检合格，我也许一辈子就耗在西昌了”。当K336次列车启动，送客的拥挤人流一一招手挥别，我再回头看那渐行渐远的友人身影，止不住想到他的未来前途将有几许坎坷，及至想到当代失意青年在当今社会的挣扎、彷徨，追问出路何在，光明何存。

眼下，在以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盛名的中国大陆，多少80后、90后正在吃着“饿不死却累得慌”的青春饭。他们并不因时代的差异而远离血汗与廉价，相反，在他们渴望自由与财富的同时，对那繁重而机械的工作，正在与日俱增着厌恶与无奈。为了能够赚到房租，吃得起简单的饭菜，为那每月底薪仅几百元的工作，放弃着一切不切实际的想象，甚至逃避着应尽的责任，远离着本该有的快乐。长期超负荷的机械劳动，更致使忧郁、自闭、消沉、麻木，在一双双原本明亮清澈的眼睛里，看见的却多是灰暗、冷漠与自哀自怜。

友人出道甚早，与众多中途辍学的打工仔一样，在广州、昆明、成都、重庆、厦门等城市，务工近十年。如今回望过去，除散落天涯的朋友尚有记忆，刻骨铭心的疲惫尚有感觉，剩下的，就是一事无成，两手空空。这些年，我已不知送别多少这样的朋友，他们曾经豪情万丈，够拼搏、够努力，然而僵化的劳动、植物人流似的两点一线，日日、月月、年年如此，太多的理想已经进入历史，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绝望和迫不得已的忍耐。至于兴奋，唯有那每月的工资条，飘到你手中的一刹那。你计算着这1000元左右的工资，又将还谁多少钱、缴多少房租，一旦逛逛商场，你再在灰暗的房间里一张又一张地数着那剩下的元、角、分，你会警觉到，你又将焦虑于怎样艰难地拖过这个月了。

继续关注民工的钱与命

号称经济增长率一直在8%～9%的中国大陆，打工仔、打工妹的工资却一直如此之低。有“鸡蛋互生”之论，如此解释这一问题：工资低就难消费，难消费就难生产，难生产就精于计算生产成本，于是，就让你们这些廉价劳动力继续廉价下去。这一论点，讲出了万千道理之一，却实在无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成果正被高官、权贵、富商等特权群体集体瓜分。网上有一篇《中国人工资低的真正原因》认为：中国劳动收入被剥夺的野蛮程度，已经打破了原始资本主义底线。“垄断利润、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大多数人所分配到的，不过是残羹冷炙，饿不死也阔不了。太多底层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正如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现今的物价飞涨时代，打工青年们只能节约、节约再节约。每天紧巴巴地计算着买些便宜的色拉油和大米，少吃一点肉和水果，甚至为避免大笔消费，不参与访友式的聚餐请客，不去旅游景点观光购物……凡此种种，都凸显一群与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爆发时70后民工无甚差异的窘迫状态。大批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如果从1992年左右算起，这历史至今已有17年。这17年来，以青年为主体的打工群体，究竟在境遇上是何变化？是改善了，还是在本质上雷同？这可以检阅出当代中国劳工处境的真相。

17年前的民工潮，有乘火车因为拥挤和躁热而突然疯掉跳窗而死的，有被一群所谓“黑社会”用各种手段在各火车站骗人、抢劫的，有外来民工与本地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有此籍贯群体与彼籍贯群体血腥斗殴的，有派出所一旦发现外来民工闹事就打得你吐黄水的……那时的手机并不流行，不存在互联网，远程信息传递仅仅依赖于座机电话、电报和写信。至于收入，实在有太多的企业使用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金额来支付，扣押身份证、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强行加班、殴打工人的事，实属平常。那是最原始野蛮的资本剥削时期，而面对这一切，劳动部门的敷衍塞责以及警察先入为主、内外有别的歧视，更是常见。

好不容易，历史终于进入到当局高调关注“三农”问题的时期。从农民身份进化到农民工身份的人，他们的诸多困惑、无助与绝望开始大量见诸于报端和电视镜头。农民工的群体事件，大多针对着工资低、拖欠工资、工伤等问题，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视线。20世纪初产生的冷血字眼“跳楼秀”，那时不知令多少人深感震撼！为避免更多人的麻木，跳楼已属一般，干脆直接阻断交通，甚至如阿星、刘长青那样提起刀，向资方报复。更危险的报复也在滋长，那被歧视压迫已久的原本善良的人，竟走上黑道，以一种杀戮的方式告别贫穷，告别胆怯……“民工的钱与命”，曾是我2005年在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主讲题目，当年一讲就讲了14集，如今这钱与命的问题，一直都在延续，远未结束。

始终严峻的问题：工资低

眼下的民工群体，同样遭遇着工资低、拖欠工资、工伤等问题，虽然不再如以往那样百般忍受或者以死相挟，但是在他们中间实在没有产生大批的维权能手，也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后有一群知识精英去搭建维权联盟。从70后到如今的80后、90后，继续一盘散沙，继续任人宰割，继续在无数血汗工厂日复一日地被当作机械的零件、廉价的劳工。举目望去，这清晨大街上流动的穿着各式厂服的阿仔阿妹，他们还没睡醒就被赶入车间，你看不出他们有令你眼前一亮的任何表情。这，应该是他们的状态吗？

1992年的时代，大学生尚且自感优越，而到了今日，即使是硕士、博士，也是同样尴尬。高文凭，已经不再是找到高薪工作的敲门砖。昨日，一位1986年出生的女工很沮丧地对我说：“其实，我好羡慕那些可以读书的人。你知道吗？其实我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说罢，红着脸，一脸羞愧地低下头。我安慰她：“文凭早已大大贬值。相反，一技之长至少可以谋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何况，多少学海中振振有词的书呆子，一旦跨出校园门坎，看那川流不息的社会大潮，就必须洗掉以前所学的大部分东西。教育早已严重脱节于社会变革，你这么早就出道挣钱，比那些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却仍然衣食成忧的大学生强多了。”

青年们似乎都站到了一条线上，有人说：“起点公正了。”非也。文凭固然无甚实质意义，但是工资太低的问题始终严峻，这个问题摆在大多数人面前。金融风暴席卷而来，出口型企业尤遭重创，原本定的工资就低，再这么来个“回马枪”，就更是捅得民工们鲜血淋淋。资方的亏损代价，只可能尽量从下层劳方中得以补偿，一旦发现得不偿失，干脆就大降工资，甚至让你下岗走人。过去在沿海一带有3000元/月待遇的，回到家乡，都竞相去人才市场找那1500/月的工作了，而且竞争还激烈得很。沿海没事做，内地工资低，你纵有再多的工作经验，也无甚“致富”梦想可言。

这打工的生涯，背井离乡，虽说不再如17年前那样人地生疏、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仍然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级。在这似乎“钱决定一切”的生存规则里，底层的经济地位又必然导致其它各项权利及实现这权利的空间之际严重匮乏。我极为怀疑众多调查中国人“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譬如这庞大的打工群体，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幸福率？在我看来，幸福的基础一定是你的生活最起码不至于令你感觉窘迫，窘迫而致卑微，卑微而致沮丧和痛苦，何来幸福？那些一天到晚吹嘘中国经济强大的人，有没有在意过“每天都想睡觉，但每天都希望加班”的就业者，以及那一个个小心翼翼去应聘却被趾高气扬地认定“我看你只能做普工”的失业者？

挣扎于冷酷底层的青年们

新一代的打工青年们愈发感到，拼命努力啊，可拼命努力似乎没有意义。频频就业，频频失业，自己就像一粒尘土，就像一块石头，飘在这里，又滚向那边。他们站在十字路口，望着穿梭的车辆发呆，不知何去何从。头低在水龙头冲出的冰冷水注下，冲刷着自己的空虚与不甘。身体靠在轰隆隆的车间机台旁，耳朵里却什么也听不到……这尚且仅仅是落寞，如果要请假，那么半天就扣你80元，一天就扣你120元，这在许多人眼里极其微薄的人民币，却令他们恐惧，而且愤怒。

口袋无钱的日子，是等微薄工资来换煤气、修电饭煲、买米下锅，是为又将向何人喊“救命”而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是站在高楼上突然就想奋力跳下去一了百了。为了将自己这条“贱命”延续得更久，宁愿接受工厂里那永远都是同一种味道的菜饭，不上馆子，不去菜市场买菜，更不必说到街边就着青岛啤酒吃荤菜烧烤，或者三五成群去高档酒店“享受享受”。在高消费的都市里，一杯茶的价格也可能让他们为难，更不必说有着晶莹水果的西餐，以及弹奏弗列得利克·肖邦的钢琴。无怪乎，这时代“笑贫不笑娼”。

这一大批令你让以想象的青年们，此刻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冷酷底层痛苦挣扎着。他们原本青春的身体，如今却尽是沧桑衰老之气。眼看明天身无分文，恐惧于永无休止的关于金钱、权利、自由全面的斗争，纷纷自我扼杀理想的空间，分裂到极限的极限。感觉这活着的滋味，就是杀人，以及被杀。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失意的青年们寻找着失败者的安魂曲，在那悲伤的音乐中更加悲伤，在那愤怒的音乐中更加愤怒。或者喝二两二锅头，把自己醉得不醒人事，甚或大吵大闹，狠狠发泄一通，高喊：“杀了我！杀了我！”等第二天从床上爬起，尚不知手上怎会有血迹，身边的人怎会有淤青。

此刻，友人正在奔驰的火车上颠簸着。他何尝知道，他的离去，使得在厦门这边的朋友们何等伤感！这世界原本都是些孤独的人，在底层大多数年轻人的世界里，物质贫乏自是常态，精神承受能力更是单薄得很。他们本就在支离破碎的社会揉打中无助至极，被“生活”这个恐怖的魔鬼狠狠地教训、折磨至精疲力尽，如今本已寒冷的底层，又为着各自的生计聚散无常。人世间，多是可怜人，重感情的人们尤其受不了千里相隔的分离之痛。我因这一生难得的朋友之离，写下底层冷酷状况的真相，发出我难以抑制的控诉，如今心潮起伏，也要去寻觅自己的安魂曲，沉默如谜地呼吸了。

附：盲人歌手周云蓬的良心作品《失业者》

我们活在租来的房子里
我们活在公共汽车里
我们活在蒙着灰尘的书里
我们活在电视的荧光屏里

我们活在电话的号码里
我们活在商店的橱窗里
我们活在制造幸福的车间里
我们活在蜗牛的储蓄盒里

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
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
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
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我们不属于工人阶级
我们也不是农民兄弟
我们不是公务员老师知识分子
我们不是老板职员中产阶级

因为我们看到过蓝天
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
因为我们嗅到过春天
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餐厅服务员 每月包吃包住300块钱
仓库保管员 每月包吃包住500块钱
产品推销员 每月包吃包住700块钱
电脑打字员 每月包吃包住800块钱

每个日子都是星期天
每顿饭都是最后的晚餐
每张床都是临时的客栈
幸福总在街角的转弯处

夜晚太明亮
我们睡不着
幸福的人在哭
苦恼的人在笑
请把灯关了
请把灯熄了
请把歌停了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为中共”国庆”献礼的大片《建国大业》当下正在国内热放，该片颇具匠心地借蒋介石之口说出”腐败已经到了党的骨子里，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这一当今中国社会普遍流传的警句，让所有国人心领神会。网上对编剧这一画龙点睛的精彩台词好评如潮。可见人们对中南海拿不出任何制度举措，早已陷入反腐困局的一致性共识。

早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本月召开前夕，中国媒体和学者们就不断猜测这次会议会讨论、甚至通过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阳光法案”，以回应社会对反腐败的强烈期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在官方人民网接受访谈时说，全世界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在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也没有不可突破的客观障碍和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央的决心，要不要推开这个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当前反腐工作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民众对此有一定共识，制度出台是在有社会共识的时机，”四中全会将是一个很好的窗口”。还有学者指出，媒体和学者对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持续关注，对高层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使高层难以继续忽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诉求。《法制日报》也发表文章说，众多学者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尽快推行，或许四中全会正是社会所期待的最佳时机。该报声称：被称为”终极反腐”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可按预测推出，将是中共反腐败领域的一枚重磅炸弹。如果可行的话，再由中共干部推广到全体公务员，”阳光透明”指日可待。就连官方新华社《瞭望》刊文也放风说：”社会也期待，党能够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会在社会的最期待处做出新的制度性安排。”此文被解读为当局有意为破解反腐困局，向社会释放安抚民心的政策讯息。

然而，本作者基于对执政者以”维稳”为核心利益的本性解读，在四中全会之前对上述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热议撰文指出：”有理由相信，《瞭望》文章透露的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四中全会有’新的制度性安排’之说，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可能出台一种大打折扣，旨在应对舆论的一种敷衍性的’安排'”（见《中共政治局会议最新出牌–十七届四中全会应对”执政危机”》首发《民主中国》）。现在看来，作者还是低估了中共”能力弱化”的程度。事实证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竟置海内外舆论热望，甚至其自家宣传于不顾，在”阳光法案”上不折不扣地交了白卷，公报对此竟一字未提，充分显示出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遭遇腐败势力的重重抵抗。不少海外舆论认为该次会议已陷入严重派系纷争，根本没有能力在制度上反腐自救。

本作者曾猜想，这次会议之前那些在官方舆论上忽悠的专家、学者们未必就不知道不会真正出台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安排”，不过是想借媒体触及一下这个话题，带动一下社会舆论而已，结果没想到四中全会上胡锦涛照本宣科读个报告，大家讨论了一个很空泛的所谓”建立新的执政能力”和高调重复了一些反腐套话而已。

其实，中国官方和舆论关于”阳光法案”的争论由来已久。从1995年到2006年，中共先后发布过《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及《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规定》等四个规定，但申报内容只供相关领导参考，并不向社会公示。申报制度无人监督，形同虚设，无数贪污受贿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的落马官员，没有哪个是因申报财产而出局的，由此导致了民众对官方虚假反腐，敷衍百姓的信任危机。　

事实上，早在1988年中国就出现要求官员申报财产的立法呼声与动议；89″六、四”学运学生时更是以请愿书的方式提出：”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以便接受社会阳光的照射。然而，这一良好愿望却遭遇到国家公共权力的坦克履带与雨点般的枪声。这个事件发生15年后，本作者的烟台老乡、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先生不负众望，再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被称之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之一的”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议案，并由此引发舆论热议。近些年来，这一被称之为《阳光法案》的议题，一直是作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被社会舆论心照不宣地穷追不舍。王全杰在5年任期内的”两会”期间3次提起”公示官员财产”的议案和建议，他也被媒体称为”最牛的人大代表”，媒体送其绰号为”王公开”。王全杰曾向媒体承诺：我若连任人大代表，还提领导干部公示财产提案。不幸的是，王全杰先生在2007年就被告知，不再提名为连任候选人。

去年人民网调查显示，90.1%的网民认为，有必要实行政府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但官方却对《阳光法案》议题，一直以”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为由，采取回避、躲闪、抵制态度。国内网上评论说：中国建立财产申报机制的最大障碍不是制度与技术条件不成熟，而是政府官员们的集体抵制心理。网民一语道破了官方回避、躲闪、抵制《阳光法案》的实质，就是为了躲避社会监督。此据2009年3月21日《参考消息》报道：人大代表王权杰的调查显示，97%受调查的中国政府官员对”财产申报制”持坚决反对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毛寿龙称，阻力来自于官员中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当真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的腐败问题骤然曝光在社会面前，恐引起社会震动，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就好像半夜突然打开探照灯，民众的眼睛会花的”。

在本文看来，中共党内确有一些少数派，比如赞成普世价值的温家宝倾向于推动官员抵制财产申报制出台。今年2月温家宝与网民交流时就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件事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然而，即使这位誓言凿凿的总理是不是真心想去清查官员的所有家底还很难说，更何况那些腐败势力的坚决反对了。要知道今日中国清清白白的官员已不多见了，他们上下盘结，纵横交错，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这也正是执政者赖以生存的权力基础。这一点中南海比普通老百姓更清楚，他们又怎么可能拆了自己的地基。

权力可能导致腐败；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个已被大量事实反复证明的真理。用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的话说：”腐败是附着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存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权力一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宪政制度的制约，权力必然要自我扩张，走向”绝对权力”。权力非法扩张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腐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然而在中国，中共领导一切，一党独大，社会政治改革缺位，制度不民主、不透明，政府体制缺乏制衡，且封杀异见，堵截上访，抵制舆论监督。在这种情势下”制度反腐”只能是一场空话。眼下由于中共”十八大”邻近，其交接班引发激烈的权力纷争纷沓而至，政治形势诡秘多变，中共党内派系、路线纷争不止，哪有精力再发动一场自我革命的”政治地震”。这就是造成今日中南海只能陷入反腐困局，其四中全会连脸面都不再修饰一下，就仓促交出”阳光法案”白卷的原因。

昨天是2009年10月1日，即中共建立政权六十周年纪念日。中共当局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仪式，至少挥霍掉了纳税人1000亿的税款。在阅兵仪式上，中共党魁胡锦涛发表讲话称：”6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际上，胡锦涛所说的”伟大成就”根本就不存在，无论是从外交上，还是政治上，甚至是经济上。

先说外交，即所谓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共当局六十年来的一贯宣传，也是胡锦涛在阅兵仪式上的话语。其实，”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本身就是谎言。毛泽东并没有讲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只讲过”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而且，”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并不是在1949年的中共建政日上讲的，而是在中国人民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讲的。【参见自由亚洲电台《开国口号都是假的 中共60年历史面目难辨》（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9/09/200909260725.shtml）】

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站起来，实际上与中共政权是毫无关系的，而应该是国民政府的功劳。早在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就分别与美国、英国签订了《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废除了一个世纪以来与美、英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使馆及一些铁路沿线的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核航行权等等特权。其后四年之间，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谈判，又废除了与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不平等条约。

可谓”百年屈辱，洗于一日”。为此，在《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签订第二天，蒋介石就向全国发表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结成告全国军民书》，宣布”我们中华民族五十年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胜利，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光荣一页。”

此时的中国，不仅只是站立了起来，而且还成为了世界级大国。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不仅成为其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还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先签字国。同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举行时，各国代表公推中国代表享受了第一个登舰的殊荣。签字受降仪式正式开始，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字之后，紧接着签字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其后才是苏联、英国等国的代表。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1945年的中国完全已经是世界级大国。这一地位的取得，来自于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浴血抗战，不仅仅在中国战场抗战，而且还组建20万远征军赴缅甸、印度抗战。与国民政府浴血抗战相反的是共产党，虽然号称在日占区进行”游击战”，却对日本军队”游而不击”，而对国民党军队”游而有击”。最终，共产党利用日本侵华这一国难时机丰满了羽毛，借助于苏联人的帮助，将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占据了大陆。随后，又将中国所取得的世界级大国地位抛弃。不仅如此，还与联合国对抗，参与了朝鲜战争。此后，直到1971年，中共政权才回归了联合国，继承了国民政府留下的世界级大国遗产。这就是说，中共政权对中国人民之站起来，不仅毫无尺寸之功，而且还罪恶滔天。

其次说政治。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邪恶的极权主义政权。它的邪恶程度，远远超过德国的希特勒政权、苏联的斯大林政权，以及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大洋国政权。

不需要说别的，只需要说一下死亡人数，就可以说明中共政权之邪恶。中共政权在建立过程中，仅仅内战就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政权建立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又导致数千万上亿的人员非正常死亡：”镇反”运动就导致近一千万人员被杀死，”大跃进”运动至少导致三千八百万人员被饿死，”文革”又导致数百万人员被斗死……以致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在其”大屠杀”条目中，认为中共政权总共杀死六千三百七十八万无辜人员。

这就是说，仅仅在前三十年，中共政权就导致六千三百七十八万人员死亡。在后三十年，虽然中共政权的邪恶本性有所减轻，但仍然发生了”六四”大屠杀与镇压”法轮功”。这两起事件加起来，又导致成千上万人员被杀死。除此之外，中共政权每年还将数千人判处死刑，如果把近三十年的死刑人数加起来，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此，如果杀人也算”伟大成就”的话，中共政权确实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杀人”伟大成就”，前后共导致数千万近一亿中国人被杀死。中共政权不仅在国内杀人，而且还在国外杀人。其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屠杀了170多万人；其支持的朝鲜政权，导致近百万人被饿死。【关于中共政权的杀人记录，可以参考曹长青的《血腥中国六十年–共产党杀人记录》（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3033）和北明的《中国人对死亡的反应》（http://club2.cat898.com/oldclub/dispbbs.asp?boardID=1&ID=293521）】

最后说经济。中共当局所说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主要指的是经济成就。从1978年以来，每年以近10%的增长速度，保持了30年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如果单单与1978年比较，确实算”奇迹”。但如果从1949年算起，就算不上什么奇迹。

而且，如果以GDP所占世界比重来算，这一”奇迹”就是虚幻的。1978年，中国的GDP就已经占世界的5%。然而，经过中共自吹自擂的27年发展之后，到2005年，中国的GDP仍然只占世界的5%。这就是说，从GDP所占世界比重来看，中国有27年并没有增长。这就是中共政权所谓后30年的成就。而前三十年，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下降了。1949年，中国GDP所占世界的比重是5.9%。到1978年，这一比例却下降为5%。这就是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由于2009年中国的GDP所占世界的比重并没有超过1949年的水平，所以总体而言，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增长，更不存在中共所谓的”伟大成就”。

退一万步说，即使从1978年开始存在”伟大成就”，这样的”伟大成就”也不是中共当局的功劳，而是民营企业冲破中共当局的重重封锁而创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当局所做的，只是稍微放松一点封锁而已。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本来地上就有一片树林，1949年-1978年期间，中共当局用尽各种办法把这片树林砍掉了。1978年以后，这片树林开始冲破中共当局的捆绑以及重压，重新长了出来并成为茂密的森林。对此，中共怎么能将这片树林的生长，认定是自己的功劳呢？不仅不是中共的功劳，而且它还是中共的罪恶所在。

此外，中共所谓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牺牲民工为代价换来的。中国没有一条河流没有被污染，中国荒漠化的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且每年以一个县面积（全国共2862个县）的速度在增长。而且，中国所谓”世界工厂”的地位，是以2亿农民工的汗水、泪水、血水所浇筑的，他们以低工资无福利来维持着”中国制造”。这样的不均衡发展，总有一天会让中共付出代价。

总体说来，无论是从外交，还是从政治，甚至是从经济来看，中共政权所自吹自擂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不存在，完全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谎言。

诺贝尔文学奖奖章。

      2009年即将进入十月，这也意味着全球瞩目的诺贝尔奖揭晓在即。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无疑都是各奖项中最具悬念的，负责颁布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从不公布提名者名单。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再度引来各界的热烈竞猜。

近日，世界最大的博彩公司、英国立博公司（Ladbrokes）开出文学奖赌盘，公布了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赔率最低，是今年文学奖的获奖大热门，中国诗人北岛排名第28，赔率为50/1。以下是排名前十的作家作品介绍。

1、阿摩司·奥兹（Amos Oz，赔率4/1）【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Amos Oz)

当代以色列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家。自幼受家庭影响，阅读了大量以色列经典作家及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天赋。自六十年代登上文坛后，奥兹先后发表了《何去何从》(1966)， 《我的米海尔》(1968)，《触摸水，触摸风》(1973)，《沙海无澜》(1982)，《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费玛》(1991)，《不要称之黑夜》(1994)，《地下室中的黑豹》(1995)等多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一直到死》(1971)，《恶意之山》(1976)等中篇小说集；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黎巴嫩斜坡》(1987)，《天国的沉默》(199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76)等；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1978)。他以耶路撒冷、基布兹等令中国读者感到神秘的奇异环境为创作背景，笔端触及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着重揭示人物的心路历程，展现出一幅生动而丰富的现代以色列风俗画卷。

他不仅是位杰出的作家，而且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热诚呼吁阿以和平。他的创作不仅在以色列文坛独树一帜，而且在英美反响很大，获多种文学奖，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他是继耶胡达·阿米亥之后译介最广的希伯来文作家。

2、阿西亚·德耶巴（Assia Djebar，赔率5/1）【阿尔及利亚】

阿西亚·德耶巴（Assia Djebar)

阿尔及利亚女作家，历史学家。出生在舍尔沙勒，曾在阿尔及尔，巴黎和突尼斯学习，后来在拉巴特一所学校教授历史。独立战争之后，她在阿尔及尔一所大学工作，同时积极参加文学评论，还兼做记者和播音员。目前她长期居住于法国。

德耶巴的小说常以妇女作为写作背景，谈及她们的独立人格，性，社交以及家庭与男人的关系。处女小说集为《渴》（La Soif ，1957) 和《急躁者》（Les Impatients，1958)。

3、路易斯·戈伊狄索洛（Luis Goytisolo，赔率6/1）【西班牙】

路易斯·戈伊狄索洛（Luis Goytisolo)

路易斯·戈伊狄索洛是西班牙”半个世纪派”著名作家，西班牙皇家院士。他的代表作《对抗》(Antagonía)四部曲，分别由《清单》(Recuento)、《五月的绿色延伸到海边》(Los verdes de mayo hasta el mar)、《阿基里斯的愤怒》(La cólera de Aquiles)和《知识理论》(Teoría del conocimiento)构成。

《清单》因为佛朗哥政权的新闻审检无法在西班牙国内出版，只好转到墨西哥发行，虽然1974年有了西班牙版本，但直到佛朗哥去世后才与读者见面。

戈伊狄索洛的作品《五月的绿色延伸到海边》指的是一直延伸到海边的罗萨斯谷地，它在五月显得尤其葱绿。该部作品曾获1976年“巴塞罗那城市奖”。

4、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赔率7/1）【美国】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

美国当代文坛著名女作家。生于纽约，大学毕业后曾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教书。她被盛誉为是“作家中的作家”，“自福克纳之后男女小说家中的第一位”。 她的作品常被看作是追随十九世纪小说的传统。

奥茨著作颇丰，风格多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写有42部小说（其中9篇以罗莎蒙德-史密斯的笔名发表，1篇以劳伦-凯莉发表）；5部中篇小说；19部短篇小说集；8部诗集；7个剧本；9篇散文；2本为青少年写的书及2部儿童文学集，总计94部作品，这还没有包括奥茨编辑的文稿、发表的书评和期刊上的文章以及传说中她的出版商未出版的文稿和她18岁前写的文章。

她敢于探索创新，涉及不同体裁，采用不同的写作技巧。她的作品涉及 “强奸、乱伦、谋杀、骚扰、食人、折磨和兽性等各种各样能够想象的身体的、心理的及性方面的侵害。”在小说中渗透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评论家将奥茨长达45年的写作生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奥茨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者，这期间的作品也大多是关于她在农村的童年生活和正在崛起的底特律的钢筋混凝土味。1968年出版的《他们》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初是奥茨写作生涯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她开始转向不同领域的写作。这期间她写了5部相当复杂的后现代主义的哥特式小说。奥茨认为哥特式小说是一种精神自传，与超现实主义相联系。《贝莱福勒》是其间的代表作，也是她的第一本畅销小说。

5、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赔率7/1）【美国】

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

美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属于犹太人后裔。1955至1957年罗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文。1959年，26岁的罗斯出版了他的第一个小说集《再见，哥伦布！》，这本书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之后他每两年至少要推出一部新作，《波特诺伊的抱怨》一书使他一跃成为世界级别的著名作家。1960年起，罗斯分别在爱荷华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1992年退休。1995年他因《安息日剧场》再一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罗斯的生命三部曲《美国的田园牧歌》、《我娶了一个共产党人》以及《人性的污点》，从社会、政治以及个人的心理层面上对美国进行了全面解剖，罗斯现在已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作家。《人性的污点》于2000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另外，罗斯在1966年获得过洛克菲勒奖学金、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1993年和2000年两次获得福克纳奖、1998年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奖章等。蜚声影坛的《人性的污点》就是根据罗斯2000年出版的经典小说进行改编的。

6、阿多尼斯（Adonis，赔率8/1）【叙利亚/黎巴嫩】

阿多尼斯（Adonis)

原名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最伟大的阿拉伯和世界诗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之一，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海滨小镇卡萨宾，自幼喜爱文学，后在大马士革大学攻读哲学。1954年服兵役，因参加左派政党而入狱一年。他拥有黎巴嫩国籍，又常年定居巴黎，他常称那是自我放逐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曾在黎巴嫩大学任教，并获该校文学博士。80年代起长期在欧美各地讲学、写作，并兼任阿拉伯联盟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代表，现定居巴黎。

他激烈批判盛行于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宗教蒙昧主义，主张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作全面重估及顺应时代发展的诠释，对诗歌革新与现代化也有独特见解，因此一直是阿拉伯思想界、文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迄今共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十几部诗集；并著有文学论著多部，其中，由其博士论文扩展而成的四卷本巨著《稳定与变化》。其诗作迄今已被译为世界十余种语言，并被公认为研究阿拉伯文化思潮发展历程的经典之作。

7、安东尼奥·塔布其（Antonio Tabucchi，赔率9/1）【意大利】

安东尼奥·塔布其（Antonio Tabucchi)

意大利当代作家，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比萨，长年旅居印度，葡萄牙，其后返回故乡托斯卡那定居，活跃于弗罗伦萨，巴黎、里斯本三地文坛，现于希耶纳大学担任葡萄牙文学教授，并与妻携手翻译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作品全集。著有《普契尼的蝴蝶》。

曾获意大利笔会文学奖，法国梅迪奖的“外国文学奖”等多项文学殊荣，作品已被翻译为中、英、日文等十九国的文字。

8、克劳迪奥·马格利斯（Claudio Magris，赔率9/1）【意大利】

克劳迪奥·马格利斯（Claudio Magris)

克劳迪奥·马格利斯1939年出生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在德国、中欧和意大利文化领域著述极丰。是国际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日耳曼学专家，也是意大利仅次于乌姆贝尔托·艾科的文艺评论家，著有《奥地利文学史—哈布斯堡王朝传奇》、《多瑙河》(Danubio)与《微观世界》(Microcosmi)等多部著作。

9、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赔率9/1）【日本】

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

日本小说家、美国文学翻译家。1949年1月12日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听风的歌》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赏，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广泛引起“村上现象”。

村上春树的作品展现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沈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

他的第一部小说《听风的歌》赢得1979年的群像新人奖。隔年完成第二部长篇小说《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1985年，他费时八个月完成的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出版，一举拿下日本文坛大奖“谷崎润一郎赏，为日本二战后首位青年得奖者。1986年起携妻子在欧洲旅居三年，期中完成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销量排名第一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该作上下册累积销量达440万本，让村上的知名度在八十年代末达到最高峰，确立“八十年代文学旗手”之地位，并被誉为最能掌握都市人意识自我孤离与失落之作家。村上春树写作风格深受欧美文化薰陶，亦擅长欧美文学的翻译。今年他的新长篇《1Q84》目前在日本销量已逾200万。

10、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赔率9/1）【美国】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

托马斯·品钦是美国作家，以写晦涩复杂的小说著称。1937年生于纽约长岛的格伦谷，是老托马斯·鲁格斯·品钦（1907年–1995年）和凯瑟琳·弗朗西斯·班尼特（1909年–1996年）的三个孩子之一。1953年16岁时他中学毕业后，品钦于康奈尔大学进修工程物理，然而在第二年末离开大学去为美国海军服役。1957年他返校以完成了英语学位。

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早期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后，他开始创作他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1963年以其小说《V.》作为当年最优秀的小说赢得了威廉·福克纳基金的奖励。1966年发表第二部小说《叫卖第49组》，1968年，品钦成为“作家及编辑战争税抗议”的447名签字者之一。品钦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是他的第三部，《万有引力之虹》，出版于1973年。这是一部复杂的含沙射影的小说，结合并详述了他早期作品的许多主题，包括阳否阴述、偏执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阴谋、共时性和熵 ，该书衍生出许多注解和评论资料，包括两篇导读(Fowler 1980; Weisenburger 1988),研究书籍和学者论文、在线索引和讨论，它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之一。

之后他还相继出版了《葡萄园》（1990年），《梅森和迪克逊》（1997年）和《抵抗白昼》（2006年）。

品钦被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视作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是麦克阿瑟奖和布克奖获得者，并几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都包含着丰富的意旨、风格和主题，涉及到（但不仅仅限于）历史、自然科学和数学等不同领域。

附录：

英国立博公司详细赔率表

（以色列）Amos Oz 4/1
（阿尔及利亚）Assia Djebar 5/1
（西班牙）Luis Goytisola 6/1
（美国）Joyce Carol Oates 7/1
（美国）Philip Roth 7/1
（叙利亚/黎巴嫩）Adonis 8/1
（意大利）Antoni Tabucchi 9/1
（意大利）Claudio Magris 9/1
（日本）村上春树 9/1
（美国）Thomas Pynchon 9/1
（瑞典）Thomas Transtromer 12/1
（波兰）Arnot Lustig 16/1
（阿富汗）Atiq Rahimi 16/1
（美国）Don DeLillo 16/1
（韩国）高银 16/1
（澳大利亚）Les Murray 16/1
（秘鲁/西班牙）Mario Vargas Llosa 16/1
（法国）Yves Bonnefoy 16/1
（荷兰）Cees Nooteboom 20/1
（奥地利）Peter Handke 20/1
（加拿大）Alice Munro 25/1
（美国）Bob Dylan 25/1
（肯尼亚）James Ngugi 25/1
（西班牙）Juan Marse 25/1
（加拿大）Margaret Atwood 25/1
（以色列）A.B Yehousha 40/1
（英国）A. S. Byatt 50/1
（中国）北岛 50/1
（墨西哥）Carlos Fuentes 50/1
（尼日利亚）Chinua Achebe 50/1
（英国）Gitta Sereny 50/1
（德国）Herta Müller 50/1
（印度）Mahasweta Devi 50/1
（斯里兰卡/加拿大）Michael Ondaatje 50/1
（捷克/法国）Milan Kundera 50/1
（希腊）Vassilis Aleksakis 50/1
（波兰）Adam Zagajewski 66/1
（美国）E.L Doctorow 66/1
（荷兰）Harry Mulisch 66/1
（澳大利亚）Peter Carey 66/1
（意大利）Umberto Ecco 66/1
（英国）Salman Rushdie 80/1
（英国）Beryl Bainbridge 100/1
（美国）Cormac McCarthy 100/1
（澳大利亚）David Malouf 100/1
（芬兰）Eeva Kilpi 100/1
（尼加拉瓜）Ernesto Cardenal 100/1
（菲律宾）F. Sionil Jose 100/1
（英国）Ian McEwan 100/1
（英国）John Banville 100/1
（法国）Jonathan Little 100/1
（英国）Julian Barnes 100/1
（挪威）Kjell Askildsen 100/1
（美国）Marge Piercy 100/1
（美国）Mary Gordon 100/1
（美国）Maya Angelou 100/1
（法国）Michael Tournier 100/1
（法国）Patrick Modiano 100/1
（美国）Paul Auster 100/1
（英国） Rosalind Belben 100/1
（美国）William H Gass 100/1

10月8日，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将揭晓，而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也将毫无悬念地再次让中国文学界波澜起伏。近年来，不但多位中国候选作家铩羽而归，还引来顾彬等汉学家的炮轰，所以，每当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在即，中国当代文坛就会众说纷纭，风声鹤唳。

谈起这个现象，南京大学博导、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冷眼有加。作为本报与湖北省作协主办、卓尔控股·汉口北批发第一城协办的中国首届“屈原文学论坛”的受邀嘉宾，他昨日接受了本报专访，直言中国当代作家尚无人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

国人误读了顾彬

在世界背景下谈中国当代文学，顾彬是最合适的“切入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界而言，这位德国汉学家无疑是个“冒犯者”，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近年来被广为传播，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也因此毁誉参半。但在与顾彬有过思想交锋的王彬彬看来，顾彬其实非常可爱，国人对他有所误读。“顾彬并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句话，他只是说某些所谓‘美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他特意在南京大学为自己辩解过。顾彬对中国诗歌赞誉有加，认为部分诗人世界一流。”王彬彬笑称，顾彬自己就是个诗人，“他听说南京梅花山的墨梅开，非常兴奋，还说要以此为题写一首诗。”

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多有批评，包括“德国文学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庸俗”、“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运用不好”等言论，多少对志在全球的中国当代文学有所打击。王彬彬认为，作为外国学者，顾彬的偏颇和局限很明显，但有些言论确实命中要害：“除了海外华人，顾彬似乎是第一个说中国作家语言运用不好的外国学者，他这么说很需要胆量，也值得我们重视。”

“诺奖”更像一面镜子

顾彬引发的争议，根源在中国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尽管不少中国作家表示并不在意这个奖项，但它仍像一块阴影笼罩在众人心头：贾平凹、余华、莫言、苏童……国内一个又一个作家声名大噪，为何至今无人将那1000万瑞典克朗收入囊中？

王彬彬认为，国人没有必要把诺贝尔文学奖极端化，它并非一无是处，但也不值得狂热追捧，它更像一面镜子，让中国当代文学看清自己。“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作家中尚无人能获这个奖。”王彬彬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当代文学除了数量什么都缺——好的语言、好的情调、好的思想，“中国的文学标准非常混淆，有些作家既想占‘纯文学’的名，又想发‘俗文学’的财，这种浮躁的氛围与国外的纯文学界有很大差距，不利于作家出好作品。”

文学过“小年”也不错

当群星闪耀、新潮涌动的时代过去，文学也回归寂静的状态。近年来，在文坛风生水起的，常常是某作家打起版权官司，或是某作家身陷抄袭丑闻，一部作品万众瞩目的景象，早已停留在读者的记忆中，佳作“歉收”的文学“小年”，近年来倒是常常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

王彬彬对此倒不悲观。他认为，真实的“小年”比虚假的“大年”好。他指出，近年来影视剧作、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虽然盖过了纯文学的风头，但对纯文学而言，“小年”是危机也是生机，“红火的通俗文学，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都难免粗糙，纯文学应该从这两方面用力，闯开新的境界。”

点评

王彬彬纵谈文坛新旧事

在文学评论界，王彬彬的尖锐是有名的，他曾在《文坛三户——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这本“关于评论的评论集”中，直指金庸、王朔、余秋雨是“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招来三位作家的书迷反攻，但王彬彬对此毫不在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他也谈起近年来文坛一些现象，点评中不乏犀利。

事件：贾平凹的《废都》开禁

王彬彬：无论对这本书评价如何，当年禁掉它都是不对的。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只要不产生公害就不应将其封杀，这才是文明的体现。

事件：金庸受聘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王彬彬：这根本不算个事，有些作家连什么是文学恐怕都不懂吧？金庸受聘当然很正常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始于别无选择中的选择。

我们禁止翻译和阅读西方的许多著作，它们曾经被冠以形形色色的罪名。中学时代，我们就知道“禁书”的存在了。至于“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之类，在偏僻的县城不可得见，大约只有京沪等大城市的高干子弟及其朋友才有传阅的资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陷于停顿，图书馆被劫洗一空。由于我遭到运动的冲击，一度打成“牛鬼蛇神”，恐惧中烧掉家里的大部分藏书，仅余一两百册，连同“马恩列斯毛”著作，及鲁迅著作一起，给自己在荒芜的岁月里阅读反刍。

当时年轻，对知识和真理怀有一种不可遏止的热情。每隔一段短时间，我都会骑自行车溜出县城，一面打听小道消息，一面求借书刊。《摘译》丛刊是那时读到的，青年思想者的《出身论》、《中国向何处去》是那时读到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也是那时读到的。借书、还书、借书、还书……那段往来于城乡之间的旅途，贯穿着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至今难以忘怀。

大约到了1974年，报刊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戏剧性地变做了乡村医生。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一个人订阅了二十余种报刊，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历史研究》，从《朝霞》、《学习与批判》到《人民文学》，从中获取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数年如一日，每到清晨，我便如同守着一个密约似的，走向村南小学的凤凰树下，迎候我的绿衣使者。

1981年7月，我被借调到省城做编辑工作。我欣喜于作为一个书籍的消费者，从此可以由自己将书籍制作出来奉献于社会了。

原出版社资料室藏书丰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里面居然拥有大批“皮书”。但是，资料室里一名改正未久的“右派”，总是带着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态度很不友好。我对此一直感到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大量“农民工”受歧视的报道，才仿佛有所悟。我也是“农民工”，没有工作证，不能像其他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借书的权利，借书是需要“保人”的。我想，大约是提防我某日被解雇然后携书潜逃的罢？在个人阅读史上，这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耻辱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读者在书店排长队购书是一大人文景观，我亲眼见过抢购吉拉斯的《新阶级》的盛况，场面十分感人。这时，西方文学名著纷纷重版，长期被禁的一些苏联作品如《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陆续面世。“反面乌托邦”三部曲（奥威尔著《1984》、赫胥黎著《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著《我们》）的出版，当时并不特别被人注意，经过时间发酵，至90年代其意义才显示出来。现代派作品的翻译呈勃兴之势，它们长于表现黑暗、危机和叛逆，出现在浩劫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可谓适逢其时。1983年的“清污”运动，把现代派定性为一种“精神污染”，可见其潜在的影响力。袁可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选目精当，在青年大学生中广为流布，我是最早在这里读到《荒原》、《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等作品，并由此出发，涉猎相关的各类书籍的。其间，购读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及《外国文艺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及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这些气派宏伟的丛书，让我认识了许多陌生的作家，使我对于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董乐山先生把80年代初期对西方文化的介绍称作“第二次西风东渐”。我以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引进是第一重要的，方法论尚在其次，虽然稍后腾起过一阵“方法论热”。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传播新知识、新观念方面，由包遵信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居功至伟。当时，除了商务印书馆重印的《汉译名著》，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和《新知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编印的《西方学术译丛》，从西方直接移译过来的著作甚少，所以丛书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这套大型丛书立足于中国现实及改革，具有明显的启蒙性质，行文也晓畅易读。我购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它们确实给我带来了许多新东西，像“熵”，此前就闻所未闻。还有好几部畅销书值得一提。是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最先带动我寻找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认识存在主义哲学；是房龙的《宽容》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煽起我对思想史的热情；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托夫勒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以它的冲击力，激发了我和同时代人对于改革的憧憬，以及一种躁动难耐的心情。总的说来，当时的出版物是有使命感的，严肃而活跃；置身其中，竟有八面来风的感觉。

由于“清污”时蒙受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要写好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谈何容易，这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是，诱于鲁迅的人格魅力，我无法退让回避，终于决意投入高强度的阅读训练。我阅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我不能不直接查找原始史料，翻阅发黄的报刊，如《新青年》、《语丝》、《新月》等等。我发现，历史果真被涂改得厉害。譬如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领导者大多是国民党人；譬如在《新青年》“内讧”期间，有关办刊的原则，鲁迅基本上是支持胡适而反对陈独秀的；又譬如，鲁迅并非“左联”的“盟主”，在后期实际上是被孤立被排挤的，诸如此类。鲁迅自称他的哲学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信为“无治的个人主义”，也可读作“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得弄清楚这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资源，从源到流是怎样从西方到东方到鲁迅那里去的。鲁迅首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提法，就得读托尔斯泰，读尼采，读嵇康。要给鲁迅“定位”，还必须阅读他的同时代人，像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梁实秋，都是始于这个时候阅读他们的文集。后来我化名给出版社编辑一套二十种的现代作家散文丛书《人生文丛》，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长达六年，围绕鲁迅取径阅读，不但拓展了知识面，而且可以因集中的阅读而增进对相关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80年代有过“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有过美学热和文化热，后来还有过“新权威主义”的聒噪，这些现象触动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神经，促使我随机作“介入阅读”。“异化”是个大问题，涉及众多学科，作为一种理论，很有实践价值，可惜最终局限于哲学小圈子，而且也如后来的“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一样无疾而终。美学是人类精神创造中最精微的部分，马尔库塞他们高度评价艺术的作用，甚至视之为人类解放的重要的指标。当时，高尔泰强调“美是自由的象征”，但我总以为距离现实政治未免太迂远，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对于美学书，像我这种心浮气躁的人只是泛泛而读罢了。萨特说，文化大而无当；细化倒不难掌握，譬如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法律文化等等。不过，文化可以给人以一个开阔的视野是的确的。至于“新权威主义”，作为理论，表面上看是拿来的洋货，本质上同祖传的玩意差不多，正所谓“沉滓的泛起”。对此，我以为略知其详即可，并未深究。

1989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人间鲁迅》三卷本写成出版。无论思想、情绪、阅读及写作意识，算是告一段落，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90年代最初几年，知识界的空气比较沉闷，出版界也相对显得岑寂。至中期，在意识形态及市场机制的共同调控之下，通俗读物（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引领潮流，媚俗现象比比皆是，各大媒体联成一气，推波助澜。差堪告慰的是，西方文艺及社科书籍未见衰减，反而有所递增。除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外，全国又有多家出版社涉足社科类译著的出版。比起80年代，这时的翻译，明显扩大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以及思想史等范围。仅法律方面，就有三联的《宪政译丛》、《民权译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知识出版社的《人权译丛》等，一时之选，蔚为大观。近20年来，全国有影响的社科人文类丛书，有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学术前沿》，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政治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凤凰出版集团的《凤凰文库》等等。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及一批大学出版社，先后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译著出版。

我藉此看到，在出版物的消长之间，一直隐含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基本上丧失了原创力，一时难以恢复；但是，这种近乎搬运工的工作，却体现了另外一种韧性的力量。总之一面在沦陷，一面在建设，历史毕竟在克服重重阻障中得以摇摆着前进。

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他们乐于充当宪政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反对激进主义，蔑视直接民主，无条件反对暴力；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

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20年来，个人阅读大抵是环绕着这几个主题展开的。

革命事关重大，首先是制度问题。托克维尔把书命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着眼点就在于革命与制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写《鲁迅的最后十年》，关于国民党“一党专政”，说得还算通顺，就因为啃过一通政党史和宪制史；究其实浏览所得，亦不过常识而已。其次是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还有群众问题、文化心理问题、政治中的人性问题，等等。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认为，“冲突论”是很重要的方法论；政治抗争及社会运动作为革命的先声，有关的理论也很说明问题。因此，马克思、韦伯、勒庞、达伦多夫、科塞、蒂利等人的相关著作，是我感兴趣的。如果说他们的书是抽象结构构图，那么，像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作为具体事态构图，更是火星四射，令人血脉贲张。

作为革命的案例，我曾比较读过一些英、法、美、俄革命的历史书，革命形态非常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力问题。学者们“告别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告别暴力，即“不合法”的暴力，而对于构成权力秩序的合法性暴力则是容忍的。暴力使用的程度如何，事实上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远的有民族文化传统，近的有现存制度、斗争情势，还有革命者的素质，诸如此类。坊间近几年出过几种专论暴力的书，如蒂利的《集体暴力的政治》，索雷尔的《论暴力》等，都没有像我们的学者这样一概否定暴力，甚至于为革命暴力辩护，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则辩护更有力。有关这些具体的革命事件的论述性著作，对我最有启发的，有潘恩的《人的权利》，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激进主义》。

至于从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及哲学角度对革命进行阐释的著作，近年也见陆续面世，但为数甚少。其中，阿伦特的《论革命》，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詹隼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哈里迪的《革命与世界政治》，都是富于思考力的。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有博大、深邃的著作，如雨果的小说《九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革命者本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是我喜欢读的。我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过一套《流亡者丛书》，那些作者中便有不少革命者。革命者有燃烧般的灵魂，像法拉奇的传记小说《人》，当年便很激动过我的心。

国家是一个大概念，也是一个庞大的实体，霍布斯称“利维坦”。我们讨论任何问题几乎都离不开国家，革命如此，艺术也如此。我对作为主权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状况没有深究的兴趣，我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运作，以及它如何支配公民社会，如何影响人权、自由和民主的存在。在福柯的著作中，我特别看重关于权力的部分。他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包括对边沁的圆形监狱的设计，以及同住者自愿服从的反应的描写。但是，他似乎更多地关注构成权力关系的组织形式、制度、策略和技术，而非现实的人，不涉及团体或个人实际上是处于支配或是被支配的地位。不过，据说后来他表示决心在他的词汇中废除“权力”一词，用“政府”和“治理术”来代替。的确，政府或统治阶级的权力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如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说的，那些支配国家机器，主宰现代社会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极少数的“权力精英”。精英统治集团的品质、意向、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命运，对于一个具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尤其如此。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就是由于有了纳粹党及其领袖希特勒，才有二战及“大屠杀”的发生；有了斯大林的发动，才有了肃反和劳改营。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中指出，在野蛮的杀戮中具有一种“现代性”，这是最可怕的，它使整个杀人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把纳粹德国和苏联并称为“极权主义国家”，以区别于传统的专制主义国家，要者也就在于它的现代性。我较早读到台湾出版的该书的汉译本，曾与大陆译者联系版权，方知台湾方面也不曾购得原著版权，便节选其中最重要的三章，编入丛刊《读书之旅》，出版后只剩下两章。十年过后，大陆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仍然是节译本。

关于德国纳粹时期的状况，关于大屠杀，除了作蓝皮书出版的著名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卷本外，90年代又出版了一批译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帝国》系列丛书，计数十种，是相当有魄力的。希特勒传记已出版数种，在写法上，《解读希特勒》颇有新意。此外还有记录希特勒的追随者及大屠杀中幸存者的译本数种出版。关于苏联、共产国际、苏中关系，所见有数十种译著。我把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的多种传记也读作苏联的传记。苏联的一批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著及文学作品，如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诗歌，是当年的“禁书”，有很强的可读性。还有编辑出版的档案材料，那是最坚实的历史的见证，如列维茨基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1991年苏联解体后，档案解密，我国学者沈志华先后编译出版了大批档案，我以为是功德无量的。90年代后，我们还曾出版过几套“西方马克思主义”丛书，其中有不少关于苏联及国际共运的反思性、批判性著作；比起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西方学者来，我以为别具一种理性的力量。

必须从专制和封闭中走出来，从“历史主义”的诓骗中走出来，这就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主题。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缺乏事实根据的演绎是空洞的；要想获得较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我认为，唯有把它们置于历史的真实的困境之中。

对于知识分子，最早是从个体开始，然后扩及群体的一般的认识。有关这一社会角色的理论性著作，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若干种，我认为最好的当数科塞的《理念人》、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有新近出版的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所谓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这是无庸赘言的，但是，如果按照这些人的定义，仍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一、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文化理想，并坚持践行；二、独立性，或称边缘性、浪游性；三、永远持弱势者立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首先意味着独立于权势者之外，同权力保持距离甚或对立；再就是独立于金库和市场之外，独立于群众之外。在写作鲁迅传期间，我阅读过中国不少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文集、日记、自传和传记，确信鲁迅是唯一的坐标式人物。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其实所指是缺乏知识分子角色所应有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担当苦难的精神。传记就是个案。后来看了一批外国知识分子的传记，主要是俄苏、法国和德国方面的，深深感受到一种“精神气场”的存在，知道什么叫“大知识分子”。

近20年，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议论颇不少，扬胡适而抑鲁迅不用说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亦见褒柏克、阿隆、海德格尔而贬卢梭、萨特，足见其间的思想流向。贬卢梭与贬法国大革命是一致的，贬萨特则往往跟萨特一度宣传苏联有关。萨特一生中确实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从来不曾奉命行事，而是坚持独立的政治实践，一旦发现错误也都能在实践中自行纠正。这是他的伟大处。我读过一个被称为“道德侦探”的英国人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作者以正人君子自居，极尽私生活暴露之能事，将知识分子漫画化，其中就有萨特。无疑地，这是一部旨在消解知识分子职责的格调低下的书。我读过多部关于萨特的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萨特的世纪》，当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种。我也读过雷蒙·阿隆的回忆录，《知识分子的鸦片》和另外的几种书，觉得他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人，冷静的人。若拿两人比较，无论如何，我更倾向于错误的萨特。我从来敬重左翼人物。以前在班达的书中看到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赞同左翼的理想、左翼的形而上学，当然对左翼的政治也必须有不同意的东西”；像罗蒂，在书中同样有寄希望于左派的话，“因为右派从来不主张变革”。这些话，使我读了感到兴奋。

“主题阅读”本可以使具有亲缘关系的各部分知识变得更紧密、更系统化；但是，由于“实用主义”外加“自由主义”的读法，知识的残缺就变得难以弥补了。譬如“国学”———姑不论这名词是否成立，所谓“经史子集”，也只是挑感兴趣的书读，《诗经》《庄子》没有问题，《大学》《中庸》则根本读不进去。二十四史没有读完，倒是取巧读近人做的通史或专史，以及《万历十五年》之类。诗文集浩如烟海，自然只好取半瓢饮，一读选本如《文选》、《古文观止》、《古诗源》；二是个人特别喜欢者，从屈原到秋瑾苏曼殊，亦不过二三十家而已。自忖所具备的古典知识，大约仅及从前的开蒙学童水平，根本不可以言学问。至于当代学术及创作，阅读多是出于对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偏好；作为文学编辑，或者这也可以算得是一种职业需要罢。

鲁迅在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强调“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的理由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又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这是身为“过客”的沧桑感言。鲁迅的书所以对我构成巨大的魅惑，也无非因为它像外国书一样，教我接近“实人生”。多读一点中国书，对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不问而知是有益处的；只是中国书作为同质的精神产物，最多可以供作传统文化批判的对象，却无法提供认识和批判的利器。这是我的认识，也是我近二十年多读外国书的原因。

鲁迅补充说：“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其实，仅就作文而言，我也以为外国书更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范本。中国诗文体制短小、含蓄内敛，少有汪洋恣肆、离奇变幻者。就说我所迷恋的海涅、马克思的政治及思想评论，广博、睿智、犀利而富于文采；赫尔岑的回忆录，时代和个人连为一体；尼采的闪电般的箴言体随笔，本雅明灵光四射的文论；巴什拉坩锅式的把科学、哲学和诗搅到一起，德勒兹狐狸般出没、浮云般聚散，这样的文字简直无法以旧有的文体命名，我们哪里有呢。

    《真话：1978- 2008中国壮语》，刘青松编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8月版，28.00元。

    ● 延伸阅读    《非常道：1840- 1999的中国话语》，余世存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28.00元。

严谨的“编著”

如果在书店见到刘青松编著的《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我百分之两百地不会碰它。我很少买“编著”的书“编著”是介于原创和抄袭之间的托辞，那本《货币战争》就是宋鸿兵剪刀加浆糊“编著”出来的“真话”让我联想起“真理部”、“《真理报》”，“壮语”让我联想起“豪言”，这都是不太愉快的联想。可是，有次我在网上闲逛，在天涯虚拟社区“闲闲书话”遭遇《真话》，当时有个帖子正在贴出这本书被“瘦身”的内容，虽然怀疑这是一种促销手段，但对八卦的热爱促使我点开了这个帖子。

该帖子以编年的方式连载30年间的名人名言和非名人非名言，并且将前因后果一一道来，比如以下两段。因为日本电影《望乡》，巴金写道“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200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介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我很不理解这些文字为什么属于“瘦身”对象，但一叶知秋，我立即买了一本《真话》。

刘青松的“编著”相当严谨，书末专门注明“资料来源”。当然，在我这个历史学出身的读者看来，如果每段文字直接注明出处，效果更佳。

原来我们曾经如此幼稚

《真话》虽然被“瘦身”，但灵魂依然健在。我读完后又买了一本。我不能免俗，碰到好书也习惯买两本，一本留着自己看，一本送人。这两年对历史的回顾，贯穿了一种从“今个儿真高兴”到“明天会更好”的逻辑。这种逻辑，我把它称作“励志进化论”，如果在事业失败或者感情失败之后，这样自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以此进行集体自慰，就会产生打鸡血的效应。首批注射了鸡血的同志，异常亢奋地发明了从“今个儿真高兴”到“中国不高兴”的逻辑，既然我们自己高兴了，就有权利让别人不高兴。在他们那里，似乎只有别人不高兴，自己才最高兴，明天才更好。

历史的主要功能不是励志，更不是打鸡血，而是提醒人们反思，让思考成为一剂疫苗。对于30年的历史，作为亲历者，我对当年的幼稚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真话》还是时时让我惊讶，原来我们幼稚到———借用网络和动漫常用的一个词———几乎是“幼齿”的程度。1979年5月的《大众电影》风波，是经常被提起的一个事件。这本培养了几代审美趣味的杂志，在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一个热心读者愤怒地写信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接着升华到阶级立场的高度：“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中国当代历史上，有很多封著名的“群众来信”，有的甚至预言着历史进程，好在这一封虽然著名，却没有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杂志收到了11200多封读者来信，让这位读者失望的是，赞同他的不到1/3.

《真话》接着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首次出现接吻镜头的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公映时，为了“维稳”，许多地方临时增派消防官兵驻守影院，传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贴了层膜，观众们翘首以待，准备仔细观察那层薄膜是否存在，遗憾的是，男女主角刚刚蜻蜓点水，女方家长就破门而入。看了这段花絮，我立即跑到视频网站找到这部电影，想通过慢镜头获得谜底，可是视频效果太差，未遂。但这部1979年的电影让我产生了兴趣，电影以1976年的“四五运动”为背景，男主角是一位小提琴家，他坚持演奏悼念周恩来的作品《一月的哀思》，遭到一位文化部副处长的跟踪，却受到了一位美丽姑娘的青睐，无巧不成电影的是，处座又在追求这个姑娘。故事套路非常常见，不常见的是这部以文化部官员为反面典型的电影，获得了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不过，这从逻辑上可以解释，在电影中出现的是被“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颁奖的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文化部。同一年、同一个领域甚至同一部电影，传递出不同的信息，既可以看到春水东流，也可以感受到乍暖还寒。

除了真话，还有假话

《真话》没有将内容限于标题显示的“真话”，而是把真话、假话、伪装成真话的假话、伪装成假话的真话或者不真不假、真真假假的话一网打尽，呈现各种面目全非的表情，使读者摆脱“励志进化论”的盯梢《真话》不供应从“今个儿真高兴”到“明天会更好”的逻辑，它告诉读者我们曾经如此“幼齿”，同时提醒读者，我们有可能依然“幼齿”。刘青松经常把一些事隔几十年但惊人相似的言论并置在一起，看到这种话语遗传效应，我们确实会有点“不高兴”，但是这“不高兴”是面向自己，而非别人。

今年6月，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对记者发出狮子吼：“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语震惊中国，刘青松钩沉出2001年的另一段往事，当时江苏省射阳县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对原粮食局局长刘平的任命，县委任命他为粮食局党委书记，刘平说：“人民不要我，党要！”（《人民日报》2003年8月26日第13版）如果不是两者只隔八年，我几乎要怀疑逯军是刘平的转世了。

行政话语“稳定压倒一切”，不算意外，私人话语一直被认为在三十年间日新月异、天翻地覆。在我的记忆中，1992年之后已经相当开放，至少接吻不再是一个问题。但《真话》显示，直至1998年，杰士邦的广告还接连被禁，以至于公司总经理期待“我期待未来的人买它就像买瓶洗发水沐浴露一样平常。”看来记忆并不可靠，需要时时修正。现在杰士邦出没于街头巷尾，是否说明“明天会更好”？且慢！给经典油画中的裸女打上马赛克，这不是30年前的旧事，2009年的网民以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低俗”的热爱。同样是在这一年，电脑距离统一安装绿坝只有咫尺之遥，这种据说专为花季少年护航的软件，甚至可以过滤花季少年喜闻乐见的“加菲猫”。

刘青松说《真话》试图呈现三十年的精神成长史。在我看来，《真话》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因为它同时呈现了我们的精神幼稚。看到自己的幼稚，是成长的前提。

话说当年，北伐告捷。傅斯年与几个同学到校长家吃饭，都喝了点酒，而校长喝得更多。傅斯年素有“大炮”的雅号，趁着酒意，借着北伐胜利的良好感觉，口出狂言：“我们把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东洋小鬼子，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们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了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做东的校长一向“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宽恕待人，听到这里，却忍无可忍，声色俱厉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斯年的酒意一下子便醒了。这位校长就是蔡元培。

这是我在五四运动90周年前夕，偶尔读到傅斯年悼念蔡元培时所说的故事。

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屈辱历程，太容易鼓荡起一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老子今非昔比”自我感觉良好时，连傅斯年这样经历五四熏陶的知识精英，都会喝高酒，说胡话，完全违背了民族与国家间独立平等的普世理念。可见当下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中民族主义的急遽膨胀，也是由来有自的。不过，当年好在还有蔡元培的当头棒喝，好在傅斯年也立马警醒，深刻反思。一个民族，也像一个人，比起傅斯年的小醺即醉，像蔡元培那样，尽管喝高，却依旧理性，才更见得可贵。

2009年9月3日，是诗人郭小川诞辰90周年。为此，在诗人的故乡承德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会上，几十位学者、诗人发表意见，其中不乏名家，但我感觉郭小林的发言《人性的郭小川》最有新意，当时的反响也很强烈。其原因，主要不在郭小林是郭小川的儿子，而在于他找到了研究郭小川的新角度。

郭小川逝世33年了。30多年来，郭小川研究早已是当代文学领域的一支显学。传记出了多种，论文多达数百篇。诗人和诗评家能够想到的角度，基本上都说过了。要想从文学的视角再说出新意，已经很困难了。郭小林之所以能谈出新意，在于他跳出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角度，而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讨郭小川人性的表现，追踪他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

郭小林谈到，在延安，郭小川曾经与王实味共事。1941年初，21岁的郭小川到延安进入了马列研究院文艺理论研究室，在那里曾大量阅读西方文学名著。王实味就是早于他数年来到这个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他在“抢救运动”中被捕，1947年被秘密处决。郭小川在1959年的检讨中说：“和王实味在一个研究室里，王实味很会讲话，当时我觉得他好。整风初期曾倾向过他。”“文革”初期的检讨中又写道：当时自己内心对王实味是同情的，因此王的冤案不可能不对同样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郭小川心理上留下印记。同时，和郭小川结婚仅数月的妻子，也在“抢救运动”中由于坚决不承认是“特务”，被关进延安社会部监狱，单独关押两年半。另外，郭小川是1941年元旦到延安马列学院报到的，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论恰恰是这年的1月6日在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的。当时，我党的舆论宣传工具是大力赞扬“四大自由”的。郭小川正处在最渴求知识、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这些新知给他打下极深的烙印。郭小川能够在50年代末就写出涉及革命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以及富有人情味的《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就找到了更深远的思想依据。

不光对郭小川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还有一些诗人也可以进入思想史的视野。比如聂绀弩先生，诗词界公认他旧体诗的造诣在当代首屈一指。但学界原来不清楚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反思也极其深刻。寓真先生今年披露了他的刑事档案。他当时一些没有机会公开发表的言论，虽然不是刻意表达，但其思想洞察力直追顾准，亦当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前排占有一席。探讨聂绀弩的思想历程和渊源，可以做一篇大文章。

还有一位牟宜之先生，1909年生于山东日照，系东林后人，1925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挺进纵队泰山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议长等职，1957年在城市建设部市政公用局局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当时他赞同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提出统购统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文革”中又被发配到北大荒。1975年以摘帽右派的戴罪之身黯然辞世，时年66岁。他既不像郭小川年青时便文名远播，也不像聂绀弩晚年备受诗坛敬慕。今年是他诞辰百年，一部收入200多首遗作的诗集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但甫一问世，便得到知识界的高度评价。初版数千册竟一销而空。这在当今诗词类书籍中并不多见。因为他的诗词传播不广，且引他写于1971年深秋的二首七律《咏史》，从中管窥其卓尔不群之处：

寒林落叶岁月秋，一世英雄寂寞收。萧墙祸端何曾料，宫闱秘事谁与谋。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需待后年。

此诗的背景是9·13事件。现在又过了38年，牟老的诗仍光芒可鉴，难怪李锐在序言中将他和顾准、聂绀弩并论。

郭小川、聂绀弩、牟宜之三位诗人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革命成功后，都因独立思考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炼狱。思想使人受难，受难还要思考。当然，他们思考的表达方式不一，侧重的方面不一，达到的深度不一，留下资料的渠道也不一。牟宜之的思考仅见之于存诗，郭小川除了诗还有文章、书信、日记、检讨书，聂绀弩除了诗还有随笔、杂文乃至刑事档案。但他们作为诗人，值得引起思想史的关注，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此外，张东荪、黄万里、陈寅恪等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体诗词，也引起过思想史的关注。与散文、论文和新诗相比，中国古典诗词有一个优势，就是篇幅小，容量大，蕴涵深，可背诵，在文网密布的年代，往往成为一些具有较高古典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记录思想不约而同的选择。这种现象，有见识的史家自然不会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