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从今天（9月27日）在路上看到的所谓海外华人庆中共建政六十年游行所感所想，我想把今天的重点放在我们谈一谈海外的中国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我们在坐的朋友，可能来加拿大、来温哥华挺长时间了，那么至少我们对这个西方民主概念是有的，我们想一想，在民主国家有没有发生过为一个专制极权政权招募的游行和集会？我们想一想古巴，想一想北韩，他们在海外的侨民，曾经有没有在一个民主国家举行过声援他的这个专制政权的这样的活动？没有，是没有的！在美国的佛罗里达有一千万的古巴人，而美国可以对古巴实行五十年的禁运，正是基于这一部份古巴侨民他们对美国政府这一政策的支持。如果说古巴的侨民像中国大陆的海外移民一样，去回过头来去巴结那样一个专制政权，去向那样的一个专制政权献媚，去忠实于、服务于那样的一个专制政权的话，那么我想美国对古巴的这一的一个政策是很难推行下去的，因为他有足够强大的古巴的侨民的人口。
　　
我们知道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图书馆挂起了北越的国旗，在当地的越南侨民群体去抗议。美国当地的机构说这是美国，有言论自由。但是，越南的侨民说：不，这是远远高于言论自由的，因为这面旗帜它代表了仇恨，它代表了杀戮，它是一种罪恶的象征。所以，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国度，你也不能够让一个代表着邪恶的东西在那儿高高的飘扬。正是在越南侨民的强大压力下，取下了北越的国旗。
　　
那么包括像北韩也是一样，我们不会看到北韩人在这里举行这样的活动去支持北韩政权，没有！所以说今天那些千方百计的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那么大的一批中国人费尽了心思，挖空了心思要留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等这样的国家，可是一旦留下来拿到了身份，安置好了后，却又回过头去支持那个中共专制政权。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观。

1949年后 中国人的尊严被摧毁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不得要问问为什么要这样？中国人真的是这么贱吗？中国人真的这么是非不分吗？中国人真的这么不知好歹吗？而且中国人真的这么不知道知恩图报吗？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知道很多人，特别是像一些老年人，可能来了之后会马上体会到这个国家的这种平安、稳定、和谐，还有包括它的福利制度，到了一定年龄可以领老年金，工作失业了可以领失业金，还有全民的医疗保险等等，可是他们在利用这么一个社会提供给的保障和权利之后却拿出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声援那个他放弃了的，他已经离开了的，他曾经百般不满的那个专制政权，实在是不可思议。
　　
一些学者也分析过，说总体上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是一种叫做原罪文化，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下，很多人从本身来讲他认为人是带罪的，那么他会通过这种向上帝赎罪的方式来去解救自己，同时也会通过他在社会上去行善来为自己去洗脱他这个生命所带来的这种罪感。在中国整个传统社会当中，也是非常提倡人要知耻，这样一种世俗的价值观。
　　
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整个的这种现象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有任何余地可以去保护个人尊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没有一次不是针对着我们的人性尊严来的，每一次不论它是以什么名义展开的，它的主体是针对着一个人的基本的尊严、人格、独立精神。在抉择中，有很多人放下了自尊，放下了面子，决定活下来。也有那么多的人，选择了自杀。可是呢，更多的人，他决定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的时候，就一步一步放弃了自己的尊严。走到今天这样的中国社会，有强烈的、清醒的、尊严感的中国人已经很少了。
　　
今天在唐人街十一游行的那些人，他们知道尊严是什么吗？他们知道是非是什么吗？他们知道什么是善恶吗？真的不知道。当然即便是其中有些人是被裹挟去的，领事馆一再的出面去邀请啊等等，都有可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这些人是没有能力去保存自己人性、尊严的人。在中共建政60年来的这么多次的政治迫害事件当中，中国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幸免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直接的受害者，你就可以是一个直接的施害者，或者你至少是一个旁观见证者。这个政权，它用它那套东西，不仅仅在迫害你，在剥夺你的尊严，在打破你人性自尊的整个系统，而且它阻止你要作一个好人的所有可能性。这样的政权竟然还有海外这么成千上万的人去庆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耻辱啊，而这样的耻辱确实是需要这么样的一批人去承载的，需要有一批人去洗刷这样的耻辱的。

专制迫害的后遗症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接触过很多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人，包括难民，船民，真的在海上经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漂泊。当时我在电话上采访他们，真的是心不忍，真的是很难受。一个八岁的孩子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因病在途中被人扔到海里去，现代社会什么样的一个族类是要去面对这种生离死别的啊！可是呢这么一船一船的人出来，一船一船的人在西方落地，而且这些船民不仅仅是到加拿大来，到日本，到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到美国，到南美洲，甚至任何一个可以停靠中国偷渡船的地方，那么是不是他们已经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寻求一种生存的这种机会啊？可是在这住下来，过腻了，拿到身份了，踏实了，然后又举着红旗出去庆祝共产党的政权去了。很多人会想，神经病啊，怎么这么有毛病啊，你没有办法去用一种正常人的逻辑去理解这种人。我说这是一种专制迫害的后遗症。

海外的中国人 一定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中国的那片土地，那片山川河流，那儿的文化传统，那儿的历史名城，都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我们也不可能就这么样撒手就给它们去糟蹋了，糟蹋完了。当然从国内呢很多迹象都看得出来，中国老百姓因为他们直接承受着那种迫害的压迫，他们要直接面对这种强权的统治。而海外的这些中国人在中国是占尽了权利，挣够了钱，把所有的子女、亲属都弄到一个安全的，有民主自由保障的，有权利的而且是可以示威游行的地方去生活。甚至拿着三、五本护照，是不是这样？

而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据统计，2007年是7万多起的民间暴动事件，现在一年有10万起了。一个国度在一年之内有10万起的这样的暴动事件。现在已经是漫山遍野的这种磷火了，所以说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坚守这样一个真理，而且也确实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这样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他已经得到整个世界的认同、接受和传承，我们也不相信难道只有中国人不配享有这些东西吗?!

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具体生活当中，也发挥你的一份作用和影响，至少到那时候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尽了力了！

一、中国是否真的“不差钱”

今年春晚，赵本山推出了风靡一时的喜剧小品《不差钱》。此语随之成为新流行语。一个月后，温家宝总理说，“我们储备了充足的弹药”，“随时可以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方案”。这句话所表达的，即是官方版的“不差钱”。那么，中国真的“不差钱”吗？

的确，与西方主要经济体相比，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政府的手头相对宽裕。中国任何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政府，可能都要比冰岛政府或美国加州的施瓦辛格政府更阔绰。在已经遭受了重创的西方金融体系面前，中国几大国有银行也有着明显的优势，流动性一如既往的充裕，不乏信贷大幅增长的能力。不仅如此，在西方金融机构胆战心惊全面收缩之际，中国银行业反倒愈加豪放，表现出了跃跃欲试的逆势扩张冲动。

中国是一个高储蓄、高税负、高外汇储备却低工资、低消费、低社会保障的国家。我国民间历来有节衣缩食、量入为出的家庭理财传统，我国官府又历来有贪得无厌、横征暴殓的专制腐败恶习。陈志武教授曾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中共政府所占据的国民财富比例是多么巨大、中国的财产结构是多么头重脚轻。然而，一物降一物，“坏事变好事”，正是得益于此种畸形丑恶的财富存量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当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袭来，中国的长期劣势竟然变成了抗拒危机的即期优势。与赵本山的小品一样，这不无喜剧化的讽刺意味。

不过，“不差钱”总是相对的。用中国统计部门惯用的一个时髦术语来说，所谓中国“不差钱”，乃是“结构性的‘不差钱’”。意即：中国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场合不差钱，而其他人、其他事、其他场合，则不在此列。实际的情形大致如下：其一，从资本结构看，官僚资本不差钱，民营企业大都很差钱；垄断资本不差钱，竞争性行业其实很差钱；投机资本不差钱，实业资本未必不差钱。其二，以中央、地方、民间社会之差别看，中央和省里大概不太差钱，县、乡、村多半很差钱；官府的支出或许不差钱，平民社会、工农家庭，则不可能不差钱。其三，以财政支出的流向看，政绩工程通常不差钱，民生工程必定全差钱；招商引资或许不差钱，教育医疗总是很差钱；与民争利的项目大概不差钱，扶贫济困的事情罕有不差钱。

让我们以房地产业的资本配置情况来说明“差钱”与“不差钱”的“辩证关系”。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业已经率先“复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止跌回升，很快创了新高，各地的新“地王”也频频产生。一小块地皮动辄几十上百亿，真可谓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中国人的钱似乎真的多到没处花，只好往房子里糟蹋了。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不差钱”的铁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不是事情的全貌。事实是，敢于炒天价地皮、买高价房屋的企业和个人仍然只是极少数。“地王”只属于那些能够从银行得到巨额贷款的央企，或能够从股民手中行骗“圈钱”的上市公司。至于中小城市的普通中小型民营房地产企业，照样销售不景气，照样资金链紧张，照样有破产倒闭之忧。在购房者这一边，“差钱”与“不差钱”的对比就更加悬殊，“不差钱”的永远只是一小撮财大气粗的达官贵人和胡作非为的投机商，而无房可居、真正有购房需求的贫民家庭，是永远都差钱、差大钱的。

房地产业是中国式“经济复苏”的缩影。它让我们产生的第一个忧虑就是：为复苏而采用的政策工具与手段，让那些原本就“不差钱”、且乐于糟蹋钱的人和事变得更加有钱，却让一直就差钱的弱势群众和公益事业变得更加缺钱。如此复苏，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岂非更加紧张？

二、中国式“保增长”何以可能

在出口锐减、内需疲弱的情况下，中国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是GDP“保8”。对大多数欧美国家而言，由负转正已经很不容易，8%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人们或许还记得，2008年初，当时的经济形势还一片火热，中国官方的GDP增长目标仅为“7 %左右”，09年风云突变，可谓大势已去，中国政府反而自我加码、高调“保8”。GDP目标的这种反常变化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随权力起舞的半吊子市场经济，可由政府拔高压低、颠倒乾坤、随意操弄。除此之外，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可使经济局势超然于全球性危机之外？它何以可能实现“保8”？

近些年来有一种民间论调，叫做“中国独特”，与官方的“中国特色”略有不同。所谓“特色”是指中国人不适合自由民主，而所谓“独特”，是指中国人擅长于发展经济、创造财富。似乎是说，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在经济事务中拥有某些特别的能力与素质，别国、别族办不到的事情，我们是能够办得到的。持这种论调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当然，严格说来，“中国独特”并不错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得之于历史传统、人文风俗、政经体制、地缘环境、经济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也都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独特劣势，此不独中国为然。比如，美国的民情、地理、文化、传统、建国历程、制度发展也经常被指为不可复制、难于模仿，亦谓之“美国独特”。但是，就算有某些“中国独特”不假，这岂是我们敢于逆流而上藐视世界经济危机的充分理由？

中国政府反复声称其“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渡过难关、维持增长。让我们来看看，这信心、能力和办法从何而来？简析之，第一，所谓“信心”，一半是虚张声势，藉以鼓舞人心，另一半是因为国库和银行“不差钱”。第二，所谓“能力”，在中共当局的理念之中，不外乎有二：一是共产党手中有权，二是有权就可以支配经济、操纵市场，如此，则权力可化为能力。第三，所谓“办法”，无非是用党的权、去驱动国库和银行里的钱，以便刺激经济、干预企业、管制市场。

其实，在经济危机时刻，各国政府拿得出手的对策与办法大同小异：一是扩大政府支出或减税，或二者兼用；二是降低利率或增发货币，或二者兼用；三是管制金融市场、支配国际收支，或政府干脆接管重要企业、直接指挥微观单位。这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平常情况下很不受欢迎，尤其是不受保守派政府的欢迎，但当经济危机来临，凯恩斯主义忽然间变成了各国政府的香饽饽。这套政策的背后涵义是：市场自发力量不足为凭，比较被动、过于分散、难于集结，且实质上不成熟、不可靠，指望市场则不足以使受伤的经济从重大危机中有序复原，而此时的政府则可以越俎代庖、大显神通，既可以用财政投资去增加供给、增加就业，也可以靠政府采购去创造需求、维持繁荣。这套政策要求，当投资枯竭、私人资本因产能过剩、无利可图而不愿意出手的时候，政府应该拿纳税人的钱替私营部门去投资兴业，当个人和家庭因收入下降、预期变坏而丧失了消费信心，打算节衣缩食存粮过冬的时候，政府应该帮他们去花掉他们的存钱，以此让停滞和衰退的生产经营活动迅速恢复生气与活力。

既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是各国通用的危机应对办法，在此一层面，也就谈不上中国有什么独特优势可言。那么，说到底，中国应对危机的独特优势其实还在“制度优势”，即：政治不民主、市场缺自由的独特“优势”，重要的是，此一“制度优势”特别适宜于与大政府主义的凯恩斯理论相结合。因其政治不民主，刺激方案的制订、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出台无需公民参与、专家论证或议会表决，故收放可操之于威权，力度仅掌握于官府，常可收“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之奇效；又因其市场缺自由，经济主体受制于政府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比例更高，权力驾驭市场、市场追随权力之彼此配合的协同效应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加驾轻就熟，企业对政策的依赖与服从也更主动、更自觉。因而，政府实现短期政策目标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保增长”诚然要比自由民主国家简便易行得多。只要国库、银行、央企以及储户、股民、全社会的财富尚未被专制政府耗尽，政府就总归是“有信心、有能力、有办法”的。即便财用枯竭，单靠夸大的统计创作或隐蔽的会计伪装，“保8”甚至“保10”，也都是极有可能的。此种增长与“复苏”，用网民们所发明的网络流行句式，我们应该称之为“被增长”、“被复苏”才是。

三、中国式“复苏”的三大隐患

从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较去年下半年已经大为好转。随着中央财政资金的持续拨付和上半年超过7万亿的大规模新增信贷投放，固定资产投资实现了超过30%的高增长，订单下滑、投资萎缩的普遍状况似不复存在，减产、亏损、撤资、裁员的汹涌势头似已扭转，发电量、CPI、就业率、出口额的下滑也趋于缓和，企业盈利虽仍在下降，但降幅逐月缩小。人们普遍相信，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年初的恐慌将是一场虚惊、有惊无险。与此相应，股票、房产价格则呈现报复性、泡沫化猛涨。看起来，中国经济必如党所愿，“保8”十拿九稳，是不成问题的。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V型”反转已成定局。无疑，这又被认定为“党和政府”的大功劳，中共当局当可自封为对付经济危机的世界冠军。

然而，中国式“经济复苏”并无太多值得称道之处。用相同的投入、同等的代价做同样的事情，其他国家、其他政党大概也能做到。首先，从短期看，当前的“V型复苏”还有些夸大其词。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未准确到位，天量的信贷投放更并未命中既定目标，政策效果还很脆弱，与预期也有所偏离，不尽如意。其次，从长期效果论，复苏的前景极不牢靠，资源配置、经济结构有可能被政府干预行为更加扭曲。若全球性危机的时间延长，则政府对市场的超强干预与管制将制度化、长期化，极有可能变成一场对市场正常功能的大剥夺、大破坏，从而，可能使中国的半吊子市场经济彻底沦为政府繦褓之中永远发育不良的瘫痪儿。

在经济增长的健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方面，今年的经济“复苏”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隐患。

第一、资产泡沫化和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共产党不是天使，庞大的中央财政资金以及由“乘数效应”带来的地方政府配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将对中共的几千万贪官污吏形成巨大的诱惑，使他们更加野心勃勃，蠢蠢欲动。这注定了这批资金会有很大的比例流入其不该流入的地方。即使这几千万贪官污吏都循规蹈矩，自愿不发国难财，我们也不能保证国库和银行的钱都准确无误地进入有效率的配置轨道，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掌权的官员们都足够聪明，有准确的判断力和恰到好处的执行力。因此，积极财政、宽松货币的着陆点未必正确，真正缺钱、也有能力还钱的企业未必能得到帮助，本来就“不差钱”的领域、本来就应该被淘汰的部门却有可能不得不吸收消化大量涌入的套利资金。事实上，无论中央政府如何三令五申，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趁机进入投机领域。据测算，今年上半年7万亿新增贷款之中至少有大约30%已违规进入了股市、楼市，成为股价、房价飚涨的第一推手。可以预计，当它们撤离的时候，又将造成股市楼市的剧烈震荡。从短期看，错误配置的资金将使本该破裂的资产泡沫得以维持，为未来更惨烈的破裂留下伏笔。从长期看，当源源不断的新增资金不能被一个充满活力、高效循环的经济实体所有序吸纳，必将在商品市场寻找出路，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

第二、国进民退、经济结构长期恶化的可能性。去年经济下滑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竞争性领域中的民营中小企业及其就业人口，但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拯救方案最大、最终的受益者，却并不是这些民营部门，而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其中，本无危机之虞的垄断型国企反而受益最多。这是因为，在国企与政府、垄断部门与贪官污吏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利益关系。掌握绝对权力的政府官员既不可能面面俱到，也做不到一视同仁，他们只能是以我为中心，亲疏分等、缓急有别。比如，政府可以对珠三角成批倒闭的中小企业漠然处之，却绝不可能对中石化或国电集团的求助信号置之不理。所以，经济危机削弱了民营经济，而政府抵御经济危机的选择性救助措施又壮大了国有经济，一减一加，其后果不外乎国进民退，劣胜优败，不仅拟议中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遥遥无期，反而使经济结构长期恶化。最近，就有从未涉足过房地产业的央企肆无忌惮以天价竞标争“地王”，这是一个警告，这说明纳税人的血汗钱已经成为近水楼台者兴风作浪的风险资本，一些人的生存危机已经变成了另一些人的投机盛宴。

第三、金融体系被实体危机拖垮的隐忧。前面说过，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优势”在于政治不民主、市场缺自由，共产党有权+国库和银行“不差钱”+半吊子市场经济。但是，“不差钱”的优势是相对的、暂时的。中国政府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是“一锤子买卖”，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是不可持续的，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必定要回调的。如果明年、后年、至多三年之内，若世界经济并无根本好转、中国的出口市场长期不能恢复，那么，这笔“复苏”买卖就可能要落空。届时，中国政府已耗尽了“弹药”，国库和银行势必加入到“差钱”的行列，再也无力实施新的刺激计划，再也不可能以从容的态度、持续的力度维护疲弱的市场，等待着我们的，就将是无米之炊。实际上，中国政府在推出其经济刺激计划与宽松货币政策时押了一个宝，赌美国、欧洲能在我国计划完成之前的短时间内企稳反弹，到时候出口回复如初，再政策回调，加税加息，一切照旧。但这一前景是不可靠的，至少，这已经超出了中共权力的掌控范围，它无能为力。谁也无法准确预料美国人、欧洲人何时可恢复其消费能力。中国有高达40%的产能服务于以西方为主的国际市场，若欧美复苏延迟，仅靠国库、银行所创造的临时性需求来填补国际市场的空缺，短期则可，长期必败，这是无疑的。而若败局到来，财政投资泥牛入海不说，新投入的信贷资金也将转化为坏帐，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将被实体危机所拖垮。（2009-8-23）

“编者按”由《北京之春》杂志社、“公民力量”主办的“中国海外流亡者回国权利研讨会”于9月1日下午在纽约法拉盛喜莱登饭店会议厅举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主持了会议，500余名各界民众参加了集会。《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原天安门学生领袖项小吉、《北京之春》编辑周义澄（亚衣）在会上作了发言。《零八宪章》签署者，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和新西兰媒体工作者王宁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本刊此期在封面主题栏目中将会议主持者的引言和各位发言者的文稿刊登如下。在会上发言的原广州民运领导者、流亡作家陈破空因刻在欧洲访问，其发言稿将在下期刊登。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争取回国权。这不是新问题，这是老问题。1994年年底，我们获得了一份中共当局的禁止入境黑名单。自那以后，争取归国权的问题就提上日程。

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相比，禁止回国似乎是个较小的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禁止回国同样是对基本人权的公然侵犯。《世界人权宣言》写得清清楚楚：每个人有权回到自己的国家。中共在实行其他形式的政治迫害时，往往还要装模作样地引用这一条或哪一条法律条款，可是它在剥夺我们的回国权时总是一言不发。譬如说，有的人持有合法的中国护照，却在海关硬是给挡在外面。如果你质问它为什么，它就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清楚。”实际上，这是它讲不出法律依据，因为它无话可说。一方面，中共确实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敢承认它有这样的黑名单。这说明它自知理亏，它知道这事拿不上台面。

10多年来，我们为了争取回国权，开过会，写过文章，发过呼吁书抗议信，还有不少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闯关。我要说的是，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寄希望于中共当局，而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寄希望于我们的同胞，寄希望于那千千万万当年和我们一道上过街游过行，喊过口号签过名的人。

是啊，如今40岁以上的中国人，包括当年的留学生，包括当年就小有名气或大有名气的文化人，甚至也包括现今的若干中共官员，20年前，有几个没参加过那场运动呢？20年了，应该开口说话，为自己当年也参加过的那场运动说句公道话了。否则，人家会以为你们已经反悔、已经赞同那场大屠杀了。

你说你害怕。这我们理解。其实照我看，今天中国就两种人：有的人怕，有的人不怕。不怕的人不是不怕；不怕的人是不怕“怕”，也就是说，不怕的人是有恐惧而又克服了恐惧。怕的人又分两种：有的承认自己怕，有的不承认自己怕。承认怕的人就已经开始超越了怕，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是不怕了。最可怕的是怕说怕，是不承认自己怕，是屈服于权势然后还说是自愿的。

说到怕，我们也该问问自己怕什么，我们是怕谁呢？你说，怕共产党。谁是共产党？今天的共产党不就是你原来的同学、你原来的邻居、原来的同事吗？有那么可怕吗？当着这些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的面说一句“为六四平反”就那么难吗？

当然，如果你真的反悔，真的赞同六四屠杀也可以。人是可以变的嘛。那就请你把你如何转变的心路历程讲出来，启发启发我们这些仍然执迷不悟的人不好吗？如果你真的是思想转变而不是趋炎附势的话。如果你的良心是清白的，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大声说出来呢？

上面这些话，是从回国权问题引出来的，但是我的意思，决不只限于回国权这个问题。就算你认为中国的民主必须要慢慢来，那么，在六四过去20年后的今天，也总该为八九、为六四，公开说几句话了吧。

从刚刚结束的60周年国庆阅兵可以看出，中国第4代领导人，与邓小平江泽民一样，都未能走出毛泽东的阴影，尽管中国穷兵黜武，劳民伤财，倍显虚假的繁荣昌盛，但胡锦涛并没有新思维，中国走进了死胡同：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与政治上的僵化倒退，将国家陷入了撕裂状态。未来的几年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将会进一步增多，党内权力争斗会表面化，中国有可能发生大的动荡。

四幅画像，两个中心，一条死路

在游行的浩荡队伍中，被扭曲了价值观的人们，高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巨幅画像奋力前行，这一点并不令我奇怪。显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前两位的权力是靠枪林弹雨打出来的，后两位是被前者欽定任命的，尽管他们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挂在嘴上，但从其行动观察，人们找到更多的是中国历代封建帝王统治的治国理念，外加斯大林时代阶级斗争的余毒，他们远不及善于疏导治水的大禹，可能更像惯于封堵山洪河水的禹的父亲鲧，而在残暴镇压人民这一点上，他们与暴君秦始皇比较，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后三位未能走出毛泽东的沉重阴影，而毛泽东毕生都在古代线装书的字里行间徘徊，他至死也未能找到让中国人民走出贫穷与痛苦之路，所以他只能闭关锁国，自欺欺人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他本人又未能走出秦始皇的阴影。这正是今天他们四代领导人一同在天安门前挤成一团的原因。

无疑地，邓小平比毛泽东的眼界更加开阔，但改革开放的30年的实践证明，他主张的目标与政策仅限于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一小部分人暴富起来，他们并没有为广大劳动人民媒得福祉，而江泽民与胡锦涛也都同样不能解决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问题，他们只能模仿毛邓时代的惯用手法，以暴力与谎言交替使用，欺骗与恐吓人民，让没有合法性的政权苟延残喘，而且他们有的子女还抛弃了毛泽东廉洁奉公的伪装，直接参与了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与侵蚀，并大言不惭地以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自居，所以假如毛泽东从天安门前的纪念堂里复活爬出，也未必对他们会十分满意。

然而，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前两位已经成了僵尸，但后两位还在争斗，当他们共同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毛泽东的时候，却各怀心事，貌合神离。显然，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专制统治下，绝对容不得两个声音发令，两个权力中心同时运作，他们的两个主张将使党内形成分裂，使下级官员无所适从，使人民群众迷失方向，这大概就是中国目前出现许多自相矛盾情况的原因吧，至于刚刚结束的17届4中全会没有作出制度性的人事方面的按排，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个党魁，只能两派，互相倾轧

我是经历了文革与粉碎四人帮事件的人，回想1976年，华国锋抓捕王张江姚的过程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可以找到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无一不把党内的对立面当成假想敌，他们无一不把毛泽东或者说共产党的错误，全部推到政敌身上，以骗取具有臣民思想的大众百姓的谅解与支持，而当自己得势之后，又不得不跟在毛泽东的屁股后面爬行，一旦失势，又成为它人的假想敌与牺牲品，所以同样当过中共一把手的华国锋，胡耀帮与赵紫阳，不幸地都未能被愚民涂上巨幅画像的油彩。因此，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与普世价值的中共，只能由内部权斗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激情。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下一个假想敌在哪里？如果针对外部世界当然好说，一切反对或批评他们的人都可以称为“海外敌对势力”，而在党的内部呢？在双方都有贪腐问题的处境下，共青团派与太子党，谁抓谁？谁能先下手为强？抓捕之后，在把所有的社会弊端再次推到他们身上的时候，能漂亮地重复1976年的故事吗？能象那时那么轻易而举地获得人心的认同吗？试问：时过境迁，中国已不是70年代的中国，人民已不再是听到“你办事，我放心”就热烈欢呼的人民了？会不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接受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成果，走宪政民主三权分立之路，共产党有没有信心与其它党派展来竟争，有没有耐心象台湾国民党那样当一阵子在野党？恐怕不愿把所谓“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别人吧，何况他们的鼻族毛泽东，早就赞美过古代皇帝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要知道，中国自古就没有美国华盛顿式的英雄，与民主选举的传统。

唯一的出路是，党内派别斗争的合法化与公开化，先在党内真正地展开民主，搞几年人民看得着的党内公开竟选，然而接下来又会导致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开放党禁与报禁就势所难免，也就是说，共产党绕不过大潮流，大趋势，不能与时俱进，只有被其扬弃。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微步改良的举动，中共都明言加以拒绝，可见中国前进之路将有多么艰难。

四句套话，并无新意，一脉相承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创立中华民国时，中国人民就已经站立起来了，假如孙中山先生晚一点过世，没有后来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个人的争斗，可能不会出现以后的复杂局面。总之，毛泽东在1949年高喊“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不符合实际。显然，此前中国曾独立过，此后并未统一，建国60年来非正常死亡的8000万人，不能算是站立者吧！

邓小平呢，搞对外开放没有错，抓经济发展的功绩举世公认，然而，他犯了两个不能饶恕的错误：一是一部份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更多的人发展，反倒把他人永远地踩在贫困的脚下，社会上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占据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民冲突，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工人起义，农民暴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都不能怀柔应对，只能武力镇压，结果造成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二是他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生存环境，因为人不是动物，除了吃饱喝好的生存权之外，还要有幸福感，安全感与成就感，还要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但是这些东西中国人有吗？所以，邓小平带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集团，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然而普罗大众并没有过河抵岸，反倒被强权政治淹死了不少生命。

而江泽民呢，他所鼓吹的“三个代表”理论，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漂亮词藻而已。当他的儿子与外商勾结侵吞国家民脂民膏之时，究竟代表哪个人民呢？当他的孙子在大连公开受贿，又代表谁呢？当他大搞文字狱，抓捕与监禁敢于讲真话，揭露贪官的记者时，他是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吗？全世界现在还有几个国家仍在用监狱封堵不同的声音呢？他所代表的方向在何处？还有在所谓先进文化方面，他所倡导的只是僵化愚昧的党文化，把文学艺术完全变成了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政治工具，把文化精英变成了用绳索豢养的犬儒，彻底地破坏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远离世界现代文明于千里之外，何谈代表先进文化？

2002年，上台伊始的胡温班子曾被人们热望成为“胡温新政”，然而7年过去了，“新”在哪里？“正”在何处？所谓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在哪里？地方政府与黑社会融为一体，对敢言记者与维权律师大打出手，这是科学吗？当官的日益见“裸”，纷纷向海外转移巨款，这是科学吗？山村的孩子读书都没钱，政府却财大气粗地搞国庆大阅兵，这是科学吗？老百姓大都没有养老保险，国家却把8500亿元投买美国国债，这是科学吗？……那么，美妙的和谐社会又在哪里呢？在瓮安吗？在石首吗？在陇南吗？在通钢吗？在新疆吗？在扬佳倒下的血泊中吗？在邓玉娇流泪的桑那房里吗？在刘晓波坐牢的铁窗前吗？在不会说谎的孩子，作家余杰的寓所楼下吗？

总之，在我看来，游行队伍里响起的四个人的声音是一个腔调，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没有新思维与公正心，1976年前毛泽东没能真正地解救中国，此后他人也不能借尸还魂，为胡锦涛开辟新的国家长治久安之路。勇敢地把毛泽东的画像从天安门上取下吧，不要让死人挡住活人的路，连手机都没有见过的毛泽东，能为互联网时代的地球村支出高招吗？

胡锦涛不必穿上中山装，还是放眼展望世界吧，让中国融入人类社会的民主潮流，果断地开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吧！千万别让中国走进了死胡同！

2009年10月5日我的生日写于多伦多。

文艺复兴即是异端反抗

 公元十四世纪～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反抗黑暗的思想统治，其主要批判所指，一是欲望禁控，二是宗教腐败蒙昧。相应的，此后工业革命、议会民主、自由报刊、独立大学、法治社会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由文学、艺术、科学等人文领域，带动民众广泛独立批判思索的精神，影响深远，直至整个社会上升为制度性的颠覆，人真正觉醒于“人”的意识，所复苏的，乃有心灵层面的自由解放，堪称伟大。

 与之对照的，在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时期，也曾有微弱星火飘过。第一次，是自满清灭亡之前到民国建立之初。这一时段，尤以新闻自由的抬头为证，报业发达，直指弊政，涌现出了一代敢为天下先的异见脊梁。第二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统治的相对开明时期，西学东渐，理想主义盛行，知识分子激进传播民主、自由与人权。就连当时的西藏政策，也多是中央让权于藏人自治，力保藏传文化。

 时代步入互联网时代后，虽异见打压、刑法所迫，但大陆敢言网站论坛风起云涌，资讯传播迅速。由个案到事件的公共关注，到各阶层的思想碰撞，民众愈发关注自身公民权利与事实真相，敢言写手及良知学者在众多网站开辟专栏、博客，甚至涌现《思想的境界》、《民主与自由论坛》、《自由中国论坛》、《中国报道周刊》、《牛博网》、《1510部落》、《博客中国》等网罗敢言者的集群网站，虽关闭、屏蔽甚多，却仍未彻底斩草除根，如今已有燎原之势。

 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维权时代的正式到来。2003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自孙志刚、刘荻的个案发端，到关注群体事件、媒体整肃事件，一直到深入民主政治改革刍议，零八宪章催生……这六年来，当中的一幕幕，我都是亲眼目睹，非史书所载。互联网，是上帝赐予当代中国最好的礼物，它改变了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不说，还改造着社会，冲击着森严壁垒的制度禁锢，扩大了不同声音的传播速度、传播方式与传播面积。这个时期，可视为中国“人”之复苏的第三次机会。

 文艺复兴的最大特点，就是异端发声，并广泛传播，催生社会及政治效益。这异端，乃以批判当世甚至直接抨击当道为特色，从未放弃针对野蛮、谎言与蒙昧的反思与进攻。任何一个时代，即使乌云盖天、一派萧杀，也同样会有人站出来指着那时代说：“我控诉！”即使在中国最黑暗、最恐怖、最暴民政治的文革岁月里，也同样有人与天下一统的毛泽东和亿万盲动的无产流氓对峙，遑论当下？这种天生的渴望挣脱囚笼束缚的冲动，从未在任何时代销声匿迹过。

 80后青年的文艺复兴

 去年此时，我正供职于一家图书公司。公司者，必是谋利第一，赚钱为硬道理。某日，上司说：“你看我们是否该来打造一份90后杂志？现在就着手寻找那些可能成为第二个韩寒、郭敬明的写手，把他们包装起来，推广出去。现在的青少年消费市场很大，干这个很有前途。”在我们这种一心想着凭借某种媒介来撼动人的麻木与奴性的青年看来，如此定位的90后杂志实在不够火力。两月一过，因公权滋扰，我离开了该公司，那与文艺复兴无关的杂志当然未能产生。

 2009年5月，两则相似的消息盛传网络。一是1982年出生的韩寒，磨刀霍霍，要办类似文艺复兴风范的中国第一高稿酬杂志；二是1984年出生的李怀尧，欲当知识分子先锋，重新传承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辈的炽热火焰，要再办《新青年》。这两人，都是曾因不满专制教育制度，同在十七岁退学，自此趋于公民写作的80后作家。不谋而合，我这1983年出生的异见者，也曾因不满专制教育制度，也在十七岁退学，也风驰电掣地奋笔了数年。巧啊，就是这么巧，都撞到了一起。

 恰如久闻其名的江湖侠客，我给二位去信，颇为鼓励，盼两位同龄人能竭尽全力，为国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并寄语：“言禁是有的，宪法给不了什么，什么都要靠我们昂起人头，靠自己去争取，有的靠话语，有的靠双手，有的靠拳头，有的靠鲜血。你一定能做一点事，并成为我们这个国家永远铭记的一种色彩，一种印迹，一段旅程。”有不相识的网友随之在韩寒贴吧留言：“我倒希望杨银波等人成为主笔，必须是志同道合的人，不能是附庸风雅的或是矫揉造作的。”

 这文艺复兴的火种，总在剧烈的寒风中摇曳不已。虽见童大焕、十年砍柴等时评高手如我这般鼓励不已，而那两本杂志究竟何时推出，几乎天天都有人追问。到近日，方才得知，韩寒的原定名杂志《文艺复兴》不允许再用此名，而李怀尧的《新青年》杂志更是被直接扼杀，“只能匍匐前进，开枪的不要”（李怀尧语）。新闻出版总署态度如此强硬，这本在你我意料之中，如今韩寒及其同仁们也只有守着业已编辑成功的首期杂志，每天开销数千元，无事可做，只等那刊号的一纸恩准圣旨。具体到支撑这一杂志的华聚文化传媒公司，也只能继续那打造十四岁～二十五岁“青春轻文学”的路数。

 刮起敢言之风的韩寒

 更值得警惕的事发生了。在某种约定束成的恐惧心理支配下，众人开始担心韩寒的安全境况。这几年，韩寒日渐以公民姿态抨击时政，咬住政府弊病不放，批判一帮御用文人及所谓“文化精英”不说，更走向制度层面的黑色幽默讽刺，有的话已经足够露骨，在旁的人不知为他捏了多少把冷汗。其文章，即使在逼近三亿访问量的新浪个人博客里被删，亦仍可被他人复制下来，迅速传遍网络，在众多容纳异见的论坛，如《天涯》、《凯迪》、《1510部落》里，被盛赞不已，推崇备至。他那幽默反骨、插科打诨的文风，比诸多装模作样或堂堂正正的批判檄文更易为人接受，大有醍醐灌顶之力。

 继良心学者余世存屡屡撰文推崇韩寒后，耿直敢言的法学论手萧瀚等辈更为公民韩寒颁奖，表彰其公民勇气，钦佩其独立特色。若是当年尚有多人不屑韩寒不学无术、狂妄自大，今时光一转，韩寒已越来越尖锐深刻，开了风气之先，那些起初反感、鄙视他的人，现在又重新回过头来接受他，这样的民众大有人在。网民纷纷说：韩寒熟了。熟了，就有人想摘。我已不止一百次看见《为什么韩寒还没被抓》的帖子，在各论坛议论纷纷。近日的一则英文报道，更直接指明韩寒的反政府性质——那具体的“反”，其实不过是质疑、讽刺，还未如《九评》般对中共直接盖棺论定。

 韩寒已经不仅仅在中国大陆刮起了一阵敢言议政论世之风，也同样在港台人气颇高，甚至在境外那些常被视为敌对势力的媒体（如美国的《观察》、《纵览中国》等），也仍然可见韩寒的被转载文章。很明显，韩寒已有足够的江湖地位，可他又与红卫兵拉帮结派大大不同。虽粉丝无数，老、中、青、少皆有，但他并不合群于任何实质性的团体组织，也无任何明确的目标宣言。许多人一边看着那讽刺入骨的韩式文章，一边在做一个文字狱猜想：“假如韩寒被捕，那么……”一位网民说：“那么大家以后就都戴上口罩，集体不说话，洗洗睡吧。”这国家，若连韩寒的言论尺度也不可接受，那不知我等狂徒已罪至何等，或可株连九族了。

 在当今中国大陆，类似韩寒这样讽喻时政甚至根本不屑“讽喻”层面的青年人，大有人在。“马赛克”已不需打，不必含糊其词、虚与委蛇，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说谁都听得懂的人话。无言论自由是吧？“五毛党”及网警的队伍很强大是吧？他们已经不在乎了，爱谁谁了，豁出去了。恶搞不需要了，我就跟你明说，你混蛋，你专制，我要改变你，而你改变不了我，我就是要拿回我该得的东西。许多事，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如果不给我一个说法，那么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对于那些沿街招摇、散布圣上旨意的文字打手，他们会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正在中国拉开序幕。

 我们的言论境况很灰暗

 韩寒致力的文艺复兴，给了具备言说冲动的公民一个强大的市场，甚至可能成为超越大陆一般纸媒底线的“勇者广场”。以我的猜测定位，第一，这本杂志不可能是《杂文报》、《杂文月刊》那样的“擦边球”，那样的杂文还太浅，大多数都只是短小精悍的民间“非议”，是小宣小泄而已；第二，这本杂志不可能是《南风窗》、《同舟共进》、《中国新闻周刊》那样的严肃政论媒体，那样的文章正气有余、趣味不足，讲道理讲得过于慷慨激昂，而无幽默狂笑之效；第三，这本杂志不可能如当年《新青年》、《观察》那般高度突破思想，也不可能是当今《自由圣火》、《民主中国》那样的敏感异见。综言之，它将在大陆当局可忍受的程度内，在路金波等书商可谋利的计划中，找一条中间的道路，杀出来。

 对于职业作家而言，当今的言论境况的确很灰暗。纯文学，却低稿酬甚至无稿酬。商业性强的文学，又跟文学几乎沾不上边，权当是提供消遣娱乐去了，无甚担当。国内时评，版面倒多，但一是言论尺度小，二是竞争极为激烈，时评编辑每天收到成千上万篇稿件，却只能修修剪剪地刊登两三篇，由此导致时评人“一稿N投”成风。港澳台政论刊物，如今早已锐减。台湾的民进党一倒台，诸多对大陆当局不利的文章便极难刊登，许多刊物直接停办，如今艰难爬行的，恐怕唯有政论家南方朔任主笔的《新新闻》等少数杂志了。澳门太小，刊物颇左。可能只有香港的少数几家不改其志的刊物，如《开放》、《争鸣》、《动向》，还有所市场。境外有酬媒体，因经费欠缺，关闭颇多，仍在坚持者，实是少数。

 很长时间以来，以天下为己任，发他人未发之言，很难成为现代社会正常的职业。境外媒体遭到统战（主要是富商出钱收购，改变舆论导向），境内媒体遭到整肃（包括换人、撤职、停职检查，甚至于直接拘捕）。如我这般写文章的，在大陆纸媒都只能用笔名，“杨银波”这三字是万万不能呈现的。独立思想之传播，必须有至少可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稿酬来支撑，而若单纯为了那稿酬，又不愿意扭曲、篡改自己的立场，去迎合当道、吹捧权贵。这是文人的基本操守之一。换言之，你以为我杨银波没有实力写出可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吗？小菜一碟。非不能也，乃系不屑、不愿，不合此流，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另一问题是，语境的不服从。一般时评，多援引道德、法律为简单判断，字数严限，讲不快意——当今国内，恐怕只有《新京报》、《东方早报》、《现代快报》等少数报纸允许刊登具备纵深力度的时评。而论文写作，又明显缺乏真性情，文艺色彩淡薄，虽厚重，却呆板，框框条条，限得很死。能超越者，有没有？有，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季刊，即是凤毛麟角。香港的一些敢言杂志和类似《苹果日报》副刊那样的版块，也多是政论多而思想少，有了主次之颠倒，读起来只可判断时局，而不能引领思想、震撼心灵。因此我说，中国目前迫切需要一本叫做《公民》的杂志或网刊，而具体风格可以从美国、澳洲的一些中文异见媒体上“拿来主义”一下。

 勿贬低异见作家的存在

 韩寒开了一个好头。这本杂志的作者，两自两岸三地——未来甚至会来自大洋彼岸，多元得很。量大取优，能者先。栏目也颇丰富，时政、思想、文化、社会，直到纯文学的小说和一些让你狂笑的高级笑料，都一一囊括。他开出的稿酬，乃是千字千元，这闪了一般媒体的耳光。最直接映射到的，就是那些打着“青春文学”旗帜的郭敬明们。这些人终日沉迷于思想薄浅、虚情假意的文字，娱乐化文坛，且献媚当局，投怀送保，毫无人文批判的精神与知识分子硬骨，直至自立杂志，仍以低酬对待诸多写手，自己则拿大头利润，将一群毫无反骨的人搞得更无反骨，真是有辱了“作家”这两个字。

 鄢烈山当初讥讽体制外异见作家写文章拿稿酬，是“政治投机”。他这话，刺激我的，倒不是“政治投机”，反是“稿酬”二字。今天，我来告诉鄢兄真相。像我这样，不吃国家赏饭，不拿政府一分钱，就连到文化传媒公司当首席编辑也会被警察死死逼走，彻彻底底地成了这个社会或曰“孤立”或曰“独立”的人。我这样的人，每天都以传播真思想为职业，用血管涌出的每个字都立得起来的文章，用平生积累的所有才气，来写稿，曾经写到去打吊针，写得吐血，而后投稿，以维持基本生计，亦开言论之先。请问，我是不是该拿那微薄的稿酬？

 这文章，不是任何组织、任何人命令我写的，未见任何“政治献金”、“境外资助”，那是纯粹的劳动所得。一篇文章，大约五十美元（当今物价飞涨时代，三百余元人民币算甚），有的甚至低于这一金额。我写文章，向来不喜点到为止、嘎然结笔，往往一篇文章五六千字，那稿酬也多以篇数计算，而非字数。我写电视剧《中国的主人》剧本，在已经没有多少钱过日子的2008年，写了整整两个月，总共二十一集，二十三万字，结果如何？自写罢至今，十四个月了，只发了前四集。想要真真正正地“纯文学”一把，结果把我自己整纯（蠢）了。那所写的，不过是公民们风起云涌地争取宪法赋予的应有之权利，这内容，大陆有一家纸媒敢刊登吗？

 而具体到这些年的稿酬，我有支票被扣的情况，有自己身上已经只有几块钱了却还要等上一个半月才能在中国银行拿到现金的情况，有等着那钱来揭锅下米却只能拿开水泡咸菜吃的情况……我没有工资，没有职称，没有任何一个NGO的资助，曾经四度禁笔，总共长达两年多，在那耻辱沉默的两年多里，我竟未写一个字，而且还要面对各种“喝咖啡”的激烈辩论，周围人的警告、劝诫、误解，自己的消沉、迷茫、无助与恐慌……更多敏感的事件，就不在此一一赘述了。这，就是我这个体制外异见作家，之于稿酬的血泪证词。

 文艺复兴将呼啸而来

 我相信，终有一日，类似我这样的人，将光明正大“无删节”地抬头于中国大陆，且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而那时，我已是平凡寻常之极。一个自由言说的时代会真正来到中国，民间维权或者民主运动，NGO组织活跃接力，信仰此教或那教，追随此公或那君，都是日常所见，稀松平常，无甚敏感。届时，我不会因敢言而知名，不会因过气而寂寞；届时，类似韩寒今日的文艺复兴色彩的杂志，及李怀尧未能办成的《新青年》，就更是沿街四处，处处皆有。一切都将从不正常变为正常，从扭曲中搬正，从丧失中据有。

 那样一个时代，更多颗勇敢的心会闪耀，人民将有更多的选择，不再害怕因言治罪，不再害怕异见无处发声。并且，在那个时代，类似今天我这样的人，也不必过得那么窘迫，那么可悲，那么边缘和底层，只因这一个个平台都是公平的，只要你有实力，你便站上去，而不必顾虑自己是何出身，是何背景。那样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似已听到它震耳欲聋的喊声，它已向我、向你、向他呼啸而来，穿透这五千年黑极了、闷极了的夜，给人民带来久违多年的觉醒与从未见过的光明。

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批判血腥的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的共产革命正是恐怖革命的发扬，中共六十年更是用白骨堆起的傑作。

中共建政六十年，引起人们总结这场革命给中国的创伤，进而也探讨近代人类的一切「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列宁的十月革命，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这一路以建造「新社会」为目标的乌托邦，究竟给人类带来了甚么？

探讨大革命的理论书很多，但文学家通过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对革命的理解表达得更生动、更准确。十九世纪的四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虽然他们的经历大相径庭，所写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们不约而同都对无视生命本身、践踏人道情怀的「革命」持负面看法。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显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来之前，就有预感和恐惧。他们之所以能对「革命」有更准确的把握，是因为他们衡量对错的标准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必须让位於人道情怀，人道主义的光芒高於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义精神推向极致的精品。

人道情怀高於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个：忠於国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残忍的革命军政委，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但关键的角色，却是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三个孩子开篇就出现，结尾时更被瞩目。三个弱小的生命，支撑起几个高大的、闪烁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形象。最后人道主义战胜一切，赢得最后的胜利。

《九三年》开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个革命军和一个村妇的对话。军人问：「你是甚么政见？你是和蓝军在一起？还是和白军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妇告诉军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杀害了。「谁杀了他？是蓝军还是白军？」「是子弹杀了他。」

《九三年》里英雄的最伟大壮举，是救了这个甚么政治也不懂的村妇的三个孩子。在书的结尾，这三个孩子被大火包围，本已逃脱革命军包围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个孩子，宁可自己被捕、上断头台；那个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认为，老伯爵的行为代表人道，代表无辜，所以把他放了，结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养育他成长的老师）送上了断头台；而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爱的弟子送上断头台之后，革命政委自己举枪自尽。

孩子比革命更重要

这本书实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义的旗帜高扬到高於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同时，把人性的潜能提高到近乎耶苏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使几百年来任何国家为了种种意识形态──均贫富、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践踏具体生命的革命者们，卑微到无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类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孩子和革命哪个重要？生命和政治哪个宝贵？雨果的结论是：人道高於革命，仁慈重於意识形态。人、人性、人道、这些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个无辜的生命面前，没有蓝军、白军，没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酝酿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谓他一生思想的结晶。书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也是红色恐怖进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这是革命关键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国王手下的将军「老伯爵」在法国旺代地区率众起义，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党派共和军去「平乱」。

围绕描写起义与平乱，雨果提出对革命的总体看法。首先，他认为，大革命是对国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国王和老伯爵庄园的「塔楼」代表法国十几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是君权、特权、神权的结合。这种土地上，洒过太多的鲜血和眼泪，埋有太多的屍骨和罪恶；於是「凶险的树在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复仇者最后冒出来，暴怒地对「塔楼」说，「我是你的女儿」｜｜它就是「断头台」！

其次，在雨果看来，君主制虽有严重问题，甚至罪恶，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大革命更可怕，因为它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如果说国王政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瘤」，那么大革命就是「一把斧头」，它乱杀乱砍，溅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盖棺论定说，「断头台就是大革命」，对其痛恨至极！

雨果在书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恶：「你们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教士，踢倒圣坛，粉碎上帝；你们只会破坏、粉碎、摧残、毁灭，心安理得地充当残暴的野兽……你们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了！」

毛泽东们从法国大革命获得灵感

这种革命是高举「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义、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的。曾在巴黎街头看过断头台斩首场面的托尔斯泰说，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丑陋、凶残、令人作呕的机器。雨果则在《九三年》中写道，「这个怪物这么丑陋，卑劣和渺小……这个丑怪的东西就是断头台。」在大革命发生的几年之内，就有六万个头颅，在断头台落地。最具嘲讽意义，最表明其残暴本质的是：其中二百四十六人是曾判过别人上断头台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残忍的断头台，为后来斯大林的红色屠杀、毛泽东的共产暴政、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提供了样板。美国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说，斯大林最欣赏的就是《九三年》中那个冷酷、残忍、极端忠於革命价值观的原为教士的共和军政委西穆尔登，他在乔治亚当学生时看了这本书，后来把名字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开始革命。

斯大林、毛泽东们戕害异己的党内斗争和清洗，也是从法国大革命获得灵感。雨果在书中描绘了革命领袖的倾轧、阴险、刻毒和残忍。在巴黎的革命议会里，「大家互相辱?：阴谋家！杀人犯！叛徒！互相检举、殴打、诅咒、挑战；彼此怒目而视；挥舞着拳头，微露出手枪，半抽出匕首。」罗伯斯庇尔眼睛盯着丹东，「瞄准对象就发动闪电式的攻击，很愤慨地爆发出一大堆充满不祥字眼的话：我们认识那些阴谋家，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议会里。」丹东则叫喊，「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妒忌而杀死自己的弟弟）隐藏在仇恨里，现在跳出来了，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而马拉则威胁他俩说，「你们耸耸肩膀，脑袋就可能掉下来的。」

中国革命是白骨堆起的傑作

雨果感歎说，「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十八个月可活，丹东十五个月，马拉五个月三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一百年后，布哈林被斯大林处决，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杀，刘少奇被毛泽东害死，邓小平把两个选定的接班人废黜，江泽民和胡锦涛联手把赵紫阳软禁到死，都是这种模式。在这种革命中，没有规矩，没有法律，更没有慈悲，只有弱肉强食，野蛮的丛林部落法则：赢者为王，败者下地狱；谁拿到权力，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须靠暴力统治，必然产生血腥，必然带来恐怖和死亡。

雨果对国王政治是批判的，对大革命是否定的，那么他要怎样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他明确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雨果的小说世界，都是人道情怀赢得最后的胜利。从《悲惨世界》中警长的投河，到《九三年》中军政委的自尽，一腔理想主义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着作中，不仅塑造自始至终汹涌着人道情怀的高大英雄，同时让被法律教条和意识形态毒化的「魔鬼」都无法承受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芒。

回首中国六十年的革命，正是一部典型的，把雨果高扬的人道主义踩在脚下、灭到深渊的、用白骨堆起的傑作。

　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於美国

都是同行。很高兴有机会向大家请教。

思想文化欠债

有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是不是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类一笔大债？前一段都在聊，说中国要作为大国崛起。有些法国的报刊就说，你中国不是一个思想输出国，现在还要向人家学习，谈什么大国。我认为他们讲的是实话、真话。百年来中国没有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大思想家，能够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国的历史那么曲折，全世界很多社会改革方案都到中国来实验。再加上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胆子很大，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实验；到后来邓小平扭转了历史行程，又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变化里面，我想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需要从中上升到理论。但这个工作应该讲做得很差，没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学术成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学界，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人类欠债。这个总结工作必须做；不然的话很可能重蹈覆辙。当然不一定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会有很多类似的错误出现。

面对这个任务，广东人文社会科学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很难讲。虽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但是学术上应该讲是比较后进的地方，左的势力很大，守旧的东西很多，真真正正敢开拓的很少见。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轻的学者们。我抛砖引玉提出问题。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主要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提出这个报告的原因，还在于最近看了一些东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惊，老在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些玩艺？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国社会在进步，多元的观点可以发表，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观点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这是完全出乎预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发表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几篇文章，值得找来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强世功写的。他提出“中国宪政的特色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主席制”，一看题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请注意，这里讨论的是宪政问题，不是讨论什么人可以领导党政军。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这是现代宪政和法学常识。各国宪政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学者，你说我要推翻现代宪政理论，得拿出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来。要另外建一个宪政和法学理论体系，非常伟大，应该热烈欢迎，期待他做出这样的贡献。但是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在中国讲主席领导下三位一体，一点也不新鲜，不过是明目张胆恢复改革开放以前的个人凌驾于集体以上的体制。这不是要把国家主席推到炉火上烤吗？理论上站得住吗？实践上会带来什么后果？堂堂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提出这样的理论，我感到很震惊。

中国学术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几个比较大的争议提出一些意见，也许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首先，什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

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以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现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先导。这个定义蕴含三点要义：1.中国传统社会无力自行转化为现代社会。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结合，促成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

过去流行一个观点，假如没有外敌入侵，中国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论断已被历史事实否定了。上一世纪五零年代开始，为了“注经”吧，很多历史学家起劲地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参与的人很多，出了好多书，不少人靠这个评上了教授。不幸，从整体看绝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费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冲破思想牢笼，没有认真研究中西社会差别，也没有认真读马、恩。

马克思老早就讲过，作为资本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在古代社会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国先秦殷商，就有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但一个传统社会要转变为现代社会或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简单的经济成份问题，而是社会条件允许不允许把这些经济因素转变为完整的现代社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分封制，没有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众多因素结合起来，它不可能自行转化为一个现代社会。这个论断首先是由顾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会像顾准那样思考问题，比较中西社会，学术方向搞错了。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前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这样讲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对现实。

中国传统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现在还在起作用，比如中医，而且它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又比如中国史学典籍的丰富，中国诗词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国家很难比美的。又如独特的思想资源，丰富的伦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从理论思维领域，中国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轴心时代——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大致相当于古希腊。中国有没有政治学的观点？有，各种各样治国安邦的主张都有，但我们没有出现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完整的理论。我国古代数学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实际运算，没有上升为完整理论。我们没有《几何原本》那样完整的几何学。中国有逻辑思想的萌芽，一些学者还在《墨子》里面寻找中国逻辑学的起源，但是有一条学术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国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孟子他们论证问题就是不讲逻辑的。例如：“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1]一下子就下结论：这是无父无君，没有逻辑论证过程。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我国知识阶层无需接受的数学教育；数学、天文，是少数人的专门学问。西方中世纪讲七艺，是知识层一定要学的，其中一项就辩论，实际上是逻辑课程。他们有数学课，有法律课，这在中国的古代教育里面都是没有的。为什么后来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那跟我们的教育传统有关系。

古代落后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后了。承不承认？作为学者面对这些事实，不能不承认。它不是价值判断问题。世界上所有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某一个方面，文化成就和学术，不能讲就没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纪，英国革命爆发了。恰恰这个时候满清入关，1644年，同一个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国。大家分道扬镖，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纪三个大革命中诞生的三个文件很重要。英国革命的《权利请愿书》；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大革命继承、总结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共十七条，西方有的学者提出它有这点、那点不足，我认为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东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这个结论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无罪推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等。这些有什么不对？这三大文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珍贵成果。

为什么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过去说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但现在史学界多数人同意的结论是相反的。正是因为英国确立了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才提供了产业革命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说得好：

“产业革命的技术不是出现在结构变迁以前，而是在其之后。尽管火药、指南针、优良的船舶设计、印刷术和纸张在西欧的扩张中起了作用，但结果却很不相同。与产业革命相联系的技术变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产权，以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2]

产权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经济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那样的环境推动了产业革命。用另一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话来说是：

“英国人在18世纪所享有的无可争议的个人自由造就了一种空前的物质繁荣”。[3]

个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人的切身经验也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无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扩大了公民的经济自由。上述三个大革命产生的三个文件内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诉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们有没有差距？我们为什么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追求富强始终受到挫折？说到底是强大的封闭堡垒，思想和制度的堡垒，不愿意接受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继续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争论非常激烈：人类往何处去？苏联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答案，过去认为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阶段，现在看来是一个噩梦。历史证明苏联走的那条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代价非常沉重。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同样是人类的灾难。这些都是事实判断。

面对这两个国家的实践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战同盟国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态认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记者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4]

什么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前两个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思想的结晶。后两个自由，是社会主义实验正面和负面经验的总结。希特勒的种族屠杀是大恐怖，他还搞意识形态恐怖。苏联搞的也是恐怖统治。克格勃怎么监视老百姓众所周知，社会精英包括知识阶层和党政军高级干部被监视、被屠杀触目惊心。罗斯福提倡免于恐惧的自由，是针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实验，对它的负面东西作出回应。社会主义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一定会实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领域都应该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在工人运动的威胁下，俾斯麦德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树。1929年的大危机以后，罗斯福提出不虞匮乏的自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理想是对的，但是路径选择不同，后果有很大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各国政治家和人文、社会学家共同研究，联合国接连制定了几个文件和公约，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7、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在这两个公约上签了字，这就是承认它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中国人应该认真读读《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污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掷地有声！这些话凝聚了历史智慧，每一个公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铭记在心。

这些就构成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是又一个高峰。

回顾人类的历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个人权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难。否则就会造成对国家、特别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损伤。

新文化运动无非就是传播现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分期

广义上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起源于鸦片战争前。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东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的先进文化，不但介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且介绍他们的社会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绍了英国的国会制度、他们的法治。说这些国家有“国之公会”，就是国会；这些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约。为什么要有法治？为什么要有国会？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权，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

此后，不断有西方传教士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耕耘。他们办的《万国公报》成为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国人也做出自己的回应。那个时候，从魏源到王韬，他们都察觉到中国的文明落后了。魏源在《海国图志》的绪论《筹海篇》和按语中都提出这个问题。谈到国家领导人选举的时候，他说我们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国实现了。他还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国家的主张，包括在虎门划出类似特区的一个地区，让外国到那里投资，中国商人也可以在那边办厂；不但办军事工业，还要办民用工业；但是不要官僚过多插手。这些思想都是很先进的。

后来王韬在英国和法国考察，给他亲友的信中认为中国不但科学技术落后了，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后了。实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会状况，比较一下，差距非常明显。

70年代，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传播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但甲午战争前，整个新文化传播工作还处在萌芽阶段，主力是西方传教士。

第二阶段，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前，以严复、康、梁为思想领袖开展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传播新文明的责任从外国的传教士转到中国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战败后，必须回答为什么中国会被日本打败？严复大喝一声，“国贵自主、人贵自由”，国家兴旺不兴旺盛衰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多数思想家没有达到严复的高度，现在很多所谓知识分子，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追求国家独立——国贵自主，没问题，普遍认同。关键是人贵自由。懂不懂得这一条？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义者，就不懂得这一条。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这里讲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孙中山也不懂得这点。他讲中国公民的个人自由太多了，现在要的是国家自由。所谓国家自由是什么呢？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马克思指出，所谓国家自由就是国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权利。真是一针见血。国家有独立问题，但是国家的管理机构——政府不能为所欲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要受到公民诉求的约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贯穿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基本诉求。离开这个基本点就无法理解19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运动——广义的新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基本主张是人权与科学，从它创立开始就讲，两者是车之两轮、人之两翼，后来才将人权变成民主，变成民主与科学。但是即使讲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也讲人权。科学指的是反对迷信，思维方法理性化，是与人的解放相联系的，不是所谓唯科学主义。想想后来俯伏在伟人脚下干了多少荒唐绝伦的事，就不会轻率地嘲笑个性解放了。

第四阶段，1927至1949年。

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以后，知识阶层反抗它的专制统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权论争；40年代以《观察》为代表的思想文化抗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

第五阶段，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过中断，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

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工作。只要承认中国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与《人权请愿书》、《独立宣言》、《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运动就会继续。现在还应该加上一个欧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对国家所处的地位重新思考，欧洲又一次走在全人类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仇恨，以法国、德国、英国三个国家的世代仇恨化解为契机，成立了欧盟。尽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高度。这就是我们的差距，中国人的学习任务还没有完成。

注视当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我们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现在是什么态度呢？能够清醒的认识到这个基本态势没有改变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对来讲，另外一种声音非常尖锐。

比如，这几年甘阳提出一个主张：我们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文明国家，把国家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更具体讲就是要继承三个传统，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非常精彩，要是实现我们都变为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能给中国带来一个现代社会吗？这不用讨论。甘阳是留学回来的，政治学常识应该学过。他提出这个理论，就是向现代政治学挑战。他的这个理论要是成立，整个政治学理论要重写。

一个这样重大的争议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向何处去？

他的主张有理论，有论证。比如他说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认它，另一方面它丢掉了伊斯兰传统，搞得国内也分裂了。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常常是眼界和学术基础受到限制，懂中国历史的不懂世界历史。土耳其的历史是不是他讲的这样的状况？我们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对还是不对，坚持政教分离对还是不对？你光是说它不对不行，要拿出学术成果来。另外他讲，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就讲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华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启超思想走弯路的时期。他要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代表去参与袁世凯的政权，反而被袁世凯利用。最后他起来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凯合作，政治上没有起到反对党的作用，作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参政党，起了粉饰袁世凯统治的作用。他提出这些思想文化主张事先与袁世凯有默契，是为他的政治行为服务的。要拿出东西来证明他这样讲是对民国初年的历史无知。

基于义愤、讨厌他远远不够，要拿出学术的成果证明他的东西不对。

他说要继承三个传统，即几千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统。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传统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传统也要。从他来讲他有他的逻辑，有学术上的挑战。学术界要作出回答。

他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传统就是平等，我们要继承这些。那个时候确实有过很多促进社会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从民国时候就开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国以后成立以后才有的，为什么你不说我继承国民政府的传统呢？要是说有新的内容，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的在哪里呢？经济领域，是计划经济，消灭私有财产，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也没有的，你要继承吗？在政治领域，是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平等是在全面专政的基础上来定义的，这个平等不给敌人，你要吗？谁是敌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来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这个平等你要吗？然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兴无灭资，由少数人控制学术文化。知识阶层中有平等吗？这个东西能够给中国的科学、文化带来繁荣、发展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又有平等吗？所以我认为他是信口开河，是经不起推敲的。

他那个所谓继承三个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再进一步推敲问题就更多了。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为什么要用儒家来定义国家的性质？儒家定义国家的性质在学术上首先是对宪政理论的挑战。用一个民族中的一个流派的思想来定义一个国家，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忽视。例如一些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带来的是社会的动荡、教派的纷争，要不要走向这样的道路？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以汉族的传统文化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那么，藏族文化和汉族不同，所以藏独分子提出要单独立国，新疆少数人要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岂不是有理了吗？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主张。

他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它的“亲情”。太有趣了！哪一个民族不讲亲情？甘阳不是说要从西方思想解放出来吗？离开来自西方的现代法治观念讲亲情会带来什么？睁开眼睛看看陈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随者吧！看看我们周围的太子、大少、衙内和大小官员的亲友故旧怎样以权谋私吧！

但是诸如此类的主张提出来以后，没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开批评。这些主张同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立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国家，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争论里面提出的很多问题，不但来自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而且来自自由派内部。多年来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这个观点是威斯康辛大学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创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传入中国，当时有两个学者写文章批判他，一个是王元化，还有一个是袁伟时。后来王元化先生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伟时则顽固不化，连续写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辩论。现在有些朋友继续提出这个问题，有道理吗？这里面有很复杂的理论，牵扯到很多学术问题。

首先从历史事实来讲，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起源是义和团。用暴力摧毁文化，是从义和团开始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不管一些人的意见是对还是不对，它是多元的，进行的方式是自由讨论，没有政府权力或社会暴力夹杂在里面。它的主张对还是不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开拓了学术文化和言论自由的制度环境，拓展了自由空间。文化是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自然更替中向前发展的。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没有人听他的。

再从实践后果来看看新文化运动。它唯一和权力结合的是通过全国教育会议的讨论，建议小学要以白话文为基本教材，政府接纳了这个建议。这是功德无量的成果。除了这个成果以外，各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发展的契机，带来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有文学艺术的大发展。说中国文化到这里就断裂了，没那么回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硕果累累。而各种传统文化究竟是继续活在日常生活中，还是逐步成为只有研究者感兴趣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典藏，只要没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选择带来的趋势，恐怕任何人都难以扭转。

但是有很多学术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带来灾难？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随着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变革。任何国家的社会变革、政治变革都是以思想为先导的。没有启蒙，没有思想作为先导，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事实。正如哈耶克说的：

“从长远来看，人类的事务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会成为明天的信条。”[5]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推动思想变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么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梁启超、鲁迅他们提出要个性解放，要改造国民性，这些朋友认为都错了。

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思想家、学者提出的主张是推动中国思想文化正常变革、正常更新。没有先驱们反复呼吁，会有婚姻自由吗？有男女平等吗？这些都是以思想变革为基础的。

所谓改造国民性实质是推动中国文化从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让中国人成长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内容无可挑剔。

进行的方式是自由呼吁，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与强迫进行思想改造风马牛不相及，更与“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专政”背道而驰。

第三。哈耶克提出启蒙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法国的传统，一个是苏格兰的传统。他认为现代社会是自发秩序生长过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这个怎么理解？

先讲自发秩序。我刚才讲到中国按照它的社会结构，不可能自发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哈耶克自己就说：

“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在贯彻保护公认的个人私生活领域的公正行为普遍原则的情况下，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几乎还没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个世界——拒绝保护个人私生活领域的社会，离开思想文化的改造，离开外来思想的浸润，显然不可能自发产生自由秩序。这是中国启蒙——新文化运动必要和艰难的现实基础。

进一步要讨论对英法不同的启蒙传统怎么看？我认为哈耶克论断忽视了两国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复杂的，而且思想没有国界，即使在信息传播比较缓慢的年代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英法两个近邻更是如此。法国和英国两个传统是互相交叉的，法国有过很多很极端的东西，英国则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张一样是空想的。

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1516年发表《乌托邦》一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实行高度集中计划，把恐怖统治神圣化，是后来一切政治意识形态所不及的。”“国内政策是以一种神圣的恐怖来推行的，至于政治讨论只有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方能容许。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19、20世纪的其他革命灵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7]

至于孟德斯鸠受英国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的。他写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灵感都来自对英国制度的考察。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也反映了他对英国的深刻认识。1789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公民权和人权宣言》则继承了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成果，并且是在美国驻法公使杰斐逊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认为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国人吸取历史教训，避免中国社会再度动荡，但没有注意到历史实际。

法国大革命伴随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差别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光是在巴黎就杀了17000人，另外一个数字是全国40000人被杀，当时法国的人口2600万。英国革命过程相砍相杀，从1640年革命爆发到1688年光荣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万人丧生，当时英国人口是450万。无论杀人的绝对数还是占人口总数的比例，都远远超出法国大革命。朱学勤教授认为接受英国传统就不会出现人类的灾祸，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英国革命同样是血腥的。

一个是历史实际，再一个是进入到理论层次，值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入思考。为什么很多人类文明的成就、正确的原则，结果带来的是恐怖。法国大革命有《公民权和人权宣言》，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血腥屠杀，假自由的名义剥夺自由。这不是由于他的原则不对，启蒙者的主张不对，而是另有原因，我们需要作出答复。

雅各宾专政原因在哪里？一种政治势力的理想对，但是道路不对，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任何民族都有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野蛮到文明标志在哪里？

英国光荣革命以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以后，实行法治了，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

法国1789年革命，社会一直稳定不下来，到1799年拿坡仑专制结束了这个混乱的局面，但是整个国家还没有稳定下来，一直到1870年后才稳定，花了80多年。这是经验积累过程，也是摸索国家机关如何合理建构的过程。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带来灾难。雅各宾俱乐部，克伦威尔，拿破仑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进入了革命和战争时期。稳定是从文化革命结束后开始的，跟法国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这些需要我们在学术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所有的国家逐渐告别野蛮、转化为现代社会都是长期复杂的过程，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那个国家能不能确立法治；所有的社会矛盾、民族的冲突要通过法治途径解决。人有反抗压迫包括革命的权利，在历史的一定阶段是合理的，但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以后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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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子·滕文公下》。

[2]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6页。

[3]哈耶克：<自由社会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第27页。

[5]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代序第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北京版。

[6]哈耶克：<自由社会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页。

[7]弗里德里希·希尔著，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页。

一

座落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很注意统计各国的出版数字，说这是“各国生活标准，教育，民族自觉的重要指标”，这就说的太严重，我们只说“喜欢书的程度”吧，文章做的太大，会让人头晕。各种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反而让人怀疑其精确程度。所以本文只谈印象，说到书，印象可能比精确统计更加重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1997版）的统计年鉴，登录的数字是1995年。此年中国出书十万九百五十一种，而英国却是十万一千七百六十四种，稍多于中国。全世界仅此两个国家出书过十万种。

可以说在出书上，英国与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两大领袖。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与英国出书并列于十万种，往下就差得很远：德国七万种，美国六万种，法国三万种。从那以后，一时中国超过了英国，每年出书逼近二十万种。但是进入21世纪，情况似乎翻了过来，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每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出版数字中，新书比例一直是60%左右，重印经典古籍当然是好事，但是读新书也是人民“文化自觉”的必要。

看一下每年出版新书的数字，那么近年英国又成为世界第一书国：2005年英国出版新书（new titles）二十万种；美国十七万种，居第二；中国在第三位，十三万六千种。如果考虑到英文书籍常有英美两种版本，可能有部分重复，至少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中国把世界第一书国的地位又让给了英国。

这是绝对数字。往人口一平均，就是另一幅图景了。英国每五百五十人印书一种，德国一千五十人印书一种，法国一千六百人印书一种，美国每四千人印书一种，中国每一万两千人印书一种。也就是说，每年读者需要的印书种类，英国读者比德国读者多一倍，比法国读者多二倍，比美国读者多几乎七倍，比中国读者多二十倍。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算法不对：英国的前殖民地，还在买英国的书，德国书中国书都难以出口。这有点道理。但出口只能增加印数，表明人口读书欲望的，是种数：种数越多越赔钱。

二

当然无法统计，书多少次被读。每年二十万种书，就是每天出版五百多种，谁也没有本事每天浏览五百本书的书目，所以印书不是读书。

不过旧书店多了，一本就顶几本，超过纯印数。所以，值得看一下英国人如何读旧书。

喜欢英文旧书，值得来伦敦。市中心旧书店星罗棋布，各有专司。市中心区的切林十字大街，竟是一条旧书店街，你就想象琉璃厂搬上了长安街就是了。有的旧书店奇大无比，全部按作者姓名排列，因为知道买旧书的爱书者，都是追着他们心爱的作家而来，在这里找书比图书馆都方便。有本小说《切林十字大街四十八号》，说的是一个纽约的爱书女士，所要的书只有到这家旧书店邮购才能买到。与书店老板通信多年，感情就从书晕染开去，来了一场旧书中的柏拉图。最后女士找到伦敦，旧书店老板却去世了，旧书店拍卖了：人走书空，令人伤怀。如此一本几乎无情节可言的书信体小说，得到如此浪漫感情的男人，竟然是个职业最无聊最没劲的旧书店老板，而且这本小说竟然拍成电影，而且除了我，还有不少人喜欢！

不过最让人惊奇的，是威尔士的一个小镇，名称有趣，叫歪河嘿镇（Hay-on-Wye）。此镇在威尔士东北山区，不通铁路。从伦敦开车单程要六七个小时，当天别想回来。从高速公路转进山间盘盘旋旋的窄路，两边只见牛羊，最后在绿水青山中，一个小城，全部人口怕只有千人。洁洁净净的街巷，酒吧野趣，山上有废堡，古色峨然。英伦三国，最好看的就是这种小镇，但是名镇数百，哪儿轮得上它？

1960年代初，有位布斯先生忽生奇想，买下一个废农具厂，改成一个巨大的旧书店。又有人改建电影院，打了四层地板。此镇变成一个旧书城，总共一条街，陆续开了三十八家旧书店，还有一家开在山上古堡里。最大的一家，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旧书店，存书四十万本，干脆是个图书馆。不同的是在此地看书，老让人掂量口袋，掂量放纵占有欲到什么程度。

当然就得分类。“中国”这个题材，就有三书架。至于言情，色情，同性恋，侦探，庭审，历史，科幻，魔幻等“类型书”，自然各有发烧读者。不入类的“一般小说”，占了整整一层。与我一起去的，是一位作家，走出店门后，失魂落魄，说是从来没有想到有若许多小说被人写出来，印出来，买进家里，卖到此地。辛苦经年，出版时真是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到此才知不过是恒河沙数之一，何必再尽毕生之力供应旧书货源？

作家也太容易颓唐。我也在纳闷，不过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开车那么远，来此地看旧书？到该找旅馆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就像求签问卦要上峨嵋山，一个道理。这是一种特色旅游业，满镇不是旧书店，就是小旅馆。环境之绿，似乎买了书，就沾了一点儿山水。

每年夏天，此地还开历时十天的文学节，借本地小学操场，搭大棚组织上百场作家演讲，爱书者排长队等签字，到此时连附近农庄都腾房办旅馆，牧羊人开临时出租车。慕名而来的读者过万。这个生意经，点子还真不错。

话又说回来，或许只有在英国，才能做这种“旧书城”的生意经。我到过的西方国家，数英国人最喜欢读书。

三

另外一种估计读书（而不是仅仅买书摆架子）情况的，是图书馆。图书馆是唯一“一本书多人读”的地方。

我曾经住在北京东北的望京“小区”，此处号称三十万居民。据说还不是一般居民区：教师，艺术家，书人（作家、记者、编辑、书商），远远超出北京全市比例。北京本来就多这三类人，在文化首都中，此处居民文化更高，那么望京真是“来住无白丁”了。无怪乎规划建造“望京好莱坞”电影院，望京宜家城，望京宠物乐园……

但是没有一个规划者想到一所公共图书馆。整个望京，几乎没有一家象样的书店。至于公共图书馆，整个北京，东半边的人，要看书报，到首都图书馆；西半边的人，到北京图书馆。起个大早来回打了八十元的出租，能否看到要看的书，各位读者经验丰富，抗议文字已经写了半个世纪，豪华的图书馆实为藏书楼，说了没用就不说了。

八年前在英国，我必须搬家，挑的地方，首先想靠地铁交通方便，还想离公共图书馆近一些，看书看报方便。幸亏，这点容易办到。伦敦有三十六个区，平均每个区有八个公共图书馆，因此有二百八十八家公共图书馆。至于大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都是供研究用的，居民看书报不会去那里。我就近挑个象样的公共图书馆，有四层楼，分别陈列书籍报刊，地方史资料，音响录象，电脑终端。

英国报刊最近指责图书馆“方向错误”：来图书馆的人不断增加，借书人数量却连年下降，来图书馆借录象，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多。舆论认为，图书馆读者减少，对人口素质不利。

必须承认，这是有图书馆可去时，才能发的牢骚。住在北京，从望京到和平里，几十里绵延不断锦绣般光灿灿商场大楼，就是没有找到一家公共图书馆，让我无法对管理员的进书趣味挑剔一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公布的各国公共图书馆统计。这份统计一向延迟过久，最近的是1998年。数字是各国自己提供的，联合国无法核实。而且不全，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向来不屑于向联合国提供数字，只能从缺。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在公共图书馆数字上，似乎没有谎报。各国数字天差地别，但是我化了点功夫，用人口总数一平均，却看出规律井然。

从我喜欢但又痛恨的英国图书馆谈起：英国上报，有公共图书馆五千一百八十三所。也就是说，每一万居民，有一家图书馆。这个水平看来是全世界中等。加拿大等许多英语国家，与此相仿。

比较爱读书的，似乎是日尔曼语国家：德国每六千六百人有一所；芬兰五千人；奥地利四千人；挪威四千人；瑞士三千人。看来瑞士最出色。

拉丁民族好玩乐，果然每两万两千名法国人，享用一所公共图书馆，每两万六千意大利人一所。他们都去看戏看歌剧了，文化生活也算丰富。

其他地方就惨了。不过发展中国家，先要喂饱肚子，总不至于外援或贷款用来买书。公共图书馆不是文化产业，是要各级政府财政支持的公益事业。有的国家公共图书馆才个位数，堂堂中华不应当跟他们比。此文就不再引用此种悲观数字。

图书馆不能收钱，相反，公共图书馆必须付借用费给作者。

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公共图书馆，报的数字是两千六百所（1998年），是经济上中等水平英国的一半。但是用十三亿人口来平均，中国五十万人分到一所公共图书馆。五十万人，是一个县的平均人口。一个县过去往往保持一所图书馆，这个数字看来似乎准确得出奇。

但是知识人最集中的望京三十万人，没有一所图书馆，文化首都北京，东半边八百万人，分享一所首都图书馆。难道全国各地，图书馆密度比北京多八倍？这公平吗？我只能怀疑两千六百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各县的图书馆依然在否？

大部分人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想读书的人，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然属于一个公家文化单位，那里总有个资料图书馆可供使用。这个简单的假设，已经非常不符合目前社会情况。望京的知识分子，多的是“自由职业者”，靠得是自己的藏书。但是这“自力更生”日子，总有过不下去的时候。

我在这里写这篇文字，看来是区区小事。文化正在欣欣向荣地产业化，政府凭什么要花钱满足居民中的书呆子？但是从我上面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公共图书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民众无处读书，无需读书，无书可读，似乎也不必读书，这样我们如何成为21世纪的主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上，我们的东邻日本，不知为什么没有上报公共图书馆数字。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主人公，一个逃离家庭的少年，在一个海边小城的图书馆找到藏身之地，两个图书管理员，一个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端庄的女图书馆长，爱上他，最后竟然是他从小散失的母亲；而一个文盲白痴通灵者，在图书馆看到通往地狱或天堂的入口。

发生在此小城图书馆的这些事，我始终摸不着头脑。但是村上春树很懂得日本读者，或许日本人就是觉得图书馆怪怪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小说的有趣故事，从来不发生在图书馆里。近日的电影《恋爱中的宝贝》，被评为幻觉镜头太多。其中有个老头死在书架下，却是他自己的藏书室。可见，我们再幻想，也没法脱离实际。

我希望北京有更多的公共图书馆，哪怕不发生奇迹，哪怕只让我们翻翻书报，幻想离家出走，遇到奇迹。

四

有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先前调查“国民读书习惯”时，那些对“去年你读过几本书”作了尴尬回答的人，给的理由，一般都是“忙不过来”，“没有时间”。但是前两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答复，大多是年龄不大的人给的：“我一看书就头晕。”为了健康而不读书，更是理由十足。

而且，他还告诉我，真有人走进书店或图书馆，看到一排排书架，就感到心口不适，呼吸憋气，需要赶快奔出去，以免晕倒。

我觉得这个情况很严重，所以特地在此报告医学界，请他们注意：“晕书综合症”听说是全球性的，却在中国蔓延扩展速度特别快。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扩散迅疾，不得不引起警惕。从粗浅的观察来看，男性似乎比女性比例大，但是确切的统计数字尚未收集到，不便贸然下断语。

得此病的青少年，或许是被中国特色的成堆教科书和教辅材料气昏了头脑，看到文字就恼火。强迫读这些东西之余，除了QQ和MSN，除了网上的“浅阅读”，报上的明星八卦，其他什么书都不想读。

这个病在中国造成的危害很惊人，据调查，中国公民每年平均阅读量为零点七本书，日本为四本，韩国七本，法国十一本。当然，“晕书症”在那些国家也是存在的，只是范围小得多。

在这个后现代，据说文化已经混成一片的，没有什么文化层次之分，雅俗之分，全球化把各国文化都变成一个“奇观狂欢节”。有不少文化学家说，这是时代病，图象时代，影视时代，全世界的人，都离书本越来越远。也有人说：知识结构正在改变，不读书不等于没有知识。我这里倒是有个数字：中国人有“读书习惯”的，从几年前的7%，降到2004年5%.而英国有“读书习惯”的，从1977年的54%，升到2002年的65%.

理论家妙笔生花的宏论，实际上掩盖了一个可怕的文化等级分野，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等级分野。

首先，各个国家之间，读书习惯差别很大。联合国在世界五百强企业家读书调查，日本企业家一年读书五十本，中国企业家一年读书半本，差一百倍。中国企业家读书之多，竟然是全中国人民的平均数，看来在中国，真是什么人都能当老板。正当联想收购IBM，南汽收购罗孚，百度胜利进军纳指，中国企业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时，这个读书统计，让人担忧中国资本的进军，会不会一路顺利到底。

在每个社会，读书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阶层性：2002年英国统计，四分之一人读书五本以下，半数人读书五本以上，有四分之一，读书二十本以上，两极分化严重。美国NEA调查，美国人中，有“读书习惯”的，全国平均为38%，但是南美裔移民中，只有26.5%.这个调查还指出，有读书习惯的阶层，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参加体育运动，比例超出没有读书习惯的二至三倍。

读不读书，标志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大量统计资料证明。据很多后现代文化学家说，当代社会，是一个普遍“感性商品化”的社会，上层要保持上层品位，就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高香水的号牌，香槟的品牌，手提包的价格。我看这些文化学家有点糊涂：读书与知识范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阶层指标，而且这个格调区分“间隔”正在越拉越大。

我知道，抽象地谈“开卷有益”，已经说服不了当今的年轻人。但是我有一则有趣的社会统计，可以让中国舒舒服服患“晕书症”的男性青年，吓得坐起来认真听一下：英国《泰晤士报》2004年6月7日报道，企鹅出版公司研究部调查两千位妇女，85%认为，聊天闲谈或正儿八经谈情说爱的男人，如果大谈读过的书，这种男人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让她们“感到爱慕”。或许，这是医治中国青少年“晕书症”流传的唯一妙方。

大英帝国没有了，大英书国却还在。在这个全人类越来越不读书的时代，大英书国还是可以傲视世界的。至少，英国女士的读书趣味，会影响两个男人：想成为她丈夫的人，不得不成为她儿子的人。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读书传统承传的可能。

果敢究竟在什么地方？

大概是从十几年前开始，中国的毒品泛滥，世界各国的缉毒行动也聚焦到中国云南地区，毒源是在与云南省镇康县毗邻的缅甸果敢地区，那是金三角最北的一角。近日“果敢”又开始扬名。缅甸政府军把“果敢民主民族同盟军”和它的领袖彭家声赶出了果敢，数万民众逃进中国。果敢是讲中国话、用人民币的地方，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果敢究竟在什么地方？

果敢面积两千七百平方公里，成东西宽二十五公里、南北长五十公里的矩形，怒江的下游萨尔温江是它的北界和西界，江北是中国德洪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江西是缅甸掸邦，身为“掸邦第一特区”的果敢东边与云南镇康县相连，南边与“掸邦第二特区”佤邦隔南定河相望。那里交通闭塞、山峦叠嶂，人口大约十五万，是一个人口密度不高的地方。

缅甸最大的少数民族“掸族”就是中国的傣族，次大的“克钦族”就是景颇族，因此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是缅甸的两个重要的邦，它们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而且还有独立的倾向。果敢的居民大多是汉人，在缅甸也叫“果敢族”。果敢在掸邦的东北角，果敢族还是掸邦中的少数民族，仰光政府的管辖能力鞭长莫及，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都非常複杂.

云南汉族常说祖先是明朝开国时从南京去戌边的，果敢汉族则说祖先是随一个明朝皇帝逃到那里去的。“果敢”本是当地的一个山名Kokang，本义已无人知晓，当地人按“水果勇敢”把它译成英文的Fruit Daring，就像说英国是“英雄的国家”、法国是“法律的国家”一样，实在非常荒谬。

周恩来卖国的铁证

十九世纪英属印度并吞缅甸前，缅甸王朝和中国云南行省之间有一大堆归属不甚确定的土邦，他们既向满清政府，可能也向缅甸王朝贡献方物，果敢就是一个扬姓土司的地盘.根据这些朝贡的记载，就把亲疏有别、甚至几面朝贡的土邦统统说成是中国的领土，当然会发生谬误，但中国封建皇朝历来是这样认为的。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英属印度当局藉口保护一个英商木材公司，出兵佔领缅甸王城曼德拉，俘虏了缅王锡保。一八八六年元旦，英印当局照会清政府，宣佈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英国在缅甸的主权，双方承诺派员勘定中缅边界。

中缅勘界工作进行了几十年，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仍然存在北段、中段和南段三大争议，北段是克钦邦北部的归属，南段即萨尔温江以东的佤邦的归属。当时周恩来主事划界，他口头上是“互惠互利”，实际上是“予取予求”，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英国人的边界主张，即便中国人民解放军佔领的佤邦地区，亦於一九五六年自动放弃，而缅甸军队至今也进不去，以致那里成了世界毒瘤“金三角”的一部分。

“世界毒枭的摇篮”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远征军九十三师曾在果敢滞留，一些有黄埔背景的军人在土司办的“新城进修班”授过徒，一九四八年该班毕业生中有罗星汉和彭家声等人，罗星汉后来是世界级大毒枭，彭家声则是货真价实的果敢王，另一个世界级大毒枭坤沙（张奇夫）也从掸邦赶来新城留学，果敢真不愧为“世界毒枭的摇篮”。

十九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就开始利用果敢人种植鸦片，这就是祸害世界的“金三角”之始。果敢人有中国人的谋略，黑社会的义气，还有在“果敢黄埔”里学来的武术，出几个罗星汉、张奇夫之类的毒品社会魁首，是不足为怪的。

罗星汉开始是靠一连缅甸军队的帮助，取代国民党军残部，控制了“金三角”的毒品交易。六十年代初，缅甸军人奈温赶走文人吴努，罗星汉又夥同军政府，赶走了反抗军政府的土司杨振声。

彭家声一九三一年生，祖父是落户在果敢的四川人，他十八岁就在杨土司的自卫队里当分队长，后来当上副大队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土司杨振声出走后，彭家声赋闲在家，但罗星汉引来的缅军军风极坏，果敢地方盗贼蜂起，於是彭家声组织了一支几十人的“人民革命军”来维持秩序。

缅共临死前的“南泥湾”

一九六五年，罗星汉把彭家声的武装赶出果敢。彭家声避入中国后，曾三度去北京见到缅共领袖德钦巴登顶，中共要他接受缅共的领导，起初他坚决拒绝，后来在“逐客令”下不得不就范。一九六八年彭家声就任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属下改编成缅共人民军四○四部队，缅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阳光担任该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临沧军分区派一百名干部管训这支部队，是年就把缅甸政府军赶过萨尔温江。

缅共在缅甸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原因是土改镇反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民众大量外逃，因此缅甸人民对共产党如闻虎而色变。缅共东北军区收容了大批中国知识青年，干部大多又在重庆受过五十四军的训练，中国方面不仅供应军械后勤，而且还派有军事顾问参与指挥.一九六八年初该部在中国境内练成后，於瑞丽、潞西附近进入缅甸，后有果敢军和佤族军加入，遂成缅共最有战力的单位。

毛泽东死后，中国国内经济几近崩溃，邓小平带头破灭了“共产主义理想”。一九七八年柬共失败，邓小平决定“惩罚越南”，为了获得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支持，他承诺停止对各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一九八○年中共要人乔石会见缅共中央代表团，宣佈将逐步减少并於一九八五年全部停止对缅共的支援。这个消息传到缅共内部，士气顿时瓦解，东北军区大批干部开始贩毒，果敢和佤邦就成了缅共临死前的“南泥湾”。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日，“以毒养军”的彭家声率部脱离缅共，成立“果敢民主民族同盟军”，并与缅甸政府实现和解，实行自治，那时他已经在世界十大毒枭榜上有名。同年四月十七日，佤邦赵尼来、鲍有祥响应彭家声，率部队脱离缅共，还将缅共中央机关礼送中国，不予加害。缅甸共产主义运动从此结束。

邻邦的“统一大业”触神经

一九九二年，彭家声在果敢的权力曾经被部属杨茂良、杨茂安兄弟篡夺，二杨是来自云南临沧地区的知青，担任过缅共东北军区的干部，在二杨掌握果敢的几年中，自果敢向云南渗透的毒品，佔云南缉获的毒品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因此中国政府为之震怒，而二杨的亲属也参与贩毒，弟弟杨茂贤被云南警方拿获处决.

一九九五年彭家声夺回权力，但是缅甸政府军在杨茂良、杨茂安的帮助下，乘机渡过萨尔温江，佔领了果敢的交通要冲和军事要地。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有缅甸政府代表参与的“果敢临时政府”成立，从那时侯开始缅甸政府军就没有从果敢撤走过，不过双方相安无事。

自一九九六年以来，世界十大毒枭之一的彭家声，一心积极想改变果敢的毒窟恶名，联合国粮食署和中国方面都给予大力帮助，但至今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计划无一顺利，相反发展赌业却颇有成绩，处於穷山僻壤间的果敢似乎永远没有正道可行，惟“烟赌”二字可作可为。

这次缅甸政府军剿除人数仅两千的“果敢民主民族同盟军”，没有化雷霆万钧的力气，也没有罗织什么“禁烟禁赌”理由，因为这是缅甸政府的主权；而今日之中共已非昔日之中共，彭家声亦非往日之缅共，同盟军逃进中国当然是可以的，但要想打回果敢老家却不是那么方便的事情了。

近日，又听说缅甸政府军出动二十几辆坦克，要讨伐另一个使用人民币的“国中之国”──佤邦。这是在果敢尝到了甜头的缅甸政府军，要在佤邦“宜将剩勇追穷寇”了。如果它能消灭强大的两万佤邦联军，亲美的克钦邦武装恐怕也指日可亡了。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统一大业”，我们都乐观其成，只怕它力有不逮。

反观五十多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将至今还“归属未定”的大片领土无争地赠予他人，实在是真真正正的卖国慷慨了。

二○○九年九月三日

中美两国在通胀方面正在较力，这种较力有类於冷战时期的美苏军备竞赛。从去年十月份开始的美国二○○九财政年度财政赤字将达到两万亿美元（官方预控目标一点八四万亿），到六月底已经突破一万亿；中国二○○九年上半年新增信贷投放七点三七万亿，七月份高企八万亿，全年总量将达到十万亿.依国际经济金融理论分析，一个完全开放的经济体系，其通胀成本大部分通过发行国际债券方式向外国分摊；相反，一个不完全开放的经济体系，其通胀成本大部分由对内增发货币方式向居民分摊。引用中国经济双轨制时期术语来说，美国处於“财政发行”的地位，中国处於“经济发行”的地位。由於中美经济关系的内在特质，中国注定要成为美国通胀后果的主要承担者。

美国倾销债券，中国收购资源

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六月末为二点一三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计值债券一点六万亿，在这一点六万亿中又有八千零一十五亿是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佔中国持有外债的份额高达百分之五十七，佔全部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三十七以上。

为避免美国通胀带来的预期危害，中国必须一手软、一手硬：对美国喊话，要求其保证中国在美投资的安全；利用两万余亿外汇储备中的现汇资产（估计有七千五百亿，约佔全部储备的百分之三十五多一点）积极进口，主要以资源採购为主。其喊话是虚的，是说给全世界听的，因为中国已经被美国国债套住，若胆敢出售持有的百分之一，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九就会严重贬值。所以说，只有积极採购资源，才能稀释美元资产风险.

中国近期以来大规模的全球资源採购，已经说明中国对美元安全性的深度忧虑.如此，至少可以放慢增持美元债券的速度与规模。七月下旬，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巨头已经公开了海外并购目标即实施“美元等於资源加股份”的方略。中石油在伊拉克一个石油竞争项目中，以每桶仅赚两美元的低利战略打败了所有的竞争者。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铁矿资源博弈中渐佔上风，也为“美元换资源”提供了一个大的突破口。

两国各有算盘，维持战略平衡

美国一点八四万亿国债下限与中国十万亿信贷规模，意味着全球至少承担近三点三万亿美元的通胀成本。中美贡献率之比为一比一点三。美国迫使中国经济发行中的多大份额用於购买其财政发行的国债，是个双方无法明言的问题.同样，中国用多少现汇购进口全球资源也是一个无法对全世界公佈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中国在充当美国全球通胀二传手的同时，自己也在加快向全球分摊通胀。

自二○○五年七月以来，中国汇率从八点三左右调至六点八左右。虽然现在美方坚持认为人民币仍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升值空间，即可能汇率升至五点九乃至五点五，但是中国不可能照单全收。因为，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於大幅度提高资源进口规模；而在短期内，则要冒失业率进一步增加的风险，再加上国内以分配不公为主的诸多社会爆炸性矛盾处於临界状态，中国不会接受超过百分之五的升值建议.

中美两国大体上维持一比一点三的全球通胀“权力契约”，基本可表明近期全球经济霸权态势。这样的霸权态势与冷战时期美苏军备竞赛并无本质区别，稍为不同的是：美国由於经济体系完全开放加以传统霸权地位牢固，能够迅速地向全球摊派通胀，而中国由於经济体系非完全开放加之霸权地位未稳，向全球摊派通胀的速度会慢一些。

经济高危难转，政治含义颇妙

中美两国的通胀因素都已经明显出现：美国旧房销售价格出现第二季度三个月连续上涨势头，石油期货价格高推至六十七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多；中国除房地产价格大幅度回升外，股市出现了跳跃性高企，沪市较之最低点一千八百点时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二。经济体系的高危性增加了投机冲动，中国体制内专家对七万多亿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比例估计不一。有的认为是百分之二十，有的认为是百分之四十。但是，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信贷规模进入实体经济则是各方较一致的看法。同时，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症未见解除，中小企业投资愿望普遍降低。

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是财政政策积极而无力，货币政策不得不超宽松。财政减收严重、刚性支出安排难减，特别是政府的“三公消费”难以压下来，就不得不靠信贷支撑。这样，从二○○三年初到二○○七年末花了五年时间、投入近五万亿人民币的银行体系重建，一夜之间成效全失。但是，为解决近期目标，又不得不如此。当然，海量信贷在一个特定时刻后摧毁中国现在经济体系，很有可能带来一个社会景观、政治结构推倒重来的机会。退到纯粹经济学角度讲，两万多亿外汇储备即便完全损失也不可怕，因为它只佔到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四。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存量为五十七万亿，损失全部美国国债八千余亿，只是增加了五万五千亿的货币发行。结果使广义货币发行达到六十二万亿多，来年刺激经济的信贷投放相应收缩完全可以抵顶。

问题是，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被中美双方政治化，正如冷战时期的核弹头一样，没人愿引爆它，维护一个恐怖的平衡而已。逻辑结果，正如核弹暨军备竞赛最终成了挂在苏联脖子上的磨盘一样，通胀竞赛同样可以改变全球政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