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石冢迅先生和北井大辅先生把我这篇发表于30年前的《论言论自由》翻译成日文出版。为了让日本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篇文章，我觉得有必要把我对言论自由问题的思考、写作以及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经历，向大家做一番介绍。
1、我是怎样思考言论自由问题的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思考言论自由问题的。在我形成言论自由理念的思想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最重要：一个是我对于社会上残酷现象的强烈反感与恐惧，另一个是我对于人的理性与知识的某种怀疑精神。
文革爆发的那一年——1966年，我在四川省成都市上高中，刚刚结束了毕业考试。作为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自由民主思想几乎一无所知。在文革初期，我也抱着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的愿望，积极地投身运动。当时的我，自以为是拥护共产党的理论，拥护共产党的制度的，因此对那些名义上是“革命”、是“思想教育”“思想改造”，实际上是政治迫害的的种种行为，从理论上还是赞同的；但是这种迫害的极端残酷性却不能不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厌恶。尤其是因为这种迫害所施加的对象，绝大多数仅仅是由于发表了某种不同的意见，所以那种残酷就更难让人接受。我自己也因为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而不止一次地遭到批判，这就使我常常感到恐惧，同时又强烈地希望能摆脱恐惧。我发现，共产党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地实行政治迫害，那是因为他们坚称唯有他们才掌握了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这就和我在进行思考与追求知识时的审慎态度和自我怀疑态度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与此同时我还发现，大大小小的掌权者们其实对于真理本身并无兴趣，他们只是热衷于把真理当成整人的武器。出于对以言治罪这种政治迫害的恐惧和反感，我开始领悟到限制专横权力的必要和保护异议的必要，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言论自由的概念。
在1970年春天，我形成了自己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一整套观点。我意识到：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极其黑暗、极其残酷的专制制度之下。这个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对思想的全面控制和残酷压制。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种重大的不同政见的表达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最可怕的一点是，由于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媒体，并且把它的权力伸展到私人空间，你甚至根本没有公开表达异议的机会。很多人仅仅是贴出一张大字报，散发了几份传单，或者是在和亲友的私人信件中讲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被查获，于是就遭到无情的镇压。他们是因为持有异议而遭到迫害的，但是他们所持有的那种异议，社会却根本听不见。
认识到这一点无疑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十分绝望。我想，不幸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里，一颗自由的灵魂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也许就是默默地拿起笔来，暗中记下眼前发生的一切，等待着有朝一日这个制度垮台或者是出现大的松动，再把自己写下的文字公诸于世，让全体同胞、让全世界的人知道那沉重的铁幕下无比痛苦的真实。但是，我又想，难道我们就只能做一名黑暗现实的记录者吗？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待着别人来解救我们、等待着从别人那里获得大声说话的机会吗？难道我们就真的不可能向这个罪恶的制度发起主动的挑战吗？
2、言论自由是战胜极权制度的突破口
自从形成了对共产极权制度的批判意识之后，我苦苦思索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战胜极权主义？我不相信这个制度牢不可破。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突破口。我给自己立下的目标是：一定要向这个制度正面挑战，而且一定要在它的眼皮底下公开地挑战，并且一定要以一个平民的身份，不借助于任何权势。一定要打到它的致命处，同时又不让它吃掉自己。
为了寻找这样一种突破口，我考虑过很多问题，例如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新阶级问题，等等。最后，我认定，言论自由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极权统治是借助于全面地控制思想而变得无比强大的，但是由于它不能公开地否认言论自由原则而暴露出自己极为虚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对人们思想言论的控制，极权统治就丧失了它的全部力量。在过去，极权统治之所以能够全面地控制思想，那是因为很多人本来就不重视言论自由，他们不理解言论自由的真正含义。出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狂热迷信，尤其是对伟大领袖的狂热迷信，很多人都积极地参加过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的愚昧与狂热而建立起来的。我不指望极权统治者会自动地转变，但是我们可以指望让民众走出愚昧与狂热。首先就是让人们懂得言论自由原则。争取言论自由的第一步，并不是马上就去直接地批判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而是向民众正面地阐明言论自由原则。
在我看来，阐明言论自由原则具有以下几条好处。1、关于言论自由的原则是简单的，稍有常识者就可以正确领会。2、言论自由原则一旦被清楚地阐明，它的含义就是十分明晰的、十分确定的，专制者们很难歪曲混淆。3、因为极权统治者也无法公开拒绝言论自由的原则。这就使得他们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不得不处于劣势、处于守势，而且必然会节节败退。4、言论自由原则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它很容易被民众所接受。5、公开地坚持言论自由原则，并不需要太大的勇气，这就能让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来谨慎小心的人们也参与到抵制强权的正义斗争中，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而又温和的压力，有力地推动我们的社会向着真正的自由迈进。
3、找出一种合适的表述与论证方式
在确定了言论自由这个题目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阐述？如何论证？我痛切地感到，如果说获得言论自由的思想，对我来说还不算太困难，那么，更难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述和论证的方式。在那时，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当恶劣，多数民众的思想都由于深受共产党多年的洗脑而相当偏狭。尽管说西方的思想家们早就对言论自由问题作出过精辟的论述，但是他们几乎都被共产党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打入另册。我可以直接运用的思想资源是非常稀少的。我意识到，虽然言论自由是个老问题，但是要在当下中国的情境中阐明言论自由问题，我必须要赋予它一种新的形式。
为了使当下的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言论自由原则，我在我的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马克思的话和毛泽东的话。道理很简单，因为我面对的专制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号的专制，我要争辩的对手，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因言治罪的依据的中共当局，我要说服的对象，是那些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真理的中国民众，因此，我不能从一开始就去批判、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必须尽量找出马克思和毛泽东讲过的支持言论自由的话。这一来是为了保护自己，让当局无法给我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二来也是为了让那些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而不至于从一开始就产生反感和抵触的情绪，否则我就达不到说服他们的目的了。
然而我又清楚地意识到，仅仅靠引用马克思、毛泽东的话是很不够的。因为权威并非论据，更何况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马克思，特别是毛泽东，并不是好的权威。我必须诉诸理性，诉诸我们的共同经验，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经验。
和以前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相比，文化革命有两大特点：第一，在文革中，因为思想和观点而遭到批判的人更多。其中既有共产党原先的政敌，也有大量的共产党各级干部；既有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有普通的工人农民；既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以言治罪这种做法感到恐惧。第二，在文革中，出现了好几次大的反复。今天我批斗你，明天你批斗我；同样一种观点，今天被说成是“正确路线”，明天又被说成是“错误路线”。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林彪事件。人们发现，毛主席亲手培养和指定的接班人竟然要阴谋杀害毛本人！这至少说明，毛泽东也不是明察秋毫，无所不知；毛泽东也是会犯错误的。于是，一般人开始摆脱了对意识形态的狂热和对毛的迷信，他们不再相信有谁是绝对真理的化身，怀疑主义思潮开始蔓延。这两点共同经验，为人们接受言论自由原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从抽象的自然法理论或人权理论出发去阐述言论自由的。因为中国本来就缺少自然法一类文化传统，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垄断又使我们无法直接从西方那里获得这一精神资源。再说，按照当时官方的理论，自然法理论或人权理论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是被批判被否定的。如果我直接引用自然法理论这种“资产阶级理论”，反而会使得很多民众更难理解，更难接受。我只能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出发去阐明言论自由的道理。后来我到美国，读到了哈佛大学教授茱迪丝。史珂拉（Judith N.Sklar）写的一篇文章“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我发现，我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思路，和史珂拉的观点倒有些不谋而合。史珂拉式的自由主义是恐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不同于基于自然权利的洛克（John Locke）式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基于自我发展的密尔（John Stuart Mill）式的自由主义。史珂拉的自由主义首先来对政治迫害的恐惧，由此引出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的坚定立场。这种自由主义不依赖于某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如天赋人权概念），也不依赖于某种广泛的道德理论（如功利主义道德理论）。这种自由主义主张宽容，而支持它的认识论基础是怀疑论。
1975年7月，我完成了《论言论自由》的第一稿，但是苦于找不到广泛传播的途径。那时，我已经结束了5年（1969－1973）的农村插队的知青生活，回到了成都家中。成都地处西南腹地，政治气氛远不如北京或广州活跃。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包括成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自发性的群众悼念活动，不少人借悼念之机公开表达了对文化革命、乃至于对毛本人的强烈不满。我参加了成都的悼念活动。到了4月4日、5日，我得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悼念和抗议活动，非常兴奋，甚至准备北上，借机传播我的关于言论自由的主张。可是，四五运动很快遭到镇压。不过这场运动给我很大鼓舞。我相信，随着毛泽东的不久于人世，一场伟大的历史转折就会到来。
4、民主墻时期是最好的时机
按照我的估计，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也将会发生一种类似于苏联东欧在斯大林去世后所发生的变化。在苏联和东欧，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立即推行非斯大林化，纠正斯大林时期的某些极端措施，平反斯大林时期累积下的大量的冤假错案，放宽言论尺度。在这段期间，党内和民间都会出现一股自由化思潮。但是这一阶段不会持续太长，新的领导集团经过调整后，会重新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首先是加强对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于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改革陷入停滞。我那时思考的是，一旦中国也发生了类似变化，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应该更有效地利用思想与言论比较开放的时期，集中力量宣扬言论自由原则，努力让言论自由原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这就能为民主力量赢得一片自主的活地，防止统治者重新控制思想，从而为自由化民主化的顺利发展打开通道。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抓。紧接着，新上任的中共领导人华国锋号召批判“四人帮”。这一年的12月，我在成都市委对面的墻上贴出了一篇呼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这等于是《论言论自由》的第二稿）。这篇大字报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但遗憾的是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1977年，我又写下了《论言论自由》的第三稿，并且自己把它刻写油印成几十本小册子，希望能把它带到北京——或者是托朋友带到北京——散发，但都未能成行。
1978年秋，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结束了从文革以来12年的动荡与艰辛。10月，我进入北京大学。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西单民主墻诞生了。我通过北大同学的介绍，加入了一家名为《沃土》的民间刊物。然后，我抓紧时间完成了《论言论自由》第四稿的写作。第四稿比前三稿的篇幅都长得多，有四万多字（前三稿都只有几千字）。在1979年3月底4月初，这篇文章以《沃土》特刊的形式发表在民主墻上。
我对我这篇《论言论自由》文章可能产生的影响抱很大的期望。我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全面地、准确地、透彻地阐明言论自由原则，一般民众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接受。它很可能在一部分当权者中也引起共鸣；即便是那些不喜欢自由民主的当权者，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也不好公开出来反对。我希望我这篇文章能使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意识到，现在正是鼓吹和宣扬言论自由的最好时机。如果我们都把阐述言论自由放在第一位，我们就可能使言论自由问题成为舆论的热点话题。一旦言论自由原则深入人心，整个形势就会很不一样了。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思想可以发挥巨大的力量，它好比分水岭上的一块石头，可以决定河流是注入太平洋还是注入大西洋。
应该说，《论言论自由》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包括一些民主墻的朋友和一些党内高层知识分子都对这篇文章很称赞。而且，正像我原先估计的那样，也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对这篇文章表示反对。那时，有些中共领导人在内部讲话里已经对民主墻运动中的某些口号和文章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且还抓了一些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我这篇《论言论自由》。然而，让我深感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远远低于我的预期。讲言论自由问题的人还是太少了。言论自由问题没能成为当时舆论的焦点。我感到，一个宝贵的历史机会正在失去。
几乎在我发表《论言论自由》的同时，1979年3月底，魏京生贴出大字报“警惕邓小平成为新的独裁者”，引起轰动。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这篇大字报不明智，他们认为在当时主要应该反对的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这就还需要借用邓小平一派的力量，所以那时还不宜把矛头一下子就指向邓小平。民主墻的参与者则担心，这篇大字报会招致中共当局的镇压，并进而威胁到整个民主墻的生存。几天后，魏京生被捕入狱。这年10月16日开庭审判，魏京生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为自己作无罪辩护。这场审判是关门进行的。场内有人把魏京生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偷偷录了音，交给了民主墻的朋友，然后整理成文字，印成传单上街散发。但是刚刚散发就被警察没收，并且扣押了散发传单的人。所以这篇自辩词未能在社会上流传。后来我读到这篇自辩词，对朋友说：如果魏京生在写文章点名批评邓小平之前，先写文章大力宣扬言论自由，让更多的人掌握言论自由原则，那不是更好吗？懂得言论自由的人越多，统治者要搞以言治罪就越困难，要付的代价就越大；懂得言论自由的人越少，统治者要搞以言治罪就越容易，要付的代价就越小。因此，我们最好的策略是先讲言论自由原则。
在1979年夏天，我在《沃土》上发表了另一篇和言论自由问题有关的文章，题目是《试论同仁刊物》。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促成民间刊物合法化。我们知道，专制政府控制言论有两种办法，一是事先预防，一是事后追惩。传统的专制政府没有垄断所有的出版机构和媒体，民间也可以自己独立地出版书籍和发行报纸。对于民间独立发出的意见或消息，政府要想取缔镇压，常常需要安上某种罪名或给出某种理由。这样，有些让政府很不喜欢的意见或消息，由于政府实在找不出什么罪名或理由去取缔和镇压，于是只好容忍。共产党专制的特点是，政府垄断了所有的出版机构和媒体，政府不但可以对它认为有害的言论实行事后的惩罚，而且还可以对一切它不喜欢的言论进行事先的预防，使这些言论根本就没有出版传播的机会。如果把传统专制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比作屠婴和堕胎，那么，共产专制对言论的控制就好比在屠婴和堕胎之外，还加上避孕。
民主墻和民间刊物的意义在于，它们突破了政府对言论的事先预防。我们把我们的文章自己刻印出版，不用事先通过共产党官员的审查。譬如我的《论言论自由》，当时的官方刊物是不会发表的，但是它在民间刊物上发表了，当局却找不出藉口来取缔，只好任其传播。正因为民间刊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民主墻参与者都非常希望能把它保持下去。当时，中共党内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也非常希望能使民间刊物合法化。事实上，我那篇《论同仁刊物》的文章，就是一位共青团中央的官员建议我写的，他奉命和我们民间刊物接触，对我的《论言论自由》非常欣赏。
若干年后我得知，在当时，中共内部确实有一些人在推动制定新的出版法，给民间独立出版书刊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邓小平、陈云等先是不理睬，等到了1981年就明确表示拒绝。理由是：过去，我们共产党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做合法斗争。现在，我们决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做合法斗争。
民主墻运动持续了一年多。1980年初，中共发布一份内部文件，要求民间刊物停办。迫于压力，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使我更加痛切地感到，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宝贵的机会。
5、竞选的成功与言论自由理念的传播
1980年下半年，中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县区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自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各级选举都是由官方一手包办，由官方提名候选人，由官方出面介绍候选人的情况。显然，这样的选举根本不算选举。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选举法。按照新的选举法，选民可以推荐候选人，也可以自己推荐自己。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可以宣传自己。这就使得真正的选举成为可能。在一些地区，主要是在大学，都出现了一批独立候选人，并且还展开了竞选活动。我和几个民主墻运动的朋友再次聚集在一起。我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新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参加选举活动宣扬我们的理念。我打算把我的《论言论自由》文章再一次推出去。
我把《论言论自由》一文又作了较大的补充，增加了大约两万字。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有两点。1，进一步阐明了言论自由问题是结束专制的突破口，争取民主应把言论自由放在第一位。2，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复杂关系。那时流行一个口号：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我认为不一定是这样的，没有民主也可能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不一定在必然促进政治民主，有时反而会强化专制。我那时担心的是，中共会竭力把中国带向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的道路；并且用经济发展来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
北京大学的选举从11月开始。起初，我没有打算自己出来竞选，我本来只准备为技术物理系的本科学生、也是民主墻的参与者王军涛助选。他很愿意把我的《论言论自由》作为他的竞选文件之一。不过后来我又觉得只有我自己才能把自己的主张阐述得更清楚、更有力；再说学生选区有两个席位，我们两人都极有可能被选上代表，所以我决定自己出来竞选。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首先由北京大学的学生发起的。如果我能在北京大学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使言论自由的主张得到北京大学学生的赞同，其意义将是不寻常的，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我贴出我的《竞选宣言》。在《竞选宣言》里，我强调，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县区级人民代表选举本身的意义很小，“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赋予这场选举更丰富的内容、更鲜明的色彩和更深远的意义。它可以成为一次真正的民主训练，一次正式的民意考查，一座青年一代的公开论坛，一场伟大进军的光荣开端”。这是一次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的美好机会。“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抓住事物的根本。一个是竞选这种形式，一个是言论出版自由，有了这两个眼，民主这盘棋就全活了”。
来自好几个系的几十个同学热情地为我助选，他们把我那篇6万多字的《论言论自由》长文抄成大字报贴在墻上，并且油印成200份小册子，全校每一个班发了两份。在我的竞选演说与答辩会上，只有800个座位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挤进了1600多人，连主席台上也挤满了人，只给我留下不到一平方米的空间。我的竞选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后我以最高票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的人民代表。
《论言论自由》一文在民主墻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让我感到非常遗憾。这次，借助于竞选活动，这篇文章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传播，自然让我感到很欣慰。不过，我并不感到特别乐观，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和民主墻时期不一样了。
北京大学的选举在中共上层引起震动。这时的中共上层已经决意重新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他们对我这样的人和《论言论自由》这样的主张能够赢得北大学生的热烈支持而深感不满。但是正象我预先估计的那样，他们也无法公开地对我打压。据说，当时的中共意识形态主管、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认真读了我的《论言论自由》后承认：这篇文章“无懈可击。”于是，他们就对我采取了“冷处理”，在我毕业后两年之久不分配我工作。1981年夏，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但是直到1983年夏天，我才获得一份正式工作，在北京出版社做编辑。一年半后，我的处境好转，转到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6、从政治改革讨论到八九民运
1986年的中国，政治改革成了热门话题。武汉的一家杂志《青年论坛》分两期全文刊登了我的《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杂志的编辑是一批年轻学者，他们在几年前就了解到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并读到过我这篇文章。紧接着，他们又在北京组织了一场有老、中、青共40几位学者参加的关于《论言论自由》的座谈会。与会者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这一年，我还出席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政治改革讨论会，并在北京、武汉、成都近20所大学发表了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
1986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氛围显得很宽松。有三家出版社决定出版《论言论自由》的单行本，另外两部书稿也被出版社接受。我预感到这种宽松不会持久，因此多次写信给出版社催促他们快点出版。可惜出版社方面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并没有加快出书的速度。到了1987年1月，中共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形势立刻转为严峻。我的三部书稿全都被禁止出版，最热心出版《论言论自由》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正先生甚至被解除职务，武汉的《青年论坛》杂志也被下令停刊。我本人倒没有遇上什么麻烦。我只是觉得，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的政治气候恐怕都难以好转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入学通知。这是我的一位北大校友帮我联系的。我犹豫着到底去不去美国，最后还是决定去。1987年1月，我来到了波士顿（Boston）。在紧张学习的同时，我也参加了一些活动，发表了一些文章。1988年1月，我参加了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被选为主席，停止了哈佛的学业，移居纽约。
1989年春，中国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民主运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六四屠杀，中国至少会赢得言论自由。可惜的是，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失败了。接下来，苏联东欧等国都宣告结束一党专制迈向民主。中国进入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
7、六四后中国，言论有多少自由
六四后这20年来，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从表面上看，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比以前更宽松。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下面几条。
首先一条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几百万、上千万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自由要民主的口号。六四事件激起普遍的愤慨，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不管中共当局使出什么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尖锐的批评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互联网的发明和普及打破了中共当局对媒体的垄断，人们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或消息不用事先通过政府的审查。尽管中共当局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网络监控工程，也无法完全消除由互联网发出的不同声音。
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瓦解，共产党意识形态破产；包括中共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引进资本主义，恢复私有制，这就自己否定了自己原来的那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公开表达的机会。现在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什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理论，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再有，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着多数民众在政治上变得消极、冷漠，犬儒主义流行。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80年代。这就增强了中共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靠暴力支持的当局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迫别人服从，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也就是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
但是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则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更蛮不讲理，更不择手段。在过去，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道理，有时候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公布出来，让群众一道来批判。现在，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不需要再讲明理由，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常常是连起码的法律程序都不顾，有时甚至采取黑社会式的绑架、殴打。因此，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虽然看上去比过去要宽松，但实际上仍然是严厉的。
8、零八宪章的问题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2009年12月8日，中国303位各界人士，包括作家、学者、律师、记者、工人、农民、企业家及共产党退休官员等，发表了一封名为《零八宪章》的公开信，重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的基本理念，提出十九项基本主张，从修改宪法、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到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以及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零八宪章》广泛征集签名，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共当局一方面禁止媒体（包括互联网）发表和《零八宪章》有关的消息和文章，一方面对签名者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选择性的打压。对签名者中的中共退休官员，当局的办法是派出官员私下谈话表示劝阻；对于一般的签名者，当局的办法是派警察找他们谈话进行威胁或进行某种行政处分；对那些被当局视为领袖的人，则直接派警察传讯、抄家，甚至拘押。著名作家刘晓波从2009年12月7日晚就被抓走，到现在仍未放回。然而，上述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至今为止，中共当局既没有对《零八宪章》公开表态，也没有对任何签署者提出正式起诉。这表明当局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思想上和在法理上都找不出任何像样的依据，它所剩下的唯一的手段只有暴力。《零八宪章》的问题属于言论自由。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言论自由问题是共产党专制的最关键的问题。
9、中国经济改革的致命弱点
和很多人早先的期待相反，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并没有把中国引上自由民主之路。今天，中共当局正是以经济发展作为根据，用来证明他们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自由民主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一般人只看到中国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他们常常看不到，或者低估了所谓“中国模式”的内在危机。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整体上缺乏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政治民主的条件下进行的，掌权者利用改革之机，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自己的财产。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民的公产；现在，共产党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民的公产变成他们自己的私产。起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来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让同一个共产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全做了。这样造成的财富分配格局，根本不具有合法性。广大人民是不会承认，不会接受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最大的不公正之上的。这一点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清楚。一位山西老农民在提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时说：“1949年以前，我们村就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湖南长沙一位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blog）上写道：计划经济效率很低，是应该改革的。要改革就需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凭什么你们共产党不付代价，却要我们工人付代价？凭什么你们书记厂长就变成了资本家，而我们工人就被解雇就失业了呢？
必须看到，今天的共产党，比以往更反对自由民主。假如说在六四之前，中共就接受了自由民主，他们不过是失去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还可以和别人进行平等的竞争。那么到了今天，如果共产党接受自由民主，他们就不但会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还很可能会被人民以经济腐败的罪名送上法庭。所以，今天的中共比以往更还怕自由民主，比以往更敌视自由民主。这也就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争取自由民主更加困难，人民与共产党统治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
未来的中国有两种可能性：1，如果出现严重危机，中共的镇压机器失灵，各种被压制的矛盾爆发，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极大的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才匆匆引入民主机制，恐怕也不能马上就取得显著的成效。2，如果中共继续有效地控制社会，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一步增强国力，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原则更加蔑视。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会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显然，这两种可能的前景都令人忧虑，后一种前景尤其令人担心。
10、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的问题
我认为，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国问题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日本朋友来关心中国的问题，关心中国的言论自由，关心中国的民主进程。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因为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小小的地球村。我们的命运是互相交织，互相影响的。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2009年4月14日于纽约）
（本文系胡平《言论自由与中国民主》（日文）一书序言，该书于2009年5月由日本新人文出版社出版，译者石冢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