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中国底层访谈录》德语版封面

中国当局禁止诗人和作家廖亦武出境参加柏林”世界文化之家”的讨论会及法兰克福书展前的作品朗读会，德语媒体纷纷谴责这一”侵犯公民言论和旅行自由”的做法，这些媒体分别介绍了廖亦武及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南德意志报》介绍了廖亦武及其最近译成德文的作品：

“廖亦武是最具独创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中国底层访谈录》刚刚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这位50岁的作家多年来与中国社会各种’弱势群体’三百多次访谈中的一部分。其中有厕所清洁工、妓女和街头艺术家，迈入老年的前红卫兵和前政治犯。廖亦武说：’我喜欢游走于草根之间，我认为，这些人的故事值得记录下来’。

作者自己就曾是一名政治犯。1989年6月4日晚上，当中国政府命令坦克在北京碾压本国人民时，廖亦武写下了《屠杀》一诗。他说：’我知道，这首诗永远不会印刷出版，所以我公开朗诵’。这一小小的、但十分勇敢的抗议经过影像传到了加拿大。廖亦武被逮捕，从1990年到1994年，他在重庆坐了四年监狱。他’蹲在牢房的便桶旁，捉内衣上的虱子’。有一次，他的双臂被反铐在背上，长达23天。他两次试图自杀，却受到嘲笑。今天，他辛辣地说，监狱生涯使他受到了完整的教育。”

《日报》认为，”无论与过去一段时间来自中国的大多数作品或与现在法兰克福书展主宾国中国的大多数作品相比，廖亦武这部作品都更为激动人心”：

“廖亦武这部出色作品中的主角不同于西方仍然广为流传的整齐划一的老一套中国形象。尽管这些主角承受各种非议，但他们有判断能力、自我意识、思维敏捷，他们以极大的愤慨讲述了他们个人的小故事，使中国过去所宣扬的平等与社会公正以及现在所宣扬的让所有人共同富裕和享有更多的自由等神话不攻自破 。

口述历史，也就是一种以谈话记录为基础的报告文学，目前在中国方兴未艾。许多中国作家、电影工作者和记者越来越想清楚地了解那些历史书中没有提及的事件，以及过去几十年人们真正经历的事情。但这样的回忆文化， 这样一种体裁类别，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称呼上的概念。而廖亦武就是那些最激进、最热情、最卓越的考古学家和档案学家中的一员。”

《柏林日报》也回顾了廖亦武因《屠杀》一诗身陷牢狱的经过。对廖亦武被禁出国一事，该报写道：

“他虽然持有护照及正式邀请函，按照宪法他应享有言论自由和旅行自由，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是一个关系国家声誉的项目，但是如果党担心自己的名声或所谓’国家稳定’会受到损害，法律就一文不值了。当局常用’维护国家稳定’的说法为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辩解。”

继九月十二号十三号贝岭和戴晴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事件后，著名异议作家廖亦武无法出席柏林文化节和法兰克福书展，再次引起德国社会强烈关注。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十月七号在柏林开始的亚洲文化节，和十月十四号到十八号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图书博览会，都邀请了著名异议作家廖亦武先生。但是，廖亦武先生受到中国政府安全部门的阻挠，而无法到德国参加这些活动。现在，由于九月十二号、十三号由中国新闻署，以及法兰克福书展公司等六个单位共同举办的中国问题研讨会，排斥独立知识分子、诗人贝岭，以及戴晴的参加，而在德国社会引起了轰动。由于这个事件，关于廖亦武先生的事情，也引起了德国社会的关注。上周廖亦武事件，由于南德意志报刊登了详细的采访报道，而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为此记者采访了引发廖亦武事件的贝岭先生。

关于廖亦武先生，他介绍说：“我想廖亦武对很多中国听众是陌生的。我把他称为是中国国内关注的底层人、边缘人，甚至上访民众最深刻、最持久的一位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他这些年持续写了几本在海外引起相当反响的书，有的甚至在中国出版过，但是随即就被禁止。例如他的两本著名的书《中国边缘人物访谈录》和《中国底层人物访谈录》。这两本书在世界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因为这两本书已经翻译成英文和法文。最近又有德文本出版。”

对于廖亦武先生如何一下子引起了德国社会的关注，贝岭先生介绍说：“我想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九月十二号和十三号，我和戴晴不能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的国际研讨会，后来我们不顾阻挠，直接前往了研讨会现场。这引起了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那么紧接着我就对南德意志报记者告知了廖亦武先生的情况。因为廖亦武是我的老朋友，我告诉他们，他不能来的情况，也就是他不能拿到护照。但是当地的公安警察说，他没有北京的批准，不可能出国。我想南德意志报记者对这种情况会有非常敏感的认知。他直接找到了廖亦武。”

对于时下事件的发展，贝岭先生介绍说：“南德意志报报道了廖亦武先生不能前来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的消息后，引起了法兰克福书展方的重视。法兰克福书展公司的副主席克劳迪娅女士亲自向我求证了这个消息。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博斯知道这个消息后，直接向媒体公开地宣布，他们将会直接向中国政府交涉，使廖亦武先生能够如期地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和柏林文化节。”

据记者了解，现在德国已经有包括明镜杂志等多个重要媒体报道了廖亦武事件，除法兰克福书展公司的努力外，柏林文化节的组织者也在努力协助廖亦武先生能够成行。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落实到公私企业超常规的经营活动中，其实就是政商一体、官商勾结甚至于官黑勾结的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公民个人的个体人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是很难得到本国政府的切实救济和本国法律的切实保障的。限于篇幅，本文只就笔者所接触到几个典型案例，初步探讨一下中国公私企业的黑恶现状。

“人大代表”的政商一体

2009年9月12日，由北京畅颖事务所举办的“湖南彬州12.13商业贿赂案”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在会议散发的文字材料中，有刊登于2009年7月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的《“人大代表”身份成了受贿人护身符》一文，其中介绍了中国企业界普遍存在的政商一体的怪现状。

位于湖南省彬州市临武县的香花岭公司，前身是国有香花岭锡矿。2003年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实施政策性破产改制，锡矿的职工成为新改制公司的股东。经过海选，股东们选举蒋进光为香花岭公司的总经理。

据股东代表、原香花岭公司机修厂副厂长周建平介绍，2006年5月30日，在蒋进光任期只剩下4天的时候，香花岭公司决定进行股权转让。“当天西部矿业集团的老总来了，有300多名股东都不同意转让股权，就围住了他。后来他们跑到临武县的一个宾馆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2006年10月，香花岭公司将约66%的股权转让给中国500强之一的西部矿业集团公司，并由西部矿业集团新成立的稀贵公司控股，剩余33%多的股权仍由内部职工所有。股权转让后，蒋进光仍然担任香花岭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副董事长。

2008年12月13日，郴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根据举报对香花岭公司立案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季海水为低价购买香花岭公司价值较高的尾矿，向该公司总经理蒋进光及副总经理杨永华、欧阳玉春、佘克飞行贿32万元，其中蒋进光受贿10万元。蒋进光等人收受贿赂后，未经公司董事会授权，擅自将价值不菲的尾矿以极低的价格出售。

根据香花岭公司的股东们核算，当时尾矿的价格是400元每吨，蒋进光等人出售的尾矿仅仅是12元每吨的象征价，共出售16万吨，约折合损失4000多万元。公安部门侦查的损失额度是数百万元。2009年1月21日，蒋进光到公安局投案，对自己收受贿赂的事实供认不讳。然而，同样的一起刑事案件，季海水、杨永华、欧阳玉春、佘克飞等人被先后执行逮捕，作为郴州市人大代表的蒋进光，却依旧在行使总经理兼任副董事长的职权。

此外，根据郴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案情通报，2008年12月20日，香花岭公司原职工进一步举报蒋进光等人在2007年新建一200吨选矿厂中，花费1000万元建造了时价仅300万元的选厂。

另据介绍，2006年蒋进光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公示时，香花岭公司的职工就曾举报其存在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当时中止了他的候选人资格。但是，到了2007年，郴州市人大及有关部门就此事进行调查之后，又把蒋进光补选为人大代表。

在彬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中，另有市国土局于2009年4月25日发布的介绍文章《香花岭锡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明目张胆地对犯罪嫌疑人蒋进光及其控制的该公司进行了全面充分的宣传与表扬：公司先后荣获国家部办委授予的“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中国民营企业百强创新先锋”、郴州市“优秀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连续5年被评为临武县纳税大户。2007年公司被评为“郴州市优秀企业“、“湖南省有色金属50强企业”、“湖南省富民强省明星企业”、“湖南省质量管理小组优秀企业”、“全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先进矿山企业”；公司总经理蒋进光被评为“郴州市优秀企业家”，“湖南省优秀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湖南省富民强省新闻人物”、“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范”。

比湖南彬州的蒋进光商业贿赂案更加极端的案例，出现在重庆市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中。该市涉案的黑恶企业老板，大都拥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红帽子，其中包括曾当选渝中区人大代表的重庆江州实业集团董事长陈明亮；拥有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第12届政协常委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头衔的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作为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协委员的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天伦。近年来，这些人一直在重庆市交通、物流、能源、建筑、娱乐、典当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从事着政商一体、警匪一家、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的黑恶交易。按照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说法，重庆的黑恶势力“渗透的领域不断拓宽，大到能源、交通、建筑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小到粮油菜肉等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商贸活动，只要有利可图，黑恶势力就无孔不入。”

按照现代政治制度的普世惯例，公职人员的公务活动与工商企业的营利活动之间是必须进行明确切割的。为了防止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一个工商企业家一旦从政担任公职或当选议员，就必须与原有的工商企业脱离业务关系。但是，这一普世惯例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中，从来都没有得到承认与尊重。2007年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中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官员与商人。政商一体、官商勾结甚至于官黑勾结的共他人之产以为我有的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成为共产党人及共产党国的第一准则。

2007年12月，“巴南第二富”黎强当选为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在过去的两年里，作为人大代表的黎强也算尽职尽责。2008年，他建议将“11·27”烈士纪念馆及主城各公园等对本市市民一律免收门票。2009年的重庆两会上，他建议把重庆的下半城修成老城步行街。但是，他所经营的渝强公司为了垄断重庆市的公共交通线路，却往往不惜以涉恶、涉黑的手段肆意争夺，从而形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政商一体、官商勾结、以黑养商、以官护黑、红黑相济、相得益彰的黑恶企业经营模式。直到他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之后，尚有公安机关内部人员给他发送手机短消息，建议他离开重庆躲避风头。

产业工人的惨遭共产

就在蒋进光、黎强之类政商一体、官商勾结甚至于官黑勾结的企业老板，通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违法共产手段大发横财的时候，被称之为企业的主人及股东的产业工人，反而陷入了因惨遭共产而走投无路的生存绝境之中。

香花岭公司机修厂原副厂长、股东代表周建平，早在2004年时就因为质疑公司的经营管理而被迫离职。2009年，他又因为把盖有彬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红色印章的《关于犯罪嫌疑人蒋进光涉嫌犯罪的案情通报》复印几份公开张贴，被公安机关勒令检讨。

2009年6月26日，《财经》杂志以《阜阳一老国企改制引纠纷 上访职工被指敲诈勒索遭刑拘》为标题报道说，阜阳市酿造厂原为阜阳市颍泉区国资企业，主产酱油、醋等调味品。1956年建厂，1998年因产品滞销被迫停产，110多名职工从此下岗，各自谋生。2006年上半年，该厂在以“白宫主人”著称的原颍泉区委书记张治安等人主导下，开始实施企业改制，来自安徽省淮南市的民营企业淮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352万元的价格整体收购该厂。新股东承诺负担企业债务以及全部职工的安置。然而，工厂更名为阜阳市泉北酿造有限公司后，不但从来没有开工生产，还擅自拆除了原有厂房。到了2007年6月，这场企业改制终于推进到该厂职工最后的一点生存保障，也就是他们的住宅区。走投无路的该厂职工，不得不采取集资方式上访维权。

自2009年3月至今，原阜阳酿造厂职工代表谢学芳、张峰明、张永平、冯兆华、杜运兴、李怀富，以及职工家属周军，因集资上访维权，先后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名实施刑事拘留。

在丈夫李怀富遭受关押的情况下，该厂女职工刘桂兰挺身而出，聘请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宇、徐建国，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状告颍泉区政府在企业改制及征地拆迁过程中隐瞒信息暗箱操作的违法行径。

2009年8月4日上午9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一年之后的全国第三例公民状告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案件，在阜阳市中级法院开庭。两位代理律师法庭上的慷慨陈辞，换来的是落款时间为8月14日的败诉判决书。

正是在改制企业的产业工人依法维权的救济渠道被人为堵塞的情况下，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爆发了总经理陈国君被群殴致死的大规模群体事件。8月11日，河南省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也爆发了将企业改制小组重要成员、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软禁在办公室长达90小时的大规模围堵事件。

8月15日，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紧急状态下就围堵事件做出批示：“有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民主程序不健全，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充分讨论，也没有经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引起职工的质疑和不满，要引起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从现在开始，凡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否则无效。请各级党委、政府认真执行。”

徐光春的这一批示，虽然在林钢公司得到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但是，在政商一体、官商勾结甚至于官黑勾结的黑恶环境里，“凡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经职代会讨论通过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否则无效”的政策红线，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包括湖南省的香花岭公司和安徽省的阜阳市酿造厂在内的许多改制企业里得到推广和落实的。进一步说，在所谓“职代会”并不是产业工人的自组织即产业工会的情况下，即使企业改制重组由不具备充分代表性的“职代会”讨论通过，也不足以切实保障产业工人的正当权利。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中国第一大报就此发表社论《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读着这样的标题，不仅感动，而且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里且不谈信任，只说期望。既然要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自然要先知道人民期望什么，若是对人民所期望的一知半解或是根本不懂，这个”不辜负”也就毫无意义了。

那么中国人民期望什么呢？我不能代表人民，而只是人民中的一员。可也正因为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自然也就有把我这个人民的期望说出来的资格。我想无论我这个人民说的”期望”是多么不中听，也还是”期望”能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使认为我这个人民说的不对，也不要因此让我这个人民因说话而感到害怕。不然，今后我这个人民也就不敢再说出自己的什么”期望”了。而况，我这个人民很有点自信的是，自己的期望至少也是很多人的期望，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些期望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么我期望什么呢？

期望所有的人都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发表和出版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担惊受怕。马克思还在其青年时期就对这一点有过极精彩的论述，这里不妨抄录几段，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说的。

1843年1月，当时不足25岁的马克思就德国才创刊不久的《莱比锡总汇报》遭到当局查封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马克思说，报刊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思维方式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因此，这个”表达者”即使”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也因”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而不应该被否定，甚至是责难。另外，马克思已经指出或说也已经洞见到了，”凡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就年轻”，换而言之，刚刚有报刊的地方，读者或叫人民往往是放言无忌的。这虽然有一定的副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也就是”不成熟”，但对于人民自身太需要了，并且”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片面地（像当时激动的感情和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所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

对于所发生的新闻事件，马克思指出：”事件却始终是人民的思想、恐惧和希望的具体表现，是真实的叙述。人民看到自己这种本质在它的报刊的本质中反映出来，如果它看不到这一点，它就会认为报刊是某种无关重要的和不值一看的东西，因为人民不让自己受骗。所以，纵令年轻的报刊每天都在戕害自己，纵令恶劣的激情渗入报刊，人民还是通过它才得知自己的情况。人民知道，报刊尽管受到敌意和轻率的毒素的毒害，但报刊的本质总是真实的和纯洁的，这种毒素会在报刊的永不停息的滚滚激流中变成真理和强身健体的饮料。”而我们现在所有的报纸都是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说话，甚至有些官员直接要求报纸姓党，这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吗？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会闹出有官员居然敢问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的”天方夜谭”。

期望政府相关部门不要再动不动就封那些既无黄色也无暴力倾向亦即 对社会毫无危害的网站，比如像”天益”。我实在想不出政府是以什么理由查封这家网站的。在今天，除了一些民间网站真正还有一点执政党常说的”人民性”之外，官方网站的”人民性”到底有多大，可以在网民中作个调查统计。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今天获得更多的民主自由，恰恰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而这要归功于人类科学技术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并非执政党和政府所带来。

然而，先前那个”绿坝”不说，本人也已经听到”风声”，不论从高层到中层，都有人开始打互联网的主意，亦即如何对付现在网民的声音。让人搞不懂的是，有些人要这样做，到底是来自个人的私心，还是有明文规定，抑或有法律依据？谁能保证所谓”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政府也要依法管理网络，目的是要避免对社会公众有害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这句话不是借口？《歌唱祖国》词曲都很优美，而我每每哼唱起这首歌儿，感受最深的却是那句”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这或许正印证了一个常识，即人们失去什么或缺失什么，才会怀念什么或需要什么。

期望真正做到一切听人民的，而不是听别的什么派别什么组织更不是听某个人的。没有什么人什么组织能比人民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组织什么人能代表人民。人民想要的，可能算不上最好的，但这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对此，约翰·密尔早在150年前发表的《论自由》这本”小册子”中一再加以阐释：”作为一个人，到了能力已臻成熟的时候，要按照他自己的办法去运用和解释经验，这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正当的条件。”（见《论自由》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又说，”一个人只要保有一些说得过去的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人不像羊一样；就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样而无从辨别的。一个人不能得到一件合身的外衣或一双可脚的靴子，除非量了他的尺寸来定做，或者除非有满满一堆栈的货色来供他挑选：难道说要给他一个合适的生活比要给他一件合适的外衣还容易些，或者说人们彼此之间在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构造上的相同比在脚形上的相同会多些吗？”（同上，第80页）一个人是这样，一群人也是这样，整体中国人民也一定会是这样。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最新的同时也是有力的佐证，这就是近日从互联网上又读到一篇原刊发在2009年9月10日安徽《新安晚报》上的报道，说的是当年在全国第一个分田到户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现在又重新走上了”集体合作之路”。然而，没有见有什么人出来反对，因为这是小岗村人自己选择的方式。这也说明，小岗村人当年觉得只有”分田到户”才适合他们，而现在，走”集体合作之路”更适合他们。既然我们允许一个小岗村这种对自己土地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为何就不能由此扩大到其他领域，并从物质领域再扩大到精神领域呢？小岗村人对自己土地经营方式的选择，也就是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为何不能允许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对自己生活方式作自由选择呢？我想，只有这种”自由选择”普及了，并且普及到方方面面，从物质普及到精神，我们的社会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民主称得上自由！

说到民主自由，接着期望的，自然就是更多的民主自由，至少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自由要多，否则即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无论按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按执政党痛批资产阶级民主以及从建立”新中国”之前就给中国人民许下的承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民主自由一定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只要实事求是，我们的民主自由到底是比资本主义社会的多还是少，已经不需要在这里争辩了。

期望有效地防止腐败。而这种有效地防止腐败的”药方”就在人民心里，在人民手里。只有人民才能真正防止腐败。因为人民知道如何才能真正捍卫自己的果实，即保护好自己上缴的纳税款。人民会把所有的官员都打造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公仆，而不会让他们去享受什么”级别待遇”，更不会让他们去腐败。现在的腐败与人民无干，而是执政党之过是政府之过是制度之过。人民会让相当多的官员都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实业”去干，而不是把”当官”看作自己的工作。记不清了， 曾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过，这个世界上至少有那么一两个国家，他们的文化官员都是不拿工资的，因为他们都还有另外一份工作。然而，他们仍然高兴做这种不拿薪水的义务官员，并为当选这种官员而自豪。这是公民的一种荣誉。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把做官只看作是荣誉而并非享受某一级待遇，腐败也就自动消除了，公仆的身份也就真的能确立了。而若是像现在这样，纸上印一套，大会上讲一套，实际上却是又一套，这腐败也就会反得没完没了，公仆也就比主人还主人。私下常想，既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把各级官员有哪些享受公之于众，先看看应不应该有那些享受，然后定下一个人民答应的享受标准，由人民来监督执行。我们直到现在，直到今天，才要求官员”上报住房等情况”是很不够的。

最后还有个期望，这就是每位官员都是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而且是差额选举。这是人民最大的期望。做不到这一点，人民就会一直”期望”下去，什么时候这种期望实现了，上面说的那些别的期望也就会跟着实现，这时，人民才会罢休。

“六四”平反问题，至少包含以下一些子问题：是否应该平反？是否需要平反？是否可能平反？何时才能平反？以及谁来平反、如何平反？对这些个问题，人们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本文试作简要解析。

一、是否应该平反？

据调查，大多数香港人、台湾人、海外华人认为”六四”应该平反。大陆民意虽无从确知，但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大陆支持平反的比例应该高于港台。

民意之所以普遍要求平反，是因为人们大都认为，当年”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戒严”的决策在程序上是非法的，发源于错误定性和非法决策的对和平抗议民众的军事镇压更是反人道、反正义、反社会、反人民的极其严重的政党犯罪和国家犯罪。总而言之，”六四”没有任何合法性、正当性可言。对于这桩政府暴行，除了翻案平反，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中共官方似乎并不这么认为。除了在措辞上有所软化，将”动乱”、”暴乱”改称”风波”、”事件”之外，中共对”六四”没有新的表述，高层态度亦未见大的变化。二十年来，对于当年”戒严”是否必要、”平暴”是否适度，对于”六四”暴力处置的正误、得失，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风波”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中共也没有作过真心诚意的检讨和反省（至少并没有公开作过这样的反省）。对那些被军队肆意杀害的市民、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属，中共从未表示过丝毫歉疚之情。相反，持续的迫害一刻也没有停止。难道中共当局真的认为”六四”无反可平、根本不应该平反吗？

然而，表面的强硬掩盖不了内心的虚弱。”六四”之后，中共越来越流氓化、痞子化，错事敢做不敢认，坏事敢做不敢当。对于”六四”，他们似已失去正视历史的勇气，宁愿王顾左右、装聋作哑，耍无赖、扮失忆，揣着明白装糊涂。仿佛他们今天的不义富贵与当年的惊天惨案毫不相干。他们心虚胆怯、理屈词穷，心中有鬼、言词闪烁，再也不敢公开为当年镇压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作辩护。很明显，除了极少数脑残缺氧、神智不清者之外，中共高层其实也心知肚明。他们当然知道：”六四”是无从辩解的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失诺、残仁贼义、无道缺德。他们当然也知道：”党和国家”犯了重罪、负案在身，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历史，若拒不悔改、甚或怙恶不悛，终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们不敢面对”六四”，甚至害怕”64″这两个数目字。

对待”六四”，中共采取了一套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政策”：一是回避、二是淡化、三是封杀、四是遗忘。假装自己失忆，并强迫别人失忆。这套”政策”并非人为设计、明文公行，而是在”六四”后的尴尬处境中被动适应、逐渐定型。仅此即已说明，那场惨案没有胜利者，人民和政府都是输家，社会和国家都是受害者。”六四”对中国政治的损害是双向的，所造成的恐惧也是双向的。”六四”铸就了一条恐惧的锁链：民众恐惧于血腥暴政，而当局恐惧于真相与正义。”六四”之后，中国的状况大体如下：当局的表现越来越象隐姓埋名的逃犯，社会的反应则恰似被武装劫持的人质。

邓后中共领导层成员对”六四”究竟有没有新的想法，有哪些新的想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会愚蠢地认为”六四”办成了铁案，已经无可更改。否则，他们不会每到敏感时期仍旧那么惶恐紧张。对于邓后当局，我们必须看到：中共的权力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意识形态、专政机器、领袖意志，这些东西在中共政体中仍旧存在，但其作用与意义已与此前有所不同。与之相比，对利益的关切、对物欲的追逐–甚至是赤裸裸的利益结盟，集群化、世袭化的利益联结，已经成为现行体制的基本构件。中共高层早已物是人非，三、四代决策班底多是些目光短浅、资历平庸、蝇营狗苟、患得患失之辈，守成有余、创新不足，因循苟且、怕事惧变，投鼠忌器、因噎废食，宁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装无事。在这个高层圈子里，既不再有毛、邓那样老谋深算、胆大妄为的权谋高手，也不再有胡耀邦、赵紫阳那样锐意进取、求仁取义的开明政治家。也许，正确的结论是：主动平反”六四”这件有着相当政治风险、需要巨大魄力和胆略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江、胡之辈们的政治想象力、心理承受力及其脆弱的”执政能力”。

当然，”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并非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也并非所有的中共大佬都对”六四”持有同样的观点和态度。当年，军事镇压本来就在党内大有争议，中下层的党员干部大多数都曾同情学潮，事前不赞成动武的军中将帅、党国高官也大有人在。事后虽然人人噤声，但这只能表示党内被迫接受了既成事实，并不表示全党一致对”六四”由衷支持、毫无异议。蒋彦永大夫曾经透露，就连杨尚昆、陈云这些对”六四”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共元老也曾主张”六四”应该平反。因此，我们也不妨作另一个估计：除了”六四”屠杀的责任者、既得利益者和”六四”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者之外，中共党内必定也不乏赞成（或至少不反对）平反”六四”的人。之所以这些人尚未发声、党内尚未出现主张平反的舆论，大概是因为：第一，这些人感到力量不足、气氛不对、风向不利、时局不顺，平反尚无条件，不敢贸然发声；第二，这些人暂时被压服、被收买或被边缘化，失去了政治勇气，或者失去了影响力乃至发言权；第三，他们在等待时机，当党外的平反压力足够大，当国内外形势逼人的时候，这些党内人士必将起而呼应，成为”六四”平反的鼓吹者和支持者。

综合以上的分析，对于”六四”是否应该平反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无论民间还是官方，无论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人们内心的真实意见大体一致，都认为”六四”应该平反。中共当权派之所以惧怕”六四”、封杀”六四”，正说明他们内心深处也知道”六四”应该平反，且迟早都会平反。应为而不敢为、不能为，乃是出于害怕后果、逃避责任、维护权力与利益的侥幸心理和患得患失的懦夫人格。

二、是否需要平反？

应该平反和需要平反是两个概念。有一些”异议人士”虽然强烈否定”六四”镇压，却认为”六四”并不需要平反。此类观点大概有以下几种：

其一，有人认为平反是一种专制游戏，迫害–平反–再迫害–再平反，这是专政体制的恶性循环。平反的主要价值是修复专制功能、重建政府形象、改善官民关系，而不是实现政治正义。是故，归根结底，”六四”平反只能服务于专制统治、有利于专制政府。所以，平反不是”六四”之所需，只有消灭专制、实现民主，才是对89运动参与者、受害者们最好的回应、真正的慰藉。

其二，也有人认为中共政府根本就没有平反”六四”的资格。因为中共是”六四”的当事人、作恶者，而不是合格的裁判者。而且，”六四”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冤假错案，平反这种轻描淡写的纠错方式对”六四”并不适宜。世上岂有杀人犯居高临下恩赐平反、受害者低声下气接受平反的道理？所以，我们不需要中共（或由中共所操纵的人大、法院等国家机构）为”六四”平反，平反的资格只能属于未来的、民选的中国政府，而中共作为一个有案在身的犯罪集团，它应该是被”甄别”、被”公审”、被”清算”的对象。在罪犯面前，指望平反是幼稚，等待平反是消极，请求平反是懦弱，接受平反是耻辱。

其三，还有人认为，”历史是人民写的”、”公道自在人心”，在”历史”、”人民”、”未来”、”天理”（或”上帝”）那里，89民主运动感天动地，”人民”早已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而”历史”也终将做出正确的结论。民心如镜，天理昭昭，何需政府平反？此种观点似乎表明，只有”人民”和”历史”才是最公正、最可靠的终极裁判者，而政治上、法律意义上的平反并不必要，至少并不那么重要。

在笔者看来，以上几种不需要平反的观点或偏激、或迂阔，并不可取。大多数”六四”遇难者家属、89运动的参与者和陷狱者也不太认可上述观点。比如，令人尊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以来坚持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向中共呛声、向政府请愿，要求人大常委会调查”六四”真相，要求以国家的名义抚慰、赔偿”六四”受害者。

笔者认为，平反是一种正义机制，是一种行之久远、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政治正义机制，而并不单纯是专制政府的政治游戏，也不可能仅仅以维护政权、加强专制为目的。无论是在专制或民主政体之中，对冤假错案、国家犯罪实施政治平反，均有其不可替代的正面价值。我们甚至应该说，在专制政体中，因为缺少其他的正义机制，平反的正义价值反而要更高、更可贵一些。

所谓不需要平反或不需要中共平反的观点，至少有两个错误，一是贬低了政治平反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政治与道德价值，简单地把平反的资格视为对专制政府权威的确认，二是将中共拟人化，也将”人民”、”历史”拟人化，混淆了国家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的区别。

笔者坚持认为，”六四”需要平反，而且必须平反。而平反也只能由国家、由政府来完成。在中共倒台之前，平反当然应该由中共政府来完成。”人民”或”历史”并不是现实的平反者，人民的宣判、历史的裁决等等说法，在通常的意义上，那只是一种文学修辞。我甚至认为，由中共政府来主持”六四”平反，比之未来的民选政府更有意义。因为中共执政集团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以平反这种方式得到救赎、得到新生。”六四”已经使中共失去了是非心和道德感，它的官场因而加速堕落，越来越痞子化、流氓化、黑恶化，俨然一副”破罐子破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解铃还须系铃人，唯有平反”六四”，通过真心谢罪、诚意赔偿，中共才有可能自我挽救，重新站到人之为人、党之为党的道德底线之上。否则，中共无药可救，而由一群流氓痞子所把持的一个偌大的国家，也断难实现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

中国的政治转型既不可能绕开中共，也不可能撇下中共，必须将中共、它的官僚体系、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一同转化，并融入新的体制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民主转型将很难顺利实现，中国社会也很难获得持久的和平、安宁和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反”六四”既是受害者之所需、是社会正义之所需，也更是中共前途命运之所需。”六四”之所以需要平反，就在于平反的期待隐藏着如下愿望：平反”六四”或有可能成为中共政党转型、中国政体转型的绝好契机，从而成为一个政治新时代的确切起点。

三、是否可能平反？何时才能平反？

平反”六四”之应该与否、需要与否，主要着眼于公理、正义和法律，而可能与否，则主要立足于变化中的党情、民情、国情和世情。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知和判断有着非常大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看法还在不断变化。

曾经有人预言，89之后三五年或邓死之后一两年”六四”就会平反。这些预言早已破产。最初，人们以为，中共要挽回因屠杀而流失的统治合法性，要化解民众敌意、应对国际制裁、修复党国功能、增强政权凝聚力、冲破因”六四”而凝固的政治僵局、重建人事洗牌后高层权力的新格局，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使得平反”六四”成为一个优先选项，甚至成为一张政治王牌。有的人甚至认为，在邓小平身后，中共政客们将会争着抢着为”六四”平反，因为谁占先谁得益，这是青史留名的伟大功勋，是四两拨千斤的权谋砝码，是得民心、顺士意的改革高招，是除旧布新、建功立业的政治捷径。如此名利双收、一本万利之事，中共大佬们竟何乐而不为呢？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使人们对”六四”平反充满信心。一是对毛语录”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深以为然，二是对”四五运动”两年后即获中共平反记忆犹新。总之，”六四”将很快平反的依据在当时似乎也很充分：一则理所应当，势在必行，二则史有前例，有规可循。

可惜，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如今，二十年了，岁月不饶人，平反仍然杳无音信。更加令人失望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六四”已经从国际政治中隐退，也正在从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淡化。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封杀、遗忘”六四”的政策卓有成效，年轻一代甚至不知”六四”为何物。当年只是为了躲灾避祸，后来就变成了主动遗忘、自觉回避，把”六四”丢到脑后，这几乎成了政界、学界的惯常状态。在这个远离正义的犬儒社会，忘却，大概也不失为一剂安神麻醉、镇脑止痛的对症药方。有鉴于此，”六四”平反的乐观主义者们渐渐失去了耐心，或者，也渐渐失去了信心。

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改变了原先的观点。有人明确指出，”六四”不可能平反，尤其不可能由中共来平反。其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是说，中共的”本性”太坏，它坏到了极点，而且冥顽不灵，”本性”难改，永远也不可能为”六四”平反；

二是说，中共的能力太烂，而且越来越烂，以致烂到无法驾驭因平反所招致的政局变化，更无法吸纳因平反而重新活跃的党内外民主势力，所以，它也不敢为”六四”平反；

三是说，”六四”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共的”政绩”相当骄人，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港台人民、甚至包括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和消费者都从中受益，客观上都已成为”六四”血腥红利的分享者。中共经济改革有功、利益收买见效，将功补过，绰绰有余，所以，平反”六四”是多此一举，自找麻烦；

四是说，”六四”造就了一批顽固不化的异议分子、民运分子、动乱分子，这些人是中共的死敌，以推翻政府为唯一使命，一旦”六四”平反，无异于放虎归山，中共必将步苏东波后尘，死路一条，亡党亡国，说不定还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所以，”六四”是中共的死穴，不平反可苟活，一平反必速死，中共绝不可能出此下策。

五是说，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主要决策者，又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今中共、以至未来的中共，都将是邓氏权威和邓氏路线的继承者，而平反”六四”有悖于为尊者讳的政治伦理，将会使邓的形象破产，也可能会使三十年的改革路线中断、改革业绩毁灭，从而动摇后继者权力和政策的根基。所以，”六四”不可能平反。

以上种种说法，有的来源于反对中共的方面，有的来源于维护中共的方面。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大多不能成立。说中共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本性”，这是文学性的说法，大概靠不住。说中共的能力很烂，这是事实，但平反”六四”或许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其能力。说中共改革发展有功，可以将功补过，姑且不论中国的发展究竟是谁的发展、对谁有功，无论如何，经济发展与”六四”平反是无法替代的两码事。说异议、民运分子是中共的竞争者或反对者尚可，说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我关系，未免危言耸听。说平反”六四”会伤害邓小平甚至中断改革路线，其实不然，平反将会还原邓氏真实形象、修正路线政策偏差、促进社会公正、深化政治转型。

这些”不可能平反”的理由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仅以中共高层的意愿、能力、利害为依据，仿佛平反只是中共的独角戏、平反的关键只在乎中共高层能不能消除顾忌、能不能化害为利，而没有、或极少考虑到其他的社会力量，没有对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外部压力给予足够的重视。诚然，中共能否平反”六四”有赖于高层立场和态度的转变，而且，也需要一些党内斗争的条件，比如，要有合适的”替罪羊”（四五运动之得以迅速平反，其必要条件是毛当年死亡、权争失败者”四人帮”可充当”替罪羊”），如无”替罪羊”，平反将把中共当权派逼进死角。但更重要的条件，则是来自中共决策层外部的平反压力之大小。中共为什么至今拒绝平反”六四”？主要的原因在于：外部的平反压力尚不能有效汇聚，尚不能集中施加于中共中枢并迫使其改变立场，尚不足以克服由”六四”决策者（邓、李及其他元老）、”六四”遗产继承者（江、胡）、以及”六四”受益集团为平反所设置的层层阻力。严格说来，”六四”能否获得中共平反，并不取决于中共高层的意愿和能力，”六四”平反的动力源泉在于党外。当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平反呼声足够强大，大到当局再也无从抵御、无法拒绝、不能不为之所动的时候，平反就会到来。

笔者认为，二十年的国情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淡化了”六四”的现实影响，但是，89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抗议运动，因此，”六四”不可能湮灭，如不平反，它就是一枚不定时炸弹，长久埋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之中。无论这件事情过去了多久，时间仍然站在”六四”受害者一边，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预测中共何时为”六四”平反很困难，高层换届、权力斗争、官民冲突等不可测控的政情变化会为平反的时机提供一些偶然因素，这是预测”六四”平反的变量。但总的说来，”六四”平反不仅可欲，也仍然是可能的。笔者始终相信”六四”会平反，无论如何也赖不掉、拖不过。我甚至以为，即使中共马上就要灰溜溜下台，出于倒台之后的利害计算，它大概也会在崩盘之前为”六四”平反。

2009-6-3

 

张飞丢了徐州，失了嫂嫂，在刘备跟前负罪自刎。刘备拉他起来，说，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有生以来，我第一百零一次听见此言，却是第一次在少儿节目中，又听人说一遍。我就心中喊一声CUT，回头一扫，幸好乖儿子不在。掐指一算，这个电视台再不悔改，十五年后的离婚率，又要升高5个百分点。

今年垃圾特别多。有人拼了老命，想在365天内，把优秀传统灌输一遍。有天吃饭，忘了关电视，忽然听见少儿频道里的驳壳枪声，多了起来。不是打鬼子，就是打内战。暴力一旦经过动漫，就被非道德化。一旦深入骨髓，可怜天下父母，你一年挣再多钱，又如何拼得过十数亿的宣传经费呢。

本来不想送孩子上幼儿园。狠了心，要Homeschooling.一家育儿周刊的老总说，去年大地震，表现最好的老师，就是幼儿园阿姨。她们一个接一个把孩子抱出去。他说，当今教育界，宏大叙事尚未压倒妇人之仁的地盘，还有哪里呢。最低端的，是最干净的，你都不去；高端的你反而敢？

一时气短，就送孩子去了。如今，她都和女儿坐而论道了。其实，我砸了电视也没用，瞅着红领巾也干着急。诗人鲁西西是基督徒，她女儿一直跟她Homeschooling，到今天，是个成功的例子。和郑渊洁一样，许多媒体都感兴趣，以为是创新的天才儿童培训法。其实相反，这恰恰是一种不打算出天才的教育。意思是不把孩子当天才，也不拿他当傻瓜；就是把人当人，把孩子当孩子，把童年当童年。

不是鲁西西胆子大，是她爱心大。使徒保罗说，栽种的是我，浇灌的是亚波罗，但唯有耶和华，能使万物生长。儿子长到两岁半，最大的感触，就是他实在不是我们养大的。若只靠我们，书亚都死一百回了。

所以父母是一个尊贵的职分，一个有神的形象与样式的生命，居然交给我们照顾。还以父子的身份，将小书亚的身体灵魂，暂且托付在我名下。就像三国的一句台词，说暂且把你脑袋留在你脖子上，替我保管吧。所以父母也是一个卑微的角色，生命不是我们创造的，性爱是承载生命的管道，不是创造生命的魔术。小书亚来到我们家的意思，是要我们在他面前，做慈爱的父母；在神面前，做忠心的管家。

就像国家也不是革命者缔造的，杀人杀不出一个国家，不管杀的是什么人。地上的国家，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下来的意思，意味着你是管家，不是主人。你是捡便宜的，不是苦大仇深的。这套动画片的主题曲，也很少儿不宜。不过有句词还有意思，唱的是“新城立，旧城破，守得住什么”。

忽然想到，打天下和养子女也差不多。因为很多时候，养子女就是小老百姓打天下的基本手法。一部三国，就是反复的守城和攻城。养儿女也是，不断地送出去，又不断地接回来。所谓成长，就是两个世界之间的攻防战。

两年半了，我的体会是，当父母就跟当官一样，很容易上瘾的。最容易上瘾的，就是当父母官。一上了瘾，就太把自己当回事。意思是把自己当做了上帝。就如李尔王的悲剧，他不但想做女儿的父亲，还想做女儿的上帝。一个想垄断女儿的爱的父亲，和一个压根不爱女儿的父亲一样，都是烂爸爸（引用小书亚语录）。换言之，一个想垄断公民的爱的国家，和一个压根不爱公民的国家，都是烂国家（效仿小书亚语录）。

其实，不是两种烂爸爸，是一种烂爸爸。想垄断对方的爱，本质上就是不爱。因他爱的，乃是自己，包括迷恋“父亲”这个被偶像化了的身份。也不是两种烂国家，是一种烂国家。因为想垄断公民的思念，和不顾惜公民的思念，都出于无情。情有独钟，已交给了“国家”这个被偶像化了的图腾。

刚看部美国的独立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是无情嘲讽父亲角色的黑色幽默。一个高中教师，梦想成为名作家。他儿子孤独、悖逆，迷恋色情网络，一个典型的E时代自闭症患者。两父子貌合神离。一天，儿子因手淫窒息而死。父亲伪装了自杀现场，代写一份遗书。结果这篇伪作成了他一生中最打动人的文字。他儿子被视为孤僻的天才，深邃的流星，被整座校园膜拜。他也不能自拔，继续仿冒儿子，熬夜写作，出了一本遗作。果然靠儿子的死吃饭，成了名作家，上了电视台。

以前评哪吒的故事，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伪父临朝”。鲁迅说，五千年文化，只有“吃人”二字。其实杀人的意思，就是杀子；吃人的实质，就是食子。三国的故事，滔滔江水，一言以蔽之，就是伪父临朝，易子而食。从家庭，到朝廷；从私家，到国家；这世界几千年来，最大的悲剧，就是伪父临朝，孤鸿遍地。圣经中说得更刺耳，耶稣指责那些不明白他的人，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明明是人，又不甘心，要做人上人。明明是父亲，又守不住父亲的位分。明明是公仆，也不甘心，想与主人齐头并驱。结果就是伪父临朝，魔鬼附体。

所以兄弟比妻子重要，因为兄弟是拿来打天下的，妻子是拿来坐天下的。所以国家比公民重要，因为国家是拿来登基的，公民是拿来垫背的。所以父亲也比儿子重要，因为父亲是拿来升级的，儿子是拿来光宗耀祖的。

地上没有伟大的父亲，也没有伟大的国家。因为伟大这个词，不应该拿来形容仆人。上周小书亚高烧不退，哭了。我劝他男孩子不哭，他转头说，对，我没见爸爸哭过。我一听，忽然就难过了。我儿子没见我哭过，我还算什么父亲。我岂不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成了他心头一个虚假的偶像，高耸的巴别塔。我就赶紧说，爸爸也哭过。爸爸和你一样软弱。你和爸爸一起祷告好吗。

晚上讲故事，我说，就像暴风雨来了，爸爸抱着你，快快躲进一座凉亭。因为你是小孩子，所以躲在爸爸怀里。但遮盖你的，并不是爸爸，而是这座凉亭。它遮盖了你，也遮盖了爸爸。两年半来，我们和妈妈一起，就坐在它的荫下。

60年了，我和我的父亲母亲，又一起坐在谁的荫下呢。那可以称得上“伟大”的，若不在红旗飘飘的街头，又在哪里？

写于2009-9-21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9月26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为其新作举办新书演讲会。龙应台向数百名台湾听众讲述了

台北中山堂

她写此书的心历路程，并表示希望中国大陆的读者能够读到这本书，了解台湾整整一代人隐忍不言的伤痛，才能了解台湾。

*拥抱人性–以小人物的生命历程诠释历史*

两位80岁的台湾国军老兵在接受龙应台采访时，用苍老的声音唱出他们60多年前学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两位老人是龙应台为撰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而采访的成千上万的受访者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一片荒芜，这两名在台东土生土长的17岁青年参加了国军。他们被一艘大船运到山东打内战，在国共内战的激战中跟无数国军士兵一起被俘后立即编入共产党军队，掉转枪口打国军，后又入朝参加韩战，被美军俘虏后，两名台湾青年又被命运的抛物线离奇地抛回台湾。

龙应台说，她的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要通过60年前她的家族故事、以及无数个被那场残酷的国共内战“绞肉机”甩出来的个体的生命历程。

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

龙应台表示，希望她的读者在掩卷之余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在国家、在集体、在一个巨大机器里的位置以及个人对其走向所能发挥的影响，这就是她写此书的意图。

她说：“我要做得比较单纯，我只是想把不管是苏联红军、德军、日本军、中国军–国军或者是解放军，我想要把每一个机器，集体的机器，把它拆解开来，让你看到里面那个孤零零的个人，而且让你看到，那个孤零零的个人他在流血、他在疼痛的地方。”

*一九四九–两德分裂、两岸分裂的年头*

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个月面世正值中国在为欢庆建国60周年做准备，因此她的新书格外引人关注。龙应台说，大陆方面以及国际媒体的对此书反应令她惊讶。

她说：“我发现他们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这本书是不是冲着10月1号来的。我吓一大跳，就是说是不是冲着建国大业来的，我非常惊讶，因为在过去的一年400天之中，我连报纸都很少看，没有时间看，心目中也不会想到10月1号或者是10月10号是什么日子，更不要说是冲着10月1号来了。”

龙应台说，出书确实有时间的巧合，但决不是此书目的。她写此书最初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起的念头，但一直到1999之后的几年里，父亲过世，母亲失忆，才让龙应台有了紧迫感，担心历史记忆的大门一旦关闭就永远敲不开，于是开始动笔。

*历史不仅是胜利者的 更不会是当权者的*

龙应台在台北新书演讲会上

当龙应台为收集史料奔走于台湾各个档案馆和台湾国防部各个机构时才发现有关1949年的资料如此之残缺不全。

她说；“因为当时是溃散来台，因为是有一个集体战败心理，所以，历史都不是战败者在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不忍去面对，结果就是，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他把你们的故事也讲进去了，所以当你在讲内战历史的时候，几乎都只有大陆的叙述。”

龙应台说，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她呼吁台湾民众行动起来，把自己、把长辈的经历，把60年来一直藏在黑盒子深处的千千万万亡灵的痛苦、伤痛都化成文字，或上网、或出书。

与此同时，龙应台说，不能把历史留给官方来写，那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边一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合起来恐怕就是一个完整的谎言。

因此，龙应台呼吁，中国大陆作家也行动起来，动手书写大陆民间的历史，书写大陆人民60年来那许许多多隐忍不言的伤痛。龙应台说，如果能够如此，像《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样的书在大陆就不会仅是一本，而是成千上万本。

*胜利与失败的轮回*

龙应台表示，她和她的无数读者一样都是怀着对参加了60年前那场国共内战的父老一辈的感恩之情来撰写、来阅读这本书的。她说，有在国共内战战场上打过仗的长辈气愤地给龙应台写信，以当年自己的英勇与付出质问龙应台怎么敢把他们称为失败者？

龙应台说，国民党在60年前的战场上确实失败了，但她要给“失败者”打上引号，重新定义胜利和失败。

她说，正是这些失败者来到台湾，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文明的、柔软的、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新的价值观，建立起一个现代台湾。因此，龙应台说，她为失败者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以自己是失败者的第二代为荣。

龙应台说：“他们刚刚好是因为当时军事上的失败使得我的长辈们这一整代人慢慢地在60年之中，在台湾这个地方逐步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离60年前那种国家的、集体的、胜利的、战争的价值越来越远，而离我称之为温柔的力量的价值越来越近。在这个意义上，当时军事上的失败反而是一种收获。”

*超越胜败 超越1949*

一名来自中国上海的读者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深深触动，他说，他读书时流下眼泪。不过他认为，台湾更重要的是要超越1949。

这位上海青年说：“固然我们要回到1949这样一个原点来解读历史，也需要准确、清晰地来阐读那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超越1949。”

龙应台的新作由大量史料构成，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但她强调说，她只是一名历史的小学生，无意撰写历史。然而面对历史，龙应台说，“台湾社会只有把过去抽丝剥茧地弄清楚，并让下一代人认识了解，前面的路才走得更好。”她说，“所有的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

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9月份分别在台湾、香港出版，现在已经有很多大陆出版社跟龙应台联系，希望出版此书。但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此书已遭中国大陆的网络封杀，以便“消除杂音”。龙应台的回应是，这只能更凸显两岸对彼此的不了解。她说，让中国大陆民众读到这本书非常更重要，因为他们能够以这本书为起点来了解台湾。

关键词：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国共内战

再过几天，就是2009年10月1日，是中共当局建立政权的六十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这一天，中共当局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游行的庆祝活动。本来，举行庆典应该是十分”和谐”的事情。可是中共当局却将其搞得”如临大敌”，几乎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2009年8月24日的新京报报道，”随着国庆60周年临近，北京警方于前日启动二级巡逻防控方案，所有进京路口均设置治安检查点，过街天桥、地下涵洞有民兵执勤防护。目前，北京每天有7000名警力和民兵安保力量上街防控。”

2009年9月1日的北方网报道，”在举国喜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来之际，天津市公安刑侦局养犬基地的10只警犬也进入了紧张地’备战’状态，每天高强度的训练，只为在国庆安保中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9月1日，10只警犬身穿”战袍”，在训导员的陪伴下进京，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国庆安保任务。”

2009年9月2日的新华网报道：”社区巡逻、值班防范、邻里守望、看护桥梁。国庆期间，首都将有近140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大街小巷，全面投入国庆安保工作，营造人人参与、共保平安、共庆辉煌、共享和谐的浓厚氛围。”

2009年09月2日的人民网报道，”随着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日益临近，安全部门正在把国庆安保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确保各项活动顺利进行。为此，北京武警的装甲车进驻长安街值勤。”

北京2009年9月6日的新华网报道，”记者从此间召开的七省区市’护城河工程’工作会议上获悉，我国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山西、山东七省区市决定启动新中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安保工作”护城河工程”，携手共同构筑国庆安全屏障。会上，七省区市有关领导同志共同签署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安保工作’护城河工程’工作协议》。”

2009年9月15日的新华网报道：”据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李润华介绍，近日北京市公安局下发通告，自9月15日零时起至10月8日24时止，北京行政区域内实施禁飞，即日起公安、民航、体育和空军等部门将对本市的信鸽公棚、飞行起降点、航模销售商店开展联合检查。记者了解到，今年禁飞除了奥运会期间的小型航空器外，鸽子和风筝也纳入了禁飞范围。禁飞时间段内，东起东六环，西至西四环，南起南三环，北至北三环之间的区域内禁止放风筝；北京行政区域内禁止放飞鸽子。目前除国庆庆典彩鸽放飞工作照常进行外，其他信鸽比赛活动均已暂停。”

2009年9月19日的《新京报》报道，”临近国庆，北京一些大型超市的菜刀全部下架。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家乐福国展店，在二楼的厨具专架已找不到菜刀的身影，就连水果刀、裁纸刀等刀具也难寻踪迹。一名工作人员讲，临近国庆，他们接到上级命令，’十一’前和’十一’期间不得出售菜刀等刀具。而在家乐福望京店，菜刀也已下架，得到的答复同样是临近国庆菜刀停售。在沃尔玛超市知春路店，菜刀也已停售。该超市一名值班经理表示，他们接到公司上级通知，国庆期间为确保治安，菜刀被临时下架；如果购买菜刀等刀具，可到小型日杂店和市场购买。”

2009年9月19日的新华网报道，”10月1日上午9时30分至12时30分，因实行空中航道管控，首都机场将禁航。”

此外，与以前的任何一个敏感时期一样，中共当局还对异己人士进行控制。有的进行监控（如张祖桦）；有的进行”旅游”（如陈永苗）；有的进行遣送回家（如王德邦）；甚至有的进行威胁（如孙文广）。

这一切信息汇集起来说明了，虽然中共当局表面上十分风光，可是其骨子里却十分恐惧。所以，这一次的控制措施，远远超过了2008年的奥运会：不仅发动警察、特警、武警、社区侦探游击队参与，而且还建立了”护城河”，并出动了装甲车，甚至还禁卖菜刀、禁放鸽子、禁放风筝、禁放气球。对此，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甚至强调，”维护首都稳定是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那么，中共当局为什么会这么恐惧呢？

首先是因为大栅栏伤人事件。9月17、19日，北京大栅栏地区连续发生了两起伤人事件，导致2死14伤。实际上，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中共当局早已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安全防范控制措施。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发生这样的事件。这无疑会加重中共当局的恐惧心理，于是又增加了安全防范措施。

其次是因为新疆事件。自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事件发生以来，新疆局势就没有平静下来。甚至，从8月份开始不断出现”扎针”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新疆民众对中共当局十分不满，以致9月4日爆发游行示威，要求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辞职。这无疑使中共十分恐惧，因此对其庆典进一步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在经过六十年残暴统治之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共实行官僚掠夺主义之后，中共当局当局已经制造了种种罪恶，欠下了种种罪债。无论是镇反，还是三反五反；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无论是”五八”大跃进，还是”八九”大屠杀；无论镇压西藏；还是镇压新疆；……每一次都是罪恶累累。正是这些累累罪恶，再加上土地被强征、工人被下岗、房屋被强拆、婴儿被毒死、孩子被压死等等，使得民众对中共当局的不满，已经处于火山即将喷发的时刻。这种火山的爆发，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就可以引发。不仅如此，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民众甚至已经开始反抗。处于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刻，中共当局当然不得不为其庆典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对于已经恐惧到极点的中共当局而言，在这些安全防范措置之下，它可能能够顺利度过其六十周年庆典。然而，在庆典之后，其恐惧的神经只会越来越紧，总有一天会导致突然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