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共建政60年了。

一个在建政伊始便宣称“决不施仁政”的政权（见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60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无数人类史上的“奇迹”。

历史不会忘记，60年来折腾不休的一个又一个运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肃反、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四五”、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六四风波”、镇压法轮功……。历史不会忘记，60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什么：数千万人无辜地失去生命，数千年的文化被摧毁，中华民族淳厚的伦理道德被戕害沦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一切为了什么？统治者说：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中国”，一个美好的人间天堂。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没站起来过，是我们将你们“解放”了，因此为了“新中国”，你们必须奉献一切，包括生命。于是，用自己头脑思想的人被镇压了，敢说话的人被消灭了，寻求真相的人被处理了。要活着，只能接受无产阶级的专政和谎言。在这种制度下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统治者，他们的国家主席和总理，甚至还包括寡头独裁者自己和他的家人。60年来在没有战争的状态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远远超过日寇的侵华战争。

邓小平有一段名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按中国人的习惯，一代是30年。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现在只有80代，而邓小平告诉我们，这个美好的社会主义需要上千年才能建成，并且还要“艰苦不懈的努力”。更为荒唐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从总书记到老百姓谁也不知道。

在这60年里：前30年，统治者利用人们的恐惧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后30年，统治者利用自己的权力掠夺人民财富。之后还有什么呢？“新中国”已经消耗了两代人——上亿鲜活的生命和尊严。凡是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敬、表示异议、表示不从的人，不是在肉体上被消灭，就是亡命天涯或投入黑狱。两年前，有个小警察在看守所提审我时说：“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说：“强盗霸占了我的母亲，我为什么一定要叫他爹呢？”于是我的案子更成了“要案”。

眼下，中国发生的事太雷人了，天怒人怨，连当局高层心里也没谱。偌大中国，如果失去民心，即使有军队和警察的镇压，“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有人对我说，目前他们很强大。是啊，已经强大到用铁甲车上街巡逻了；已经强大到每个公安机构用铁闸门保护起来了；已经强大到维护政权高于维护国家主权了。这些你可曾见识过？玩笑地说，电影中，占领军崩溃前大概都是这样吧。

有人对我说，他们真的很强大。是啊，中国已经是经济大国了，他们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而且马上就要有航空母舰了。我孤陋寡闻，但总认为不管在哪个国家，政权比老百姓强大不是好事；如果政权强大得都没有底气，那么对它就更应警惕。

有人对我说，现在好了，总书记要构建“和谐社会”了。是啊，我也久闻了。所谓构建，是造屋吧，建屋一定要先打一个基础，但总书记的“和谐”构建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在以往的罪恶之上，在不民主、不讲人权、继续剥夺人民权利的基础之上吗？这样的基础能构建“和谐社会”吗？监狱里继续关押着政治犯；政府堵截着上访者；媒体封锁真相；恶法依然大行其道……，中、下层弱势群体求告无门，暗自饮泣，而统治者在上面歌舞升平，这是“和谐”吗？

当局将把中国带向何方？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对历史上犯下的罪行有个交代；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正视现实，毅然决然地告别曾经给国家造成严重伤害的旧制度，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个有生机的党，应该适应时代。记住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注：谨将此文献给我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屈死的父亲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冤死的外祖父。

召开于中共60周年大庆之前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无数的前瞻中落幕，其中的主要任务是关注中共自身的建设，按照中共自己开列的清单，这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能力、制度等五方面，《人民日报》的社论则是本次大会的主题词：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这个政治任务，确实是不可缺少的装饰“门面”，因为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革命”，即当年的军事夺取政权，而非民选。当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赢得了农民的支持，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承诺获得了工人的拥护，用“民主自由”的承诺让知识界及无数小知识分子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中共许诺的革命目标——“消灭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这次60周年大庆，准备的宣传材料很多，但我遍觅60周年大庆口号与各种庆寿文章，独独缺了这一条。没有任何文章重提当年中共与国民政府逐鹿中原时这条伟大的承诺：“消灭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为了实现“人人平等”，中国社会翻了一个底朝天，农村里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让全中国人都变成了经济上接近“平等”的无产阶级。毛泽东可着劲折腾中国的过程，使中国在毛死亡前后陷入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访问的机会不多，所见所闻也不广。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外访，印象最深的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其理论渊源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对他说的一句话：“我们两国都消灭了一个阶级，你们消灭了有产阶级，让所有人都成为无产阶级；我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让大家都成为有产阶级。”至此，中国人才算是明白，毛泽东那种消灭有产阶级的办法，让国民均贫，并非“共产主义”理想。

邓小平的改革以造就富人为目标，先富带后富。但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官员权势集团上至中央高官，下至不算官的乡村权势集团，均凭借手中权力，通过权力市场化等种种贪污腐败行径，让自己变成暴富阶层。至此，中共执政60年算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这个过程如果在前网络时代，还可以偷偷摸摸进行，但资讯进入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过程几乎是赤裸裸地公然进行。人们看到的是权势与平民冰火两重天的生活：一方面，是中共各级政府官员的腰包日益鼓胀，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日渐公开化，有的官员的情妇甚至多达100余人，村长、村支书贪污数千万也早已不是新闻，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另一方面，中国数千万人口生活在赤贫中，每年因无法缴付子女学费而被迫自杀的人时有所闻；有为人子女者因无钱医治重病父母，被迫在其活着时将他们送进火葬场；还有人因无力埋葬亲人只好丢弃亲人遗体。中共革命的原定目标“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早已破产，中共作为执政者的政治信誉已经下降到了冰点。面对每年逾十万起的社会反抗，还有骚乱日炽的新疆、西藏，中国政府已无法安然欢庆60周年大庆，北京城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游弋，武装警察秣兵厉马，用以对付失业工人、失地农民与复员军人为主体的访民。此情此势，“不辜负人民的信任与期望”早就沦为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

但中共的专制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谎言政治，并非责任政治，因此中共的政治承诺虽然很多，每年花样翻新，但是否实现却无人问责，也无任何政治领袖因其承诺未兑现而认为应该下台或者自责。朱镕基当年曾用“给我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来形容自己坚定的反腐败决心，这句话虽然早已被中国的现实映衬为一个不小的讽刺，但朱镕基本人还是将其收进自己的文集。在这里，他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豪迈姿态，绝无自己未能实现承诺而产生的愧赧感。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中共早就清楚自己不但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与期望”，甚至已经踏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但谎言政治的内在动力还是驱使其将这一无法完成的政治任务当作政治门面的装饰物。

去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参观一所小学，一个小学生问胡锦涛为什么想当（国家）主席。胡锦涛回答说：“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

这当然是撒谎。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不是全中国人民选出来的。不过胡锦涛的回答倒从反面告诉我们：其实中共领导人也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民选举产生的，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因此，我们理当把胡锦涛这句谎言看作是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的不打自招。

不久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做客强国论坛，就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问题和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有网友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这位网友问道：“近来有人质疑我党执政的合法性，比如说我党没有经过人民选举授权等等，你如何看待类似言论，我党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房宁的回答是，合法性的问题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确切地翻译不是“合法性”，而应该是“正当性”。所谓合法性问题，实际上是说一个政权有没有正当性。房宁认为，合法性（正当性）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形式，比如说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等。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的，是人民革命塑造了政权的合法性。房宁进一步解释说，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实现强国之梦，这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同。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实质。

应该说，房宁对合法性的解释是正确的。所谓合法性或曰正当性，就是指人民承认并接受一个政权的管治，换句话，就是指人民自愿服从自愿认同一个政权。不过，他把选举、社会革命、默认等统统都看成是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形式，这就不一定正确了。

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的意愿必须通过一种形式公开地展示才能确定。沉默既可能表示赞同，也可能表示反对，所以“默认”不能算作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形式。革命也不能算合法性（正当性）的表现形式。一场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这并不能自动赋予新政权合法性或正当性。抢到了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这恰恰是违反合法性概念的。按照合法性概念，一个用武力取胜的政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政权；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还有待通过选举来证明。这就要求革命在成功后必须实行民主选举。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中共政权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它至今仍然没有通过选举这一关，因此它至今仍然不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

退一万步讲，就是按照房宁说的革命赋予革命政权合法性这一标准，中共政权依然是没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因为中共政权早就背叛了那场革命。我们知道，当初中共革命曾经给出两套承诺：一套承诺是自由民主——这套承诺从来不曾兑现，自不待言；另一套承诺是工人农民翻身当家作主——这一套承诺也从来没有兑现过。假如说在毛时代还有人误以为已经实现了工农翻身当家作主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就连傻瓜也知道那是弥天大谎，是欺人之谈。

至于房宁说的最后一点，当代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于它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实现强国梦，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不能以所谓政绩作为判定合法性的标准，政绩合法性根本不算合法性。

第一、以政绩确定合法性，违反合法性的本义。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白鲁洵(Lucian W.Pye)说得好：“没有一个政权愚蠢到把成功的政策作为其统治合法性基础，因为合法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管实行了怎样有偏差的政策而仍旧承认这个政权。”好比婚姻的合法性，如果不经双方同意（在古代则需双方家长或监护人同意）以及办理一定的手续，单单是因为男方对女方做出了一个合法丈夫所应该做出的某些事情（有了政绩），那决不等于双方就具有了合法的婚姻关系。否则，强奸、霸占和婚姻还有什么区别？反过来，一对合法的夫妻，即便一方未能很好地完成丈夫或妻子的应尽之责，只要未经过必要的程序解除婚约，该婚约的合法性就依然存在。

第二、权力的合法性首先取决于它的来源，而不是取决于它的内容。恰如任何一项特殊命令，如美国学者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所言，“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来头’赋予它以合法性。”在世袭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血统，来自世袭；在民主制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选举，等等。

为什么不能用政绩来确立合法性呢？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任何权力而言，确定其是否合法乃是使权力得以正常行使的前提（强行运作的权力不是权力，只是暴力），而判定其政绩优劣却只能是权力行使一定时期之后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用后果去确定前提呢？单单从时间的先后来说，这就是办不到的。换言之，权力的合法性一定是在权力做出政绩之前就必须确定的，所以，政绩决不可能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根据；所以，决无所谓“政绩合法性”。

另外，对政绩的评价必定是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各执一词，众说纷纭，那么，究竟应该以谁的评价为准呢？如果你说应该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准；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意见呢？这就需要投票，因而也就是需要民主了。可见，只有民主选举才能赋予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这里，我必须再一次强调言论自由的意义。我在《论言论自由》里讲过：“一个政权只有在符合人民愿望时，才有存在的理由。这就必然要求，最起码的，人民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示对这个政权的真实态度，换言之，这个政权就决不能禁止人们发表反对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权禁止一切反对意见的政权可以担保永远被‘人民’所拥护，因为它把所有反对自己的都排除在‘人民’之外。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政权宣誓要忠于人民，但是究竟谁算‘人民’，谁不算‘人民’，又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正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不是一种赤裸裸的循环论证吗？假使这套逻辑可以成立，天下就没有一个不受‘人民’拥护的政权了。由此可见，一个政权，只有在充分实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它才能证明巩固自身是正当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巩固一个政权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搞到禁止反对意见自由发表那种地步，一旦搞到那一步，我们就失去了巩固这个政权的最后根据。”

所以，我的结论是：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

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中国首都的心脏位置天安门广场将举行数万人参加的盛大阅兵仪式。数周以来，官方就开始调动民众举行庆祝的准备，全国各地将举行各种展览和庆祝活动。但是，过去六十年里发生的哪些大事要被庆祝？如何展示中国近代史？这些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

北京的民族宫正在举办一个新的展览，展厅内观众人头攒动。展览的主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展版上的演示图片展示的是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的幸福群众。展厅中不时还有穿着五彩民族服装的女模特穿梭而过。

这一展览是中国60年国庆庞大的庆祝活动中的一个，它想展示的是社会和谐和经济进步，而一些尴尬棘手的话题则被回避，例如西藏或者新疆的自治努力问题。虽然展出的是经过美化的画面，但是仍然很受大部分观众欢迎。一位男性观众说：”看到这几年我国西部地区发展情况特别好，感到很欣慰。可能有些境外的人士，例如支持藏独或者疆独的人士，希望西藏或者新疆从中国脱离出去。”

不符合”和谐社会”画面的就避而不谈，这在展览中如此，在历史书中也是如此。例如，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就是个禁忌话题。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是一笔而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也是被如此对待，而”大跃进”导致了3000多万中国人死于饥荒。时至今日，中国的历史书中仍找不到这一死亡数字。中国的著名媒体人、前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指出，中国的官方历史书写是非常靠不住的：”现在关于共和国历史的所有叙述，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全部都是假的。”

对于敢于质疑官方历史观的后果，李大同本人有着切身体会。三年前，由李大同担任主编的、属于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杂志发表了一篇历史学家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质疑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义和团历史的单方面描述，导致杂志一度被停刊，他本人也被撤销了主编职务。事件发生后，本身就是共产党员的李大同对共产党就持激烈批评态度了：”它通过控制一切传媒，不仅是教科书，通过教科书，通过报纸，广播，电视，文艺作品，电影。所有的传媒，给你灌输的都是这样的东西 。”

中国有一系列机构来保障与官方立场相左的历史观不得传播，例如中共的党史研究中心就直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中共中央还专设文献局，它决定什么样的历史文献可以公开。中国教育部也有一个委员会负责控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是一个中央检查机构，它负责对所有出版物的检查。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萧延中教授说，历史学者非常清楚哪些是禁忌话题：”新闻出版检查是这样：它也没有一个文件去规定什么东西不能出版。但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写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形成了一种(规 则)，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写，譬如说文化大革命。”

选择性的历史书写会带来一些奇怪的现象，特别是在涉及毛泽东时。例如，人民日报的网站上列出了过去60年的里程碑事件，当中有所谓的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但是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两年的国内政治事件都没有列入。萧延中教授说，这根本不是在书写历史：”它在制造历史，而不是在叙述历史。他们在制造的时候，不利于他的，就被省略，有利于他的就被放大，没有那么大也要放得很大，这个 地方有他就给你压缩。”

这是影片”建国大业”的主题音乐，从几天前开始，中国各地的影院都在放映这部电影。两个小时的场面宏大的电影把共产党描述成中国人民的救星，把毛泽东描写成一位机智的军事战略家和在打败国民党后把所有党派召集到一起协商的纯粹民主卫士。

影片以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此后对中共提出批评者遭到的命运当然不被提及。批评者指出，这部影片再次表明，历史在中国是如何被工具化的。毛泽东作为国家奠基人的角色被理想化了，对的他的罪行却保持沉默。李大同认为，这些都是为了保持中共的一党专制地位：”他们必须延续毛的这套传统。他们不可能抛弃毛，抛弃毛就意味着民主。他们无论如何是要保住毛的这套东西。在经济上抛弃毛的东西， 在政治上保留毛的这套东西。他们是在这种矛盾中走到今天。”

对历史的操纵越走越远，如今对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不能够批评。萧延中教授说，他在上课时尽量避免使用官方教科书：”那些讲一些基本道理的教科书是另外一回事。譬如政治学，你要讲西方政治学，就需要有教材。有些专门讲当代中国问题的，这个教材我 们就不好用了，因为它讲的不是事实。有的教科书写的时候，先把结论拿出来，然后再去谈问题。而且讲的全是官方的话，而官方和学者是 不一样的。”

萧延中教授现在只能在国外发表文章。他在他的研究中，恰恰是引用毛泽东的话来对共产党提出批评。他说，虽然与其他历史学者可以进行交流，但这只能在不公开的小圈子里进行。萧延中说：”实际上中国现在面临一个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要把所有的历史都拿出来展示，从中获得重要的经验教训，当然这意味着中 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结束，这个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孩子们在电视里唱的是北京奥运的主题曲。六十年国庆之际，中国的中小学特别增加了爱国主义教育课。但是这些课程中不会来反思历史，因此年轻一代中国人对本国的历史只有支离破碎的印象。因此，像李大同这样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呼吁说，现在是进行一场历史大辩论的时候了。

 

作者： Ruth Kirchner/潇阳

北京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的“贵宾室”，大批乘客只能站着候车。大约三年前，被兴业银行夺走，变为“白金卡”贵宾室——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市场价格”不论你愿意支付多少元。我询问那位年轻人可否用50元购买半小时休息时间，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收钱，只看白金卡。”。类似地，大连火车站软席候车室内无法容纳数百名乘客，但候车室旁边新增了一排“联通”或“移动”贵宾室——白金卡用户。这些贵宾室的面积，大约是软席候车室面积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里面空无一人，偶尔见到有人，也像是服务员的亲朋好友。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喜欢在工作场所与亲朋好友聊天。西湖南岸和北岸，近年来，有许多私人会所“，几乎占尽了沿岸的土地，更延伸至西湖周边的公园里，例如植物园邻接西湖的地区，我曾受邀访问过那里的私人会所。杭州的这些私人领域，表面上仍维持”饭馆“或”酒吧“的形象，不过，价格贵到无人问津（根本不打算有”市场“），这正合了店主的原意——公共设施私有化。一个最新的案例是北京颐和园和四环路”颐和园与中央党校“出口之间，原计划修建一片街心公园，但海淀区某位领导因在这块地产上的舞弊案被捕之后，这里居然兴建了几幢两层别墅，俨然在两条大街之间绿化带的中心。据一位知情人士说，这几幢别墅，最贵的，要卖1亿6百万元。

我列出的这些案例只表明，西方社会常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日益被挤压到官僚垄断私有经济的边缘。如果经济学家们仍研究和鼓吹市场经济，那么，看看我们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应可意识到，这不是我们当初预期要有的那种市场经济。但是，回顾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同样不难意识到，这恰好符合中国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官僚化的私有经济模式。

总之，体验着中国的发展，今天，我越来越同情孙中山先生当年建国理念所含的两大要素：节制资本，扶助工农。回顾我和《财经》杂志十年以来的办刊方针，很遗憾，正与孙先生的志向相合，与经济学理论的预期相左。只是，“节制资本”，它的理论论证远比“扶助工农”弱得多。即便是后者，也还需要在经济理论方面有更好的论证。我相信，这样的论证，归根结底可由“幸福”概念及其原理推演而来。

中国社会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当我们要节制资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牵引到“剥夺剥夺者”的道路上去。就如同当我们要鼓励资本的时候，事情很容易就演变为今天这样“资本统治一切”的局面。

所以，任何不满都可以理解，任何诊断都可以真确，难的，是怎样医治这个社会的疾病。我自己的办法，是宁可缓慢些，不可急于根治。改革，最根本的办法，永远不是孙中山阐释的“军政”。后者是革命，不是改革。孙文深知革命之后，社会之底蕴未变，不可不有“训政”阶段——事实上，后来多次“宪政”失败的过程表明，这一阶段相当漫长。何以如此？究其理由，我相信，仍是“教育”之不足或失败。教育，真是可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亡国）。因为，军事或实业，不能解决文化思想的危机。若文化和思想已经陷入危机，且陷入危机百年之久而无路可寻，那么，早如梁漱溟所言，未闻已断绝文化精神而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者。

 

    我好想打开心灵的天窗
    以寻找梦的痕迹
    在眸子的索引里发现爱的真缔
    把尖叫献给宇宙的安谧
    可生命无法重来
    时间正从指缝中流逝
    我质疑
   
    我质疑史书
    是否把天下的谎言都编辑成册
    我质疑圣者
    垃圾也可以成为大师
    我质疑伟大
    渺小原是这样练成的
    我质疑灿烂
    焰火是否取色于血液
   
    在生命至上的时代里
    为什么野坟里会萦绕着哀泣
    下一个冰川期还未到来
    人们的嘴唇为何抖颤
    我相信宇宙的初衷
    不是为了一个虚幻太极
    假设有一天空气稀薄了
    难道你我就放弃泪水的等待
    无耻是无耻者的最高境界
    善良是善良者的最低底线
   
    这世界只需要一个太阳
    我要把多余的火球射下
    然后变作一只夜莺
    追随着玉兔啼鸣

据新华网近日报导，大庆油田发现50周年庆祝大会22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这次出行，由于在刚刚落幕的中共中央17届4中全会上，他没有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所以海内外舆论对其相当关注。这篇短讯的记者说，当天的大庆市花团锦簇，彩旗飘扬，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我对这种场景颇为熟悉。过去我经常去黑龙江省大庆市采访，类似习近平级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光临的事情也曾耳闻目睹过，然而并非都是令人愉快的记忆。

大家知道，建国10年后大庆油田的发现，为中国的石油工业翻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从1959年秋天开始，在长达半个世纪里，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0亿吨，佔全国同期原油总产量的40％；从1976年开始实现了年产原油5000万吨，连续27年稳产高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为建立中国现代石油工业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大庆人确曾以国家主人翁自居和“铁人精神”感到自豪。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大庆人发生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富的更富，穷的更穷，邓小平所承诺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的人，走共同富裕之路”的话没有兑现。90年代中后期，我在大庆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几乎所有的科级以上的官员都开着奥迪轿车出行，免费使用大庆油田的汽油，上班之余，他们日夜出入各种豪华饭店，歌房与桑那浴或夜总会，过着比香港资本主义还要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只是与其区别在于，一切开销都不必自己掏腰包，全部为公款。有个新闻界的朋友带我去参观最热闹的经六一条街，不用讲以各种漂亮名子点缀的冼头房，泡脚城，桑那房，练歌房，均成了男人们趋之若鹜的享乐天地，单是女大款们热捧的鸭店就开了好几家，其中一个叫“燃情岁月”的酒吧最具有代表性，令我印象深刻。那些穷奢极欲的富婆们，在小帅哥身上花的钱，用一掷千金来形容，绝对准确无误。她们支付小帅哥的出场费或小费通常是男嫖客给妓女的10倍以上，并且不以为耻，反以此为显示身份高贵，地位富有的标志，荣耀无比。而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周边城市的女贪官。另一方面呢，普通的大庆油田工人月工资大都不过千元，有的女工才500多元，也就是说，还不如富婆找鸭子伺候自己的小费，所以大庆开发区管委会一位主管宣传的官员对我说，工人们辛辛苦苦一个月，不如帅哥舒舒服服一个钟。由于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近年来大庆市社会矛盾变得尖锐复杂，杀人抢劫绑架等恶性案件层出不穷，“笑贫不笑娼”已形成社会风气，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光是大庆油田就发生了多起工人维权运动，有时人数众多规模很大，但很快便被官方镇压下去了，因其远离港澳，工人们的信息及与媒体联系相对沿海城市闭塞，所以外界也少有报道。我曾多次与大庆市长杨信论及上述种种社会弊端，他说，水至清则无鱼，我知道这事，但没有办法！因为上面考核干部看什么，只看经济怎么样！我们一扫黄，本地银行的存款就少了，饭店酒楼的生意就萧条了！连外商也跑光了，你说我咋办？于是90年代后期我曾在香港《前哨》杂志刊发两篇文章揭露上述问题，但中国东北的社会阴暗面，并无任何改变，只不过我本人坐牢5年零一个月罢了。2006年我出狱后再去大庆，旧地重游，一切如故，而且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不禁感慨万千。大庆的一个技术学校教师对我说，石油工人现在只是名义上的“主人翁”，当官的叫他们学习“王铁人”，而自己呢，通通吃喝嫖赌做富人，所以，铁人们与巧取豪夺的有钱人的社会矛盾，只能变得越来越尖锐。这使我又想起另一个有关江泽民当年访问大庆的故事。如同今天习近平光临一样，干部们前呼后拥，工人们热烈鼓掌，场面有点杂乱。有一些工人试图靠近江泽民，向他反映情况，不料江泽民的几个保镖却奔了过去，粗暴地用训练有素的扫荡腿，把三个人的腿骨踢伤，使那些崇拜他的工人大失所望。他们说，原来“三个代表”，是三个保镖，一个也不代表咱们工人。另一次李鹏到访的场面更是令人惊愕：有一位领导请他题字，并令大庆开发区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去取笔墨纸砚，不想这人竟把两个铁震塞在裤兜里，走进房间后，当他面对李鹏取出时，正欲摆上书台，引起了随身警卫的误会与行动，那个保镖当场把他打倒在地，使他右胳膊肘骨折受伤，并惊吓成疾。连在场的当地官员都认为保镖是小题大作，故弄玄虚。大庆一位工人生气地说，这些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把建国初给他们卖命的铁人们抛弃了，反过来工人们也对他们变得厌无与憎恨，这样一来干群关系愈加紧张，成为了敌对状态。所以，在大庆屡次发生这个情况不足为奇。

眼下，具有忠君臣民思想和良好愿望的中国人，又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共第5代领导人身上，这一点正是海内外热议习近平前程的原因之一。我不否认习近平及其父辈与薄熙来家族确有不同，但我认为，不要过高地期求中国出现什么清官，而是应当千方百计地大举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用民主制度与新闻自由去监督和制约他们，别无它法。拿这次习近平的访问来说吧！我想，习近平到了大庆，当地的官员会带他去参观上述社会的阴暗面吗？会向他介绍普通大庆工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吗？不！他们只会用汇报会，庆祝会，用掌声笑声欢呼声包围他，使他象过去的封建帝王一样闭目塞听，走马观花，来去匆匆。所以，建立在信息不准确，不全面基础上的决策，就会出问题。一次两次矛盾不解决，久而久之，等大庆也出了象吉林通钢那样的大乱子，并与东北其它地区厂矿连成一片，那么相信中共政权将面临难解的挑战与困境，习近平再有本事，怕也无计可施。因此我建议中共中央还是以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吧，别再与人民群众“躲猫猫”了，且记：躲过了大年三十，终究躲不过十五！

2009 9 23多伦多

改革三十年的发动机完全是政治，从民间到官方的角度，都是一样。它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从非常规的政治运动状态，回归到常规状态。去政治化，例如让政治纳入法治的轨道，逐渐告别人治。我觉得改革三十年是一个法政的年代，或者法治作为总体目标的年代。由于89年的政治事故以及一贯的政治高压，在改革三十年呈现的本来面目就扭曲了。

80年代法政系，是党内民主派。也就是80年代的政治松动和解放，是政治精英或者官方能够容忍的知识精英推动的。而这种推动在8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中，在高潮中死去。到了2003年之后，就是维权运动和维权律师的兴起，这些主力很民间，完全告别官方，当初党内民主派如今却可能以怀疑的眼光看着。

80年代末那场的政治运动，确实是一个转折点。这场政治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最大不同地方，就是法律人成为主要的领导力量。这场政治运动的这个特征，并不是凭空生出来，而是1978年之后包括党内民主派不断推动法治的结果。

并不是北大，而是中国政法大学，成为精神领袖。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提出法治，泛论民主，却很少讲宪政，那么这场政治运动是补了这一课。陈小雅说，89有一个不同于任何一次造反运动的显著特征，就是大多数参与者所持有的法治与秩序的要求，而不是搞什么造反和动乱。王军涛在1989年4月下旬与社科院政治学所陈小雅谈话说，过去的学运是北大挑头，口号是自由、民主、人权，这次的运动是以法大作为核心，口号是法治。过去的那种口号，政府很容易接过去，而这次讲法治就要宪法对条文，回答不了的问题，就要有承诺。

法治是上下一体的共识。整个八十年代的启蒙，在民主与科学之外，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加入”法治”。在文革之后，面对十年浩劫的文革，受迫害的共同产党高干记忆犹新，对法治的追求还是相当真诚的，当然后来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法治”这个大旗，这场政治运动之后，官方就虚应故事了，在法律的名义之下，权贵大肆贪污。这个使命就落入到民间或公民社会。维权律师的出现，依赖于律师从体制中独立出来，成为公民社会中独立力量，接下了这个接力棒。

维权律师所主导的维权运动，有一个副产品是可以维护稳定动态和谐。十七大之后，地方对中央不仅存在”弱服从”关系，还存在不对等的博弈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需要重新整理中央地方关系。这一点也成为政治稳定的关节点，绝大部分的政治矛盾，都夹在中央地方关系产生。甚至可以说，除了敌我矛盾之外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可以纳入中央地方关系中调整的。

中央地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方向。例如宏观调控以来，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中央地方关系并不完全和谐，甚至矛盾公开显露。中央地方关系在经济领域激化，那么就必须腾挪到政治司法领域，并且贬低经济在政治中的作用，如此方可理顺。

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威日渐消弱，露出软肋和空档。所以中央政府必须让维权律师参与到维权运动中去，成为维权领袖，发动民众，在宪法法律之下，与地方豪强和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样才能让民众在维权之中，掌握法律，用权利对抗非法权力。其客观效果是维护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为整个社会的政治清明做出努力。中央政府与维权律师构成无意识联络的政治同盟。例如惩治贪污，需要有中间组织，需要维权律师的介入，如此是双赢的局面

社会稳定和和谐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所以知识分子参与到维权运动中去，或者发生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还是十字路口的”黄灯”，还没到”红灯”。 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吸纳和支持。有人担心民众与维权律师的结盟，群体性事件，会造成社会动荡。这也没错，这种趋势是一把双刃剑，需要中央政府的吸纳和支持，来避免转化成为社会动荡。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的新做法是，在经济上给予维权民众一定收益，以解燃眉之急，暂时安抚一下，然后在政治上把维权律师与抗争民众隔离开来，从源头上消除再次抗争的可能性。给民众面包，暂时消弭了”火灾”，而且让民众不再依赖于维权律师领袖。

这样的做法形成这样的局面：有维权虽然有牺牲但就有收获，不维权就没戏。在经济上当局做出让步，但在政治上一步也不放松，把任何从经济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掐死在襁褓里。

80年代是一个政治解放和松动的年代，而文化启蒙的成就，仅仅是辅助部分，也就是新启蒙和后面的文化热，是政治解放的组成部分，是很次要的部分。整个八十年代，能够节节推动的力量，是法政的。但是这些后来成了忌讳，大部分不能公开讨论。而只沾得一点边的文化启蒙，因为非政治，所以可以大行其道，反而心中产生了僭越心态，反客为主，要吞并政治解放和松动，解释80年代历史为文化史，因为人们看不到真相，为了自己的荣誉就帮助进一步遗忘，于21世纪作为幽灵复活，实际上构成专制主义的帮凶。

法政成为边缘，而文化成为中心，一方面是法政系自己放弃法政作为一门总体精神科学的使命，另一方面当然来自专制和文化人双重打压。从法政和政治自由层面来看，现代道德专制和文化人的古代道德专制，是一致的。80年代的政治解放，直接指责文革是封建专制，于今天以一以贯之，就要指责80年代文化幽灵是专制主义的帮凶。

90年代那就市场经济的力量要求法治，其主力战士变成商人，商人主观上追求利润，客观上促成法治。86年之后的文化解决到90年代的后的经济解决，可以看成是施密特所说的，政治总体性瓦解之后在伦理和经济二者之间徘徊。经济解决的崛起，是因为人心伦理在物质欲望面前极为有限，而功利主义的说服，更为有效。然而经济解决同样是文化解决的延续，同样是诉诸于人心的解决。伦理和经济二者之间徘徊，是迷途，所以当下兴起的道德保守主义，展开对经济欲望的批判，还是迷失的道路。

只有把改革三十年作为法政年代这种本相揭露出来，才能沿着80年代的政治解放的路径前进，并且阻止文化道德专制的复兴。这需要法政系肩负起把法政当作一门总体精神科学的使命，进入历史、文学、经济，让一切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归于法政精神。

法政系要学会表扬自己，要撰写历史，让自己的生命历程与法治浑然一体，在历史沉淀中而不是如文人那样总吹嘘当下的自己。法政系总结，并且让自己献于法治的进程，自己如同一条支流，万流归宗。

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疑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正式逮捕三个月后，律师接获公安机关消息，其案件要二度延长侦查期，律师指，延期合符法律，但质疑案件是否需要延期。有香港团体到中联办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海蓝报道）

 

9月23日，香港六个团体共二十多名示威人士，游行到中联办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照片由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提供）

刘晓波自六月二十三日被正式逮捕，他的案件巳侦查三个月，公安再度延长期限。刘晓波的代表律师丁钖奎表示，周三接获预审处警官口头通知，按照法律规定，刘晓波案件延长侦查期两个月。丁钖奎指，他曾要求安排与刘晓波见面，但所得答覆是，承办该案的警官出差，暂时没法安排。

前代表律师莫少平表示，从法律角度，公安有权三度延长侦查期七个月或以上。另外，公安也可以刘晓波在法定覊押期间，没法查清事实作为延期的理由，但他郤质疑刘晓波案件并不复杂，不明为何延期。

他说：就所谓现在涉嫌的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围绕他所写的文章，我们从律师角度来说，认为非常容易查清，不是说非常疑难复杂。你写的什么文章，在什么地方发表，内容是什么，据我所知，刘晓波发表文章，都不会匿名，用回真名，应该非常容易查清。

刘晓波律师透露，公安机关正审查他在零一年至零八年．向境外发表的廿多篇文章，其中包括“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及“地方官权黑社会化，对维权人士的迫害”等文章。

对于刘晓波案件再度延查，北京预审处一名公安指，负责案件的警官不在，没法回应，并嘱记者应致电公北京巿新闻办公室查询。

刘晓波妻子刘霞则表示，对其案件现阶段没法判断，但早巳预料会延期。刘霞又指，临近国庆，她将离开北京到外地度假半个月。

记者：关于刘晓波案件，现阶段你觉得怎样？
刘霞：现在又延期，就等著吧。但是这原来巳经预料到。
记者：临近国庆你是否像六四时被限制外出？
刘霞：不会，因为我25日便跟朋友们到南方去。

另外，香港有六个团体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及支联会等，共廿多人，周三中午到中联办游行抗议中国逮捕刘晓波。游行人士有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他们沿徒高呼“建国六十年，要求释放刘晓波及所有政治犯”，并“废除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等口号。示威人士在中联办门外，朗读刘霞致刘晓波的诗，然后绑上黄丝带及递交请愿信后离去。

五十三岁的刘晓波，曾是八九民运中“六四四君子”之一，九一年以“反革命”罪入狱，九六年被判劳动教养三年。零八年十二月，刘晓波与大约三百名知识份子、律师、作家及学者签署《零八宪章》，要 求民主宪政。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自去年十二月八日被国保人员带走，并被监视居住七个月后，北京公安检察机关六月二十三日正式逮捕刘晓波，指他涉嫌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口号》，一共50条，这些口号没有经过公开的讨论，一经公布，当然也不能修改，现在只能建议再增加几条：

（一）建议增加“人权万岁”中国宪法在不久前加入了“人权”内容，我提议把“人权万岁”加到国庆口号之中。“人权”是普世价值观，是绝大数国家都公认的原则。中国人吃透了不尊重人权的苦头，时至今日，很多人不知道“人权”为何物，少数人利用垄断的权力，极尽打压、践踏人权之能事，他们把维权人士任意关押、劳教判刑，有的公民身体遭暴力殴打，财产被任意剥夺、住房被暴力拆迁、土地被暴力掠夺、金钱被官商勾结诈骗，等等现象罄竹难书，为此建议把“人权万岁”加入国庆口号，以引起世人重视。

（二）建议增加“民主万岁”中共在建国前大声呼号，要建立民主国家，要实行普选。建国后的一些文件中也经常提到民主，特别是最近的四中全会更提出“党内民主”的号召。中国至今“民主”不足“专政”有余，在包括印度的很多国家，早已实行国家元首直选，但是中国直到今天，连个乡镇长都必须上级指定，不能实行直选。有些“选举”徒有其名，官员都是上边指定，“选举”只是严控下的走过程。应该弘扬民主，建议在国庆口号中增加“民主万岁”。

（三）增加“法治万岁”建国50多年之后“依法治国”进入了宪法。现在国内很多官员崇尚人治不知法治为何物，在中国至今没有“政党法”、“新闻法”……。即使在某方面有了“法律”，但很多官员，仍不依法办事。不少地方出现了公安与黑势力勾结，甚至公安本身黑社会化，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告到法院，很多法院不受理，有的受理后不认真判决，拖延时日，有的判决了也不认真执行。

有人说现在中国是“法院门朝南，无权无势莫进来”，至今全国冤案遍地，冤民苦诉无门。在帝制时期冤民还可以告御状，现在的冤民，按照国家的规定，到北京去上访结果受到各省的驻京办的阻挡，甚至抓捕殴打，哪有王法？哪有法治？哪有天理？北京法学博士许志永到北京的上访村住了近20天，了解上访人员的生态、苦衷，当他到医院调查被打伤的访民时，看到了驻京办的官员正在医院抓人，打人，他怒不可遏，在医院的走廊上高呼：“丧尽天良”。结果没过几天许志永博士就被逮捕，后来北京一些著名人士包括江平（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张思之（著名法学家）等六人联名呼吁，才把许志永从黑牢中救了出来。严酷的事实说明在中国没有法治的重要。为此我建议把“法治万岁”加到国庆口号之中。

（四）增加“民主党派万岁”50条口号中有一条“伟大的共产党万岁”，这条口号与原来广泛使用的 “伟大光荣正确中国共产党万岁”相比，去掉了“光荣、正确”也算是改进。

现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共产党提出要与他们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既然如此，民主党派也应该“万岁”才对，本人是“民主建国会”（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成员，尽管前几天山东民建领导到我家来，暗示我有被劝退的危险，但是我还是希望“民主建国会万岁”，能进入国庆口号以示“长期共存”。

2009年9月23日 于山东大学  13655317356  0531-8836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