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侪眼里的怪人
在同侪眼中，殷海光是个怪人。1998年秋天我访问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时，谈到殷海光这个老同学，他对我说：“没想到他在台湾这么红，以前呢，他可真是个怪人。”
殷海光自己也不避忌他那些教旁人侧目的怪行，晚年口述回忆录，就提到以往如何整天与沈有鼎混在一起。沈有鼎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有名的怪人，殷海光和他可谓“臭味相投”，二人闹了不少古怪的趣事，例如当众爬上电线杆，到过盛传有鬼的坟地，终年不换裤子和袜子，挥霍金钱致令吃喝都成问题，与沈有鼎一起终年不理发，一副怪模样示人，又试过约朋友到盘龙江裸体洗浴。诸如此类的奇行，令他博得一个绰号叫“神经病”。
在离开学校以后，殷海光虽然学会了一些世故，但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仍不是很有亲和力的人。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社初期，社内不少人对他都有意见。女作家聂华苓，未识殷海光之前，就听到人家说殷海光“孤僻、傲慢、言令声色，拒人于千里之外”；甫见面，印象差透了，暗呼“这样一个怪物”。经济学者夏道平对殷海光的观感也不好：“那时，我的印象是这个人恐怕不容易接近。至于他那种值得我们敬佩的头脑和风骨，我却没有本领一下子看出。”后来夏道平写出著名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殷海光突如其来向他恭维，但讲话的态度严肃得好像私塾老师赞许学生，惹来夏的“一阵不快之感”。《自由中国》经理马之骕这样评论：“大家都觉得‘殷海光不合群’，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天见面时他都绷着脸，一本正经，显得很严肃，有点‘傲不可攀’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个性倔犟’的人。有人说他‘恃才傲物’，自以为‘了不起’，常把别人看成文盲。也有人说他有‘自卑感’怕人看不起他，就故意‘造作’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说者都有理由。”
反传统阵营的代表人物
殷海光的确不容易理解，令人不解的不只个性上的特立独行，还有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这不只限于口头和笔底的主张，还涉及他的私人生活和价值信念。
殷海光长期以来属于反传统阵营的代表人物，曾经一再公开否定中国文化，比起“五四”时期很多誓言打倒孔家店的前辈，其激烈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断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的民主科学扞格不入，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假如传统文化只是“无价值”，还不致令殷海光这么痛恨；他最难以释怀的是，在当时台湾有些回护传统的思想主张，据他看来都是导人于迷途的、不道德的、可批判的：“念忆过去的事物，诚然可以填补若干人现在的空虚。然而，何有助于打开今后的局面？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时，‘哭灵牌’又有甚么用？孔制诚然维系了中国社会二千余年，但它也僵冻了中国社会二千余年。到头来，我们因此失去适应的能力。如果中国底传统教条或孔制果真是‘救国’的灵丹妙药，那末中国何至于有今天？如果传统教条或孔制果真有何‘挽救狂澜’的无边法力，那末何至连它自己都保不住？在中国目前这种‘天下滔滔’的乱况之中，中国底传统文化可说是‘泥菩萨下水，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中，若干泥醉的人士之提倡中国文化出口救世，这等于掉在水里快要淹死的人大叫要救岸上的人！”
在公开的言论中，殷海光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传统的厌恶和痛恨，以致社会学家杨懋春这样批评：“我敢说，他自己也决不会惋惜我们的传统被遗忘。”有趣的是，殷海光虽然支持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趋向，他本人的生活态度却是不折不扣的反现代化。
西化的生活方式
这不妨从他的西化生活方式谈起。基本上，殷海光西化的程度，不只是思想上的，而是深入到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先举饮食偏好为例吧，他对西式食物的偏好极深，有时几近不理性的程度；抗战胜利后，他本来计划回乡，但路费不够，好不容易从同学处拿到两万块钱；可是一拿到钱，就跑到专卖美军用品的商店，去买巧克力糖及其他好吃的东西，一下子用掉了一大半。这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兴起的举动。1945-1946年旅居重庆，殷海光在房间书架的底层，堆满了美军罐头食品。来到台北以后，因为他的西式饮食习惯，妻子夏君璐便跟点心专家学手艺。夏君璐说：“记得当时一般人的早餐是稀饭、馒头、豆浆时，我们的早餐则一律是面包、果酱、煎蛋、咖啡、牛奶。”以当时台湾贫乏的经济水平而言，这是相当奢侈的享受。遇有留学外国的学生回台，殷海光有时亦不客气地提出要求，请他们带一些优质的洋饼干来给他“饱饱口福”，这也是他崇尚西式食品的表现。
此外，殷海光还喜爱穿西服，养洋狗，购卖原装正版的英文书。在外汇短缺的年代，美元是一种超级贵重的货币，他直接向国外订购书籍，乃是一项庞大的开支。夏君璐屡劝他亦不听，后来忍不住叹道：“他每月买书费为数不小，遇到枯水期，颇影响家庭经济。”
还有，殷海光并不用中文称谓来呼唤家中的亲人，称呼妻子叫“Mrs殷”，称呼女儿叫“Abby”，女儿的中文名改为“文丽”是因为欣赏西片《乱世佳人》的女主角“费雯丽”的缘故；日常便督促女儿学好英文，家中禁用毛笔、中国信纸、信封，绝不过中国的节庆。
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令人惊讶的是，像殷海光这样一个标榜西化的人，居然不能欣赏和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生活。他认为机械文明会破坏宁静的生活，所以任何现代电器产品，包括电视、电话、收音机，一律不准进入家门。还有，他不懂乘电梯，一辈子只打过四次电话，几年难得看一次电影，一年难得上几次闹市，上街也不大会认路；从来不搭巴士，认为挤巴士会丧失“人的尊严”。这都说明，殷海光与现代社会完全格格不入，可算是一个“异乡人”。
美国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殷海光对它有何看法呢？在1955年赴美之前，他曾有一次机会出国，就是在1945年随青年军赴印度受训。那时青年军长期置身于未被文明开化的原始森林，队伍所至，投宿无门，触目所见，落后穷困，令殷海光对这个社会的印象甚劣；偏偏他同时却看到美国财力物力之雄厚；这种切身经验，很容易造成东方落后而西方进步的二分对照。
继此以后，他非常憧憬美国，根据书本上的知识，断定美国是“自由的天地”；另一方面，也隐约知道美国生活的忙乱，感到相当讨厌。1955年上半年，他通过哈佛大学的邀请，终于有机会到美国旅居五个多月的时间；通过亲身的接触，他开始看到美国社会也有不少弊端，从而滋长反现代化的思想。
据他在旅美时期写作的游记可知，他眼中的美国真是处处弊端。首先是现代交通的节奏叫他难以适应。他在台北，本已患了“恐车症”；如今到了美国，汽车又多又快，虽然很少车祸，但单是噪音已令他极度困扰。此外，美国的工商业竞争所构成的社会张力太剧烈，人民不好沉思，生活节奏太快，过分崇拜工作效率，终日为金钱、为物质而忙个不停，弄得人们神经衰弱，心脏有病。还有，这个社会太缺乏艺术空气，缺乏风格，文化事业受供求律所支配，专门的学术著作不流行，袖珍本满市，猥亵的黄色文化旺盛，不能妥善安排性冲动的问题。
殷海光觉得，美国人的物质基础已经很充足，除了若干医药外，有18世纪西方的规模就够了，不用再发展下去。美国急切需要发展的，是宗教、艺术生活以及一般的哲学思想态度，使人的精神向上升；只有这样，美国才能领导自由世界。后来，他还向人透露一个狂想：要彻底解决现代化的弊病，“只有把美国生产疯狂患者的大亨们一律放逐到泰国佛院去安息”──只恨没有人能办得到。
一边是西化，另一边是反现代化，看起来，确是令人错愕不已的怪现象！到过美国的中国人何止千万，但像殷海光那般处处感到不适、极度憎恶现代化的人，恐怕只属少数。要解释这个现象，必须从他的师承和个性寻找原因。
欣赏传统文化的生活情调
殷海光毕生过得最闲适安逸的日子，不是在故乡黄冈，不是在毕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台北，更不是在讨人厌的美国，而是少年时代在北平古城的生活。1936-1937年，他为了升学，寄居在金岳霖家中，而金岳霖则是中国著名的大知识分子，收入、名誉、地位俱高，喜欢西化的生活享受，行为举止十足是英国绅士的风度。殷海光对之也甚为向往，他在回忆往事时，还津津乐道地谈到金岳霖“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厚重、严正、深沉，有英国绅士的风味”，甚至他还记得当天在早餐桌上，所见到的全是西化的食物：西点餐包、鸡蛋、牛油、小山芋、美国的小玉米、咖啡，还有水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殷海光既欣赏金岳霖的风仪，学习和仿效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他吃一般人吃不起的西餐，喝最高级的咖啡，买英文书不选廉价的袖珍本，不挤巴士，家中养狗；这种追求高尚的西化生活方式，显然得自金岳霖的熏陶。
这种绅士式的尊严，加上超绝世俗的孤僻性格，令殷海光更不容易融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殷海光“少年时代本有孤独的倾向”，自西南联大求学以来，他就喜爱漫步低头沉思，在思考中自成一个小宇宙，与外界形成半绝缘的状态。来到台湾以后，生活大多限于读书、写作和讲课，其思想固可神游六合之外，但往往足不出户，始终守在书房的小天地中。
由于自幼在乡土生活的经历，殷海光特别享受家中宁静的生活，其行事自有一股泥土气息和农村味道：有一次，殷海光到访牟润孙家，看见其家院子长了草，就动手拔除了一番，致令别人误以为他是台大派来的工人。日常嗜好就是在家中享受宁静的生活，栽种花卉、修葺庭园这些劳动工作，更乐此不疲。住在松江路的《自由中国》社宿舍时，他已有在园子里种花的习惯。当他搬入温州街的台大宿舍之后，他对家中庭园的修葺极为讲究，园中遍植花木，单是堆成一座小山便用了三年时间，院中的游水池至少改建过五次之多。
殷海光曾向人透露，梦想有一个隔离俗世的角落，庄园也好，自办的大学也好，给他自由悠闲的生活。以这种崇尚和谐宁静的心灵，自然容不得半点机械文明的烦嚣。这种亲近自然的诗人气质，不知不觉地令他暗自欣赏传统文化的生活情调。在私人书信中，他便向朋友坦白地透露：“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于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人。‘庭院深深深几许’，多够我低首徘徊啊！”
并未回归中国传统
必须注意的是，上述论述决不能过于夸大，因而掩盖殷海光激烈反传统的思想特征。首先，殷海光的孤僻是有限度的。他这个人的现实关怀极深，除了晚年被逼隐居之外，一直活跃于言论界和教育界，在言论界是民主战士，在教育界是青年导师。因此，他即使有自外于尘嚣俗世的思想，但还不算是太上忘情的隐士。
其次，在殷海光眼中，现代西方文明固然有其毛病，但较之中国传统，“究竟为害较轻”。他特别警告读者“抓住人家偶然发生的一两件事作攻击的口实”，是幼稚不堪的行为，只会“赢得义和团喝采”。所以，他批评西方文明，不代表他已经回归中国传统。
还有，殷海光对传统生活情调的爱好和欣赏，虽是发自内心，但似乎无意将之引入理智的讨论之中。且看他如何说：“自己个人是否爱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件事，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可用来救国救世则是另一件事。就作者个人底爱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点作者也有爱好的。例如，罗素所盛赞的‘老庄人生态度’，作者也颇爱好。从前那种松舒的生活方式，作者尤其企望。美国那种一天到晚汽车冲、冲、冲的光景，实在是‘吃勿消’。但是，我们不以为个人所爱好的东西‘必然’有甚么‘真理’存乎其间。我们更不能因为一个文化传统支配社会长久了便说它一定是甚么真理。包小脚、八股文，尤其是专制政体，这些文化内容在中国盛行了很久，我们能说它们是‘真理’吗？我们不能因有人反对在传统文化中支配了很久的那些不适用的教条而批评他是‘有违祖教’。如果‘祖教’有碍进步，违之岂非一大佳事？……时至今日，‘祖’最多只是纪念的对象，并非依照的对象。没有希望的人，才两只眼睛向后望。有希望的人，两只眼睛是向前看的。”
可以看见，殷海光不是不知道自己有爱好传统的一面。但是，他那颗惟科学是尚的头脑，总是抗拒任何情绪性的事物。按照“有颜色的思想”和“无颜色的思想”的二分法，爱好传统的感情肯定属于“有颜色的思想”，根本没有合理的存在理据。所以，殷海光那些爱好传统的情绪，与他在公开领域上宣传的反传统主张，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事物，并不能因此构成任何取消、中和或修正的作用。
这里要附记一笔的是，许多人都过分强调殷海光晚年的思想变化，以为他已经从反传统的牢笼走出来，但据我在《殷海光思想研究》和《混沌中的探索》二书的考证发现，实情并非如此简单。殷海光的思想确有变化，但变的程度不宜过分夸大。他在晚年仍在抗拒阅读传统典籍，许多观念仍与反传统时期一脉相承，在骨子里仍免不了崇拜西洋的倾向，之所以不愿再顶着反传统的帽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林毓生等学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