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苏联两个共产大国都经历过自己的六十年。苏联由六十年（1917—1977）的鼎盛走向衰落，完成一个帝国兴亡的周期。它们的历史经验，有些什么异同之处？对於未来中国有何启示？

 

● 苏联60年遭遇过纳粹德国的严重侵犯，中共60年，国内则完全没有战争。这是1945年2月美英苏三大巨头（左起）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谈战后事宜。

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建立「共和国」，迄今已整整六十年。中国历法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一个纪元的循环。天道可畏，是回首展望的时候了。这个当代一党专制最严厉的国家，度过一甲子，还在「崛起」之中。怎样看待这个历史现象？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它的存在，有没有可比性？一个明显的参照物，就是苏联的六十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七七。一九七七年的苏联，被中国称为「超级大国」，美苏两霸之一，那是它不可一世的鼎盛时期。然后，走向衰落。对比中苏的两个六十年，可以发现许多令人玩味的看点，不无启示。

这是一个庞大的选题。本文只能有限地探讨中苏两国六十年道路对比的几个方面。选择中国与苏联作对比的依据，显而易见：

●两国皆具大国的特徵：疆域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民族繁杂。

●两国都由革命起义或战争夺取政权。

●两国都奉行共产党的一党统治，都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立国教义。

●两国有过深厚的依存关系，有如父子、兄弟之称。有体制上的广泛渊源。

因此，两国历史轨迹的同质性使得中国六十年无法和类似历史相近的印度、后来崛起的巴西这些大国相比。对比显示，苏中两国发展道路的许多差异，导致后来的势不两立。

所谓「苏联」，严格说是一九二二年底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入盟的只有四个共和国。确定苏共的一党领导权也是一九一九年俄共（布）八大。但世称苏联建国历史仍以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工兵农苏维埃」为起点。本文从俗，毋庸置疑。

战争严重破坏与和平环境六十年

一、战争与和平的差异。苏联六十年（1917—1977）中经历两场战争，一是建国初的内战。十月革命第二天，列宁就主张退出一次世界大战，以保住新政权。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和约》，面对国内外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军事干涉与内战，从一九一八年打到一九二二年结束，成立苏联。这次内战至少死了红军一百万、白军五十万、平民数百万，经济几乎崩溃，工业减产到战前的七分之一，农业减产到三分之一。还有一场瘟疫斑疹伤寒流行，死人三百万。

二是和纳粹德国的战争，从一九四一年打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以五百五十万兵力突袭苏联，一直打到莫斯科近郊，苏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终於扭转败局，攻克柏林取得胜利。这场二十世纪最惨烈血腥的战争中，苏联付出代价最大，据俄国最新资料，苏军和平民共死亡二千六百六十万人。全国成年男子半数非死即残。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三万二千个大企业被毁，一千七百个城市、七万个村庄被破坏或焚毁。

中共六十年也有过三场战争：一九五○至五三年的朝鲜战争，一九六二年的中印和一九七九年的中越边界之战。三场战争都在中国境外进行，以「抗美援朝」战争规模与付出最大。中共出兵一百五十万人，阵亡十七万，发动五次战役，被俘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其中14，200人自愿去台湾）。总军费开支六十二亿五千万元（约二十五亿美元，相当於一九五○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印、中越之战规模小，时间短，战争的政治含义高於军事，中越之战中方阵亡约七千人。

以上资料显示，在中苏建国的六十年内，中国基本上是处於和平环境，领土内没有战争，除最初的韩战外，境外也并无严重的战争威胁，而苏联则遭遇过两次严酷而全面的战争的创伤钜痛。这种差别在两国发展史上，有至大而深远的影响。苏联战后党内「修正主义」思潮泛起，乃至冷战的军备竞赛都与此有关，而中共则一直陶醉在「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武力崇拜中（这崇拜延续到六四以至迄今的军委至上、军权高於党权的体制上）。夜郎自大的毛时代，高呼世界革命，军事上严重落后，七九年打越南已暴露不少问题。可幸的只是，毛不像希特勒要吞下整个欧洲，他以折腾自己的同志和百姓为乐。

  

●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直到解体，中国则在毛死后很快走上市场经济。这是2008年中俄边境自由贸易的热闹景象。

斯大林与毛的暴政的区别

二、内部整肃与清洗。苏联六十年中包括二十九年（1924—1953）斯大林时期，和中国二十七年（1949—1976）的毛泽东时期相若。斯毛的残暴本质没有区别，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独裁者。但他们暴行的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的大镇压源於一九三四年可能的接班人基洛夫被暗杀，高潮在三七、三八年，镇压主要针对党内军内，并及株连，被杀戮人数学者多指为五百万以上。二○○九年根据解密国家档案披露，因政治原因判处死刑者，一九二五至一九九○共达二百一十六万三千二百二十八人（乌克兰学者波达可夫提供），另外加上斯大林强迫推行农业集体化、劳改营、流放等造成的死亡，中共学界提出的总数字达二千万人。另外，一九三二、三三年的乌克兰大飢荒，死人为二百五十万至四百八十万。斯大林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二战之后基本停止。斯氏死后苏共大规模平反冤案，八百万政治犯释放回家，为六百万死者昭雪。一九五七年国庆曾举行大赦。解散三分之二西伯利亚劳改所。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迫害与杀戮，不算大飢荒，也有三千余万死者。其特徵是：？从土改镇反到文革结束，贯彻始终，越演越烈；？大部份以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甚至野蛮残酷到人吃人的地步；？官方高度保密，后果嫁祸於人，从无自我谴责与道歉。

毛的罪行与斯大林相比，一个最大差别是，毛的迫害遍及知识份子，以至对文化领域的广泛摧毁。斯大林的镇压（含革命初期列宁的恐怖政策）主要在政治范围，对俄国的文化传统，教育制度，从硬体到人才，尚有相当的尊重（宗教破坏例外）像中国砸锅敲锁的大炼钢铁、万斤卫星田的大跃进，关闭全国学校闹革命，除保护几个核武专家，「臭老九」通通赶去农村劳动的事，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更严重的是，毛的残酷专政，正是实施於斯大林死（1953）之后，苏共和国际共运沉入深刻的反省修正之际，毛大逆时代潮流，直至发动疯狂的文革，以可耻的祸国殃民而告终。苏共则在二战后透过二十大（1956），赫鲁晓夫推动历史性的政治改革体制，依然领导潮流，到一九七七年勃列日？夫时期，有所停滞，却并未倒退（延伸至七七年后的演变至九一年苏联解体。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中共结束毛独裁之后，从经济上寻找出路，政治上却一仍旧章，一党专政，三十来没有「新思维」，没有「公开性」，邓小平一句「宜粗不宜细」，严禁清算毛罪行，实质上维护独裁统治，为六四事件血腥镇压作了铺垫。至今六十大庆，胡锦涛仍然严控媒体，打压人权，连大赦也不敢做，惟有大阅兵，耀武扬威。

政治体制的对比，反映了中苏两党两国在历史文化素质上的巨大落差。

计划经济在两国不同的实践

三、计划经济与对外开放。苏共在一九七七年十月革命六十周年时宣称，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则称美苏是「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怎样从经济层面去评论苏联及其与中国经济的比较？一个明显的困难在於，苏联经济前六十年，一直在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发展，虽然五十年代中期起，有不断的改革，也只是企图完善那种模式。直到一九九○年七月，苏共二十八大，正式撤销国家计划委员会，苏式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方告结束，那时距苏联解体仅有一年半。可是中共开国六十年的经济路线却没有这种连贯性，中国前三十年照抄苏式路线，后三十年却几乎是断然与前三十年分离，毅然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变成不可逆转的现实。

今天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问题，无疑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问题，但是历史的回顾，也许能找到过去和今天的某些关联。首先，不能否认，苏联前六十年确实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成为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现代强国。沙俄时代工业虽有一定基础，但一场革命加内战，将生产力毁掉大半，四百万吨钢产量只剩下二十万吨。苏共推动几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四○年便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佔七成五。斯大林的路线是高速发展重工业，「否则要挨打」。一九四○年的钢产量达到英法德三国之和的五成三，在苏德战争中，苏联在惨败中能够站起来，反攻胜利，四年生产十万二千辆坦克、十三万架飞机、四十九万门大炮，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重工业的支撑（虽然西方也提供过一些武器与军用品的支援）。

这是一个专家们认同的观点。换言之，如果苏联没有战前的重工业路线，可能已经败给纳粹（当然，不一定亡国）。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便成为苏式计划经济模式的定律。在苏联战后的冷战时代导致军工、核武和太空科技的沉重军备负担。这种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管理的经济惯性，使赫鲁晓夫到勃列日？夫的多次改革，都未能飞出鸟笼——这是计划经济的一段历史记录。到了战后世界格局的重组，现代资本主义的活力和苏式经济模式的僵化落伍便愈益凸显。

对於热衷於「阶级斗争」对现代经济毫无素养的毛集团，牺牲人民福利的苏式模式的为害，那就不言而喻。

其实，中国实行比较像样的计划经济，最多不过五年，即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从一九五八年在超英赶美口号下，毛亲自上阵瞎指挥，发动大跃进以后，至毛一九七六年去世，前后近二十年时间，中国经济未曾回到真正有序的计划经济轨道上，而不断受到毛肆意的干扰、破坏，从大跃进、大飢荒、调整恢复、四清社教、终於文革。国家实力除了爆了两颗核弹，扮了一阵纸老虎，最后是自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生更是苦不堪言，票证供应达数百种，仅粮票全国有二千四百个单位印发。

我们不妨假设，中国经济与政治如果不是被一个希特勒式的疯子所蹂躏，老老实实地搞一番计划经济，后果又如何？至少可以避免那场大饥荒吧。事实上，五十年代中苏的「超英赶美」，苏联七十年代确已实现了「在若干主要工业指标上超过美国」。虽然苏联模式终将被取代，但是，中国比苏联提早进入市场经济，却是因祸得福，是一场「浩劫」造成的大危机，而不是计划经济失败导致的结果。毛宣称「走俄国人的路」，那才是一个不可能的口号，事实已经证明，不仅在经济上，最终在政治上，中苏都是渐行渐远，分道扬镳。因为中国不是东欧，毛也不信马克思。我们也很难回答，如果斯大林像莫洛托夫（1890—1986）一样长寿，毛泽东会不会、敢不敢乱搞大跃进和文革？

对引进外资的不同态度

四、自力更生与引进外资。中国三十年毛路线统治的彻底失败，所谓「自力更生、多快好省」的牛皮破产，迫使中共从经济上改弦易辙，这是「改革开放」出笼的背景。在伟大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堂皇包装下，我们看到深圳的血汗工厂、各地家园被毁上告无门的冤民和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背后，是源源不绝的港币和美元。

引进外资成为崛起的本钱。在斯大林毛泽东的教条中，引进西方资本是大逆不道的事。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要改变在外国资本奴役下的「半殖民地」状态。因此，尽管辩证大师列宁在建国初期主张过引进外资以度过难关，但斯大林推行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之后，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与设备，就失去可议论的空间。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拒绝外援合理化。毛集团亦步亦趋，完全以援助亚非拉革命的冷战心态，度量国际资本不怀好意。直到毛死前夕，唐山大地震吞噬二十四万人，还拒绝一切国际支援，不让「和平演变」有可乘之机。

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解冻。但一九七零年之前总共才引进外资三十五亿美元，当局的经济战略重心是在谋求更先进的科技应用和企业管理的集约化。七一至七七年加大步伐，外资进入七年共计二百四十亿美元。

中国一九八零年开始转向。从当年外汇储备区区二十二亿美元（五十年代接受苏援七十四亿卢布，另当别论）起步，八一年外资引进已超过五十亿美元。大幅度增长是九十年代中期，从投资设厂提升到并购企业、外资银行进场。二○○五年一年的契约外资已达一千八百九十亿美元，到位金额六百零三亿美元。而二十年来注入的到位资金总额，已达八千亿美元。相当於当年马歇尔战后重建欧洲计划一百三十亿（合2006年1300亿）美元的六倍。

引进西方资本与新技术，打破毛时代的闭关锁国，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加入世贸，经济走向全球化，中国以廉价劳力和土地资源成为「世界工厂」，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社会及对外关系。然而，利弊相随。国际资本促进的中国经济市场化，并没有带来在许多保守国家都出现的政治进步。本文不能对此深入剖析，却可以指出千万个官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霸佔了这个国家，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幸的是，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专制社会里，外资的商业身份也被变色，讲究诚信的企业家变为精明的贿赂者。着名学者何清涟指出，「外资通过贿赂与中国政府结成的联盟，使中国的专制统治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加富有韧性。」她认为这是「中国的制度性腐败的国际化」。

中国也有人担心外资的过度进入。但是分管社保基金的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八年七月）说，外资对国家GDP的贡献率很大，外资还要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投资。

再来看看俄罗斯。他们重视外资已是「建国六十年」之后，即使在苏联解体后，踏上重建俄罗斯的崎岖之路，也没有那样依赖外资。一连串经改尝试、衰退，熬了好几年，九九年方有起色，二○○○年借油价大涨，能源丰富的俄罗斯又一次站起来。经济成长百分之八，开始脱穷，迄今每年GDP增长维持百分之七，国民所得从十年前人均一千美元跃升到二○○八年的一万美元（中国人均二七○○美元）。

俄国二千年后每年引进外资二百多亿，现已累积引入二千四百二十一亿美元。民调显示，很多俄国人不放心外资外商进入传统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害怕损害他们赖以自立的工业和利益外溢。

俄罗斯加入世贸WTO的谈判还在继续中。俄罗斯民主化二十年，表面上没有中国对外开放那样风光亮丽，没有中国各地的高楼群和新地标，游客们欣赏的还是老俄罗斯的景观，他们和一九四一年面对纳粹进攻时一样，忍受着社会制度转型的痛苦，他们身上有旧时留下的伤痕，他们对待传统不像中国人那样可以扔掉一切。从彼得大帝以来，他们有很多的天才和英雄在记忆中抹不去。他们没有像一个穷光蛋拾到了一块金币似地忘乎所以。他们在享受浴火重生的真实的快乐。

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曾是他们荣耀的高峰，然后在制度的逐渐衰败中，下滑到解体的谷底。苏共没有逃脱一个帝国兴亡的周期。今日中国挟着零八奥运的光辉，也登上六十大寿的高峰，他们将滑向何处？谁能预测？谁能回答？

（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香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家曾从杭州北部的湖墅德胜桥迁到杭州南部江干区的凤山门居住，为时大约三年。居停主人是一位老母亲与三个中年女儿同住，母女四人靠给茶厂捡茶为生，杭州每年四次茶期，她们从茶厂领来成茶，倒在大圆竹匾内，四人围坐挑捡，一片一片，室内充溢了茶香。我母亲的煤炉灶也安在此。楼上是卧室。母女四人轮流操办伙食，老母也自食其力无人奉养，其中以二姐最懦弱无助，三姐丈夫做生意有活钱，大姐也跑外码头，打工，唯二姐死守家中，神情沮丧，衣着陈旧，一脸苦相。这样的破落人家，平头百姓，是江干区最典型的居民。

杭州俗称腰鼓城，南北长，东西窄，在城之中段，自西而东横亘一条山脉，将城市分成南北两半，这条山脉，岩峦曲折，树木幽森，给杭城平添了多少风光，让文人墨客留下了多少吟咏，它和西湖同样的不朽。这条山脉各段名称各异，自西湖南屏山起，东端止处方称吴山，春秋时这里是吴越间的界山。山之巅有江湖汇观亭，北望西湖如镜，南望钱江如带。白居易任杭州太守时，住宿吴山，他曾写道，可於枕上听涛声，可在山寺寻桂子。南宋时行宫选址在凤山南麓，宫外建成御街，坊巷雁列。凤山既为官邸，群山南麓则均成达官贵人的府苑，古时极尽人间繁华。宋亡后，元末张士诚筑城，截凤山（今凤凰山）於城外，於是昔日帝王州渐次冷落。至清时繁华中心逐渐移西湖之滨。凤山旧苑也渐次衰败，沦为市井平民的聚居处。钱塘江属江干区，千年的冷落所形成的贫穷，与湖滨的时尚富丽成为强烈的反差。许许多多饱含辉煌历史的巷街似穿着锦缎的破衣，捧着金饭碗讨饭，是江干区历史的写照。

和美术老师邵庭雪成为知交

我得到一份工作，在吴山南麓元宝心四牌楼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全校音乐课和低班数学课。一座石碑坊为校门，上爬一株百年凌霄花，春日花开，千朵万朵灿烂异常。吴山脚下小小的学校，几间平房。音乐教室却建在半山，是一间土房，教室内只一架风琴，数十只小凳子，教室没有门，有木窗，可俯瞰操场。我佈置音乐教室，瓶插山花，还请我哥周昌穀帮助，他当时任教於浙江美院，他为我绘制音乐家水墨画像，有贝多芬、莫札特、聂耳、冼星海等，贴满了一面土墙。我哥后来成为名画家，若有先知，这几幅大画恐早会被人盗去。

校中有些图书，我边读边整理，使之井井有条。音乐、美术是副课，教师第一节都没有课。我与美术教师邵庭雪其间成为好朋友。邵庭雪浙江桐卢人，早年毕业於杭州师范学校，是我的校友，当时我二十岁，邵庭雪约三十多岁。她丈夫姓严，毕业於浙江大学地理系，有子二，长名麦野，次名菽野，都在四牌楼小学读书，麦野肖母清秀颀长，菽野肖父，粗壮黝黑。邵庭雪原是优秀的语文教师，因患肺病，照顾她身体，仅担承美术课。上午一、二节课，办公室内仅我们二人，我们无话不谈，互相欣赏，我喜欢她的简静稳重，洁身自好，她则欣赏我的好学不倦，率真朝气。我虽是一名代课教师，仍是尽心尽意上好每一堂课，我为学生排练小歌剧，在比赛中得到了名次。

每天清晨，我从凤山门沿群山南麓东行，到吴山「元宝心」下，沿途经过许多小巷，这条路应该是唐时白居易所经之路，沧海桑田，钱塘的沙堤已更行更远，涛声已不可闻。万松岭在我家近侧，山坡芥菜白菜收成后，留下肥硕的菜根，我与母亲就荷锄往掘，制成霉菜根，不费分文，又美味可口。我每日带一盒配以黴菜根的盒饭至学校，学校有小食堂，但总有人拿肉食和我交换霉菜吃。生活清苦，心情却是愉快的。当年暑假，我高考成功，进了福建音专。告别了四碑楼小学，但是我与邵庭雪的友谊却一直延续。尤其在五七年「反右」运动后，我在学校被划为右派，从此与邵庭雪更为休戚相关了。原来邵庭雪的丈夫严先生亦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僻远的山区，家庭重担落在邵庭雪身上。她本来多愁善感，此时忧丈夫忧儿子一脸的苦愁，我后来结婚育女，随陈朗西出阳关，文革后陈朗身陷囹圄，我每次颠沛流离的返回杭州，此时能与走动相互慰藉，倾诉苦难的朋友中也只有邵庭雪了。她也只有我对她的劝慰能听得进，因为我的处境比她还差。

文革开始，严先生遭隔离，儿子麦野、菽野在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运动中，兄弟双双去了金华农村，二名学习十分出色的青年，因为父亲的牵连，困守穷乡，每日劳苦所得，只二角钱，邵庭雪没有背景，儿子回城升学都是奢望。后来麦野学了木匠，菽野亦学了其他手艺。邵庭雪始终仍住校内简易的宿舍里，多少个日日夜夜，在吴山脚下我们相对共度无望的岁月。

夏月霄与我一见如故

经过文革初期的动荡，我自外地飘流回到杭州，那时杭州的家已经破碎。二哥牛棚在押，服苦役，连消息都不易探听，二姐打为右派五七年后即下乡在杭郊，大哥「劳改」刑满后也在西湖茶场受监督劳动，母亲依二姐住在龙坞。我在彷徨求生，但一有稍暇，即到吴山南麓四牌楼小学看望邵庭雪。庭雪为我介绍了新来的教师夏月霄，在同事中只有夏月霄同情她，为她分忧，排难。夏月霄也是我杭州师范的先后校友，年龄也比我小几岁。她与我一见如故，对我的苦难处境深表同情，尽力想帮助我。首先，凡我进城办事，打工，跑户口，都住在她宿舍里，她管吃管住，此外还设法为我寻找求生的机会。她有一个好出身，她出身於永康县一个贫农家庭，这是一块当时最响亮的硬牌子，能庇护罪犯，所以能保护於我。

夏月霄父母生有姐妹两人，姐姐是西施式的美人，被过境的国民党高官看准，娶去为妻，定居南京，欲培养妹妹。从小夏月霄随姐居住南京，曾经锦衣玉食，但好景不长，她姐姐不知何故服毒自杀了，於是月霄被送归永康，故面目全非（月霄五官周正，可是皮肤粗糙似苦柑皮）。月霄在家乡读到初中毕业，由乡村保送至杭州师范读书。家乡的父母亲因缺少劳力，曾经抱养一子，娶妻生子，然这位义哥是个哑吧。后来父母双亡，月霄始终未见义哥一面。

月霄於杭州师范毕业后，在杭州任小学教师，经同事介绍，结识一位姓吴的复员军人，军人杭州人氏，那时户口制度严格，在外地当兵，复员时只能借助婚姻才能返回杭州。他与夏月霄匆匆结婚，在杭州顺利落户，还做了煤炭部门的领导。生有一子名叫吴傑，婚姻维持了数年，约在孩子四、五岁时，军人向月霄提出离婚，他对月霄并没有爱情，只有利用，在目的达到后，弃她而去。而且他还通过关节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月霄竟然不能亲抚其子。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让她前夫又利用了。

月霄在生活安定后，曾给老家的哑吧哥哥寄去了一封信，寻找亲情，不料半年之后方有回音，原来哑吧义哥也早死了，寡嫂已经转嫁到了余杭。月霄赶到余杭农村与寡嫂相认，从此在经济上不断接济她们，而且领回一个小侄女来杭抚养。离婚时前夫便以月霄有一养女为由，争得儿子的抚养权。从此月霄很难见到亲生儿子，她若知道儿子在哪读书，就到那个学校去看他，很快的儿子就被转学，月霄又寻到新学校，儿子如此转学多次，成绩低劣，身体嬴弱，患下胃病。有时儿子也会主动回母亲处，月霄就安排儿子就医，为他补习功课。过两天，前夫打上门来索子，邻居也出来帮夏月霄，每隔数月就上演一次「夺子」的戏。

我与夏月霄结识时，她即时时陷於此纷争中。儿子机灵但多病。后来前夫想与一位护士再婚，护士带有一女，提出条件，如不送走儿子，不与吴某结婚。前夫终於同意送儿子回月霄处。月霄爱怜有病的儿子，接纳了孩子。她卖掉能卖的东西，积钱为孩子调养身体，吴傑后来读书勤奋，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待母至孝，在母亲病危时尽心服侍。月霄前夫在即将再婚时，发现得了癌症。临终之时，求与月霄再见，对她瞌头，说了些惭愧感戴的话。月霄不幸的婚姻史也因此结束，她赢得了儿子。月霄一度调到江干区少年体育学校任教师。暑假，杭州大热，四牌楼小学在吴山南麓，地处阴凉且有一口好井水，我的三个孩子加之老母，有一个暑假就住在她的校舍里，在她的庇护下度过一个夏天。一九七○年冬，在我从西北返杭，她和邵庭雪为我找到一条生路，学习裁剪，师傅即是四牌楼小学的学生家长，名叫陈芝芬。

陈芝芬授我裁剪术以谋生

陈芝芬产阶级，中共执政后家庭难逃厄运。五○年代初，她尚在高中念书，遭受到家庭变故后，便只身来到杭州求出路，经过艰苦的奋斗，安身在别人家的楼梯底下。后来终於学会裁剪，因为聪慧，努力，成为一名裁剪师，找了一个好丈夫，是一名工厂的职工。在上世纪五○年代政策尚稍为宽松阶段，她在吴山脚下的鼓楼上开办裁剪学校，大多招收农村妇女，培养了多名成衣能手。她在四牌楼小学近处丁衙巷买了私人房子，生有一子。这所裁剪学校曾远近闻名。但在文革伊始，不准私人办学，宣告关闭。陈芝芬本人也被安排到街道办的工厂当了一名会计。有人曾私下向她学习裁剪，被人发觉上告，陈芝芬曾受罚关押。私人授课在当时是犯法的。

陈芝芬的儿子曾是邵庭雪班上的学生，他们对邵庭雪非常关爱。所以当邵、夏二位老师向她介绍我这个落魄者，向其学习裁剪时，她非常矛盾，迫於上头压力，与丈夫的反对，她不敢收受我，但又不能拂二位老师的情意，又同情我，故在她丈夫出差外地，将多日不归时，她即让邵、夏通知我，那时我正从动荡不定中，暂居於郊区农家的茅舍里，我安排了孩子，赶到吴山南麓四牌楼夏月霄处。从此开始学艺生涯，均在晚上夜深人静，保证无人串门时进行，一次讲授二、三个小时，一个月的课程，陈芝芬为我紧缩成数次。然后由母亲和乾爹方炳森帮助凭票买了一辆缝纫机，我边学边做，很快掌握了裁剪技巧，在农村做衣，但不能收现金。收现金属资本主义行为。我只能收实物，青菜、红薯，什么都可交换，而且由农民随意出手，我不计多少。从此我不再冻馁，有时还挑了缝纫机到我二姐村里，帮她做衣补衣，换取食物。

陈芝芬长我几岁，生得细皮白肉，体态丰盈，不像受过苦的人，像一位大家闺秀，她态度从容谈吐不俗。她讲授裁剪方法，简明扼要，从裁西裤开始，如何丈量，计划布料，条理分明，不愧是裁剪学校的教师。她说农妇没有文化，要教到她们懂行真不容易。学裁剪最高阶段是裁剪中山装，不久我也学会。她常笑说，如果学生都像我一样，她肯定没有饭吃。我在芝芬家学艺，都是趁她丈夫不在家时，有时太晚了，我就留宿她家，与她抵足而眠，靠在床头夜话，由学艺成了知己。有时吃宵夜，芝芬喜饮酒，尤其喜以喜蛋（即孵不出小鸡的蛋）下酒，鹵了滋味鲜美，二人边饮边闲话。某次她拿出小块金子赠我，芝芬说，这些金子当今兑换无门，留着无益，我居乡间或许有货郎担专来收宝也未定，何不拿去等待机会。我不能收受如此厚礼，辞谢了。但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延续终生。我在吴山结下的友情如此深重。我出国前，月霄因病去世，然不知邵庭雪和陈芝芬如今老健否。

新华网乌鲁木齐9月4日报道，不法分子针扎无辜群众引发乌鲁木齐部分市民2日、3日发生聚集游行，事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和北京高度重视，事态已经缓和……这次参加游行的群众高达上万人，提出的要求又是如此的无辜和正当：惩治凶手！在我的印象中，类似规模的游行很少有，并不是新闻没有报道。那么，针刺行凶的刑事案件，怎么会让那么多市民走上街头？这是我今天要分析的。

让我们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新华网报道，“据新疆公安部门通报：新疆乌市连续发生的针扎案件，……截至9月3日已造成14人受伤住院、5人死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继续，是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策划制造的重大恶性犯罪事件，其罪恶用心是挑起民族对立，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

请大家注意，这则新闻是在9月2日和3日连续发生群众聚会游行后发布的，那么请大家搜索一下，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无论是任何报纸或者媒体，对乌鲁木齐发生的针扎事件只字未报。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么大的事，互联网上竟然也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从新华网今天的报道中，我们不难推想，已经造成多达5人死亡、14人受伤的针扎时间，绝对不是在群众聚会前两三天发生的事，应该持续一段时间了。可是，问题就在于，一个省会城市发生如此重大事件，消息竟然完全被封锁了。从新闻中我们看到，竟然要等到民众走上街头，有关当局才“高度重视”。
    
有媒体采访我，我说，除了新华社的消息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能谈什么看法？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任何消息，只是请我谈谈对市民上街游行以及新华社做了及时报道的看法。听到这里，我倏然心动，突然有点明白了。挂下电话后，我想方设法联系到新疆的两位朋友，只问了简单的几个问题，就恍然大悟了。
    
我现在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乌鲁木齐这种并不很大的城市里，如果发生了神秘针扎事件，并且死了五个人，我想问你，如果你是当地居民，如果你的亲人，你的老婆孩子住在这个城市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当然是恐慌，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针头是不是刺进你亲人的身体里——这也是新疆的朋友告诉我大家上街前几天弥漫在新疆市民中的情绪。
    
那么我再问大家，如果你恐慌了，你一定会上街游行吗？上街之前，你会怎么办？很简单，你想知道真相，你去查官方的报纸，你去看政府的新闻……如果你什么也看不到，你知道问题很严重，甚至怀疑是大阴谋，或者是政府无法控制的犯罪，所以才有人想隐瞒。但他们隐瞒不了，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是互联网时代，你还有互联网，还有手机……
    
于是，你打开电脑，上网搜索，你给朋友发短信，询问情况——可问题就出在这里，新疆的媒体不但封锁了“针扎”消息，而且，新疆目前处于封网状态，手机也无法正常收发短信！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回答媒体的提问时，提到这样一个概念，网络已经成为民众交换信息、表达意见的“广场”，正因为有了这个“广场”，民众才能够了解到官方渠道得不到的消息，才能够表达不满和各种意见。而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他们只有到城市中心——广场上去聚居在一起，才能够互相交换意见，以及表达不满和愤怒。
    
从这方面说，互联网成为揭露腐败官员的场所，成为北京直接了解民意、通过网民的意见监控地方官员的渠道，同时，互联网也成为民众表达意见和发泄不满的虚拟“广场”，有了这个“广场“，就大大降低了民众涌向现实中的广场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这次乌鲁木齐上万市民突然走上街头，涌向广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失去了互联网上的“广场”。他们原本可以利用互联网上的“广场”了解信息，寻求真相。当他们对互联网上的真相感到惊恐的时候，他们就会像过去几年中国网民们所做的那样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发表意见和批评，提醒随时关注互联网民意的政府部门（包括警察部门和北京当局）采取行动……
    
大家想一下，过去两三年里，各地发生的很多危机，难道不就是这样通过互联网解决的？对于北京政府，很多这类事件看似很大，其实绝大多数是控制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里的，其实是有惊无险的，并没有发生所谓万人涌上街头游行的事件。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千古不变的真理到了每一个最后被民意洪流淹没的统治者那里都变成了过时的格言。新疆的封网和关闭手机短信也可能有它的考量，再说相比于内地省市，新疆的网民比例相对少得多，按说封网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一件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犯罪就造成了民众的恐慌，并迫使他们走上街头，实在给那些动不动就封锁消息，动不动就删文章、封网的人一些启示。
    
当然，实事求是的说，这次事件不光只有教训，其实也有经验。大家都注意到，在乌鲁木齐市民上街游行后，新华社第一时间发出了新闻稿，稿件中出现政府于市民对话的字眼。据我所知，这篇新闻稿在海内外都得到了较好的评价。这大概是近十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在发生了如此大的游行事件后，海内外民意变现得如此平和，而这一切，仅仅是由于一篇报道事实真相的新华社稿件。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不隐瞒真相，更多的允许新闻媒体报道事实，会不会效果反而更好一些？大家更加满意一些？
    
当然，我相信，对于如实报道事实的新闻稿最满意的还是乌鲁木齐的市民，那样，他们就不用到街头去打听消息了，更不用互相挟持着走向广场，在惊恐和不安中要求政府惩治凶手了。他们就可以坐在家里从新华社的稿件了解消息，掌握事态发展。当然，如果及时解除封网，就更好了。
    
放开媒体，允许如实报道事实真相，当然并不能改变乌市“针扎”的犯罪事实，但却一下子减缓了笼罩乌市的恐怖气氛，让上街游行的市民安静下来，让社会显得更加和谐……事实如此清楚，道理如此简单，为什么总有人闭目塞听？

日渐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等语词，昭示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现实。它正在摧毁社会的健康，使社会往一个逆行的方向发展。19世纪英国法律史家梅因曾这样概括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势：“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然而，一百多年后，此处的现实恰恰相反，它退步为“从契约到身份”，即从现代以来的契约平等复辟为中世纪不平等的身份世袭。

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除去原始社会的部落本位外，可以约略概括为中世纪的家族本位和现代社会的个人本位。在家族本位时代，个人的权利、地位、财产、荣誉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家族。家族地位的天热悬殊（豪门多为敕封），决定了个人不同的家族身份。当这个身份成为个人最重要的社会标志时——哪怕交友，也要先看他的身份而不是他个人的才华或人品——只能说，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尤其在这个社会中，由家族身份带来的权利、地位、荣誉等还可以遗传（所谓世袭），这就更表征了身份社会赤裸裸的不公正，因为它是以制度的方式维系其不平等。

从身份到契约，亦即从家族到个人，是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伟大进步。现代社会不是身份社会而是契约社会，比如今天的美国，就诞生于三百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参与订约的签字者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但他们在订约时的地位却彼此平等。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个人从家族依附中升华而出，成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面对社会，作为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已不再来自古老的家族，而是来自由他所参与制定的社会契约。现代社会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契约是宪法，在逻辑上，参与制定宪法的是法律人格平等的每一个人。惟其如此，个人的权利都由宪法提供保障或给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其权利不会多于别人，正如其义务也不会少于别人。因此，我们说，契约型的现代社会是个体之间彼此平等的社会。

如果平等是社会最重要的价值维度之一，那么，“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的出现正在破坏社会平等。最近网络以照片形式流传的湘潭大学的“开学第一课”，正好形成“官二代”和“穷二代”的鲜明对比。在一辆辆如同展览一般的公车照片中，夹杂着一个肩挑蛇皮袋来报到的孤独身影。每一辆车子都在标明一种公权的身份，而那位自担蛇皮袋的学生在入学起跑线上就已经面临不公正。更可怕的是，它将持续下去，一直延伸到毕业以后的就业。目下国内就业信息网的应聘系统都设有“家庭收入”栏，它的设置就是预先摸底应聘对象的家庭出身。媒体将此戏称为大学生求职的“拼爹游戏”，拼爹正是拼身份。试想，那位自担蛇皮袋的大学生即使成绩好又如何，他能拼得过那些当时即乘公车报到的官二代吗。这里，个人的能力和努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背后的家族身份。

当然，平等不是贫富之间的结果平等，正如孟子所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十个指头一般齐的平等，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但，作为社会制度，却要严格保证契约权利上的机会平等。拼爹游戏的可怕，在于爹不行，连机会都没有。反过来，我们看到，如果爹是官，仕途都想着点子为你开绿灯。最近河南省固始县公开选拔乡镇长，结果12个名额大都为官员之后或亲属。面对舆论指责，官方振振有词，他们的选拔符合程序。但，这里有程序，却没有程序正义。乡长本应民选，但，整个程序的设置，都把民和民意排除在外。除了本人自荐，后两个步骤都是由官员圈点，民选变成了官选。结果，由官选官，与民无关，这分明是变相地官爵世袭，还假借了制度名义。问题是，我们的制度是否有这方面的防堵，这才是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最关键的分野。假如固始县不公开作废这次乡长选拔，我只能说我们的制度默认甚至庇护了这种毫无公正可言的官选世袭制。

身份社会是特权社会，特权本身就是对其他权利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正在形成它的马太效应。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平等，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它的阙失势必导致社会的动荡。托克维尔在那个时代就作出过警告，我们不妨旁听：“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而在今天尤其是如此。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据交通运输部近日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报告，中国新开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111个，建设里程1.2万公里，总计划投资约7千亿元，增长速度异常。交通运输部一位专家说，如果把现在各省规划都算上，高速公路总里程将有差不多十八万公里，或许有数万亿资金使用不科学。

全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也只有八万公里左右。短短的十几二十年，中国就赶上并且超过了美国，而且是美国的两倍多。截止到今年六月份，中国已建成的高速公路已经达到7.5万公里左右，和美国已经不相上下了。

交通运输部这位专家还说，中国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高速公路，各地花那么多钱修高速公路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他还进一步指出，我国收费公路的批准单位是省级政府，收费监管单位也是省级政府，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做法存在体制上的毛病。

也有专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对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大唱赞歌。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院士研究员王德荣先生是这样说的：“从1988年中国开通第一条高速公路截止2007年年底，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经历的公路发展历程花费时间不到外国的一半。”

我记得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很酷的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一回，人没有这么大的胆，地也有这么高的产。此话怎讲？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是伟大领袖搞的，真的打算超英赶美。这回是钱权勾结搞的，没有想超英赶美，没那么大胆，但也竟然是办成了。

美国目前拥有汽车总量是1.35亿辆，中国是美国的一半，有不到7千万辆。以中国现在的这7千万辆汽车，如何来跑跟美国一样多的高速公路呢？事情说白了，中国建设高速公路的原动力在于抢、圈土地。

只要你有办法立项建高速公路，就可以用极低的价格去圈占大量农民的土地，建高速公路不过是掠夺财富的一个由头而已。你再把圈来的土地以高价卖给承包商，承包商并不吃亏，他可以以建高速公路为由头，和国有银行勾结，把老百姓的存款套出来。也就是说，有人抢地，有人抢钱，还有人干脆既抢地也抢钱。所以，中国才会有如此强大无比的建高速公路的动力，才会实现毛泽东“十五年超英赶美”的伟大遗愿。

中国的耕地总面积比美国要少，人口却是美国的五倍，也就是说人均耕地仅为美国的五分之一。我们是没有本钱去和美国拼高速公路总里程的。这种毁灭土地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断子绝孙的事情理应受到全体国人的一致谴责。

●边疆是地理和权力的双重边陲，王力雄探险西域，挑战书写极限，铺陈藏族维吾尔族兴衰存亡史，沁透对中华帝国的崩溃感。

●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王力雄说：“一九八四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这恐怕不仅是他写《黄祸》的起因，也是他后来二十年关注边陲的一个源头.九一年我初读《黄祸》手稿的时候，不知道他漂流过黄河，我作序曾极力推崇其“崩溃寓言”，而没有发现王力雄更奇特的一点，即他是中国人里很罕见的探险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国同龄人”、“红卫兵”、“老三届”？或许，文革大串联和文革后的高考升学，释放、取代了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东西，而“上山下乡”尤其“支边”的范围，也曾包括边疆，不过绝对不是“探险”。王力雄则是这个世代的异数。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险者

“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这种“探险”经历，同龄人里曾有几人？日后，这批同龄人里“大一统主义者”比比皆是，或许跟没有这种经历有关，也未可知。“探险”给了王力雄别一番“眼光”和思路，是显然的。

“探险”在中文语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义，毋宁只是一种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从江南到北方游历，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书箱，遇关塞险要便访老兵，与书本核对，二十多年里在山东、山西、河北来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陕西华阴，着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宋代以来不谙地理而至亡国的教训。与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处世道，虽无“亡国”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黄祸》里进而极言天灾人祸导致文明沉沦；而游历边陲使他所忧患者，更不在华夏汉族的“山河”版图，而在边陲异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间，他也有两部专着发表，关於西藏的《天葬》和关於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这两部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边疆民族兴衰存亡史，或可称为当代史里的《藏族志》、《维吾尔族志》，无疑也是一种人类学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当作一个智库提供的报告；它们在体例上也很难归类，《天葬》乃是纪实、游记、当代史、人类学研究等多重书写的汇合，展示了历史／现实、神界／人间、政治／经济、困境／出路的立体西藏；《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则是回忆录、访谈和书信三种体例，综合而成关於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靠一个人的单独力量来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课题，真可谓奇迹；若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看，王力雄在一种“探险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独的田野调查。

王力雄则对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说他的基本判断不是来自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而是来自“亲身经历和体验”所提供的感觉｜｜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採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说他搞的不是”学术“，也拒绝提供”真理“、”药方“。

孤独，甚至恐惧，是王力雄在其西藏述中反覆提到的一种感受：他漂流黄河时，日记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孤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恐惧渗入身心、充满每个细胞”等记载；他并以孤独、恐惧来解释非藏族的“无人进藏”，也强调其为西藏宗教意识的一个人间根源，这种认识主体介入很深的观察，跟他又刻意“换位思考”於客体，形成极有张力的互动，乃是他的边陲意识的一大特色，后文还会涉及。

他的边陲考察、採访，在近二十年中国平庸的纪实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书写疆域、突破资讯封锁乃至挑战体力、心力极限的一个特例；更遑论九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升级为官方意识形态，“汉族至上”思潮和话语霸权在民间蔓延，民族问题成为禁区，王力雄在这种氛围下展开他的新疆考察，一九九九年被捕并在监禁中为抗拒逼供不惜自杀，险些丧生。就凭这几点，王力雄也堪称非虚构文学和人类学调查在中国的一个“探险者”。

对中国“大一统解体”的研究

由黄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个双重的隐喻：既在地理上从中原到边陲，也在权力网路上从中心到边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区域，与中国／汉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双重的“中心—边陲”，其间複杂的历史、文化、政经脉络，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而王力雄作为一个来自中原的汉人，他所投射的边陲关注，在这种“双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瞩目。

无疑，王力雄面对边陲的焦虑，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对专制中国走向分裂的危机.为什么他写完黄河溃决氾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一个更大的溃决呢？他从“黄祸”开掘出更深一层的忧患：“大一统解体”研究｜｜他是这个领域里第一个认真的汉人，除此之外，中国只有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愚昧的大汉族主义者，其特徵除了武力胁迫、轻言战争，就是阿Q式的恃强凌弱和虚言“反帝”的受虐倾向。比较搞笑的是，当“说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国边陲也响起了另一种“说不”：台湾、西藏、新疆。

上述三个潜在分离板块中，台湾最抢眼，声音也最大，另外两个板块则沉默得多。其实，“台湾板块”因孤悬海外，中国势力不逮，惟有恫吓和围堵可施，若非岛内尚有国民党和外省人，以中共蛮横的对台政策，此岛恐已裂去。所以，若检视中共“大一统解体”控制方略之成败，要看另外两大“板块”｜｜西藏等於六十六个台湾、新疆也有四十六个之多，“大一统”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盖着，或者大家装着看不见，王力雄则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他那“不是结论”的结论，更指向悲观的“无解”境地，他命题西藏一书便说：“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们又何尝读不出另一种“天葬”：大一统中国的解体？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共产党标榜“国际主义”，骨子里却是帝国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皆然。毛从不掩饰其帝王心态，称王“第三世界”，对於中国版图，则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折腾有信仰的边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动及达赖喇嘛出走、六二年六万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名为纠“左”，实则改为赤裸裸的控制：经济上的“输血”和“掠夺”双管齐下，并不动声色以移民改变两个边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驱使维吾尔人藏人的离异之心，而弹压变本加厉，庞大国防军沦为护院家丁。

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始於九十年代，因其焦虑一直投向“中心”，则他对“大一统解体”的思考，势必陷入所谓“改革话语”的罩门.他说：“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实不仅中共从无政治改革的丝毫意愿｜｜“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国的“大一统论说”也确有同样的悖论：实行真的自治，便是分离的开始。这是为渊驱鱼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逻辑后果。民族问题的终结，在於中国未来宪政的设计，须基於“种族平等”原则，否则无从谈起。

中庸之道与换位思考

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欠缺人权维度，则断然不会有种族平等意识，这是“大一统”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项人类学研究，对於价值层面的东西，是无可如何的。《天葬》开篇就介绍了西方“主权体系”与东方观念的纠葛，不过我觉得，当代中国人（中原人）对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纪）汉胡／华夷之间的征伐、怀柔那一套相去不远，只不过羼入了一截“近代耻辱”之后，其“受难遗产”多为负面、病态，大汉族主义特别亢奋，且有“民族自闭”倾向，听不见它的受难者的声音，而汉族精英中，对边陲异族秉持“同情的瞭解”者凤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数也持“大一统”理念。

汉唐间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谈传颂千古，究竟讴歌的是什么？难道只是那种为汉家“赎身”的奉献，而没有一点对异族“同情的瞭解”？不错，那时强虏环伺边陲，中原积弱，难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们就连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吗？中原的强大，若无盛唐的胸怀在期间，“大一统”只是一个空囊。

“同情的瞭解”又谈何容易？王力雄的西藏考察，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步，而他挣扎其间的轨迹，也是明显的。他告诉亿万汉人（对西藏的常识只有才旦卓玛和小调“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匪夷所思的事实：高海拔与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护伞”，但边防又成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产党丢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个达赖喇嘛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於西藏问题，王力雄避免“斧子一边砍”，试图在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找到一个公允的中间点，他几乎是摆足了双方的局限和弱点，以期引向妥协的“双赢”终点，毋宁是中庸之道，一种传统中国智慧。

这样的“中庸”，被王力雄带到世纪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於新疆｜｜他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彙编》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进入异族的内心没有？《天葬》里藏人的声音是不是被过滤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不能“中庸”的结果，才使他开始“换位思考”，“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穫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前言》）这本新着乍看没有《天葬》系统面面俱到，却是第一次由汉人替维吾尔人系统地向“大一统”体制发出抗辩，从民族自治、经济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汉族移民等一揽子冲突、难题，在伊斯兰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书的先锋性，莫道汉语世界无人比肩，在与伊斯兰相抗的整个国际视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华无奈：帝国骄横，边陲淒凉

我作序《黄祸》时，称王力雄“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忧虑毋宁首先也在大一统的主体汉人这一边。他致穆合塔尔的信中，谈到“中国离九一一有多远？”，谈到恐怖袭击摧毁三峡大坝，那便是他曾描写过的“黄河大溃决”，变成“长江大溃决”；他又进一步分析中国“大一统”有别於联邦制国家，其解体一旦开始，“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中国将四分五裂。

就避免灾难性的最坏后果而言，中心与边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独立权益，并非难事，难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检视这种后果的灾难性，这是一种“伦理责任”。王力雄从“换位思考”更走向“设身处地”。他想像西藏“独立战争”的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他也对穆合塔尔说：“新疆所有当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国汉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呢？”而且，独立未始不是继续分裂的开始，因为新疆是民族关系最複杂的区域，并非只有一个维吾尔族，未来的民族冲突会很暴烈。

王力雄也没有忘记告诉维吾尔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顾忌伤及无辜，以今天标准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组织。”他还给穆合塔尔讲了一个当年中共武汉地下党策划刺杀蒋介石的故事，方案选择的竟是在一个群众集会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弹。在“恐怖主义”的竞赛上，伊斯兰极端分子跟共产党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这已是眼前的事实。后“六四”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催肥“民族主义”，也将“大一统”充填成巨无霸，越发大刺刺的骄横起来，其效应便在“三一四”拉萨事件和“七五”乌鲁木齐事件，皆突发、血腥、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如坠五里雾中，眼睁睁看中共将藏维两族玩於股掌之上，事后还不忘朝西方抹泪说它遭到“恐怖袭击”。在世间浑沌的舆论，和众多疆藏问题专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独到而敏锐，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国民族矛盾升级为种族对立；他并指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区实行“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政策，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门要“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平措汪杰语）”，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这样的凌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极端。

王力雄的崩溃预感越来越严重了。他谈到沙堆结构的“一体性”，达到“临界”状态时，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会导致沙堆整体坍塌。“大一统”结构正是趋近“临界”的一个沙堆。中共的骄横，恰好是它的无奈｜｜不仅要维系专制，还必须在一个巨型结构里维系，崩溃是难逃的结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黄祸》正在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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