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写下的这句最后遗言，曾以九十种语言走出捷克国界，成为全球正直、善良人们熟知的警句，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与对敌斗争的各种场合被反复引用。但是，这译法尚有争议。比较确切的译法应该是：
“人们，我爱你们，保持清醒吧！”
这是我的益友TOF（一位伏契克的景仰者）告诉我的。目前在欧洲的TOF利用繁忙工作的间隙，频频穿越国境钻进布拉格的博物馆、纪念馆，在尘封的档案和图书中寻访被历史掩埋了的伏契克的踪迹，并将其搜集所获在第一时间传递给我。这些来自彼岸的信息，让我不时转换于惊愕、疑虑、困惑、恼怒、悲凉或欣慰兴奋之中。
被全世界所有译本译成“人们，我爱你们，你们可要警惕啊！”的，是全书最后的一句。此句前的整段是：
……帷幕落下。鼓掌。观众们，回家睡觉去吧！
（删节本从这里开始，上面的一大段全部被删）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揭开了。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捷文原文Lidé，měl jsem vásrád. Bděte！）
为说清楚此处的误译（或者说有意“误导”），得先说明：
《绞刑架下的报告》从1945年捷克初版到各国翻译的，都不是全本，而是删节本。总共删去全书的百分之二，译成汉语约一千七百字。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才由托斯特（Torst）出版社出了完整本。现在获知：删节此书是时任捷共中央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1952年被以“反国家阴谋罪”处死，1968年平反）代表捷共中央下的指示。原因是认为某些章节和句子不符合理想的英雄形象或与当局宣传口径相悖。
紧贴上面所引“帷幕落下。观众们，回家睡觉去吧！”一段之前，就是连同此句一起被删掉的最关键的一节（约一千二百字）。说的是伏契克去柏林受审前夕写下的段落，叙述他经过七周的沉默之后，为了保护狱外的同志能安全地继续抗击法西斯，决定改变作战方式，开始“交代”，对盖世太保演出了一场“高妙的戏”，有效地把敌人的视线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这段文字恢复之后，作品更饱满，形象更立体，而且上下文有了衔接，那句突然出现的句子——“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也有了来头）。
据移民美国的捷克教授彼得·斯泰因纳（Peter Steiner）分析：这里伏契克列了两种人，一是要回家睡觉的剧院观众，一是实际生活中的警觉者（“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但“政治化妆师们”却按照他们需要的另一种方式去利用伏契克的句子，不再是打瞌睡的和清醒的，而是要让人们对帝国主义企图威胁人类幸福的邪恶阴谋“保持警惕”。
恰巧，捷文Bděte是个多义词，可解释为：不睡、熬夜、守护、清醒、警觉、警惕。此处联系上文看，译为“清醒”，上下文更顺理成章，更贴合作者原意。最后我跟《绞刑架下的报告》译者徐伟珠女士商讨，得到共识。
另外删去的五百字散落各处，有的是认为有损于“英雄形象”，如：“那个看守我的盖世太保爪牙……扔给我半支已点燃的香烟……我该接住它吗？”有的则与当局后来的观点相悖，如：“我曾因竭力维护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自治权……而坐过牢。”有的极力避开“德国”两字，如：“……也没有响彻柏林大街上那成千上万的坚定步伐发出的雷鸣轰响声”（此句前写布拉格、此句后写莫斯科的游行盛况）等等。
还有很搞笑的“张冠李戴”的例子，反映出当时的思维定势：
比如：伏契克与难友约瑟夫·佩舍克结成了亲密友谊，亲切地称他为“老爸爸”（有的译本译作“老爹”）。《报告》在一段对监狱里秘密庆祝“五一”节的描写中提到克里姆林宫时，竟把“老爸爸”改译成“父亲”并加注为：“父亲－指斯大林同志”。只有徐伟珠的译本是正确的，译为：“九点整。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响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了。老爹，我们也走起来吧！现在那里已唱起了《国际歌》，歌声响彻全球的上空，让我们牢房里也响起这歌声吧。”另外的译本一律误译为：“九点钟。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我们和你一道行进吧。”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译？我想，恐怕最早译此书者深受“老大哥”的影响，把“老爹”、“克里姆林宫”这两个词并在一块儿，就认为那老爹（老爸爸）一定是父亲，父亲则肯定就是“斯大林同志”啦，于是以讹传讹，影响了后来的译者。无独有偶，伏契克报道苏联的集子《在明天已经是昨天的土地上》翻译到苏联、中国，书名变成了《在我们的明天已变成昨天的国家里》，悄悄地把苏联自身的发展扩大了，成了捷克（我们）的希望。这，极为类似曾盛行中国的那句响亮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是上述那种思维定势的产物，而且极可能是“老大哥”的妙笔生花。
如果说，上述把Bděte一词的多义只归于“警惕”的意思（不顾上下文读起来突兀），还可以说是适应当时国际大环境的需要，而删除那些“不妥”的段落和句子，则完全是为了塑造一个更符合党的标准的“完美英雄”模式，让人膜拜，从而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
在伏契克崇拜的高峰期，不仅授予他民族英雄的称号，还出现了这样的口号：“人人得以伏契克那样的方式生活！热爱他的祖国、党和苏联，做一个好人！”伏契克成了学生、士兵、记者和一切年轻人的榜样，甚至让他涉足体育界。
“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原本是伏契克可贵的乐观主义精神，而被用来强调公民必须以“欢笑”面对一切困苦，否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借此力图消灭私人领域里的差异性。以“伏契克”命名的学校、工厂、街道、公园、山峰、合唱团遍地开花。伏契克与古斯塔夫妇也被作为夫妻关系的楷模。伏契克的文章被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实际上仅仅限于符合当局口径的才是！比如他那篇《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经过检察官的刀斧，比德文版少了十分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也在他的文章中被删除）。
当局利用伏契克排斥他党。1946年第八次党代会之前，宣传伏契克首先是个爱国者，然后才是共产党员。后来顺序颠倒了过来。当年强调《绞刑架下的报告》不仅仅是给共产党的，为秉承伏契克精神，纪念“共同的抵抗”，1946年5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周年还邀请了其他党派共庆，可此后情况渐变，伏契克越来越被利用于提高捷克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而对他党抗击纳粹组织及其代表人物则被冷淡处置。
物极必反。“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人民群起反对极权制度的同时，也“恨”屋及乌地把这位昔日英雄反掉了。哈维尔说过：“极权制度的暴力是表面看不出的，务须生活在其中自己去体会。”作为四十年来生活于这个政权中的捷克人民产生这种激愤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各种怀疑、猜测有根据没根据地一股脑儿砸向伏契克，雕像被拆毁，纪念馆被封闭，攻击《报告》是他人伪造的。1990年6月27日捷克公安刑侦部用笔迹学和化学分析方法作了鉴定，证实手稿与个别修改之处确系作者亲笔后，又说《报告》的真实不等于事实的真实。“英雄”早就叛变了；捷共捏造伏契克形象只是为了夺取反纳粹的功劳，进而控制全国人民。但至今又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
批判者还采取人身攻击，说这位英雄只在年轻女性当中才有魅力。一位叫尼娜·尼古拉耶娃的俄罗斯女士的揭发（据称这也可能是官方伪造出来的）很有趣，说伏契克是个冒险者，喜欢葡萄酒、女人们和盛大的节日，甚至跟“阶级敌人”在一起。他曾经迷上魔术，经常给朋友们表演云云——这不是在表扬伏契克吗！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些恰恰表明他热爱生活，乐观随和，善于与人相处，充满人情味！这跟扬·德尔达的评价倒有些吻合。1956年我与德尔达（时任捷克作家协会主席）长谈时，德尔达说：“伏契克是个普通的人。他爱生活，爱歌唱，爱女孩子们。他总是高高兴兴的，非常乐观，精力充沛，又坚毅，又活跃。这在他的作品中都能看得出，但又极为普通。他头上没有神圣的光圈。”
尼古拉耶娃有一点说得没错：伏契克与卡雷尔·泰格、扎维什·卡朗德拉、斯坦尼斯拉夫·布丁、弗拉迪米尔·茨莱门蒂斯、拉迪斯拉夫·诺沃梅斯基等人（其中有记者、诗人、捷共要员）关系特别密切。可他们不是被杀于1950年代，就是失宠了。因而他们与伏契克的关系也不再被提起（这可不是伏契克之故）。这又从反面证明了伏契克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那样的角色！同时似乎也预示1948年后的政权很可能容纳不了一个活的伏契克（古斯塔也曾表示过伏契克不会反对“布拉格之春”的，尽管1968年后她自己迫于压力抨击过这场改革）。
在甚嚣尘上的“倒伏”声中，仍有正直之士坚持自己的信仰。伦敦马克思纪念馆主管约翰·凯洛先生几年前发表的万余言演讲长文中，公正评价了伏契克与纳粹的艰苦斗争和他的乐观主义精神，说《报告》“是一本关于法西斯暴政最吸引人的、最富力量和最精确的研究报告”。“如果说伏契克已经过时，需要反思的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个犬儒主义和无视历史成为天经地义的时代。”“只要勇气和自我牺牲仍然值得尊敬，人们期望结束剥削和种族仇恨，并且愿意为之奋斗，那么对于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记忆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并说激励伏契克写下《报告》的动力，就是为了人类的未来。除了加注版外，2008年，捷克又重新出版了五百零二页厚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附有包括一百六十七页影印手稿在内的大量珍贵图片。
中国的情况很有些不同。当局没有强迫阅读伏契克，也未过分宣传。《绞刑架下的报告》最早的中译本是刘辽逸据俄译本翻译的、1948年2月由大连光华书店（三联书店前身）初版，译名为《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1956年刘辽逸接受本人采访时说，当年一经译介就很受中国读者青睐。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2月，刘译本由三联书店重排出版后则在全国范围内激起巨大反响（自1951年到2006年，《报告》由三联书店、中国青年、人民文学、漓江、浙江文艺、国际文化、中国戏剧、北京燕山等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于不同译者的九种中译本）。这与其说得力于宣传毋宁说出于作品本身的魅力。我就是在没有任何听闻之前，在中学阅览室里蓦见此书而对它“一见倾心”的——一下子抓住我的，是那种描述灾难与死亡又超越其上的欢乐精神和生命力量。后来书中《二六七号牢房》一节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后，更是家喻户晓。不幸“史无前例”扫除了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报告》也随所有外国文学从中国读者的视野里消失。这个历史和文化的断层造成了这样一种情状：对《报告》，三零后、四零后、五零后几代稍具文化的中国人无人不晓，六零后了解的人不多了，七零后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八零后对此茫然的成了绝大多数。《二六七号牢房》也不知什么原因被抽离了教科书而排进了课外自读课本。
当它在必读课本之中时，产生了对这个年代来说堪称“意外”的效果！——且慢，说“意外”之前得先说下面这几句话：中国对伏契克和《报告》的冷漠，与当今捷克人的很不相同。捷克是缘于“天鹅绒革命”后对伏契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中国除了极少圈内人外，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那么回事，当然也就谈不上受那些“质疑”和“诽谤”的影响。中国人的冷漠不仅仅是对伏契克的，更根本的，是缘于那些纯真的理想和信仰在十年浩劫中被颠覆，因而对“革命”“共产主义”等等这类曾充塞耳目的词汇产生了“过敏”（或者反过来说是“麻木”）。幡然醒悟的一代人，在把《青春之歌》这类红色经典当作心灵拷问对象的同时，也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那位遥远的捷克英雄。拒绝，当然就不会去接触对方因而也就无从了解其真实的心灵。我的两位同龄好友就对我写伏契克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英雄都是被体制为了政治目的而刻意打扮出来的，是虚假的。再说，窗户突然打开以后，新空气骤然涌进，提供给追求新鲜感的年轻人以崭新的阅读空间，他们无暇他顾。这就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理氛围。
而恰恰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意外”产生了：出现了新一代的伏契克景仰者。其中有医生、科研人员、媒体人士、网络写手、大中学生……他们全然不是“被教导”着去崇敬英雄的。在伏契克景仰者当中举四人为例：两位七零后，一是公务员一是医师，两位八零后，一是硕士一是博士后。前两位是通过自由阅读，后两位是通过中学课本接触《报告》的，都是被瞬间吸引而成为“铁杆粉丝”。我提出这些实例是想说明：在中国，伏契克形象主要不是凭“树典型”传统自上而下大张旗鼓宣传出来的，而是作品与作者自身的魅力使然！
几位女性“伏友”问我：到底是什么使你深陷对伏契克的热爱？我说：是他打动了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她们说：心底柔软部分只有女性才有，怎么你男人也……我说：心灵柔软处不是女人独有的，它属于任何人。最美好的东西就萌生于此、感受于此。整部《绞刑架下的报告》（含《狱中书简》），除了为历史做见证，为抵抗战士树纪念碑，就是伏契克的心灵独白。
比如——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的美好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么请你们不要为我而悲哀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如果眼泪能够帮助你们洗掉心头的忧愁，那么你们就哭一会儿吧，但不要怜悯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即使我们牺牲了，我们也将分享你们幸福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幸福献出了我们的生命。而这就使我们快乐，纵使和你们分别是悲哀的。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奇特的命运。你知道我多么喜欢空间、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中间的小鸟或灌木、浮云或流浪汉等等这一切的一部分。然而多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地下，像树根被注定的那样——这些笨拙枯黄的树根，在黑暗和腐朽的环境中，支持着地面上的生命之树。那是它们的骄傲，也是我的。我毫无遗憾——什么也不悔恨。我努力完成任务，并且甘心乐意。但是光明，光明却是我所爱的。我愿意在光明里成长，长得挺直高大。（《狱中书简》）
看着树叶落掉，许多浪漫的幻想可能变成绝望。但这无伤于那棵树。那是十分自然的，那是事实。冬天磨炼一个人正像它磨炼一棵树。相信我，我的欢乐里没有被夺去什么——任何一点什么。这欢乐存在我的心底里，并且每天用贝多芬的一个乐章同我讲话。（《狱中书简》）
只要你不存偏见，你能不被上述这些娓娓道来的语言触动吗？我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封写给人类的家书》一文中曾说过：“它弘扬着英雄主义，却让人觉得是与亲人在促膝谈心！”“警句，珍珠般贯串在全书之中。但没有须要大声吼喊的英雄誓言……因为蕴涵着真情，只须轻轻言说，其力量却远胜于空洞口号的狂吼！”
心灵的柔软并非灵魂的脆弱。相反，是力量之源。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写给妻子的诗篇《等待着我吧》，不正是因为打动了人类心灵柔软部分而脍炙人口、传遍烽火战壕，鼓舞了万千红军的士气，以抗击纳粹吗？
“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
这是《绞刑架下的报告》中伏契克的一句颇为忧伤的感叹。此言前面他这样描写二百六十七号牢房：“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见到几回落日。”这感叹够柔性的了，一点没有“老子把牢底坐穿”的英雄气概。但，恰恰是这声纯属关乎个体生命的极为普通的感叹，异常真切、自然地透发出了对生之渴望。传递给我们的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充满柔情和诗意而毫无怯懦！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所在城市文化圈的几位朋友商量着是否重演《尤利乌斯·伏契克》话剧以纪念这个伟大日子。一位话剧工作者突然用他那男中音深沉地向我朗诵出一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我的心弦为之拨动。难怪互联网“伏契克吧”曾请“伏友”们提供自己最喜欢的伏契克语录时，一位中学生选出的居然就是这句寻常又寻常的：“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啊！”
《绞刑架下的报告》渗透着人类相通的温馨的人性和人情，读来让人异常亲切。这是伏契克其人其作品的一个不同凡响的特点。把他与我辈常见的“英雄模式”拉开了距离，这是特别可贵的。“伏契克吧”年轻的创始人道隐无名说：伏契克不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及、可敬却不可近、只能让你顶礼膜拜的英雄，他是个平实可亲的人。
早年家庭闲谈时，我的弟弟兼挚友（也是个伏契克崇拜者）对我说：伏契克是个凡人，太可爱了。你看他受审去的路上还去客观地品评女人的腿，如能遇上九双漂亮的，预示这次能活着回来！这是当事人在命运难握、前途未卜境况下的一种自我调侃，一种对生死的幽默洒脱态度，也是一种对美的欣赏。我们的作家就不会也不敢这样描写，只有“一本正经”才算“英雄”嘛！后来我了解了另一个历史细节：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恩来在巴黎街头赞叹法国女郎“迷人”，受到蔡和森的严肃指责，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目光必须永远盯住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和剥削，不应该被女人的漂亮所吸引云云。往后每每读到《报告》中这一段，两相对照，不禁哑然！
我们这些热衷于《绞刑架下的报告》和伏契克的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读者，在世界风云变幻之中关注着相关的信息。在探寻真相的路上，我问TOF：你会后悔吗？TOF回答：“我想我们更重要的是认同一种精神，如果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者，不是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认同这种精神也没有错，没有啥需要后悔的。”我表示赞同。伏契克的作品唤起了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情感，这本身就是一桩美好的事。即使最后证实那些“质疑”和“诽谤”全是事实，也将无损于我们心灵储存的这份美好。退十万步说，就算《报告》纯属虚构，能产生如此魅力不证明这是一部好“小说”吗！何况，迄今为止，那些呆于捷克本土或流亡在外的严谨的历史学家和别有用心者，都没有拿出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猜测和论断。伏契克在《报告》中诚恳、明确地陈词：“他们（指盖世太保——哈米注）不是对我的交代寄予很大希望吗，那我来‘交代’好啦。至于怎样交代的，你们会在我交代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但这些档案材料一直没有公布，它们应该是可以用来作为打倒伏契克的铁证的呀！
尽管历史的变幻制造着重重迷雾，我们对美好的信仰却始终不渝。在纷纭世事的嚷嚷声中，希望全世界所有正直、具有良知的人士，冷静地聆听尤利乌斯·伏契克那最后的亲切提示：
“人们，我爱你们，保持清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