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表意，妙不可言。同为批评性语言，上对下叫做“教导”、“训示”，而下对上只宜说“希望”、“建议”，在古人则有一个专用词：谏。我不知道外语里有没有含义与之完全同义、准确传神的相应词语，我知道的是，在那谏言路上，留有太多的眼泪和血痕，言路之险胜似沙场。
上古之世，尧舜竖立诽谤木，让百姓公开批评领导，后来，有个邹忌巧妙讽谏，齐王搞了一次“花钱买批评”，成为经典故事。总观言路，以谏获奖的寥若晨星，而因言获罪的却是数不胜数。“文死谏”与“武死战”并提，足见言路之危险程度。明代工部主事何遵上疏谏武宗，帝怒，廷杖四十，越二日而卒。当初何遵草疏时，其家僮抱着主人手臂哭求：“主纵不自计，独不念老亲幼子乎？”言路险恶家僮知，那是对现实和历史的真实反映。
一、谏言的功能和分类
“谏”的本义是规劝君主、尊长，使其改正错误。倡导谏言，要求发谔谔之声，也就等于承认人主及各级官吏并非一贯正确，而是随时都可能出错。而适时的谏言，则正是预设的防错纠错措施。“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晋人贺邵把谏言与国家兴衰及皇帝个人祸福的关系都说透了。但是，由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喜誉偏好，再加权力独具的扩张性发酵，使“听忠难，从谀易”成了专制体制下的普遍现象。“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这样的“达者”素来稀缺，偶尔闪现几个明君贤相，可以容忍乃至主动听取一些谏言，便被传为美谈。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敢于直言殊非易事。《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招来杀身之祸的几率很高。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
权力场上的强者体悟谏言的好处，多是在被谀辞害苦甚至变为弱者之后。唐代宰相李德裕被贬谪后深有感慨：门下爱我皆如杜岂页，吾无今日。这位杜岂页曾为德裕宾佐，德裕贵盛时，宾客无敢拂逆者，惟岂页数谏正之，故有上述悔悟。
尽管谏言是个好东西，但维护皇上、长官的面子依然是进谏者必须首先考虑的，这从古人对谏言的分类即可看出。
礼有五谏，其名目，在刘向《说苑》里为正谏、降谏、忠谏、戆谏、讽谏；而班固《白虎通》则称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孔子家语》又多了两个名词：谲谏、直谏。此外，尚有大谏、几谏、显谏、切谏、极谏等名目。儒家经典主流道统都力挺讽谏、几谏，明确告诫，“为人臣之礼，不显谏”。说一个几谏的典型：十六国汉刘殷为相，不犯颜忤旨，然因事进规，补益甚多。汉主刘聪每与群臣议政事，殷无所是非；群臣出，殷独留，为聪敷畅条理，商榷事宜，聪未尝不从之。殷常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况万乘乎！夫几谏之功，无异犯颜，但不彰君之过，所以为优耳。”刘殷官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赐剑履上殿，以寿考自终。刘殷的牛气，固然有他的两个女儿为皇后、四个孙女为贵人这一皇亲因素，但在刘聪那个暴君手下能稳坐相位，平安活到自然死亡，毕竟是个奇迹，奇迹源于几谏。
北魏文成帝教诲群臣：“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这位拓跋皇帝赞赏面对面，说悄悄话，反对大声讲，忌讳写成小字报，当众暴露最高领导的问题。
班固将五谏和智、仁、礼、信、义五常对应起来，或许有点牵强，但从恁多名目的规定释义中，即不难想见对进谏者的苛求和对纳谏者的体贴入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定要从爱护出发，选择最恰当的、领导可以接受的方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一些建设性的合理化建议，正如《辞海》对“谲谏”的解释：“谏劝时不直言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最终要表现的则是“善则称君，过则称己”的“臣下之义”。劝人改过的艺术如此深奥，要求如此苛刻，难怪漫漫言路上，只留下东方朔、魏征等屈指可数的成功人士的脚印。
文人骚客有“诗谏”，实际也就是委婉的讽刺诗。《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基于这种认识，以诗歌的形式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也就成了一些文人的选择。
汉初诸吕擅权用事，朱虚侯刘章借助酒劲，当众吟了《耕田歌》：“深耕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此谓歌谏。
小混混子刘贺，做了二十七天皇帝即被霍光废黜，直接连累昌邑王群臣二百余人被杀，罪名是“不谏”；其师王式系狱亦当论死，然他辩称“以《诗》三百五篇谏”，乃得减死论。
书法家柳公权有“笔谏”，即借用书法运笔的道理讽喻劝谏。《旧唐书·柳公权传》：“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与温文尔雅的诗谏、笔谏不同，跟一些文官含泪诉说、动之以情的“泣谏”迥异，武人喜欢兵谏，用枪杆子说话，讲的是“硬道理”。正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武力是某些强人惟一能听懂的语言。且看最早的兵谏：“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左传·庄公十九年》）。革命起家的武则天，杀李唐龙子龙孙包括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及元勋功臣，眼睛都不带眨的，堪称铁腕，但她却惧怕兵谏。裴伷先上书女皇，谓“唐家妇”云云，武则天怒，杖之朝堂，长流瀼州。岁余，裴伷先逃归，流北庭，发了财，凭借雄厚财力，养客数百人，打探朝廷事，加之又传出谶言“代武者刘”，立马让女皇神经高度紧张起来，主动采取措施，捐弃前嫌，化解矛盾。
唐末天下大乱，义胜节度使董昌一心称帝，不惜诛杀规劝他的节度副使黄碣及其家八十口，会稽令吴镣并族诛之。可待拳头比他更硬的钱镠将兵三万前来帮“大王改过”时，董昌立即服软认错，并请杨行密居中斡旋。杨致信钱镠称：“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执送同恶，不当复伐之。”
生前谏业未竟，死而不已犹谏，那就只有利用尸体，是为尸谏。
春秋卫国大夫史鳅，病且死，谓子曰：“吾不能进琢伯玉，退弥子瑕。生不能正君，死不能成礼，置尸北堂足矣。”鳅死，灵公往吊丧，其子具言。公曰：“夫子生而进贤，退不肖，死以尸谏，可谓忠矣。”
还有一种悲壮如赴死的进谏——“舆榇”，即带着棺材去献言。其实，为身家性命计，此举似可不必。我这样讲并不违背“圣训”，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实在不听，就离开他！要不，像箕子装疯卖傻，亦不失为保身之道。
按进谏者的身份划分，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职业言官。中国古代有正规的谏官制度。照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说，古者谏无官，汉始置谏议大夫为谏官。但古老的《逸周书》里设定帝王有四佐，分别是前疑、后丞、左辅、右弼，弼的职责为“廉洁切直，匡过谏邪”，颇类言官。
按古人的政治设计，谏官的作用，第一纠正决策失误，第二弹劾腐败，从而实现某种有限的权力制衡。这就要求谏官们政治上得有风险意识，且个人操守务求清白，“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打铁先得自身硬。人性的弱点，趋利避害的本能，让多数谏官选择了见风使舵、顺旨进言甚至助纣为虐。但是不计个人祸福、忠于职守的言官依然史不绝书，这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
唐宪宗曾经对宰相李绛说：谏官多谤讪朝政，我想抓一二人做典型以儆其余。对曰：“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李绛所言不虚。别说“批逆鳞”，就是规谏节度使，也要冒杀头的危险。唐代刘辟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以后，愈发骄矜，利令智昏，起兵反。推官林蕴极力规劝，刘辟大怒，要杀他；刽子手遵照刘辟授意并未真杀，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上几下，欲使他屈服。岂料林蕴竟呵斥行刑之人说：“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石吗！”林蕴的硬骨头精神令刘辟由衷叹服：“真是一位忠烈之士啊！”
下面的“言事”发生在后蜀，李起性直，任专司言职的右补阙，宰相李昊尝语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慎默，当为翰林学士。”少说话，就升官，低代价高收益的买卖，戆直的李起居然不买账：“俟无舌，乃不言耳！”
明朝成严为监察御史，弹劾不畏权贵，明成祖尝谕贵戚：“尔辈犯罪，朕或容之，成回子不汝贷也。”成严因为多须大鼻，故被称成“回子”。朱棣倒是会装好人，他明确告诉贵戚：你们干些不法事儿，我可以原谅，可成回子却不会放过的！
第二，各级官吏。一般来说，官员都有进谏的责任，正如北齐给事、黄门侍郎杨愔所言：“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此比喻形象而深刻，养狗不就是图它“叫”吗？现在要是因狗叫了几声便杀掉它，恐怕将来再也没有敢叫的狗了。
唐高宗仪凤元年，有两名军官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皇上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认为二人罪不当死。高宗声言：彼等斫昭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狄仁杰有理有据的谏言，使高宗收回成命，改杀头为流放。狄仁杰所以成功，也因了他高妙的进谏技巧，他为皇上设置了一个“陷阱”：做桀纣还是做尧舜？当然，最主要的是唐高宗性格仁弱，又不怎么犯浑，倘换成秦始皇或高宗长兄李承乾，好啊，你竟敢骂朕，我先把你的头砍了再说！
明建文初，教谕程济上书言某月北方兵起，惠帝认为这不是他可以说的，逮至京城将要杀头，程济大呼曰：请陛下暂时把我囚禁起来，届时我的话不应验，再杀不迟。待燕兵起，就释放了。
胡世宁以南京刑部主事迁江西副使，上疏论宁王朱宸濠反状，这本来是一片忠心，见事早，提醒朝廷防患于未然。讵料却因此获罪，系锦衣狱，论死，最后减死戍辽东，直到朱宸濠伏诛后才免除刑罚。
程、胡两位获罪，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专制体制下，涉及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以及人事变动，自来都是严格保密，不容下级和百姓随便言说的。即使已然发生，上峰不让说，你还是不能说。秦始皇死尸都发臭了，赵高仍要求随从们把他当做活人伺候，谁敢说陛下归天了，轻则诬你“造谣”，重则杀头。所有这些无不暴露了当政者的虚弱和卑怯。
第三，百姓。草民话语权本来就少得可怜，再加史官的囿于见闻，致使百姓谏言，史籍非常罕见。
春秋时楚庄王筑层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大臣因谏而死者七十二人。有个叫诸御己的农夫辍耕，郑重其事道：我将谏楚王。同耕者说：进谏那是官员们的职分，你一介草民，谏个啥呀？诸御己说：若论耕耘那是比体力的活儿，至于说服人主则是比智力了。诸御己很自信地入见庄王。庄王不但采纳了他的谏言，停建层台，而且明令：“有能入谏者，吾将与为兄弟。”楚人为此编了一首民歌，讴歌诸御己。
北宋末年，国事诪张，太学生陈东上书，请诛六贼，随后又率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为李纲请命，谴责投降派李伯彦等，由此引发了汴京军民十余万人聚集的群体事件。及宋高宗即位，陈东又连续三次上书，言辞直切，群小恨之入骨。恰在此时布衣欧阳澈伏阙上书，奸佞称若不赶快诛杀陈东，恐再次激起群体事件。于是，陈东和欧阳澈惨遭杀害。被拘捕前，陈东对官吏说：“我陈东也！畏死即不敢言，既敢上书，又怎肯逃避一死？”陈东是知识分子、名人，但没戴官帽，自该算民，他敢言气节固可嘉，但用生命来博得一点议政的话语权，那个代价太惨太重太可怕，没有几个人能付得起！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无官无权，却能与皇帝“零距离”，进言机会多多，每以滑稽谈笑形式道来，效果也好。这就是所谓优人。秦有优人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秦始皇一听马上辍止。秦始皇暴戾拒谏是有名的，但优旃却以“笑言”令其接受，这讽谏之术倒是值得那些死谏之臣借鉴。
老百姓更多的谏言便是民谣，这是痛感的歌哭，爆发前的愤怒呐喊！“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则“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可见”（东汉刘陶语）。
第四，妻子。其谏言用现代话说叫枕头风。
前秦苻坚的妻子张氏有才识，明辨是非。苻坚想出兵攻打东晋，群臣极力劝阻，苻坚不听。张氏劝谏说：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莫不是依顺万物自然的天性，顺从民意，否则就会失败。现在全国上下都认为不是伐晋的时机，陛下却执意伐晋。还有种种怪现象也非出兵的瑞兆，恳请陛下三思。苻坚认为女人不懂行军打仗的事，于是出兵伐晋，结果大败而归，张氏自杀而亡。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洵属中国历史罕见的“亮点”之一，除了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功封凌烟诸臣的努力，有两位女性的谏言也是功不可没。一位是长孙皇后。略举一例，一次唐太宗散朝，怒气冲冲回到后宫，声言早晚非得宰了那个“田舍翁”不可！长孙皇后知是魏征犯颜直谏惹皇上发这么大的火时，立即以“主明臣直”的道理婉言劝慰，很快就使太宗转怒为喜（假如皇后当时吹一股“火上浇油”风，魏征的脑袋或许真就位移了！）。长孙皇后病故，太宗每谓“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一位是徐惠，身份为充容，逝后追封为贤妃。唐太宗晚年，严重滋生骄傲情绪，好大喜功，追求享乐，以致百姓疲敝。徐惠乃上疏进谏。这篇疏文见识超群，文采斐然，其言剀切精诣，其情真切感人，比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毫不逊色。唐太宗毕竟是一代明君，对徐惠的尖锐批评，当即予以奖励。
后汉刘知远想征收百姓的财产犒劳将士。夫人李氏劝谏说：“陛下即位之初，还没有嘉惠百姓的措施，就先剥夺百姓生活的资产，这恐怕不是一位初登帝位的天子顺从民意、造福百姓的做法。臣妾建议陛下使用府库中所有资财来犒赏三军，虽然赏赐不算丰厚，但不会招致百姓怨言。”刘知远纳而照办，朝野额手称庆。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文妃萧瑟瑟，聪慧娴雅，稳重寡言，善作诗，而且目光远大。她见国事日危，不忘以《咏史》来讽刺延禧，惹得皇帝大怒，从此便与瑟瑟形同陌路。后有仇家诬告萧瑟瑟与闻一起“造反”案，耶律延禧竟信以为真，下令诛杀了萧瑟瑟。温馨的枕头风遇上昏君，酿成血溅鸳鸯枕。
被《明史》称赞“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马皇后，对朱元璋多有劝谏。朱皇帝暴烈残忍，屠戮功臣不已，对此，马皇后婉言规劝，使其有所节制，“刀下留人”。知制诰宋濂因长孙宋慎陷入胡惟庸党而获罪，朱元璋要处他极刑。宋濂是明初“文学之首臣”，又是太子的师傅，已告老还乡，与胡党毫无牵涉，但还是被念念不忘政治斗争的朱皇帝给“扩大化”进去了，宋濂命悬一线，幸有马皇后一再劝谏，老朱才赦免了他。
二、皇帝态度是关键
谏言所涉及的关系人，不外以下几方。
第一，老百姓。旧时百姓之声几乎没有直达天听的通道，也很难传进高官的耳膜，只能靠代圣天子牧民的官人做“代言人”，为民请命。那时官员没有什么堂皇说辞，敢于冒丢官乃至掉脑袋危险替百姓说话，凭的就是做人的良知，和爱民如子的父母心。这样的好官还不少呢。且举几例：
后唐庄宗屡出游猎，从骑伤民禾稼，洛阳令何泽伏于丛薄，俟帝至，遮马谏曰：“陛下赋敛既急，今稼穑将成，复蹂践之，使吏何以为理，民何以为生！臣愿先赐死。”皇上如此糟践庄稼，我这个父母官没法当，百姓更没法活，请您先赐我死吧！
北魏太和初，怀州人伊祁苟初三十余人谋反，文明皇太后欲尽诛一城人。三十多人图谋不轨，竟要屠杀全城百姓，你说皇帝他老娘狠不狠？幸亏殿中曹给事中张白泽进谏，以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诬十室，而况一州！后从之，乃止。
宋代曾会任两浙转运使，适逢旱灾严重，百姓离乡背井，流落他乡求生。可是权臣丁谓非但不体恤民瘼，还大上项目，民工吃不饱饭，尸弃道旁，哀怨近极限，群体爆发随时可能。众官慑于丁谓权势，没有一个提出异议。惟曾会列其状，使罢其役，军民得安。
第二，当事人。即谏言直击对象，利害关系人。利益以至于生死攸关，自会作出激烈反应。
东汉侍中向栩向灵帝上书，抨击宦官。宦官张让便诬告向栩要做张角的内应，于是向栩被处死。郎中张钧上书认为，张角所以能够兴兵作乱，原因都在于十常侍，故应该斩杀十常侍，向百姓谢罪。宦官本是灵帝的亲爱者，张钧“打狗不看主子面”，皇上一声“狂人！”的呵斥，御史循声诬奏张钧信奉黄巾道，遂将他逮捕入狱，拷打致死。
唐太宗高度重视对太子教育，钦点于志宁、孔颖达、张玄素等为东宫佐官，要求他们必须“极谏”李承乾，而不必讲面子。这几位遵旨忠诚履职，还得到过太宗的重奖。怎奈贪恋声色的储副李承乾最讨厌的就是谏言，他坦言：“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并提前付诸实施，先遣刺客二人去刺杀于志宁，刺客目睹于志宁的清寒俭朴，深为震撼，竟不忍杀而止；后又遣人伺机杀张玄素，以大马箠击之，几毙。遇上这样的太子党，最佳选择就是三缄其口。
北宋寇准当了宰相，去请教张讠永，张讠永淡淡说了一句：“《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解其意，回去读《霍光传》，读到“不学无术”时，会心一笑，说：“此张公谓我也。”应该说，寇准真还有宰相的肚量呢。
比较而言，南宋的宰相史弥远就小肚鸡肠得厉害了。侄儿史守之谏，他就保密，所为不使其知；外甥、太常博士陈埙论政切直，不合史宰相的主旋律，便以“好名”诬之，让他远离庙堂，当地方官去。
讲一个弟谏兄的故事。后汉郑均好黄老，淡泊无欲，清静自守，不慕游宦。兄仲，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出作。岁余，得数万钱，归以与兄，曰：“钱尽可复得，为坐吏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语，遂为廉洁，称清白吏。
第三，执政者也即宰相。宰相是直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高官，相权仅次于皇权。谏官则对君、相两权有所制约。宰相有权推荐谏官，那很不利于谏官对相权监督。金国礼部尚书梁肃就明确建议，言官应该由皇帝直接任命。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本能，宰相也不愿受到言官的制约。
唐太宗对执政说：“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他要求宰相带头“极谏”，也要接受人谏，这倒也符合现代批评的原则。
开元名相宋璟，对一号称“山人”所撰《良宰论》，明确表态：“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宋璟厌恶拍马屁而喜欢谠言，果然宰相气度。
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稳坐相位十几年，除了“应对称旨”，始终与“一人”保持一致，就是千方百计杜绝言路，以立仗马为活教材，教训谏官学会沉默。补阙杜琎不识相，上书言事，第二天就黜为下令。谏言路绝，奸计才不会穿帮。
唐代宗朝，元载为相，恐奏事者攻讦其私，竟请求“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说白了就是层层审查举报信。对如此明显令皇上“自掩其耳目”、“塞谏争之路”，比李林甫有过之的馊点子，李皇帝居然画了圈。刑部尚书颜真卿因上疏反对元载的动议，亦以“诽谤”罪名贬官。
第四，最关键的是皇帝。在君权、相权和监察权三者中，皇权最重，言官能否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均取决于皇帝的态度。正如宋儒彭龟年所说：“台谏之士所以能震慑奸宄，唯藉人主听纳其言，假以声势。”
秦始皇焚书坑儒，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恼怒，打发扶苏外出监军。连儿子的谏言都听不进，遑论他人。
汉文帝明令废除法律中的“诽谤罪”和“妖言罪”，理由是此等罪名会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地批评朝政，皇帝无从得知自己的过失，妨碍吸引远方的贤良之士到朝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文帝采纳了一个叫缇萦的小姑娘的建议，废除了惨无人道的肉刑，也有利于犯人改过自新。这件事无论在法制史上还是在纳谏史上，都应该大书一笔的。秦始皇钳制民口、拒谏饰非，导致二世而亡；汉文帝修正法律，保障朝臣批评权，却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隋炀帝公开宣称：“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如果是达官显贵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容忍他。如果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宽容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你记住吧！”最高的“封口令”下，哪个还敢多说话？
唐太宗以隋炀帝为鉴，尽量创造进谏的良好氛围，他说：“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事随境迁，人随时变。随着形势越来越好，唐太宗的骄傲指数急剧攀升，表现在纳谏的态度上，如魏征所描述的：“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贞观十八年，已变为“有上书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这分明是堵言路了；贞观二十二年，病笃的宰相房玄龄在家里对儿子说，皇上征辽的错误决策，“群臣莫敢谏”！
尽管唐太宗的纳谏曲线图是箭头朝下一路跌，然而能做到他那个份上，已经创造了历史，近乎“惟一”了。尤可称道的是，他对谏官作用的充分发挥，作了制度安排：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匿。制度的保障更有力，影响更久远，玄宗名相宋璟，要恢复的就是这个制度；宪宗元和年间，元稹上疏论谏职，援引的也是太宗先例。
唐代名臣、政论大手笔陆贽认为，上下阻塞，言路不畅，因为“九弊”故。所谓九弊，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显见，皇帝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最后，再引述一段皇后的和泪诉说做例证：京城陷，崇祯泣语周后曰：大事去矣！周后顿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看来周后谏言没少说，可刚愎自用的朱皇帝一句也不“纳”，说了也白说。
三、血泪斑斑谏言路
对待谏言的态度，不外采纳或者不纳。
纳本身就是对谏言的认可和正面引导，予以奖励就更是积极鼓励。史载：楚庄王启用直言进谏的士庆为卿相，令朝臣羡慕得不行。有人不服气，经庄王指出他与士庆的差距后，心悦诚服，行动上自觉向士庆看齐。
唐太宗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这么尖锐的批评，李世民不但纳了，立即下令停工，而且奖励张玄素彩二百匹。魏征亦叹玄素“有回天力”。
不纳通常有两种情形。
一是不纳也不怪罪，说了也白说。我读史的印象，谏言百分之五十遭遇“不听”；百分之四十受惩罚；百分之十被纳，其中有少数可能获奖。
二是非但不纳还要问罪，严厉惩处言者。惩罚的手段有：
1.罚俸。
2.贬官、流放。
3.收狱。
4.削籍。限于篇幅，以上四种惩罚实例省略。
5.杖刑。
这种直接拷打的刑罚，有人说始于隋文帝，其实早在东汉就有了。刘宋废帝子业还有一个专司杖刑的“昆仑奴”，可随时奉命执杖。到了隋文帝，可以说是“挥洒自如，说打就打”。经常在朝堂殿庭中杖打官吏，有时一天之内，多达三四人。有一次他恼怒执杖行刑之人下手不狠，就下令将行刑之人斩首。后因大臣一再劝谏，隋文帝好歹下令撤掉殿庭内的杖具，有所处罚，则交有关部门执行。不久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议事，文帝大怒，命令用杖打他，而殿内没有杖具，于是就用马鞭将其打死。
要论规模大、影响广，当推明武宗、明世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两次集体杖刑。武宗要南巡（名为考察调研，实为游玩渔色），百官谏阻，武宗大怒，进谏一百四十六人全部廷杖，杖死十一人，下狱三十九人，远谪十人。嘉靖三年，世宗欲为其父上尊号，百官跪谏，此即所谓“争大礼”。跪谏的二百三十一人中，受廷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十七人；一百四十二人下狱，另有十一人远谪。舒芬、黄嘉宾等好几位领受了两次大杖刑，全怪他们“记说不记打”。
6.侮辱。
北齐天保八年，蝗灾严重。帝问魏尹丞崔叔瓒曰：“何故虫？”叔瓒对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时则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修三台，故致灾也。“帝大怒，殴其颊，擢其发，溷中物涂其头。你看，崔叔瓒借灾讽谏，不但没有引起高洋的重视，还白白地挨了一顿嘴巴，被薅了头发，屎尿涂抹了一头。
元朝桑哥为相，苛政残民，中外骚动，廷臣莫敢言。彻里于帝前具陈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言辞激烈。帝怒，谓其毁诋大臣，命左右批其颊。
刑科给事中陈谔性刚直，弹劾无所避讳。奏事大声如钟，明成祖命令他饿数日，奏对声如故。帝因称其为“大声秀才”。曾因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免后复职。后复忤旨，罚修象房。
7.处死。
主要是砍头，稍显“仁慈”的是赐死。宋太祖立约“誓不诛大臣、言官”，给了台谏官发表异论的某种“安全感”。这几乎是一个特例，更多的时候，言官差不多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言路上血迹斑斑，令人不寒而栗。苏轼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为准备本文，我着实下了一番检索史籍功夫，容我将检索所得按朝代顺序胪列如下：
夏桀昏庸残暴，关龙逢进谏，桀囚而杀之。
商朝梅伯，以谏纣王被“俎醢”而惨死；比干谏纣三日，剖心而亡。
春秋晋国大夫伯宗好直言，每上朝，妻子即规劝他：“您好直言，那些行为不端的人都厌恶您，定会有祸患临身！”最终竟如其妻所言，以直言获罪身亡。
赵高令其婿阎乐率兵入宫灭秦二世。最后胡亥身旁仅有宦者一人侍，不曾离去。二世问：“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敢言敢谏的早都杀光了；我因为胆小不敢说话，才得活到今日！
郑崇，汉哀帝擢为尚书仆射，以谏得罪，被诬下狱，死狱中。
韩歆，为大司徒。其人好直言，无隐讳，光武帝不能容，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竟自杀。刘秀还算是明君，尚且逼杀直言大臣。
东汉宦官用事，白马令李云上书谏诤。桓帝怒，下云北寺狱。五官掾杜众复上书：李云以忠谏获罪，愿与云同日死。帝益怒，下廷尉，皆死。此前，已有李固、杜乔以忠言被诛。
东汉谏议大夫刘陶因向灵帝谏宦官祸国，被诬下狱，闭气而死。
汉灵帝加派田赋，官员赴任前，都得到西园依价交纳，然后才能上任。巨鹿太守司马不忍为此，称病要求解职，不许。司马直在距洛阳不远的孟津，留下一份极谏书，然后自杀。
东晋王豹，以主簿身份谏齐王司马冏，齐王以不忠不义之名杀之，众皆以为冤。
后燕王慕容熙为他的皇后苻氏兴建承华殿，从北门外把土运来，使土的价格上涨到与粮食的价格一样。宿军典军杜静“舆榇”极谏，慕容熙就把他杀了。
十六国前秦苻生初登大位，即“改元寿光”。大臣们劝阻称，未满一年就改元，是不讲礼仪！苻生很生气，知是大臣段纯带头建言，立即把段纯抓来杀死！
苻生荒于淫饮，强太后弟、光禄大夫强平以灾星迭见为由切谏，苻生大怒，即令武士凿其顶而杀之。强太后忧恨而卒。
丞相雷弱儿，性刚直，以仆射赵韵、董荣乱政，每公言于朝，见之常切齿。韵、荣谮之，说丞相“里通外国”，秦王遣卫兵杀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诏求直言。前庐陵内史周朗响应号召，言事切直，上衔之，使有司奏朗居母丧不如礼，传送宁州，于道杀之。
刘宋沈庆之，征战沙场，戡乱讨逆，屡建奇功，封爵升官，位尊权重。废帝刘子业凶暴无人性，诛戮大臣。沈庆之极言谏争，遂被害。将军百战不曾伤，却因谏言亡，正好印证了“言路之险胜似沙场”。
高浚是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三弟，屡次上书切谏，高洋一发狠，即将高浚处死，烧得皮发皆焦，遗骸如炭。尚书右仆射崔暹屡有谏诤，高洋念他是故旧大臣，容忍未动杀机。但崔暹去世后，高洋借吊丧，亲砍崔妻李氏头，用此“回报”已故谏臣。
北齐典御丞李集面谏，曾将高洋比作桀、纣，高洋对其恣意侮辱后，暂寄头项上。不久李集又打算进言，高洋不待他开口，就令将其驱出腰斩。
北齐后主高纬将如晋阳，崔季舒、张雕和文官联名进谏。宠臣韩长鸾诬告谏者“想造反”，后主遂将签名上疏的崔季舒、张雕等六人斩杀，家属流放。
隋炀帝将游江都，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奉信郎崔民象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谏，又斩之。真是血染南游路！
北周贺若敦屡建战功而未受赏，发了几句牢骚，竟被逼令自杀。临死前，他特别告诫儿子贺若弼：“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言毕，犹恐其印象不深，便拿起锥子刺破儿子的舌头，强化刺激。贺若弼仅仅对隋炀帝的奢侈稍有异议，便被安上“诽谤朝政”的罪名处死。开国名将最终还是“以舌死”！
唐代权万纪前为齐王李佑长史，见佑非法，常犯颜切谏，不纳。唐太宗深恐这个宝贝儿子不能悔过，屡次诏书训诫之。李佑以为自己被权万纪出卖，遂与一帮宵小之徒合谋射杀万纪并肢解之。
唐高宗欲逊位武则天，中书令郝处俊谏止。武后对此深忌之，只因郝处俊操履无玷，不能害。及其孙郝象贤，女皇随便找个借口就给杀了。象贤临刑，极口骂女皇，揭宫中隐匿。太后命肢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其后，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以免骂出让最高领导寄颜无所的狠话。
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通，作为宰相，因直言反对武承嗣做太子而被害。
李林甫为相，独揽朝政。天宝八载，咸宁太守赵奉璋拟揭发林甫罪状二十余条，被他指使御史台以“妖言”罪逮捕杖杀。
唐僖宗不亲政事，专务游戏，社稷危殆，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谏。上大怒，赐死。
后梁时，燕王刘守光将称帝，将佐多窃议以为不可，守光乃置斧质于庭曰：“敢谏者斩！”孙鹤谏，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斩之。
后唐昭义节度使毛璋所为骄僭，时服赭袍，纵酒为戏，左右有谏者，剖其心而视之。
南唐徐知诰有禅代之志，想把这个信息暗示僚属，便借雪天吟诗说事。徐知诰举杯为令曰：“雪下纷纷，便是白起。”宋齐丘吟道：“着履过街，必须雍齿。”主子号召做白起，乖巧的宋齐丘心领神会，立即响应要做开国封侯的雍齿。徐融意欲挫他们的傲气，遽曰：“明朝日出，争奈萧何？”徐知诰闻之大怒，当夜就把徐融投进江里。本来是以诗进谏，不成想竟要了谏者的命。
南唐李煜继位后终日沉湎声色，内史舍人潘佑屡疏极论时政，激怒李煜。李煜要将潘佑及其好友卫尉卿李平收狱。潘佑闻讯自尽于家中，李平在狱中缢死。三朝元老的廖居素慷慨谏李煜，李煜不为所动。廖居素十分失望，“闭门却食，朝服衣冠，立死井中”。
靖康元年，将作监丞欧阳珣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割地求和，力主抗敌。主政宰辅大怒，欲杀害珣未果，乃暗中推荐欧阳珣为割地求和特使，借用金人之火将他烧死。
南宋岳飞蒙冤入狱，布衣刘允升上书讼飞冤，下棘寺以死。
元朝成遵，拜监察御史当年，上书并举劾凡七十余事，执政者恶之，放为地方官。后用事者唆使人诬告成遵受赃，杖死。
明代死于言路者甚多，除两次杖刑死者外，还有：
叶伯巨，平遥县训导。洪武九年诏求直言，叶伯巨响应号召上书，帮助皇帝整风，直言三大弊端。朱皇帝一见意见书，怒火中烧，说这小子离间吾骨肉，我要亲自射死他！因丞相求情，叶伯巨免当朱元璋的活靶子，死在了狱中。
蒋文旭，河南道监察御史。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决定不传位给其他儿子而是传位给孙子朱允炆。这有些不合规矩，蒋文旭冒死进谏，朱皇帝龙颜大怒，赐死。
御史王朴性格鲠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戳之，俾其认错，王朴爱认死理，以为无错可认，卒被戳死！
燕王朱棣起兵，号曰“靖难”，北平人杜奇极谏“当守臣节”，王怒，立斩之。又伴读余逢辰，以故得闻异谋，乘间力谏。兵起，复泣谏，言“君、父两不可负”，亦被杀。
永乐十九年四月，新修的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面对天灾，朱棣遵循惯例下诏求直言。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以“谤君之罪”处死萧仪。
永乐十九年，成祖议亲征。兵部尚书方宾等共议，宜休兵养民，方宾并报告粮饷不足。帝怒，方宾惧，自缢死。朱棣本无意杀方宾，闻其死，反而愈加愤怒，下令戮其尸。
兵部侍郎戴纶，以谏明宣宗狩猎忤旨，下狱。皇帝亲鞫之，戴纶抗辩，触怒明宣宗，立棰死，籍没其家。
明英宗轻信宦官王振言，欲征麓川，翰林侍讲刘球抗疏力谏。王振大怒，逮下诏狱，嘱其爪牙将刘球肢解死。
世宗好神仙，为求不死药，欲令太子监国，他自己要离岗一两年，专职拜神求药。举朝愕不敢言，太仆卿杨最抗疏谏，帝大怒，立下诏狱，重杖未毕而死。
世宗病重时，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尝劾大学士高拱，高拱罢官回乡。后高拱借宦官之力东山再起，胡应嘉知悉，惊吓而亡。
右给事中杨天民上书请立太子。惹得万历帝大怒，谪杨天民为贵州永从典史。不久，帝迫于廷议，始立东宫，而杨天民却得不到平反，幽愤而卒。周宗建，御史。屡疏直攻魏忠贤，魏阉遂矫诏削籍，下诏狱毒讯，毙于狱。
御史黄尊素，抗疏论劾魏忠贤，被阉党弹劾革职，后捕入狱，酷刑拷打，尊素知狱卒将害己，赋诗一章，遂死。
清太宗皇太极，入关前一再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崇德三年，礼部承政祝世昌上疏说，俘获敌人之妻不可令其为娼妓（此奏疏事先经启心郎孙应时修改过），所言合乎人道。皇太极却大怒，下令将祝世昌发往黑龙江安置，将孙应时处死。
清大理少卿陈紫芝以峭直受到皇帝赏识，同朝多侧目，不久即突然死亡。有传言谓，紫芝一日诣朝房，权臣明珠邀其饮茶，饮之，归遂暴卒。
王鼎，抗英名相。鸦片战争中，他反对投降，怒斥妥协派首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由于道光皇帝妥协求和的主意已定，王鼎在廷谏、哭谏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决心以“尸谏回天听”。他怀揣遗疏，自缢于圆明园。还有历代的文字狱，实际都是以言获罪。言路丧生加上文字狱罹难的，好像比因贪污而杀头的还要多！高欢的“贪不可反”的高论，比所谓“不诛言官”的圣谕实际执行得要好。和皇帝保持一致，多捞银子少说话——要说就说“皇上英明伟大”，干到光荣离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倘若送得好又说得好，就会边贪边升，青云直上呢！
四、结语
传说中的民主标牌诽谤木，嬗变为昂首望天的华表，炫耀皇家威仪，成了中华文化符号，从内容到形式都远离了草根话语。朱云奋力拽断铁槛，“折槛”遂成直言谏诤典故；后世宫殿正中一间故意不设横槛，名曰“折槛”，就分明是在作秀。“折槛”前，忠直敢言之士不照样前仆后继，血泪斑斑？玩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自来我们就有这个优势。悠久的历史遗存颇丰，随便拈一个披上时装或者古装推出，即可热热闹闹秀一把。“花钱买批评”演了一轮又一轮。揆情度理，主人批评仆人，还要仆人交“批评费”，实在讲不通。
上述所谓美谈即令再美，也是封建的宁馨儿，何况它并不那么美。而今再拿来热炒，近乎“笑谈”矣。站在民主法治的时代制高点上，用现代公民的目光审视历史，就会发现：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超越了所有谏文化的美谈。虽然仍有权势者暗恋“以言治罪”，并不时做出些习惯动作，毕竟不敢公开抓“现反”了。第四传媒互联网为公民提供了现代化的无所不在的“诽谤木”，南京那个最牛房产局长，生是让网民给“谤”倒了。历史的进步是不依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