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再次观赏革命

革命似乎愈来愈贬值了。它的观赏价值好像还在。

200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220周年。巴黎有传统的纪念活动。那一周,李淑娴和我正好在巴黎,参加第12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大会(MG12),有机会再次观赏革命。

牛头宴上论革命

观赏法国大革命要从拉丁区的老字号饭馆Le Procope(www.procope.com)开始。这家1686年开的店,曾是18世纪启蒙派哲学家常去的地方。启蒙派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奠基人和推手。Le Procope店中挂有十多幅启蒙派哲学家的画像。菜单中专有“哲学家”套餐,其主菜是微火炖牛头加土豆。据说那是启蒙人士之所爱。

7月12日一到巴黎,当地的一位朋友就同我们去开牛头宴。坐定之后,心里有了一个问题:这些当年呼唤革命的启蒙哲人,如果活到今天,也该累了吧,也该告别革命了吧?

……

“什么?什么?”突然,墻上的画像发声了。

“还有主张告别革命的启蒙哲学家?”原来,好斗的百科全书派首领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觉察到我的一闪念了。

“有啊,哲学家先生”我对着狄氏的画像说,“现在中国的首席启蒙哲学家(们),就主张中国应当告别革命了。”

“真的?中国有过革命吗?中国有过什么革命,今天需要告别了?”哲学家紧追不舍。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大学时的必修课。

“老狄,你死的太早了。中国的革命可比你们法国多。19世纪的太平天国白莲教等等不算。光20世纪,就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还有1989年……有人叫什么almost革命。……不少了吧,哲学家?”

“哈,这些‘革命’都能算革命嘛?”老狄有一点得意了:“教授,你最好还是先看看我主编的百科全书中的革命条目。弄清楚什么叫革命。”

我懂,这位哲学家要玩字眼了,白马非马,“革命”非革命等等。这是哲学家们的专长。

老狄猜到了我的活思想:“我知道,你们学物理的不大看得起我们哲学爱好者,好像哲学只是玄虚字眼之学。但我们百科全书写的都是基础知识,是一本”科学,艺术和工艺词典“,无玄无虚。我们的副主编是老达(达兰贝尔,J. D‘Alembert,1717-1783),他是你们的同行,你应当知道,他不玩虚的吧。”

“当然知道”我忙答,“老达的‘虚功’‘虚位移’原理,是一点都不虚。都是21世纪物理学教科书里的东西。”

……找老狄的百科。

“看到了吧,教授。革命的不可缺少的特征是‘带来根本性变化’,或社会的,或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或价值观的‘根本性变化’。至于革命的方法和道路则是多样的。没有规定一定要用断头台,或红地毯。

没有带来“根本性变化”的造反,暴动,闹事,起义,内战,党争,政变等等,都不是革命。

以此衡量,近代中国有过多少革命?有多少成功了,因而可以告别‘根本性变化了’!

法国也不能告别‘根本性变化’。每年还要呼唤,特别在7月14日。后天,你应当到协和广场上去看看。“

“协和(和谐)广场?杀人最多的断头台,不就是在那个地方吗?”我在那本小说里看到过。

“不必害怕,现在没有断头台了。也不闹鬼。”老狄保证。

炖牛头来了。是断了头的牛的头。看着有点儿像人头。

大革命的精神导火索——“被约束的自由”

从Le Procope出来,转过几个街角,就到了万圣寺(Pantheon)。从1885年起,它的功效不再是神庙,而是供奉法兰西先贤灵柩的祠堂。称为先贤祠。先贤的选择有一点像天主教的选圣。过世50年以上的贤者,才有资格被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提名。如总统提名在国民议会通过,即可移灵先贤祠。

1885之后,入祠的先贤不到30位。其中5.5位是物理学家:卡诺(L. Carnot,1753—1823),(P. Painleve(1863– 1933),郎之万(P. Langevin,1872-1946),佩兰(J. Perrin,1870– 1942),居里夫妇(P. Curie;1859– 1906;Marie Sk.odowska Curie,1867– 1934)。Painleve,算是0.5个数学物理学家,他揭示的广义相对论中的坐标奇性,是黑洞的理论基础之一。Painleve的另外0.5,是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总理。他可能是迄今唯一通晓广义相对论的大国政府总理。知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当然远不止这5.5位。但先贤的政治条件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有直接的重要贡献。

先贤祠中有三位文学家:雨果,左拉和大仲马。

先贤祠中还没有画家和艺术家。

先贤祠正厅中心,没有供奉神像,也没有法兰西三色国旗,而是装有一个弦长68米的傅科摆(傅科,J. Foucault,1819-1868)。它让你看到地球不断在转动。它象征法兰西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崇尚理性。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是不来这里的。傅科本人没有被选入先贤,可能是政治表现还不够。

墓室在地下一层。进口处有两位大师的雕像∶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和卢梭(J. Rousseau,1712-1778)。他们的地位崇高。法国革命被认为是他们的思想的直接结果。二者的灵柩是早在1790年代初就被供奉在万圣寺。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物理学家之间有对应关系。

法兰西力学学派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把牛顿力学推广到多质点体系,特别是有约束的力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各质点不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被约束的。即自由减少了,只有被约束的自由。由此发展出来的达兰贝尔原理,拉格朗日函数和它的变分,成了当今描写动力学的基本方法。拉格朗日(J. Lagrange,1736-1813)的灵柩也在先贤祠。他曾服务于拿破仑的帝国。他去世时(1813)被直接葬入尚是神庙的万圣寺。

“被约束的自由”也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的核心。卢梭的名言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处于无处不在的约束之中。”社会是由多人构成的体系,由社会契约维持,社会契约就是约束。社会中的人,由于社会契约,享有的自由减少了。每个人只有被约束的自由。

卢梭的结论是每个人只能享有“被约束的自由”。它一个逻辑推论是∶无人享有不被约束的自由。再推,统治者(如法王路易)也不能享有不被约束的自由。这样,“自由,平等,博爱”的第一个理性结论就是剥夺法王路易的“无法无天”的自由。这就成了攻打巴士底狱的一条精神导火索。历史的逻辑,有时候竟是如此之简单。

香榭丽大道上的演出(秀)

我们到巴黎前,MG12组织者就通知我:“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萨尔科齐邀请你们参加7月14日阅兵式”。还附来了请帖的PDF文件。我想有错,萨尔科齐不可能邀请我,他的这项自由如今应是“被约束的”。现在法国正想同中国共产党作资本主义生意,不可能自找麻烦,邀请中共定义的反革命分子参加法国国庆大典。但PDF文件的确写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难到我错估了对萨尔科齐的约束?

我没有错估。后来,我们去看望老友林希翎(中国在世的未被改正的著名右派分子,现居巴黎),她告诉我,萨尔科齐没有邀请任何一位在法国的中国异议人士观礼。我之所以被邀请,只因为所有MG12的国际组织委员会成员都被邀请。

7月14日晨我们去晚了。请帖上的观礼台座位已被抢占。还好,有一纸总统请帖在手,军警让我们自行寻找观礼地方。结果,我们挤到了阅兵总指挥部的正对面(见图1)。香榭丽大道加凯旋门就是一个大的T型“秀”台,我们就在T型台的终点,即模特摆pose的地方。

7月14日阅兵式,就是一场超级“秀”。证据之一是手上的“节目单”一半是英文。记得第一次来巴黎的一个强印象就是:上海果然是东方的巴黎。上海一些小市民对待不会说上海话的乡巴佬的嘴脸,同巴黎一些小市民对待外省外国土老,一模一样。今天,巴黎也英文了,就像上海也mandarin了一样。可能因为来看超级秀的美国老土太多了(美老土极易从体型被识别)。

法国阅兵式在形式上同中国差不多。或者说,中国阅兵式在形式上同法国差不多。中国的阅兵式是从前苏联进口的,而苏联又是从法国进口的。我上中学时,当过天安门游行的标兵,也排练过学生方阵。对法国阅兵式,很眼熟。快步行进的方阵每分钟120步,慢步时每分钟88步,从拿破仑时代以降,大家都如此。香榭丽大道比长安街窄,所以,法国方阵比中国方阵小。服装则是法国的好看,50个方阵,色泽和式样各不相同,再佩以短刀长剑,不愧是服装设计的领潮者。有一个方阵,人人都有落腮长须。个个手持板斧一柄。斧头放在肩上。俨然李逵方阵,“该出手时才出手”,端得是好看(见图2)。“车麟麟,马萧萧”,最好看的还是拿破仑时代的轻骑兵,铜盔,红缨,号角。骑兵击鼓,马队碎步。241匹战马,没有一匹是骡子。马队过后,只见一堆马粪,说明训练有素。

香榭丽大道秀的最后模特,是总统萨尔科齐本人,不是他的当模特的太太。阅兵式结束后,总统走下主席台,要同非官员观众握手,以秀亲民。据说,前任诸总统,皆无此举。因为我们的位置最靠近协和广场。萨尔科齐径直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法国观众一拥而上,一下挤到了我们前面,争着同他们的总统握手。我们到并没有想去握手,我们也只有我们能有的“被约束的自由”。为了证明他亲民成功,我们给这位最后模特照了一张pose像,尽管不太成功(见图3)。

童声的“马赛曲”

临近尾声了。一曲清脆的童声合唱从协和广场中心升起。是“马赛曲”,战歌“马赛曲”。

“用他们不洁的血,浇灌我们的土地”(这是“马赛曲”的法文原词,与流行的中文马赛曲歌词不全同),曾经使我们青少年时代的热血为之沸腾。今天,血已不再会沸腾了。但歌声直刺心地,仍然感到一种久已遗忘的震颤。

协和广场上的人不再喧嚣。任凭净洁的歌声自由地向着上天飞去。童声唱出的军歌,没有血腥,没有仇恨,没有战斗的嘶喊,只有天真的憧憬,嫩稚的呼唤。虽然他们脚踏的协和广场有过血腥,有过仇恨,有过临刑的嘶喊。是啊,理想和现实,就像上天的歌和脚踏的地一样,永远不同。

法国和世界“还远没有达到我们启蒙派所期望的”。1851年,雨果曾公开宣布他自己就是法兰西的叛徒,用以对抗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直到拿破仑三世死去,雨果才回到他的法兰西家园。如今,萨尔科齐又是如何对待世上未死去的独裁者?………理想,现实,约束……

童声的“马赛曲”还在继续,还在呼唤,还应继续,还应呼唤。这已是第220年了。

“用他们不洁的血,浇灌我们的土地。”

(2009.7.22 Tucson)

许知远:致命的乐观

难道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

人们经常对基本事实视而不见。雷蒙·阿隆感慨道:「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国,塞纳-马恩省河旁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左岸,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他们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惨烈的大清洗和农庄集体化的政策被披露后,这种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既有幻象,担心信念的落空,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一股巨大的乐观情绪正包围着北京。在GDP的统计数字上、中国精英们的饭桌上、电视屏幕与报纸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还有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一些外来者瞠目结舌的表情上,经济萧条似乎尚未诞生就已夭折。倘若对照西方世界依旧的沉郁,中国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热衷于谈论「美国例外论」——新大陆能逃脱掉老欧洲的宿命;而现在,「中国例外论」则开始兴起,什么力量都不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一场严重的国内动荡还是一场世界的经济危机。

一种空前的自满也随之而来,美国人不懂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弊端多多,从安然(安隆)到马多夫,放任自由市场的贪婪产生盈盈的恶棍。中国不会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日本,更不会是一九一零年代的德国,它在规模上甚至连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都相形见绌。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它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恢复昔日的荣耀。

但果真如此吗?我怀疑那些对中国模式的夸耀者们,正在陷入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欺骗——沉浸在语言的狂欢中,拒绝对现实多看一眼。

苏联模式在一九三零年代至一九五零年代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强大的宣传、捏造的数字,以及任何正常国家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尊严与命运被漠视和践踏,人只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材料,各种资源被滥用和浪费。在一个模仿和起始阶段,它可能带来某种成功,一个在一九零五年败于日本的腐朽的沙皇俄国,却在一九四五年战胜了强大的德国。这种成功似乎足以迷惑所有的质疑者,但是一个惊人的悲惨现实正被掩藏在这种荣耀之下。最杰出的头脑、最独立的心灵被毁灭,恐惧和粗陋的宣传窒息了年轻一代的创造力,权力与意识形态束缚了人们的实验精神,愚蠢的官僚体系占据着所有资源,社会被瓦解,暴力和惯性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力量……在一九五零年代看起来势不可挡的苏联模式,在一九七零年代陷入停滞,而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则几近破产。人们恍然发现,原来那么多事实被隐藏起来。

此刻的中国呢?它当然不会是苏联命运再度重演,中国制度和中国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似乎不会带来断裂式的命运,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结构,也比一九八零年代的苏联优越得多。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它们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无情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在短期内可以聚集资金、人力与资源,来缔造短期的物质成就,却无法带来长远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更无法孕育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创造力。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主要来源于民间的活力,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官僚体系中解放出的个人创造力。但现在,一种逆向的趋势日渐明显。官僚体制迅速膨胀,中央企业获取了刺激经济的绝大部分资金,自由竞争在官僚权力面前脆弱而卑微,个人价值和权利在垄断集团面前过度渺小,普通人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收益之外……我们曾经谈论过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弊病,而如今这基础性的弊端不再谈论,我们执着于昔日的方法。

很有可能,这表面的乐观与繁荣,或许是我们对于之前三十年发展成果的最后一次狂欢式的挥霍。而几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充斥着那些不知有何用处的高速公路和广场,一起起基础建设腐败案被揭露而出,私营企业主不再有兴趣进行产品和市场的创新,反而执着于权力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去成为创造者,只希望成为公务员,通货膨胀吞噬普通人的生活时……一场更严重危机才真正到来。难道要像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一样,这个国家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不得不承认,我们此刻的乐观,是多么浅薄和不负责任。

章立凡:海外爱国愤青炼成路线图

1.不幸生在中国,被制造成“二等国民”,梦想着到“一等国家”讨生活——哪怕捡垃圾;

2.千辛万苦定居“一等国家”后,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心态依然自卑,总以为被人歧视——自我定位还是“二等国民”;

3.回中国时发现,“假洋鬼子”可享超国民待遇——产生了高升为“人上人”的幻觉,爽歪歪;

4.若要在海外继续做“人上人”的春梦——需常服“爱国主义”春药;

5.服药后的意淫宣泄:“虽然我在你家不是上等人,但我老家很阔!”“我爱老家,我恨你家!”——海外爱国愤青至此练成;

6.爱国贵在参与——跑街站台不时有点小费、盒饭可领,海归后有望名利双收。

总结:

梁启超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百多年前就一语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孕育“要么顺民,要么暴民”的“国民性”;中国当今的教育生产流水线,只生产“二等国民”标准件。国格皆平等,人格有高下。“二等国民”入住“一等国家”,素质还是“二等国民”,心态还是梦想当主子的奴才。

嘿嘿,小赤佬阿Q穿件“爱国牌”洋服,你以为我就不认识你啦?

刘晓波再次获准会见律师

中国异见作家刘晓波疑因草拟《零八宪章》被逮捕九个月后,第三度获淮与代表律师见面。律师尚宝军指,刘晓波巳知案件延期侦查,巳做好长时间被关押的准备。另外,由于刘晓波不认罪,现阶段难以取保候审。(海蓝报道)

自北京公安机关延长刘晓波案件侦查期一个月后,刘晓波代表律师尚宝军周一获淮与他见面。尚宝军表示,北京巿公安局预审处警官,中午通知他们,三时可到北京巿第一看守所与刘晓波见面,他和丁锡奎律师一起前往会见,会面大约三十多分钟,虽然他们申请不要有公安在场,但当局没有理会,整个过程仍被监视。

尚宝军表示,刘晓波向他透露,近日公安提审他的次数减少,每周只有一次,审问的内容有关一篇《地方官权黑社会化,对维权人士的迫害》,现时基本上不审问零八宪章的事情。刘晓波巳知道案件侦查延期,他巳做好准备,估计自己在看守所会被关押较长时间。

尚宝军补充,由于刘晓波不认罪,现阶段难以申请取保候审(保释)。他说:他还算平和,他也知道案件被延期,并做好在看守所过冬的准备。另外,他特别让我代表他,向各位媒体及关心他的人士,表示感谢。

尚宝军又指,刘晓波曾问及美国政府是否关注其案件,另外,他主要向律师谈及他现时的待遇,比以前好很多。每天有半小时放风,但在室内通道,见不到户外。另外,他可以看电视及看书,不过限制某些书籍。由于他与另外四名刑事囚犯,住在无烟囚房,看守所的管教每天带他去抽烟,并且聊天。尚宝军表示,由于刘晓波的待遇改善,今次会面,他的健康及心情都不错。

尚宝军还说,会面后,他们曾与莫少平律师及刘晓波妻子刘霞讨论情况,并作出评估,认为刘晓波若在十一国庆前后,能取保候审或获释,那案件可能不被起诉,但若过了十一国庆,仍未获释,案件便不乐观。

刘晓波律师上周接获预审处警官消息,刘晓波案件侦查要延长一个月﹐而当局最长可将侦查阶段延至七个月或以上。

五十三岁的刘晓波,曾是八九民运中“六四四君子”之一,九一年因“反革命”罪入狱,九六年被判劳动教养三年。零八年十二月,刘晓波与大约三百名知识份子、律师、作家及学者签署《零八宪章》,要求民主宪政。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自去年十二月八日被国保人员带走,并被监视居住七个月后,北京公安检察机关六月二十三日正式逮捕刘晓波,指他涉嫌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

政治体制真面目:《北京植物人》美妙的极权情节

作者:Randy Boyagoda


马建的《北京植物人》获英国国际写作自由书奖和入围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

《北京植物人》这部长达六百页的小说,跨越了当代中国五十年的生活,从毛泽东的1949年革命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再到1999年的申奥,它让人激起了必须阅读的感觉,尤其是当小说在中国被禁时。

作家马建住在伦敦,他回到中国都会遭到监视。但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无论出于怎样的好意,都会因为从政治上来阅读而忽视了它在形象和语言上的精心设计。在马建的《北京植物人》中,人物和情节都以显著的印象得到了展现。小说沿着两条时间线索前进:一条引向1989年6月4日,另一条线索则从那天之后开始。由植物人戴伟以现在时的冥想组成。一位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击中头部的植物人,以充满活力的思想控制着整个主要的故事线索。以父亲被关进劳改农场为标志展开的童年回忆,马建用童年的奇事将人引入一种被唤起了黑色幽默的状态之中,当父亲以改造表现好可以回家之时,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戴伟的弟弟需要弄明白:“‘我的老师说你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我说你是一个劳改犯。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啊,爸爸?’”对戴伟来说,他一直在蒙受着右派父亲带给他的耻辱,但他同时也好奇,爸爸究竟是怎么才落到那个地步的。

这好奇心驱使他想找出他父亲所在的关押地,在广西省,他听到了大饥荒和人吃人的行为,以及在“用心改造,重新做人”的口号下产生的暴行。《北京植物人》中处处充斥着这类丑恶之事。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一个儿子在土改中被迫活埋了他的父亲;有关成桶装的堕胎胎儿尸体,因为他们非法怀孕的母亲被“计划生育办公室”抓住而流产;以及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们被坦克压成了肉酱。所有这些都令人震撼之至却又没有任何惊奇;《北京植物人》读起来远更有刺激性和压迫性,尤其是它对学生民主运动的内在精神进行了反思。

这趟精神探索开始于戴伟于80年代末刚刚进入北大校门。很快,他的生活就被宿舍寝室里的不断聊天以及周围同学为了一个更大的自由和法治社会的焦躁所占据了;他们同时也是为了性、八卦和情节剧而浮躁不安的年轻人。他们试图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作出的伟大举动被小人再三地从暗中破坏:当文科生号召起了更多的人游行时,理科生觉得不爽;一名绝食抗议的领导者动用了捐款给他自己买肯德基吃;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激发起了各种引人注目的议论:一个学生痛斥她的听众,“你们原本应该起来反抗独裁专政,但事实上你们个个都想当皇帝,”戴伟自己则观察到“天安门广场的宏大似乎让每个人的自我都得到了膨胀。”天安门广场当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设置,并且它引发了一系列的精彩画面:“身穿黄袍的和尚排成长长的一列,举起标语牌要求宗教自由。在拥挤的人群中,他们犹如一条移动的黄线。”在这样设置下,这个故事与互相的复制品看起来只是变得更加吸引人了——部分是因为马建构建起了1989年6月,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学生的行为的无用,以及他们的左右为难:面对坦克和戒严,究竟是该抵抗还是该逃跑。我们同时意识到无能为力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另一条故事线,它借由一位植物人患者清晰的听觉,探索了1989年以后的中国人的生活。这部小说的主要弱点在于马建花了太多的精力在描写主人公的意识,同时,马建还用了过多的篇幅在主人公与他骤变中的国家的消极关系上。这些都从他偶然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来访者的闲聊中清楚地显现了出来。这些对话也牵扯到了戴伟的母亲,她由于长期的贫穷而变得处境更加艰难。她常年照顾全身麻痹的儿子,而他们的房子作为与奥运有关的重点建设项目中的一部分,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拆除。

那说明,最后的一百页中转移到了令人喘不过气的位置上。马建天才般地在几个场面间来回切换:一片混乱的民主运动,天安门广场上充满歇斯底里的最后几天,他和他母亲在垮塌中的楼房里凄惨的最后时日——这个中国政府的野蛮行径。士兵们被命令去清理广场,而建筑工人们则为新建的购物中心清理空地,他们的坦克和推土机无情地前行着。他们留下了自己清醒而残缺的精神,身体和瓦砾。小说以优美的政治文笔展示了一个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中国,还有无法推倒的人性基石。

胡  平:谈谈大汉族主义

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大汉族主义。这个问题很有争议。

很多汉人朋友说:中国哪有什么大汉族主义?中国只有小汉族主义。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若干优惠政策,例如高考加分,例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提拔干部要给少数民族保留一定的比例,等等。这等于是对汉人的变相歧视;尤其是在一般刑事案件上对少数民族的“两少一宽”(少捕少杀,一般从宽),更让汉人感到不公平。不消说,这种种不满都是有根据的,也很好理解。然而我们要记住,所谓大民族主义,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强制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确实有大汉族主义。

众所周知,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徒有虚名。共产党一直在推行强制性的和隐蔽的强制性的汉化政策,近些年来更是变本加厉。在新疆,各级领导的实权(即党权)几乎都掌握在汉人手里。早先还有个赛福鼎当自治区党委书记,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维族人担任自治区第一把手的了。按说,中共建政60年了,自己培养的维族干部也很多了,难道就找不出一个能当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吗?这表明中共当局对维族人总还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忌,不放心。维族人焉能对此没有感觉?王乐泉上任以来,加强对维族文化与宗教的限制,当局拆除了喀什葛尔老城等历史悠久且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传统文化建筑;规定在小学用汉语代替维语,并且禁止或者限制政府工作人员信奉伊斯兰教,包括不得留胡子,不得戴头巾,不得在工作场所斋戒或者祷告。维族人庆祝自己的传统节日也受到很大限制;如此等等。这不能不使得具有显著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的维族人深感被歧视被压制。事实上,当局对维族的方针是:大处严打,小处放宽。当局采用高压态势,不能容许少数民族有任何民族情绪。一个民族干部,在会议上稍微发点牢骚,就肯定得不到提拔,还有可能被开除。对少数民族而言,上述种种,不是大汉族主义又是什么呢?

且以语言问题为例。语言在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大,自不待言。所谓中文,实际上是指汉语。当然,在中国,汉人占90%以上。把汉语规定为官方语言是合理的。然而,这也就意味着把其他语言置于不利的地位,从而也就意味着把母语是其他语言的民族置于不利的地位。一个讲汉语的人可以在全中国通行无碍(除了极少数偏远落后地区),而一个讲维吾尔语或藏语的人,只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就寸步难行。其实,维族人到内地去,不懂汉语就吃不开。这点维族人还是能理解的,他们并不会抱怨。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大量汉人移入新疆,并且在绝大多数部门占据优势,以至于维族人想在自己的家乡找工作,不懂汉语都很可能碰壁;甚至懂汉语也不一定能得到工作机会,新疆很多招工启事,写明了只招汉人。这在维族人看来不正是大汉族主义吗?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告诉你真实的乌鲁木齐》,作者署名“兵团二代”。这篇文章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新疆,汉人的节日,维族人也放假;维族人的节日,维族人放假,汉人照样上班。这看上去对汉人很不公平,“但是仔细想一下,才会发现这里面竟有一个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现象说明……在新疆,一切活动都可以不依赖维人的参与而正常进行。”由此可见,维族人在自己的家乡已经落到了什么地步。很多维族人觉得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了少数民族,在文化上沦为边缘人,在经济上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感到自己的家园正在迅速地沦丧。更糟糕的是,维族人的这种种不满与痛苦没有表达的渠道。如果他们向当局申诉,当局每每不理睬;如果他们在网上发言,当局还很可能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罪名抓人。

在这里,一般汉人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但维族人却不能不感到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很多维族人不但对当局不满,而且对汉人也不满。民族关系变得很紧张。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局不顾少数民族自己的意愿而推行强制性的汉化政策。这反过来也就告诉我们,只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刘  柠:日本政权更迭,初现两党政治转机

8月30日,在第45届众议院大选中,民主党大败自民党,毫无悬念地轻取单独过半的骄人业绩(截至北京时间31日零时,在全部480个席位中已突破300席),成为继自民党之后担纲日本政权的执政党。至此,民主党,这个成立11年、整合多种政治势力、曾在2003年和2005年两次发动夺权冲击的政党终于修成正果——成功兑现了“政权更迭”的悲壮毒誓。

而自民党,这个自1955年以来,独步政坛达54年的政治巨兽,在经历了1993-94年的短暂瓦解之后,又经过15年的调整过渡期,终于黯然走下执政宝座,与民主党换位,成为最大的在野党。朝野乾坤大挪移——日本政治风水的逆转既在情理之中,同时亦蕴涵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诚可谓意味深长。

此番选举,从解散上届众院到投票,有长达40天的时间,可以说朝野两大党都为选战做足了功课。全国有近1400万名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率为69%,高于上届大选的67.51%。有些地区,因预报台风来袭而不得不提前4小时投票。那些不惜利用法定休息日的宝贵余暇,在席卷列岛的狂风豪雨中,奔赴各个投票点,行使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力的选民们,其行色匆匆的身影和执著、严肃的神情,汇成了人心向背的潮流:投票前一天,日本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以“国民的审判”的表达来定位这次举足轻重的大选。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选民选择对自民政治说“不”。这既是国民的选择,也未尝不是自民党离亲叛众的结果。作为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老大政党,自民党早已习惯并过于依赖一党独大、独步天下的优越感,躲在政、官、财构成的被称为“铁三角”的特殊结构中,利权独享,世袭蔓延,黑金丑闻不断,把纳税人的信任与委托视为理所当然,不思改革,形成了相当顽固的“金属疲劳”,乃至对当下重要的社会、政治议题及国民的心声丧失反应能力,一系列亟待措手的经济、社会改革或迟迟无法出台,或推行不力,甚至胎死腹中,白白延误改革时机。对此,国民和舆论的焦虑、批判由来已久,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后小泉”3年,三任首相“走马灯”,其中两任以极端不负责任的形式中途“撂挑子”;麻生首相虽然“善始善终”,却停留在某种虚幻的自我感觉中,误判形势,不止一次错过解散众院的绝佳时机,终于拼光了本已所剩无几的政治资本,成了名副其实的党的“终结者”,与其祖父、前首相吉田茂54年前以保守联合一手开创“1955年体制”的历史定格构成了反讽强烈的对比,颇令世人平生某种今夕何夕的时空错乱感。这种情况下,“政权更迭”已然不仅仅是虎视眈眈的在野政敌民主党志在必得的口号,而且是广大选民及党内外政治反对势力“倒自民”的现实潮流和动力所在,麻生政权后期铤而走险,在极低支持率之下“超低空飞行”的惨淡经营也反证了这点。

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民党不战而败,是“国民的审判”的败北者;相形之下,民主党虽然是胜出者,却几乎不战而胜,相当程度上是自民党“失政”的受益者。这里,不仅民意的向背昭然若揭,民主主义的游戏规则也开始作用:你玩了那么久,却玩得如此之滥,就该换人来玩。因此,很多选民之所以挺民主党,并非出于对后者的信赖,而是由于对自民党极端的不信赖。

正是这种政治动力学关系,也构成了选民对民主党的期许和压力:自民党既是惨败的对手,同时也是前车之鉴。毋庸讳言,作为从前世今生到政治成色都与自民党相当“靠色”的保守政党,民主党在政策上并没有显著的优势,而且客观上,日本在当下也缺乏更多的选择余地。除此之外,民主党所接手的,是一个肌体已陷入高度疲惫,某些指标已被视为高危的经济体:7月,完全失业率高达5.7%,刷新战后记录;通缩进一步加剧,比去年同比进一步收缩2.2%;年自杀人数超过3万;3人中便有一名是非正式雇佣的派遣劳动者……而在4年不增税(民主党对国民的承诺)、同时背负总额为GDP的1.7倍的天文规模国债的情况下,何以兑现“民主党版”的民生政策?如此深刻的矛盾,即使对执政经验老道的政党来说,也不啻天大的难题,对执政经验等于零的民主党来说,这真真正正是一次“从零出发”的严峻试练。

在安保政策方面,虽然民主党的主张历来与自民党有所不同,但迫于现实需要,上台后摒弃所谓中日美“对等外交”的思维,实现日美关系大于对亚关系的“转型”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纵然如此,这与过去自民党的外交政策并无多大不同,就中日关系而言,应该不至于倒退(但也难有大的突破)。

民主党的崛起,必将深刻改写日本政治格局,同时也会为东亚政治地图注入新的活力。而另一方面,吃此一败的自民党,尽管暂时下野,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在战后日本社会根深叶茂的社会资源,在产业、农业及安保政策上的“遗产”,远未成“过去时”。视日后民主党的执政实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依然不小。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日本国民来说,此番大选最现实的收获,是初步呈现两党政治的转机。而这种转机能否做大为英美式稳健的两党政治格局,还有待于日本国民及政治家的努力。

姜维平:从黑龙江人事安排看中共高层动向

据中新网8月21日电讯,黑龙江省主要领导近日调整,杜宇新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王玉普任黑龙江省政府副省长,盖如垠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由于以前我在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任记者时,与其中两人有过接触,并熟知中共官场的运作规则,结合目前国内形势,可以管窥中南海高层的微妙动向。

任命深思熟虑,三人为新的梯队

据报道,哈尔滨市党政干部大会在8月20日召开,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徐泽洲,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调整变动的决定:杜宇新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不再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盖如垠任哈尔滨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同日下午,黑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结束,会议决定任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玉普为省政府副省长。

这表明,中央高层对原有的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一把手,都不尽满意。显然,杜宇新是准备接替省委书记,王玉普接替省长,盖如垠因为原本是“外来户”,暂守哈尔滨市委书记一职,可能以后接任省纪委书记。

为什么重用王玉普?

从王玉普简历可以看出,他1982年1月参加工作后,先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天然气工程学院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在职读研究生,毕业后{1978—1982}又在大庆石油学院矿机专业继续深造,1982—1994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工程技术大队技术员、副大队长、大队长,1994—1997任大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副厂长、四厂副厂长(其间:1994年9月至1996年12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系油气田开发工程专业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1997—1998大庆石油管理局第一油气开发事业部副主任兼总工程师,管理局油田开发处处长,1998—1999年,大庆石油管理局副总工程师。也就是在这几年,我经常去大庆采访,在不同的会议场合见过他,总的印象是,他十分了解大庆石油企业的情况,讲起话来,满肚子数字,不仅是石油专家,而且是有组织能力的干部,其人又在企业内部有比较好的人事关系。此后他继任{1999—2000}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工程师,以至董事长兼总经理等,一直到2009年8月任黑龙江省副省长。

我想,中共中央之所以重用他,是基于他的经验与资历,也是基于目前严峻的形势,由于通钢事件的影响,特别是类似林钢事件的连锁反应,使他们感受到了国企集中的大省,在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问题的严重性,与吉林省一样,黑龙江的国企很多,矛盾很深,借改革侵吞国企资产的问题更为疯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级分化的矛盾更为突出,所以必须选派一个富有国企领导经验的人,担任黑龙省的一二把手,以便应对新情况与新形势与新挑战。

杜宇新是太子党

据我所知,杜宇新的父亲杜显忠是林口人,原为黑龙江省副省长,在位时我与其多有接触,他是该省人脉关系特深的一个人。第一届哈洽会即是在他任职时由其提议举办的。而这个会举办后,对黑龙江省对外开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黑龙江省的干部对杜显忠口碑评价不错。故此对杜宇新也高看一眼。杜宇新1953年12月生,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过黑龙江省交通局汽车工人与双鸭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刑警;后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一直在农村基层任职。80年代中期才当上中共黑龙江省尚志市委副书记,90年代中期任中共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大兴安岭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2002.04—2003.12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2003.12—2005.01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2005.01—2009.08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

记得是在他当大兴安岭地委书记时,我多次在一些会议上见过其人,可以说,他也十分熟悉做为农业大省与资源大省黑龙江的情况,特别是靠他父亲杜显忠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很是吃得开。所以之所以重用他,也是基于目前当地官场生态异常复杂的情况。

盖如垠是共青团派

盖如垠这个人,来自沈阳,我不认识,但从官方公布的简历看,1953年3月出生,是辽宁东港人。1970年9月参加工作,由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工程专业毕业,是在职研究生学历。

70年代初,他当过辽宁省沈阳气压机厂工人、车间副指导员,从1974年4月-1975年1月,就成为共青团辽宁省沈阳市委的工作人员,1975年1月-1978年9月,任共青团辽宁省沈阳市委常委、学校部部长。从这一点看,他是老共青团派了。此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一直在沈阳工业部门任基层干部,直到1989年11月-1992年12月,又回到共青团,任辽宁省沈阳市委书记;据辽宁新闻界人士称,正是在此时,胡锦涛对他就有一定的良好印象。

此后他当过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委书记,与辽宁省沈阳市市长助理;1998年1月-1998年12月,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1998年12月-2002年10月,调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这种跨省调任,可能来自上面共青团派的长远打算。此后又在新的领域任职,当过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黑龙江省大庆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委、大庆市委书记;2008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

由于盖如垠还相当年轻,从级别上看,其与杜宇心似乎是对调,矮了一节,但掌管一个省会城市,有利于锻炼他的全面工作能力,他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当然这亦要看共青团派在未来的政局中的地位变化如何,才的决定。

三足鼎立表明高层权斗加剧

正如目前中共中央核心层的权斗一样,共青团派与太子党派正在共同分享权力,黑龙江省领导,党的方面选用了太子党杜宇新,政的方面选用了非团非太的王玉普,而哈尔滨市一把手选用了共青团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这说明共青团派与太子党派二者既有激烈的斗争,又有暂时的妥协,而王玉普则是权斗妥协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了,面对风赴云涌的各地以工人为主的维权运动,中共两派都不得不以稳定大局为重,双方各退让一步,达成了共识。这也表明中共高层确有明争暗斗,但尚未达到分裂的程度。估计这种状况将在9月底的17届4中全会上得以体现与证明。

2009 8 26多伦多

{作者声明:此稿为供大纪元刊发,转发必经该报同意,并保留完整性,违者必究。此文为作者提供独立中文笔会网转刊}

黄河清:1949年后的“国学大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原主任季羡林教授因年事高迈辞世,大陆学界、政界掀起季羡林热,从总理温家宝、所有媒体以及凡与季羡林有一点关联者,皆誉其为“国学大师”,以至喋喋不休说、反反复复颂、曲不离口唱。

藉此机会,我化了点时间,查阅了1949年后尚活在大陆又死在大陆而与国学沾亲带故的著名学人,与季羡林予以对照,以为“国学大师”说留一点民间底层者或曰野史的声音。

我将这些人物分四组:遗老类、社会类、御用类、另类。分法不严格,故妄听之。

第一组:

尚秉和、余嘉锡、唐邦治、张国淦、朱师辙、岑仲勉、邓  实、马  衡、柳诒征。

第二组:

马一浮、陈寅恪、熊十力、汪  东、顾颉刚、吕思勉、冯友兰、胡少石、钱基博、金毓黻、马叙伦、邓之诚、梁漱溟、陈序经、姜亮夫、

汤用彤、刘文典、唐  兰、吴   宓、高  亨、朱谦之、潘光旦、郑振铎、罗尔纲、张申府、钱钟书、钱仲联、黄现播、雷海宗、王重民、

周予同、陈梦家、向  达、程千帆、金兆梓、罗尔纲、蒙文通、金岳霖、缪凤林、谬  钺、徐中舒、徐梵澄、杨向奎、阎宗临、张舜徽、

严北溟、夏  鼐、吕 澄、吕叔湘、王 力、夏承焘、王利器、苏渊雷、纳  忠、季羡林、马 坚。

第三组:

郭沫若、陈 垣、白寿彝、杜国庠、范文澜、翦伯赞、吴  晗、任继愈、侯外庐、吕振羽、沙文汉、周一良、周谷城、尚  钺、俞伟超。

第四组:文怀沙、翟鸿燊。

遗老类中的柳诒征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后人誉其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惜乎1949年后不为世用,晚年居沪以读书校书为乐,卒于1956年,寿76岁。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年,1949年后留任,1955年辞世。其他人如尚秉和、余嘉锡、唐邦治、张国淦、朱师辙、岑仲勉、邓实诸位,都是生于清末而成名于民国故世于5、60年代者;如岑仲勉,生于1885年,比陈寅恪还大5岁。陈寅恪阅岑文后致信陈垣褒扬岑曰:“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岑于1961年因病去世。遗老类学人虽学养深厚,但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与政治无关,或曰不为政治所用,又死得早,大陆政要以至学界,无论当时的,遑论现在的,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国学大师”名号即曾与他们有缘,也只是留在了他们的著作文字里了。

马一浮,论者谓与梁漱溟、熊十力齐名,然梁往访湛翁时,自称后学,执师礼:梁由湛翁弟子乌以凤引进门,“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梁先生长揖下拜,表示尊敬之意。”梁漱溟对熊十力有知遇之恩,熊曾从学于梁;可见马一浮之学深之位尊之德高望重。

梁启超说清代读书人“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者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熊十力持《新唯识论》求见马一浮。湛翁读后大加赞赏,遂资助出版。马一浮也赠书梁漱溟:1921年梁马初识,马一浮以两部木版刻字重印的古籍相赠,一部是宋儒杨慈湖的《先圣大训》,另一部是明儒罗近溪的《旰坛直诠》。梁漱溟说自己读后受益不浅而深爱之。1922年,梁漱溟书写了一条幅:“毫忽不能昧斯须不敢瞒——春日读近溪集有省”,装裱起来,悬于室内以自勉自励。

李叔同长马一浮三岁,又剃度出家,成为一代大德高僧,却在佛学方面一直把马一浮视作良师,真诚推崇马一浮。李叔同对他的学生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湛翁之学养若此。

马一浮不卑不亢,深得中庸精髓。与湛翁并世者,郭沫若甘卑,冯友兰偶贱,梁漱溟过亢,陈寅恪甚傲。至若马一浮,则卑亢得宜,无论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自居弟子执礼甚恭的元帅陈毅,皆应对裕如;得失宠辱,平常淡然超然,去狂狷,远乡愿,又绝无失礼之举,若羚羊挂角,如天衣无缝。马一浮似乎从未作过什么检讨。其人品其处世若此。

乡先贤王敬身是马一浮入室弟子。师弟唱和,传为佳话。王敬身公子王策现居西班牙,书房中悬挂湛翁赠乃父诗的书法条幅,其字冲淡,已臻化境。笔者每访王君,总要瞻读留恋湛翁墨宝前。

就是这样一位国学大师,1967年文化革命中,史无前例地在杭州寓所被活活地折磨死了。“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是专门毁灭国学和国学大师的。马一浮深谙国学精髓而不明阶级斗争奥妙。湛翁自知不久人世,留诗《丁未(一九六七)告别诸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湛翁绝笔与老友弘一法师临终偈语:“悲欣交集”异曲同工,都是那么平和而安适达观,相侔庄子“齐生死”的境界。

陈寅恪是清华国学四钜子之一,另三位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不幸或早死了或死在美国,独陈寅恪有幸活在了1949年后大陆的“新中国”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盛典”。

陈寅恪学贯中西,见远识卓,在清华讲课时,名家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吴宓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曾面斥蒋介石“你是军阀”、恃才傲物的狂生刘文典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刘算自己半个。“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胡适之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在北大图书馆扇过毛泽东一个耳光的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49年后,北京硬要陈寅恪从广州北上来主持中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郭沫若还不愿意屈居第二,处心积虑地设置了一个研究中古史的“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虚位以待陈高就。陈寅恪以白纸黑字回应曰:“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这却如何使得!于是,陈寅恪留在了广州中山大学。1961年,郭沫若还两次登门拜访陈促驾不果。

郭沫若1961年3月13日日记:“同乃超去看陈寅恪,他生于庚寅,我生于壬辰,我笑说今日相见是龙虎斗,伊左目尚能见些白光,但身体甚弱,今年曾病了好久。胃肠不好。血压不大高。”郭氏1961年11月15月再访陈寅恪,记曰:“‘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渠闻此联解颐,谈约一小时,看来彼颇惬意。”

好事者将此联演绎为郭沫若与陈寅恪斗才对联的故事。郭氏问陈生辰后,出上联“壬水庚金龙虎斗”,壬水、庚金分指郭陈生辰,龙虎乃郭陈属相。陈即应口对出下联:“郭聋陈瞽马牛风”,以郭重听陈失明的生理特点巧对,更妙的是“马牛风”对“龙虎斗”,直是绝对!其实,这副对联是大才子郭沫若化了半年时间想出来的。郭氏自诩宗奉马列,暗指陈氏为“牛”,隐含“对牛弹琴”之讽,不可谓不高明。郭氏是否有对陈寅恪卖弄之意,不便遽断,但不怎么服气则是自我坦言的:“我笑说今日相见是龙虎斗”。坊间如此别开生面变异传此文坛佳话,褒陈贬郭之意显矣。

1969年,陈寅恪在文化革命中遭批斗至死,死前从床上爬起摸索着(已完全失明)欲寻一口水喝不得而倒毙床脚边。

季羡林的国学大师与马一浮、陈寅恪的国学大师自然有距离。季羡林擅梵文、巴利文,学有专长,但冷僻,极冷僻,赞其“国宝”或当,誉其“国学大师”则过。季生前曾专门郑重其事地声明辞去“国学大师”连带“学界泰斗”、“国宝”三大帽子。这是自知之明。凡学问,到了一定境界就能流转相通。季氏是一流学者,岂不明是理,明白无误的被人当猴耍而遗世笑柄!奈何当局和学界需要他来充当国学大师。在当局是政治需要;在学界是不学驱使。

除马一浮、陈寅恪外,上列社会类学人或通才或专业,都不下于季羡林。试随便捡出几位一叙。

胡少石是文字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艺术家,于古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史籍、诸子百家、佛典、道藏、金石、书画,以至辞赋、诗歌、词曲、小说、戏剧,无所不通,尤以古文字学、书学、楚辞、杜诗、文学史最为精到,著作等身。胡少石学问成就绝大部分在1949年前。胡小石不事权贵。1946年总统蒋介石60寿辰,朝野各色人等竞相献礼。有一“民意机构”派人请胡少石撰写寿文,胡少石一口回绝。来人曰:“前时美军将领史迪威逝世,公祭典礼上的祭文,不是先生写的么?”胡答道:“史迪威将军来中国帮助我们抗战,所以我才为他写祭文。再说,我只会给死人写祭文,不会替活人写寿文。”胡生于1888年,1962年死在大陆,那些年,全国大饥荒,饿殍遍野。胡少石死后,其在联合国任职之长子胡令德回大陆奔丧,欲将父亲书诗集带到香港影印出版而未能带出。此后胡次子为先父编成诗词全集,寄往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以政治原因退稿。未几,文革骤起,书稿遭毁。笔者想查明胡少石究竟是怎么死的,竟然搜索无着,介绍胡少石的文字仅得寥寥数百字。这样一位道地的国学大师,人们早就把他忘到九霄云外了。

史学界四大右派向达、陈梦家、雷海宗、荣孟源。

向达学贯中西,是著名的敦煌学、中外交通史专家,曾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1966年底文革中,逃不过一死,66岁,比季羡林大11岁。

陈梦家师从闻一多、徐志摩、钱穆,专长考古学、古文字学、诗歌。1949年后,从海外投奔祖国,却在50年代初三反五反运动中就遭整肃,诬其贪污;1957年说了句“文字改革宜慎重”,被划为右派,沦为贱民;文革期间强迫他长跪在院里,被人吐口水,罪状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闻一多陈梦家诗人浪漫,师徒情深,相互调侃揶揄,佳话多多;未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严肃正经得要命,陈梦家平素打趣笑谈乃师的玩儿话差点要了他的命。1966年8月24日陈梦家服药自杀未果,同年9月3日,终于死成了,得以解脱。其死状为自缢,或曰遭被打死后伪装成自杀,死年55岁,与季羡林同庚。

雷海宗有“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的美誉。潘光旦赠诗:“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奈何平生不争,也躲不过地网天罗罩定,1957年雷遭整肃为右派,沦为贱民,幸1962年早死,免罹文革之辱。雷比季羡林大9岁。

荣孟源,是中共培养的历史学家,协助范文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观,1957年难逃一劫,文革中落入地狱,批倒斗臭;1985年故世,72岁,比季羡林小2岁。

史学界四大右派与季羡林是同代人,治学专业不同。其中陈梦家堪与季羡林一议。

陈、季文革时都是55岁,过了知天命之年,应该不会如青年学生那样受惑冲动了。陈梦家因有前科,“男儿脸刺黄金印”,无论他有多大的学问,都是“越多越反动”,注定了没有好下场。季羡林则投身革命大潮,成了文化革命中的弄潮儿。季原先在当红人物聂元梓与对立派之间摇摆,一时跑到“新北大公社”献殷勤,一时又泡在对立派中套近乎,最后咬咬牙参加了“井冈山”,当了头头,那时称“勤务员”,还是“一号”的。这恐怕是文化革命中著名学者中唯一的景观。不仅是学者教授不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是唯一的,55岁的教授成了造反派头头也可能是唯一的。虽然季羡林时与聂元梓同派,时又对立,但这正与聂元梓时造反时保皇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追溯起来,聂元梓苗红根正,造反有理;季羡林半路出家,脱胎换骨,又红又专。可谓走殊途欲同归。——季羡林在北大1957年反右运动中是积极分子,抓批打右派分子十分进步;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异乎寻常的前卫,反对校长陆平。彼时,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的教授、系主任。东语系另有一位教授马坚,回族,也是国宝级人物,曾赴开罗求学,以阿拉伯语撰写了关于中国伊斯兰的书籍,并把《论语》诸中国文化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1957年,马坚遭整肃为右派。这段历史,笔者得之于一位尚健在的口碑甚佳的北大学生右派。现在季羡林的档案资料(当然指在网上能查到的),对1957年的历史回避了,1964年社教中反陆平一节则被写进简历中。是因为社教运动是刘少奇王光美领导进行的因此是正确的?我不明其中究竟奥妙,只是照录这段史实罢了。有一点则是明确无误的:有此渊源,季羡林在文化革命中,以著名学者教授也就是牛鬼蛇神之身一变而为造反组织的一号勤务员,铸就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可能绝无仅有的一道反向景观,于季氏自己而言,也就顺理成章、自然固然了也。

季羡林与聂元梓有互相揭短的文字,恰曝露了季和聂的真实。有论者曰:聂元梓“大作辩解,越描越黑”。其实,季又何尝不是。以大师级学者骂聂“破鞋”,恐怕不怎么像话。聂元梓即便真曾有婚外情,就非要不问青红皂白等同于辱骂为市井间的“婊子、破鞋”么?季还说过什么:我可以有一千种方法报复那些整肃批斗我的人,但是我不云云。打手拳师、村夫怨妇如此思维,可以说是高境界了,季在思想人品层面上,与打手拳师、村夫怨妇同。作为一流学者、洞明世事的长者,季在文革中的投机行径以及以后反思的浅薄和诿过饰非甚至泼妇骂街都只能让人让历史宽恕他。

季羡林回忆文字中说当时吹捧江青和聂元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措辞造句令人作呕(大意)。这是很准确的回忆,意思也是很正确的;因为当时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全力表彰褒扬聂元梓,江青则是毛的夫人,是文化革命伟大的英勇的旗手。现当今大陆对国学大师季羡林的仰慕崇拜张扬宣传不是彼时北大大字报可比了,所有的纸媒、电台电视网路、手机短讯,一座立体的多维的媒体王国正盖地铺天地展开这场活剧;这是因为总理温家宝三探季羡林,这是因为60年文化的沉沦堕落,国民全体未明何谓国学、何谓国学大师。这些捧吹的令人作呕的话语文字闹剧,从1966年季羡林发现的开始,延续至今,愈演愈烈,还会继续下去。党文化不除,永无宁日!

陈梦家、季羡林这两位同龄的一流学者人生道路迥异若此。

向达、陈梦家、雷海宗、荣孟源四位不是上列名单中佼佼者,较此四位资历学养人品成就深邃且高者比比皆是,都可以名副其实地跻身国学大师行列,最起码是他们专业的大师级学者。

马叙伦早在蔡元培长北大时期,就与马寅初有“二马”之称,名重当时,非独文字学上造诣甚高,书法艺术亦独树一帜。1949年后是第一任教育部长,因年高德劭,破例得毛泽东特准不用每天坐班。

梁漱溟以中学学历,24岁就聘北大哲学系,比胡适之年轻一岁;冯友兰、顾颉刚、王昆仑、朱谦之、朱自清、谭平山、张国焘都是他班里的学生。

吕思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中国四大史学家”。

汤用彤、吴宓是与陈寅恪并称“哈佛三杰”者。

熊十力、顾颉刚、刘文典、邓之诚、朱谦之、潘光旦、张申府、罗尔纲、陈序经、姜亮夫诸位皆学富五车,各擅专长。

钱基博是钱钟书老子,非父以子贵,乃有其父必有其子。

余者除学问与上述诸大师相埒外,另有一大同小异者:不是1957年反右遭整肃沦为贱民,就是文化革命中受践踏蹂躏批判斗辱,或伤或死或幸存。伤者,妻离子散;死者,家破人亡;幸存者,历尽捶楚,九死一生。所有大师级学问,“越多越反动”,遭际越苦辛越惨酷。

现在来看看御用类者。

郭沫若新诗坛祭酒,考古、戏剧、书法皆为大家,当之无愧的大师级学人,当然也是花瓶首座,官封副总理,爵至终身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输诚堪称第一,赏赐无以复加,文化革命中仍遭批判,其子自杀、下狱,仅以身免斗辱。

陈垣资历人品成就皆上上乘,毛泽东御赐“国宝”,尊以“师”称;原虚位以待陈寅恪的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是陈垣接任的;惜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身不由己,十余年间,大师专写短文(20余篇),天人交战,至1971年91岁时遭批判斗辱至死。

与陈垣相映成趣者冯友兰。冯陈学养相当,陈垣无奈整卖,冯友兰投机零售;幸冯只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卖三五年,其一以贯之的的哲学思想尚得存大半璧。

范文澜、吕振羽、杜国庠、翦伯赞、吴晗、侯外庐、沙文汉、周一良诸位系中共党培养的学者,都有大师级的真才实学,除周一良外,都是共产党员;诸位的人生结局却只有不是共产党员的周一良得善终。

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简编》,延安时代就被作为中共党内教科书。文化革命中,范的处境类郭沫若,毛泽东视需要一会儿保他,一会儿耍他。范遭冲击批斗,1969年赉恨以殁。范死后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毛还点名鞭尸。1973年7月3日毛泽东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份子的骗”,哪些“知识份子”呢?他老人家接着说:“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

吕振羽,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着《简明中国通史》,与范文澜齐名;1949年后任吉林大学校长,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部学部委员;1963年因叛徒嫌疑下狱,文化革命二度入狱,8年囹圄,身致重残,狱中高呼口号“打倒托匪陈伯达!”遭审讯800余次。1980年1月平反,7月故世。

翦伯赞,维族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文革中翦伯赞夫妇不堪精神和皮肉斗辱之惨酷痛苦,双双仰药自尽,遗体口袋里装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字条。

杜国庠,1916年留日时从河上肇教授接受学习马克思主义,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有被捕史,1949年后不得重用,幸于1961年去世,免遭文革之辱。

吴晗,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副市长,早年加入民盟,又加入中共,明史专家,为中共写了许多文章剧本;文革中以《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札记》见罪,遭数百次批判斗辱,跪玻璃渣,流沙灌颈,头发拔光,唾沫淹身,1969年狱中自杀,妻儿惨死,家破人亡。

沙文汉,浙江省长、浙大校长,1925年加入中共,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后致力历史研究,1964年病故,免遭文革斗辱。

候外庐,翻译《资本论》,所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几千年思想遗产的巨著”。人或曰候系翻译《资本论》起家,候自白:从《资本论》吸取的营养,一生受用不尽,其实是《资本论》永远引导着我前进。文革中候遭批判斗辱,幸未死,1987年病故。

周一良,曾从学邓之诚、陈寅恪,得陈赏识;1946年从哈佛毕业返国执教于清华北大。文化革命中周积极参加“梁效”写作组,成为毛泽东江青文化大批判主要打手之一。文革结束后,周遭整肃,悔罪有术,辩解有方,改换门庭,继续效劳,安然无恙,依旧荣华;2001年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

周谷城,早年与毛泽东同事相友善,治通史,任教复旦历史系,名闻天下;文革中遭批斗,扫厕所,得毛泽东解救,载诗载歌颂圣,最高官阶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白寿彝,1949年和郭沫若创办中国史学会,负责主编的《中国通史》于1999年出齐12卷22册1400万字。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致信贺。白氏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55万读书人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文革中,白氏仍遭整肃批斗厄运。

任继愈,宗教史家。梁漱溟说:“任继愈不行。任写了篇文章评论宗教的,也可以说是诋毁宗教的。毛看到了,也许是送给他看的。毛大为欣赏,马上成立宗教研究所,派任继愈当所长。所长不能光杆一个,要网罗一批人,我记得我一个最熟的朋友叫朱谦之的被拉去参加这个宗教研究所。”梁漱溟无论年齿资望学养皆为任的师辈甚或太师辈,如此在私人场合评骘任,并不越轨而中矩合范。文革中任遭整肃批判斗辱,下放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严重受损。任对文革经历噤声未言。文革后,任大红大紫,以任名义领导、整理、编篡的大部头史籍动辄上亿字,“《中华大藏经(下编)》预计2-3亿字、《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笔者见过任参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50卷,其实是党史非国史,于五十余年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人物语焉不详,多有略而不记或涂抹修改不实者。任与季羡林同日去世,小季5岁。

由于查阅资料,得悉2006年大陆有评选国学大师活动,选出“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如次:王国维、钱钟书、胡  适、鲁  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收到选票1242993张,状元王国维得票68890张。

候选国学大师五十位,如次:俞  樾、孙诒让、杨守敬、王先谦、刘师培、严  复、沈曾植、王国维、辜鸿铭、廖  平、黄  侃、章太炎、鲁  迅、钱玄同、吴  梅、罗振玉、蔡元培、沈兼士、傅斯年、余嘉锡、柳诒征、吕思勉、胡  适、汤用彤、陈梦家、马一浮、熊十力、张君劢、蒙文通、陈寅恪、范文澜、陈  垣、郭沫若、唐君毅、顾颉刚、吴  宓、赵元任、徐复观、金岳霖、王  力、高  亨、夏承焘、梁漱溟、钱  穆、冯友兰、任中敏、牟宗三、钱钟书、梁启超、康有为。

提出候选名单者是“冯其庸、汤一介、庞朴等专家”。我震惊于国学大师也时髦到可以像选歌星、美女似地让“粉丝”挑三拣四,但一想到还有另类的“国学大师”,也就见怪不怪了。

最后略述另类的文怀沙、翟鸿燊。

文怀沙学楚辞,网上有关他的文字很多:年龄假,“寡人有疾”真,学楚辞模糊,应该已见分晓。这也不应抓住不放,毕竟有些是隐私。只是反过来以道貌岸然欺人惑世,与非专家大师而以专家大师欺人自欺自况自喻自诩自娱同,则不免品下下。这与有真才实学因政治故而别样面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翟鸿燊据网上介绍,是位教人赚钱的大专家,无论如何拐弯勉强,也与国学大师相隔十万八千里,怎么就能异口同声地牵扯上了呢?请看他的头衔:北京支点未来管理谘询公司特聘高级培训讲师。中国行销实战训练导师,国学实践应用学家,经济与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现任道昂国际集团董事长、中国国际人才工程学院院长、DAM行销拓展机构总裁、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训练中心总监、中国经营报专家顾问团首席顾问、美国国家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思不解!突然想到,张培莉因为专营宝石,戴上了“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桂冠,上了大陆“百度百科”和海外“维基百科”的中国地质学家榜。“百度百科”如是曰:“张培莉,温家宝总理夫人,(1943年—),比温小一岁。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曾担任中国珠宝协会副主席、中国宝玉石鉴定委员会主任、国家珠宝检验中心主任等职务。”

不解,一思也不思了。罢了!

刚将大师级的学人从泥潭地狱中拉上来,开始还原其常生态,就急匆匆走向了另一极端——尽人皆大师的最有钱或最不值钱了。

1949年后,中国大陆国之不国,世之不世,学之不学,人之不人,亦至矣。国学大师九泉有知,然后学小子言乎?呜呼哀哉!

(2009、7、19午夜于地中海畔)

陈破空:胡锦涛僵化到极点

八月下旬,中共媒体报道,胡锦涛前往新疆考察。这是震惊世界的“7?5”新疆惨案后,中共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新疆土地。通常,在其他国家,尤其民主国家,发生人命关天的大事,国家最高领导人都会及时亲临现场,了解一线情况,或处理,或安慰。稍有迟缓,即可能遭到媒体炮轰、社会批评。

胡锦涛到新疆,距“7?5”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半月。如此慢动作,足见在政治生态上,中国与文明国家的显著落差。

胡锦涛在新疆停留4天,即8月22至25日,考察地点,包括:北疆的昌吉、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和南疆的阿克苏。据中共官方喉舌之前报道,“7?5”事件中的所谓“暴乱分子”,主要来自南疆的喀什与和田地区,但,胡锦涛此行,却有意避开了这两个地区。对此,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拒绝深入“重灾区”的胡锦涛,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其二,这两个地区仍然没有“稳定”下来,顾虑自身安全,胡锦涛不敢前往。

胡锦涛在新疆讲话,仍然将“7?5”事件归结为“境内外‘三股势力’的精心策划组织”,但首次没有提到“热比娅”这个名字。实际上,为了推卸治疆失败的责任,“7?5”事件一发生,中共中央和新疆两地宣传机器,就把矛头对准流亡美国的维吾尔领袖热比娅,栽赃后者是“罪魁祸首”。中共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甚至爬上车顶,带头高呼“打倒热比娅”的口号。

中共的无端炒作,竟使热比娅“一夜成名”、“一夕走红”。热比娅紧接着连访数国,声势看涨。7月下旬,澳大利亚举办墨尔本电影节,播出反映热比娅生平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来自中共官方的电影,全数退出这次电影节,反衬热比娅纪录片的轰动效应。热比娅一举成为世界级名人,境内外维吾尔人,从此也有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对此炒作效果,连中南海自己,都始料不及,心下不免后悔,这才开始淡化其抹黑指控。

胡锦涛在新疆的“重要讲话”,总计三千余字,竟毫无新意,通篇贯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等在邓小平时代就定下的调子。20年过去了,胡依然重复这些要点,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这三条,是过去20年里,治理新疆的“三大法宝”,为何又酿出“7?5”事件这等大乱子?岂不是证明,这“三大法宝”不灵?如果说,过去20年,新疆工作,没有按照这三条搞,岂不是说,把持新疆的王乐泉,阳奉阴违,与中南海唱对台戏?

胡锦涛毫无新意的“讲话”、毫无创意的“指示”,确切地证明,作为中共“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并无高招、别无他招,只能拾人牙慧、鹦鹉学舌,陷于对邓小平的“凡是”情结,不可自拔。

这恰恰是共青团干部的典型表现,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不管出现什么新问题,不管面临什么新形势,只管到仓库里找旧兵器,拿出旧招式,使出“三板斧”,以不变应万变。胡思维,僵化到极点;胡立场,保守到极点。

“祖宗之法不可变。” 清廷末年的执政思维,竟在胡锦涛时代得到回响。“改革开放”,徒有其名。事实上,在胡锦涛的“全面防守战术”下,中国,正演变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国家。仅仅因为拥有庞大的专政机器,靠金钱利益聚合党心军心,外力难以撼动,胡政权才不至于崩盘。

坊间有“胡锦涛提前交班”的说法,或许,不思进取的胡锦涛,已经厌于政事,勇于卸责。急于享受党内制订的“一级离休待遇”,从此无事相烦,颐养天年,逍遥自在。

也是近期,中共开始“选拔大规模接班人”,起初以为,相关报道是语误,或许应该是“大规模选拔接班人”,但中共官方媒体一致证实,就是“选拔大规模接班人”。原来,中南海规划,今年,将集中选拔省部级后备干部1000余名、地厅级后备干部6000余名、县处级后备干部4万余名,故称“大规模接班人”。

就“选拔条件”,官方讲了大量套话,重点却集中一条:“强调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能力,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的表现。”意思再明显不过:极端保守派胡锦涛,还要把他的“全面防守战术”,接力相传:谁能镇压群众,谁就上位;只要维持得住,就永不改变。与其说是选拔“接班人”,不如说是选拔“维持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