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政府不作为是谣言满天的罪魁

河南杞县老百姓大逃亡事件,其原因,当地政府认为是有人故意造谣。发帖传说钴60核泄漏的人,已经被拘捕。不过,时至今日,在事件更多的细节被披露之后,我们发现,其实真正的谣言祸首,就是当地政府自己。

当地辐照厂发生放射源钴60卡源事故,的确是事实。虽然说,经过环保部门的检测,发生事故的辐射源,并无泄漏的危险。但这样涉及钴60、放射源、核泄漏等字眼儿的大事,居然被当地政府认为没必要跟公众通报。网上出现相关帖子,政府只管删帖,不出面说明情况。当地有这样一个厂,人们都知道,这个厂出了跟核放射源有关的事故,人们也都知道。唯独事故的详情,事故出了之后对公众有无威胁的信息,被政府遮掩着。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引发人们的恐慌性联想?不知道相关放射源的专业知识,但一知半解的大有人在。谁不知道核呢?知道核,就会联想到核爆炸,至于钴60,看过日本电视剧《血疑》的,谁不知道那玩意儿有辐射危险呢?此情此景,即使没有人在网上发帖,谣言也会在民间不胫而走。

历史上的“群体性事件”,无不是伴随着谣言行进的。那时没有网络,谣言一样传得满天飞,越传越离谱。杞县事件也是如此,在网上出现相关帖子的时候,民间已经飞短流长了,有些消息灵通人士已经把家人转移到了外地。也就是说,民间的恐慌,在事故发生不久就已经出现。可是,政府依然不肯出面澄清,反而悄悄地删帖——鉴于其他地方的经验,人们对此行为的判断,只能认为核泄漏实有其事,政府在掩饰。直到事情闹大,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外地,当地政府才想起出面解释,找专家来辟谣。幸亏杞县人老实,如果换一个民风强悍的地方,在这一个月里还能出什么事,真是没法预料。

杞县政府这样做,是遵循一个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有事先瞒,尽量缩小知情面,政府最核心的人士,知道最多的实情,依次按照级别的高低,信息度递减。这样的信息控制方式,如果信息是一个人事的升迁,一个人的桃色新闻,倒是无关紧要。即使出现谣言,也形成不了恐慌性群体事件。但是,此事涉及“核”、“放射源”,“钴60”之类极易引发人们恐慌联想的东西。况且事故发生已经尽人皆知,内情实际上根本无法保密。国人喜欢传小道消息,几乎是天性,没事还要八卦,何况有事?只要小道消息出来,在传播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半吊子的人士添油加醋,于是小道消息就变成了谣言。产生小道消息的人和积极传播的人,包括发那些危言耸听的帖子的人,其实未必是有意破坏捣乱,他们也处在恐慌之中。事情闹大了,只把板子打在他们的屁股上,其实并不实事求是。

杞县事件,是一幅标准的群体性恐慌事件谣言产生流布的流程,其中最大罪魁,就是政府一个月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这是一个政府在危机公关中,错误作为的典型。希望此后所有的地方政府,引以为戒,不要再犯同样愚蠢的错误。

曹长青:中国人的奴才心态

新疆流血事件发生后,很多大汉人主义者群情激昂,痛骂维吾尔杀汉人,甚至有自视追求民主的人士,也指责新疆人野蛮,似乎整起不幸事件,都是因为有个“维吾尔”。

新疆流血事件当然是个灾难,即使按中共官方说法,也有184人丧生,千人受伤。这么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当然人们首先要问,谁应该对此负责?

如果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美国,美国人首先会追究政府的责任,当权者是否失职?而中国人碰到这种事情,则是你指责汉人,他指责维族人,而政府不管做的怎样,都要“感谢”。这是两种思路,两种价值,两种心态。美国人是“主人”心态,政府是给他们服务的“仆人”,是人民养活了政府(通过税款),政府是专门负责保护主人的,出了问题,不找“仆人”找谁?而中国人的思路是,是政府养活了人民,政府是救星,甚至认为离开了政府(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所以不管政府有多大差错,多少问题,甚至罪行,人民都要对“政府”感恩戴德。而且这样想的人,不仅是老百姓,更有不少知识人。他们那种心态,还像清朝末年时,一个还尿床的3岁孩子(溥仪)被抱上龙椅,那些留辫子的文化人,就跪倒在地,磕头高喊万岁、万万岁!这就是中国知识人的整体形象,连还尿床的孩子也拜,只要他坐在代表政府和权力的那个椅子上。那个要四川地震的难属们忍耐、不要发出抗议之声的余秋雨,还有那个把秦始皇拍成《英雄》,用奥运开幕式的群体蚂蚁大场面歌颂稳定压倒一切的张艺谋,不都是今天还跪在那里磕头吗?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剪掉了辫子(但心里的辫子还在),穿上了西装(和奥威尔《动物农场》中穿上西服的猪司令们没什么两样)。

美国人出什么事情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几年前的新奥尔良大水灾,就是典型一例。新奥尔良大水灾时,美国媒体舆论的主调,都是批评政府反应迟缓,危机处理能力太差,才造成几百人丧生。黑人奥巴马能够当选总统,除了美国经济出现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无能等明显原因外,还和民主党外交抨击伊拉克战争,内政对布什政府处理新奥尔良水灾不利大做文章有关。

最近有个机会到新奥尔良演讲,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个城市,才更了解了当年那个水灾问题。新奥尔良的水灾,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城市居然建在了海平线二点一米(相当于球星姚明的身高)以下。这不是找挨淹嘛!对于挨水淹,这个城市的设计建造者和居民都有责任,因为你自己选择要住在低于海平线的城市,这就包含着被淹的风险。个人应对自己负责,每一项选择,都不能只享受它的好处,一旦出了问题,要别人承担(重建花销等)。

新奥尔良并非第一次被淹,自二百年前这个城市建立之后,大淹就有27次之多。现在这个城市还平均每年下沉1英寸,有的地面已在海平面20英尺以下。宾州大学的地质学家罗伯特说“我们没有能力保护新奥尔良”,就是指它有根本性缺陷。

除了大水灾的天灾,新奥尔良更有人祸,从2002年起,几乎每年它都是全美国凶杀犯罪率最高的城市,被FBI称为“死亡之都”。这个黑人占绝对多数的南部大都市,在水灾之前,居民就在逃离。根据史料,早在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时),新奥尔良就成为美国超过10万人口的第四大城;1960年,人口达63万;然后就一直下降,现在只剩下22万(去年美国人口普查),减少了一多半。在美国,可与新奥尔良比差的是底特律,城市环境恶化,人口不断减少。五十年代,底特律有180万人口,现降至89万,成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大城市,《富比士》杂志已把它列为将在2100年消失的城市。可能排在它之后就会是新奥尔良了。

虽然新奥尔良有这么多先天的问题,但出现水灾,人们还是要追究政府的责任。因为不管有多少先天不足,人们关注的重点都是,政府是否渎职或官僚主义。即使后来美国政府要拿出一千亿美元救援(22万人口,相当每人近50万美元),但人们还是不买账,还是追究和批评政府危机应对能力差等等。就是因为美国人明白这个常识:政府是仆人。

中国的新疆流血事件,明显是政府渎职、官僚主义、缺乏危机处理能力等造成的。我在上篇“中共在新疆事件中的八个错误”中已提到,新疆流血事件,导火索是广东韶关的汉人围殴当地维族工人(造成2名维族人死亡,120人受伤)。中共把八百维族人从新疆招工到万里之外的广东,在一个近两万汉人的工厂工作,这本身将带来的利益(工作机会)冲突、民族风俗和文化摩擦,还有信仰(维吾尔人多信奉伊斯兰)等带来的可能族群对立等,显然中共当局事先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在出现维族人强奸汉族少女的传言之后,当局也没有立即澄清(或处理)以防可能的族群对立。当发生五千多汉人追打八百维族人(多为女工)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当局竟在五小时后才出面制止。而对这些流血画面上到Youtube,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将产生的可怕族群心理刺激,当局也好像没当作一回事。如果说广东韶关的维族人被打之后,马上乌鲁木齐就发生流血事件,因时间太短,当局无法迅速反应,还有情可原,但实际情况是,在广东韶关事件发生10天(!)之后,乌鲁木齐才发生抗议流血事件。在这十天之中,中共当局,尤其是新疆的一把手王乐泉在干什么?这不是失职、渎职是什么?

而且在流血事件发生后,新疆当局说是警力不足,但当时主要警力都部署在广场和大街(对付抗议人群),而很多无辜者被杀,都发生在小巷,那么这个“判断失误”导致的生命损失,当局要不要负责任?一个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差到这种地步,既不被追究,甚至连公开批评都不可以。就像去年大地震时温家宝装模作样跑到四川之后,多少人感激涕零,他们根本不知道“大救星”的政治秀耽误了多少紧急处理的时间。

而现在,新疆的中共高官们,包括那个最愚蠢、最失职的王乐泉,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更没有被撤职查办。这样的政府,不少中国的知识人,还要为它辩护。这和当年跪在还尿床的小溥仪面前那些奴才有什么不同?那些奴才还会说一句“奴才该死”。清朝结束马上要一百年了,中国人还活在奴才只知道对皇帝感恩戴德的世界。奴才们实在该死,因为有奴才在,就会有没完没了的人做他们的替死鬼。

2009年7月22日于美国

王军涛:新疆事件与《零八宪章》

7月5日发生在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事件震动了中国,也牵动了世界。对这场悲剧,各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和解读。从政治学角度看,追问的问题是了解人们认识深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反应了人们的政治智慧和道义水准。在自由民主国家,当惨案发生后,在司法机关查处刑事责任的同时,社会专家和民意领袖会立即讨论事件的原因和对策。“七五”惨案发生后,人们热烈争议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导致这场悲剧冲突的决定性原因?第二,中国应该怎样面对这场悲剧?当我思考这两个问题时,心中就盘绕起一个追问:这起灾难与《零八宪章》的关系是什么?

事件原因是政府滥用暴力

关于这场冲突的原因,人们列出许多,大多数都解释为维汉间的民族矛盾,有人则指责维族分离主义运动是此事件的根源。但这还是无法解释如此大规模残忍暴力的根源。有人说,维汉两族在历史上就有纷争纠葛,但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考证,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区域,维吾尔族很少是霸主,一直是受地区强权的统治。也有人说,维吾尔族抱怨汉人移民太多,汉人侵占他们的土地和资源,他们受奴役和盘剥;但中央政府的一些政策显然是优惠维族。还有人说是由于维吾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学者早就注意到,宗教常常导致政治风潮,但不易于成为独立运动的根源,也不是现代大都市的暴力来源。“新疆王”王乐泉将事件归咎为海外维吾尔力量的操纵,这就更不属实。因为这些势力在维人中间没有很强的影响,而他们在西方活动也只能遵从非暴力方式。

我们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无论是民族主义诉求,还是分离主义运动,都可以是和平的,并非必然诉诸暴力,更非必然要屠杀和平居民。在平民冲突中,大规模残酷暴力的原因是极度仇恨的心理,而社会仇恨往往起自不满情绪没有合理的表达渠道,而且被暴力压制。因此,当被压制的不满演为恶性仇恨,就会导致暴力宣泄。

纵观中国社会,我们就会清楚暴力事件不是新疆的特有现象,而于21世纪中国普遍存在,并且迅速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社会暴力事件日益增长呢?从政治学角度看,中国普遍存在的暴力现象的主要原因,即政府滥用暴力。

由于政府滥用暴力,压制乃至镇压不同意见,使之不能得到合法合理的表达,多数人在强制下会选择沉默或忍受,但某些力量则会继续反抗,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受到严重伤害。他们的反抗可以是和平的,也可能是以暴抗暴。这就是政治学所言,政府滥用暴力会使政治变成暴力博弈。

当政治博弈暴力化时,也会引发社会其它领域的暴力冲突。政府不讲理,简单地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其实就是向社会传播暴力文化。暴力统治为社会确立了社会原则和意识:只有暴力才是解决问题最可靠的手段。毛的枪杆子论——不仅靠枪杆子夺取政权,还要靠枪杆子巩固政权,其实也就决定了中国社会暴力化的性质和命运。西藏“3?14”惨案、新疆“7?5”惨案,都是某些群体在暴力严厉压制下,以暴力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另一人群。

毛后中国的暴力根源

邓小平作为毛后中共领导人,想纠正毛的错误。在他看来,毛的错误是大搞政治运动,耽误了经济发展和建设,使得人民生活不好。他相信,只要强力控制政治,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就解决了,人民也就满意了。因此,他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观。为了发展经济,要搞经济改革和开放;但政治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强力维持稳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也就是坚持毛的路线,靠枪杆子巩固政权。极权制度的核心就是,依靠暴力统治社会和国家。“六四”杀戮就是依靠枪杆子维持稳定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确实让中国经济有很快的发展,但是由于不公正,在发展中一些社会集团和群体深受损害,如底层民众和少数民族,他们很是不满,而且片面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腐败、贫富差距加大、道德沦丧、社会治安恶化、环境污染等等。而极权政治,依靠暴力维持的稳定,使以上问题失去了解决的机会,于是非法受益者则越发猖狂、贪婪和残暴,而受损害者就更加愤怒、敌视和仇恨,权力暴力促使社会暴力日益增长。

毛后中国虽然进行了改革,但只限于经济,而政治上依然是坚持极权。所谓极权政治,就是政权无限地使用暴力强制,以之实行统治。而政府滥用暴力,将会造成恶性敌视心理,而此心态情绪是人性上主要的暴力根源,因此极权——国家无限使用暴力,必将带来社会的普遍暴力,甚至是大规模而十分残酷的。西藏、新疆发生的群体暴力可以说有民族问题,但是在内地三甲、汕尾、瓮安、石首发生的事件又说明了什么?

现代社会是发展迅速的社会,多样意见和多元利益共存并发生冲突,这本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只有制度不公或管理不善,利益和意见的冲突才会失控,导致社会大规模暴力。邓小平的强制性“稳定”——“杀20万人,稳定20年”,使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和多元意见分歧失去了协调的机会,而转为被压制的愤怒,而内心愤怒、敌视付诸行动,就成为破坏和暴力。因此,我们说国家政权的极度暴力强制是中国社会暴力泛滥的总根源。

《零八宪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宪政民主

如何化解中国当下的暴力呢?以什么来替代邓小平的强制稳定呢?我认为《零八宪章》提供了解决的路径。《零八宪章》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社会治理问题,而是为各种意见和力量的共处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公正的制度框架,其给与每个公民利益的机会和表达的渠道;也为公民集体——他们的权益、意见和组织——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了确保公权力的公正和有效实行,其还设计了分权、限制与监督的机制。这套制度框架就是民主宪政。

有人担心,如果允许公民享有社会权利,并且限制政府,那么社会将会分裂,因为分歧各方将组织起来,发展成群体对抗。当初邓小平取消“四大自由”时就是这样担心的,他认为如果允许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组织起来,那么今天一个战斗队,明天又一个战斗队,闹哄哄地武斗,就没人去从事建设事业了。邓小平的顾虑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不是发明,反民主的思想曾有更精致更周密的表述。当传统封建社会秩序在欧洲解体时,究竟是建立绝对王权的专制民族国家,还是建立宪政国家,曾经是激烈争论的话题。英国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就提出,由于人性的弱点,需要人让渡出自己的自然权利,服从于一个非民主的利维坦(巨鳄)。但是英国并没有采纳霍布斯的方案,而是走上洛克为之辩解的代议制宪政体制。

邓小平的顾虑与对宪政民主政体争论的焦点是对人性的估计,那些独立的公民是否可以通过自由讨论,超越各自原有的分歧立场,形成可以接受的共识方案。宪政民主提出,共识是程序性共识。后来人类政治实践表明,尽管每一次民主化都是一次冒险,但是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而且宪政民主一旦成功地运行,就会减少各类分歧与各方的敌对情绪,逐步发展出解决可以接受的方案。

这里还需要指出,宪政民主不是不许可实行暴力。任何国家都是某个地缘政治区中垄断行使暴力权的制度化设施。《零八宪章》的宪政民主与邓小平的威权政体之间的区别,是使用暴力要经过什么程序、依照什么标准、接受什么制约和监督。宪政民主要求暴力强制措施是维持一个和平的程序;国家暴力不能剥夺公民和平表达政见和分歧的权利和机会;暴力行使不能经由少数人秘密作出决策;不能压制公民知道真相。

如果说,中国政权极度滥用暴力是导致社会暴力泛滥的根源,那么,《零八宪章》就是用宪政民主制度去化解暴力危机和灾难。

前景:暴力、和平与崩溃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暂时控制住了乌鲁木齐的局势,但是谁都知道,采取高压方式是加深仇恨,而不是创造条件化解怨恨。过去数年,中国政府面对群体事件,每次都靠暴力控制住局势,但这也是为更频繁、更大规模和更暴力化的事件创造条件。根据最近媒体的报道,胡锦涛做出决策,高调支持“新疆王”王乐泉,甚至要不惜破坏法制,“从重从快”地在新疆实行镇压。

我不能不联想到逮捕刘晓波事件,显然表明中国的执政者决心在强化专制的路上走下去,拒绝以《零八宪章》化解社会暴力危机。也许,执政者在新疆的严酷镇压,会得到汉族的支持;但是新疆不是孤立的,执政者也会以同样的严酷暴力对待其它地方的汉族民众,从而将他们逼上造反的道路。

中国的政治前景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暴力泛滥,这就是现在当局做法的结果;一种是实行《零八宪章》的理念,最终有为中国创造和平的希望;还有就是暴政在最脆弱的时候被抗暴民众推翻——此时也许是整个体制崩溃,而重建一个和平秩序,将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并付出较大的代价。

何去何从?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做出选择。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公民签署《零八宪章》,这就是支持和平前景。应该说民主宪政与和平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

吴高兴: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这句俗话原指人生的无常和灾难的不可预料,而在“罪刑法定”的司法领域,是决不应该存在这种现象的。最近,年届70的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维权人士林大刚先生被国保突然拘捕,身陷牢狱。“六四”20周年前夕,我因身穿纪念“六四”的文化衫上街,被非法拘禁10天。6月10日,我结束了被幽禁的生活,从一所寺院回到家中,想不到林老先生却在这一天进了牢狱。

此前6月2日,我正处于幽禁之中,外界不知我被拘禁的原因和下落,老先生颠簸了一个小时,从椒江赶到临海,来我家中登门探访。使我内疚的是,一心忧虑丈夫的荆妻连中饭都没有请老人吃。我出来以后,一直想向他表示谢意,但始终联系不上。短信发到对方手机上了,但没有回复;电话打通了没人接,忽然又关机;忙碌和疲倦之中,一时又腾不出时间到椒江亲访,而且我从来没去过他家,跟他的家人也素无联系。我事后得知,老人6月10日傍晚被椒江国保传唤,第二天就转为刑事拘留,一星期以后即被正式逮捕。

记得去年春天老人赴京上访被拦截并遭非法关押,我曾报道过两次。这一次,我担心他又因为上访被拘禁于某一个宾馆了,却决然想不到他已身陷囹圄!

林大刚先生是著名的经租房上访户,也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多年以来,他因祖房被当局非法侵占,不断赴杭赴京上访,坚持不肯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遭到地方当局的忌恨。但林老先生的上访活动一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当局又拿他没有办法。这一次,在经济危机和敏感之年,当局经过利弊权衡,终于下了狠心,正式对林老先生下毒手了。林老先生的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而此所谓的“机密文件”,不过是人人皆可在网上搜索到的建设部关于经租房问题的两个文件。去年3月4日,长沙国保就曾以经租房维权人士王季勇“非法持有308号文件”为由将其拘捕,但因当时正处于奥运前夕,考虑到国际影响,他们将王季勇关了26天就释放了。毫无疑问,拘捕林大刚先生是经过精心权衡策划的,所谓“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逮捕林大刚先生确实出人意料,但却并不违背中国政治迫害案固有的逻辑。林先生以前虽然曾经多次因上访而遭非法拘禁,但当局一直没有动用法律手段,连“传唤”也没有过。一般人总是认为,访民上访,是争经济权益,并无政治诉求,当局的打压也多限于短期拘禁,不大会启动司法程序正式判刑。殊不知,当局打击维权访民的依据,并不是有没有政治诉求,而是对所谓“稳定”的影响度,甚至包括某些官员职位的“稳定”和升迁。无论是政治异议人士还是维权人士,只要被国保认定为“关键”人物,一旦他们觉得对其正式判刑或劳教的“收益”(有益于稳定)大于成本(国内国际的负面影响),就会付诸实施。简单地说,如果当局要“收拾”某良心人士,其结果“利大于弊”,他们就会把受害人投入监狱,当作祈求“稳定”的牺牲品。

林大刚先生就是当局眼下杀一儆百的牺牲品。林先生虽然文化不高,但办事干练,踏实苦干。在全国经租房业主上访户中,他广结人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很高的声望,可以说是经租房维权群体中的领袖人物。我在天涯社区上查到一个资料,2006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经租房维权团体征集签名,请求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建设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非法收缴私人住房予以违宪审查。全国2000多人签名,其中浙江的签名人数居于全国之首,比北京还要多,而在林先生家乡台州椒江的签名人数又居于浙江之首。仅此就可以看出林老先生在经租房维权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林大刚老人不仅在维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其它公民运动的积极参与者。4年前,他就在北京参加了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活动;“六四”19周年期间,他正在椒江医院住院,他在病房里点起烛光悼念死难同胞;《零八宪章》发布后,他又勇敢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且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可以说,在每一场重要的公民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位坚毅老人的积极参与。

我与林大刚先生结识还不到3年,但是我与他的友谊却胜似认识了一生。林大刚是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的同乡和儿时朋友,也是严正学追求自由、民主、人权道路上的战友。2006年秋天,严正学因言获罪,林老先生与严夫人经常到临海找我,我也经常到椒江找他和严夫人,共同商量对策。于是我们成了患难之交,共同的理想、处境使我们心心相印。严正学被拘捕后,其往日的一些朋友出于恐惧,甚至不让严夫人登门,而林老先生却为自己罹难的朋友到处奔波。2007年清明节,严正学案在台州中院开庭审理,当日大批受过严正学帮助的温岭失地农民赶到椒江声援严先生,而其间甘冒风险、不怕打压、冲破重重阻力向温岭农民通报严先生受害情况的,就是这位默默坚守公义和良知的老人!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可敬可亲可佩的老人系狱以后,外界对其关注远远不够。林老先生是双重的弱势者,在社会上他是弱势者,在民间异议者中他也是弱势者。老人的家境十分贫寒,他和老伴都没有收入,依靠低保生存;他的两个儿子也都依靠打工维持生计,生活艰难。7月5日,我来到椒江,辗转探访了林老先生的家属。我问他的儿子:“你们给你爸请了律师没有?”满脸阴云的儿子低着头沮丧地说:“我们没钱请律师……”。林老先生为了维权,人早已进了牢房,但家里却请不起律师!每念及此景,不禁心酸。70岁的老人维权究竟何罪之有?竟遭此荼毒!

2009年7月10日凌晨

陈味:民主离中国并不遥远

民主是什么,许多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其实,民主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就是日常生活中平等待人这一类处事方式,再者就是基于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更关心制度层面的东西,就像罗尔斯所说,因为它贯穿始终且影响深远。

民主对中国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实际上中国人民百年来一直生活在民主的梦想之中,不管是”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将中国青年的热血点燃,还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提出人民民主专政,都将民主作为标签。但是中国百年民主历程只是一场游戏,我们的现实距真正的民主还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准确说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跟民主具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些提倡民主的人因为妨碍了当权者肆意妄为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他们不单受到最残酷的摧残,而且受到无尽的污蔑,只留下孤独的脚印让后人去凭吊去寻觅。

民主的道路是那么的曲折,那么的艰辛,追求民主在中国简直就是飞蛾扑火一样,光明在前面,但炙热却足以将寻梦者灼伤。但是正因为民主是那么的直入人心,在专制的制度下,民主的理念一旦被人们接受,它就不仅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更上升为一种信仰。

中国现代的民主斗争史实际就是反对一党专政的历史,其中七九西单民主墙运动、八九民主运动、九二自民党组党事件、九八民主党组党运动是最为突出的冲击,且无一例外的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非常明显的是,民主是和专制对立的,实行民主就不可避免的要触犯专制者的利益。专制制度拥有一批既得利益者,他们利用地位的优势可以轻松地捞取好处,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是和这种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民主则是一个公平的程序,是对所有人的一个公平机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利益集团的。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民主的实现一定是一个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

“六四”事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分水岭,血的教训让我们清醒,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开明来实现民主是非常幼稚的,这中间的难度不下于与虎谋皮。我不否认有可能会有开明的统治者,但是正是因为把希望寄托在开明的统治者身上,民主运动才失去了最根本的精神,丧失了独立的基础,将民主运动的主动权拱手相让,才会一次次从希望走向失望。

从八九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豁然开朗,这有两个标志,一是民主的追求者与统治者精神割裂开来,不再将民主的实现建立在不切实际的沙堆上,不再搞单相思。二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受压者、同情者加入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和民运的先驱、独立思想者、维权团体以及广大正直的人们形成一股洪流,共同冲击专制。

二十年来,民主并没有象一些人预言的那样在短期内实现,从制度和政策上比八十年代还有相当的退步。这让一些人比较失望。

我认同现在中国的政治制度比八十年代没有根本的进步,从政策和文化以及执政者的开明程度还有不少的退步。当今中国的当政者已经不再提及实质的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当初提出的党政分开和扩大人民参与也被束之高阁,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权贵统治阶层,贪污腐败已经深入到各个角落,潜规则大行其道,统治者的提倡建设和谐社会,掩盖社会矛盾,大力进行维护稳定,掩盖社会矛盾,以打击人民维护自己的权利,以方便特权阶层从中谋取私利。民主的要求必然与这些利益集团冲突,民主的进程因此增加了变数。

但是,我认为,民主到来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们仔细分析发现,许多社会变化已经发生,社会变革的时机逐渐成熟,我们在此不是应该悲观,而是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去迎接民主的到来。

我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八九之后,苏联迅速解体,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象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苏东波”对中国的民主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共产党中国实际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苏联的解体实际标志着共产主义尝试的彻底失败,苏联的命运意味着中国的未来。一个曾经被我们的统治者奉为神话的政权却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被人民抛弃,这带给中国的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震撼堪比地震。社会主义阵营的实际使中国的统治者处在一个孤岛上。偶像和支柱的崩塌其结果是毁灭性的,从此中国人民的视觉转向世界,在世界的范围内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二,说起共产党大家就会想起这是一个以消灭私有制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政党。不可否认,中共早期成员是有理想的,虽然这个理想实践起来那么荒唐,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随着改革开放,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再认为那个理论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悄然蜕变。虽然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它已经基本不再谈什么主义,江搞的”三个代表”不过是自吹自夸,胡搞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则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空瓶子。可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没有理想的政党,没有支持统治和领导全国人民的纲领,只是赤裸裸的维持自己的地位,只是明目张胆的攫取利益。

而且我们也可以说,现在中国也不能说是共产党在统治,而是共产党权贵寡头统治。当局在权贵寡头的操纵下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公正,而是维护他们的利益,是如何利用他们在社会中的有利地位从中攫取好处。所以他们口口声声的要维持稳定,大谈和谐,实际就是要人民放弃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不惜一切手段将影响他们巧取豪夺的行动打压下去。

所以现在的中共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执政的理论基础已经倒塌,但他们却依然在这座危房里指手画脚。

三,另一个对民主运动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是人们与体制的脱钩。有句话说的好,掌握了谁的嘴巴就是掌握了谁的脑袋。在公有制下,人们不得不依靠体制维持生存,在经济被控制时如果跟体制决裂,那么对一个人包括他的家庭都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相信,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是有条件的。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意志是一个社会的稀缺资源。特别在一个已经被意识形态将理论和常识颠倒的时代,冲破宣传和偏见不仅是思想的水平问题,更由于生存的考虑让绝大多数人产生视觉盲点,无法形成独立的思想和坚强的人格。特别是人是社会性动物,许多思想需要大家相互切磋才能形成。所以在公有制时代除了意识形态的欺骗外,经济的封锁迫使对专制的反抗和对民主的追求流为零散的个人行为。

而今社会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特别是人们不必依赖制度生活,不必成为权利的附庸。虽然还是一党专政,但是拥有独立思想和追求的人可以在制度的缝隙中生存下去了。二十年来中国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一大批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独立知识分子在国内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管这中间出现了多少次打击,多少人因此身陷囹圄,他们已经象一根钉子一样扎在土地上,成为冲破堡垒的先锋。

四,民主理论的成熟是另一个显著的社会变化。我们来梳理一下民主追求者的民主诉求就会发现他们对民主理解是不一样的。八九民运之前的民运侧重在反对一党极权,八九民运时期大多数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对民主只有口号的理解,希望走朝野互动的改良主义道路。

由于知识和信息的封锁,当时的人们除了用于宣传的马列著作外,很难接触到其它的社科理论,更不用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民主理论了。八九民运结束后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一本英文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没有前人智慧的启迪,没有无数哲人对人类社会痛定思痛后的总结和思考,光靠个人闭门造车的思考其效果可以想象。据我所知在八九民运失败后,我们许多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还曾经想过重读《资本论》,妄图借此来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这当然是南辕北辙。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历史上最杰出的先哲们关于民主的著作,享受他们对于社会思考的成果,对民主和社会结构的了解比以前深入很多。去年12月《零八宪章》的出台既表明了起草者对民主理论的理解全面和深刻,又由于众多签署者在理解宪政和民主的系统方面毫无障碍表示了民主思想在国民中深入的推广,《零八宪章》的出现说明民主思想在中国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说明中国的民主运动超越了以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模式。

五,虽然现在中国官方在控制舆论和反对民间行动方面有所加强,但是民间参与却在高压下取得长足的发展。这依靠的是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但是技术的进步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八九民运时,我们很多人连电话都没有,传呼机也很少有人知道,但是现在移动通讯基本普及到每个人,网络更是提供了无遮盖的宽阔的平台,资讯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到达所用地方,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表达自己的见解而不用受到新闻检查。这是一个庞大的异军突起的力量,也是足以让专横者不敢小看的力量。孙东东和邓玉娇事件就是网络民意对抗专横力量取得胜利的结果。这种技术进步在以后对抗专制的斗争中还将不断的显示它的威力。

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权贵阶层决不放弃他们优越的地位,决不甘心将他们视为聚宝盆的权利拱手让出,他们对政权对他们赖以生存的专制制度一刻也不放松一点也不放弃,但是人民现在已经觉醒,对坚持自己的民主追求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决不妥协。这是一个已经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已经是针尖对麦芒的关系。该来的始终要来。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螳臂是不可能挡车的,基于我认为的五大理由,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民主的实现已经不遥远。

吴庸:反智主义与中国民主转型

要求思想统一,制造舆论一律,对极权政党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极权,要求由一个头脑思考,用一种标准思维,以一个声音发言,只准一种舆论存在。中共七大树立起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是这种极权的完成式。思想统一,需要对有思想者予以过滤;舆论一律,需要对有舆论者予以弥平。建国以后的思想改造,反武训传,反俞平伯,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文革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态,规模由小到大,制裁由宽至严,按照最高权力规定的标准,整饬罹网者。这对知识分子的震慑作用是显然的。在围攻中,罹网者必须表示”悔过”,交出”黑心”,批判”反动”,倾诉”忠诚”。在反复折腾下,被整饬者终于服输,悔恨有加。巴金说:”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巴金:《真话集》,第45页)叶浅予说:”跪在地上,膝盖骨很痛,痛得冒汗,这短暂的一痛,抵不了我们长期的罪!这痛,是彻底改造的一服良药!”(叶浅予:《十年荒唐梦》,第41页)整肃到这种程度,才是极权党要求的理想状态。

蔑视知识,贬斥知识者,是中共的价值观。这种理念不反映劳动者的认识,而是游民意识。劳动者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把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奉为”天地君亲”之后的第五位给予崇敬,而流氓无产者–游民则取完全相反的态度。这些人把烧杀抢掠视为基本价值取向,奉行丛林法则,而把读书识字排斥在价值范畴之外,认为知识与无能是相通的。这种意识在中共队伍中形成强势,蔑视知识,贬斥知识者也就成为中共的指导原则,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一原则发展为”越有知识越反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1964年8月24日),成为反智主义名言。正是这种反智主义将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深悔负载知识、启迪文明的不得其时,精通德、英、法语和梵文、巴利文、俄文、阿拉伯文的季羡林不得不”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再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第385页)可以说,在反智主义对知识及其载体的摧残中,知识分子彻底丧失自尊、自信、自爱、自强,整体匍伏于地,任人役使。

 “六四”的震撼性在于,对敢于挑战思想统一、舆论一律者,径直以武装集团的屠戮予以制裁,露出暴力政治极端残忍和血腥的本质。如果说毛泽东只是使知识群体匍伏于地,邓小平则是打断知识群体的脊梁,使之无法站立起来。江泽民更进一步,把一部分确实输诚的知识分子收编在体制内,成为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对大多数知识分子给予物质和精神安抚,使之各安其业,杜绝非分之想,对敢于坚持异议、敢于维护人权者则无情镇慑,断然处置。分而治之的策略使知识分子的公共使命感萎缩,由此导致思想界失魂落魄,风骨散失,难以构成对极权统治、专制肆虐的威胁。这种状况严重阻滞社会转型的进展,使这项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至今寸步难行。

社会转型,由极权或后极权转变为宪政民主必须有充分的理论阐释,有透彻的科学论证。西方社会转型历程证实,那里的宪政民主实践是建立在长达数百年的一系列科学智慧的基础之上的,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从洛克、密尔到霍布斯、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学说,直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拉斯基的《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深入的和多方面的论证保证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改进是扎实和稳固的。这些科学的智慧就是那里的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想库”。反观中国大陆,不要说关于宪政民主的独创性论证极少,就是研究西方宪政民主理论以作借鉴的著作也属鲜见。理论研究的薄弱源于当局一再重申拒绝三权分立及多党竞争,这类研究自然遭到打压和禁绝。方励之教授曾热衷于民主的宣扬,力主”让先进的文化全面冲击中国”,”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方励之言论摘编》第38页)这当然剌激了中共神经,被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本,迫使方教授作出某种保证才放逐国外,不再与闻民主事业。90年代重提自由主义,李慎之先生为此而发表一些研究心得,对扩大自由主义影响当然是一种促进。但是,他并未达到自由主义”大师”或”思想家”的境界,甚至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深处还留有共产文化的巢穴。学者刘志琴在去年第6期《炎黄春秋》发文,认为李先生只是一位”真正的党内改革派”,”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之地,所以自由主义者就以李先生为领军人物,这是时代造就的错位。”一位重归书斋,一位驾鹤西去,这两位标志性人物的结局告诉我们,向宪政民主转型所需的”思想库”远未形成,差距甚大。

有一则事例说起来发人深思:密尔名著《论自由》早在清末即由严复译出,以《群己权界论》之名出版,至今106年,1959年又由程崇华以现代汉语翻译出版,至今半个世纪。密尔在该书着重探讨公民社会保障个人自由的原则,为中国社会转型所必需。该书多次提到中国,批判中国的官僚专制体制,更是可资借鉴之处。然而,此书在大陆中国影响甚微,思想界对它漠然视之。何以如此?盖在缺乏社会动力。多年的强权压制将庶民训练得安于驯服,个人自由被剥夺而听之任之,社会对此呈现浑浑噩噩状态。将这一现实与西欧相比,那里远在19世纪中叶已经把个人自由作为公民社会的基本原素而付诸实施,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法则演变为不可逆转的社会体制,中西双方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社会转型还需要”工程设计”,按照一定的理论原则,结合现实的社会状况,给出未来宪政民主大厦的施工结构。这方面,2008年取得可喜成果:《零八宪章》问世。尽管它是一张蓝图,尚有不完善处,但未来社会的基本架构形诸文字,总算使社会转型目标有了初步轮廓。令人关注的是,围绕宪章引发的社会反应,其中当权者的反应与签署者的回应颇有看点。宪章描绘的是法治社会、多党选举和分权制衡的中国,与现实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由此引起当权者高度警觉。宪章指出中共夺得大陆统治权”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深渊”,要求”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由此引起当权者全面紧张。加以宪章签署者显示越来越大的威力,形成对当权者的迫压之势,使当局坐卧不安。胡锦涛赶忙宣布”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吴邦国继之公告”不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由中央一、二把手出面表态,可见当局懂得宪章对中共的杀伤力。

2008年12月与2009年初,中央分别以24号文件和2号文件,接连要求全党”严防海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全面进行渗透”,又专门下文,称《零八宪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警告党员不得参与此事。这是当局对它所惧怕的势力的惯用伎俩,是它动用专政暴力的前奏。对刘晓波的”监视居住”和逮捕,对签署者的普遍威胁,以开除公职恐吓签署者,逼迫签署活动停止运作,这是实际的镇压措施。看来,中南海把《零八宪章》的公布及签署活动的展开视为势头猛烈的敌对行为,要从重从快把这一”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面对这种形势,宪章签署者纷纷出面,宣扬宪章是”融合左右,超越对抗”(杨光),宪章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杜光),宪章”不是政治反对派的宣言”,”我们摈弃传统政治思维中着眼于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做法”(徐友渔),宪章”只求政权改善,而绝无颠覆共产党政权之意”(李怡)。这些陈述有着同一的含义:向统治者表述善意,说明宪章和中共目标有着基本一致之处,保证对政权不构成威胁。但是,这样的辩解无法面对宪章提出的”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的要求。这个要求是”超越对抗”还是揭示对抗?是”合作的宣言”还是挑战专制的宣言?是”只求政权改善”还是决心结束专制政权?

《零八宪章》承诺不改变旧政权、不更换掌权者吗?其实,所谓”超越对抗”、”和解”、”合作”等等都是签署者各自的解读,宪章本身并没有这些价值判断。给宪章附加这些玫瑰色花环,成为一种显眼的动向,值得深思。有两点是不能回避的:(1)既然签名支持宪章埋葬”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又声明摈弃”改变政权”的做法、”只求政权改善”,这两者如何求得一致?如果它们是自相矛盾的,那么,声明摈弃”改变政权”的做法、”只求政权改善”的签署者将何以自处?(2)当权者明确表示对宪章及签署者持暴力扼杀的决心,签署者却委曲求全,一再表示求和意愿,这种态度能否使当权者回心转意?如果当权者坚持严厉打压方针,那么,求和意愿还有什么希望?这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只要是关心《零八宪章》者,都不能不对此有所考虑。

一党专制是中共的生命所系,剥夺或者放弃一党专制特权就表示中共已有生命的终结。所以,《零八宪章》主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同中共坚持维护这一特权形成的矛盾具有对抗性、不可调和性。或者是中共取消这一特权,或者是宪章抹去这一要求,对抗性矛盾只能以这种方式解决。相互调和、折衷、妥协、让步,是非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式,它要求在各自让出部分实力的基础上,维持共存状态。当然,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条件是:当实力对比逐渐发生转化,弱势一方实力增长到足以抗衡强势一方时,双方均有避免同时削弱各自实力的愿望,矛盾的调和、折衷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双方的共存、合作就有了可能。如果这样的转化条件不存在,双方实力对比十分悬殊,弱势一方勉强要求与强势一方和解、合作,那是不现实的。目前正在活动的与当权者和解的思潮就是这样的动向。有些人热情地拟出种种和解方案向社会推荐。

不妨举两个实例如下:(1)共产党继续执政,规定具体年限,在此期间实行三权分立的监督模式,允许多党存在,全面保护宪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军队国家化,等等。(萧瀚:《关于’零八宪章’》)(2)全国人大成立”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对六四、法轮功问题,公布真相,有错误就承认,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对各地的政法纠纷,成立省市县”真相委员会”或”和解委员会”,接受申诉,查清事实,依法处理,冤假错案应平反,给予补偿,对循私枉法官吏绳之以法。(杜光:《在”冲突与和解”主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两个方案的不足之处是,民间实力没有达到可与当权者抗衡的程度时,你代表民间所提和解建议绝对不会引起当局注意,连他们的秘书都不会看一眼。一旦民间实力能够与当权者抗衡时,你代表民间所提和解建议必须有平等交换实力的内容才会引起对方兴趣。单方面取得对方实力的妥协只能在兵临城下时才会出现。以为执政党会同意”虚君共和”,把它的权力架空来搞社会转型,或者以为执政党会同意由公共机构查处它的罪行,然后公之于众(1957年罗隆基提议成立”平反委员会”就是这种思路),这些构思只是单方面的设想,是在损害对方权益基础上的单方面的收益,恐怕很难行得通。和解与合作是双方意愿一致基础上的互动,权益的交换是平等的和互惠的,不遵守这一原则而设计只利于单方面权益增加的实施方案,是不现实的。

对抗性矛盾有无妥协的可能?当然有。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争夺统治权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没有可调和性(马歇尔来华调处一年多,以失败告终),但是,国共双方背后的美、苏两国均不支持内战,国内各民主党派积极反对内战,在国际、国内的和平力量的迫压下,国共双方于1945年签订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双十协议。这就表明对抗性矛盾有可能相互妥协。本来,政治就是妥协的产物,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不断寻求妥协,人类才能生存,社会才能延续;一味地斗下去,斗到最后两败俱伤,国力大损,这是毛泽东的主张。不过,对抗性矛盾的妥协是短暂的、不稳定的,随时可能破裂的,这个特点使它区别于非对抗性矛盾的妥协。从实际过程看,对抗性矛盾达成的妥协只是长过程的若干点,经过这些点,双方的较量得以暂时喘息,然后,矛盾再次进入对抗状态。

历史上,1946年由国民党主持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由共产党主持在北平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国共两党对抗性矛盾在各方均作出让步的基础上求得政治一致的实例,这就是历史长过程的两个妥协点。仔细考察,对抗性矛盾在运动过程中求得暂时缓解的妥协点是很多的。湖北石首永隆酒店厨师从3楼坠地,被群众揭发为非正常死亡,引发数千群众与军警护尸、夺尸之争,4万人助势,砸警车,烧酒楼,群众抒愤懑,显威力,让军警束手无策――这是对抗性矛盾爆发的形式。最后政府以厨师为自杀而结束这场群体事件,群众无可奈何地恢复原态――这是对抗性矛盾得到妥协的形式。然后,这类矛盾又在其他地点,以其他方式出现,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能量汇集到总爆发的一天。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矛盾是以实力对实力而展开的,砸警车、烧酒楼(抛开对它的价值评论)就是实力较量。如果没有必要的实力储备,只是向当权者恳请协商谈判,谋求妥协,那是无力的。《零八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被宣布司法逮捕,签署者的营救活动是上书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呼吁当权者”回到政治协商”。该上书建议:”以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的方式,通过对话和沟通,来面对和解决社会冲突,释放社会压力,以此来建立一个良序社会。”这样的对空喊话,有什么力量作为支撑?如果只是一腔良好的协商愿望,那些握有实权的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诸公会考虑这样的空话吗?

近年刮起的和解之风极力掩饰统治者的暴戾面目,向人们灌输迷魂的见解:”用爱和宽恕感化中共”,”朝和野都必须怀着爱与宽恕的良善之心,想方设法摆脱仇恨,以走向全面的政治和解。”(王光泽:《呼吁朝野大和解公开信》)中国和解智库对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大喝赞歌:”中国和解智库认为,这是中共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中’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信号,并赞赏中共回归民主体制的政治认同。”(《中国和解智库敦促中共反省其政党制度》)为什么在中共推行反智主义、蹂躏和迫害知识分子长达60年,使思想界失魂落魄、风骨散失的今天,和解风潮波浪滚滚,几乎淹没知识分子的进步群体,这其中没有什么哲学意义的联系吗?

(2009.7.15)

刘晓波被捕一个月 抗议中共以言入罪

刘晓波被捕一个月 抗议中共以言入罪

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零八宪章》联署人刘晓波先生正式被捕一个月。我们再向中国政府要求:立即撤销控罪及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刘晓波被诬指近年来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於6月23 日被捕。这是莫须有、以言入罪的指控。刘晓波被捕后,代表律师莫少平在办案时遇到重重困难,令人担心刘晓波能否得到公平的审讯和足够的法律支援。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中共建政之初,人民曾憧憬中华民族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但情况恰恰相反,甚至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亦只是开放经济发展,没有开放党禁及推行体制的民主改革,加剧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中华民族的苦难,并未停止。

7月16日,美国关注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2009年全球自由度》报告,将中国列为「不自由」的国家。仅去年便有1,623位中国公民被当局指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而遭拘押。这是中共一贯以言入罪的恶行。

《零八宪章》提出对中国在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发展上的渴求及建议。这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完全符合《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强烈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落实中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尊重言论、思想、新闻资讯自由,停止打压《零八宪章》联署人士。

我们设立了「释放刘晓波」网页(http://saveliuxiaobo.wordpress.com),欢迎关注刘晓波命运和中国人权状况的团体和人士浏览和签署(http://www.gopetition.com/petitions/release-beijing-writer-dr-liu-xiaobo.html),并向中国政府展示刘晓波光明磊落的言行及爱国情怀,驳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指控,敦促有关当局临崖勒马,立即释放刘晓波。

最后,我们向刘晓波太太刘霞致以衷心慰问,更向敢於公开表达意见的异见人士致敬,希望中国政府停止对他们的迫害。

联署团体:

四五行动

民间人权阵线

香港记者协会

独立中文笔会

民主党国事小组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相关连结:
刘晓波妻子刘霞感谢各界关注

要求释放刘晓波_23072009

游行至中联办_23July2009

团体代表中联办外抗议_23July2009

中联办外抗议_23July2009

推荐刘晓波角逐诺贝尔奖 洛杉矶民运界关注

海外人权组织推荐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行动,受到洛杉矶民运界关注。前六四学运领袖王超华和民运人士草庵居士表示,不论该行动最终结果如何,已经让国际社会看见中国当局剥夺百姓言论自由的事实,进而对中国独裁政权施加压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

《零八宪章》被公开讨论以来,国际舆论的见解和北京当局已出现对立,王超华认为,人权团体推荐刘晓波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行动更是对国际社会发出的一记信号。

王超华说:“中国官方想要把刘晓波《零八宪章》一事入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不可以被讨论?因为《零八宪章》和以往各个行动不同最突出的标志即是《零八宪章》行动方式是争取公民个人认可,而非过去传统的结社结党,如果公民有不同政治见解都会入罪,不仅对中国人民是威胁,对世界追求公开讨论政治的社会状况都是威胁。”

草庵居士回顾过去几年同一奖项提名过程,每每出现中国境内反对运动领袖的名字,突显中国当局高压管制言论自由的事实。

草庵居士说:“中国大陆有很多人都具备诺贝尔和平奖的基本条件,我们从中看到中国还是当今国际社会上最大的独裁共产国家。中国的政治异见领导人被推荐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会在中国领导阶层引起震动。”

王超华说,尽管她未必认同刘晓波在《零八宪章》里表达的每一个理念,但从言论自由的视角,对推荐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行动则表示赞许。

王超华说:“在中国官方仍然把《零八宪章》起草人拘押起来准备起诉的情况之下,所有批评实际上都是不公正的,这也是我虽然有不同意见,但还是签名表示支持的原因。不论北京当局怎样反应,我觉得当局的反应都是为强权说话。”

草庵居士也估计,不论最后结果如何,争取提名行动将对 北京当局带来相当程度舆论压力。

草庵居士说:“这一次大家在推动这一事情上,可以看到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在经济进步的同时,政治上仍没有得到改善的焦虑,在中国人推动争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肯定也会想要促进中国成为民主化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洛杉矶报导。 

刘晓波妻子刘霞感谢各界关注

晓波在1998年在狱中写信给我,“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问心无愧,即使理想永远不能实现,我们也必须拥有它,也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的天堂或彼岸,不在现实或未来,而在我们心中、血液里。马丁·路德·金说过,‘手段代表了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明知走不到路的尽头,也必须全力以赴地赶路。”

 

所以,他一直在赶路,永远在路上,并且几次从我的视线里消失。黑暗中,我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他、触摸他、陪伴他。

 

我仅仅说谢谢大家是远远不够的,我知道有你们在,晓波走在路上不孤单。

 

——刘霞

 

胡  平:“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鲍彤先生在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导言里指出:“‘六四’镇压开了党中央武力镇压公民的先例。上行下效,二十年来,历届领导上台,都照例必须像宣誓一般,作出肯定镇压的赞美。上行下效,省、市、县、乡、村,创造了多少起官员镇压公民的小天安门事件?有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有。”的确,“六四”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不过严格说来,鲍彤先生的表述不太准确,党中央用武力镇压公民并不是从“六四”才开始的。应该说,共产党自掌权之日起,就开始了武力镇压公民。那么,“六四”究竟是开了一个什么先例呢?换句话,同样是武力镇压公民,“六四”之后和“六四”之前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18年前的“太子党纲领”中找出线索。1991年,《中国青年报》理论部组织了一批中共少壮派官员和学者举行系列研讨会,会后写出长达一万四千字的研究报告《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此文也被称为《太子党纲领》。

在《太子党纲领》中,作者提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事变后,这一转变更加紧迫。”作者批评共产党“用群众中的民粹主义情绪来束缚党的手脚”,“几十年来形成的骄民政策,对群众只敢讲廉政和勤政,不敢讲严政”;作者认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六四’事件的经验表明,政治反对派用以攻击共产党的武器,有时恰恰就是共产党尚未进行有效转变的一些革命理论”,“自由化分子最爱用的口号就是反腐败、反官倒,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

乍一看去,这几句话简直令人莫明其妙。共产党已经执政四十多年,怎么到如今反倒提出“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来了呢?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一直高举“革命”大旗,不断革命,不断搞政治运动,致使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冲击;那么,这种局面不是早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在邓小平主政以来就已经结束了吗?至于说中 共实行“骄民政策”,对群众“不敢讲严政”,明显与事实不符,更是无稽之谈。

其实,《太子党纲领》要说的是:过去,在理论上,共产党总是声称它的权力是来自人民,共产党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人民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过去共产党从不敢正大光明地、理直气壮地镇压人民。对于来自人民的反对或抗议,共产党唯一的办法是宣布对方不是人民,是“反革命”,是“一小撮”,由此才能获得镇压的合法性或正当性——这就叫“民粹主义”,这就叫“骄民政策”,这就叫“不敢讲严政”和“群众运动天然有理”。这套理论,在革命时期当然是有益的是必要的,但在执政时期就是无用而有害的了。如果继续采用这套理论,只会作茧自缚,给反对派提供思想武器。在“八九”民运中,之所以有很多民众不相信共产党会大开杀戒,那无非是因为他们都想: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人,我们就是人民,你总不能还说我们是“一小撮”,还说我们不是“人民”吧。既然你无法否认我们是人民,既然你们号称是“人民政府”,你又怎么能公开地镇压呢?“人民政府”怎么能公开地镇压人民呢?在苏东事件中,有示威者打出标语“我们才是人民!”,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便荡然无存。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口号,那里的共产党就象被戳穿骗局的骗子,顿时心虚起来,再也扣不动手中的扳机了。

 然而在中国,“六四”屠杀终究还是发生了。“人民政府”公然武力镇压人民!这就不能不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彻底破产。《太子党纲领》意识到,在“六四”和苏东剧变之后,要修补这种合法性已经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干脆把话挑明,干脆说明我们共产党不是什么人民的政府,我们是统治人民的政府;我们就是要统治你们,别以为你是人民我们就不好意思镇压你。如果说在“六四”前,中共镇压人民还要编造借口,要费尽心机地把人民说成不是人民,那么“六四”就是开了先例,开了编不出借口也要血腥镇压的先例;从那以后,中共镇压人民就用不着再编造什么借口,非把人民说成不是人民后才敢动手。这一点,看看这些年来中共对工人、对农民的维权活动的武力镇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