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认识并且和马汉茂教授交往十年，如今他去世离我们而去又是十年。

十年交往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些什么，十年分离又让我们感到失去了什么？这组成了我二十年，甚至可以说终生对他的怀念。

我和马汉茂教授交往的那十年，是非常特殊的十年。他从五十岁到六十岁，这十年是人生中最成熟的十年，生命的顶峰。而对我，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作为一个从封闭社会，从极权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这十年是特殊的，无论从生命还是精神和知识的意义来说，它都是进入一个人最有创造力时期的十年。

本来这个“时期”对一般社会的人来说，是已经进入完全成熟的时期，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由于生长在一个黑暗的时期，一个病态社会，各方面的彻底转变，知识框架的建筑却还在进行。然而这却正是第三世界，尤其是来自共产党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共性。谁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方面的变化，就只能够证明他缺乏基本的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还停留在共产党教条的文化世界。

我是从一九六九年冬天开始，从感情上、思想上全面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开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等哲学问题，思想问题的研究探索的。

第一个十年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认识论、思想方法的探索，以及相应的各方面知识，数理、文史、外语的学习准备时期。
第二个十年是知识框架、以及认识论、哲学基础的完成时期。

认识马汉茂教授，到他那里工作的时候，正好是我第三个十年的开始。这十年是我基础工作完毕，真正全面进入研究和创作时期。在我和马汉茂教授的十年交往中，他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影响。可以说我在他那里的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有他潜在的影响。正为此，马汉茂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在今天纪念马汉茂教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更感到这十年和马汉茂教授的交往，在我生命中的重要意义。

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字语言”的变化。

到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思想上的彻底转化，其中包括对近代哲学问题的把握，数学和理论物理、外语基础的奠立，我的思想已经基本上走在了启蒙以来的科学思想路上。但是我必要说的是，正是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走完这个过程的最后一段路。

记得在最早提交给马汉茂教授的论文当中，还有很多诸如“解放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人民如何等”共产党社会遗留在血液中的说法。是马汉茂教授对我指出这种文字是不能够使用的，它有着先入之见的判断。这立即使我更深地感到，我们这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无论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拒绝共产党，还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框架彻底改变，它都包括着非常细致的、具体的内容。从此我的每篇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在写好后总是习惯性地首先重新审查行文，尽可能地赐除各种从小习惯的语言，各种“假大空”的提法。马汉茂教授的这个看法，也使我更加注意西方学者和书籍的论述方式与语言。

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完成的第二个变化，那就是我彻底告别了华而不实的，雄辩的，带有浪漫色彩的马克思著作的文风。在最初提交给他的论文中，尽管语言在他的意见下有了变化，但是行文变化还不很明显。而在我力图提高语言干净的变化中，在行文上彻底告别了以往，回到了正常世界。

这本来也是一个一二三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文字传统中，就有“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西方也有文字写得越简单，越深刻，越隽永的传统。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他使用的总是最简单的英文文字，但是表述的却是最深的英文内容。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受革命宣传，浮夸的假大空歌颂文字影响下长大的一代人，却也是一个要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够真正认清，并且达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的中期工作中明显地显现出来。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大字报文风”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套用这种说法，“大字报文风”，我的上述两个变化使得我彻底告别了“大字报文风”。

如果说我在最初十几年的工作是彻底告别大字报的思想方法，那么，在马汉茂教授那里，我彻底摆脱了任何大字报的痕迹。

常常有人把我们这些明确地拒绝共产党，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法，说成是大字报式的。因此在这里我要指出究竟什么是“大字报”。

大字报的特点是“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化的”的行文，“假大空”的概念语言。大字报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上的那种唯物、唯心，反映论的思想基础上的。这种思想是武断的二分法，非黑即白的贴标签式的论说。所以那种在这样一种思想方法语言习惯上的文字，不管它宣扬什么，是在批判还是在陈述，它都是一种专断、大字报式的。
在纪念李慎之的时候，那种给李慎之贴上“自由主义”的贴标签式的做法和纪念文章正是大字报式的。正因此，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的学习变化的结果，使我根据自己的教训立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完成的第三个思想变化是观点性的。这就是，在马汉茂教授那里的工作初期，我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尽管那时我已经感到了一元和多元的矛盾，西方的问题，启蒙以来的科学思想工作者对多元文化，对中国传统的推崇问题。但是由于共产党的一元论，进步观，我却仍然对中国传统有着很强的审视态度，以及盲目地，胡子眉毛一把抓地对西方的推崇。

在马汉茂教授那里，他谈到中国文化，尤其是谈到德国文化时的心平气和，尤其是批评态度，使得我这个刚出国门的人，心存疑惑地开始平行地进行了思索。

最直接地例子是，论罪行，德国最近一百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令人发指地屠杀犹太人，产生了这个直接给百年来人类带来无数罪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德国社会和知识界却没有如中国那样的一个反传统。

第二个例子是，当代中国那些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精英，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推崇德国哲学，例如把根本上对立的卡希赫和海德格混为一谈，也和马汉茂对德国知识界的批评成了一个对比。这一切，在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在和他接触的日子里，我一直不断地在对比思索，最后完成了究竟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从我到马汉茂教授那里工作开始，大约也走了将近十年。马汉茂教授的这些影响渗透在我当时的，和我其后的工作中，这些影响是超越他短暂的生命和时间的。

到二零零九年六月八号，马汉茂教授整整离开了我们十周年。然而马汉茂教授生命的痕迹永远没有消失，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在他们和马汉茂教授接触的时候，留下了那个充满活力生命的影响痕迹。正为此，我亲身体会到，他在人间留下了我们不尽的对他的怀念！

2009-6-8德国埃森

以“大师”自居的作家余秋雨在发表了《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的雄文之后，经过差不多一周的沉寂，终于又出来亮相了。6月5日，余秋雨在自己的博客中一口气贴出了三篇博文，其中的《扫墓》一篇最为引人注目，点击量远超另外两篇，两天时间不到就接近20万点。

余秋雨的这篇新文看似谈扫墓的，其实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根本目的是为了回击四位所谓的“咬余专业户”。余秋雨将这四位“咬余专业户”简称为“古余肖沙”，了解余秋雨在文坛那些风波的人一看便知道这四个人指的是谁了，不正是令余秋雨耿耿于怀的古远清、余杰、萧夏林、沙叶新吗？

余秋雨称有几所大学的教师向他寄去了一份揭露“古余肖沙”联手“陷害”他的材料，虽然余秋雨自称“太忙”，“还没有核实”，但紧接着又“确认”从所谓“石一歌”到去年地震期间对他进行“造谣”的事情都是这四个人一手做的。余“大师”前面说了“未核实”，后面就已经确认了，考证速度实在是惊人，果然是“大师”手笔。

最近，余秋雨因为被老冤家萧夏林指控为地震灾区假捐款而焦头烂额，按说，作为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一代“大师”，他应该在第一时间来回应此事。可惜，他在自己的博文中却仍然对此事闭口不谈，反而浓墨重彩地谈起了网络上盛传的官方要将他的旧居列为“保护项目”之事。最为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余秋雨未经考证就一口咬定此事的始作俑者是“古余肖沙”四位，并称他们是“造谣”和“浪费精力”。

余秋雨大谈而特谈“保护项目”明显有转移观众视线之嫌，他不敢对假捐款事件进行正面回应，依我看，只因做贼心虚。萧夏林要求余秋雨拿出捐款的证据，看来，余秋雨是死也拿不出来了。余秋雨虽然浪得虚名，但在玩弄笔杆子方面还是颇有伎俩的，他之所以搬出当地干部否认将其旧居列为“保护项目”的论据，就是为了证明“虚捐门”的无中生有。这种所谓的论据实际上毫无说服力，余秋雨对假捐款劣行的刻意回避让人对其人品再度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今天，网络民意已经成为了主流民意，悲哀的是，以“大师”自居的余秋雨竟然思想还停留在郭沫若时代，对新的舆论环境缺乏基本的认识。自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忽悠天下苍生，殊不知，他一次次的虚伪把戏都被人无情地揭穿，并成为了网民的众矢之的，假捐款事件的公之于众可以说已经彻底撕下了余秋雨的道德面具。

在铁的事实和汹涌的讨伐声面前，想必余秋雨已经是理屈词穷，所以才会拿“古余肖沙”出来说事，虽然他称“古余肖沙”联手对其进行围剿是几位大学教师的爆料，但笔者更宁愿相信这是他再次玩弄“人道是”的写作手法，企图掩人耳目。

从参加上海“石一歌”文革写作组到今天的“虚捐门”，余秋雨可谓是斯文尽扫，在日益自由的网络舆论环境下，余秋雨的卑劣人品和虚伪表情更是无处遁形。扫视一下网民对余秋雨的评论，除了他的那些铁杆“粉丝”之外，对其人格和文学水平表示否定的人占绝大多数，由此可见，围剿余秋雨的何止“古余肖沙”四位？

2009年6月7日

邓玉娇案发生后，出现了太多的疑点和谜团，其中最为明显是中央政府的最高当局，迄今为止无一人为此案明确表态，网络及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对于围绕此案的民意表达，也并没有被全盘封杀，而只是有选择地部分删除并且部分放大。好在其中有一个基本点不可动摇，那就是只许官家（及其喉舌帮凶）放火、不许屁民（以及良心律师和记者）点灯的区别对待。用这样一个基本点去反思小案件背后的大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与20年前的那场大悲剧联系起来的。

刘晓原律师的程序正义

2009年5月20日，刘晓原律师在搜狐博客发表《为何允许网民会见邓玉娇》一文，其中写道：”5月16日，网民’屠夫’到达巴东县见到了邓玉娇的亲属。’屠夫’在博文中称，5月17日下午，’屠夫’陪同邓玉娇父母带着网友们的支持和鲜花到了优抚医院去探望邓玉娇，由于是周末主治医生没上班，后经过[向]副院长的同意，邓玉娇母亲如愿以偿的看到了多日不见的女儿，邓玉娇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随后，’屠夫’也进入了病房，见到了邓玉娇并与之合影。”

刘晓原认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和《看守所条例》等规定，除了办案的司法机关人员和委托的律师，其他人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之下，可以批准犯罪嫌疑人亲属会见。在司法实践中，在法院没有做出生效判决，就是亲属也不让会见，更不要说同意网民去会见了。

作为职业律师，刘晓原所坚持的是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或道德正义的普世法理：”邓玉娇刺死淫官案，民众不只关心邓玉娇精神状况，更加关注案件真相和办案程序。希望巴东县司法机关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案。”

然而，巴东县的司法机关所习惯的偏偏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屁民点灯的随心所欲、执法玩法。与号称”追风的土匪”并且化名”屠夫”的网民吴淦的顺利会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经接受委托的北京律师夏霖和夏楠，只能由公安机关安排在48个小时内会见。据刘晓原介绍，”两位律师不应等48个小时，就可依法要求会见邓玉娇。如果律师去会见遇到阻力的话，那么允许网民去见邓玉娇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允许网民会见已刑拘的犯罪嫌疑犯，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这又使我想起了’躲猫猫’调查团之事，借网民之口其实还是为了’躲猫猫’。”

5月29日，刘晓原又在《湖北律师私带案件介绍人会见邓玉娇违规》一文是指出：邓玉娇案发生后，巴东县人民政府表示案件消息由新闻发言人欧阳开平发布，以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为准。欧阳开平在5月22日发布消息，称张树梅解除了北京律师的委托。5月24日，张树梅聘请湖北省内的汪少鹏、刘钢律师代理。汪、刘律师接受委托后，在25日上午，向巴东县公安局提出了会见邓玉娇的要求。巴东县公安局当即表示同意。上午十时，他们在看守所会见邓玉娇（北京夏律师会见时，在递交申请后等了两天多）。邓玉娇被监视居住后，5月28日上午九时，汪、刘律师特邀邓玉娇的爷爷邓正兰和张树梅的表亲秦某一同会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7条第二项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共同居住人及其聘请的律师以外的其他人。按照这个规定，邓玉娇在监视居住期间要会见亲属和其他人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批准。按照《律师法》等相关规定，律师去会见犯罪嫌疑人虽然不需要经过批准，但不允许律师带家属和其他人去会见。虽然律师有会见的特权，但权利滥用就是违法违规行为。北京律师会见邓玉娇出来说了实话，巴东县政府就予以公开谴责，为何对湖北律师的违法违规行为却保持沉默呢？对两地律师态度的不同，相信大家能看出其中的奥秘。

刘大生教授的指点迷津

继刘晓原律师之后对于邓玉娇案提出质疑的，还有江苏省委党校的法学教授刘大生。

2009年5月25日，刘大生在博客中以《邓贵大真的死了？》为标题写道：”根据鄙人的直觉：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或许会发现，原来根本没有邓贵大这个人，和当年的王敬轩、潘晓一样，仅仅是个集体化名而已。当然，也可能确有其人，但是根本没有死，而是出家了或者出国了。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子孙还可能发现，根本没有邓玉娇这个人，即使有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娱乐城的员工，更不是什么修脚工，而是峨眉派灭绝师太派来寻找屠龙刀的。”

5月27日，刘大生又在博客文章《两邓迷雾中的四个疑点》中指出：

第一，根据网上公布的资料，邓玉娇是一个很有气质、很有个性、很年轻也很漂亮的女孩。既然如此，她是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的，为什么会当修脚工？

第二，到娱乐场所上班的女孩，无论是献身不献艺的，还是献身又献艺的，抑或是只献艺不献身的，一般都不愿意在离家很近的地方上班，而是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上班，这样可以少遇到或者不遇到熟人，免得说不清楚。邓玉娇为什么在家乡的娱乐场所上班？她就不怕遇到熟人？她就不怕解释不清楚？

第三，古今中外，到娱乐场所娱乐的顾客，一般不会直接与献艺不献身的女孩发生冲突。如果顾客看中了某个献艺不献身的女孩，一定要买她的身，肯定会与老板打交道，然后由老板委派领班（大茶壶）之类的人物去做工作，有时老板也会亲自出面做女孩子的工作，怎么会让客人闹心呢？从网上公布的资料看，邓贵大也是常客，也是行家里手，应当熟悉娱乐场所的规矩，怎么会直接与修脚女工发生冲突呢？

第四，两邓事件披露以来，网上出现了铺天盖地的谴责、声讨、谩骂男邓、当地政府和现行体制的文章，文章的愤激和尖锐远远超过1957年的提意见，居然不被删除，这就奇了怪了，网管们难道都喝醉酒了？如果真的都喝醉了，为什么其他方面稍微敏感一点的文字都会被删除？

在刘大生的博客文章后面，另有一位高人的跟贴：”四个疑问都很老道[到]。就第四点，我发表一下个人看法：这一次的事件，男主角是比芝麻粒还要小的官，应该是’不入流’的官。攻击这么小的官，不影响大局，中央或许也想借此要地方政府不要太过分。所以没有通过真理部做网站的工作；第二个更为隐秘的原因，不便明说，但据说，是瞒天过海，转移焦点。这是多么好的一个转移焦点的题材啊……最近，都很紧张……”

这位高人所说的”紧张”，笔者此前从来没有切身体验过。5月28日早晨，笔者刚刚从外地回到家中，就被派出所的警察和保安看管了起来，从此楼道中24小时有来自偏远农村的小保安轮流坐守。其原因仅仅是5月10日笔者在香山参加了一些学者朋友组织的”六四”2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了很替党国当局设想的简短发言。

在此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笔者其实已经谈到过两点：第一，广大网民对于邓玉娇案件的热炒，实际上帮助最高当局转移了本国公众对于20年前的北京事件的记忆与关注。第二，在只许官家放火、不许屁民点灯的极权专制社会里，湖北省巴东县的小官僚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夺邓玉娇及其家人的基本人权，等到”六四”20周年的魔咒被最高当局成功化解之后，直接卷入邓玉娇案的邓贵大、黄德智、杨立勇们连同整个巴东县的裙带官场，也同样会被最高当局彻底清算。由此而来的结局只能是屁民与官位不高的屁官同归于尽，高高在上的最高当局却永远正确地歌颂着自己战无不胜的先进性和代表性。

在20年前的惨案中，真正的”屠夫”首先要屠杀的并不是学生和市民，反而是预备镇压学生和市民的徒手军人，以便为后续的持械军人制造出”暴徒”杀人的假象与借口。伴随着这种杀人假象的，是一再重复的相信党国政府的喉舌宣传，其口吻恰好是拥有独家专访权的《楚天都市报》记者的喉舌腔调：”专访邓玉娇祖父：相信政府一定会依法处理此事。”基于这样的前车之鉴，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假想：是不是20年前的”屠夫”转世还阳，以转世灵童的神奇身份现身于巴东？！

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行文至此，意外接到一位朋友的手机短信，说是化名”屠夫”的吴淦昨天（5月30日）凌晨被请喝茶，昨天晚上电话邀约他今天中午喝酒压惊，邀请我出席作陪。为了对这位吴淦先生验明正身，我关上电脑向看守的警官请假，获准后便只身前往。酒饭期间与吴淦先生多有交流，虽然没有完全消除自己的疑虑，总体上感觉这位”追风的土匪”和”屠夫”应该不是党国卫士，邓玉娇也不大可能是”峨眉派灭绝师太派来寻找屠龙刀”的党国使女。尽管如此，笔者依然怀疑他们甚至于包括笔者自己，冥冥之中所扮演或充当的偏偏是替最高当局转移公众视线的角色。

即使从成本核算着眼，热心网民涌向天高皇帝远并且已经宣布戒严的湖北巴东声援邓玉娇，也是得不偿失的一桩亏本买卖。假如有某一位网民在那样的乡野蛮荒之地惨遭暴力侵权甚至于人间蒸发，留给公众的只能是悲上加悲的无力与无奈。在这种情况下，把广大公众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重新唤回到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最高当局身上，并且以克制理性的态度坚持不懈地向最高当局公开喊话，也许是推动邓玉娇案真正依法处理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循序渐进的最佳选择。

杨继斌记者的职业清醒

杨继斌是《南方周末》的记者，他的爱人孔璞是《新京报》的记者。5月28日即端午节的上午11时左右，孔璞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正在野三关木龙垭十组采访邓玉娇的外婆时，四名自称是野三关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男子冲进来，怒骂记者们搞坏了当地形象，更有一些男女干部冒充邓玉娇家里亲戚，以记者们有可能要对老人下毒为由再次殴打孔璞。杨继斌为此写文章表达他的愤怒，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愤怒中仍然保持着被狗咬了去找狗主人算账的道义自信和职业清醒，只是他用”狗”来形容中国的贪官污吏，多少有一点侵犯狗权的嫌疑。奇文共欣赏，现予全文抄录：

咬我爱人以及朋友的，只是几条恶狗。我知道这一点，并且认得这几条狗是谁养的。

孔璞和卫毅从北京出发时，你就已经勒令所有媒体撤回在巴东采访的记者。邓贵大原本就是你养的。是你家的狗。对你而言，邓玉娇的刀子不只刺死了一条狗，也刺穿了你涂抹了几十年的谎言上。

你非常清楚。你怕。恰因为巴东县的土匪们知道你的禁令，所以他们才敢对记者下手。因为凡是仍然坚守在巴东的记者，都已经违反了你的规定。他们清楚这一点。所以，打吧。因为没有人会找他们麻烦，除了一些民意的反弹。–你们不怕民意，对吧？几十年了，你们何时怕过呢？

晚上，各个平面媒体的消息反馈回来了。没有人敢报道我的爱人和朋友被巴东县野三关镇殴打的事实。因为媒体都怕你。因为，这两个记者都留在巴东，就已经违反了你的规定。

如焦国标所说，你是所有贪官以及恶势力的保护伞。是你支持了暴行。

你又赢了。可你哪一次赢得不忐忑呢？你会因为你的小小的胜利的得意吗？你会笑吗？你还记得怎么笑吗？我指的是你幼年时在你母亲的怀里饱饮奶水后的表情，你还记得吗？

我以及我的同行们，仍然乐观地履行自己的命运。我们乐观地积累挫折。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我承认，我一次次看到了你的胜利，但其实是你的挣扎。因为你每一个肮脏的胜利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恐惧，隐藏着万劫不复。你是在与时间为敌。刘少奇说过，你们会被写进历史的。

你的罚已经开始，如果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你的罚甚至在你的罪实施之前就已经开始。你那一天不是在恐惧和谎言中度过的呢？而我们，只会更加相爱。爱这个世界。那怕清晨一滴叶脉上的露水都让我们欣喜。你不会懂得这种感觉。（完）

2009年5月31日于北京家中。

维权网CHRD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网站：http://crd-net.org 信箱： [email protected]

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

“维权网”获悉，中国著名异议作家、《零八宪章》签署人刘晓波博士，在被北京市公安局从家中带到不明地点“监视居住”半年到期后，北京市公安机关仍以“接到上面指示，对刘晓波的审查还没完，还要继续审查，所以还不能放刘晓波回家”，从而继续对刘晓波实施非法羁押。“维权网”对这种践踏人权、违反法制的行径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

刘晓波先生于2008年12月8日晚上11时左右，被十几位自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的警员从住所带走。公安将刘晓波带走后，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同时国保警察还对刘晓波先生的家实施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搜抄，将电脑、手机、书籍、打印的《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和大批私人物品抄走。12月10日，刘晓波妻子刘霞女士前往北京市国保总队了解情况，受到接待人员的阻挠与否认，后来通过向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申诉，国保总队才承认关押了刘晓波。

今年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国保支队的两男一女警官接刘霞女士到位于北京北郊小汤山附近的某处地点与刘晓波见面，当时国保警察告诉刘霞说刘晓波是被“监视居住”，但仍然没有出具任何书面通知书，并且拒绝透露承办该案的警官姓名与联系方式。为此刘霞多次到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国保总队上访，要求他们对刘晓波被羁押的经办机关、涉嫌罪名、时间期限等问题作出明确答复，但一直被推来推去，无人告之。春节前和春节期间，刘霞还多次向公安机关要求再次探视刘晓波，也未获准许。2月11日上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受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委托，派代理律师尚宝军专程到北京市公安局接待室递交了律师函。律师函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刘晓波先生的家属告知关于刘晓波被羁押的经办机关、涉嫌罪名、时间期限等，但也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虽然于3月20日，刘晓波先生被关押100天后，北京警方再次安排刘霞与刘晓波见了一面，但仍然没有明确告知刘晓波的有关家属应该了解的问题。并且至今再没有安排刘霞与刘晓波见面。

依照有关“监视居住”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今天6月8日应该是刘晓波先生“监视居住”的法定最后期限，但北京市公安局知法犯法，公然以案件仍在审查为由而拒绝释放刘晓波先生。

根据刘晓波先生的代理律师莫少平分析，刘晓波先生被“监视居住”整个案件，公安部门执法中存在如下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其一，法律文件上关于刘晓波的涉嫌罪名一项是空白的，刘晓波在没有涉嫌罪名的情况下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至今未通知其家属案件承办单位和羁押地点；其二，如果被监视居住人自己有合法住所，公安机关应该在其合法住所进行监视居住，而不应该另行指定一个地方，或者专门弄一个监视居住的场所；其三，家属、律师可以不经过任何批准会见被监视居住的当事人。 现在北京市公安局又延期羁押刘晓波，更是完全置法律于不顾。

刘晓波先生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1989年因参加民主运动，于当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被关押于秦城监狱。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后因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而于1996年10月8日至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长期来他坚持独立的民间批判立场，发表了大量的针砭时弊的文章，让当局很是忌恨，也因此经常受到当局的骚扰。这次他因签署《零八宪章》再次被当局“监视居住”达半年之久，并且到期仍不释放。

《零八宪章》完全是一份和平、理性、善意而富有建设与前瞻性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参加联署的公民完全是依法践行自己言论与思想自由的权利，表现公民对中国社会的深切责任。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以及中国自己的《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刘晓波先生完全是在践行《宪法》权利。而根据今年四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规定：“严禁执法人员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收押、换押、延押必须依法进行，防止错误羁押和超期羁押”及“采取有力措施，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 中国当局因为《零八宪章》而关押刘晓波先生，是公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宪法》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与人类文明相背离的，也与中国政府自己一再自我标榜的改善人权、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相违背的。

“维权网”强烈要求：

一、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并归还抄走的一切物品。

二、切实执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按照“完善对受害者的经济赔偿、法律救济、恢复名誉等措施，对造成非法拘禁、错误羁押、超期羁押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和处罚”来处理刘晓波先生被非法羁押案。

三、切实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允许民间自由传播和讨论《零八宪章》，以保护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公共事务、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2009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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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是民间非政治性维权志愿者的国际联网，旨在中国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通过非暴力和法制的途径，监督政府落实其人权承诺，追究侵权责任， 为受害者寻求司法和社会救助。“维权网”提供热线咨询、信息发布、培训、小型资助、研究助理等服务项目。

 

2008年12月8日，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前任会长刘晓波博士主要因为起草和发起《08宪章》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刘晓波博士在没有涉嫌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北京当局限制人身自由监视居住。

今天，2009年6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的一位警官电话通知刘晓波夫人刘霞说：“接到上面指示，对刘晓波的审查还没完，还要继续审查，所以还不能放刘晓波回家。”就是说还要继续对刘晓波博士的非法羁押。刘霞女士对当局的这种执法犯法的行为非常愤慨！也对刘晓波的现状十分担忧！

作为一名秉持独立思想和践行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在过去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刘晓波博士通过自己的著述，不断呼吁和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因此而多次失去自己的人身自由。《08宪章》作为一份凝聚了各阶层希冀国家实行政治改革共识的文本，其温和、理性和建设性已在海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刘晓波博士的个人命运也因此日益受到更多的关注，他的自由与否已经成为检验中国当局能否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重要标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之规定，北京当局应于2009年6月8日依法解除对刘晓波博士的监视居住。

令人愤慨的是，在监视居住的法定期限已满之际，刘晓波博士的自由仍未得到恢复，北京警方对刘晓波博士继续进行关押。为此，独立中文笔会向北京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博士。

独立中文笔会

2009年6月8日

一

报新闻报道，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于2008年27日11时公布，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麦家的《暗算》、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四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