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不是二十年前，就在昨晚，
做梦也没想到，却血淋淋地发生。
凶残，无可质疑，
悲惨，难以置信。
无耻，不可复加，
无辜，难以置信……
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伟绩与荣耀，
竟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中的一缕烟尘。
 
并非所有的喉舌骇若寒蝉，
黎明前的国际之声石破天惊。
愤怒的螳臂勇于阻挡疯狂的坦克，
弱不禁风的花朵，铁蹄下却余芳沁魂。
腥风蓦然熄灭了庙里那盏长明灯，
现代孟姜女哭倒了白骨垒成的长城……
从此红都留下专制的“死穴”，
随时都会有心激硬塞的危险。
 
不是二十年前，就在昨晚，
做鬼也不明白这异化的人性。
只醉金迷的当今，什么都可造假，
唯有幸存者的记亿铁打的“真”。
夜深了，殉难者的冤魂像点点萤火，
照亮了《零八宪章》的漫漫征程。
为了不被恐怖与慌言的沼泽淹没，
让我们拖起民族的良心！
                              
                           2009年六月四日
                            于福建燕城耕耘斋

5日，余秋雨博客公开回应震灾假捐款事件，他认为从所谓“石一歌”到去年地震期间对他的造谣，确实都是四个人一手做的。这四个人是“古余肖沙”（古远清、余杰、萧夏林、沙叶新），即四个“咬余专业户”。余秋雨透露，那四个“咬余专业户”的名字和材料，是几所大学研究他的教师们寄来的，“我太忙，还没有核实。”“但是不是全部都是他们？我还要抽时间考证。”然后他在自问自答中显示出犹豫不决：“要不要系统地写篇文章揭露一下呢？过去我是否定的，但看他们最近越来越反常的举止，我又可能改变主意。”

对于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余秋雨慈溪市桥头镇的老宅被申报为文物保护单位，余秋雨明确指出：“这次回乡还顺便打听了一下，去年全国网络盛传的家乡要把我出生的屋子列入什么‘保护项目’，又是纯属谣言，任何一级干部都不知道。因此，那四个“咬余专业户”又浪费精力了。”而他出生的那间老屋，“它太老太旧了，又与邻居的房子联在一起，因此必然会拆掉。”

中新网6月4日电 余秋雨无疑是30多年来中国文化界最富争议且争议最为持续的人之一。置身于舆论漩涡的余秋雨也曾对这些“争议”颇为诧异，认为争议从未与他写作和演讲的观点有关，却聚焦在另外三个方面：一是在“文革”中从事过写作，二是他的文章中有不少“文史差错”，三为“文化人不该上电视”。但在四川大地震中“事不关己”的言论和最近的捐款质疑无疑将这种争议面又一次扩大了，这次，无关文学，落在人品。

历年争议事件一览

“文化口红”批判

1999年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用不以为然的口气称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他讲述了在上海文化圈流传很广的一件趣事：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朱大可认为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

“石一歌”写作组

1999 年 12 月，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声称据一个“当年同事”的揭发，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写过几十篇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因此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这篇文章立即引起全国轰动，多数媒体作了报道。

“收受深圳豪华别墅”事件

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刊登了肖夏林所写的针对余秋雨的文化批评文章《文化中的文化》，里面写有“他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文字。2000年8月，这篇文章又被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余秋雨现象再批判》一书，随着书的出版批判随着而来。

石破天惊逗秋雨

2003年7月，书海出版社出版金文明《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辩》一书，指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存在的差错多达126个，其中“时、地、书、名”差错30个；职官旧制差错3个：“文词音韵”差错 61个，另有由于误书和排校疏漏等所造成的差错16个。这些差错的具体分布是：《文化苦旅》65个，《山居笔记》56个，《霜冷长河》4个，《智者的声音》1个。

“首富”事件

2006年12月20日余秋雨在博客上贴出《我对“全国作家财富榜”的回复》对“中国作家富豪榜”做出回应。他认为1400万元的版税错把伪书和盗版书收益计算在内，但这也证明了自己拥有强大的购买号召力。此举遭到作家郑渊洁的抨击，认为余秋雨“想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赚钱最少、书又卖得最好的作家”，这是中国文人的一种虚伪。

是非青歌赛

2006年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中，作为评委的余秋雨因将“仁者乐山”中的“乐”“yao”字读成“le”音，将“杯水车薪”的“车”（che）误读成“ju”，遭到观众的短信挑错。

2008年网友总结了余秋雨在青歌赛中的三大口误。

（1）“鲁国太弱小，所以不属于战国七雄”——针对 “哪个不属于战国七雄”的选择题，余秋雨在点评时对“鲁国”这个答案的解释是“它太弱小”。 随后有观众在网上纠正说：“鲁国之所以未列战国七雄，不是因为弱小，而是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

（2）“孔子是战国后期人”——— 在点评一个流行组合的回答时，余秋雨评委发出一连串提问：“孔子，字什么？名什么？”答题者没答出孔子字仲尼，是儒家创始人，余秋雨在点评时突然冒出了一句“孔子是战国后期的人”。随后，有观众在网上发帖纠正说：孔子是春秋时期人，生于公元前551年，而战国时期大约是从公元前475年开始的，当时孔子刚刚去世。

（3）“但丁不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余秋雨问一位选手：“请说出一位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选手答“但丁”。余秋雨却认为不对。有观众立即在网上留言说：“余秋雨对选手回答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有但丁感到惊讶，这使我也很惊讶，恩格斯早就说过，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显然他应该是文艺复兴的最早代表。”

“故居门”

2008年9月上旬，一则“慈溪为余秋雨老宅申报文保单位”的消息见诸于省外几家媒体。报道说，余秋雨在慈溪的老屋，也就是慈溪桥头镇“2层7间房的老宅”已经重新修葺，成为当地著名的景点，而当地文化站也正在努力，争取让这幢老宅成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一时间“余秋雨故居有可能成为文物”的言论快速传播开来，网上口水四溅，来自民间、媒体、网络的各路评论员纷纷发表评论。

“大师”事件

2008年9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并举行了挂牌仪式，此后，“余秋雨有没有资格称大师”成为文化圈内一大焦点话题。

地震博文引争议

5？12汶川地震后，余秋雨在博客发表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希冀通过自己含泪苦劝的悲情态度，让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倒掉一两座学校而成为外界反华的口实。此文一出，顿时引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认同者认为他语重心长，极具责任感；反对者认为他是站在“死者身上跳舞”。

“私通”美女作家

2009年“五一”期间，一份号称是马兰撰写的《我的声明》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份声明中，“马兰”称因余秋雨与某美女作家私通，“她”已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这份流传的声明中，号称是马兰的人写道：“因为我的丈夫余秋雨与某美女作家私通，本人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该声明在网上出现后立即引来网友议论纷纷。对此，余秋雨予以否认，称“美女作家”就是马兰。

假捐款

近日，余秋雨老冤家萧夏林的博文《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被国内著名博客网“博客中国”置顶，在这篇数万字的博文中，作者认为余秋雨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捐款属于“虚拟虚构捐款”，并指责余秋雨借国难炒作自己。这篇博文被多家论坛及博客网站转载。

最近余秋雨大师估计是挺闹心的，他的老冤家萧夏林通过一年的观察与总结，得出了一个结论并且爆料出来：余大师在去年地震后除了“含泪劝告”了灾民、以及一周年之际把自己这种“含泪”的表演上升到心理干预的高度之外，他答应的捐款却一直没有到位。去年这个时候余大师说要捐赠20万建希望小学，现在多少个灾区的希望小学都投入使用了，没听说有一个是余大师捐赠的。

而且前段时间余大师在《不准继续侮辱中国人》中，斩钉截铁地回答了批评他的人：“我可以断定，这些人一定没有捐款，没有默哀，没有到过灾区，家人亲族中也没有人参加过灾区援救队和志愿者队伍。”言下之意，是我余大师捐款了、到过灾区、算是个志愿者。

但这20万，到目前还是一个虚拟景象，那座“秋雨希望小学”至少到目前为止比海市蜃楼还要缥缈。人家海市蜃楼至少还有点影子，“秋雨希望小学”基本就是唾沫星子。

有人说余秋雨越来越像个演员，此言不虚也。从去年地震开始的“余大师表演唱”就已经上演了：首先是抒情慢板《含泪劝告灾民》，算是细诉衷肠、苦口婆心的开场；然后是自称的以泪洗面；然后就是捐款捐物的承诺，6万元，还是他担任名誉董事长的某公司全部的捐助，以及用唾沫星子建立的希望小学；时光荏苒，到了今年的一周年之时，余大师又把自己荣获“余含泪”光荣称号的文字解释成心理干预———拜托，给文化把了几次歪脉，就真拿自己当精神科医生了？当业余精神科医生也就罢了，可是怎么再也不见提捐款的事情了呢？以余大师连着公司一起捐个6万元都能开新闻发布会的宣传意识，一座“秋雨希望小学 ”怎么能悄无声息呢？

总有人说中国文人有个毛病叫做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余大师看来是已经超越了这个境界，已经到了自己不做还能倒打一耙、指责别人的程度。“大爱至善”之下，凭空诬赖批评他的人并未捐款出力。这种打着“大爱至善”的幌子，背后如此阴损的手法，让他来歌颂我民族在天灾面前的坚忍，真算是天大的滑稽。

但是，正是这种人史不绝书、现今犹存，而且混得风生水起的事实，才有了其他更多人前赴后继、继往开来的出现，以忽悠大众为自己立身的根本，满嘴华章丽句把自己所寄生的文化夸上了天，然后求得一个大众的认同。也正是这些人拿着似是而非的道理在各个时期见风使舵，使得自己成为装点太平盛世的文化花瓶之余，在“大爱至善”之下用明枪暗箭伤害我们的反思精神与揭露真相的勇气。不能戳穿其伪善之面具，就等于我们容忍并且承认这种表演唱的行为。所以，此事能被盯梢揭露，也算得上一桩文坛盛事了。

在一篇关于“文革”的小文里，我曾引用《列子·周穆王》里的那则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宋阳里一位名华子的人，中年得了健忘症。妻儿十分着急，延医求药，均无效果。山东的一位读书人被重金请来为病人施行心理治疗。结果，不出旬月，“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出人意料的是，病愈的华子非但不快活，反而勃然大怒，“黜妻罚子，挥戈逐儒生”。人问其故，曰：

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这则寓言式的故事耐人寻味，它启发我们注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作为世界各文明中历史编纂传统极为悠久的民族，我们对于历史的价值是很看重的。不过，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历史又被赋予特殊的政治价值，例如要让“乱臣贼子惧”之类，于是历史的写作不能一味地追求全面真实，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于微言中见大义。这样的历史写作观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度专制的情况下，史家还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职业。为了尽可能客观，人们只好把历史的写作时间延迟，形成了不作当朝历史的惯例。但是，假如历史有警示人心、纠偏匡正的作用，那么当朝不写，一直等到本朝覆灭再写，岂不是错过了纠正弊端的时机？好比建楼房，眼看着他在建筑过程中存在着施工错误，你不说；竣工了，住人了，你仍然不提醒对楼房进行加固，一直看着这危楼以及在楼中浑然不察的人们，直到某一天楼塌了，人死了，你终于“秉笔直书”了——这样事后诸葛的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一部痛史！

所以，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建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让那些评论和反思当下以及不久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言论能够自由地表达，从而及时地纠正错误，避免铸成大错，尤其是避免以暴易暴式的大动荡。更不必说，既然宪法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主人对于国家政治进行率直的评论也是民主共和的题中应有之意，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都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行为。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历史，某种能够及时纠错的机制是否存在乃是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国家如同个人，难以做到完全不犯错误。但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的人，总是会在行为之前审慎考虑，听取不同意见，行为之中经常反思和进行必要的调整，行为之后如果发现错误，要诚挚地承认而不是刻意掩饰，并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减少错误带来的不良后果。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缺乏合理的决策机制，没有对于善恶的分辨能力，犯错误时一往无前，事后已经知道犯错，却不思纠正，反而压制任何纠错的努力，在既有的错误之上增添新的错误，使得历史的包袱愈来愈沉重。一个人如此，就是不智之士；国家如此，当然也是不智之国、缺乏理性之国、不断重演悲剧之国。

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的过错虽然有个人因素，不过更是一种集体行为。纠错的过程也受到某种集体行为的逻辑的制约。个别人——即便是位居庙堂之大人先生——的认知并不必然导致纠错举动的发生。参与错行者难以否定自己，集团利益的考量会成为障碍，对于认错导致后果的过度想象会成为一种集体心理病症，于是只好大家都当“推事”——“推事，推事，一推了事”。真相难以揭示，于是历史迷雾重重，忌讳多多。但是，这种掩饰难以成为“甜蜜的忘却”（sweet forgetting），因为掩饰者与记忆的拥有者之间的对立会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掩饰带来了新生代的真无知，这种无知会增强某种集体无意识，又使得纠错变得愈发困难。看看因为文革史成为禁区带来的后果，这样的道理实在是无需多说了。剩下的只有感叹：

包袱复包袱，

包袱何其多。

历史无真相，

国家成蹉跎。

2009/5/31

《朗读者》开场40多分钟都是在讲一个36岁的女售票员汉娜和一个15岁的男孩的忘年“交”。这种情节并不新鲜，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1997年的《教室别恋》、2001年的《钢琴教师》、2007年的贵州，主角都是女教师和男学生，最后一件在国内最为轰动：一个男生刚刚过完18岁生日，就刺死了另一个男生，这起校园凶杀案的起因是“情杀”，他们共同的女朋友是44岁的女班主任，最后女班主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朗读者》的特色在于调情方式是“朗读”，男孩给少妇朗读《奥德赛》、《战争与和平》。直到有一天，这个男孩来到汉娜的房间，发现人去楼空。汉娜很符合文艺男青年对文艺女青年的想象，轻轻的走，正如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朗读者》的“前戏”，虽然我对这种前戏并不反感，也很有兴趣欣赏女主演凯特·温斯莱特的身体，可是相对整部影片来说，“前戏”显得太长了。

电影的重点是后半段，两人再次重逢的时候，情感故事升华为思想事故。男孩成为法学院学生，观摩一场审判，却发现汉娜是审判席上的被告，她曾经是个党员，纳粹的党员，在一起犹太人死亡事件中担任看守。整部影片最让我震惊的不是男孩与少妇的忘年“交”，不是少妇隐瞒的党员身份和文盲秘密，也不是少妇在已经成长为男人的男孩帮助下成功扫盲的“小团圆”，性、大屠杀和监狱里的童话都是过于熟悉了的情节。整部电影，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位打毛线的屠杀者。诗人多多曾经写过一句诗：“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在《朗读者》里，“两行新打的毛线衣，刺痛了我的心。”与汉娜一起坐在审判席上的当年的女看守们，表情仿佛她们穿过的制服，清一色的冷漠，一切都与她们无关，包括这场审判，包括那场屠杀，其中有一个还在忙着打毛线，她们只有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会激动起来。

打毛线的屠杀者，这是一个怪异的组合。毛线象征着温情，打毛线者多半是贤妻良母，屠杀是恶中之恶，屠杀者通常被视为魔鬼。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两者永远不可能发生关联。贤妻良母和屠杀者必然是冲突的么？它们会融为一体么？这不仅是电影，也是整个二战给人类提出的难题。在男孩给汉娜朗读的书籍中，最多的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有一本或许会被忽视，就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著名德国哲学家，他区分了四种罪过：刑法罪过、政治罪过、道德罪过、形而上罪过。《朗读者》显然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但是导演似乎故意隐瞒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身影——汉娜·阿伦特。

汉娜以工作为由，表示自己仅仅是遵从命令，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像打毛线一样，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1960年，曾经在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隐姓埋名多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归案，次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另一位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20世纪最重要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应《纽约客》杂志之约抵达审判现场，她发现简单地把屠杀者称作无恶不作的魔鬼，对于反思大屠杀并无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魔鬼，都觉得自己要比艾希曼清醒，会从魔鬼身边走开或者拒绝成为魔鬼。恰恰相反，她指出艾希曼可能是一个模范父亲、温柔的丈夫、称职的公务员，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屠杀者。

阿伦特发现“平常的恶”，这种恶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它可能是个美德，可是在一个非常年代，它可能是恶的使者。一个售票员，认真地售票，不放过任何一个逃票者；一个看守，认真地把犹太人关押起来——这都是认真，可是结局迥异。无所事事的时候打毛线，这是一种温情，像打毛线一样按下屠杀的按钮，这是一种冷漠。正是因为屠杀像打毛线一样简单，甚至像打毛线一样具有服从的美德，所以屠杀会畅通无阻。汉娜为了自己的尊严，拒绝透露文盲的秘密，承担责任，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在别人的生命和尊严面前，她却表现出打毛线式的冷漠。汉娜并不缺乏勇气，可是因为缺乏思考和判断，勇气没有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她或许可以免于刑法罪过，或者从轻处理，但是在道德罪过上，她难辞其咎，尽管她拥有一些平常的美德，可是平常的美德也是“平常的恶”，“平常的恶”的结果并不平常，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朗读者》当然无法和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反思被性和童话包裹，这也是电影的无奈，需要用糖衣包裹思想的药。有人爱吃糖衣，有人会被思想的药吸引，各取所取，这不是坏事。只是爱吃糖衣的观众，要小心自己成为打毛线的屠杀者。《朗读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是《生死朗读》，朗读或者阅读，有时确实事关生死。

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七节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德国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六四”的祷告会，数百名基督徒参加了这一感人至深的仪式。我想起了去年十月访问尼古拉教堂的时候，牧师史蒂夫和教会青少年工作的负责人米勒先生对我的热情接待，他们跟我分享了在东德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尼古拉教堂的和平祈祷会如何唤醒基督徒及广大市民的良知，由和平祈祷会发展而来的莱比锡的民主运动，后来成为一股推倒了柏林墙的伟大力量。米勒先生将他当年在祷告会上使用过的、印有圣经经文的黄色头巾送给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永远珍藏的无价之宝。

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为“六四”屠杀而举行的祷告会上，主持人播放了香港基督徒林弟兄创作的一首音乐《安魂曲——献给天安门母亲》，这首融合了巴赫的圣乐和中国的民间音乐的、长达十五分钟的作品，是我所听到的关于“六四”屠杀的最具震撼力的音乐。主持人还朗读了已经翻译为德文的《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这是华人基督徒第一次以“蒙恩的罪人”的群体的身份，从基督信仰出发表达对“六四”屠杀的基本立场。我相信，这一宣告将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不可忽视的一页。

在此后的十多天里，德国新教联合会下属的三百多家德国教会将以接力的形式为“六四”祷告。在德国新教联合会发表的倡议书中指出：“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军队以荷枪实弹结束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群众集会。从四月中旬起，数十万计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为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结社自由举行游行。几千个学生坚持数天绝食，伸张他们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主旨。然而，当局命令军队动用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杀的镜头从此传遍世界。在今天的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公开讨论，不能公开哀悼死者。中国的基督徒恳请我们为‘六四’屠杀死难者罹难二十周年代为祈祷。”

德国新教联合会发表的祷告词是这样说的：

“赐予我们生命的上帝，求你垂恩二十年前民主运动的所有参与者，坚定他们促成变革的信念。不要让他们失掉信心，变得冷漠。求你赐给他们坚韧与力量，为中国的改观作持之以恒的努力。

慰籍我们心灵的上帝，求你垂恩所有因大屠杀失去亲人的人，无论是失去儿子，还是失去女儿的，求你在悲伤中给他们以慰籍。求你用满有力量与爱的手臂环绕他们。求你赐给他们力量，恒久地秉持公正、直面人生。

上帝，创造世界的主，我们为中国政府和中共领导人祈祷。请你撼动他们的心，赐给他们勇气与力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与不公，洗面革心。我们向你祈求，愿那些为着政治的原因系狱或被判劳教的人获得释放。

上帝，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求你垂恩中国土地上所有的人。让他们丰腴之后不忘叩问生命的真谛，人的生活不仅为了温饱。求你赐给他们你的恩典和你的力量，用以秉持公正与真理。阿门。”

这是最近我读到的最受感动的祷告词。这样的祷告在德国、英国、美国，在所有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正在从千百万人的口中传出。近日来，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牧师和基督徒的来信，他们表示愿意为着爱与公义早日降临中国而恳切地祷告。是的，“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理应是一个祷告的日子。

十天以前，北京市国保大队的五六名便衣警察，便开始在我家楼下二十四小时守候，他们承认这样的作为是非法的，但为了保住饭碗，他们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此种处境，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三个月之久，占过去一年的四分之一。奥运会前后、两会前后、零八宪章发布之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希拉里访华期间、中欧峰会期间、德国议会代表团访华期间……在这些“敏感”的日子里，我自然是需要特殊关照的“敏感”人物。这一次，他们的安全措施更是前所未有：既不允许我出门参加教会的礼拜，也不允许我会见朋友和记者。一名“好心”的便衣对我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就忍几天吧！”他不知道，只有痛苦才是需要“忍受”的，而这样的一些措施根本伤害不了我。感谢主，在这样的日子里，仍然赐我平安与喜乐，让我在家中一如既往地读经、祷告和写作。感谢主，让我能够以这种短暂地失去自由的方式，承担一部分的“六四后遗症”，这是我个人的荣幸。相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如果我没有被列入到被监控者的名单之中，那才是我最大的耻辱。我并非受虐狂，因为唯有如此，我才能以此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与捆绑者同捆绑，与哀哭者同哀哭”的心志。

是的，他们可以剥夺我身体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心灵的自由；他们可以暂时阻隔我与教会的联系，却不能阻隔我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可以窃听甚至切断我的电话，却不能禁止我在家中流泪祷告。我从那些监视我的人的脸上看到了羞愧与无奈，由此可以想像，那些给他们下命令的人，以及在命令的终端的那几名最高级的决策者，可悲地生活在一个缺乏爱与同情的环境中，他们的日子是何等的枯干与惶然。二十年了，谁是害怕“六四”的人呢？风声鹤唳、杯弓蛇影的，是躲藏的在中南海重重院落里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他们比我更不自由，他们在恐惧中无法安眠，他们手上的血迹怎么洗都洗不掉。在凶手的家庭里，父亲不是父亲，儿子不是儿子，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只能依靠权力和金钱来维系，他们又怎能有平安、怎能有幸福呢？

六月三日的上午，我收到了方舟教会会友、“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弟兄发来的一则短信：“余杰弟兄，主内平安！我刚刚坐上警察的车送女儿上学，国保警察就不让我下车了，直接拉我出北京，并没收了我的手机。‘六四’当天我要绝食祷告。以马内利。”之后我便再也无法联系上他了，愿他在郊外的幽禁之地平安，愿上帝的杖与上帝的杆保守他。这位在“六四”中失去了一条腿并因手术不慎染上多种疾病的弟兄，在此后的二十年内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和加害，若不是被耶稣基督拣选为基督徒，这暗无天日的二十年，真不知如何才能熬过！他短信中的“平安”一词，让我深受感动：在那无边的苦难的压迫下，他仍然能感受到基督徒的平安，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发表之后，有数百名基督徒签名参与。当然，海内外华人教会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某些游走于大洋两岸的、“学者型”的基督教界名流批评说，这是在“玩弄政治”。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将某一议题作“政治化”的处理，是将对方置于无从辩解之地的绝佳策略。然而，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热情洋溢地为奥运会祷告就不是“玩弄政治”，而含泪为“六四”祷告就成了“玩弄政治”。当那些“高级基督徒”，总是选择站在强者一边而不是弱者一边。他们却不知道，与此同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就被他们抛弃了。发表这样的宣告，不是“玩弄政治”，乃是实践基督徒的召命。洪予建牧师在《“六四”的伤口》一文中指出：“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政权大肆迫害犹太人，天主教自始至终不曾发表过一个字的谴责，这成为历史上无法抹灭的污点。殷鉴不远，在关乎公义的大是大非上，华人教会不可对罪恶抱持无关痛痒的态度，而自绝于广大同胞的苦难之外。面对‘六四’这历史的伤口，我们最低限度是表达立场，这是基督徒众多文化使命中的一项。有人为此切切代祷，有人私下关怀受害者，有人出面谴责‘不肯认罪’的罪，表达方式尽管不同，一样都是出于神的爱，一样都是承担了文化使命。”是的，正如欧洲伦理学会主席、德国神学伦理教授乌瑞希所说，基督徒的公共召命是符合圣经传统的，先知耶利米便要求人们“为那城求平安”，“这成为公民召命的模范，要实践公民责任不是指要推行自己的政策或追寻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是成为众人的仆人，为了他人的需要成为市民公仆。韦伯和其他社会学家都确认这种召命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色，他所蒙召去做的不是有明显宗教意味的工作，而是完成世俗的工作，但这是根植于宗教的自由。”

这是一个认罪的日子，我们要作认罪的祷告。《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宣告》与其他那些关于“六四”事件的宣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将“认罪”看得高于“谴责”。仅有谴责是不够的，单向度的、居高临下的谴责只能表明，谴责者将自己放置于罪恶之外；而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外在与罪恶，“六四”的屠杀和“六四”之后中国的沉沦，我们都有份。因此，这份宣告如此真诚而沉痛地承认并宣告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特别为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忧伤痛悔。我们身为基督徒，甚至奉献成为牧师、传道人，有些却因着偏颇的神学立场，将圣俗断然两分，把自己禁锢在一个与世上的苦难和罪恶隔离的自义国度中；有些则因着懦弱、麻木的良心，胆怯地活在骨肉同胞的政治苦难之外。我们不敢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不敢向着无辜坐监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不敢在一个黑暗的世代指责罪恶，以至于事实上我们成了伪善的基督徒，默认并且纵容了不义者。”感谢上帝，让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感谢上帝，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的罪，并开始了漫长的、甚至延续一生的“刮骨疗伤”的历程。感谢上帝，让我们对罪有了一种敏感与敏锐，并生发出指斥罪恶的信心与勇气。

这是一个哀伤的日子，但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才更需要大声祷告、祈求平安。当年，在犹太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的时候，上帝兴起耶利米来，从耶路撒冷写信给被掳的祭司、先知和民众，并生存的长老，要求他们“为那城求平安”。这一训导如今临到了北京，临到了中国，临到了所有有华人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单要为自己求平安，为教会求平安，还要为北京求平安，为中国求平安。我们不单要祈求上帝亲手作工，将那些凶手和领导人的石头心换成肉心，让这些倔强任性的驴驹回转过来；我们更要祈求上帝亲自来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失去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失去父亲的儿子与女儿，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妻子的丈夫，因为靠着人的力量无法安慰人，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安慰人。

我们这个民族陷入自相残杀的绝境实在是太久了，以至于我们不把罪恶当作罪恶，不把耻辱当作耻辱，不把生命当作生命，不把鲜血当作鲜血。在北京，在中国，我们更多的同胞尚是从未听到福音的外邦人。他们与我们无干吗？他们与我们有关。他们是我们的骨肉之亲。让我们从此时此刻起，以一颗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声地开口祷告。这样的祷告必蒙上帝的垂听。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日

在被非法“监视居住”的日子里

【独立中文笔会狱委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第八届大会于2009年6月1-2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与会者包括：国际笔会副会长利多姆-阿克曼、秘书长舒尔金、执行主任麦克米克、狱委主席克拉克等总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三十个笔会的代表，特邀演讲人，观察员等，共70多人。独立中文笔会狱委协调人张裕和顾问潘嘉伟参加会议并报告了工作和中国目前的言禁状况。

与会代表听取和讨论了狱委总部的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国际笔会的未来三年计划，笔会紧急基金的筹集和使用，“美洲行动”进展情况，狱委工作手册编写现状，以及各笔会报告等。会议还讨论了明年纪念狱委建立五十周年的建议和计划。加拿大笔会前会长、狱委负责人法拉瑟当选为下届狱委主席，将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确认后接任。

大会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设了《天安门事件后二十年和北京奥运会后一年》的中国专题讲座，特邀今年2月初移居加拿大的中国狱中作家兼记者、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姜维平主讲（演讲稿另发），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恶化的现状和人权救助工作的感受及建议。独立中文笔会、维吾尔语笔会和海外西藏作家笔会也分别介绍了中国狱中作家、记者及其维权者尤其维权律师的现状和困境。在会议结束前还放映了香港支联会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所制作的短片，美国笔会为表彰今年自由写作奖刘晓波所制作的短片。
     
    

     
     （图右起）国际笔会狱委主席克拉克，项目主任怀亚特，非洲美洲事务研究员米歇尔 
     
     
    

     
     加拿大笔会前会长、狱委负责人法拉瑟当选为国际笔会狱委下届主席
    
    

    
     幻灯演讲：越南博客作家参加抗议北京奥运的人权恶化和批评越南当局被警方监禁
    
    
    

    
     中国狱中作家兼记者、加拿大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姜维平应邀演讲 
     
    

 

    
     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张裕和潘嘉伟与悉尼笔会代表罗利在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前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2009年6月4日讯】“言论自由全球论坛”（Globe
Forum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于昨日在挪威奥斯陆市中心雷迪森酒店（Radisson
SAS Hotel）正式开幕，来自世界一百多国家的五百多位作家、记者、出版商、人权工作者、政府官员等各界关注言论自由的人士到会。出席者有参加6月1-2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第八届大会的50多位代表，包括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和顾问潘嘉伟。今年移居加拿大的中国前狱中作家兼记者、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员姜维平作为贵宾也应邀出席。

“言论自由全球论坛”由挪威言论自由基金会、挪威笔会和国际言论交流自由（IFEX）共同主办，挪威外交大臣斯特勒致开幕辞。斯特勒大臣的开幕辞以只身阻挡坦克的“坦克人”——“王维林”的镜头谈起，开门见山地强调这个作为20年前今天的“六四事件”象征的镜头，以其无言的表达体现了言论自由的强烈意义——“这张照片不曾改变世界，或者它改变了？它形成了一个世界观并继续如此。我们将一辈子记得它。”

当晚，全体与会来宾出席了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开幕酒会，国际笔会秘书长尤金·舒尔金（Eugene Schoulgin）在酒会结束前讲话，提醒与会者20年前的现在，正是北京当局开
始其血腥镇压的时刻；他宣读了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紧急行动通报，表达国际笔会全体会员对这二十年来中国言论自由等人权状况的持续关注，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包括八九民运参加者、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现任理事刘晓波在内的中国系狱作家、记者等良心犯，并朗读刘晓波《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诗的英译：

进入坟墓前
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
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随后，晚会的气氛达到高潮，大家纷纷上台举起国际笔会救援名单上的43位仍在狱中的中国作家、记者的名字，以此表达对 “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和现今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挪威外交大臣斯特勒致开幕辞，以纪念“六四”二十周年作为开场白。
    
    

    
    挪威与非洲艺术家开幕式上表演
    
    

    
     两位特邀演讲人——墨西哥女记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奖人丽迪亚•卡乔在开幕式上致辞后，与中国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2001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得主、独立中文笔会和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姜维平合影。
    
    

    
    国际笔会秘书长舒尔金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开幕酒会结束前讲话，提醒与会者20年前的现在，正是北京当局开始其血腥镇压的时刻；他宣读了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六四”二十周年的紧急行动通报，并朗读刘晓波《承担——给苦难中的妻子》诗英译。
     
    

 

     
    开幕酒会结束前，与会者纷纷上台举起国际笔会救援名单上的43位仍在狱中的中国作家、记者的名字，以此表达对 “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和现今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摄）

 

所有的开始都有结束
所有的结束都意味着开始
不可一世的恐龙依然盘踞岩画上
可无法找回史前尊容
有多少庞然大物都难逃厄运
而耀眼的天空啊源自颗粒
假结束了是真的开始
丑结束了是美的开始
恶结束了是善的开始
当流星穿透夜幕举着黑洞的腥光
太阳啊也曾经坠落
我质疑死神是否被魔鬼贿赂
我质疑天堂是否由上帝建造
我质疑时光是否任星辰倒转
我期待落日那萦绕着拂晓
梦魇的兑现是人的姑息
孤零零的破絮折叠成灿烂的历史
人们睡在里面享受安谧
只要鼻孔里还能萎缩着呼吸
沉默是真正的结束
结束是真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