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铮:应对中共威胁 澳军事战略大转变

5月2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与国防部长一起,发布了未来二十年国防白皮书。预计在2030年之前,投入2263亿美元的巨资进行军备建设,以应对中国等国家的军事崛起,以及亚太地区格局的变化。

这份国防白皮书是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第一份白皮书,当然也是陆克文政府的第一份,自然备受关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又是它的巨额开支。白皮书明确提出,将投入2263亿美元扩大军备,其中未来四年投入720亿美元,主要是增强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包括购买:

** 12艘带有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潜艇

** 3艘防空作战驱逐舰

** 8艘大型驱逐舰

** 3艘直升机驱逐舰

** 100部F-35联合打击战斗机

** 8部海上巡逻机

** 46部“虎”式武装直升机(tiger helicopters)

** 100部装甲车

与此同时,军队人数也将从目前的5.3万增加到5.78万左右。

在2018年之前,军费每年增长3%,2018年到2030年则每年增长2.2%。

这份白皮书长达140页,但大多数媒体在报导它时,都不约而同的主要引述了白皮书中关于中国的军事增长的速度和幅度足以让其邻国深感不安这一点,有的报导甚至直接说,“中国(共)力量的增强,将决定着澳洲一代人国防计划(The rise of China will shape Australia’s defense planning for a generation)。”

也有专家分析说,自1788年首批欧洲人到澳洲定居以来,澳洲在军事上先后依赖于英国和美国两个强大的盟友,再加之它是个地处大洋之中的“独立王国”,所以一直以来澳洲人都觉得自己很“安全”。

然而,近年来由于区域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在亚洲地区力量的相对减弱,以及中共不透明的军费开支和快速军费增长,已经使亚太地区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共所做的军事投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打击台湾的需要,因此更让人不安。澳洲人开始觉得,不能再依赖于美国这个长期盟友,而必须建立自己的强大国防力量,以应对“不时之需”了。

所以,从现在起,澳洲的纳税人必须得开始适应更加沉重的军费开支了。

《澳大利亚人》报导说,在国防白皮书发布之前,澳洲情报部门的“鸽派”与国防部的“膺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情报部鸽派认为,中国(共)军事力量的增强,不会对澳洲造成直接威胁;但国防部膺派却持相反观点。两派人物一直把“架”打到陆克文那里,并最终以国防部强硬派的胜利而告终。——这才有目前这份白皮书的出现。

报导还说,发生争执的两个部门,澳洲情报部全国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s)与国防情报机构( Defense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都同意,澳洲所面临的最大的长期危险在于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可能爆发的战争,虽然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报导引述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话说,澳洲需要建立一支在美国与北京发生冲突时,能够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国防力量。“他们将中国(中共)的崛起视为新的冷战,所以认为这是制定未来战略的出发点。”

在国防白皮书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陆克文:“总理先生,对于中国,或者其他本地区有可能对你今天宣布的军事扩张感到担心的国家,你有什么话说吗?”

陆克文答曰:“作为澳大利亚的总理,我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澳大利亚的安全,对此,我对任何人都绝无歉意。”

另一记者问:“如果中国(共)以任何方式攻击台湾,澳大利亚会帮助保卫台湾吗?”

陆克文答:“谢谢你的问题。澳大利亚很早有就得到两大党一致同意的有关台湾海峡的政策。这项政策还将延续到未来。它包含两个部份。其一是,对于台湾海峡是否会出现任何意外,我们不做猜测。我对你的问题的回应的第二部份是,澳大利亚非常严肃的对待它作为美国的盟友所应担负的责任(Australia takes seriously its alliance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这种回答,从中共官方的立场看,简直就是 “严重挑衅”了。谁都知道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是特别敏感的,动不动就要跳起脚来骂那些“别有用心”干涉“中国内政”的人或政府。

然而,此次明显针对中共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发表后,几日内未见中共官方有任何反应,只有某御用媒体引述了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孟祥青的话说,“澳大利亚在此次白皮书中散布‘中国威胁论’,是其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把中国作为对手。”

前中共外交官、驻悉尼政治领事陈用林曾说,中共对澳大利亚的策略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手段将澳大利亚变成中国的“大周边”国家。这么多年来,中共确实在一步一步这么做,在某些方面确也取得一定成效。

不过,三年多前,当笔者跟澳洲某大电视台一位王牌记者谈到中共欲争取让澳大利亚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时,她立即斩钉截铁的说:那是绝无可能的。他们不了解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有着多么 “铁”的关系。

她还透露,澳大利亚的军舰,都是按怎么样能在台湾海峡施展作用来制造的,所以中共想离间美国与澳大利亚,简直是天方夜谭。

此次陆克文在记者会上的公开回答看来是证实了此记者的观点。

有趣的是,陆克文前不久还因为密会中共主管宣传的李长春,以及在世界货币组织中替中国(共)说话而被大骂成“中共的走狗”;也有的人认为,因为陆克文会说中文,他一定是亲中(共)的。

看来,因为中共最基本的价值观与文明世界的格格不入,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在关键的问题上,文明世界对中共还是深具戒心的。

2009年5月4日

刘逸明:《零八宪章》与网络盗窃攻击者

《零八宪章》发布之后,很多海内外异见人士的邮箱均被盗窃,在此之前,他们则经常收到带病毒附件或者欺骗性的邮件。由中国民间人士开办的维权新闻网站则遭到不明身份者不定期的攻击,创办者怒火中烧,却无力改变这种状态。盗窃者和攻击者何许人也?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骇客行为的官方阴影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芒克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破获了一个基地设在中国的大型电脑间谍网络“鬼网”。“鬼网”已经入侵进入103个国家的1295部电脑,包括一些国家的外交部、驻外使馆、北约总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私人电脑,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被中国官方视为敏感人物的私人电脑。该调查报告还显示,“鬼网”由4个控制服务器组成。其中3台分别在中国海南、广东和四川,另一台在美国南加州。该报告未要求中国官方对这种事情负责,但如此大规模的骇客网络能够在互联网被控制得滴水不漏的中国大行其道,说与官方没有关系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芒克国际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具有充分的依据和说服力,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却未能就此问题给外界以诚恳的回应,祇是一味地强调“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电脑网络安全,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任何破坏互联网及电脑网络系统的犯罪行为”,并且倒打一耙,将这样的调查行动称之为“谣言抹黑中国的企图”。国外高校的学术水平远远高于中国高校,学术道德水平也同样令中国高校望尘莫及。虽然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国际组织对中国骇客恶意入侵他国政府组织电脑有所怀疑,但一直未能掌握确凿的证据,如今芒克国际研究中心能公开这份调查报告可谓是大快人心。

维权及异见人士的电脑受到攻击更是家常便饭,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的电脑常常因为恶意程序的入侵而瘫痪。究竟是谁有这么多的闲暇来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想除了官方豢养的网警之外别无他人。自从《零八宪章》发布以后,笔者就经常收到一些带病毒附件的邮件以及一些企图骗取密码的邮箱认证信息。作为一介平民,在我们这些异见人士的电脑里没有任何商业秘密和国家机密,对于那些踽踽独行的网络骇客而言毫无吸引力,祇有网警才会不遗余力地了解你的一举一动。很多网民将这种不务正业的网警称之为“网狗”,祇不过这些“网狗”所忠贞的对象不是用税收供养他们的普通民众,而是那些支配民众财富且意识形态僵化的官员。

新闻封锁服务愚民统治

中共当局对海外独立网络媒体的屏蔽已是常态,去年奥运期间,虽然中共当局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暂时放开了对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等海外媒体以及港台网络媒体的访问限制,但这祇是中共当局的权宜之计。奥运过后,这些媒体复被封锁,大陆的新闻自由注定昙花一现。

上述媒体在中共当局的眼中属于“海外敌对势力”,在官方的公开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说辞。不过,虽然这些媒体被扣上一顶顶“反华”的大帽子,但很多时候我们又能看到官方媒体对其消息的转载,当然它们乐于转载的祇是一些掐头去尾、精挑细选的正面消息而已,对于这些自由媒体对六四以及《零八宪章》的报道,它们则唯恐避之不及。

其实中共当局虽然经常对海外自由媒体骂骂咧咧,但骨子里仍然知道这些媒体具有官方喉舌媒体所不具有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中共当局祇是为了忽悠那些无法接触到自由资讯的民众。对于掌握了先进网络技术的大陆网民以及身在自由世界的网民来说,当局的这种举动无济于事。

《零八宪章》震惊独裁当局

《零八宪章》的横空出世犹如晴天霹雳,既震惊了世界,又震惊了独裁专制的中共当局,当多家海外媒体同时发出《零八宪章》文本及首批签署者名单的时候,大陆的网警便忙得不亦乐乎,不但不遗余力地剔除国内网站上的相关消息,而且还加紧了对发表相关消息者的监控。虽然见诸媒体的被骚扰者仅有100多人,但实际数字却要大得多。

服务器设在海外的几家网站因为率先发布了《零八宪章》,便遭到了猛烈的网络攻击。这些网站开办不久便被中共当局屏蔽,上面多是报道中国大陆的负面消息,大陆的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也多在此了解时事和发稿,就连网络警察也常常将这些网站作为搜集异见人士犯罪证据的重要场所。有关《零八宪章》的消息很快在大陆的网站上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即便如此,签署者仍然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零八宪章》的签名邮箱最终被破坏,而之后自发地进行签名收集的公民力量网站同样被攻击得奄奄一息。

一代暴君毛泽东在有生之年尚且放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虽然今天的北京高层仍然尊毛泽东为伟大的共和国缔造者,但他们却缺少广开言路的胸襟,不仅仅要控制传统新闻媒体,而且还要动用大量的网警去控制互联网,公开地关闭敢言网络媒体不算,还要偷偷摸摸地去查看甚至盗窃异见人士的邮箱,实在是让人扼腕叹息。维护官方媒体的网络警察算得上是居“功”至伟。中共当具在高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未免显得底气不足,遑论大国崛起。

2009年5月9日

孙文广:六四告北京朋友书——纪念六四20周年之二

原本与北京朋友约好,今年六四去天安门广场走走、看看、聚聚,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清明我出门悼紫阳,在警方的跟踪、监视下,被暴徒打断四根肋骨,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现在出远门实在困难,而且还受公安24小时监控,只得失约,六四不去北京了,请朋友见谅,不要等我。

2002年我写了一篇《“六四”看看天安门广场》。2004年我去香港悼六四,写了一篇《香港六四烛光集会参与记》05年我与刘荻等去了天安门广场,写了一篇《六四我和“老鼠”逛天安门》以上三篇都在网上发表,以后收入我在香港出版的《呼唤自由》。

悼念六四可以写文章,也可以根据条件参与一些活动,08年09年我和车宏年等一些朋友一起在即南举行了悼念六四的聚会,并在网上作了报导。 六四时节到天安门广场去走走、看看是个不错的行动,用这种行动悼念死难者寄托哀思表达心意,在目前条件下,简单易行,风险小,有创意,有可行性。

胡平先生提出纪念六四可以穿白衣出门,着白衣去天安门广场也是个好主意,白天忙于生计,不妨晚上去看看,但晚上去一定要注意,停留时间不要过长,“夜黑风高杀人夜”,漆黑的深夜适合黑社会的猖獗,他们能断你肋骨不商量,而且使你“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我深知肋骨折断的苦楚,要去广场的朋友一定 要小心,要提防。

清明遭打后朋友告诉我,在外边遭毒打或绑架,一定要呼喊要喊救命,要使人知道出了事。 练过拳击的朋友告诉我,遭围殴要有防范动作,他还给我做了示范表演,他说:“打或踢你胸部时,一定要憋住气,这样很难被折断肋骨。拳击那么激烈很少有打断肋骨的,你如果放松,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脚就能被踢断肋骨。”

有人说到广场纪念六四没有什么用,我说人少了当然起不了大作用,但如果人多,震动社会、惊动当局,大家的行动就成了一次民意展示,说不定会起到大的作用。

现在当局不搞民意调查,到底有多少人主张平反六四,民主社会可搞民意调查,但大陆当权者不搞民意调查,谁搞民调还会被抓起来,定个什么罪名。

六四穿白衣到广场走走看看,是一种民意的展示,不会有大风险,难道说六四不准穿白衣?难道六四要封锁天安门广场?即使关了广场,我们也可以在周围走走看看,我想北京的朋友们不防试一试,说不定在广场上还会看到熟人,或看到一些难得的光景。

2009年6月1日于山东大学

何清涟:一幅中国政治的全景鸟瞰图

如果要问中国人,什么是政治?恐怕大多数人的思维会在瞬间短路,不知应该如何概括这一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时而会挂在嘴边说说的词。

在经过短暂思考后,有人可能会说,政治就是你斗我,我斗你,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有人可能会说,政治就是搞运动,一个运动完了,再接着搞另外一个运动;还有人可能会概括:政治就是服从中国共产党,讲政治就是讲服从党的技巧与决窍,跟上形势需要;少数基层官员可能会说,现阶段GDP增长保8,促进经济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

如果听到以上形形色色的回答,绝对不要说中国人粗陋无文,不懂政治。因为无论是从人们的亲身经历,还是从中国的报纸、电视与学校的政治课教育,所谓“政治”就是这样。最后,“搞政治”成了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专利,如果说一位平头百姓想“搞政治”,等于说这人有犯罪倾向,至少是图谋不轨。

让我们先找一个大体上公认的有关“政治”的解释吧。

维基百科有关“政治”的辞条如此解释:“政治是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集团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一般来说,这个词多用来指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然而社会学家也用来指涉包括各种利益机构、学校、宗教机构在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这条解释毫无疑问比百度百科上那条有关“政治”的解释好多了。请看百度那条说了等于没说,让人看了仍然一头雾水的解释:

“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权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和作用。这一社会现象很复杂,各时代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它作过各种论述,但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

百度政治辞条的编辑者为何不能像维基政治辞条的编辑者那样按照国际通则解释?原因很简单,因为维基百科上的解释并不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中国政治什么时候有过“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什么时候又容得各种利益集团为了本身利益博奕而结成特定关系?中国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它的运作自有特色,而在民主自由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这些“中国特色”又不便总结为辞条,于是只好云里雾里地用一通废话加以敷衍。

吴国光、程晓农主编的《透视中国政治》一书应该说是中国政治的填空之作。这本集多位著者之作的书,按涉及的内容分为“国家与社会”、“政治制度及其运作”“宪政、人权与民主化转型”等三个专辑。分析了中国政治中正式规则与潜规则的相互关系、中国为何未形成真正的政党政治、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及其规律,中国现阶段地方政治秩序如何形成,地方精英如何产生,中国官黑之间的政治保护关系如何形成,乡村政权黑恶化趋势下的保护主义政治,以及中国“依法治国”的本质及其中国的法律为何往往对中国人的权利构成制度性的伤害。

我相信,当读者看完了这本《透视中国政治》之后,至少算是对中国政治做过一次全景式的鸟瞰,多少也了解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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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中国绕不过“六四”

“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这是八九期间,邓小平留下的“名言”。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稳定的,是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面前,它仍如泰山压顶,难以撼动;在国际上,它财大气粗,声势逼人。

但中国社会,何曾稳定?民众抗议事件(被当局化名为“群体性事件”),逐年激增,仅官方公布,每年就多达十几万起。若按民主国家报导标准,其景象,犹如遍地烽烟。

而北京政权的稳定,竟赖于无处不紧的防范机制、无所不至的舆论导向。拱卫它的军力和警力空前庞大,特务系统无孔不入,线民如蝗虫遍地,网络控制似铜墙铁壁。这一切,恰恰又证明,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内在极其脆弱,稍一不慎,就可能全面崩盘。

所谓“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明眼人早已看出,这种提法本身,不是为了国家稳定,而是为了政权稳定。而这一“名言”的另类含义,还事关邓小平自私的个人愿望:至少让他自己安度晚年。“任我生前荣华富贵。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邓某内心深处,迷信的,仍然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那句臭名昭著的名言。

闻“小平您好”,邓大人则喜;闻“小平下台”,邓大人则怒。手握权力宝剑,邓大人喜怒由己、生杀任意。邓大人安度了晚年,其代价,却是成百上千的学子头断血流,成千上万的精英被投入黑狱,千百万民众横遭迫害。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赵紫阳生前的秘密录音被整理成书并出版,“不想当一个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是其中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这句话,发自赵紫阳的良心,出污泥而不染,与邓小平的境界,有若天壤之别。可惜,奸诈压倒忠义,邪恶击败良知,黑暗战胜光明,盛行厚黑学的中国,让历史悲剧,一再重演。

“六四”之后,中共当权者转向集体保守、集体左倾,只有维持局面之人,没有开创局面之人。并非他们认识到其中有什么深理,而仅仅因为,党内严酷形势使然:邓小平严厉叮嘱于前:“绝不能变”;特殊利益集团虎视眈眈于侧:“谁变谁下台”;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凄凉结局昭示全党:牢记既得利益,休要侈谈真理。

可以说,邓小平一手制造的“六四”屠城,不仅吓住了一般老百姓,也吓住了中共高官:看吧,弄得不好,就是这等结果,血流成河!弄得不好,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可悲下场!

然而,中国绕不过“六四”。“六四”事件,成为中国历史的最大悬案。“六四”,成为一个最大公约数,介乎中国历史与未来的连接,介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介乎两岸三地的互动。

在台湾,马英九说过:“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马上任总统后,偏重两岸经贸关系,淡化“六四”话题,但“六四”问题的解决,攸关两岸统一,仍是不争的案底。在香港,每年最大的集会,莫过于“六四”烛光晚会,“平反六四”,是港人最大呼声,二十年如一日。至于西藏,“六四”屠城发生前,同年3月,中共血腥镇压藏人和平示威,“六四”的解套,显然可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带来连锁效应。达赖喇嘛和藏人,莫不翘首以待。

“六四”事件,攸关中国国际形象。各国涉及当代中国的资料和叙说中,“六四”,始终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中国的褒贬毁誉,集中于此。

秘密录音中,被软禁的赵紫阳,明确提出,西方民主,议会制民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赵的结论,直接颠覆了中共领导群“中国决不能搞西方民主”的集体呓语。这实际是赵紫阳留给中国的政治遗嘱。“六四”并非死结。如以赵紫阳为旗帜,中共尚可为;仍以邓小平为旗帜,中共不可救。

打开“六四”枷锁,放飞民主中国,让中华民族,以文明之姿,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呼声,假以时日,必由散而聚,如百川汇海;由弱转强,如大海扬波。

政权虽然庞大,百姓虽然惶栗,但谁能说,神州就此沉沦?中华民族的不屈分子,谁又能斩尽杀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当权者可以拒绝改革,历史却不会拒绝光明。“暴秦无道,天下共击之!”

艾未未:中华二把刀

一番拉扯,邓玉娇可以免于一死了,“被邓玉娇刺伤的官员被撤职并除了党籍,但只受到治安处罚,未被追究刑责”。

结论是:
一、被强奸或是被无证拘捕时,过当防卫杀人要杀死,留下是后患。可以复职和重新入党,或是地下党,党外人士,最差是个屁民百姓,做个搓背男,成为你的同事。

二、将流氓开除党籍是对非党籍的群众的侮辱,强烈要求将此类人员保留其党籍。为了人民群众辨别,只需在党内成立“强奸部”或“未遂部”,有别于“贪污部”。

三、正式命名剔骨刀、修脚刀为“中华儿女二把刀”。全民练习使用二把刀,选择吉日申请世遗。

四、加强党员干部的嫖娼技巧培训,要真正做到“不推搡”“不拉扯”就把事办了的优雅作风。培训不妨在人大政协物色教官。

五、不要选在敏感日期前犯案,可以忍一忍,不要难为组织。

被出卖的理想:法国电影新浪潮50年

1958年—1962年间,法国一共出现了97部处女作。仅是《电影手册》那五大影评人就拍了32部电影。这些电影全部实景拍摄,片中主人公是巴黎街头最前卫的年轻人,他们反体制,挑战权威,在庄严的卢浮宫里赛跑,对男女关系无所顾忌……这一系列现象被命名为“新浪潮”。



戈达尔的《筋疲力尽》。戈达尔为了电影荒废学业,卖掉祖父珍藏的绝版书来支撑电影,父亲终于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戈达尔从此得自力更生,他打工为生,两次因为偷窃和拒服兵役而入狱

“我在做一件很特别的事。”68岁的安娜·卡里那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笑眯眯地对媒体说,这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在戛纳放映修复版的戈达尔影片《狂人皮埃罗》。卡里那是戈达尔的前妻,也是戈达尔影片的绝对女主角——戈达尔是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今年是法国新浪潮50周年的纪念。

这个50周年纪念里,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2009年1月,法国新浪潮和五月风暴的发源地《电影手册》,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被前老板《世界报》出让给英国《裴多》出版集团,这本有58年历史的法文电影杂志,也许就此姓“英”。

《电影手册》编辑部的院子里,几个工人忙碌地搬运和装载,门口摆放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为封面的杂志,接待员操着流利的英式英语接待着来访者。

“通过谣言我们今天才知道这场竞买中的赢家名字。而且这场竞买的特殊附加条件是保留让-米歇尔·傅东的职位。这一行动的主要操作者之一还有赛尔日·杜比亚纳,正是他将《电影手册》卖给《世界报》,今天还是他,再次站在出卖手册的立场上。”2008年10月10日,《电影手册》常务编辑蒂耶里·鲁纳斯曾给“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写了一封公开信,点名痛骂出卖“手册”的两个人。

“电影手册的朋友们”协会由《电影手册》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编辑、导演以及电影文化世界中的重要人物组成,协会持有《电影手册》的少量股份,却决定着“手册”的主要方向。

被痛骂的两个人,一个是《电影手册》的现任社长傅东——他经常被误解成“手册”的主编;另一个杜比亚纳是现任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他在1981年到1991年期间任《电影手册》主编,他是“手册”第一次经济危机的挽救者,也是“手册”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编。

算上这一次,《电影手册》一共被卖了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被法国报业集团《世界报》收购,杜比亚纳是当年收购的主导者。“我当时真的认为《世界报》会是《电影手册》很好的保护者,但他们管理得实在太差了!”杜比亚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世界报》的理念是人员内部流动,流动的结果是没人真的了解《电影手册》存在的问题;十年来,《世界报》用集团的盈利来填补《电影手册》的亏损,也掩盖了“手册”存在的问题。

杜比亚纳认为“手册”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杂志社长傅东和主编布尔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

傅东1990年进入《世界报》,负责影评和文化版,他被认为是“《世界报》的人”;布尔多从《电影手册》起家,是一个典型的“手册派人”。

从2003年开始,布尔多和傅东在办刊方向上就处于“敌对”,两人博弈的结果是,“手册”越来越多艰涩、难懂的影评和生僻的词语。

2008年,《电影手册》卖给《世界报》十年之后,杜比亚纳第二次主导将《电影手册》卖给了英国《裴多》集团——商谈甚至不在《电影手册》办公室,而是在电影资料馆。

布尔多听说《世界报》要出售《电影手册》,也欢欣鼓舞,他们准备自己买下杂志:“有太多的人在离开‘手册’后还在指手画脚,现在,应该让‘手册’安静地成为它可能成为的样子。这也许是惟一一次机会,让‘手册’真正属于编辑部。”

布尔多的计划第一步是自己买下《电影手册》,第二步是媒体应该和影院联手合作,围绕院线放映的好电影组织有效的影评。

《电影手册》的确如期被卖,只不过买家是英国的《裴多》集团——布尔多他们的购买根本没有实现。

布尔多不久前辞去了主编职务,他措辞谨慎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媒体大多为大型集团所有,越来越少归于独立的编辑部。我们可以说时在逆流而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很疯狂,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疯狂。”

被卖的《电影手册》,究竟是“完了”,还是“终于能继续存在”,没人知道。《裴多》集团要到9月份才会推出新的《电影手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本1951年创办的电影杂志,绝不是第一次遭遇危机,也绝不是最后一次。



《电影手册》编辑部。年度十部电影是《电影手册》的王牌栏目。傅东说评选的惟一标准是当年在法国影院公映的长片。被《裴多》集团购买后,评选标准会不会拓宽到英国公映的影片?傅东断然否定图/南方周末记者 袁蕾



五月风暴时期的张贴画“还童,噤若寒蝉”本报资料图片

巴赞时代:痛扁老爸电影

人人都说《电影手册》是安德烈·巴赞创办的,事实上这是影评人雅克·多尼奥尔·瓦克侯斯和洛·迪卡在1951年创办的——巴赞是第二期才加入的。

巴赞一直是《电影手册》和法国电影的灵魂人物,他支持电影的写实主义,反对唯美主义,认为电影的基础是摄影,后来他撰写的《电影是什么》一书,基本上成了电影教科书。

20世纪50年代,法国渐渐从二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年轻人开始“反主流”,他们要求自由,关注性解放、摇滚乐、时装、足球,法国社会空气里充满着改革的声音。

电影界的反主流文化阵营有两个,一个是“电影资料馆”,一个是《电影手册》。

法国电影资料馆是亨利·朗格鲁瓦1936年创立的,沦陷时期,朗格鲁瓦藏了上百部本来要被淘汰的老片,1960年代,他每天都会把这些电影拿来放映。

当时巴黎的主流电影院放的都是19世纪文学改编电影,这些电影在摄影棚里拍摄,极度忠实于原著,情节陈旧、老套,对白语音铿锵。

巴黎时髦的年轻人没人会去电影院,他们以资料馆为据点,叼着烟、跷着腿,抢占前排,有的甚至席地而坐,一遍又一遍地看霍华德·霍克斯、希区柯克、刘别谦、卓别林的电影,就像长在电影资料馆里的一样。“电影资料馆的孩子”对影片倒背如流,很自然地以巴赞和《电影手册》为中心聚拢,成为影评人。其中尤以特吕弗、里维特、戈达尔、夏布洛尔、侯麦五人最为著名。

1954年,21岁的特吕弗在《电影手册》发表影评《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点名批评导演奥唐·拉腊、克雷芒和编剧奥朗什、博斯特,说他们只会拍平庸、华丽、虚假、公式化的文学改编电影:“奥朗什和博斯特是文学家,我谴责他们,因为他们低估了电影而且蔑视电影。”特吕弗贬斥这些电影是“老爸电影”——中国观众熟悉的《巴黎圣母院》导演让·德拉诺瓦也被抨击为“法国电影潮流的阻碍者”。戈达尔更是直接点名批评了21位“老爸电影导演”。

这些年轻人认为,创作者应该拿起“摄影机的笔”,拍自己的故事,就像信仰和日记一样,用第一人称来表达——这是以后“作者论”的基础。

《电影手册》曾总结这帮人连“发现莎士比亚也是通过奥森·威尔斯”,因为威尔斯曾拍过很多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电影。

巴赞在1957年《电影手册》上撰文《论作者论》,力挺年轻人对文学的“不屑”,他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歌德?莎士比亚?只要署上他们名字的作品就是好的?大家努力要从他们的拙笔、败笔里去搜索美,结果一般人的鉴赏力都被败坏了。”

经过这场指名道姓的论战,《电影手册》和这几个激进的影评人深得法国年轻人欢心,法国电影的状况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被《电影手册》认可的,必定卖座;凡是被《电影手册》批判的,必定没法卖座。

新浪潮时代:有本事自己拍电影

“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生活里只有电影,特吕弗曾经很认真地思考过,是娶他热爱的希区柯克的女儿为妻,还是他热爱的让·雷诺阿的侄女为妻。最后他还是比较现实地只娶了电影制片人摩根斯坦的女儿。

特吕弗在影评界六亲不认,连岳父摩根斯坦的电影也不放过。有一天岳父怒了:“如果你那么懂电影,为什么不自己拍一部?”

结果,岳父给了特吕弗三分之一的钱,特吕弗向法国政府申请补助拿了三分之一,又跟几个朋友拼凑了最后的三分之一,拍出了《四百击》。特吕弗也凭借这部处女作拿下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戈达尔拿着特吕弗15页的剧本,简单的摄影器材,用4个星期完成了《筋疲力尽》,影片讲一个巴黎浪子枪杀警察偷车,后来被女友出卖,在街上被警察枪击的故事。片中插入许多美国B级警匪片风格,粗糙而即兴,投资方最后收了1.5亿法郎票房,片中女主角的短发造型,至今还是文艺女青年的造型模板。

1958年—1962年间,法国一共出现了97部处女作。仅是《电影手册》那五大影评人就拍了32部电影。

这些电影全部实景拍摄,片中主人公是巴黎街头最前卫的年轻人,他们反体制,挑战权威,在庄严的卢浮宫里赛跑,对男女关系无所顾忌……电影记者弗朗索瓦·吉劳德在《快报》上,把这一系列现象命名为“新浪潮”。

年轻观众通过这些电影更新自己的生活,他们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电影里的,什么是电影外的。

新浪潮迅速成为独立、自由、反体制神话代名词,席卷全世界:

1962年,德国26位电影人联名发表《奥伯豪森宣言》,宣称要“与老爸电影决裂”,要运用新的电影语言发展“明日电影”,从此开始了20年的“新德国电影运动”,赫尔佐格、施隆多夫、法斯宾德和文德斯,就诞生于“新德国电影”运动。

在日本,电影人直接拷贝新浪潮模式,大岛渚一边写影评、剧本,一边拍片,他和今村昌平、筱田正浩等人,公开表示崇拜《筋疲力尽》,唾弃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等脱离现实、沉溺于美学的电影。

在美国,阿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颠覆了美国传统警匪片的样式,以一对雌雄大盗为影片主角,无政府主义者、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颠覆者成为膜拜的样板。伍迪·艾伦、罗伯特·阿尔特曼、马丁·斯科塞斯仿照新浪潮不受片厂制约的模式,开始了非主流电影的制作。

台湾明确打出新浪潮旗号,开始了作家电影的创作,其代表人物侯孝贤、杨德昌等至今仍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中流砥柱。

香港从无线电视台起家的徐克、许鞍华、严浩等一批新导演,用轻便的摄影机拍摄了大量作家电影,至今仍被命名为香港新浪潮导演。

《电影手册》曾经总结新浪潮:“新浪潮是口号、意外、流行,还是风险很高的基金会?不,它是一场运动,就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一样。”

随着新浪潮蔓延全球,这本法语电影杂志迅速形成了神话地位。

五月风暴:无产阶级革命电影家

1968年2月,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侯将朗格鲁瓦解聘,关闭电影资料馆。已经成为名导演的“孩子们”立刻出来为朗格鲁瓦撑腰。2月14日,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等数百位电影人带头游行示威,“不能看电影,就把生活变成电影”。一大批被资料馆、新浪潮、《电影手册》养育起来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三千多人开始跟警察对抗。

戴高乐闻讯后四处打听,朗格鲁瓦到底是什么人。

4月,朗格鲁瓦恢复原职,但政府不再为电影资料馆提供资金。此时知识界要求改革的声音已经无法平息。

5月3日,法国索邦大学几百名学生集会,抗议校方关闭文学院,以及传讯学生活动分子。警察冲进大学,抓捕学生领袖和几百名学生,大规模的对抗行动由此触发。

左翼知识分子萨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持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月10日,学生们占领了文化、教育集中的拉丁区,警察使用瓦斯等手段与学生对战,在当晚的冲突中有超过千人受伤,近500人被逮捕。

以戈达尔、特吕弗等人为首的要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冲到戛纳电影节上,为朗格鲁瓦的图书馆募捐,他们在大殿前静坐示威,不准电影银幕拉起。

当晚本来应该放映西班牙导演绍拉的影片,结果绍拉也支持不放映影片,以“抗议法国政府对文化的独裁专政”。最后开幕片被取消,当年戛纳电影节也变成了一场群架。

五月风暴前,戈达尔已经开始攻击美国对法国大众文化的影响;五月风暴后,他拍了多部以抗议为主的检验意识形态短片,以对抗那些支持戴高乐政权、敌视学运以及工运的电视台。

戈达尔否定自己以前的电影,否定电影是惟一生命,他认为电影最初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具有“资产阶级性”,所以“重要的不是拍摄政治影片,而是政治地拍摄影片”,政治变成了他的惟一生命——法国越来越多的人跟戈达尔一样成了革命者。

1968年戈达尔的新片《一加一》在伦敦电影节放映,作为导演,戈达尔要求观众退票,让他们到另一个临时放映场地看未经修改的《一加一》,将省下来的钱捐给战斗团体。但现场只有二十多个观众支持他,戈达尔就开始骂观众“像教堂里的白痴”。

《电影手册》变成了“电影政治手册”,1969年《电影手册》刊登巨文《电影·意识形态·批评》,文章认为客观的记录不可能,所有拍摄的对象都通过意识形态的折射变形,批评家应该让观众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

1970年,《电影手册》编辑集体发表著名的《约翰·福特青年林肯》,用意识形态批评、结构、符号学、心理分析、作者论、社会学等综合方法论来分析,指出电影在被人观赏前都是没有完成的,导演只是构成作品的动力之一。《电影手册》开始推行一个新名词:“唯物主义电影”。

新兴影评家开始把矛头对准了新浪潮导演,批评他们保守、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批评夏布洛尔的《漂亮的塞尔日》、《表兄弟》属于右翼无政府状态;批评特吕弗居然不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批评前主编侯麦不敢搞政治、保守……侯麦跟《电影手册》的年轻人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他们公开仇视对方,侯麦指责《电影手册》对他和特吕弗进行“迫害”,强迫他们接受激进和左倾的现代主义。

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法国文化界经常就中国式共产主义进行研讨,支持“文化大革命”。《电影手册》的编辑到高校给学生讲电影,和学生们一起成立了“鲁迅·意识形态行动小组”,研究、支持毛泽东的理论。新一代电影青年对中国充满热情,他们四处搜寻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图片、中国电影——他们惟一不满的是,千辛万苦找来看的中国电影,却都是水平低下的样板戏。

危机时代:停刊!停刊!

就《电影手册》而言,1958年巴赞去世后,性格温婉的侯麦接下了《电影手册》的主编职务,1963年,杂志内部左右之争十分对立,主编侯麦被迫离开杂志。

革命的《电影手册》一直是一个精神标杆,里面有大量深刻的见解、各种意识形态分析、理论解释和专有名词,然而标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每期最多卖3000本。

到1973年,《电影手册》已经无以为生了。

1973年,赛日尔·达内出任主编,开始重建《电影手册》,他也是“手册”历史上最年轻的主编。

“手册”因为长期骂战,跟很多导演都断了关系,达内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一拜访特吕弗、戈达尔、侯麦、杜拉斯等人。最后曾经被骂过的特吕弗站了出来,自掏腰包支持杂志继续生存,还表示不干涉其编辑政策。

《电影手册》开始重设信息类专栏,发表名人访谈,走上了“要电影,不要政治”的轨道。

1981年,达内却倦怠了做主编,他离开《电影手册》去了《解放报》做电影版一个普通编辑,把主编的位置给了跟他一起重建《电影手册》的新人赛日尔·杜比亚纳。

这一年正好是《电影手册》30周年,杜比亚纳把整个编辑部带到美国,做上下两册的专刊《美国制造》,成功搅动了美国电影界,杂志在法国也大卖,杂志影响力大增。

此后《电影手册》不再只关注法语世界,1984年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电影手册》制作《香港制造》专号;1986年,中国第五代导演初露锋芒,《电影手册》立刻关注起中国内地导演,还派人采访了黄建新等电影人;1989年,赶在苏联解体前,杂志又做了《苏联制造》专号。“80年代最重要的倾向就是对世界的开放。”杜比亚纳说。

但《电影手册》终究是一本法文杂志。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首映》、《帝国》为代表的电影杂志风起云涌,电影市场进入快餐消费时代,理论为主的《电影手册》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品位,在花花绿绿的电影杂志市场上,渐渐又失去了销量。

1998年《世界报》购买了《电影手册》,《电影手册》顺应潮流成了报业集团的一员,促成这次购买的正是杜比亚纳。

没加入集团前,《电影手册》亏一点点;加入集团之后,《电影手册》亏损陡增。

“当《世界报》集团入主‘手册’后,它改变了传统的经济链条,杂志的亏损变得相当严重,集团对它给下属杂志提供的各项服务都开发票,我们处于一个报业集团当中,财会制度和以前完全不同,危机就这样来了。”杜比亚纳向南方周末记者检讨当年的错误。

“手册”易主后,编辑部的人开始“变本加厉”保持“手册”的独立性,维护表现在坚持并继续弘扬手册艰涩的电影观点,采用生僻绕口的表达方式。

“反正很多文章我读不懂。”中国电影资料馆法国电影研究专家单万里对《电影手册》看不下去;法国知识分子也看不下去。

《电影手册》惟一被大众传播的,只剩下编辑部每年颁布的十部最佳电影。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冲击着所有传统媒体,尤其是电影杂志。

2007年1月,创刊28年的香港《电影双周刊》停刊;

3月,好莱坞电影杂志《首映》美国版停刊;

差不多同一时期,《电影手册》首次发行英文电子版,第一期内容包括对雅克·里维蒂的论述,对美剧《六英尺之下》、《白宫群英》和《黑道家族》的专题介绍。

傅东当时希望用这种新形式能在年底吸引3500个网上订户——《电影手册》对发行量的关注已经到百位数了。

几千个订户显然无法支持庞大的亏空,2008年,《世界报》准备出售《电影手册》,“手册人”显然无法容忍再次被买卖,以主编布尔多为首的编辑部发起了自筹资金回购《电影手册》运动,他们找到侯麦等人的签名支持,但由于《电影手册》亏空太多,自筹资金也无力回天。

牟传珩:渴望变革的政治冲动——八九学运序幕的拉开

1989年在中国北京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抗议运动。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全民民主运动。它不仅有北京数百万市民参与,而且得到了全中国亿万人民广泛声援。然而在6月4日这天,中共出动军队,用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民众,致使中国发生了当代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如今20年过去,回首当年这场运动产生的背景与起因,不仅祇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传承。

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末期。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行提出著名的“新思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虽在经济领域开创出一些新气象,但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激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包括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倒腐败、通货膨胀、治安恶化、信仰危机等等。那时的中共在一个完全依赖 GDP 增长的支持政权的信念里,如何发展出新的政治正当性已经成为中共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这一点被党内开明领导人认识到了。

正是在那个背景下,当时的开明领导人胡耀邦支持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由此涌现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大力宣扬自由、民主理念。这就是当时被邓小平称之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记得1985年9月18日学生自发游行反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随即演化成为反对官倒腐败等诉求的学生运动;1986年底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学潮开始高扬以追求民主、自由为目的的鲜明政治旗帜,导致了当时中南海政治斗争异常激烈。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约谈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杀气腾腾地直指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保护层”。他说“上海的王若望等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公开披露了邓小平的此次谈话。到了元月15日,在中南海里,由胡耀邦鼎力平反解放的薄一波竟又主持了对胡耀邦进行历史性围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责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于是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的职务,他忍不住坐在会议室外嚎啕大哭。这个重要的环节,正是两年后启动“八九学运”序幕的引子。如此同时,中共中央下达(1987年)1号文件,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国各大媒体报刊都刊载了“胡耀邦正式辞去总书记职务”,接着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3人分别于元月15日、20日、25日被开除党籍,并异乎寻常地昭告全国。至此,在中国的后文革时代首次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政治形势寒流涌动,自由主义思潮遭遇挫折。

然而,“春风满园关不住”,到了1988年,中国思想知识界的“自由化”经历了一年多的压抑,又开始复苏与反弹,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紫禁城里的知识分子有了类似“裴多菲俱乐部”;而北京大学校园里则诞生了“民主沙龙”。民主墻时代的政治遗产终于有人继承发扬起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上海等政治敏感的各大院校同时出现一些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悼文与花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则聚集起不少悼念的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置花圈。4月17日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但是没有成功。“八九学运”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1989年4月18日清晨,学生们纷纷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然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竟以暗含政治老人们“老子暴力打天下坐天下”,岂容与学生娃娃平等谈判的惯性思维,对学生要求做出威胁性的回答。袁木声称:请愿书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云云。他的这一答复,完全堵死了与学生团体在平等、和平、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交涉,达成相互妥协解决问题的可能。于是学生们的示威抗议活动祇能继续下去。

4月24日,中共政治局在邓小平的授意下,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杨尚昆、乔石、万里等人召开政治局会议,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李鹏称事件“是公开的向党挑衅”、对该事件的处理将“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四二六社论”。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中共这一对学生爱国运动的定性激起了全国百姓的民愤,最终导致八九学运完全摆脱了单纯的学生性质,转而成为一项全民抗议运动,并招致历来对付民众运动决不手软的邓小平下令以武力镇压的悲剧上演。

其实,“八九学运”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部份。就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结。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柏林墻倒塌一夜之间,致使拥有世界最强大核武器的多民族“共产帝国”苏联,未经西方阵营一枪一炮而四散五裂;失去灵魂的“华约”集团分崩离析。这是民主的现代价值世界性贯彻的必然性所致,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全球客观力量自然发展的逻辑。

由此可见,中国拉开八九学运序幕的那只手,其实就是自由资本世界扩张导致中国社会渴望变革的政治冲动。若不是中国社会被共产制度压抑太久的忍耐已超出极限,怎么可能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全民性民主抗议运动?

如今八九学运过去20年了,中共的“改革开放”也已30年了。然而,曾激发起全民热情的所谓改革随着六四悲剧上演至今,其社会信誉已荡然无存。今天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权势集团之间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对抗。改革面临深刻的危机,导致中共强化执政地位的功利性目标更难实现,改革已经危及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

当此之时,中华民族不能忘怀那些学生、市民用鲜血裹挟而来的六四记忆。 每年六四到来的纪念与呼唤,使得我们的心情沉重悲伤。今天的回忆与纪念,也许正孕育着下一个全民民主运动序幕的拉开。

丁子霖等了二十年的交待

 

今年4月丁子霖在家中接受西方媒体采访

“六四”事件当年遇难者家属代表人物、天安门母亲的创始人之一丁子霖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承认错误,为”六四”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平反。

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在前往天安门声援抗议学生的途中遭解放军射杀身亡,年仅17岁。

BBC中文网记者尚清在””六四””20周年之际采访了丁子霖。

问:20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压力团体,向政府提出了哪些要求?

丁子霖:从1995年开始,我们27位难友用真实姓名联名向政府提出了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就是3条、6个字。

第一是’真相’。我们要求政府公布真相,呼吁人大常委会对”六四”事件进行独立的、公正的调查,然后向死者家属和全国人民公布死亡人数、死亡名单,给每个死者家庭一个交待。

第二是’赔偿’。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六四”赔偿法案,依法给予每个受难家庭予以赔偿。

一直到现在,不管他们采取怎么非法的手段来打压我们,我们没有关上对话的大门。问题是政府没有表示出一点诚意,所以如果不认错,我觉得根本谈不上和解,也谈不上宽恕。

第三是’问责’。要求对”六四”屠杀的责任者进行司法追究。

1995年以后,每年我们都在公开信中重申这些要求。1997年,我们又提出了要求政府放下架子,与我们受难群体进行真诚的、平等的对话。现在是对话取代对抗的时代,中国政府可以跟海峡对岸对话,也可以和以前的敌对国家对话,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被害同胞对话呢?

这项要求提出以后也没有任何回应,到了2006年,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在”六四”前夕提出了’先易后难、逐步解决’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六四”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我们可以暂时搁置重大争议,逐步解决。我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有:解除对受难亲属的人身监控;给我们公开悼念亲人的权利;退还被扣留和冻结的人道捐款;给难属中的老年特困户给予无条件补助;给伤残者和普通残疾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如果政府有诚意的话,这些并不难做到。

2007年开始,政府有了一些变化,对我本人不再有贴身跟踪,但是无论到哪里,我的电话都是受到监控的。我丈夫的电子邮箱也被监控。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年。

每一个解决”六四”问题的方案我觉得都是对中国政府说’不’,因为中国一直在说这件事不要谈了,党和政府已经做结论了,所以我鼓励各种方案……相互比较、取长补短。

今年5月17日,我们难属准备集体祭奠亲人的那天上午,他们又到我家来上岗了,而且明确禁止我参加祭奠。我们说,我们是在私人住所关起门来自己祭奠,有什么权利限制我们?他们就说,公安的信息说,有香港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和外国记者要来参加我们的祭奠,而且5、60人的规模过大。

随着他们上门通知,对我的监视居住也开始了,随时有便衣禁止我出门。事实上既没有记者来,也没有香港同胞来。而且我们事先就决定,不让难属以外的人来参加祭奠仪式。

2007、2008年,在他们的监控之下,似乎我们也做成了。这两年,我都在当年我儿子倒下的时间和倒下的地方(木樨地)祭奠。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和其他难友一起默哀。我们连哭声都压得低低的,互相抱着。

我不知道今年的6月3号会怎么样。他们已经对我说,木樨地是公共场所,他们已经获得信息,今年会有20多家媒体在那里等着你去,所以不准我去。我非常气愤,我说,你们可以在木樨地这个公共场所杀死了我的儿子,就不准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祭奠他,这比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过分。

几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华,我听到已经有片警找到三家难属,不让外出,如果外出就坐他们的车,实在不原意就坐便车。有人被通知一直到6月5号行动都受限制。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这表明,为了北京奥运会,政府有了改变,但是这是随时都可以收回的。我意识到他们不是依法办事,而是依照自己的需要办事,根本没有进步。比如,现在我在接受你们的采访,不知道明天我这里会发生什么。我周围有一些签署、起草零八宪章的朋友,他们已经经历过多次抄家,他们的电脑一次又一次被搜走。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这个铁笼子里。

问:”六四”事件在目前中国国内很少有人提及,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此的认识非常浅薄。有人甚至认为像天安门母亲这样的组织完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滋事闹事,这种被多数人误解情况你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丁子霖:你说的符合我们现在的处境。但我们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受难的弱势群体。我接受过很多家媒体的采访,几乎每个记者都提到,当前年轻人不知道”六四”,或者是远离政治,或者享乐生活等等。

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实在不忍心过多地去苛责这一代年轻人。我73岁了,已经是很多人的祖母年龄了,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家庭。

问:您在四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共不认错,你绝不会宽恕。现在是不是仍然持这个态度?他们至今仍然坚持不认错,您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实现你们的诉求?

丁子霖:我们已经老了,已经有20位难友先后离开了人世。也许我们在世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到结果,但是我们看重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否尽心尽力了。我们现在要抢时间,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写下来、说出来、交给历史,交给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大家都明白,人是不能复生的。20年了,最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来了,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些没有低保、没有医保,失去劳动能力,身体又不好的老人。这些不是我们难属里的多数。所以赔偿是必须依法做的。

一直到现在,不管他们采取怎么非法的手段来打压我们,我们没有关上对话的大门。问题是政府没有表示出一点诚意,所以如果不认错,我觉得根本谈不上和解,也谈不上宽恕。认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要还原历史真相。不能马马虎虎过,人命关天啊。温家宝、胡锦涛说’以人为本’,几千条生命就这么没了,另有几千条生命就这么残废终生了。生命都是等价的,人死再也不能复生了。

我们想,20年了,我们尽心尽力做了,但是我们没有为我们的亲人讨回一丝一毫的公道。唯一我们可以安慰亲人亡灵的是,在中共的高压面前,我们维护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也包括这些亡灵的权利和尊严。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向亲人们交待的。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让他们安息。我想只有讨回公道之后,他们才会真正的安息。也许我们看到这一天了,但历史早晚有一天会还之以公道的。

陈子明:把我打成“六四黑手”的政治黑幕——二十年后谈当局对八九的定性(上)

 图为作者在香港旅游

“六四”已经二十年,当局至今没有满足“六四”死难者家属群体的三项诉求:公布真相,合理赔偿,追究责任。然而,当局对于当年事件的说法已经改变,并尽可能避免提及。在香港的历史教科书中,只有寥寥几句话;在内地的历史教科书中,根本看不到“六四”的踪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捏造事实,指鹿为马,自己也感到理亏、心虚。

彻底清查揭露 没有下文

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陈希同等人的汇报,将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潮定性为“动乱”。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个说法,激怒了广大学生,导致了“四二七”大游行和“五一三”绝食。

6月4日,陈希同发表广播讲话说:“从六月三日凌晨开始,一小撮暴徒在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挑起了一场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在这起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挑动者和策划者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政治口号和组织纲领。他们狂妄地叫嚣‘要把四千七百万党徒全部消灭干净’,要颠覆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民政府。在这种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党和政府忍无可忍,已经没有什么退路可言,只能采取非常措施,坚决粉碎这起反革命暴乱,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时隔二十年,他们既没有披露“极少数挑动者和策划者”的“政治口号”和“组织纲领”是什么,也没有把叫嚣“全部消灭”“四千七百万党徒”的人揪出来示众。

在1989年6月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称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决断”,对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贡献,并表态:“我们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彻底清查和彻底揭露,决不可半途而废。”七年半以后,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的悼词中,却只说“政治风波”,再也不提邓的“平暴”“决断”。查三卷《江泽民文选》,除了在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重申“动乱”、“暴乱”,此后他再也不提这两个词了,只说“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所期待的“彻底清查和彻底揭露”,再也没有下文了。

指控上的荒谬和无耻

我们先从个案来看当局在“六四”问题上的荒谬和无耻。

“六四”之后,当局在全国通缉、拘留、逮捕了数以万计的公民,最后判刑的只有少数人。在所有被起诉和判刑的人中,只有我和王军涛、刘刚、陈小平四人是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起诉,只有我和王军涛、刘刚三人是以该项罪名被判刑。

上述四人均为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成员,我是所长,王军涛和陈小平是所务委员,刘刚是工作人员。据了解,专案组的想法是要把我们打成一个“反革命集团”,把我和王军涛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由于“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罪并罚,至少要判无期徒刑(吉林长春市的八九民运参加者唐元隽仅以后两项罪就判刑二十年),当局觉得无法向国际舆论交代,因而取消了“组织反革命集团”这一指控,从四人“共案”改为各自“另案”处理。最后,我和王军涛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十三年,刘刚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六年。

1991年3月,我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写道:“因 为许多无辜的青年已经含冤九泉之下,许多神州赤子已经漂流异国他乡,无法再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了;作为活着留在国内的人,为他们辩白洗冤是历史所赋予的义 不容辞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选定我和王军涛作为主要被告人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对含冤受屈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救学生出虎口,我们从一开始就 估计到存在着‘好心没好报’的可能性,并不惜为此做出自我牺牲,现在不过是‘果然如此’、‘求仁得仁’而已;同时也因为,我们对于自己行为的正义性、合法 性抱有最充分的信念,我们恰恰是最不具‘阴谋颠覆政府’可能性的人,即使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我们也是属于自始至终最强调清醒、呼吁理性、赞美妥协的人, 竭力争取在政府与学生之间达成谅解,取得共识,携手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

之所以说“选定我和王军涛作为主要被告人是一件好事”,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和王军涛是“二进宫”(我在1975年因“反革命集团嫌疑”被捕,王军涛在1976年因参与四五运动被捕),而且我们对于再次被捕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我们不会在看守所、法庭和监狱中屈服,不会给八九民运的牺牲者和参与者丢脸。第二,把我们作为“有计划的(动乱)阴谋”和“反革命暴乱”的主要“策划者”来指控,更容易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来揭露这种指控的苍白无力和丧心病狂。

起诉书判决书的所谓罪证

由于当局把我摆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为了抹黑八九民运,就必须把我的案子定成铁案。如果我没有“阴谋颠覆政府”的犯罪事实,所谓“阴谋”、“动乱”、“暴乱”云云就是骗人的鬼话。专案组提审我不下百次,仅律师看到的案卷就有一人高。他们的工作成效如何呢?从当局宣判后就再没有在官方媒体上提我的名字和所作所为,就说明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制造冤案有愧天地良心。无论是在审判前还是审判中,官方对于我的全部指控,不是赤裸裸的捏造,就是与“颠覆”毫无关系。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在七届人民大会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通篇只有一处提到我的名字:“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 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 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 主任)等人。”《世界经济导报》用几个版的篇幅发表4月19日座谈会发言摘要,是其被停刊的主要原因。它刊载了几乎所有人的发言,唯独没有刊载我的发言。不是因为我的发言格外激烈,而是因为我的发言与会议主调有些不太吻合。

没有刊载的发言

与会者都在称颂胡耀邦,我却说胡耀邦也有错误。我说:在1981年初,耀邦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指责高校竞选运动是建国后第三次青年学生“反党运动”。如果这一讲话传达下去,我作为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当选者,今天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会上了。幸亏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等人及时向耀邦汇报了情况,才从印刷机上撤下了刊载这一讲话的党内文件。这说明耀邦虽然不是圣人,但他勇于纠正错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但是,当时还是有许多青年学生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和不公正的对待。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李昌在座谈会上当即回应我,正是由于中国科学院党组和研究生院党委保护了我,顶住了上面的压力,才使我逃脱一劫。我还针对有些与会者为学潮爆发而流露出欢 欣鼓舞的乐观情绪,唱了一点反调。我说,作为“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过来人,在十三年后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们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情感和 要求,使我深感悲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在是过于缓慢了,政府至今还没有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供比这更畅通的政治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知识分子和青 年学生也没有表现出在政治上比当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风度。共产党当年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现在自己掌权后能不能处理好新的学生运动,是摆在它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导报编辑大概是不满意我的讲话的不合拍和悲观论,没有采用我的发言。检察官和法官则没有从中找到“颠覆”的言辞,因而也没有在起诉书和判决书中提及我的发言。这等于是给了陈希同报告一记耳光。

官方媒体捏造事实

1990年7月21日《中国教育报》,199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1990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三次登载了同一段话,声称“胡耀邦同志逝世的第二天,大学还无动静。‘这天上午,大约15人左右的一小伙人在北京蓟门饭店举行秘密会议。除了后来的学生领袖王丹之外,其他与会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从去年4月16日至6月4日,这伙人几乎天天开会,组织极其严密,都有电话传呼互相联络。秘密领导着民运的发展”。这里没有点我的名,但是我们的确在蓟门饭店开过会,时间是5月18日和19日两天。会议的目的是要想办法说服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我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援引了法院案卷中的与会者证言:“陈子明提出要把绝水的学生强行拉回学校。”所谓从“4月16日至6月4日,这伙人几乎天天开会……秘密领导着民运的发展”,完全是官方媒体的捏造(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高狄就是造谣者之一)。起诉书和判决书自然也无法加以引用。

删了一句话 严重歧义

起诉书指控我的第一条罪状如下:“一九八九年四月,北京发生动乱。被告人陈子明于四月二十三日纠集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召集会议。陈子明宣布,会议主要讨论‘对十年的评价和对目前现状的评价。’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在会上互相呼应,为有组织地加剧动乱、大造反革命舆论。陈子明说:”中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了,下一步它的成熟化,就是需要它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从政治上的自觉到一种组织上的变成一种有力量的一支力量‘,’当前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先进分子所面临的时代性任务,是加速完成知识界的组织化过程‘,’构成一种对老百姓的新的指导力量。‘“判决书采纳了这一指控。二审律师辩护词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被告人在4月23日会议上的讲话的原话为:“能不能加速完成知识阶层的组织化过程,能不能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谋合,……构成一种对老百姓的新的指导力量……’而判决书中引用被告人这段讲话时,却删除了‘能不能加速完成你和政府的谋合’这段话。这样删除,将使人产生严重歧义。辩护人要求二审法庭如果再引用这段讲话时,应把一审判决书中删除的这段话如实引用。”我在这里略作更正,我的讲话用的是“磨合”一词,律师根据录音写为“谋合”。但不管有没有被删除的这句话,认为应当“加速完成知识界的组织化过程”,并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的罪证。

事实上,1989年4月号的香港《镜报》,刚刚发表了该刊社长徐四民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陈小平的座谈纪要,题目叫做《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时局的见解。我说:“我 认为邓小平十年做出了巨大的功绩,他使得断层二十年的中国中产阶级复苏和萌芽。中国知识分子成熟性已表现出来,从去年北京饭店会议到今年的签名运动,都表 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另外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文官阶层也在成长,这种成长是历史性的成长。恢复权威的来源,就是要使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发展相配套。知 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带头人,如果不将他纳入体制,就会把他打入敌对的阶层。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来收买,给个局长、部 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只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得以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有 必要对知识分子采取倾斜政策。”这段话与4月23日发言中的那段话,可以互为参照。

瞎编“判江泽民死刑”

起诉书指控我的第二条罪状如下:“五月中旬,北京部分高等学校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动乱波及全社会。五月十五日,被告人陈子明在《中国工运》编辑部召开的名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工会’座谈会上,进一步制造反革命舆论,并出谋划策说:”五月四日新闻工作者上街了‘,’形成了一支比学生更有组织、更自觉、文化程度更高、对策更高的这么一支力量‘,’五。一五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教工、科研单位上街了‘,’我建议,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戈尔巴乔夫来之后看中央有什么反映,再出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也就没什么威慑了‘,’最好是善用威慑‘。’我基本上认为这次学生运动不可能失败,只可能是得到多少分,得到多大成果。‘’这次是要抛人了,‘’像戴高乐这样世界级的英雄,也是被六八年五月风暴卷下去了,我们这次五月风暴卷什么挡次的人,可能是三个档次,一个档次就是邓小平,‘’第二个档次就是江泽民、李锡铭,‘’抛出来的概念有两个:一个就是说,真正在这次被抛出来,给学生作一个筹码,谢国人的仇;另外,就是判他们死刑的时候,缓期几个月执行,‘’第三个档次……就是何东昌。‘还说:“我们这次出主意,要看动人动到什么程度,何东昌下台,只能确保学生利益;如果要江泽民下台,那新闻自由这条就一定得到了。’”具有戏剧性的是,由于检察官和我见第一面,就口出脏话,侮辱我的长辈,我据此不再与他们做任何交谈。法官吸取了教训,对我比较客气。根据我的要求,法官、录音技术人员和我一起听了5月15日座谈会的录音,从上面一段话中一共找到五处严重篡改。所谓“判他们(指江泽民、李锡铭)死刑”,完全是专案组瞎编出来的。鉴于有三方签字认定的录音笔录,法官不得不对起诉书做出重大修改。

判决书的相应段落改为:“在一些人的策划、煽动下,北京部分高校学生于五月十三日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五月十五日,陈子明在《中国工运》编辑部召开的名为‘政治体制改革与工会’座谈会上,为阴谋颠覆政府进一步制造舆论,并出谋划策说:”五月四日新闻工作者上街了‘,’形成了一支比学生更有组织、更自觉、文化程度更高、对策更高的这么一支力量‘,’五。一五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教工、科研单位上街了‘,’我建议,现在最好是酝酿,不要出台总工会这张牌‘,’牌要一张一张出,不要一下都出光了‘,’出光了你也就没甚么威慑了‘,’最好是善用威慑,少用力量‘。陈子明还暗示说,’像戴高乐这样世界级的英雄,也是被六八年的五月风暴卷下去了,那么我们这次的五月风暴卷什么档次的人?可能是三个档次‘。在公然指明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之后,扬言’我们这是出主意,要看他动人动到什么程度‘。“我的这部分讲话,主要是形势估计,不是行动策划,主要分析”他“(指当局)会怎么做,而不是说”我“要”动人动到什么程度“。经过法官的更改,这一条也不能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的罪证了。

用不相干的《宣言》起诉

起诉书的第三条罪状说,在5月18日的蓟门饭店会议上,“包遵信(已判刑)宣读了反革命《五。一七宣言》,该‘宣言’中攻击政府‘丧失了人性’,‘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在这次会上,还密谋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倒邓’。”由于检察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法官在判决书中删除了“会上……提出了‘倒邓’”的指控,但是增加了对《五。一七宣言》的渲染:“包遵信(另案处理)宣读了严家其炮制的反革命传单《五。一七宣言》,该‘宣言’诬蔑政府‘丧失了人性’,‘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声称动乱‘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恶毒攻击、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律师辩护状根据案卷材料指出:“陈子明未在包遵信带到会上的《五一七宣言》上签字。”另有与会者证明,陈子明还劝阻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一些人签字。因此,且不论《五。一七宣言》的历史功过,此事与我根本就不相干,为什么要写入对我的起诉书和判决书呢?

起诉书的第四条罪状说:“五月二十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陈子明于五月十九日晚至二十日凌晨,乘车沿三环路窥察了堵截戒严部队的情况。”律师辩护状指出:“事实上5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北京尚未实施戒严。另外,‘窥察’一词在这里使用涵义模糊。”根本不能构成一条罪状。到了新华社北京1991年2月12日的电讯中,“窥察”变成了:“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期间,参与组织并直接指挥拦截、袭击帮助维护社会秩序的戒严部队”。这是起诉书和判决书里都找不到的严重指控,纯属新华社的造谣。受我的委托,我妻子王之虹向法院递交了对新华社侵害公民名誉权的民事起诉状,但是法院拒绝受理。

凭没有开过的会议起诉

起诉书的第五条罪状说:“五月二十三日,陈子明伙同王军涛纠集‘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自治会’、‘市民敢死队’等非法组织的头目和所谓精英三十余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集会,成立了非法组织‘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以下简称‘维宪会’)”。然后用几百字讲了“维宪会”的事情。律师辩护状援引案卷材料和证人证言指出:“5月23日的会,子明没有参加。”“维宪联席会在马列所召开,参加的人……没有陈子明。”确实,虽然会议名称是我向王军涛建议的,强调要“维(护)宪(法)”;但是,当天在社科院大楼里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联合会的会议,我在马列所稍作停留就去政治学所开会了。我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过“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任何会议。从5月24日到6月4日,我和几个朋友一直在赶写一篇几万字的理论文章,准备在我们掌控的《经济学周报》被查封前一次性发表。既然检察院和法院没有认定我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那么在法律上就应当各负其责,把“维宪会”的事放在我的判决书里,没有任何道理。当然,“维宪会”本身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

这五条就是起诉书指控我“阴谋颠覆政府”的全部依据。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从我的个案,可以看到所谓“动乱”“暴乱”的定性是多么站不住脚。当局重点打击我们这几个人,真正的原因并没有写在判决书里。我和王军涛是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的参加者(官方媒体所谓“三朝元老”),陈小平是1985年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刘刚是1986、1987、1988年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当局认为我们是屡有前科的危险分子。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1980年代国内最大的民间智库:所的经济学部兼《经济学周报》编辑部,当时号称“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所的社会学部兼中国民意调查中心,组织了一系列民意调查,包括有一千多名全国人民代表填写问卷的大型调查;所的心理学部兼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当时正在给国家八部委首次公务员考试出题、光电录入和判卷;所的政治学部曾兼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当局认为,这个所具有“知识分子组织化”的潜力,将来会对“专政”构成威胁;因此,需要利用这个机会将其一网打尽,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