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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比傻帝国的愚民游戏

我说中国是个“比傻帝国”，有人往往会错看成“傻逼帝国”，虽然这二者有关联，但差别却是很大的。“比傻帝国”是由官方导演，群众参与，恐怖胁迫，知识分子书写所成就的谎言帝国。等我有闲了，我将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比傻游戏写出来，可能堪比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现在只是将我们现实生活的比傻成就，随意拈几个出来说

 

一：原地踏步踏的傻子游戏。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天空走向天空，从空气走向空气，从傻子走向傻子，从妓院走向妓院，从自己走向自己，你说他们在玩一套什么样的非人类游戏呢？

 

二：统计政治学的流行。几十年来的统计政治学的撒谎，每年都在增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比傻游戏的基石。如果你喜欢做数学题，你把他们每年的增长率加在一起，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三：按需分配的政治数学。中国真是个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国家，不仅盛产统计政治学，而且是产生政治数学的温床。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大幅攀升到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非正常死亡总是持续下降到不准人们说出具体名字和数字的地步。数字在中国是按需分配的，而分配的权力自然在官方手中。

 

四：国家发展得不好，是人死得不够多。多难兴邦的逻辑前提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够好，是因为灾难还不够多，死人还太少，大家不要怕地震加人祸死了近十万人，应该多死点，这个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穷人死光，留下太子党，中国就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了。嗯，多难兴太子帮。

 

五：灾难为什么经常发生呢？那是我们的胜利还太少。一次大地震死了近十万人，只有七个胜利，真是太少了。好在拜政府六十年来的功劳所赐，非正常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才比较轻松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胜利辉煌，死人打造。

 

六：灾难为什么战胜不完呢？灾难经常发生，不期而至，不必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加以预防，在中国已成一个常态。为什么呢？你要是把灾难完全战胜完了，他们哪里去找战胜灾难的机会呢？所以为了官员们官阶的可持续发展，请屁民们配合，向余秋雨大师学习，保持灾难战胜不完的动人气氛。

 

七：作为屁民，你为什么要不得好死才行呢？那是为了有机会体现党疼国爱，发挥你作为一个死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后贡献。官方的思路的确历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在泄露党国机密。

 

八：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家缺少想像力呢？那是因为中国现实的残酷、无耻超出了小说家的想像力。可怕的现实把中国小说家们的想像力全给噎住了，所以小说家们只好在现实的阴影底下苟延残喘了。

 

九：中国演员的表演功夫为什么那么差呢？那是因为我们政府表演才能太牛逼，央视每天的新闻联播，就是领导们持续不断表演的剧场，谁还对中国演员于政府的拙劣模仿感兴趣呢？

 

十：坏事怎么转变成好事呢？就是把坏事尽量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这坏事是怎么造成的，不必用制度变革去制止，因为制止坏事的发生，就是减少了自我表扬、自我圣化的机会，减少了“伟光正”的出镜率和上报率，这样还不如让坏事持续不断存在的好。只有这样坏事才能根据官方的需要，变成他们所能掌控的好事。依此类推，化悲痛为力量，不是将你的悲痛化为替你冤死的孩子维护正当权利的力量，而是要你化为官方所需要的力量，最终把悲痛独自留给你。

 

2009年5月20日8：29分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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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时代》周刊乱捧中国“伪人”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评选出“2009年全球百名最有影响力人物”，在“领导人与革命家”这个选栏中，中国有两人上榜。《时代》周刊近年一直进行这种所谓的“评选”，但这不是来自全球选票，也不是公开的专家评定，而是这家刊物自己的闭门造车，硬生生地给自己制造一个“powe”。在这家刊物影响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要用这种自己加冕的权力，增加刊物的影响力。但他们从不列出，“影响力”的指标都有哪些？正因为没有指标，所以就有他们为所欲为、滥施“权力”的余地。但其荒唐性，则越来越明显。仅从这次入选的两名“中共高官”，就能让人看到这一点。

这两名入选者，一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另一位是副总理王岐山。《时代》周刊说这两个中共官员具“全球影响”，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不仅荒唐，简直是自我作践。

●习近平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习近平是中国人都知道的“太子党”成员。他父亲习仲勋是跟毛泽东打江山、建立暴政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曾被毛夸成“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当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权倾一时。在这种背景下，他的儿子习近平有广泛的官场人脉关系，以此进入仕途，先是给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飙做秘书，然后到下面当县长，不久升到省长，一路青云直上。

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即使是太子党，如果有真才实学，当然也可担当大任。但习近平恰恰是个不学无术的平庸之辈。我们首先看他的学历：中国的大学文革时取消了考试入学，靠基层党组织“推荐”，让革命分子（或官员弟子）进入大学；直到1976年毛死后，第二年才恢复高考制度。习近平不是凭本事考入大学，而是在1975年被党组织“推荐”进入北京清华大学，这样的学生当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他不是学文科，专业是化工。但他毕业后却进入军队，然后就以现役军人身份，到中央军委给后来做了国防部长的耿飙做秘书，可谓一步登天，自由出入权力中心的中南海。这个“工农兵学员”现在有了“法学博士”头衔，因为他在1998年到2002年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研究班”学习过，因而就获得“博士学位”。但从网上可查到的习近平简历，这个期间，习近平正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被调到浙江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等。有这些重要职务，一定公务繁忙，那习近平怎么学的博士课程？而且这些职务都是在外省，他怎么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听课？按惯例，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在国家图书馆都可查到其博士论文。可有学者查过，根本就没有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一个没有到学校上课，也没有博士论文的人，怎么拿到的“博士学位”？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职研究班”，怎么就可以授予正式的“法学博士”学位？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吗？而这样的“伪人”，就拉开架势，准备接任胡锦涛，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宣扬暴君逻辑

正是这种不学无术，才使习近平在今年初访问墨西哥时，有了中国领导人近年出国访问中，最愚蠢、最没水平的一次讲话。他在当地对华侨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习近平这一席话，显示他的思想水平还完全是一个专制君王的状态。因为按照习的逻辑，那么现在的北朝鲜，也没有向世界输出革命（他们想输也输不出来），也没有输出饥饿和贫困（只是饿死自己的国民），也没到外面去折腾（没有本钱），那么国际社会是不是就不能批评金正日的专制统治，不可以过问那里的大众死亡？过问了，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一位中国网民调侃说，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一个暴政产生的人道灾难，只要是国民死在境内，别人就得闭嘴；如果我是个暴君，那我百分之百支持这种理论。

习近平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暴君逻辑。如果它可以成立，那么斯大林的暴政、希特勒的大屠杀、毛泽东的文革浩劫等等，外界就都不可以过问了吗？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领导人还公开宣扬这种暴君的逻辑，这在全世界领袖中真是罕见，实在是一大丑闻。

另外，习近平的“吃饱了没事干”这种口气，也证实他的水平之末流。因为这哪像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讲的话？哪有一点最基本的文化修养？简直像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在讲话，真是中南海大餐吃饱撑的，才撑出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自以为是、井底之蛙的不可一世。如果将来习近平接替胡锦涛，中国就将由这样一个山大王来统治。而《时代》周刊竟把这样的人捧为对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影响”什么？难道让全世界的人都当草包，接受这种流氓无产者的思维和语言？

● “太子党”王岐山官运亨通

入选的另一个中共高官王岐山，跟习近平一样，也是个太子党；虽然王的父亲不是高官，但他妻子姚明珊的父亲姚依林，官拜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是跟毛打江山的那代人，文革时被“打倒”。1973年，姚又被毛泽东和周恩来起用，出任中国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在这同一年，王岐山就被党组织“推荐”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也成为“工农兵学员”。

1980年，姚依林升官了，当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这同一年，王岐山改行了，从他学的民国史专业，转向当代经济研究。1982年，姚依林又高升了，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官至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这一期间，王岐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机构，然后就开始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

姚依林被称为当时中共总理朱镕基的“良师益友”，曾对朱提携关照。朱当上总理，自然知恩图报，王岐山则成为“爱将”，再加上姚依林和中共另一个高官李鹏关系密切，于是他的女婿更是人脉广泛，官运亨通，从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直升到海南省委书记，但只当了五个月，就被调回京城，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然后就是市长、政治局委员，去年出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共产机器上的“小政客”

王岐山被认为“很滑头”：为人处世圆滑，政治上狡猾。他做北京副书记、副市长时，中国发生了“萨斯”传染病。当时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瞒报疫情而被撤职，但同样也负有责任的王岐山却没事儿。前任市长陈希同、贾庆林留下很多人马，有评论家说，王岐山处理跟他们关系上也相当圆熟。王的助手、副市长刘志华贪污案，他也没受到牵连。

去年初他担任副总理后，主管金融、商贸、质量检查等，但在这个期间，中国出现三鹿毒奶粉事件，造成成千上万的婴幼儿病残，他作为负责全国质量检查的最高官员，也是没事儿。

他的狡猾，还可从拒绝关照包遵信上看出。八十年代，包遵信主编《走向未来》丛书时，王岐山是包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包遵信后因参加八九民运坐牢，被开除公职。去年包去世时，曾为王岐山同事、现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特意给王岐山写了封信，“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但王岐山不是“大政治家”，只是共产党机器中一个“小政客”。不要说对批评中共者及其家属敬而远之，他本身就是镇压机器的一部份。

《时代》周刊选出的“2009年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中，有习近平和王岐山这种典型的共产政治中的政客，足以证明其“权威”有多大：坦然选了两个中国“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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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异乡人迈克

我刚收到寄自布拉格的明信片：“辛格（Singer）说：生命是坟墓上的舞蹈。让我们相见。你的美国叔叔迈克（Michael）。”明信片是张带有怀旧情调的黑白照片：一杯咖啡旁放着一朵野菊花。上面印着英文“地球书店兼咖啡馆”。典型的迈克风格。大概他此刻就坐在布拉格这家英文书店，呷着咖啡，在黑白的忧郁情调中等待他绚丽的情人。

我和迈克是一九八五年在荷兰鹿特丹诗歌节上认识的。那是我头一回出国，语言和文化上的时差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但迈克忧郁的眼睛让我记住了他的话，他要请我第二年春天到伦敦朗诵。我果然如期来到伦敦，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考文特花园的一个小剧场朗诵。和我同台的是一位罗马尼亚的女诗人，可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她的政府不肯放行。迈克站在聚光灯下，挑选着词句，委婉地批评了齐奥塞斯库政府，他不想给这位女诗人带来麻烦。散会了，迈克把我带到酒吧，介绍给他的同行们。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凑够请我来的经费，他就像卡夫卡小说里的主人公，去敲开一扇扇官僚机构的门。

迈克长我三岁。他七十年代初从美国搬到伦敦，安家落户，娶妻生子，染上了一口伦敦腔。为什么离开美国？他在一次访问中这样回答记者：为了寻找诗歌上的精神家园，像前辈诗人庞德、艾略特那样。可大英帝国并未向这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骑士致敬。

他请我到他家做客。他们的生活，按英国人的标准算得十分清贫了，但仍保持着一种读书人的尊严：书在家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他在区图书馆有一份半日的差事，勉强养活四口之家。他的夫人汉娜是波兰人，精明能干。小儿子刚出生，大儿子嘎比四五岁，有着同龄的孩子没有的谨慎。我想这个小迈克多少反映了他父亲的窘迫：用刻板的小职员的生活来捍卫他的诗歌世界。谈起诗歌，他的眼睛湿润了，言辞也变得犀利起来，这无疑才是当年来伦敦闯天下的迈克。

与英国有缘，赞助这次活动的英中文化协会请我到杜伦大学做一年的访问学者。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和妻子带两岁的女儿来到英格兰东北部的幽静的大学城。这里低头看书，抬头看著名的大教堂。我有时去伦敦办事，顺便看看迈克。出于中国人的礼貌，我也请迈克有空到杜伦来玩。没想到迈克竟全家出动，应声而至，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离开伦敦，离开那个临时图书管理员的位置，迈克变成一个可爱的梦想家，他有很多关于诗歌的计划，向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娓娓道来。在两次做饭的间歇，邵飞也被他拖进梦想的行列。他坚持要邵飞为他的第一本诗集配画，一家爱尔兰的出版社正在恭候巨著的诞生。那昏天黑地的诗歌的梦想穿插着孩子们的哭喊。第三天早上迈克一家走了，我连书也不看了，只看大教堂。

离开英国，我们又去了美国，回到中国，接着是多年的漂泊，我中断了和迈克联系。一九九○年春天我到英国朗诵，在伦敦试着给迈克打了个电话。迈克愣了一下，惊呼起来：“我的孩子，你在哪儿？我一直在找你！”对一个在街头电话亭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来说，这话的分量太重了，我不禁流了泪。我们约好在一家餐馆见面。迈克又是全家出动。坐下，他紧紧盯着我，眼镜后面聪明而忧郁的眼睛布满血丝。他明显发福了，看来年龄和家庭压力正在逼他就范。不，另一个迈克在说话。他愤世嫉俗，大骂英国诗歌界的堕落和势利，让我吃了一惊。我问起邵飞为他配画的那本诗集，更让他生气：出版社毁约了。看来这个世界成心要毁掉一个诗人。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倾泻了对世界的所有怨恨后，突然沉默了，喝着杯中的残酒。我看着他的儿子，提议去买两本书给他们作礼物。进了附近的一家书店，迈克的表情变得明朗起来，像被内心的灯照亮。他为他的两个儿子各挑了一本书，让我签名。他叮嘱嘎比要好好保存，仿佛这不是本书，而是他的精神遗嘱。嘎比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轻轻地说了声：谢谢。

一别又是几年，我偶尔收到迈克的明信片，都是简短的，跳跃式的，像诗歌笔记。他的字迹小得几乎消失。我请他用打字机，他最后屈辱地接受了。他把愤怒和绝望诗意化——诗越写越好，每个词都获得了重量。

一九九三年我在荷兰，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兴奋地说，应该热爱生活。接着告诉我他不在图书馆里混了，而成了布拉格国际书展的主任，公司设在伦敦，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也就是说，他下海了。我真心为他高兴，这也许能让他在吞噬灵魂的官僚体制外透透气，至少他可以用“公家”电话跟我聊聊天。我搬到美国，早上总是被来自伦敦的免费电话吵醒。他的话题跳来跳去。除了诗歌，他开始抱怨工作，抱怨老板和同事，然后转而抱怨他的老婆。汉娜几乎成了魔鬼，要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的写作。我闻出家变的味道。

一九九五年春天，迈克坚持要我参加他主办的布拉格国际作家节，但又无法负担路费。我有生头一次自费去朗诵。能看得出来，迈克真心地喜欢布拉格。几乎每天晚上他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但我嫌太吵。在心惊肉跳的节奏中，迈克告诉我，他在伦敦暗恋上一个捷克姑娘。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又告诉我，国际书展的主办权已被捷克人夺去，他们公司只好改行搞服装展览。我安慰他，至少他能整天和漂亮姑娘在一起。

同年夏天，我从巴黎坐火车通过海底隧道去伦敦，正赶上迈克的生日。他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我带着一条法国名牌领带和一瓶波尔多红酒，和住在伦敦的诗人胡冬一起赴宴。迈克已经和老婆分居，等着办离婚手续。他在伦敦北郊的富人区租了一个相当舒适的公寓，后窗临湖，晚霞铺在水面。家中并没有别的客人，孤独的迈克。我们打开一瓶红酒，为他的生日干杯。酒后他的话多起来，抱怨汉娜通过离婚抢走了嘎比，还要进一步敲诈他。在我们去饭馆前，他给嘎比打了个电话。他告诉儿子，北岛在这儿。我又想起我这个精神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迈克失业了，他决定搬到布拉格去。这从美国出发的旅行，经过伦敦，最后终于抵达欧洲的中心，历时二十五年。他的旅行速度远远赶不上跨国资本对梦想的覆盖速度。布拉格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说，嘎比怎么办？

前年年底，我和迈克在迈阿密海滨的遮阳伞下喝啤酒。这是我们头一次在美国见面。他的老父亲就住在附近。我突然问：“你不想搬回美国吗？”“不，这不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像你一样。”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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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个人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出现。改革开放30年来，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与集体主义社会全面解体，自我意识、个人权利的观念空前高涨，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已经来临。不过，在当代中国的个人主义之中，占主流的似乎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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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逝去的学风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历史学家，公认的宋史泰斗。

邓广铭研究古代史，最早却以新文学为人所知。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之前，他曾就读于辅仁大学，恰逢周作人来校讲新文学。周作人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谁知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

结果这本笔记当年就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老友张中行后来感叹，周作人讲课北调搀和南腔，其中又有不少专业知识，颇不易记，邓广铭却像是轻而易举，不止记了，且接着就印成书，“一个初进大学之门的学生，才竟如此之高，学竟如此之富，简直不可理解”。

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复振”的希望，所以“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然而，这一件工作却并不容易做，因为《宋史》阙误特多，而在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故“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

由此可见，欲治宋史，必须有勇气、有才学。邓广铭无疑就属于这不多的“几人”之列，史学大家周一良甚至认为他堪称“20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

邓广铭穷毕生之力研究宋史，而他早年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又萌发了写中华民族英雄人物传的念头，于是以史笔为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立传，为他们钩沉、辩诬，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评价。他写王安石，写的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写陈亮，是写“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特立独行气概；写岳飞，写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志。

他的《岳飞》被称为名著，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巧合，出版正赶上那场民族战争的胜利。”邓广铭的女儿邓小南告诉记者，“书是在抗战中写的，里面寄托着他的慷慨报国之心。”上世纪80年代此书增订再版，印数达到17万余册，对于学术著作，这是少见的印数，可知此书受欢迎的程度。

邓广铭写这些豪杰，同时也将此种情怀躬行于自己的人生实践。长期随伺父亲左右的邓小南对父亲的印象是两个词，耿介和磊落。“他们那一辈学人，经过那么多曲折，很多人改变了，但他总体上还是磊落的。他自己在‘运动’中有过违心的言行，这他从来都承认，承认得也很磊落。”

一些老朋友默认学界不良之风，邓广铭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学术商榷文章，总是直指根本，非常尖刻。家人劝他随和一点儿，他却斥之为“乡愿”。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时代变了，然而邓广铭依旧沉浸在他以往的理念中，依旧渴求思想的交流甚至交锋。他的不肯屈就，使他在晚年失去了很多本来能够谈话的朋友，以至于家人不时能察觉到他精神深处的孤寂。

邓小南说，其实父亲晚年珍视每一次沟通交流的机会。他耳朵不好，戴上助听器效果也不大，凡有电话找他，他会立即让家人搬来一张小椅子，端坐在那儿，双手把着电话筒，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上面……说到这里，邓小南的声音有些悲凉。

邓广铭一生，有声有色，有棱有角。在临终前的病榻上，他对女儿说：“我死了以后，给我写评语，不要写那些套话，‘治学严谨、为人正派’，用在什么人身上都可以，没有特点。”

也许，葬礼上的一句挽联会符合先生的心愿：“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老友季羡林在回忆邓广铭时提到过一个词“后死者”，感慨于这个词里面所蕴含着的哀思、回忆、抚今、追昔，还有责任、信托。季老以“后死者”自勉，反观已逝的邓先生，他又何尝不是岳飞、辛弃疾、王安石、陈亮……这些宋代大豪杰们的“后死者”呢？

此情境，“千古知音”一句，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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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民众因何为邓玉娇鸣不平

巴东警方5月18日的一纸通报，让邓玉娇案再掀波澜。也许警方认为不言自明，当以最新的通报为准。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命运，关系到涉事官员的罪与非罪，更关系到普遍性的社会公正，所以民众不会主动地接受这个更新版本。我以最大的善意揣测，也许警方并无他意，仅仅是凭着严格的职业精神，让表述更加准确而已。但是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所有的主干和细节的更改，全都指向为涉事官员开脱罪责、陷邓玉娇于刑事犯罪的方向？

在最新的通报中，两个关键的事实变得含混起来：其一，涉事官员中的死者邓贵大并没有向邓玉娇索要“特殊服务”，而是黄德智要求“异性洗浴服务”；其二，涉嫌强奸犯罪的暴力行为，也就是邓贵大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变成了争吵中的两次“推坐”。其他细节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比如案发现场休息室变成了水疗区和休息室两个地方，休息室里也出现了两个劝架的服务员，等等。

警方要么没有想到，要么根本不在乎，这一纸通报引发了更大的民愤。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主流媒体的评论员和法律学者、维权律师，他们舆论斤斤计较于警方的雕章琢句，致力于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追求公平与正义；另一部分是更为广大的民间舆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警方的雕虫小技，看到的是此一事件反映的社会问题。

无论警方怎样遣词造句，也无法否认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在遍布各地的洗浴、按摩、KTV、发廊等所谓的“娱乐休闲”场所，存在大量的名为“特殊服务”或“异性洗浴服务”的性交易，而这些地方的顾客，有些来自地方官员。最大的问题不在性交易本身，而是由于这些官员消费者的存在，其间的权利关系被不受制约的权力极大地扭曲了。在正常的社会，官员涉足这些场所比别的人士要有更多的顾忌。但是在很多地方，他们表现得更加嚣张。在此案中，就算这几个官员找错对象，误把邓玉娇当作“特殊服务”提供者了，被对方明确拒绝之后，他们为什么会恼羞成怒呢？邓贵大还要掏出一叠钞票来扇打她的头———这个动作，包含着一个习惯于滥权的官员的羞辱、利诱和恐吓。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时候邓玉娇所受到的羞愤和压力有多大？一个弱小的服务人员，被定位于“不提供特殊服务你在这里干什么”的角色，她该怎么办？和很多人一样，邓玉娇选择了忍辱离开。但是这样并不能让滥权者满足，邓贵大将其按倒（或者“推坐”吧）在沙发上。她再欲起身离开，又再被按倒（或“推坐”）。假如她没有挥刀反抗，其结果将会如何？被激怒的官僚会轻易放过她吗？就算没有大家所设想的强奸或轮奸（也许只是我自己难以想象），一顿包含性侵犯的羞辱一定是难以避免了。而且在羞辱之后，他们就会善罢甘休吗？邓玉娇在他们的地盘上如何混下去？在那一瞬间，也许她感到了深深的绝望。谁能告诉我，此情此景中，一个注定要被羞辱的命运，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反抗？

也许有人会说，苟且偷生，选择顺从吧，甚至把强奸当享受。这听起来十分荒谬，其实大有市场。出于对暴力行动的恐惧和反思，这些年来人们对顺从和忍让的要求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主流媒体也不例外，还加了一条：留下法律证据，去依法维权。依法治国是十多年前提出的治国方略，得到了媒体和法律学者的普遍认同。维权律师也把“依法维权”作为一种主要的策略。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一些地方的官员和警方对于法律的“利用”，可能导致对这些努力的毁灭性打击。普通民众会发现，原来地方官员可以“依法强拆”、“依法跨省追捕”、“依法打击上访者”，一些地方的警方更可以“依法从重从快”、“依法送进精神病院”、“依法秘密办案”，甚至连邓玉娇到底有没有投案自首这样简单的情节，警方也“依法”不能确认。

还有，官员凭什么认为自己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享受“特殊服务”呢？是他们在生理上属于另类吗？还是他们的收入特别高———一个镇的招商主任的法定薪水到底有多少，钱多得随手可以掏出来砸人？不，都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一个可能难以用法律数据证明，但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是，这些基层官员的消费，相当部分来自公款。他们滥用公款，带来的不仅仅是浪费，更是对普通民众的羞辱和欺凌。

这些才是民众愤怒的真正原因，它们可不是警方一纸聪明的通报就可以掩饰过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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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中国顶尖知识分子遭最高层点名警告

来自北京的消息说，三位在中国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遭到一名政治局常委在内部会议上的点名批评，指他们“向党发难”，如果他们拒绝接受“教育转化”，面临被开除公职的处罚。这是中国官方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前夕，对在职知识分子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讯号。

这三名在日前中纪委会议上被点名批评的知识分子是沙叶新、徐友渔、刘军宁，他们在中国文艺界、学术界属于领军人物，最近令当局愤怒的原因是他们参与签署了《零八宪章》。

消息人士说，中共一位政治局常委斥责，参与签署《零八宪章》，就是“向党发难”，就是用行动来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甚至企图推翻共产党。

消息人士说，中共当局给《零八宪章》的定性，认为是“敌对势力”对中共容忍底线的测试。

当局拿沙叶新、徐友渔、刘军宁开刀，毫无疑问是企图阻嚇更多的追随者。

沙叶新，生于1939年，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5年-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主要作品有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马克思“秘史”》等。


沙叶新

沙叶新的作品屡屡遭禁，最新遭禁的是各类作品的选集《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香港田园书局出版）。沙叶新日前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标题就是“不为权力写作”。

二十四年前，新华社的报道称沙叶新是“党的作家党的人”，后来又不知是谁率先将他列入“异议作家”。沙叶新说：“当初称我‘党的作家党的人’，我没感到特别光荣，反而觉得有点难以为情。后来又称我为‘异议作家’，我也不感到特别惊恐，反而觉得有点快意。二者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异议这个称呼。有异禀的人，才会有异议；有异议的人，往往有异禀。异有什麽不好？异花奇卉，异宝奇珍，异彩纷呈，异趣盎然，异军突起，异想天开，这样的世界才能日新月异。尤其是对落后腐朽的极权政治更应该持有异议，更应该鼓吹‘异端邪说’，这样才能解除一切对精神的禁锢。”


徐友渔

徐友渔，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等著作。

徐友渔在学术领域对分析哲学以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处于国内前沿地位。《“哥白尼式”的革命》于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1996主持完成并与陈嘉映、周国平等合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与哲学》，在当代汉语语言哲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1999年于香港出版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被称为研究红卫兵问题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学术有所积累和造诣后，徐友渔致力于将分析哲学之逻辑与经验（实证）的方法和精神融入中国当代现实，关心社会、政治与民生问题。1995年后学术重心转向对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开始就自由主义、后现代思潮、文化大革命、文化传统主义、宪政、共和等时代焦点问题发声。


刘军宁

三人中最年轻的刘军宁，安徽人，1961年生，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2002年，因被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该所开除。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刘军宁作为年轻一代自由主义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鼓吹宪政，影响了王怡等一大批后来的自由主义学者。近年研究保守主义。他思想虽然犀利，而且关注公众话题，却被学界公认为并不激进。

2004年，徐友渔和刘军宁都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列入“50名公共知识分子”。

沙叶新已70岁，早已退休，公职对他牵制不大；但是徐友渔和刘军宁则是正当壮年的学者。

观察家说，1987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名知识分子遭邓小平点名后，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仍保留公职。这次中共威胁将三位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开除公职，使他们可能陷入失去生活来源的困境，显示中共在提升对有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的惩罚层级。

观察家说，中共总结了“六四”事件发生的教训，过去20年来叠床架屋、铁壁合围，编织起针对异议分子的天罗地网，防止一切可能的政治动乱。即将在香港出版的《2009中国本命年》，披露了中共各种应对政治反对运动的机构与对策。

据悉，《2009中国本命年》一书介绍了当局控制思想舆论的机构和主要官员，以及控制新闻媒体、网络、专业人士和公众意见领袖的最新举措。与过去权力机构直接出面强力高压，甚至拘禁、流放的方式不同，更多地采取间接、“柔性”方式，其突出特点，就是由其所在的单位、所处的专业领域机构，将学者本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和利益，部分和全部收回，以此作为达摩克利斯之剑，钳制和威胁那些热爱专业、投身事业的知识分子。

例如：对于学者，通知其单位在其申请科研项目经费、升职、招收研究生和开课等问题上设置障碍，并向媒体下达黑名单，禁止刊出其作品、出版其书籍，直至解聘、开除；对于律师，通过定期审查执照，褫夺其律师资格；对于媒体从业人员，则通过换发记者证，剥夺其采访资格。

《2009中国本命年》介绍，2009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正在抓紧建立“新闻从业人员不良记录数据库”，将存在不良记录的人员全部记录在案，并向社会公开通报。根据其情节严重程度，对“不良从业人员”实行分级惩处：第一级是情节恶劣的，终身禁入新闻采编行业；第二级是情节严重的，吊销新闻记者证，5年内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第三级是轻微违规行为的，要对持证记者提供批评、警告，在行业内进行公开通报。而其它行业的“不良记录数据库”，据闻也在筹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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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温江“一打三反”的一条材料

对于四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的各个阶段，我都有了解的兴趣。五七反右固然是我的一个关注重点，但文革也是我想了解的一个领域。抽象地否定或者肯定一段历史，当然很省事，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应当尽量避免的。对于四九年后许多不堪的历史，我们自然可以义愤填膺，因为这层出不穷的运动是对人之尊严的伤害与人权的侵犯。但当我们要落笔着墨的时候，却也不应该丧失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审慎态度。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以具体的材料说话——尽管现在档案不开放，对于研究者来说有许多的不方便——但我们可以从掌握的有限的材料里，做个案研究，以便逐步弄清事实真相。

对于文革中“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铺张浪费、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运动，我看到有不错的单篇文章如丁抒的《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丁抒大量使用了公开出版的各地县志，是个很好的研究思路，取得很不错的效果，但小范围内的第一手材料依旧是不可缺少的），看到过研究者如周伦佐在《“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里部分章节的论述，还看到了方子奋《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这部回忆录里因“一打三反”而惨死的冤魂。高华先生最近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9年至1971年部分，由于尚未看到该书，不知对此事有何评述。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没有看过专门研究“一打三反”的专著，这对于研究死难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中不知有多少是因“一打三反”而迫害致死，这恐怕已很难统计）、派系斗争、运动性质等，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美术家史张郎郎以他的亲身经历，丁抒以他的研究都证明了“一打三反”是掌权者通过法律这个“国家机器”对不同思想和异端学说的镇压。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所谓的不同思想和异端学说是派别报复、公报私仇的幌子，是掌权者裁赃的把柄。近来因看到两份与“一打三反”有关的材料，更清楚地映证了这一点——当然农村与城市有所不同，应该区别对待，进行个案分析——其一为1970年6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温江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温江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通知》（铅印，32开，6页），其二为1971年2月3日茂汶县 “一打三反”办公室的《前锋公社“一打三反”运动情况汇报》（打印，32开，14页）。前者注重结果，内部探讨和宣判罪行，后者重在对于“一打三反”的过程作汇报，且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自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以后我会专门做一个案研究）。现在只对温江县这件“一打三反”的材料做个简略说明，以见一个普通县份一打三反的基本情况。

温江县是成都近郊一个比较富庶的县，现属成都温江区，但在三年大饥饿时候也死了不少人，这方面东夫先生有不错的回忆与研究。这条材料中以“通知”的形式说，他们是根据（1970）3、5、6号文件和（69）87、88号文件下达的背景下，展开“一打三反”，这一点应该是全国的情形。“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这个五个文件，迅速彻底改变四川落后面貌，深入发动群众，打击一小撮敢于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维护社会秩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决定最近公判一批罪犯。现将尹邦彦疯狂散发反革命传单案等12件、17名罪犯的犯罪事实印发全县，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干宣队组织革命群众及时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由各公社（镇）、县级各大口（学校）革命委员会、会议领导小组；汇总在六月二十八日前速告我们。”在这条通知的结尾他们特别注明：“此件只供讨论，不得张贴”。这说明这条供讨论的材料，与惩处的实际结果可能有差别，只有改日用其他档案材料来证实。现在12件案子、17名犯罪分子因何被惩处的原因抄录于后，可见“一打三反”主要的惩处手段和打击对象。

1：疯狂散发反革命传单犯尹邦彦（男，28岁，灌县人，地主成分，其父1957年被刑劳改）。传单“内容极其反动，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2：阶级报复反革命杀人犯首犯卢世泽（男，24岁，什邡人，地主成分）、同案犯周炳兴（男，27岁，温江人，1949年解放后，两次随匪叛乱）。“卢犯思想反动，曾因书写矛头指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字句，被温江县粮食局副局长、党总支委员、前寿安粮站主任游栋良同志批评，因而怀恨在心”。

3：逃亡反革命杀人犯张俊（男，44岁，温江人）。“特别严重的是公开在群众大会上，呼喊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4：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犯谭昌友（男，81岁，温江人），谭犯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并书写了近千字的极端反动的顺口溜，极端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为封建地主、反动阶级、蒋匪招魂“。

5：行凶杀人犯孙建康（男，20岁，崇庆人）、行凶杀人犯谢立伦（25岁，崇庆人，地主成分）。

6：反革命抗拒改造犯张德闻（男，37岁，温江人，反革命分子）。“张犯1959年书写、投寄反革命信件，被判刑十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抗拒改造，四处窜联，网罗一批地、富、反、坏分子，大肆翻案，恶毒攻击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7：现代反革命集团主犯周德全（男，32岁，温江人）、同案犯邓世明（男，29岁，温江人）、同案犯杜树开（男，30岁，温江人）、抗拒改造，反革命集团同案犯范全汤（男，31岁，宜宾人）。“周、邓、杜、范猖狂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多次参与兰犯（兰金忠，已另案处理——冉注）密会聚谈，极其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狂妄已极，并企图在温江建立反革命‘据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8：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何书虎（男，29岁，温江人，地主成分）。“何犯1964年以来，以各种手段网罗一伙地、富、反子女，经常互谈反革命家史，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6年以来，经常收听敌台，大肆扩散。极其恶毒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伟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猖狂翻案，幻想复辟。”

9：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私刻公章犯熊成发（男，30岁，温江人）。“熊犯思想反动，好逸恶劳，长期流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猖狂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10：抗拒改造、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李尚明（男，39岁，温江人）。“李犯一贯坚持反动阶级立场，抗拒改造，在群众中大肆散布封、资、修毒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想变天复辟，大肆进行反攻倒算。”

11：诈骗、投机犯鞠玉书（男，24岁，温江人）。

12：惯盗犯冯昌贵（男，23岁，温江人，其父曾因惯盗罪被送劳教）。

从以上罗列的“一打三反”材料来看，十七人中只有四人不涉言论和思想问题，是纯粹的行凶杀人、许骗、投机倒把、盗窃犯。也就是说因为思想和言论问题而在一打三反被惩处的人占77%，占12件案子中的75%.因言论和思想问题而这么多人受惩处，也变向证明“一打三反”是籍国家法律来惩处派系斗争的运动实质，同时也为一些人挟私报复找到了一顶可以不负责任的国家帽子。这也吻合我所看到的一些回忆录和研究者的文章中所说的“一打三反”的具体情形。

2009年5月19日至5月20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