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文本”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倘脱离其社会背景，无视其后果，便无法正确、深入分析它的意义。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们却总是习惯于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习以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将“文本”从社会脉络中挖出，使之成为与社会变动和发展完全无关、完全隔绝的“独白”。言说没有背景，思想没有来龙去脉，郢书燕说，自难避免。现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亦源于此种“唯文本”研究――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确实不乏这类激烈论述。其实，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教育在近代中国并非无源之水，从洋务派创办种各“洋务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只到 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但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对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养成。因缘际会，新思想在几年间便由少数人的观念在知识界、教育界蔚为大国。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认的“中国教育联合会”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蒋梦麟任总编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19和1920年这两届年会中都讨论过学制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殊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Dewey，John）和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Monroe，Paul）先后来华，在全国各地演讲，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响。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学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广东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决议以广东方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会议开始，教育部特派员代读了教育总长汤尔和的简短致辞，然后就开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广东学制改革草案，实际希望联合会赞同教育部学制会议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对此，与会代表愤怒异常，大表不满，会议很难继续开下去。这时，胡适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教育部打官腔，完全不提广东方案，指出联合会也可以完全不理会教育部学制会议方案，直接讨论广东方案。但这样双方彼打官腔，无法对话、沟通，终究不成事体。他提醒大家说：“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方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胡适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会员的赞同，但有些激进者仍不满意。一位浙江的许姓代表仍上台大骂教育部：“教育部是什么东西？配召学制会议？学制会议是一班什么东西？配定新学制？你们请看这本学制会议的新学制，那里有革新的意味，全是保存旧制。什么学制会议？明明是和我们教育联合会开玩笑。现在的教育总长、次长是什么东西？汤尔和、马叙伦都是我们浙江人，我现在兴之所至，且把他们的丑历史报告诸位听……”于是他在台上大骂总长汤尔和与次长马叙伦，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也只能坐在台上静听。（《记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新学制的经过》，《新教育》第5卷第5期）不知这是当时民主的反映还是政府权威的阙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痛骂教育部、教育总长和次长当然大快人心，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会下，各方密切磋商，寻找解决方案。最后，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专们拜访胡适，请他斡旋。在胡适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表示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适提出折衷修正案。胡适起草新提案时，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方法，使“旧瓶装新酒”的新提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

“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只到现在我国依然实行这一学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的第三、五条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他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胡适的态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运动已进高潮的1918年初，他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规范化、城市化办学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尤值一提的是，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最典型代表的《新青年》上。

1922年到1949年，近三十年间的中国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腐败不堪。然而，教育却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人才辈出，盛极一时。许多学术、文化大师的成就，至今仍难企及。今天，人们仍不断追念、感怀那时的“老大学”甚至“老中学”，亦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

一名在爆炸中受伤的船民被送往医院。（Paul Kane/Getty Images)

4月16日，一艘载着47名阿富汗人、企图闯入澳洲的船在被澳洲海军拦截之后，发生爆炸，至4月21日，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还有约五十人受伤，包括澳洲海军人员。此事在澳洲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也引发一次小小的政坛风暴。

其实“船民”闯关之事，对澳洲来说并不新鲜，相反是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这一次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当然首先是因为有生命的损失在其中，其次则是因为陆克文政府在2007年上台后，较大幅度修改上了前任政府有关处理“船民”问题的政策，因此大家在议论：非法船民再次闯关，是否是现任政府的政策不当造成的？

陆克文执政后，废除了他的前任何华德制定的“临时保护签证（Temporary protection visa）”和所谓的“太平洋方案（Pacific Solution）”。“临时保护签证”是何华德政府用来“对付”非法闯关进入澳洲的难民申请者的。他们只能得到临时的保护签证，拿着这种签证，不能到海外旅行，不能在澳洲工作，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待遇，也不能担保家属到澳洲来。

与此相反，能够合法进入澳洲并得到永久性保护签证者，则能立刻享受其他有永久居留权的居民的一切权利，甚至比一般技术移民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还多。

“太平洋方案”则是把非法闯关的船民送到太平洋中的一些小岛国上去，让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环境和状态下等待难民申请的处理结果，而不让他们进入澳洲本土。

这两项方案，以及强制拘留非法难民的政策，曾遭到各方面的批评，特别是将儿童也关押在难民营中的政策，更是受到人权组织的强烈抨击。陆克文2007年竞选期间就承诺要废除不得人心、又劳民伤财的“太平洋方案”和“临时保护签证”政策。在2008年8月，陆克文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给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申请者直接签发永久保护签证。

如何对待非法闯关的船民，在澳洲一直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一部份人认为，政策放的太松，会给国际人口贩子可乘之机，会鼓励更多人冒险闯关，一方面使澳大利亚的仁慈被利用、滥用，一方面会造成更多的生命损失，比如这次非法船民闯关，就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另一部份人认为，如果不是在原来的国家真的生活不下去了，那些船民怎么会冒着随时葬身大海的危险，在茫茫汪洋之中赌运气？而且从过往历史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非法闯关的船民，有90%最后都被证明是真正的难民——也即根据国际难民法，在原来的国家由于种族、宗教、政治等原因有真实的被迫害的恐惧，且在原有国家得不到保护的人。

近些年到澳大利亚非法闯关的船民主要是来自阿富汗、巴基坦、印尼等国。

其实，除了非法闯关的难民，合法进入澳洲申请难民的，每年也有好几千之多，去年光来自中国的申请难民者就有1200人。只是这些人因为是持合法证件到达后提出申请的，被视为很正常，因为未曾引起大的波动和媒体关注。

船民问题之所以会成为政治敏感话题，是因为在澳洲，政府是靠选出来的，所以在处理公众关注程度很高的问题时，如果某个党派的政策不得人心，就会失去选票，从而带来政治风险和损失。

此次的船民闯关造成生命损失的事件发生后，陆克文就一下处于压力之下。反对党一方面指责他放松政策才造成这种后果，另一方面指责他压制信息，未能及时公布船只爆炸的原因。爆炸发生之时，船上已经有澳洲海军人员在场。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非要到澳洲来呢？当然是寻求一个安宁、能免于被迫害的恐惧的生活。如果能获得澳洲的保护签证，几乎相当于一生的生活、包括儿孙们的生活都不用再发愁了。澳洲社会对于失业、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都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当然是那些饱受战乱、贫穷、政治迫害和社会动荡之苦的人们向往的“天堂”。

所以，只要世界上还有这些问题存在，澳洲大概也很难不受非法船民问题之困扰吧。

---

据中新网二零零九年四月三日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时表示：“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这是中国军方高层首次公开发出此类声明。这一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中国航母的讨论热潮。航母变成了“爱国贼”们意淫的最佳对象。

在中新网论坛“中国造航母，你是否会捐款”的调查中，近万名网友投票和参与讨论，超过八成网友表示愿意捐款。有网友留言说，“只要中国建造航母，我愿意捐出一个月工资”，更有网友表示“愿意捐出一年的工资，以支持建造航母”。还有网友建议，国家可以仿照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的模式发行“航母彩票”，为建造航母募集资金。这些网民偏偏忘记了，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的数据，至二零零九年三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两万亿美元，超过了世界主要七大工业国（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简称G7）的总和。中国政府只需从中拿出一个零头来，便可以建造数十艘超级航母，何须草民们杯水车薪地来捐款？中国不是昔日整军备战的日本明治政府，需要天皇省吃俭用，需要百姓过几年苦日子，才能建设一只现代化的军队，以此打败俄国和大清。中国政府财大气粗，温家宝总理在博鳌论坛上宣称中国是全球经济危机当中照亮世界的“明灯”，拔一根汗毛也比你们的腰粗。所以，哪里轮得到你们来捐款呢？你们的倡议不是扫了帝国的面子吗？很多时候，奴才比主人还要心急，主人还没有想到的法子，如发行彩票等，奴才便率先想到了。但是，奴才难道就不怕马屁拍到马腿上吗？

在中新网论坛“中国航母何时下水”的调查中，八成以上的网友选择“五年之内”；一成左右的网友认为是“六到十年内”，仅有不足百分之六的网友认为十年以后中国才会拥有航母。北京网友留言称：“早晚要建，晚建不如早建，建小的不如建大的，建少不如建多，我相信五年内中国航母编队必然可以成型。”来自福建的网友留言说：“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在家乡的军港看到属于我们海军的航母，到时候看谁还敢觊觎我们的海岛和领土。”很多“爱国贼”喜欢在虚拟的网络上捍卫遥远的“领土”，比如那些寸草不生的荒岛，却不敢在现实生活中捍卫自己和同胞被伤害的权益和财产。比如被房地产开发商侵占的绿地、缩水的房屋面积、被强行“代表”的意愿等等。因为，在虚拟的网络上当“爱国贼”是安全的，不仅不会受到网络警察的“关心”，还能满足加入类似“无物之阵”的“民族共同体”的虚荣心；而在现实生活中“维权”，则处处充满危机和陷阱，看看那些维权律师和访民的遭遇吧，地方政府的截访、驻京办的黑牢、警察的威胁、黑帮的殴打，还有北大教授“精神病人”的污蔑，哪个“爱国贼”敢去体验一番呢？

在“中国海军需要几个航母编队”的调查中，近八成的网友认为至少需要三支编队在役，分别部署东海、南海和北海，另有将近两成的网友认为中国应该仿效美国海军的模式，打造十支以上的编队。一位来自辽宁的网友在留言：“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建，建就多建几艘，别怕什么‘中国威胁论’，中国从不威胁别人，但也不该怕别人的威胁。”中国真的没有“威胁”过别人吗？习近平诸君在出访南美的时候，承诺不再“输出革命”。此言从反面观之，则昔日中国曾经频频“输出革命”、祸害世界——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如果没有中共在背后支持，哪能气焰熏天、杀人如麻？今天，中国又要变脸当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了。如今，究竟有哪个国家在威胁中国呢？中国普通公民的基本人权，并没有受到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犯；相反，侵犯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恰恰是中共这个独裁党和独裁党支配下的独裁政府。

众多网友还自发为中国航母征名，其中“钓鱼岛号”、“南沙号”一类的名字受到大多数网友的支持，“用这些敏感的领土来命名航母，代表着人民海军维护祖国海洋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心”。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应该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的名字来命名，“这是对革命先驱的纪念，也是对海军将士的鼓舞”。此外，颇受网友支持的名字还包括“北京号”、“长城号”、“炎黄号”等。一位军迷网友留言说：“当中国海军终圆航母梦时，作为一名军迷，我想我一定会激动得落泪，不管她叫什么名字，都是我心中的中华第一舰，是我们所有爱国军事爱好者眼中的宝贝。”可笑的是，那些保钓人士受到的最大的拦阻，却来自中共当局。党国安人员将保钓人士抓捕入狱的时候，保钓人士辩解说，他们是在做爱国行动，但国安人员却警告他们“不要给党中央添乱”。按照这种逻辑，建造航母，不也是一种“添乱”的、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做法吗？

近两年来，航母热在中国大陆日渐升温，打台湾、征日本、挑战美国的叫嚣不绝于耳。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大校接受央视访问，声称“我个人认为中国应当拥有航空母舰。发展一个航母，绝不单单是航母问题，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它能够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解放军报》刊登报道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对接收的首批五十名飞行学员进行了入学教育”。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将此解读为“中国航母飞行员培训班开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黄雪平大校在介绍解放军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有关情况时表示，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海军实力的具体要求。“中国政府将会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认真研究考虑有关问题。”在二零零九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原政委胡彦林上将在回答中国是否正在建造航母的提问时表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建造航母。他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已经具备建造航母的经济和技术实力。

航母一直是中国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梦想，如果中国真的拥有了航母，那些宣称“中国不高兴”的家伙大概会笑得合不拢嘴了吧，仿佛这是惟一可以让他们高兴起来的事情。但航母真的能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吗？许多出过国的中国人都深有体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国际上最不好用，不仅没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好用，也远不如香港特区的护照好用。之所以不好用，不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中国的独裁政治以及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国际形象的恶劣、公民素质的缺乏。大量的中国人不惜重金也要偷渡到异国他乡，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的官僚和商人，在欧美旅游的时候，也不改其随地吐痰、勇闯红灯、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使得许多西方人士将中国人看作野蛮人。中国的有毒食品和劣质产品席卷全球，从牙膏到奶粉，从轮胎到鞋子，问题曝光之后，还不断狡辩和反击。这样的国家能获得别人的尊敬吗？即便中国拥有了航母，难道以上种种情况就能迎刃而解吗？一个拥有航母的中国，可以让别人害怕，可以让别人嫉恨，但不可能获得别人的敬重和爱戴。

在我看来，即便中国拥有百十艘航母，中国仍然无法实现真正的“强国梦”，中国人也无法拥有真正的“幸福感”。在“大国寡民”与“小国富民”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据一份全球调查报告显示，国家形象最好、老百姓幸福感最强的国家，是芬兰、瑞典、挪威、瑞士、新西兰等国家，这些国家当中，没有一个拥有航母。这些国家之所以具备良好的国家形象和较高的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不是依靠疆域广大，不是倚靠武力威慑，也不是依靠暴发户般的消费能力，更不是依靠亿万民众的“统一思想”。恰恰相反，它们的优势在于重视教育和医疗，重视公民的民生与自由，其公民具有第一流的创造力和发明力。芬兰在“全球竞争力”评比中连续三年排名第一，台湾作家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一书中分析说，芬兰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教育品质，在于公司伦理，在于政府的优质服务。这些指标能够依靠一群耀武扬威的航母来达致吗？那些热衷于航母所带来的吸毒般的快感的“爱国贼”，倘若被打入中国的黑牢，遭遇到“躲猫猫”的厄运，他们还会对航母的话题如此津津乐道吗？

中国不需要航空母舰，也不需要类似的“尖端武器”。目前，中国周边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昔日的强邻日本，虽然是保守派的麻生当政，却主动削减军费开支。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深切意识到，和平建国、民主立国、科技兴国才是真正的出路。当年日本误入军国主义的歧途，一度拥有比美国还要多的航母，海军横行半个地球，但最后的结果是国破家亡，险些亡国灭种。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中国为何还要继续走穷兵黩武之路呢？中国的军费开支，近年来每年以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幅度迅速增加，而民生问题却日渐严重，贫富悬殊天壤之别，医疗改革挫败，基础教育停滞。央视拍摄的专题片《大国崛起》，不仅没有汲取大国兴亡的经验教训，没有发现大国强大、民众幸福的奥秘在于自由与民主的实现，反倒将“海权”扩张当作大国崛起的前提。如此荒唐的论调，自然助长了“航母强国论”的普及。其实，中国民众并不需要包括航母在内的庞大而腐败的军队及军备，而迫切需要政府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当那些贫困家庭的患病儿童不得不“自助透析”，当成千上万的农村孩子在豆腐渣校舍中丧生，当三分之一的适龄儿童不能完成基础教育的时候，中国即便拥有航母，难道就能赢得世界的信任与羡慕吗？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九日
北京家中

奥巴马的偶像是谁？是林肯、里根之类的，这些可都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啊。说起里根成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最不服气的就是克林顿了。里根在位时的美国经济哪里比得上小克当政的八年？

小克的名言是“傻瓜，是经济！”意思是，美国人民只要生活水平改善了，就会投票给你，就会支持你。他确实做到了这点，连选连任，在白宫搞了八年。甚至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年轻女实习生莱温斯基玩雪茄烟败露后，他的民意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实在让人怀疑：吃饱肚子后的美国人连政治正确和道德标准都丢掉了？

不过，历史开口说话了，里根总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显然大大高于克林顿。现在，美国人（包括政界和媒体）谈论里根的时候远远多于克林顿时代。我们每一次到华盛顿，都要进入里根机场，而连克林顿的影子都看不到了。我想，郁闷的一定是克林顿。他是不是在反思，从而在那句对他人喊叫的名言后加上一句对自己的自言自语：傻瓜，不完全是经济啊……

经济非常重要，但在决定一个总统的历史地位的时候，却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国家制度的变革，对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提升和保护，对整个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奥巴马和马英九也同样清楚。就拿奥巴马来说，他崇拜的林肯和里根都不是因为给当时的美国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而成为伟大总统的，特别是林肯，在位时几乎用一场解放黑奴的战争把美国的经济彻底毁掉了。

奥巴马这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不会忽视自己将来占有的历史地位。布什也不会，所以才有了他一个劲地打击恐怖主义，要以把民主推广到中东这块沙漠之地上为自己八年的目标和人生的历史使命。布什的问题在哪里？在于他搞糊涂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太鼠目寸光了，他忘记了恐怖主义没有啥理论的，你用整个民主社会对付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地位、甚至没有霸占一个国家政权的恐怖主义，你能走多远？就在你对炸死了几千个美国人的恐怖主义四处出击的时候，同期的北朝鲜和一些非洲国家活活饿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那也是一种恐怖主义造成的，如果布什同时和各种各样的“恐怖主义”战斗的话，他进入历史伟人祠里的胜算要大很多。

说了奥巴马，我们再说一下几乎和他同时登上政治舞台的马英九。马英九不糊涂，他最崇拜的人是那个让他动不动就泪眼模糊的蒋经国。那么，蒋经国的历史地位如何定？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在他领导台湾的时候，台湾成为四小龙之首，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不但台湾人，就是大陆人也记得，然而，历史不是这样判定和记载伟人的。

虽然蒋经国时代并没有过去多久，我们已经渐渐发现，大家提起蒋经国时，越来越多地评价他作为台湾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推手的地位。等到历史都可以正本清源的时候，蒋经国可能被标上“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个主动松开手中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很显然，蒋经国被载于史册的，绝对不是：哇哇，台湾人生活改善比大陆快，比大陆人早多少年喝上珍珠奶茶耶……

我前段时间忽视了奥巴马和马英九本人，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过去几年主要把精力转向国内事务，没有时间关心海外的事了。今年几次出国，多次被提醒，感觉得化点时间关注一下。于是，打开了老的电子邮件信箱，翻开老的电话本，联系了以前的一些研究智库里的资源，甚至把以前早就认识但好久没有来往的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的哥们都惊动了。有些大吃一惊，问，什么风又把你吹出山了？

什么风？就是“中国威胁论”的风。这次我明显感觉到“中国威胁论”不再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很多国家都在暗中和明中操作了。这不奇怪，让我奇怪的是，美国和台湾反而相对平静。这两块地本来应该是最积极的啊，怎么会如此平静呢？

折腾了几个月，从收集的资料和意见看出了一些头绪，不过，今天不讲这些，现在只是想从两个领导人入手，分析一下领导人的心理状态。

在诸多因素中，我拿奥巴马和马英九开始，绕了一个弯，但殊途同归。也就是说，如果奥巴马与马英九当政八年，而他们都不支持“中国威胁论”的话，其他国家再怎么折腾，也不一定能够走上“邪路”。

问题在于，你们从我对这两位“总统”的分析就会发现，如果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在自己任内对这个地球上少有几个可以帮助把他们载于人类辉煌历史的国家下手的，这几个国家除了北朝鲜、古巴之外，不就是我们中国？如果他们真能够颜色革命了中国，奥巴马的历史地位就有可能高于里根；而马英九的历史地位也不会比蒋经国低多少了。

很可悲的是，当前除了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历史功绩”外，奥巴马和马英九还真没有多少选择。他们大概也很担心，担心自己折腾了八年后，历史对他们的记载只是轻描淡写的那么一句话：这两个人分别在美国和台湾担任了一种被称为“总统”的职务，奥巴马因为他的种族成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马英九因为陈水扁的前车之鉴，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位下台时比上台时存钱更少的最高领导人……

特别是奥巴马，他的黑色皮肤带给他无上的荣耀，但也同时将使得他在任的四年（八年）一直生活在这种荣耀的阴影下。搞好经济当然是第一任期里的重中之重，否则美国人不选你连任。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马英九，最重视的就是和中国大陆搞好关系。谁都清楚，当今要想经济发展，少不了北京的配合。所以，马英九在台湾，被指责为卖台。而奥巴马一直在重申：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事情要得到解决，都需要中国的配合。

这个地球上所有事情要解决，确实需要中美的合作，但除了一件事情，如果奥巴马要想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看看里根，看看林肯，看看华盛顿，甚至罗斯福和肯尼迪，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配合”，岂止是不配合，他需要在自己的任内看到美国的理念得到全球性的推广。伊拉克的中东本来是一个好地方，可惜，那里已经被永远地烙上了布什的印记。搞得再好，也是人家布什的功劳。聪明的奥巴马不是看不到。

我说这些，你们大概说我太不务实了，说我在搞无聊的心理分析，快闹成弗洛伊德了。不是的，我说过已经关注了两个月了，而且这次和海外很多朋友接触后，感觉到奥巴马和马英九很可能有了大的目标和计划，而我不从材料和事实入手，反而先去分析两位“总统”的心理，也是有原因的。

上次有朋友提醒我，请关注一下奥巴马用人的思路，结果我就去找这方面的资料，结果，一看就发现问题了，明里大家可以看到他使用的对华骨干包括国务院的，那些可都是有大战略观的，以前都是要雄心勃勃和平演变中国的啊。暗地里，听说一些特殊部门也有了新的部署。你再看看布什以前使用的人材，就算他们有什么大计划，也是无心无力的。

相比较黑小子奥巴马，白净脸皮的马英九要疲软得多，疲软在哪里？疲软在台湾岛内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的人了（一个人在岛上住久了，一般都有这种“岛民心态”，我在海南岛住过很久，深有体会啊），不过，马英九也不傻，过几年当他再次当选后，会不会有大作为，实在不能过早断言。

其实，马英九有很多人可以用，不过那些人不在台湾，而是在大陆和其他地方而已。不过没有多少资料支持对马英九的研究，这只能算是推测而已，要知道，当初陈水扁连任后，都被很多人寄托了厚重的希望，有的人希望他改变民进党，好好和大陆搞关系；有人希望他来一个彻底的独立，干一番台独的大事业，可大家都跌破了眼镜，陈水扁一个人闷声发大财去了。结果挺惨的，你们都看见了。

先放下事实，从两位“总统”的心理入手，这样就不排除奥巴马和马英九是政治家，或者都想当大大的政治家。但在民主政治的选票下，你要当政治家，也得先当政客。这两位“政客”当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第一任期内赢得民心（或者说选票），确保三年后可以连任，否则，就算你有天大的抱负，也只能像布什和克林顿一样对自己的老婆发发牢骚了。

所以，作为政客的奥巴马和马英九，他们就必须记住克林顿的话：“傻瓜，是经济啊”，而且他们还得加上一句：傻瓜，要搞好经济，没有中国大陆的配合，能行吗？

但当他们要当政治家的时候，他们就要再加上一句：傻瓜，是中国啊！——当然，不排除他们两人现在已经在心里嘀咕了，也不排除一些资料显示的，他们已经在暗中部署，但要实行，还得等到连任后……

杨恒均 2009/5/7　澳大利亚　悉尼

 

 

 

 

 

 

 

 

 

 

左起：王立新、邵曰异、谢金玉、孙文广、车宏年、邵凌才（后排）、张铭山、王中华、秦志刚

64二十周年到来之前，山东部分民运朋友汇集泉城济南某酒店，纪念六四20周年。参加追思会的“八九民运”参与者有：秦志刚、王中华、王立新、谢金玉、邵曰异、车宏年、邵凌才；潍坊临朐专程前来的张铭山；以及因清明节到济南英雄山祭奠赵紫阳，被暴徒打断4根肋骨的75岁高龄的孙文广教授，也在车宏年等朋友们的搀扶下，忍着伤痛参加了追思会，追思会由车宏年主持。

大家回忆介绍了自己参加“八九民运”和服刑期间的经历，以及所了解的其他情况。聚会中，大家重点追忆了被中共枪决的孙宝河，在收审站被中共警察折磨致死的卜天同，病逝的邵良臣、张新潮、以及失踪的任仲俤.邵良臣，男，山东济南人。当年不满25岁的他，因不满中共在北京对参加“八九民运”志士的血腥屠杀，参加了济南的抗暴游行。在游行中，邵良臣因围观焚烧车辆，被中共指控纵火烧车，判处死缓。邵良臣在狱中不停申诉，但中共司法部门一直不予理睬。与邵良臣感情至深的女友，也因家人的劝说和对遥无期限的刑期的绝望离他而去。遭受一连串打击的邵良臣在狱中患了血癌。2004年，奄奄一息的邵良臣在因保外就医出狱后3个月病逝，年仅40岁。

张新潮，男、山东济南人。当年30岁的他，在5月中旬到济南市政府门口演讲，应和学生们“反官到、反腐败、要民主、争自由”的正义呼声，被朋友们誉为山东工人第一声。其后，张新潮被中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服刑中，张新潮的妻子离他而去，幼小的女儿跟随祖母受尽了生活的磨难。张新潮刑满释放后贫病交加，于2003年病逝，时年44岁。逝者已矣，然张新潮母何以为养？女何以为育？这些都是生活在困苦中的济南朋友们本已阴郁的心里的铅坠。

任仲俤，男，山东鱼台人，1963年生。因参与“八九民运”，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1992年减刑释放后结婚，育有一女。1997年左右任仲俤精神失常失踪。济南朋友们帮助其家人四处寻找，但杳无音信。家人至今在任仲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痛苦中煎熬着。

追思会中间，车宏年哽咽着介绍了孙宝河的情况：“当孙宝河的判决书下来时，看守所的警察把我带到管教科，把判决书递给我，问我有什么看法，我提出了抗议，政府一再说没有抓学生，现在看守所关了那么多学生，孙宝河的行为是在北京暴力镇压学生之后，出于义愤。管教科的警察对我所讲的话作了认真地记录。在看守所那两年所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当局对我发表自己的评论都作了记录，这里包括：前苏联解体、罗马尼亚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国内所谓的中共会议、邓小平讲话。64二十周年到来之际，我们追忆过去，勿忘六四。我有信心会看到六四真相解密的那一天的到来。”

车宏年又提议一直沉闷着的王立新介绍孙宝河的详细情况。王立新猛地一气喝完了面前的1升啤酒，抽抽噎噎的说：“有什么好说的？这么多年了，这个事一直咬着我的心。”说完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是啊，有什么好说的？死去的孙宝河与王立新是光着腚长大的拜交兄弟，因参与“八九民运”，一个被中共枪杀，一个判刑10年。这些曾痛彻心肺的伤痛，只是随时间的推移逐渐麻木，那血淋淋的创伤，只是被刻意遮掩起来罢了，一旦触动，那伤痕就会汨汨的流出伤痛的鲜血，就像伤疤重新被撕裂似的。

孙宝河，男，山东济南人，1970年生。这个时年19岁，正上着职业中专的娃娃，因不满中共的“六？四”大屠杀，激于义愤参与了声势浩大的济南抗暴游行。在游行中，孙宝河参与围观了焚车过程。焚车人（此人后来一直没有出现，济南朋友们怀疑此人为中共便衣）鼓动围观群众焚车无果后，询问谁有打火机，装着火柴的孙宝河不假思索的把火柴递给了他。几天后，孙宝河因此事被捕，旋即被判处死刑枪决。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玉碎魂飞了。孙宝河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也就是山东人常说的独儿。他死后，母亲哭瞎了双眼，在难以承受的丧子之痛中凄惨的死去；父亲在万念俱毁的痛楚中，走进“法轮功”寻求精神寄托，被开除公职。孙宝河死了，家庭毁了，这种家破人亡的惨剧，在“六？四”大屠杀后，又有多少呢！

悲愤的情绪在蒸腾上升。秦志刚激愤地谈起被警察用电棍折磨死的卜天同，追忆会进入高潮。谢金玉、邵曰异、邵凌才、王中华用悲愤的言语，介绍了他们在收审站亲眼目睹卜天同被致死的情况。

卜天同，男，山东济南人，1989年时约45岁，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捕。1989年6月5日晚，卜天同被收审站警察用手铐吊在值班室。这帮灭绝人性的畜生，一边喝酒一边用电棍电击卜天同取乐。6月6日5时许，卜天同被折磨而死。卜天同死后，收审站警察放言说，卜天同企图越狱被击毙，并威胁知道内情的在押者不准泄露实情。卜天同的家人，恐怕到现在都不知他死亡的内情。

孙文广教授拖着伤痛之躯前来参加追思会，由于断裂的四根肋骨不时有疼痛感，在大家的推促下提前回家。孙教授回家前，大家簇拥在他周围，在“八九精神永垂，六四英烈不朽”横幅下，摄进镜头，也永久地留在各位在座的朋友心里，经历过这场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和惨绝人寰的“六？四”大屠杀的朋友们，又有那一日能不萦绕于怀，能不痛楚于心呢？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怎敢忘记！

送走孙教授，大家互谈了自己这些年来的情况和感受。虽然大多数朋友在中共的政治、经济绞杀中，困苦不堪，但大家那不屈的心永远向往着真理与正义。在这被高压扼杀着，被犬儒浸泡着的环境下，能够昂起高贵的头颅，守住心中那一片净土确实不易。他们固守的是民运的薪火，民族得以存在的根据。他们像种子默默地等待着、坚持着。是啊，有种子在就有希望。总有一天民主的种子就会发芽，自由的大树就会遮阴着神州大地。

有聚会就有分别。最后，大家依依不舍地互相握手送别。珍重！珍重！大家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再会！再会！我们为之流血流泪的美好社会定会在不久到来！

参加追思会的朋友们简介：

孙文广，男，山东荣成人，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现已退休。1966年文革开始，被关入看守所七个月，罪名是“现行反革命”。1974年被逮捕关进看守所三年半。1978年，被济南中级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七年。1989年5月，给党中央写公开信，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2002年在香港出版《狱中上书中共中央》。2005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在香港出版《呼唤自由》，已在境外发文百余篇。2009年4月清明节前往济南英雄山悼念前总理、总书记赵紫阳先生，警车随后跟踪；上山途中，遭到五名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四根肋骨被踢断，脊髓、头部多处受伤。

车宏年，男，山东济南人，1959年1月1日生，原济南第一机床厂化验员。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在看守所撰写了《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一文。1999年以“危害国家安全”被劳动教养3年，后积极参与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解除劳教后结婚，育有一子，无固定工作和生活来源。

秦志刚，男，山东济南人，1964年5月11日生，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8年。在看守所遭毒打，鼻梁断裂。在狱中曾被加戴手铐脚镣。出狱后结婚，育有一女。现从事电子行业。

王中华，男，山东济南人，1967年11月8日生，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破坏交通罪”等判刑15年。在狱中曾被多只电棍电击，现嘴角处仍有电击留下的疤痕。幼年因哥哥残疾家庭状况极度困难，没上过学。父母在其服刑期间去世，现独身一人，无固定工作和生活来源。

王立新，男，1970年3月5日生，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以“破坏交通罪”判刑10年。出狱后结婚，育有一女，无固定工作及生活来源。

谢金玉，男，山东济南人，1966年7月24日生，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6年。在狱中曾遭到毒打。独身，无固定工作及生活来源。

邵曰异，男，山东济南人，1964年1月1日生，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以“破坏交通罪”判刑10年。判刑后离异，儿子靠祖父母养至邵曰异出狱。邵曰异出狱后再婚，再育一子。现在济南市环卫局干临时工，装卸垃圾。

邵凌才，男，山东济南人，1964年生，因参与济南“八九民运”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4年。原为教师，因在中共敏感的政治运动中被判过刑，2002年至2003年被迫放弃教学机会。现从事理疗。邵凌才眼睛几近失明，领有残疾证，儿子现在大学读书，妻子内退后给弟弟看小孩。

张铭山，男，山东潍坊临朐人，1963年10月29日生，1989年因不满中共的“六？四”屠城，在临朐张贴“告临朐县人民书”，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2年。参与1998年山东民主党筹组。2008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现在一建筑工地打工为生，有暇写写文字看看书。

2009-5-6

生儿育女是圣人也难免。只要是孕妇、产妇，人们都会比平时更关怀她，但是我却很坎坷，我没能享受到孕妇、产妇该有的待遇，然我没有怨恨，我只有遗憾。

我育有三个女儿，没有了当奶奶的福，只有做外婆的份，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什么是外婆”？是吃剩饭，烧饭洗衣，事实证明，一点没有错，但我是心甘情愿的。

我的女儿都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生活困苦。她们的父母都是右派，因此她们的命运都带有“原罪”，注定是来受苦受辱的。

大女儿生於一九五九年底，为祝愿人们能善待她，给她起名“幼吾”，採用孟子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人们不但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疼爱别人的孩子。

一九五七年是我人生自出生以来遭受到最大最残酷的变化。我从单纯的青年学生成了政治牺牲品，打入了敌人之列。我从无邪的天之骄子，成为受歧视的阶下囚，从此时时陷於强劳力，受污辱的戴罪之境。我从惊讶这些变化，到习惯这些变化，并在变化中寻求生存之道，我渐渐坚强。

一九五八年底，我在经历了在学校打扫厕所，放鸭养猪.并到林场垦荒植林，种薑种红薯，又回校参与大炼钢铁等等强劳力惩罚之后，学校对我辈有了暂时的松懈—允许我们回家过年。此时我的父母，因为成份地主，父亲又在国民党内任过要职，即使年过六十，也在下乡务农之列。父母亲被下放在杭州郊区钱塘江边江沙沖积地，名为新沙的地方劳动。那日我沿着江堤寻访他们，据说附近梵村是宋周邦彦的故里，虽江上白帆点点海鸥飞翔，但是父母亲流落在此生计困难，景色纵好又有何益？若干年后我曾和米哥旧地重游，陪他来写生水牛，这和五八年的感受真是天壤之别！和父母小聚后，拜别他俩，我到河北大平原的白洋淀畔，药材之乡，安国看望劳动中的陈朗，我们都处在右派处置的等待中，我第一次深入北方农村，那时的贫穷、荒凉令人震撼，时在冬春荒欠之时，公社食堂吃的是带砂的薯乾窝头，清水烧乾菜汤，其他一无所有。

光秃的枣树林，乾涸的沟渠，我们所居的土屋也是泥墙冷坑冷灶。但是公社发动农夫农妇写诗，墙上刷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诗句”，陈朗的任务是在粉墙上为这些诗配图.人们生活在虚妄的谎言中。在安国贾村，有一件事值得一记。我在山东德州转道往石家庄的火车上，结识了一户农民，祖孙三代都从德州探亲回安国，彼此留下了地址。我在贾村期间获得了他家的邀请。他家在安国城郊，小小的四合院整齐清洁的庭院，那一顿便餐我一生难忘，居然有白麵馍馍，菜肉丰盛，比之漂母的一饭丰富多了，可是我没能报答，后来生活情况每况愈下，我连问候都没能做到。一九五九年冬，陈朗已从安国农村转往关外的桑乾河上文联劳动基地，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我将回到新沙父母身边，生育大女儿。

“新沙”顾名思议，是钱塘江边不远年代沖积成的陆地，这里没有家学渊源的旧家，没有深宅大院甚至没有百年老树，加上日寇曾经蹂躏，这里一律茅屋村舍，父母亲寄居在郑姓农家，他家腾出一间茅舍供父母安家，我上次来时即与父母同住在郑家。郑家有一男二女，小妹玉英尚在读初中，大哥已有子女另门别过.长女玉琴嫁杭州，在纺织厂做女工，家住孩儿巷，小门小户平头百姓，住的是泥地青盖瓦的平房小屋。姐妹俩都很善待我。

我此番回杭，父母亲的境况有了些变化，他们向郑家购买了一间羊舍，位於村口池塘边，去袁家浦的路边。茅草顶，竹篱墙，但算是另立门户了，门口尚有空地，母亲开垦了一半用来种菜种玉米，尚有一小半供夏日乘凉吃饭场地，没有邻居，有些离群索居算是自由天地了，承玉琴相邀我去杭城的妇女保健院生产，产后几天住在她家的小屋中，过几天即回新沙养息，我在预产期相近时到了玉琴家，她这间小屋只铺设一张大床，此时二姐从乡下劳动所在地来陪伴我，准备照顾我产后的生活，母亲则在乡间静候。二哥昌穀在美院任教，居南山路韶华巷，父母的生活靠他的微薄工资养活，所以刻意照顾他，不让家中那么多右派、反革命、地主份子干扰他。其实今天看来，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运动来了该挨整的还是挨整，但那时不敢去韶华巷二哥家，只能挤在孩儿巷玉琴的寒冷的土房里.我在傍晚一人进的妇女医院，至淩晨六时许孩子出生，折腾了一夜，非常艰难.“生子才知报娘恩”。在一夜的磨难中，我想到了天下的母亲所经历的痛苦。回到玉琴寒冷的土房里，既在严冬，又没有经验，遂使孩子在两天里即经历了肺炎、高烧、抽搐、痉挛，又急着送回医院。孩子病危，不能吃奶，我得了奶痈.即使如此，出院后，还有吃不完的奶水，每日还要挤出两杯给二哥的同学补身用。

当二哥得知我的情况后，将我接到了韶华巷，与二姐一起渡过了满月。在六○年春节前，我们去了北京，陈朗亦从怀来回来，一家三口过了短暂的日子。早在一九五六年，陈朗在剧协分到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在朝阳门外芳草地。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地方，是我们后来二三十年间唯一拥有过的家。陈朗很快返回怀来，我和大幼生活在这芳草地五号十院，这间原先的小书房中，书架和书架之间牵上绳子挂满了尿布。取暖的煤炉，变成煮饭的锅灶，养花的古瓷盘，用来栽葱.算是安顿了一个童话似的家。我们的未来尚不可知，但也有几件赏心乐事的事情；那时北京的户口极难报上。可是，我和大幼报上了。我持的是福州福建师院学生迁出证，大幼是杭州妇女保健院的出生证，初春和陈朗一起到神路街派出所报户口，两位年轻的女民警值班，并没多问就报上了，值班员的态度相当和善，神路街派出所在我印象里是一所好派出所。在我居住北京直到离去迁兰州，其间没有一次来询查，来审问过，这和我后来在兰州的生活遭际相去太远了。那日报上户口，回到芳草地，邻居们听了非常奇怪，以为不可信，因为同院的电影明星李大德父母是从上海郊区迁来的，经各方努力报了一年户口还没报上。我们真太幸运了。但是后来右派处理陈朗离京赴甘肃，我和大幼原可以不同行，能留在北京，可是我又轻易放弃了北京户口，与陈朗同行，“西出阳关”。不过，其后文革期间，留在北京又是什么情况，又谁能逆料？

还有一件愉快的事是袁二姐来访，在我们将赴兰州，袁敏宣二姐夤夜造访，她在胡忌的带领下，出朝阳门，那时芳草地一带还甚为荒凉，她穿过瓦砾满地的乡间荒地，来到我们的小平房，我们煮螃蟹招待，时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困难年之际，竟然在京尚有螃蟹出售，实为难能可贵.她还到床上看望了熟睡在里壁的大幼。这也是我们与袁二姐的最后一面，文革中袁二姐死於非命。

还有一件小事，但记忆深刻，陈朗一度自怀来调回，在京郊文联劳动基地放羊和赶驴车，一周内到王府井大街文联食堂拉装下脚泔水以供喂猪，装泔水等驴车须在清晨四、五时前离城，因此陈朗要在头天晚上赶了空驴车进城，在食堂装车完毕后回家耽搁大半夜，於次日清晨赶车出城。是冬夜，北方寒冷，陈朗戴棉帽穿棉大衣臃肿笨重。出阜城门之后，“优哉悠哉”地坐在驴车上抽烟，烟灰落在棉衣上着火冒烟，他竟浑然不觉，路人惊异的目光竟也未提醒他，直到皮肤灼热才知道，好在天寒地冻未酿成灾难.

一九六○年深秋，右派最终处理，陈朗发配西北兰州，我决定相随出关，同甘共苦。我们整顿行装处理家俱，分赠古董，可是书籍舍不得舍弃，减了又减，尚留有七箱运往兰州。兰州物资短缺，与首都北京情况大异，百姓的副食供应等於零，即使是每月二十四斤粮食定量，也大多是代用品、杂粮，至於婴儿的营养品，有钱也没处买，何况我们无钱.陈朗曾在省文化局分回一小袋土豆，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抢了。陈朗本来体弱，经不了几个月的折磨，他即患水肿，卧床了。

那时的兰州，虽已不是毛驴驮车卖水时代，但还是数条街只一个水笼头，用水票购水，还是定时的，我在兰州十年，挑了十年的水，那是后话。兰州天寒，大量用煤，但是不像北京是送货上门，要自己挑回，一冬成吨的煤，我是一人挑回，我年富力强，不以为苦。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全是自己带领，自己喂奶，上街买菜，一手抱孩子，一手提篮，两边衣角各牵扯一个孩子，我不知愁苦，我所愁苦的是无情的政治运动，抄家批斗.

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将生育二幼，考虑到兰州物资匮乏，大幼体弱无人替手，与母亲商量决定回杭郊分娩，得能照应。此时父母亲仍在钱塘江边新沙村务农.

我怀抱大幼，长途跋涉，劳顿数日方至。此时新沙的羊舍里，有父母双亲，二姐去外地变相为人帮佣谋生去了，此外还有二个孩子，是大哥的女儿小枚，二姐的儿子小鲁，二者不是无母，就是无父的孤儿。父亲有了职务， 是村中财舍管理员， 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一个反革命地主份子，当了村里最重要的生命所系，财舍管理。财舍是一所硕大的茅屋（新沙几乎全部是茅屋，房屋焚於日占时期，至此无力再造）。全村所有的穀米豆麦均集中於此，由专人守护，如村民借粮须村长审批，村民持批示由管理员秤付。因为村中已经过多次更换，最后认定，唯父亲一人称此责，虽身为地主，也不能计较了。父亲在家中吃过夜饭，就去睡在财舍，六旬老人还担任了如此的重任。这里要插一段话，我辜负过父亲的信任，我平生对父亲就做了这件对不起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极愧疚。此番在新沙，父亲曾经因病卧床，其间一位农民来借粮食，父亲环顾室内诸人，觉得我堪可信託，他将财舍钥匙交给我，带那位农民去财舍为他秤粮，一般不会超过十斤。我去财舍， 姪女小枚跟随着去。当我秤粮完毕，农民离去，将锁门时，姪女小枚随手向装蚕豆的大缸内抓了两把装入衣兜内，大约一二十颗，我没有阻止她。偷豆回来泡入大碗内，待其胀大后蒸吃。几天后，父亲起床在灶台上见了泡着的豆，心中明白，蒸吃时他没有吃，但他没有明说.我相信他对我失望，心中一定不好受。在那个时候的农村，粮食的欠缺，没有几家能吃饱饭的。孩子见了粮食似饿狼扑食，我竟不阻拦，我亦未责怪小枚，但我不能原谅自己。我没有小题大作，我背叛信任我的父亲使他伤心，也知道为什么全村农民会将财舍托付给他。

本来我和母亲合计，到接近临产期时，我独自进城到医院分娩，现距预产期尚有二十多天，为时尚早，故仍在新沙居住，帮助母亲家务。五月十七日艳阳高照，是好日子，村中有多家婚娶，敲锣打鼓的。我在门口空地上用竹片编制鸡笼，竟有一乘小花轿仪仗，从我草舍旁小路经过.

乡人早睡，半夜里被狂风骤雨惊醒。江边风大，感觉到草舍被风摇撼即将吹去。此时我竟感腹痛，可能是近日劳累要提前分娩了。我即叫醒母亲，见到这种天气，又是半夜，母亲不免惊慌。我指挥母亲，请她把大床上的被褥搬掉，放下帐子，让我到她床上分娩。母亲也知道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之夜，不可能有人来相帮，何况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在村间生育，没有与乡间的卫生人员有过联络，即使联络了，这样的半夜路滑如何请得到跟前，最近的村子，也有几里路啊！新沙村路，属粘土，雨后极滑，须穿草鞋才能行走。恰巧那夜父亲未到财舍去睡，母亲让他烧开水，可能是天雨火柴受潮，反正他划掉半盒火柴也没点着火。两位老人都慌了神，三个孩子也惊醒了。为了孩子和老人，不使他们惊慌，我独自在母亲大床的帐子里，坚忍疼痛，自始至终没有呻吟一声，歎息一声，就这样我生下了二幼。听到孩子的哭声，母亲才撩起帐子，她把剪刀在父亲烧开的滚水里浸了一浸算是消毒，她亲自为孩子剪了脐带，脐带很长，剪在胎盘一端，然后盘结成饼状，压在孩子的小肚上。当时我就想，这么长，这么盘旋不会得脐带风了。我和母亲在一起总是特别安心，她的见识，她的聪慧，她的胆略，总是无往不胜，在她面前没有难关，总能逢凶化吉。父亲此时也松了一口气。他感歎的说：“真顺利啊，真快啊，比我方便还快捷！”父亲原来患有便秘症，是个医不好的痼疾，下放后，缺粮断炊的，后来跟从乡人吃草代粮（新沙有十二种草可以代粮，我都吃过，还都认识），不料从此竟解除了便秘，所以父亲说，食草不是坏事。

孩子出生时，我看了母亲床头的闹钟，正指一时四十分，是丑时，应该是次日淩晨了，十八日了。母亲煮了面疙瘩慰劳全家，我也吃了一碗。天已放晴，母亲拿了锄头把孩子的胎盘埋在了池塘边的桃树脚下，地方清净又可肥了桃树。过了许多天，盘在孩子小肚上的脐带“瓜熟蒂落”，母亲把它高高的塞在草舍顶部乾燥通风处，以此来厚待自己的孩子。母亲说早早的埋了胎盘免得有人来讨去作补品吃。

那时称大幼为“幼幼”，就直呼妹妹为“二幼”了。生了二幼，过了三天没有下奶，牛吃草有奶，人则不然，现是营养欠缺吧！母亲拿了一个小酒盅，满村讨奶，走了一圈也只要到一口奶，没有奶嘴用棉花醮着喂二幼。第三天起，二幼就开始吃米汤、粥糊，甚至菜末了。

满月那天，我就外出干重活了，那天家中没有米了，我们挑稻穀到离村十几里路的良户村去辗米。我们既缺劳动力，又无工具，所分配的早稻穀是母亲以床单代替篾垫晒乾的，现在要辗成米，农民可用石臼椿米，我们没有力气，只能挑十几里路去辗米。在辗米厂若放弃收回米糠，就不用付工钱.那日出门我一个刚满月的产妇挑八十斤稻穀，老父亲背一口袋四十斤，姪女小枚十三岁背二十斤。一行妇幼老残，早晨吃点菜糊糊赶早出门，来回二、三十里路，百多斤稻穀，走了一天，回到家天已黑了。刚满月的二幼，很乖的，也吃菜糊糊。母亲说，她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到床上一看，没有了孩子，点了煤油灯（我家草舍没有电灯），从床下找，也找不到。六月中旬，天已热了，竹片床上并不放被褥，空空的，一目瞭然的，刚满月的孩子能跑到那里去？发动全家人还真找到了，原来就在床里边草蓆之下，被帐子裹住，吊挂在那里，上面盖着蓆子，故床上床下都不见，到那里去找？母亲说真神了，一个满月的孩子，怎么能移动到床里壁去？孩子的食量真大，吃饭时要两个人喂，一人抱着，一人送食进嘴，就和抢食一样，还边抢边哭，越快越好，她就吞食。吃的是自磨的米粉掺些红薯南瓜蔬菜。奶水极少，只能当点心吃。所以十个月后，我不再喂她吃奶，就自然断奶了，故彼此没有一点断奶的苦恼。

江边风大，有一次颱风来时，茅舍差点被风刮去，母亲让我带着孩子们避到郑家大伯家，他家是瓦屋，在那个村中称大屋，唯一的。母亲和小枚在草舍中以身顶门框，就这么硬顶着，我几次冒风去见母亲，让她放弃，因为我不相信以几个人的力量能顶住狂风.但母亲说一定要顶住的，我们不能没有这草屋，结果风过了草舍安然无恙。

那日到良户村换米，中饭也没有得吃，我们走在田间小路上，夏初蚕豆、碗豆都熟了，小枚几次跳入地里摘生豆吃，经过一家竹林时，她还偷偷板了一枚竹笋带回家。

生育了二幼，不但吃不上肉食油荤，且吃不饱饭，粮食中掺合了多种草类，自然没有奶水，与生大幼时奶水胀得挤下赠人，真是天壤之别.老人说孩子的奶粮是自己带来的，极有哲理性。父亲曾於淩晨坐轮渡过钱塘江，赶萧山县闻家堰的集市。新沙与闻家堰仅一江之隔，之后我养的兔子生了六只小兔，我与小枚渡江到闻家堰赶集卖兔，赚了块把钱的油盐资，那是后话。父亲那天在集上买了一条老秤十二两重的草鱼归来，让母亲数落了一顿.老法是忌讳产妇食腥臊之物的，草鱼廉价但具腥味。到接近满月时才买到一只小母鸡，这是整个月子里所最珍贵者，且是唯一的。母亲褪毛洗净后，挂在草舍前簷下，不料被饿猫叼去，坚强、乐观的母亲此时竟伤心哭了一场。

那时公家的市场萧条，副食、日用品均凭票，农民是没有票证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家不能养畜，也不能多养鸡鸭。我家草舍逼仄，人也住不下，遑论家畜。记得当时的二斤红糖，也是陈朗从甘肃寄回的。“文革”前夕，我又生育了三幼，正不是时候，时在兰州，陈朗患肝、肺病，经常住院，似乎没有痊癒的希望。大幼营养不良，体弱不良於行。在我怀孕期间，二幼又得了小儿麻痺症，几乎丧了小命。救得性命，但是半身手足麻痺，若治癒不好将终生残疾。在怀三幼初期，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我不能让她来跟我们受苦，於是我服打胎药，从高处跳下，洗衣时将搓板顶在小肚子上。但任怎么折腾，腹中孩子却纹丝不动，注定的要成为家中一员和我们共历苦难.人们又说，服打胎药过重的孩子生下来会得残疾或智障，因此在三幼出生前，我一直战战兢兢，生怕生个有残疾、智障的孩子。所以在孩子出生时，我急问医生，孩子的手足皮肤正常吗？后来三幼长成，皮肤特别红润细嫩，任凭毒日头也晒不坏，家里并没有这样的遗传因子，我倒怀疑是否是药物的作用了。

每次分娩孩子，都太连累母亲，此时父亲已去世，母亲亦在政策放宽下告别新沙，返回城内韶华巷二哥的家中，但毕竟不是她自己的家，我准备克服困难，留在兰州生育。最后与母亲的商量结果，仍让我回杭生育。但在母亲邻近租了一间房子，待平安分娩满月后，迁到二姐家里.这时的二姐已到了龙坞西湖茶场，已与农民吴振法结婚，搬到了天平山下原先的二间猪舍里，虽茅顶、泥地，但也是她的家，足可安身。方案已定，我带着大幼、二幼及两个大包袱，拖着几乎足月的身子，告别陈朗，返回杭州。

那时的这条铁路并非直达，需在西安、上海两地转车，西安转车时需过天桥，我身背包袱，左右各挽一个孩子，比起当年的秦香莲有不同的苦处，千辛万苦到了杭州，母亲告知租屋的房东因故不出租了。二哥赴西双版纳写生未归，二嫂明显的不欢迎，她向二哥工作的浙江美院告状，美院当时的国画系主任刘苇（倪贻德太太）找我母亲谈话，要我母亲管好昌穀先生，至於女儿，已嫁出去了，从兰州来让她回兰州去生孩子吧，那有来麻烦哥哥和母亲的。刘苇自己前些时在东北的女儿亦来杭州分娩，我母亲是知道的，不也是嫁出去的女儿吗？母亲感到大伤自尊心，难道我的女儿就没有您的女儿珍贵？这种家事也用得着美院领导来解决？后来陈朗知道了这事，对刘苇这一做法也很有看法，这算是那门关心啊！说来倪贻德先生还是陈朗的受业师呢！至於我对母亲的感恩、负疚是永远的，我生育三个孩子全赖慈恩。尤其是生三幼后，母亲说我过去没条件将息，这一次要补偿，她为我顾了个洗尿布的妇女，亲自为我下厨做滋补好吃的饭菜。可歎的是这次满月后，我的体重增加了十斤。

再说那时二嫂不欢迎我们住她家，我暂将大幼寄住龙坞二姐处，我自己则去找几年不见的中学好友张冰如。承她不弃，立即腾出楼下客堂后间的床位给我安住，安慰说，我和傚曾会送你去医院的，放心好了。如此，我带着二幼住进了冰如家，准备生育之后到乡下二姐处休养.

二哥昌穀终於从西南写生回杭，他听了母亲的诉说，立即到冰如家接我回家，他在韶华巷楼上有一间半屋，母亲住在后间的六平米小间内，於是我跟他回韶华巷后，只能打个地铺睡在母亲床前地板上。大约只几天后，半夜里我感要生孩子了，二哥有预约的邻居三轮车伕，他送我到妇女医院。身为男子的他不便相陪，先回家了。我在当晚三时许生下了三幼。

出院后，住在二哥房东家的旧门道间里.住屋原有前门，有门房间，通后韶华巷，后来习惯走厨房间后门，旧门道废弃，空锁着。这时给我铺了一张床，我和三幼在此蛰居了一个多月。因为此门房间与居室隔一个天井，而天井后面的楼下两间租住其他住户，母亲二哥在楼上住，到旧门道无法通行，要从后韶华巷绕行，有时食物用品等从楼上以竹篮吊下，二幼也能差遣取物，但送饭等事仍由母亲绕道亲为，约若干天，我即到厨房进餐了。但母亲已疲劳生病，我欠母亲的，太多太多。

满月后，到龙坞二姐的草舍。那日母亲送我到乡间，我们先趁公车至转塘，然后要步行七里路，是大哥昌澍以板车来拉我，他当时在西湖茶场劳动。我在二姐处，不！我回到自己家了，在这里最自由。二姐比我早一个月，也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卓妹，她和三幼同时成长，何止是青梅竹马.在草舍里我在窗台上瓶插野花，在院里种贴骨海棠和桂花树，二姐种枣、种梨，姐夫种菜养猪.下雨天我将草舍的泥墙凿洞用毛竹引山泉到家，注入水缸，注入后院就地洗菜洗衣洗被，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不是“文化革命”的灾难降临，我们遭到灭顶之灾，我和二姐一起生活，如此终老并无遗憾！

   

三姐妹幼年时摄於龙坞

    

生育三幼后二哥昌穀为我画像

提要：此次改革不再遵循竞争以抑制价格的市场逻辑，而是沿袭传统的“养人办事”，这一模式需要足够的财政后盾。在中国特定的利益格局中，权力集团的福利呈现刚性而难以削减，对中下阶层的优惠主要来自企业主、高薪白领的转移支付，这不啻是用“中层之血浇灭底层之火”。

与许多人想象的相反，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一个所有人平均地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黄金时代，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改革前，在城乡壁垒和体制隔阂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享受到的，不过是几近于零的基本医疗服务。反观近30年，从人均寿命和新生儿死亡率等一系列数据来看，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基本医疗服务的绝对改善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客观的改变并未带来同样的主观感受，医疗和教育一样，成为中国最为人诟病的行业之一。在我看来，来自于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改革前时代享有免费基本医疗的人口比例尽管较小，但绝对值也在数千万之上，当部分城镇职工因为改制而失去原有的福利时，他们的损失通过人际网络的传播，足以影响到更多人士的观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的改善，主要来自经济条件的改善，换言之，这是用钱买来的，当他们为之付出代价时，在其心目中，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未必是一种福利的正改善。最后，医疗产业化带动了以高价设备和高价格为标志的高等医疗服务水准的提高，但是，高等医疗所需要的高额费用也给中低收入人群带来了深深的挫折感，原本可以委之于命运的病痛，如今却代换成了一串冰冷的数字，因此，即使是医疗服务水平提高这样的正面价值，也足以在这个转型时代予人负面的印象。

30年来，无论是从基础医疗卫生服务的普及，还是从中高等医疗服务的水准提高来看，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但是，与之相反的，则是公众的普遍不满和焦虑，这当中，医疗机构的逐利行为尤其为人所诟病。在部分医疗产业化鼓吹人士的初衷，产业化旨在加大医疗服务的投入，而充分的竞争足以约束逐利行为，但是，由于中国医疗服务受制于统一的行政管理，不充分的产业化导致的却是部分诊疗和药物价格的飞涨，由此，公众将愤怒的情绪发泄向了医疗产业化，并由此导致了医疗改革的转向，即由市场取向朝行政主导的复归。

从刚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来看，最为人所关注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均由行政所主导，强调政府投入和管理。客观而论，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确实可以在常见病、多发病上有助于中低收入阶层；通过基本医疗保障，也能在中等医疗服务上，一定程度地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负担。但是，从《意见》来看，从各级医院直到乡卫生院和村卫生所，都被纳入到行政统一管理之中，换言之，此次改革不再遵循竞争以抑制价格的市场逻辑，而是更多依赖于行政管理，沿袭传统的“养人办事”，自然，这一模式需要足够的财政后盾，尤其是考虑到行政分配的效率和公正很难得到保证，由此带来的财政压力值得关注。

在中国特色的转型路径中，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一直只存在于部分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当中，而没有为政府所采纳。脱胎于全能体制的中国执政者，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中下层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冲动， 随着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而获得的巨大成就，吸取足够的财力，并通过沿袭自全能体制的行政体系而建立庇护网络，进而换取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近年来主流的施政方略，取消农业税和新农村建设、社保体系的完善、保障房的提供……直到此次的医疗改革，均是这一方略的体现，因此，从这一角度切入理解此次的医疗改革，或许更为妥当。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财政收入稳中有升，则此次医疗改革中所蕴涵的惠及中下层措施，以及其他类似措施，或许能够发挥其正面效应。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对中下阶层如此之多的优惠需要不菲的财力支持，遗憾的是，在中国特定的利益格局中，权力集团的福利呈现刚性而难以削减，对中下阶层的优惠主要来自企业主、高薪白领的转移支付，这不啻是用“中层之血浇灭底层之火”，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周期调整的双重影响下，庇护主义战略所蕴涵的对市场化集团的利益索取，不可能不受到约束和抵制，全球化时代的“用脚投票”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缩投资，都足以对经济发展这一庇护主义战略的根基带来影响，换言之，庇护主义战略所赖以维持的基础——经济发展——可能正在被庇护主义战略本身所摧毁，而在我看来，这样的运行及其后果，其实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目前的最大隐忧。

核心观点

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然而，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这种稳定是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的。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及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造成政治合法性正在快速流失，增加了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运行的成本，会使社会无序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失控，有可能使“刚性稳定”演变为社会的无序混乱。

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保障穷人的生存权利；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维护社会治安。

很高兴能到世界著名的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昨天我在学校的国际大会堂是对大众就信访问题进行演讲，今天则是在现代中国研究所作小众讨论。我要感谢毛里和子教授的邀请，她是日本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领军人物，我很荣幸得到她的邀请。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毛里教授曾在去年9月专程到我在北京远郊农村的住处，同我讨论了这次演讲的主题及相关事项。我还要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教授和同学们，特别是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欧博文（Kevin J. O‘Brien）教授，他是研究中国社会冲突的专家，而菱田教授、唐亮教授、高木诚一郎教授、南裕子教授，都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完全可以相信，我们今天的讨论会产生积极的成果。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前中国能避免社会大动荡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争议很大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会在2009年发生社会大动荡的说法很流行。比如，美国的中国分析家伍凡先生就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潮水般的农民工返乡，以及全国范围的维权抗暴运动、地下教会运动、退伍军人维权抗暴运动等等因素将决定2009年中国会出现全国大动荡。伍凡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海外很有代表性。现居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也有过相类似的分析。境外的一些主流媒体也多有这种报道，比如2009年2月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的“在危机打击下，猛烈的动荡将摇晃中国”一文称，“出口萎缩令中国上千万的人失去工作”，“引爆社会不稳定浪潮”，“银行破产、失业以及社会动荡正在蔓延”。在中国国内，一些社会观察家也有相同的看法。比如，中国著名作家沙叶新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就认为，近年内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各地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从农村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抗议，到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现在又有教师集体罢课，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因此，沙先生“很担心，而且有预感，这些行动在来年将更成气候，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动荡！”

中国的执政者也把2009年视为社会稳定的敏感时期。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就认为：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基本状况不会变，而在当前形势下，新的社会矛盾将不断产生，原有的一些社会矛盾也可能随之凸显，并呈现出经济领域的新矛盾与老矛盾、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其他领域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局面。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正在影响着中国民众甚至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在关于2009年是一个高风险的年份中，最常提到的一个理由是，今年有好几个“政治上敏感”的纪念日，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此，不仅中国的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就连一些国外人士也为中国捏把汗。就是在我来这里演讲的前一个小时，你们日本最有名的新闻记者、朝日新闻领导人之一的加滕千洋先生到宾馆采访我时，他就表露出了对中国动荡的担心和疑虑。我告诉他并请他转告日本的读者们，要对中国有信心，因为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而且只要执政者治理得当，中国完全可以避免有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当前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现在一讲到中国社会稳定问题，就会提到每年发生的几万起群体性事件，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和湖南的吉首事件。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我也多次说过，群体性事件是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指标，透过它我们可以觉察到社会的一些发展趋势和细微变化。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些事件。最近，我写了几篇分析这些事件的文章。其中，最准确阐述我观点的是在中国《财经》杂志2009年年刊上发表的《突破管治困境》，这篇文章还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了。在这些文章中，我反复强调了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和原因。

云南孟连事件是一起因农民维权而演变成警民冲突的暴力事件。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与警察发生冲突，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致多名胶民受伤，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这起事件的起因是由于胶农认为其土地权益受到了侵害，在要求政府和侵权公司处置未果的情况下，胶农奋起维权，地方政府则动用警力镇压。事实上，近年来这类维权事件有所增加，约占目前全国群体事件的80%以上。这些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大都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它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而且，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但是，当土地等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后，由于争议的经济利益巨大，侵权方不仅不会轻易让步，反而常常动用黑恶势力对付维权者；而地方政府和官员则往往站在强势的侵权者一方，以“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为由，动用警力对维权者进行打击而引发恶性暴力事件，难免就会导致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与维权事件不同，贵州瓮安事件则是一起典型的社会泄愤事件。6月28日至29日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了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人打砸抢烧事件。这种由民事纠纷引发的社会治安案件有十分明显的特征。“社会泄愤事件”这个词是前年我应欧博文教授的邀请到美国伯克利分校演讲时杜撰出来的。当时还没有发生瓮安事件，我在分析早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时，感到它们有许多不同于维权事件的特点。比如，它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媒介有新特点，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等渠道传播信息、动员民众，利用民众盲目从众的群体心理散布谣言；有对政府机关和其它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显然，这些特点是值得注意的，有点类似西方社会学家讲的集群行为。因此，我杜撰了一个词“社会泄愤事件”。这个词还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我在伯克利分校演讲的消息和录音在网上流传时，有关部门就以“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为题给中国最高执政者写了一份报告，有关人员批示后，我的领导就找我谈话。他要我注意点，不要讲中国老百姓对政府有“愤”，因为我们是人民政府，人民可能对政府有些意见，但不会有“愤”。既然没有“愤”，也就不会有什么“泄愤事件”了。瓮安事件发生后，这个词被主流媒体和学界接受了。前天贵州德江因政府不许老百姓舞龙而发生的围攻政府的事件，就有媒体称为“社会泄愤事件”。

发生在2008年9月底的湖南湘西吉首事件则是因非法集资引起的社会骚乱事件。这类事件的起因一般是经济纠纷，利益受损一方因不满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而要求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最终演变为对政府机关、无关商店和无关民用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的骚乱行为。这类事件在目前经济增长减缓的背景下正以多种形式爆发，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维权事件与社会泄愤事件的双重特征。11月17日发生的甘肃陇南事件也经历了由维权到骚乱过程的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维权事件向社会泄愤事件转变的机制是什么。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说，无论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经济纠纷引发的社会骚乱都不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民众抗议政府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等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具体利益问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尽管有某些参与者想通过政治化的手段来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但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例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虽然民众把县委和县政府及县公安局烧了，但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并不是想另立新政府或者分享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前提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表达民众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正是这些事件与去年3月西藏地区的骚乱事件以及去年9月新疆恐怖袭击之间的根本性区别。

但是，这些事件会不会在特定的形势下相互关联，以至形成全国范围性的态势？这是执政者比较担忧的问题。我认为在当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像贵州瓮安这样的社会泄愤事件发生了围攻政府的行为，但他们仍然没有政治诉求，其所涉及的问题是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针对当地强势群体的掠夺而做出的反应性行为。虽然引发这些事件的根源如社会分配不公、经济剥夺、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且因偶然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定地域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但它在目前尚没有跨地区的传染性。从上面的案例看，虽然在全国一些地区发生了群体事件，并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它地区的民众也通过网络等媒介对其做出评价或进行舆论支持，但在大多数地方，社会是比较稳定的。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事件爆发的根源虽然是确定的，但它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地方却未必有很强的共性。因而，它在其它地区不具备进行同样复制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教授认为，中国存在一种特有的社会运动机制：大量的无组织的个体，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而自发地做出理性的选择。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造成了大量个体在生活处境上的高度雷同（比如，1978年之前在人民公社里劳动的农民），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也选择了高度雷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尝试分田到户）。但这种情况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群体必须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从而把分散无组织的个体行为联结起来。这种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但随着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而慢慢消解了。但在目前，这一机制又有逐步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趋势：差异性极大的不同个体因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而产生了普遍趋同的利益诉求，如要求经济上更公正的分配、权力的公开透明化运行、司法的公正性等。因而，当这种趋同化的诉求不断强化并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具有了复制的能力。这是执政者必须面对的，但这种可能性在短期内不会存在。因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

可见，在目前中国威权体制下，群体性事件只是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是与威权体制密切相关的“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以社会管治绝对状况为目标，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维系的社会成本十分巨大，隐藏了很大的危机。

我用“刚性稳定”这个词来表述目前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治状况。这个所谓的“刚性稳定”是我杜撰出来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企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其“专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治秩序失范。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刚性稳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刚性稳定”是以政治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为基础的政治稳定。一般来说，国家的政治稳定主要是指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连续不变，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公民不是用非法手段来参与政治或夺取权力，政府也不采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压制公民政治行为，各种政治行为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社会政治生活有序可控。但它并不意味着组成政治系统的各个要素没有变化，而是指政治系统内部的主要成分，如基本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本政治制度或宪政结构比较持续或比较平缓的变化，关键在于政治系统要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中国现在基本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威权体制。当然，这种威权体制与专制政体是有区别的，但在政治权力的独享性方面，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垄断政治权力作为体制的最高甚至终极目标。这一点，邓小平说得很明确。他“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这就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中国的稳定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修饰，“专政”才是根本。而在政治学的解释中，“专政”一般用来特指拥有至高无上绝对权力的统治者和依靠暴力实现统治。就其本身来看，国家合法地垄断政治权力，防范权力运作的私人化，这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其它形态的社会制度中也是如此。关键在于，现有的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吸收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到政治权力的过程和运作中来，而不致使政治权力沦为少数强势群体和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维护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外。事实上，在中国的执政者看来，“人民民主专政”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用“专政”的手段维系“专政”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下，最为重要的稳定是统治集团独享的政治统治权力是否受到威胁。因此，任何分享政治权力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最大的体制性的不稳定，都会被看作是整个体制的敌对势力攻击，都会被当成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为在威权体制下，刚性稳定与专政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一旦失去了专政地位，就意味着有可能被杀头和被清算。为了不杀头和不被清算，执政者就一定把拥有政治权力作为终极目标。这就决定，在这种封闭的稳定政治状态下，执政者必然竭力回避或者压制寻求政治变革的声音，政府和民众也就缺乏政治沟通，缺乏政治变革的活力，最终导致不能灵活应对日益变化的政治现实和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

第二，“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如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状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中间地带和讨价还价的余地，经常把一切民众利益表达方式当成对社会管治秩序的破坏。在中国目前，虽然有游行示威法，但这个法律不是保障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的，而是为了限制甚至消灭公民的游行行为，所以很少有申请能经过批准。这样，一切本来合法的游行示威，由于政府的不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而中国的宪法都取消了公民罢工权和罢市权。因此，在威权体制下，任何在其它国家被视为公民权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视为非稳定因素。目前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市民等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等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是针对政府的，政府至多是调解者或中立方。但由于政府把这些行为定性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各种维稳行动。这样也就把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推到了前台，成为了冲突的一方。可见，这种把社会绝对安定作为社会管治目标的“刚性稳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因此，为了维护“稳定”，除了暴力压制或者通过某种策略消灭这些事件外，不能谋求纳入制度内予以解决。这样，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

第三，“刚性稳定”以国家暴力、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具有非程序和非法制性。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维护“刚性稳定”的主要手段有三个。其一就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也就是政权掌握的暴力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所谓“社会稳定”已成为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某些部门就是通过夸大社会稳定面临的困难，来为本部门增加编制和经费，并通过所谓的联席会议等机构，获得法外权力。其二是各级政府加强舆论管制，控制各种媒体，压制不同声音，以垄断信息。但是各级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每一级政府、每一个部门都有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向公众过滤信息的同时，自身获取信息的成本也在增加，而且导致自己本应获得、本可获得的信息也流失掉了，尤其是下级部门为自身利益而蒙蔽上级时。这样，一些政府本应及时察觉和处理的矛盾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值得注意的是，舆论管制和信息控制在互联网时代难度越来越大；其三是控制社会组织，对任何组织的成立实行严格的登记、审批制度，不许可任一组织自由地表达利益和诉求。用这些手段来维护“刚性稳定”，有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意味，就像抗击洪峰一样，每一次追求稳定的过程都要付出代价，而且处理下一次的事件，则必须用更多的资源、更强的暴力才能到达目标。而且在今天这样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对靠利用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来达到维护稳定的目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何况在这个时代，中国公民自身权利意识不断增长，国家暴力、垄断信息、控制组织和压迫言论等政府用来维护稳定的手段同时也是在酝酿潜在的反抗势力。长此以往，中国管治安的警察部门、管舆论控制的宣传部门等则需要终日绷紧自身的每一根神经，不断的加大资源投入，导致社会管治成本不断攀升。而为了维持社会管治的巨额成本，政府不得不利用各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与民争利，从而造成社会矛盾的更加复杂和激化，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将无异于饮鸩止渴，如果不谋求改变，这种方式下的管治体制终究会有达到临界点的一天。

以上的分析表明，“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刚性稳定”是与“韧性稳定”相对而言的。“韧性稳定”是我的好朋友蔡永飞博士命名的，我最初用的是“柔性稳定”。就在我来日本之前，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听我说到“刚性稳定”与“柔性稳定”的分析后，建议我用“韧性稳定”。他认为，“韧性稳定”不仅是一个分权开放的、动态的、和平而有序的，而且是可以自我修复的。我感到非常有道理。当然，如果从是否可以修复来理解“刚性稳定”，还得注意到政治系统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因为与威权政治的刚性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的。压力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反作用力，还使中央执政者与地方执政者在对待稳定目标和战略上出现一定分歧。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中央，中央运用政治权力的压力来驱使地方进行各种施政行为。中央执政者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独享，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地方执政者惊惶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少、少事化了，最后是不了了之。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稳定绑架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角度，要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中央必须给地方政府更多自由处置社会问题的权力。为了维护稳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为违法，中央也必须予以谅解。这一点，我昨天有关信访问题的演讲已经有了较全面的说明。从昨天我列举的事实你们可能看到了，中央政府为了维持首都的政治形象，把老百姓来北京上访当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因此，通过制定各种信访责任追究制，特别是信访排名制来迫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民众进京。地方政府为了不被一票否决，就不得不到北京来抓上访的人，就不得不把信访群众关进精神病医院或者劳动教养，甚至对信访部门进行行贿以销掉信访记录。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是很严重的现实，媒体有多起公开的报道。中央政府为了“稳定”这个最大的政治利益，对地方政府的这种非法行为也只得视而不见了。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

社会学家们认为，社会冲突本身也是存在正功能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和无序状况，关键是要把它们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不在于发生什么问题，譬如群体性事件等等之类的具体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冲突事件后，我们该怎么认识它、怎么管理它。在面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冲突问题上，中国的执政者甚至许多民众和学者，有两种需要认真对待的观点。其一是一味求“稳”，谈到社会冲突事件总以为天要塌下来一样。另一种则认为，群体性事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老百姓胡闹，目前中国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和镇压力量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在这次全球危机中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中国执政者更是增加了底气，有些人也因此得出结论，中国存在的问题与制度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的制度远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先进。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因为悲观主义容易让人失去信心，而且，在许多时期，这种悲观主义是一些政治家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人们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来强化某些政治权力。中国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最近反复说，现在执政者所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是十分有害的。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他认为这是一种“体制性拘谨”的现象，表现为对社会正常行为的一种过分的敏感。这样，正常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危险性往往被无限放大，对正常的言论或舆论有着过分的担心和提防，很容易将不同的意见甚至多元世界中的许多有特点的事物 （或是有点另类的事物）都看作是敌对的因素，同时因为惧怕一些重要的变革，不惜费力去编织种种理由加以阻挡。结果不仅是自己进行选择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导致在处理诸如新时期社会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僵硬和无效，更重要的是一些为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制度建设难以有效推进。而盲目乐观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威权体制存在的许多问题，使它失去了许多改进的机会。因为只有存在着危机感，才会促使我们去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而危机感丧失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恰恰就是没有危机，丧失了对危机的警惕和变革进取的动力。

在我看来，中国要有效地防范社会大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改变目前的压力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并通过司法改革，树立国家的法制权威。对这些具体措施，我最近有文进行过系统的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的那些文章。今天我结合官民冲突的吏治，重点讲讲基层政权特别是县级政权问题。

人们对于当下中国吏治方面存在的问题有过许多分析，特别是对其中的买官和卖官更是深恶痛绝。但如果从官员政治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如下两个方面更应引起重视。其一，国家权力沦为官员私有的东西，也就是将国家权力作为官员个人或集团获取利益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目前我国基层政治领域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基层政府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时，完全可以将行政权力集团化。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他们就会公权私用，借政府职责之名，行集团和个人利益之实，将基层政府变成掠夺性的强权。而又由于基层干部依靠国家权力来获取利益以自养或自肥的状况具有某些制度上的原因，所以也就使这种国家权力的官员私有化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合法”地存在。公共权力的实质是一种价值控制和资源控制，能够使分散的社会力量一体化，使社会秩序维持在权力意志的范围之内。如果公共权力的行使失去了有序性，当成部门自身的工具，就严重违背了它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就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其二，基层政府或官员施政行为的暴力匪化。随着基层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干群关系就更加趋于紧张，暴力施政现象就因披上了“合法外衣”而更为突出。目前基层民众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和土地征用、信访问题时使用暴力，其中又以计划生育问题更为严重。由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上级对基层党政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民众。而只要没有因此发生死人或群体性事件，上级党政对这些“非常手段”虽不公开支持，但在行为上还是默许的。事实上，这种借口“国策”而暴力施政的行为，不仅不能搞好计划生育，反而为基层党政官员提供了掠夺民众的方便之门。也就是说，目前吏治腐败最直接表现是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对民众的利益诉求不闻不问；或者帮肋强势者掠夺民财、强奸民意。这些都是各级执政者无约束的自利行为的种种表现，官员个人或其所在集团通过这些手段是谋取了巨额的利益，而付出的代价就是执政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和执政合法性。

为何存在这些问题呢？这里有很多原因，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压力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并不是一种具有真正积极意义的激励机制。这一点县级政权的基层干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作为国家最基层行政组织的成员，许多工作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信访等等都是上级政府规定的、实行“一票否决”的硬任务，可他们并没有在这种“政治承包”获得相应的政治激励。由于其人数众多，素质也相对较低，加之社会流动的道路闭塞，其向上升迁的路径和机会也就十分有限。在缺乏合理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基层干部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逐利性。基层干部利用公共资源来谋取私人利益行为也较为普遍。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在村级组织和村民面前直接代表着国家，其行为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由于政府是权力资源的垄断机构，这一特殊地位使得官员们可以动用政治权力资源对经济活动进行强制行政干预。而政治权力的膨胀在利益驱动之下，又演化为官员们超越政府的职责范围，进一步制造垄断或行政管制。因此，许多情况下，基层干部就只执行约民的政策，即最终落实到民众头上的中央政策，例如税费和计划生育；但是对于约官的中央政策，即最终落实到官员自身的政策，例如限制农民负担、反对腐败、推进基层民主，基层党政则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在这种意义上，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既不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也不是人民的地方政府，而只是地方官员的政府。也就是说，目前的制度安排赋予了基层政权具有很强的自利目标，而为了实现这种自利目标对公共目标的替代，只得将国家权力私有化，基层政权由公共权力机关变成了代理人控制的掠夺性政府。

应该说，中国的最高执政者和一些学者对目前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这些问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中国现实正在进行的“强县扩权”等改革，就是试图解决行政体制的层级、规模和权限问题，属于行政分权范围。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行政分权所解决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这种“强县扩权”式的行政分权，由于没有政治分权作为基础，就很难防范权力被滥用的产生。事实上，在某些实行“省管县”的地方，由于县级领导的权力加大，所产生的腐败案件也更为严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主要的规定性在于，以地方之人、按地方之意、治地方之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考虑优先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 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制度。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县级领导干部回避制是当前中国重要的人事组织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担任县（市）委书记、县（市）长职务以及县（市）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六十三条也规定，“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职。”这种制度的一个合理性解释是可以避免地方官曲意乡闾，结党营私，减少腐败。但是通过几年的实践，这项旨在防止官员以权谋私的制度，不仅反腐效果欠佳，在一些地方反有助长腐败之势。也就是说，县级主要领导人任用回避本籍制度是一个需要检讨的制度。由于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没有对父老乡亲负责的道德责任，可以毫无愧馁地牺牲本地民众的利益。而且由于频繁的工作调动，他们上任时甚至不带家属，在任职地毫无后顾之忧，可以放大胆子为所欲为。由于他们在一个地方任期短暂，而且一旦离任就实质上获得对于他们在该地施政效果的免责权，他们既可以在任期内不考虑施政的长远后果，还可以离任前最大限度地利用即将获得的免责权。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政治首长对辖区的身份认同是十分重要的，而异地为官制度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当然，如果要改变这一制度，势必限制了现存的上级政治部门对地方政治的调配空间。但因此通过改变县级政治生态所获得的政治收获则是十分巨大的。

第二，从县级间接选举向公开直接选举发展，构建真正的基层民主自治体制。自治制度并不一定是民主制，而民主制一定是以自治为基础的。就是说，民主制度与选举制度是分不开的。县政民主自治也就要开放民选县级领导人。孙中山早就指出，“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 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每县地方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得选国民代表一员，以组织代表会，参预中央政事”：“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也就是说，孙中山构想的县政自治中，县的官员是由国民直接选举的，而省长则是国民代表间接选举。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分为两部走。其一，按照现行体制，真正按民主的原则来进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并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再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县行政长官。其二，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直接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

第三，重新确立县级政权和县级领导人的政治定位，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地方自治政府应是对本地居民负责任的政府。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执政党和国家机构的二元化运作模式使这种责任变得十分困难。也就是说，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责任政府，就必须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从县域政治方面来看，“党政分开”并不一定会取得实际性的效果，由执政党全面掌握国家行政机器，实行“党政合一”才是最为现实的选择。问题是，执政党必须要获得辖区公民的授权，承担起实现辖区公民意志和利益的政治责任。与此相联系的县政领导的政治地位也应有所改变。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县政领导具有政务官的责任，也能获取政务官的权力，但他们面临的激励体系是科层制下公务员的管理体系。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建立了刚性的政治授权程序，县域政治才可能常态化、职业化。建立了县域政治，县政领导职务才会变成一个受人尊重、创造成就感、值得长期担任的工作，才会吸引对本县人民有承担的地方政治精英。建立了县域政治中刚性的政治负责制度，使在县域政治中决策和行政失当的县政领导必须付出个人的代价，无法托庇于干部流动，县政府才会建立公信力，才有可能成为既对本县人民负责又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地方政府。

第四，要进行司法改革，构建司法制衡制度。目前中国司法存在的“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司法权力地方化”都在县级政治中有所表现。对此，胡绵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但是，十七大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很大的进展。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司法制衡，以妥善处理中央政治的统一性与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司法制衡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把司法审判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中央实行垂直管理。显而易见，建立县域司法制衡的关键就是让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人、物、事脱离县政权的控制，在人事、财政、业务三方面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而不是对县政领导负责。为了防止县法院和县检察院与县级政权建立不合法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实行司法人员的流动回避制。另外，还必须改革目前的政法委系统。政法委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司法的领导机构，其设置和工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法治国家的要求。要实行地方的民主自治，就得排除地方政法委对地方司法的影响和干预。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考虑中央政法委和省级政法委保留作为执政党的研究智囊机构，地市和县的政法委取消。

上面这些就是我对中国政治改革特别是基层政权改革的设想。目标是在使中国县政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以此来解决威权政治的缺陷，使政治体制增加韧性。总之，任何一个对中华民族抱有责任的人都希望中国的长治久安。事实上，中国的人对乱和治是有自己的讲究的。毛泽东就曾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用这个“大乱”达到“大治”行不行得通姑且不说，但代价未免过于惨重，如果不乱或者小乱就能达到天下大治当然就更好了。最近中国在流行“不折腾”这个词。这个词之所以流行，是因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提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在我的理解中，胡锦涛的这个“不折腾”主要是针对过去当官的瞎折腾老百姓而言的，但这种表达又有可能变成“不改革”和不作为的借口。当前中国不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时候，而是必须采取积极的政治措施，要有所作为，需要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以确保中国远离社会大动荡，从而走出“兴亡周期律”的治乱更替，在制度化的动态发展中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谢谢各位。

（本文部分内容以“进一步改革以有效防止社会动荡”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9/4月号，总第27期）

工作很忙，但我坐在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看这本书的电子版。我完全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好几次，我泪眼模糊，最后终于忍不住跑到楼道的厕所里去哭出声来。我怕来人听见，用卫生纸擦干泪水，赶紧红着眼睛跑回来继续看。一个同事跟我谈工作，她有点异样地盯着我的眼睛说话，但终于没有问我什么。

我不认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而相信“只因未到伤心处”。我看《山楂树之恋》时也流过泪，看完之后还写了一篇感想，向许多人推荐了这本书。但读完蔡铮的心灵自传之后，我觉得《山楂树之恋》虽然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但比起蔡铮的这本书来，真的太轻飘了！或许别人感受会不一样，或许我真的是老了以至于越来越婆婆妈妈了，或许我跟蔡铮关系太近了以至于他描写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无论如何，作者真实得惊人的叙述让我再一次体验了青少年时期那种灵与肉的挣扎。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阅读，一次激情迸发的阅读，一次燃烧情感和灵魂的阅读！

我不懂什么文学，我不知道好文学的确切标准是什么，但我从小热爱文学，曾经梦想当“文学家”（其实应该是作家）。我判断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不是所谓文学评论专家的那一套从外国道听途说而来的理论或主义。我从小就知道，凡是好作品，总会有人要往它头上套这样那样的理论高帽子。对于好作品来说，这些帽子都是画蛇添足和狗尾续貂。我不知道蔡铮的这本书会被贴上什么标签，我只知道它应该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退一万步来说，它比当今大陆市场上流行的大多数所谓畅销小说要好得多，也比一些曾经热炒的、号称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作品更有份量、更有吸引力。

有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曾经深信不疑并因此特别注意那些用语与别人不一般的作品。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就教我们搜集那些名言佳句并默写背诵。我一直以为，好的作品必须是语言漂亮、华丽、精彩、不同凡响。然而，让我流泪的《山楂树之恋》和《一个解放军的1989》均不在此列。蔡铮的语言跟他的身份和个性差不多。他是农民和军人出身，语言也土里土气。每一段话像一段久经风雨的木头桩子，简短、朴实、没那么多花哨子。看蔡铮的文字，你会发现语言真的不需要花里唿哨，往往简单几个字，就足以表达一箩筐的内涵了。看完他的书，你再看那些装腔作势、假洋鬼子式的叙述，就会感到恶心。我老是重复一句陈词滥调，那就是，真理总是简单的，经典都是简洁的。 不信就看看《老子》、《论语》和《史记》。我希望蔡铮的书将来会成为经典，即使不是这一本，也应该是下一本。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教科书上的一种标准理论，那就是好的文学应该反映时代。我不想用这理论去套蔡铮的书，但我觉得他的书绝对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自己的个人奋斗史。即使他的主观上是这样的，但由于他的故事正好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也足以具有史记的意义。是中国人，就知道1989年的特殊性。蔡铮亲历1989并以细腻的笔触详细记述此前此后的心灵史，这在我孤陋寡闻的见识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即使不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应载入史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于短暂的春天。在这个春天里，人们曾经做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民主梦。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中国接着经历长达数十年的反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争。好不容易建立了所谓的新中国，大家在欢天喜地拥抱新制度之后忽然发现，日子并不如同想象中的那么好过。接着，大家开始忆苦思甜，就像农村无数不识字的老大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的那样：给地主当长工还不至于这么饿！知识分子也发现，在军阀和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还能诞生鲁迅这样说真话的硬骨头……

终于，大家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春天！似乎严冬已经被抛在脑后，这回是真的解放了。然而，1989年的坦克和装甲车将人们天真的梦想无情地碾得粉碎。从此，中国进入了行尸走肉的时代。转眼之间，20年过去了，被吓得魂飞魄散的中国人至今还没有缓过神来。蔡铮就是差点连肉体都被碾碎的一员。他侥幸逃到了美国，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这才得以思定思痛地舔几下那心中永久的伤痛。这本书就是自舔伤痕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八九之后20年了，还没见到任何拿得出手的作品。蔡铮这本书应该是第一部，而且正好是在20周年纪念日前夕出版。所以，我说它不载入史册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不要被书名迷惑了，以为这是一部政治色彩的著作。如果政治嗅觉灵敏的人想从中找到整人的材料，是可能的，但是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作者吃过太大的亏了，如今早过不惑之年，绝对无意卷入任何政治是非中去。书中也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只有艺术性的白描。蔡铮反复跟我强调，这是一部心灵史，跟政治无关。硬要鸡蛋里挑骨头从中发现什么线索，这样的人可能有，但我觉得中国当今的“和谐”环境已经很难让这种不理智的种子疯长成参天大树了。

我从书中发现得更多的是命运。蔡铮是不相信命运的，至少理论上如此。他是一个贝多芬式的人物。看完这本书你就明白，他似乎真的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看着他的书，我仿佛回到了过去，仿佛又看到他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仿佛又听到他在神经质一样不断地叫头痛，仿佛听到水牛在他家里焦躁地喷着响鼻，仿佛看到他在疯狂地打击打着自制沙包……他在书中引用我父亲的话，一点不假。他虽然属蛇，却是一条矫龙。就是他在最狼狈不堪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他是能成功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根本上来说，命运就是不管你同意不同意、相信不相信它都存在的东西。我谈命运，并不是要消极等待什么。恰恰相反，我们要在感受命运的同时，积极与命运共舞，尽情享受命运。这本书的原名叫《证明活着》，这是蔡铮终生的信条。在书中，你会看到主人公是一个与命运共舞的高手，就像在海上冲浪一样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当然，这是如今我作为旁观者的总结。对于主人公来说，在那些贫困、压抑和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有多少迷茫、焦躁、恐惧、愤怒、冲动、爱欲、希望和痛苦啊！这些大海一样深沉的体验岂是一两句轻松的漂亮话就能概括的？我相信，每一个足够细心和足够敏感的读者都会从书中体会到命运的博大精深。

一个好的故事如果没有爱情是不可思议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又总是浪漫而凄惨的。对于一个才气横溢的男人和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来说，人生充满了机会和诱惑，到底如何选择是永恒的主题。命运是个喜欢黑色幽默的家伙，他从来不会给你太多。主人公热衷于自己印刷油印诗集的时候，命运赐给他刻骨铭心的初恋。当他渴望沉迷于温柔乡的时候，爱人却当面投进他人的怀抱。看完这个故事，你可能会想起《马丁。伊登》。但蔡铮比马丁。伊登坚强得多。就我所知，他喜欢温柔贤慧的女人，但我觉得要做他的爱人，首先得坚强。一天到晚逼着他去赚钱的女人，不配做他的爱人。

我无法想象，拿起此书的人会不一口气读下去；我也无法想象，读完此书之后会无动于衷。对于我来说，读完之后，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还不能在大陆看到它的发行。我坚信，一旦它在大陆发行，很快就会成为畅销书，很快就会被改编成电影影视剧。我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这一天的到来，对于蔡铮来说是重要的，对于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来说更重要，对于十三亿可怜的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来说尤其重要。

二〇〇九年五月六日于北京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这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启用教育部印信的当日发布的。5月，教育部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7月，蔡元培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

颁行上述举措的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及弟，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原是维新派中的一员，后弃官从事教育事业，并逐渐转向革命。1902年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他在上海组建光复会，翌年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在德期间著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并于1912年（民国元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正是这样一位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废止了历代封建王朝正统教育的读经制度，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他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隶属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有超轶政治之教育。” 凭着这样的理念，他创建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出掌北大，宗旨正大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蔡元培不愿与袁政府合作，于1912年7月辞职，翌年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民初《临时约法》，蔡元培应邀回国，同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前身即清末之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据蔡元培自述：回国后“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蔡元培在1906年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故对清末以来大学生的积习，有着深刻的了解：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这些积习，在今天的大学中（特别是在混学历的官员中），也是屡见不鲜的。有鉴于此，蔡元培特别强调学生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求学不应以做官发财为目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不同于一般“学成任事”的专门学校；并指出“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蔡元培在演说中痛陈：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植其基，勤其学”，即便将来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在第二年的北大开学式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蔡元培的这些办学主张，足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求贤若渴，唯才是举

蔡元培分析北大学子的心态说：“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由于当时的中国政法学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多由官员兼职，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得已之举”，“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并着手加强文、理等学科的师资力量。

蔡元培到北京后，曾向老友汤尔和探讨整顿北京大学校务，汤向他推荐了《新青年》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是相识已久的革命同志，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他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日，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访问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石元皋：《陈独秀生平点滴》）。考虑到出任文科学长需要一定资历方能通过，蔡元培甚至为陈杜撰了履历，使他顺利地到北大任教，《新青年》杂志社也随之迁至北京。

1917年7月，另一位新文化领袖、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并因胡适的介绍引进了不少新派学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的，还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蔡、李二人于1917年在北京相识后，在“教育救国”及“兼容并包”上多有共识，。1918年，北大逻辑学教授章士钊请辞兼任的图书馆主任一职，并推荐李大钊接任。据章回忆说，自己“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李大钊字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后来，湖南青年毛泽东因准岳丈杨昌济教授的推荐，被李大钊接受为图书馆助理员，并到北大旁听。

蔡元培延聘师资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哲学家梁漱溟1917年受聘担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年仅24岁。据梁先生回忆，蔡先生是因看到他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究元决疑论》（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后提出聘请的：“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但蔡元培遴选教员，也有其严格的一面。当时北大各科尚有若干洋教员，皆从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请托介绍而来，学问参差不齐，来校后又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北大依照合同辞退了其中不合格的数人。于是有洋教员要控告校长，英国教员克德来、燕瑞博请英国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均为所拒。朱尔典曾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则一笑置之。

厉行改革，健全学制

五四精神是“科学与民主”。蔡元培是将教育科学化的第一人，也是推行大学管理民主化的第一人。蔡元培曾谈到：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他在北大校长任内，推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改革。1917年10月，他主持召开了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胡适建议改分级制为选科制，此议获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选修科目可以跨系。这是中国的大学选修课及学分制的由来。蔡元培说：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为推行他的“沟通文理”主张，蔡元培率先提出了将大学分为本科与专科的创议。他于1917年1月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大学（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但在当时未能成功。1918年10月，他再度向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建议：大学本科，“融通文、理两种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要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1919年，北京大学正式实行“废科设系”，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十四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蔡元培鉴于北大商科毫无设备，仅有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将商科并入法科。当时北大预科的设置受教会学校影响，偏重英语及体育，其他科学则比较落后。学生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学习上会发生困难。蔡元培在校长任内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视野却放在高等教育的全局。他说：“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当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北洋大学有工、法两科，北京另有一工业专门学校，三者都是国立院校。蔡元培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停办北洋法科，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北大的工科的土木与矿冶并入了北洋大学，将工科省下来的经费转用在理科上。

蔡元培对北大的一大贡献，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大学建制，推行“教授治校”制度。他提出：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的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究各种事务”。（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

此时，蔡元培邀请他早年的学生、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得意弟子蒋梦麟到北大共事。他请蒋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出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1930年，三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进一步健全了北大的管理制度。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民主，他不仅推行教授治校，也主张学生自治，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他认为组织学生自治会“可以把治者与被治者的分别去掉”“由学生传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国民自治的精神”。（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演说词》）当时的北大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办刊、出书，都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其中最著名是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许德珩、易克嶷等组织的国民社，以及由守旧派教员支持的国故社。五四运动就是由前两个学生社团组织发动起来的。

蔡元培素来主张男女平等。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收女生旁听作为正式女生的过渡，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主张得到他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就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又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蔡元培曾谈到：“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提倡“劳工神圣”，同时为穷人争取平等教育权利。1915年6月，他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皆通过该会的渠道赴欧洲学习。1919年3月，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工读互助团，并组织募捐，帮助贫苦青年实行半工半读。

为使本科毕业生继续从事较深的专门研究，蔡元培还接受胡适的提议，计划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并先办起了国学研究所。北大在蔡元培任内以文科见长，但他也十分注重理科的建设，请到了李四光等名师到校执教，以求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1930年蒋梦麟继任后，北大理科有了长足的发展。针对守旧派的尊孔以及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北大先后成立了书法研究会、书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民主。他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都是北大教员。蔡元培在积极提倡新文化的同时，并不排斥旧学，一些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旧学代表人物，如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鼓吹洪宪帝制的刘师培以及国学家黄侃等，也同时在北大执教。

据北京大学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教员217人中有90位教授，平均年龄仅30余岁。对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其中陈独秀39岁，梁漱溟24岁，徐家璜25岁，朱家骅26岁，李大钊、刘文典、胡适28岁，这在当今的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北大本科学生平均年龄为24岁，师生年龄段的接近，给校园带来了清新活跃的学风，其中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冯友兰等，后皆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蔡元培说：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他虽然主张“兼容并包”，但仍坚持自己的新文化主张：“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对北大的办学方针提出挑战。他攻击新式教育“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认为提倡白话文“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还告诫蔡元培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他在《学衡》杂志发表的另一版本公开信中，更大骂“神圣学校，几为万恶之府矣”，“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之效果，信口狂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

蔡元培立即发表公开信回击，驳斥林纾的造谣诬蔑。他指出林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要求林纾提出证据，北京大学教员在校内校外，何时何地发表过“覆孔、孟，铲伦常”的言论？他还举证指出，北大教员中研究孔孟乃至尊孔的大有人在，至于教员在《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于为敌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蔡元培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严复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林纾翻译外国小说，都是由白话译成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林翻译过《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言情小说，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如果有人以此“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

蔡元培在这封公开信中，重申了自己的办学原则：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宇，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

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教育独立”理念下的制度改革，学生自治下的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蔡元培在北大的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当时北大师生齐集法学院大礼堂商议营救办法，蔡元培在询问了学生受伤和被捕情况后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事件“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挂冠出走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他回校。蔡元培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忠告，并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到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殁。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3月10日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这一代1 9-20世纪之交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