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北岛《蓝房子》序

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

没想到北岛的散文读起来能让我发笑。可是当我看到北岛描写金斯堡怎样点头哈腰,亦步亦趋地跟在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后面,又说这位老胖女人是纽约的“袜子大王”,而金斯堡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一位生产袜子的“大王”竟和被称为“垮掉一代”之父的大诗人金斯堡之间有这样生动的联系!

北岛这人平时的做派不大像诗人,因为他太“板”,不是刻板,简直是呆板,常常“板”得气人。当年在圈子里,朋友们给北岛起的外号叫“老木头”,那真是贴切。但是,没想到北岛写起散文随笔来,竟有那么多又温和又刺人的幽默,时不时地逼着你笑上一笑。我觉得这是北岛这本散文集最可贵的地方,它们像一颗温润明亮的珍珠,悄悄藏在书页和字行之间,总是在读者料想不到的时候滚了出来,给人一阵喜悦。不过,不同寻常的是,读了若干页之后,你在发笑之余会尝到一种苦涩——一种北岛式的幽默所特有的苦涩。对一个敏感者,这种苦涩能让人彻夜不眠。

就以北岛笔下的艾伦?金斯堡而言,真是活灵活现,且文笔轻松,轻松得有的地方像一幅漫画。一个曾经让全世界听见他的“嚎叫”的诗人,一个代表着伟大的二十世纪六○年代的愤怒的抗议之声的沉寂的老斗士,一个始终不肯就范和妥协、毕生和资本主义势不两立的“疯狂的火车头”,原来还是个“野和尚”,是一个同性恋,是个只穿二手货衣服的普通大学教授,还是个雇了三个半秘书的工作狂。以我们习惯的种种标准来看,金斯堡这人太“闹腾”,不安分,不律己,处处生事,处处捣乱,对这现实世界总是不满,总是故意跟它作对,好像我们的生活哪儿都不对头,好像这生活像个杂货店,可里面卖的都是花花绿绿的毒蛇和蛆虫,怎么办?想法子把它砸碎。砸不动怎么办?嚎叫——能砸多少是多少。不用说,对这样一个愤怒了一生的抗议者,对这样一个不得不嚎叫以至最后叫不动了的抗议诗人,今天的人们已经觉得相当陌生了,更不必说金斯堡得以出现的沸腾的六〇年代。人是不是动物中唯一能自觉记忆的动物?我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有人在研究黑猩猩(还有海豚)的语言,并且肯定它们有语言能力。但是人肯定是最善于遗忘的动物,因为动物中唯有人才有历史,有历史才有遗忘。大约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天高云淡,阳光亮得如透明流动的水晶,我、刘禾、李零,还有李零一位朋友,几个人在柏克莱大学校园里漫步。在路经那座莫名其妙地显得神气活现的钟楼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历史,李零忽然说:“历史——历史真正的作用就是叫人遗忘。”说完,他脸上似乎飘过一片乌云,在明灿的阳光下,那片暗影凝然不动。我日后常常想起李零这句话。他是个历史学家,在考古学、古文字、古文献和先秦两汉思想史及历史的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由这样一个人说出这样一句话,分量实在不轻。金斯堡正在被遗忘,六○年代的历史正在被遗忘,这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如果没有北岛写下的关于金斯堡的这些文字,如果不是恰巧有读者,比如我,读了这些文字,金斯堡的嚎叫不是已经弱不可闻了吗?但是我们很少注意这遗忘,我们之中更很少有人去追问:我们为什么会遗忘?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使我们如此轻松而自然地遗忘?

北岛说金斯堡过了七十岁生日之后“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北岛又说:“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人总得死,如果我们逛街的时候,迎面而来或者与我们比肩而行的,不只有成群放学后回家的儿童,还有成群活了八百岁,甚至一两千岁的老人,那是什么景象?想想都让人两眼发青。但是还有另一种死亡,或许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那就是被遗忘,就是曾经有过的某种意义被抹掉(法子多得很),抹得干干净净。金斯堡的死亡,正是金斯堡的意义被抹掉的历史——这也是历史。但是金斯堡的意义,不只是他和六○年代之间那种有血有肉、有烟有火的密切联系,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他是个诗人,不是一般的以写诗谋生或者以写诗抒怀的诗人,而是一个企图以自己的诗来挽回诗的没落命运的诗人。在一个日益成熟并健全的中产阶级社会里,诗歌走向没落,有如大沙漠中的一条溪流,在严酷的蒸发中涸死,几乎是必然的。但是金斯堡不甘于此,他不光要挽救诗歌,还要用诗歌来挽救世界。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精英”的姿态,一种被今天的人们所不理解、也不认同的姿态,特别为一些当前很时髦的自认为是“后现代”的后现代人所不齿。“精英”在他们意识里,几乎和“反动”是同义。这里我要说句题外话,我总是弄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也是某类“精英”?难道他们是大众?当然,我们可以替他们辩解,他们是精英,不过他们从精英里反了出来,是一种反精英的精英,就像孙悟空,虽然自己是“大圣”,却大闹天宫,反对一切神圣。可是,若是拿孙悟空做比,谁更像孙悟空?难道不是金斯堡更像吗?只不过他手里没有金箍棒,他只有诗。当然,金斯堡的诗并没有动摇他所反对的世界,尽管他的诗的嚎叫曾一度响彻云天。北岛说:“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说得好,我尤其喜欢“残局”这个说法,说尽了金斯堡的半生苍凉。但是,说对峙本身就是胜利,恐怕不尽然。问题是,金斯堡面对不仅是一个他所厌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面对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中产阶级社会。我对金斯堡没有足够的研究,我不知道当金斯堡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攻击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他面对的主要敌人正是中产阶级。这个阶级随着“富裕社会”的形成而日益成熟并且壮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的主要成分,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正如我们不能想像没有奴隶的奴隶社会,我们今天已经不能想像没有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奴隶们终归和奴隶社会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他们不能无视那个社会的不公和不义,而中产阶级不同,大体上说,他们和资本主义社会亲密无间,他们在其中如鱼得水,除了对那些亿万富翁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和权势的艳羡之外,他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不满,更不必说愤怒。他们要愤怒干什么?北岛说:“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当然尴尬,金斯堡本人也是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他不富,可他也不是穷人,他好歹还买得起价值几十万美元的房子,还雇了几个秘书。

说尴尬,尴尬的不只是金斯堡的愤怒,还有诗。有关几位诗人的速写和随笔,无疑是北岛这本散文集中最有价值、也是写得最好的篇章。北岛自己是个诗人,所以他的散文里弥散着一种诗意,但是不浓,淡淡的,有如林中薄雾,形成这个集子中的散文特有的一种文气。而在那些关于诗人和作家的印象记述中,这种作风就变得更加鲜明,比如《约翰和安》、《蓝房子》。我真是非常喜欢这两篇散文,每读都非常感动,而且经常无缘无故就会想起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整整六个月,安独守空房,在老林深处写作。既使约翰冬天回来,这天涯海角也只是两个人的世界。缅因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一旦大雪封门,只能困守家中,面对炉火,度过漫漫长夜。”北岛说他一想这凄清的画面就不寒而栗,我也是。北岛这几篇关于诗,关于诗人的散文,大体上都用的是一种十分节约又十分轻松的笔调,甚至在行文中强调一种“土味儿”,比如他说金斯堡“信喇嘛教显然受到盖瑞的影响,但也做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还是比佛教来得‘野’点儿”,比如说迈克的突然来访“让我们有点惊慌失措,我们比他们更穷,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床招待客人。好在穷人间并不嫌弃,没床就打地铺。”有时候北岛干脆使用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修辞,例如他说“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朗诵的像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像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像个摘果子的,烂的扒掉,好的留下。”这种种修辞策略不仅使北岛的散文在雾一样凄清的诗意和轻松幽默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而且使那诗意中隐含的忧虑和不安获得一种几乎可以触摸的质感。忧虑什么?不安什么?对北岛来说,那首先是诗在当代社会中的尴尬。

在《克雷顿和卡柔》一文里,北岛有这样一段描写:“克雷顿是诗人。美国不少当代诗歌选本都收入了他的作品。在美国,要说你是诗人,别人都会离你远点儿,那意味着贫困和神经有毛病。不过现在境况有所改观。自七十年代起,美国的大学纷纷增设创作课,就像张大网,把社会上漂游的一帮诗人捞上岸来。一条‘鱼’名叫克雷顿,九年前成了东密西根大学的诗歌教授。有人批评这一制度,认为这样会毁掉美国文学。‘胡扯!’克雷顿瞪起眼,‘说这种话的家里准有遗产。没有创作课,我他妈的现在得在洛杉矶开出租车。’”可以把克雷顿的遭遇看做是当代诗歌尴尬处境一个隐喻或是象征。其实克雷顿的处境在诗人中还算是好的,他至少不必去开出租车,混成了大学教授,有机会享受佳肴和美酒。问题是诗,问题在于“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当然,诗这东西还没有灭绝,苦苦为诗的生存和自己的生存进行双重挣扎的“神经有毛病”的诗人还到处可见。甚至还有不少诗歌朗诵会到处举行,这有北岛的《朗诵记》为证。但是,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正在迅速地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化)。特别是对作为这个世界中的“大多数”和“大众”的中产阶级来说,诗已经不再是一种重要或必要的东西,诗已经成了一种多余之物,可有,亦可无。自六○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为了安抚中产阶级大众,利用二十世纪提供的新科学技术手段,建构了从摇滚乐到电脑网络的一整套新的文化,而这建构过程,也正是诗被从艺术金字塔的顶尖上拽下来,变成当代文化景观中的行吟乞丐的粗暴过程。今天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站在诗这一类“精英文化”面前就矮了三分,并且拿它们做附庸风雅游戏的“受众”,那是十九世纪的事儿,至于这种现象竟然还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截,那是不得已,没法子。至二十世纪末,一种新的中产阶级文化已经成熟,他们有自己值得追随模仿的英雄,有自己百听不厌的故事,还有电脑这个能把各种游戏都集于一本的百宝箱,他们要诗干什么?因此,诗的被遗弃,并不能只从诗自己的命运中得到解释。不过,反过来说,诗和当代中产阶级文化之间这种紧张关系,也正好使诗成为挑战、对抗以至批判资本主义的潜在的最可贵的资源。金斯堡就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在他的诗中,看到了诗歌在当代生活中仍然可能,而且有必要存在的理由——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对正在席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秩序发出疑问。但是,作为尴尬地自己也处于中产阶级之中的诗人们对此是否有足够的自觉?我就不知道了。在怀念金斯堡的散文里,北岛说金斯堡坦白承认自己看不懂北岛的诗,然后北岛又用同样程度的坦诚表示,他也看不懂金斯堡的诗,这真让我吃了一惊。如果他们俩彼此都看不懂对方的诗,那他们的诗又是写给谁看的呢?

我想起一位美国朋友跟我讲的一个笑话,说美国每年只出三百本诗集,因为美国恰好有三百位诗人。这笑话很尖刻,可也反映出了当代诗写作的困境。本来,诗人以语言游戏来写诗,是对隐含着社会秩序的语言秩序的一种激烈的反抗,它也一度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可是,时至今天,如果这种游戏变成了仅仅是极少数人才能参与其中的高雅活动,或者,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不关痛痒的“反抗”,诗人们是否也应该做一点反省呢?是否可以对诗的未来做另一种想像呢?我要申明,这意思不是说,只有金斯堡那样的“嚎叫”才是诗的坦途。当然不是。实际上,当代诗歌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挑战人家,而是如何应付人家的挑战——是中产阶级社会正在窒息诗歌。在这种生死攸关的窒息面前,诗怎么能对自己的现状无动于衷,毫无怀疑呢?

徐晓是《今天》文学杂志最老的成员之一,她为了纪念《今天》创刊二十周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说到北岛的时候,徐晓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个木讷的、不苟言笑的、固执的,甚至有点古板的赵振开(北岛),我不了解走在蓝天下、碧海边、金沙滩上的今天的北岛和他的创作。一九九四年底,听说他要回国,朋友们都盼着,我更想见到他了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还是精神的漂泊者吗?是否还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怀疑有了结论以后,他的怀疑指向何处?”在二十世纪七○年代,北岛的怀疑,如同金斯堡的愤怒,曾经震动了千百万的中国人。我相信,怀疑是北岛的影子,会终生终世跟着他,无论他漂泊到哪里。

鄢烈山:政府承受“诽谤”也是法治的代价

为了澄清事实,近百名工作人员耗费几天甚至10多天时间去进行大量走访,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行政资源被耗费在无端指责中。“这个”而且“谈到的,那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代价

4月28日新华网有篇新华社记者的报道,题为《网络传言耸人听闻影响政府形象且看真相还原》。这个标题一看就很有意味。

因为我这个非公务员、普通公民(按照各种表格“政治面貌”一栏60年一贯的规范填法我就是“群众”),看到“网络传言耸人听闻”,自然想到的是,这样做会“损害(或影响)网络的形象”。对于关注网络舆论的我,希望这种新兴的公民表达载体良性发展,推进中国的转型进程,当然不乐见它因恶变和异化,而失去公信力。

但人家新华社的记者,到底是“正规军”,政治觉悟就是比我这个“群众”和周末报人高,想到的,担心的,是这会“影响政府形象”(内文的小标题是“不负责任信息损害政府形象”,“损害”比中性的“影响”当然要直白而且严重)。

先把这事简略地讲一下,再说我觉得奇怪的事:

4月9日,署名“老虎庙”的网民在博客中通过文字及视频披露,来自内蒙古的农民黄有杰在西安街头流浪上访,反映陕西洋县的镇人大代表、村支书、公安局长等人拐卖其两个女儿黄凤和黄红,并将小女儿转来卖去,期间两个女儿遭到强奸、断骨摧残,试图逃跑的女儿还遭到公安部门的追捕和殴打。陕西省洋县官方24日在汉中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博文《人大代表和公安局长勾结一起倒卖民女》的调查结果:博文所说黄有杰反映两个女儿被洋县的镇人大代表、公安局长等人拐卖、转卖、强奸等问题严重与事实不符。她们均自愿嫁到洋县,而且目前生活幸福。是黄有杰想带两个女儿回内蒙古不成,向女儿要钱未能满足,希望通过这种行为达到目的。

新华社记者“日前采访了从广东和西安赶回洋县接受调查的黄凤和黄红姐妹俩。黄红说:”我实在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造谣,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不能抬头见人。‘“黄红这话在情理之中。她的”两次婚姻都是她自己做主“,且现”在洋县有个稳定的家“,父亲的造谣却让她和老公背上了强奸和被强奸的名声,这多么令人难堪!

“据姐妹俩介绍,洋县领导已答应帮助她们办理户口关系和补办结婚手续。黄红说:”我们俩很感谢政府,也对父亲的行为给政府抹了黑表示歉意。“前半句说感谢政府办户口和结婚证不奇怪,我觉得其实也要感谢她们的父亲和网络,没有她们的父亲和网民搞成公共事件,洋县领导现在会答应帮助她们办吗?可是她们只想到说”父亲的行为给政府抹了黑表示歉意“,却并不向感情善良而被欺骗的网民表示歉意,更想不到这不实消息的传播损害了网络形象,应该为她们父亲的行为向公信力受损的网站道歉。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早就不止一两次听不同层级的好官感慨过,中国的老百姓真好!好在哪里?好在能够忍辱负重,好在总是相信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不找政府的麻烦;即使遭受了严重的不公正,输了官司,也将扳回的希望寄托在寻找“青天大老爷”上,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才“逼上梁山”铤而走险。须知,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我们的老百姓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说什么“总统是靠不住的”,把维护“政府形象”看成自己的职责太正常了。

其实,不论网络还是政府,都需要有公信力,都有一个维护形象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维护的问题。

它们共同的前提是要相信“人心是杆秤”,“公道自在人心”,普罗大众出于人的本性是不愿受欺骗不愿被愚弄不愿被利用的。

先说网络吧,年初我写过一篇《“策划”的正邪之分》,对所谓“网络营销”、“网络推手”欺骗网民、操控舆论表示质疑,我认为这种阴谋诡计是应该取谛应该惩治的网络欺诈。今年又发生了所谓北外“香水”女生、浙大受政治迫害女生的网络事件,这些欺骗网民的“狼来了”策划,它们败坏了网络报道的公信力,教育了众网民不要轻信。洋县事件果如政府发言人所言,那是对网民的又一次教训,至少我以后不会在博客里轻信他人的请求转贴申诉信了。“老虎庙”是牛博网2008年的十大名博,有此事教训,下回他就该尽“公民记者”之责先核实再上载了。这个言论和新闻市场的淘汰机制,难道不是最有效最节省社会成本的“管理”吗?

“不负责任信息损害政府形象”怎么办?同理,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澄清了事实,“政府形象”不是那么容易损害的,修复也很容易,因为“群众”不愿受任何人的欺骗和利用。相反,政府不容民众质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缺乏自信的老虎屁股般的政府其形象绝对好不起来。正如法学教师杨支柱在《诽谤政府既非犯罪也未侵权》(2009-04-22)一文里,依据宪法第三十五、第四十一条和《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所论述的:政府拥有足够的手段及时发现对政府的诽谤并公开辟谣,而普通个人很少有这种能力;政府的这一能力使得追究个人诽谤政府的刑事没有必要,不应该为此付出阻遏个人批评政府的代价。而诽谤作为刑事自诉案件或民事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时原则上应该不告不理,例外地转变为公诉案件或国家支持起诉的前提应该是受害人欠缺行为能力而又没有监护人,或者受害人处于被强制、被胁迫的境地,总之应该是弱势群体的成员,因其弱势无助而需要政府给与特殊帮助……

新华社记者这篇报道最后说:“当地干部反映,网络上一个不负责任没有经过调查随意发布的信息,不仅给当事人生活带来影响,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而且为了澄清事实,近百名工作人员耗费几天甚至10多天时间去进行大量走访,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行政资源被耗费在无端指责中。”这个“而且”谈到的,那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代价,正如有时为了破一大案所费不赀,那是没办法的事(加拿大不少纳税人对赖昌星遣返案花费加国那么多司法资源强烈不满,那也得按程序办);而且也是值得的,每案都这样认真查清真相,政府的公信力就会提高,编造虚假信息就越来越没有市场。

据4月27日《京华时报》说,洋县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法追究发布不实网文者及相关网站的法律责任。但愿这回不是公诉而是自诉,追究的不是子虚乌有的“诽谤政府罪”!

邵建:《金瓶》诲淫 《水浒》诲盗 专家在诲暴

《金瓶》诲淫,《水浒》诲盗,打人“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则是带有黑道意味的“诲暴”。谁都知道“杀人不见血”,两句比对,何其相似乃尔。它不但诲暴,而且是在唆教如何巧妙地使用暴力。

这样的表述出现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中,它理所当然要在网络上引起公愤。城管不同公安,它面对的不是实施犯罪的人,而是普通公民,并且是公民群体中为生存而求食的底层那部分。近年来,城管对这个群体的大打出手,不时见诸报端。很显然,如果将这样两个群体放在一起,城管不但是强势,而且每每是强势“执法”;因此受到伤害的,只能是那些作为弱势的“引车卖浆者流”。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城管在国人心目中印象恶劣。于是这本专门为城管作技术指点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便有专家以“不见血”为其支招。

本来,城管执法,在其法律身份上就有可圈点处,它的执法身份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又能在哪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城市中找到公例。至于它的工作性质,说到底也与法律无关。即使是有关市容方面的条例,也只是来自行政上的某些规章,而这些规章,更多是权力意志的产物。前一段时间,江苏省无锡市大面积拆除街头报亭,理由是违章;然而它们在街头已经风风雨雨那么多年,怎么一向不违章,一夜过来就违章了呢。城市规划是可变的,但,法律本身是稳定的。不能把不符合新的规划的所谓违章视为违法,更不能把强制执行诸如此类的违章当执法。它之所执,更多是城市长官的权力意志。就我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而言,一个只为摆显长官治绩的“文明城市”检查,就会搞得市民生活乱套。城管倾城而出不说,这个摊点不准摆,那个东西要拆掉。你能说这时的城管是在执法,除非你告诉我,权力意志就是法。我本人不是法律专业,我希望有法学专家有以告我;否则我宁可坚持我的“偏见”:城管执法,本身就不具合法性。

然而,以上“操作实务”那本书,就是在执法的名头下出笼的,这样它就合法化了城管的所有行为,包括它的暴力;而“不见血”云云,不过是暴力的掩饰而已。但就其出现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中,亦够赤裸。这件事已经成为一桩公共事件,谁都无法回避。因为这样的语言已经公然把底层当敌人来对付,而它代表的是权力。应该说,北京市城管局意识到事态严重,它在它的声明中声称:“在该书编写完成后,我们发现文章中……个别用词和提法欠妥,因此为避免误读,我们仅将其作为内部交流资料使用……”。但,城管认为的“欠妥”,到了作为专家的编写者那里,反而成了读者的“断章取义”。

应该在这里追究诲暴专家的责任。就本书而言,专家扮演的是一个“教”的角色,当一个教者写下那样的语言,就注定要为它负责。这是一种突破底线的语言,它不是什么欠妥,而是十足的阴毒和邪恶。面对舆情指责,专家不是深自检讨,而是狡辩,甚至把责任推给读者。如果这里不断章,它的完整的表述更让人可怕:“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短快捷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整个过程……不要考虑自己是否是相对人的对手,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了……此时应达到忘我的状态。”如果城管的行为是业余,这就是专家在对他们进行专业传授。至于专家诡辩,这是“对城管队员制止暴力和自我防卫尺度的严格限定”,那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教城管把打人的“动作一次性做完”,又如何能对这动作“严格限定”。“作为政府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绝不能向执法对象大打出手”;那么,什么叫“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而且还别管“会不会把相对人弄伤”。弄伤不要紧,要紧的就是“不见血”,否则会妨碍城管“文明执法”的形象。

今天好像是一个盛产“专家”的时代,前不久才有一位法学专家告诉我们99%的上访者都是精神病,今又有这“三不见”的专家口诀被网络披露出来。前一位专家已经向公众道歉,但,这一位专家辩才无碍,说了一大通,意思是叫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好在连城管的广东同行都看不下去,认为它“太露骨了”。那么,专家下一步的态度是什么,就自己看着办吧。毕竟说出来的话,是要还的;何况说出来的,还不是人话。

陈孔立:台湾民主看门道

对于台湾民主,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台湾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一般台湾民众最得意的是“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他们经常夸耀说:“我们可以选总统,你们连乡长都不能选。我们可以骂总统,你们呢?”

大陆也有不少人羡慕台湾的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可以骂”。在电视上看到台湾“总统选举”的场面,十分兴奋,看到红衫军“倒扁”的阵势、陈水扁被囚禁,更是赞赏不已。

马英九声称,台湾已经获得“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不少人接受了这一观点。

但是,也有些人则认为台湾的民主乱糟糟,立法院打架,“总统”敛财,陈水扁贪污那么严重,却无法把他拉下台。什么两颗子弹、百万红衫军、马英九受审、陈水扁被抓,简直是一幕幕电视连续剧。政党恶斗,族群撕裂,乱象丛生,弊案连连,经济停滞,生活滑坡,正气不彰,邪气横行,社会动荡,民怨沸腾。这算什么民主?

他们引用新加坡政府资政李光耀的话说:台湾所展示的民主化,不是一个良好的范例。美国人过去赞扬台湾民主化取得进展,但他们现在看到它处于很尴尬的局面,这也证明美国人过去的观点是错误的。还有人引用美国前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的话说:台湾是“乱哄哄的民主”。

台湾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好是坏?是灯塔,还是乱象?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应当说,多数人是外行的,各有自己的好恶和评价标准,以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听听内行人怎么说吧。

所谓“内行”,我想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了解台湾的真相,二是了解民主的真谛。只了解台湾的情况,不了解民主的含义,就没有衡量的标准;只了解民主的理论,而不了解台湾的真实,就不知道民主制度在台湾究竟是怎么实践的,有没有变样甚至背离,也就无法得出正确的判断。

本文试图选取几个侧面,整理和介绍一些内行的看法,希望有助于在“看热闹”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看门道”。

应当指出“内行”们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这涉及各自的政治立场,对民主的认知,对台湾现实的情感等等,因此,究竟孰是孰非,还要靠各人自己去判断。

程序民主

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按程序办事。程序化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程序化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台湾在选举程序、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监督程序方面都已经有了制度化、法律化的建设。

选举程序已经落实。在选举时,做到“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少数服从多数,哪怕多了一票,就算赢,没有选上,只能服输,大家没有话说。“总统”“立委”以及县市长多少年选一次已经确定。还制定了“选罢法”。所以,有人说,台湾已经做到“投票民主和选举政治”,做到“程序正义的选举”。选举形式已经确立,程序的公平性受到尊重。

立法程序、司法程序、行政程序、监督程序也都制度化了。在这个基础上,台湾做到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们可以抨击当权者,可以曝光种种内幕,开展种种政治辩论。台湾已经改变官本位,人民不怕官员,而政府官员却担心民众的不满。特权受到限制,一般来说,民众不必效忠于任何政党,不必讨好任何人。

民主必须符合程序,必须是多数人意志的表达。不通过民主程序做出决定,而由某个人或某种势力决定,就不是民主。由于台湾有了程序民主,就有了民主的正当性。

但是,有了正当性,不一定会有合理性。是否有民主的合理性,还必须通过民主实践的过程来考察与检验。

民主选举

现在,有许多人将选举制度健全与否作为衡量政权合法性与民主程度的最重要标准。台湾已经有了选举制度,从选举法规、直接选举的范围、选举的方式、秘密投票的范围、候选人产生的方式、候选人的差额、选民登记率、实际参选率等方面的指标来看,似乎都已经上了轨道。不少海外人士都极力称赞台湾通过了民主发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两次政党轮替考验”,确立了人民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当家作主的体制。

可是,如果只看制度,而不了解选举的实际,就不会发现问题的所在。当然,在选举过程中,有正面的民主的表现,也有负面的不民主的表现,需要做全面的客观的考察。

有一位自称观察台湾民主选举20年的人,认为台湾民主选举的规模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民主社会。台湾的变天、政党轮替没有流血,更令他赞叹不已。

而曾经担任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达10年之久的黄石城却公开说出:“台湾的民主是骗人的”。我对他说:你这个说法确实是石破天惊。

他指出:台湾现在的民主选举根本是不断的黑箱运作、是幌子,说穿了都是骗人的,这算哪门子的“深化民主”?台湾人民不断被蓝绿阵营绑架,蓝营过去执政搞蓝色专制,绿营上台后同样搞绿营专制,被绑架的永远是台湾人民。

他说:“民主政治应当是议会政治”。可是议会中的“立委”、议员选举主要靠买票,这是“钱主”而不是民主。钱的来历有问题,主要来自黑金。黑道介入选举,起先是助选,后来自己人出来竞选,选上以后就“漂白”了,可以对自己的帮派带来好处。因此,历次选举选出了有不少具有黑金背景的人。不仅县市议会有,“立法院”也有,而且有时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黑道还操纵选举,用小流氓对付对手,让对手无法选举。还有用“搓圆子汤”的办法,拿钱给对手,或讲条件,给予其他好处,迫使对手自动退出选举。

至于“贿选”问题,在台湾是众所周知的事。黄石城指出:台湾1000多万选民中,有600-700万人接受贿选。台湾民众把选举看做是“收冬期”,立委一票1000元,一户6人,如果当地有20人参选,每户可得9万元。没有拿到钱是不会去投票的。所以,没有财力的人,休想得到提名。据说有一位靠“形象”取胜的“立委”,在选举中也花了2500万元,传单、宣传、工作人员的“便当”(盒饭)等等都要花钱。有些候选人办了“流水席”,免费提供吃喝,要花多少钱更是无法估算了,难怪有人因为选举而破产。

黄石城说:主导台湾政治的是“椿脚政治”,只要椿脚多、钞票多,就能高票当选。有人说,2004年立委选举很“干净”,实际上“形象不佳而光靠贿选高票当选者大有人在”。花了钱选举,选上了就要设法“捞回来”。 立委是领全薪的,并支应助理及其他费用,理应专任职务,可是据统计,竟有三分之一立委兼任176个营利事业职务,以立委身份职权谋取庞大的不当利益。正因为如此,在民调中有高达70%左右的民众认为,大多数立委只关心自己利益。

这位内行人告诉大家:选举是否民主,不能只看制度,而要看选举的结果。只要把当选的人逐个加以研究,看看究竟什么人当选,就知道选举是否民主了。“台湾政治由那些贿选而当选的政客主导”。“台湾民主选举是反淘汰”。“贿选不除,就只能是假民主。”

这是一位对台湾选举最内行的人,对台湾“民主选举”做出的评价,值得大家深思。实际上,选举的可操纵性与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是竞争性选举普遍存在的局限性,事实已经证明台湾也无法例外。

言论自由

台湾的言论自由被看做是台湾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电视名嘴,尖锐抨击时政,政论节目,挑动蓝绿对抗,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人都敢骂。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权。这是民主的表现吗?

一位内行人指出:“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是针对邪恶的威权,乱骂造谣都没关系。这是反抗威权时代所留下的文化,这种文化后来就渗透到政治和媒体里面。”“在全世界看不到一个社会的言论、政治、报纸、电视,不客观的报道,不客观的评论,会像台湾那样胡作非为。”台湾社会具有一种“无法无天”的特性,“每个人都有意见,每个人都敢讲,意见不通、很不专业都敢讲,媒体也不负责任。‘无法无天’表面上很自由、很多元,但自由、多元是假象,有力量的人才占到便宜。”

还有人指出,台湾执政当局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控制媒体。在陈水扁当权的时候,新闻局以“强化政策宣导”为名,将近600万元的广播电台宣传预算拨给亲绿的电台。政党与政治人物可以用钱购买时段、版面,操纵媒体,为特定和政治目的效力。“媒体不但不监督执政者,反而为他们背书、辩护,被御用,被收买”。

2005年马英九曾经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新闻局处罚TVBS是“干涉言论自由”。现在蔡英文提出台湾要设“言论自由日”则是对现在执政当局的一种讽刺。最近围绕着“纪念郑南榕”与“郭冠英事件”而引发的争议,也是对台湾“言论自由”的一个检验。

一位过去参加过台湾民主运动的人士指出:现在和政治环境好像比以前宽松,实际上更加狭窄,媒体被垄断,新闻娱乐化,许多知识分子成为风派,忙于追求名利。过去知识分子敢于发出不平之鸣,还有一定的风格与风度,现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讲真话就会被抹黑。

责任政治

所谓“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执政者、政务官要负起行政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

民进党执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少数政府”。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应当是多数党组阁,可是2000年民进党依仗战胜国民党的气势,根本不把仍然占据立法院多数的国民党放在眼里,开始还让国民党人唐飞担任行政首长,不久就“搬掉石头”,由民进党人全面执政。这种多数与少数地位的颠倒,可以说是台湾民主的一大特色。

陈水扁“有权无责”是台湾责任政治的另一个特色。执政当局无视责任政治的现象普遍存在。台湾文官制度不健全,无法界定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造成政治纷乱与社会不安。政务官不讲真话,有一位官员因“真话不能说,谎话不敢说”而辞职。有人指出:“税金是你收的,钱是你用的,资源是你在分配,责任当然要你负”。可是从民进党执政以来,只会怪罪于在野党,而把自己的责任推托干净。

另一位批评者指出:统治者对责任政治根本从不介意,亲信出了再大的问题,也强力挽留,不是亲信却因小错而下台。“责任政治”成为“说说罢了”的语言游戏。

对于民进党“少数政府”在执政中出现的问题,人们也曾提出批评,但是,当人们批评民进党执政当局政绩不彰时,民进党却说“国民党有人才不给我们用”;当国民党在立法院进行监督权时,民进党却说“国民党输了不甘心”;当人们批评台湾经济恶化时,民进党却说“台商钱进大陆、债留台湾”“国共合作打压台湾人”,而作为执政党则似乎什么责任都不必负。

当红衫军发动“倒扁”运动时,台湾有不少人认定陈水扁肯定会被拉下台。一位著名评论家指出:陈水扁如果被拉下台,就可以说明台湾的民主政治不是用选举方式选皇帝,对于无能而贪腐的统治者,人民可以通过各种合宪合法的方式要他下台。当时有一位台湾名嘴来到大陆,预言陈水扁将在八月中秋之前下台,我对他说:按照台湾的“法律”,你们无法拉他下台。事实果然如此,尽管面对巨大的压力,陈水扁不必担负任何法律责任、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在他的任期未到之前,台湾人民对他无可奈何。

如果以“责任政治”来检验台湾的民主政治,你将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政党政治

所谓“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也可以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失败者成为在野党,对执政者实行监督。在这些程序层面,台湾基本上已经做到了。

但是,内行人指出台湾在政党政治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

“执政党负有施政得失成败的责任,在野党负监督制衡的责任,这是民主政治的常轨”。可是,台湾执政党与在野党“角色错乱”。在陈水扁统治时期,民进党“执政党不像执政党”,国民党“在野党不像在野党”。“国民党还是以执政者的姿态问政,无法扮演在野监督与制衡角色”,在立法院占多数的情况下,主导权却操在民进党手中。“民进党无治国经验,又缺乏人才”,所用的多是“酬庸”“金主”及助选有功的人,轮流更换,毫无政绩可言。“朝野对立、政党恶斗、治理不善,乃至于社会分裂等等,让不少人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未来,产生了部分的怀疑与失望”。“政党之间缺乏良性竞争与互相信任的基础,更是造成政党政治恶质运作的结局。”

由于政党恶斗,执政党表现得越不好,在野党越高兴,政治人物与蓝绿名嘴互相攻击,制造对立,给民主政治带来极大的伤害,以致许多民众对公共事务“只有党派立场,而无是非辨别”。在立法院中,用“呛声文化”取代“异议政治”,不需要有价值的论述,不进行有意义的辩论,而以“卖台”“不爱台湾”的非理性手段“骂倒”对方,以致族群对立、政治分歧日益极端,形成分裂敌对的“五十对五十的社会”,让社会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尚未改变为民主政党,民进党执政以后“民主面貌变得模糊不清”,经常是陈水扁一人专断,不受党内任何制约。

其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有人说是由于“台湾是帮派式的政党”,只顾追求个人利益和帮派利益,只关心选票,而不为全民福祉着想。

决策民主

决策民主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听取多方意见,尊重少数意见,公平处理各方的利益,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于重大决策的过程,民众有权了解、参与和监督。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举办过两次“公投”,表面上体现了决策民主,实际上是由统治者发动的民粹政治,企图超越现有体制,即以体制外的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但两次公投都以失败告终。

在李登辉当权时期,没有决策民主。国民党的“中常会”从来就不是决策机构,甚至许多党政高层人士都不能参与决策,其中包括党的副主席、“副总统”、“行政院长”等人。李登辉的重大决策诸如“直接民选”“戒急用忍”“冻省”等等,都是由他本人与他的智囊做出的。

陈水扁更是实行“以人领政”“以政领党”的“寡头决策”。党主席及高层官员都被排除在外,“行政院长”只能成为“总统”的幕僚长。在谢长廷担任民进党主席时,我对他说:我发现你们的“九人小组”并不是决策机构,因为陈水扁的许多重要决策,你都没有参与。当年民进党内青壮派针对“扁强党强,扁弱党弱”的状况,曾经提出批评:“强人的意志展现,使得党内逐渐丧失既有的价值批判力;强人的魅力领导,也逐渐磨灭了党内的政策创造力。”

马英九上台以后,执政团队中有人指出,决策仍然是在“小圈圈里运作”,“运用国民党智库进行体制外决策”,以致某些决策连国民党主席、荣誉主席以及“副总统”等人事先都无从得知。

台湾当局的决策经常缺乏民意基础,也未经充分论证,甚至连高层人士也无法参与,而且往往抛开体制内的决策系统,由“小圈子”决策,甚至不顾反对意见,一意孤行。用决策民主的检验,台湾的民主政治也有很大差距。

总体评价

如果把“普选”“一人一票”“政党轮替”称为民主,那么,台湾基本上做到了。台湾人民也把“总统直选”看做是当家作主的体现,把不流血的“政权转移”看做是民主政治的胜利。有人甚至鼓吹台湾经历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已经进入民主的巩固期。台湾民众与以往“一党专制”的威权体制相比,认为台湾民主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台湾已经走上民主政治的不归路,大多数人都认同现有的民主制度,认同民主的基本价值,认为民主已经“形塑”成为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当然,人们也看到台湾民主的不足,看到民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体会到民主化多元化让台湾人民付出的代价。

因此,台湾民众一方面认为“民主还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仍然坚持民主信念与民主价值,要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另一方面则对近年来的民主实践表示不满,根据民调,这项满意度有所下滑。

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台湾的民主呢?以下一些看法可供参考:“从多党制、三权分立、直接选举、言论自由这些大框架来看,台湾民主已经建立”。

“台湾已经具有西方民主政治的符号与要素”。

“台湾开始具有民主的雏形”。

“其实只能说台湾处于民主发展的初期阶段”。

“台湾做到民主制度转型的第一步骤:抛弃威权体制,直选,政权和平转移;而第二步骤:民主深化与巩固尚未做到”。

“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有民主制度不等于有民主的实现”。

“有一个很好的民主口号,但整个内容一塌糊涂”。

“台湾民主政治所造成的‘仇恨政治’,最终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苦果”。

“除了程序正义的选举之外,对于实质正义所应该包含的政策质量、社会正义、操守道德、思辨民主等内涵,才是真正决定民主质量更重要的元素。这些实质要素的成熟与进步是没有止境的,需要长期的养分,来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些是台湾政治下一阶段追求的目标”。

“推动民主过程中不可能每个项目都那么理想,包括选举风气不正、政商挂钩、法令监督不周、司法权威性不够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检讨和完善。”

“台湾只讲立场不问是非的民主特色有待改善的地方还很多”。

“必须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整个社会的稳定度更稳,政权轮替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路就大概走完了。西方已经走完,但它经过很长的时间。台湾还在摸索之中。”

“就民主的文化素养及其本质要求而言,台湾还差得很远,它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世人,台湾现有的是水土不服的民主政治”。

“台湾政治对立严重,民主遭受逆流,根本在于缺乏真正民主。说自己民主,对方不民主。其实多是假民主。”

显然内行人的看法也不一致。

台湾民主已经走过一段艰辛的路程,有收获,也有遗憾。怎样做出正确的评价,关键在于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应当说,许多人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的,亨廷顿所界定的民主重点在于民主的程序(选举)而不是民主的实质(结果)。因此,局外人多是只看制度,并不关心民主的实践,不关心民主政治对台湾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造成怎样的后果,也不关心台湾人民的感受与付出的代价。

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不少东亚国家和地区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同时也出现不少问题。一位西方学者在《东亚民主正体的进步与局限》一文中指出:东亚地区民主有了进步,但也出现困境,有的甚至会“停滞在政治上的完全竞争根本无由实现的阶段”,因而他认为“东亚的民主巩固仍可能包含着独特或前所未有的特色”。

这就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还要寻找民主化的本地特色或东方模式。因此,在研究台湾民主政治时,不仅要了解它的真实情况、发展水平,还要总结几十年来台湾民主实践的经验教训,探讨怎样才能发扬民主政治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创造出适用于当地的制度、法律与游戏规则,促进民主的深化与巩固,才能让民主政治真正造福于台湾人民。

在陈水扁当权时期,一位早年从事台湾民主运动、年逾古稀的民进党大佬对我说:“现在台湾的民主让我失望,与我们当年的理想距离太远”。我说,我可以理解你的政治心理。理想总是完美的,而社会实践则是多样的,出现问题乃至曲折、反复也是正常的,不可能一走上民主政治就能一帆风顺。台湾摆脱威权统治才二十年,而民主政治的巩固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提升公民意识,建设公民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对于我这种“同情的理解”,他感到欣慰。

2009-4-29

余世存:文明的道路,“礼失求诸野”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近两百年。初期的应战,几乎且战且退,从技术、制度到文化等领域,我们的传统在人家的现代化面前一败涂地。经过惨烈的国内外战争、改良、改革、革命、动乱、乱动等社会形态,我们最终确立了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框架,只是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价值仍处于探索之中。今天,最近一轮现代化改革也已30年——我们的现代化道路通往何方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

传统社会对礼乐崩坏的应对很简单——“礼失而求诸野”。孔子这样的圣贤都明白,在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要从民众那里获得变革的基础,从民间获得创新礼乐的灵感,以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是最简单也最伟大的思想。

我们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性的现代化。它的好处是可以很快地复制出一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但它的负面因素在于,后发现代化难有积累,思想相互攻伐,迟迟不能进入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呈现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更为关键的是后发现代化最容易把民众当工具。因此,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精英们与民众日益拉大距离:他们的思想是发达国家的思想,有一种近乎媚时的观念崇拜;他们对民间社会的态度情绪化,一会儿无限地仰望,一会儿无限地蔑视;他们对民间避而远之,甚至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会了如何教训民众。

起第一代启蒙思想家于地下,他们会对当代社会的戏剧性现象目瞪口呆。

在我们的民众之间、官民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价值似乎已是奢侈品,甚至已被废弃,许多东西都以势利、价格来衡量了——不要只说官员腐败,官腐民败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的社会规则。

“礼失而求诸野”,这样一句古老的圣言在今天有着更新鲜的含义。

跟传统文明中民间乡野保存并发展着传统的礼乐精神不同,今天的“求诸野”更是一种价值指向,是一种文明的反哺。

今天的“求诸野”并非?济学意义的财政转移支付,或单纯政治学意义上的藏富于民,而是一种文明品质。从生生之为大德、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到“明德、新民、至善”,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说明还权于民、启智于民、藏富于民的社会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至上标准。

今天的“求诸野”更非对自然的予取予夺。不是打着保护环境的名义,将草地铲去再种上整齐划一、听话如茵的小草;不是借口绿化指标,就将世代居住的家园“拆了”,把原地变成所谓的现代公园……

“礼失而求诸野”,自然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文明意义。

因为我们失掉的不仅是简单的生活生存礼仪,在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丧嫁娶方面,我们完全被流行或凑合主导了。我们也失掉了最为基本的交往沟通规则,至今还未能产生理想的文明关系及其制度。尤其是后者,使得众多国民生活得飘忽不安,甚至不无忧惧。

我们的成就和危机同样引人注目,如何摆脱这种格局,就在于“拿来”文明并跟中国社会博弈出一种自家的礼仪制度——

“求诸野”并不限于民间,“拿来主义”也是它的固有内容。从商开始,甚至更早,华夏文明就不断学习、师法先进的有用的文明成就。胡服骑射、魏文帝南迁洛阳、宋儒援佛道入儒,都是“求诸野”的表现。这种拿来主义为孙文、黄兴、胡适、鲁迅等一代启蒙大家所明认。孙中山甚至从细节入手,希望“拿来”其他文明的规则制度以改进中国的会议效率。

他们的做法值得今人深思。在前贤的成就面前,那些全盘否定他人文明的论调同全盘肯定传统者一样,不过是在捣糨糊、拆烂污。固然,今天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前,发达国家经受着考验,但我们仍可以关注它们自我疗救的文明能力、制度优势。“礼失求诸野”,它们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于转型中的中国仍是有益的参照。

金渝:猛佐教授

(一)

我是从一个奇怪的单位里退休的。这个单位虽有学府之名,实则是一衙门。照我的说法,它是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缝制皇帝新衣的作坊之一;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皇帝新衣上的一角衣襟而已。我混迹其中十六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屎里觅道,高谈阔论。虽然很闲,却很有大苦闷。首先大概因为院长们官气很重,同事之中,大多都有后台,有恃无恐。因此领导每每批评学府的无作为,校风的涣散时,总要怪罪到教员头上。教员大抵是没有背景的,当然也不尽然。总共五、六个教员,三、四个女教员年轻或者年纪较轻,又各有自身优势,当五六名院长书记指责学府面貌无起色,工作无建树,是因为教师素质差时,一般并不针对她们;于是两个年长的男教员自然首当其冲,当替罪羊,其中之一便是我。为此我很郁闷。

我给自己规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料后来我才知道,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在单位的形象不好,很不好。

九十年代我在学院里形象很不好,我却对此毫无所知,依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感觉不错。直到在我行将退休之际,教员同事之一、也是当年那位“丝路小姐”,她感慨地告诉我,多年来大家一直把我和猛左分不开来,看作是学院的哼哈二将,焦赞孟良;只是最近数年里,人们才改变了印象,看出我和猛左根本不是一类人。她告诉我,我人缘不错,人气旺盛。听她如此一说,我骇了一跳,我的公众形象应该不会太差吧?就算不好,怎么能把我和猛左相提并论、混为一谈呢?回忆往事,我如梦初醒。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追求好形象,我不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不过要让同事们了解我也实在不大容易。我自己特别自卑,但又相当自尊;我自小性格封闭,特别怕和人打交道,很少主动搭理人,因为缺乏自信。我于是画地为牢,落落寡合,——这很容易被别人误认为是骄傲。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比如因为在调房时受到不公对待,受了欺负,我无法忍受屈辱,愤而罢教,上告,结果呢?毫无结果,只是我的形象变得很糟糕;领导们看到了我的软弱无能,同事们看到了我是笨蛋、可怜虫一个。又有一段时间,我像是得了更年期综合症,脾气古怪,执拗,乖戾。这种人谁不讨嫌呢?

不过我认为我形象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恐怕确实是因为人们把我和猛佐教授捆绑在一起而使然。

(二)

猛佐教授便是这奇怪学府除我而外的另一名男教师。的确,我们两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我和他几乎同时调进学府,是学府仅有的专职教师;我们两人都是老五届大学生,年龄也只相差几个月;九十年代我们又同时成为学府仅有的狗屁教授。又如,我来学府时是离异者,他进学府没有多久老婆因糖尿病逝世。孰料,我再婚十年后妻子病逝,而他也在退休一年之后第二任妻子又不幸病逝。人们传说学府的两个(副)教授“太费老婆”,即太能消耗老婆了;这话我特别不爱听,尤其又是和猛佐教授相提并论。我真埋怨老天是促狭鬼,哪壶水不开偏提哪一壶!

我们还有很多相同之点:都没有后台老板——我是编委的大学同学介绍来学府的,当时老农民院长不愿意要,他忙于调进自己的人马;我的编委同学问他,学府不要教师专要工勤人员,是何道理?老农民才勉强接收了我。我自己因为这学府一进去就可以分到住房,所以忍受了老农民的鄙视。猛佐教授进学府也是曲里拐弯托人,他的连襟是专门给省委洛加副书记看泌尿方面病的专家,连襟助他一臂之力,他才来到学府的。因此上,我俩都是学府里的弱势群体。

我和猛佐教授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那就是,尽管学府里有四大美女、四小美女,因此真真假假的桃色新闻层出不穷,猛佐教授和我却从来没有被卷进去过。当然这并没有给我们赢得尊敬,而是相反:无能。并非我们是假道学,有一次不知说起什么,猛佐教授忽然鬼鬼祟祟对我悄声说,他身体很棒,对付三个女人不在话下,这我相信。可惜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呢,也曾渴望有艳遇,梦想红袖添香,但是没有;我守株待兔,然而天上没有掉下馅儿饼来。海涅诗曰:“我张着一张干巴巴的大嘴/虽然恋爱了六个月/却没有接过一回吻/啊!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和猛佐教授就是学府里最可怜的人;不要说六个月,哪怕一天的办公室恋、同事恋也不曾有过。台湾某女作家写道:“只恨缘的脚步姗姗来迟,碎了一颗极端自信的心”。我和猛佐教授呢,就压根儿没有什么“姗姗来迟的缘”,那浪漫的同事恋、一夜情,干脆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大概是我们来自毛泽东的时代,他老人家“不许调戏妇女们”的最高指示,对我们极具威慑力;再说“男女之大防”的古训,对我们也颇有影响。我有贼心,无贼胆;恐怕他也是。

我和猛佐教授都不爱打听他人的隐私,或者说都愿意听学院里的闲话,却没有消息来源。我们都不喜欢扎堆儿,都对院内信息孤陋寡闻。此外,我和猛佐教授都是大个子,都大腹便便(我的大肚子是六〇年挨饿被大锅清水汤撑大的),脾气都很直,等等。学府的那位刘姓书记,是兼职,很少来单位视事,然而他却总要表现他对学府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每次见我都叫我是“猛佐教授”,一直到他退休,也没有对上号,分清谁是谁。每次被他错叫时,我就牙疼,又不好纠正他。

虽说我和猛佐教授是如此相似的难兄难弟,俩人却没有因此而志同道合。

试想,假如人们老是把你和另一个人混为一谈,尤其是把你和一个你特别讨厌的人混为一谈,你心里是什么滋味?气不死你才怪哩!可以说在学府十六年,最叫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就是必须和一位与我有种种相似之处、其实思想性格却格格不入的人共事。

(三)

我和猛佐教授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猛佐教授为人争强好胜,锋芒毕露;我却事事低调,对领导和同事,惹不起,躲得起——前面所言那是绝无仅有的例外。猛佐教授自恋情结非常重,很自信,自我感觉总是很好;我却笃信“性格即命运”的说法,对自己的被动性格伤透脑筋,于是怀疑自己,否定自己,自轻自贱,时时提醒自己弱智的事实。猛佐教授见官就兴奋,总要想法表现一下,我呢,见官就躲,例如学府照集体相,我倘不能逃避,就站在最卑微的位置上。最重要的一点:猛佐教授崇尚极左教条,我认同民主价值观;猛佐教授是一个现世主义者,我则是理想主义者。我关注天空,也因此不小心掉进坑里过。猛佐教授关注荣誉,为加入共产党而执著追求,孜孜不倦地努力。

猛佐教授特别好强,连小青年掰手腕,他也掺和进去,还非要赢不可;下象棋他也把胜负看得极重。女教员“丝路小姐”结婚,大家去吃喜筵,不知怎么一来,他和“恶贯满盈”较上劲了。于是婚宴上,一盒香烟这个甩过去,那个甩过来,双方剑拔弩张,怒目而视,咄咄逼人,各不相让,席面气氛顿时紧张,鸦雀无声,新郎新娘难堪之极。幸而猛佐教授终于服软,众人才松一口气,继续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猛佐教授的争强好胜竟至于发展到不识时务的地步。某次一位官员来给学习班讲课,课间休息,他上前和那官员商榷起来,说方才官员的一个观点不符合中央新精神。那官员觉得当众被他奚落了,面有愠色,他可好,大呼小叫的,越说越来劲。官员终于忍不住发了官威,他才讪讪而退。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夤夜进科场”, 我和猛佐教授根本不是一类人。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做同事,还要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真是痛苦不堪啊!

本来学府里由于教师很少有课上,而总务和行政人员事务较多,所以教员成了众矢之的,地位卑微;加之我们两名狗屁教授本身的毛病不少,当然更遭人看不起。而我和猛佐教授又因为有太多的表面相似之处,于是自然而然地,凡是对他的坏印象,都会顺水推舟地转移在我身上,反之亦然。

比如说,周四学府全体职工开会学习,人们懒洋洋地陆续来到五楼教室,各就各位。院长们在坐北朝南的太师椅上落座,有老佛爷、刘姓书记、老农民、老秀才、大炮;后来又有滑头、辜姓书记、哭鼻子和快嘴。其余风水一般的靠会议桌的太师椅由处长们和资深人士团团围坐,猛佐教授就在其中;大头兵们坐在靠墙靠窗户的软椅子上,我在其中;除猛佐教授之外,大家都有自知之明,个个安分守己,思不出其位。在开会人还未到齐时,人们可以随便乱说话,陈猫古老鼠,七嘴八舌头。学府女职工都很会穿衣服,很会保养和化妆,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有意无意地在互相竞赛臭美。我看见装束入时的女职工进来,就恭维“光彩照人呀!”或是“看来四大美女排行榜要重新排列啦!”女同事听了喜滋滋的,说笑两句。猛佐教授就不服气了,就讲段子,什么“有个傻子要结婚,父母把他带到磨房里,指着迭起的两扇石磨说,结婚就是这样,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傻子牢记在心,拜过天地入了洞房后,他卷起袖子哼哧哼哧搬来一扇磨,又哼哧哼哧搬来一扇磨放在上面,自己便倒头呼呼大睡。”猛佐教授说完,放声大笑,可是别人面无笑容,女同事们都装作没有听见。我觉得年岁可以做长辈的的教授,在年轻女同事面前讲得如此露骨,有点为老不尊。这类事传进领导和上级部门的耳朵,印象就是学府狗屁教授爱说黄段子,太粗俗。他们若是看见我,就想这是个学府教授,爱说黄段子,粗俗不堪。什么教授?禽兽!

平时学府职工在一起闲谈,猛佐教授总要硬插进来高谈阔论,人们不爱听,有人就故意逗他。一言不合,他马上变脸。猛佐教授如此为人,得了个诨号“生铁”。谁不讨厌生铁性格的人呢?那么既然人们都说学府两个老教授彼此彼此,即我等于他,他等于我,那我也就被人如此厌恶了!如此受株连,岂不冤哉枉也!

(四)

学府有培训处,办有省党校的大专函授班,有财会、法律、经管等专业。这种文凭极好混,来混的人如过江之鲫,学府创收甚丰。由于党校学历的含金量越来越受到社会质疑,党校不得不时时整顿,做作表面文章,当然收效甚微。只是在形式上倒增加了不少的繁文

缛节,例如大专生上课要签到点名考勤;考试除了监堂教师,又加了督察员,再加了巡视员;毕业要答辩,接受三堂会审等等。

党校大专班答辩,都由党校教授做首席主持人,学府教师作陪衬,组成“三人团”,这也不足为奇。可是猛佐老兄自视甚高,总找机会喧宾夺主,以显示他的资历和水平在党校教授之上。按惯例,答辩时主持者对学员的论文多肯定长处,轻描淡写提点意见,就通过;走过场,还要走得像回事,假戏真做。可是在猛佐教授所在的“三人团”,如果党校教授对猛佐教授指导的学员论文照例不痛不痒地指出一点不足之处,那可捅马蜂窝了;猛佐教授立刻挺身而出与他辩论,态度之决绝,语气之生硬,整个走廊上的人都以为吵架了。气得党校教授面红耳赤,为保持风度而再三克制。猛佐教授却仍然不依不饶,喋喋不休。等轮到评议党校教授指导的学员论文,猛佐教授必定吹毛求疵,滔滔不绝地批驳教授的评语,显示自己的渊博。也许他不服气是有道理的,他指导论文,逐字逐句修改,甚至等于替学员重写一道,而党校教授指导论文,马马虎虎,如同儿戏。对此大家心照不宣,所谓答辩,做戏而已。因此上,猛佐教授的认真固然可敬,那争强好胜,实在不足为训。

猛佐教授的认真与逞能,令学员也头疼不已。他和党校教授抬杠,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答辩的学员无所适从,个个忐忑不安。因为过不了关,须到半年之后才再议,还得交一笔钱呢!每逢答辩之前,如果学府哪位教师和猛佐教授分在一个答辩组,必定叫苦连天。培训处曼女士或者惠女士为确定“三人团”的另一成员而煞费苦心;因为女克格勃、丝路小姐、文女士和我避之唯恐不及,于是最后总是落在独行侠奇秀女士身上;只因为商量决定答辩人选的会她经常缺席。当猛佐教授和党校教授高声切磋时,奇秀女士如坐针毡,然而又必须端坐如泥塑菩萨,以示严守中立状。

猛佐教授担任党校教学点大专班的班主任,极端负责,事必亲躬,他甚至不辞辛劳地蹬着单车,对这些三四十岁的学员进行家访,以提高上课出勤率。学员毕业时,他会很露骨地暗示学员给他送纪念品,尤其是锦旗。我也当过班主任,我是把事情尽量交给班长去做,我自己只做和学员和培训处之间的联络员。学员毕业考试,一定要请老师吃饭、送纪念品,一望就知是别有所图,人情太假,所以我尽量谢绝,遑论开口索要锦旗什么的。

一九九七年夏天,党校函授学府开集体备课会,我和他去参加,住进党校豪华的“学习楼”。虽然我和猛佐教授在一个办公室里已经多年,可是从没有在一间房里同住过。我睡眠不好,习惯于早睡,他睡得晚不说,临睡洗漱时,他就开始出“虚恭”,躺到床上倒头睡觉时“虚恭”更是高潮迭起。啊呀真是骇人!他一个接一个地放,特意鼓起劲儿放,仿佛声音越响亮他越过瘾。女作家池莉说“有了快感你就喊”,猛佐教授是放屁响亮就有快感!在一连串的屁声中,如雷的鼾声骤然而至,一声超过一声,登峰造极之后,嘎然而止,屁声又起,哒哒!咚咚!咣咣!然后鼾声又骤然而至,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天爷啊!菩萨啊!饶了我吧!我向酣睡的猛佐教授乞求,他高声“呼——哈——齁——嗨——”,予以回应。我痛苦,我愤怒,我焦虑,我怨恨,我绝望,我生不如死。黑暗中,我瞪大眼睛盯着对面床上鼾声如雷、虚恭如吼的猛佐教授先生。“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我忽然听见我自己喊唱。鼾屁声暂停,却马上又是更大规模的哒哒咚咚咣咣的地毯式轰炸,予我以迎头痛击。我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恨不能手刃此獠,惜乎案头没有尚方宝剑!万籁俱寂的深夜,越发显出他的屁鼾声惊心动魄。直到天蒙蒙亮,我神经熬不过,才朦胧了几分钟,这是我难忘的“圣巴托洛缪之夜”。

这一天我神志恍惚,和人说话答非所问,屁声鼾声仍在我脑海里咆哮。党校有几位老同学,见我都问是否病了?去做心电图、CT吧?我苦笑,不好详述夜里的苦难。这天晚饭后我死活要回家住,哪怕转两三道车,在车上摇晃一个多小时我也在所不惜。

后来我私下问猛佐教授,你打呼噜那样厉害,老婆能忍受么?猛佐教授回答说,老婆是单位上的书记,工作很忙,平时晚上在娘家睡,每周只回来一次,届时他睡沙发。哦,我明白了:他老婆是受不了屁鼾交加的折磨,才不回家住;而每周回来一次,是专门过性生活的。房事完毕,她睡床,他睡沙发。猛佐教授是三室一厅的大套住房,有条件隔音。唉!人啊,人!

(五)

别看猛佐教授自尊心忒强,他有时当众吹捧领导,很是肉麻,什么“院长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之类的话也能说出口。可惜有时谄媚话说得太邪乎,院长们误会为讽刺,都不予领情。院长讲话完毕,总是猛佐教授第一个鼓掌,巴掌拍得震天响,大家不得不随声附和,拍两三下。而他还继续拍个不停,有时候就造成喝倒彩的效果。他一面谄媚,一面又克制不了爱商榷的冲动,领导对他哪里会有好感?

猛佐教授也关心人,可是关心的时候,婆婆妈妈,不惜打破沙锅问到底。有一回在办公室,我低着头敲电脑键盘,听见猛佐教授问文女士:你昨天去那里了?你是给大女儿买衣服了?小女儿给买了没有?一碗水端平了没有?你老公挣多少钱?奖金有多少?你们有多少存款?存折谁保管?在家里谁做饭……?一般人听到他这样问话,掉头就走;我当时也烦得简直想撞墙而死,总判断他的每一问可能是最后一问,我再坚持一下吧;不料片刻之后,又是一问,停一会儿,又接上一问,都是最最不可思议的问题。学府里只有文女士能够和颜悦色、平心静气、彬彬有礼、诲人不倦地有问必答。一问一答,就像在派出所做笔录。一直到猛佐教授忽然醒悟到自己的关心太超出正常,提问才嘎然而止。文女士的大将气度,可谓到达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绝非一般芸芸众生能够望其项背;鄙人更是叹为观止、高山仰止。

此位涵养非凡的文女士,有相当的官宦背景。她调进时,走了一个过场:试讲。我们奉命去听。她一讲完,老秀才就宣布散场,没有评议的环节。很明显是领导爱护她,担心听课者吹毛求疵,坏了大事。就我而言,我讨厌听课老师评议试讲老师时那种常见的乘机卖弄自己博学的陈腐之风,何况这位女士准备很充分,讲得有条有理;更何况我自己对学府的那些阐释口号的课程本来就不甚了然,怎么能对他人的讲课评头论足、说长道短?然而没有得到评论机会的猛佐教授很是失落!他不甘心,课后他破例地追过来和我说话,问我,试讲老师的课讲得如何?我说好啊!猛佐教授于是发表议论:口才还是不错,板书也好,内容讲得比较全面;可是缺乏大气,毕竟是中专教员。他的末一句话令我大为惊讶!你猛佐教授不就是请你的连襟,为你美言,你才从部队的一所中级学校调进这个学府的么?那不也是中专么?难道你是哈佛大学调来的?真是健忘!“大气”?你猛佐教授老兄上课时扯着老驴声吼叫,就算大气?

猛佐教授一心要在业务上压倒我,其实也早压倒了。因为我把上课看作逢场作戏,临时在报刊上东拼西凑一篇文章,上去照本宣科,敷衍了事。我原本并不这样,在老农民时代,我相当认真地研究理论,渴望经世致用。可是我后来茅塞顿开,理论原来是拉津斯基所说的“深层语言”。于是我看破红尘,把和生活实际脱节的学说理论,只当作和尚撞钟,吃皇粮,当皇差,混一口饭,何必认真!支配生活真实的是潜规则,是权力和等级,不是夸夸其谈的宣传和漂亮好看的理论,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猛佐教授不然,他痴迷教条,信奉报纸,精心准备讲稿,全力以赴上课,讲课自始至终震耳欲聋,结尾几句还要像做《政府工作报告》那样,话音骤然提高八度,学员们于是条件反射似的哗啦啦地鼓掌(终于要下课、开饭了),他老兄怡然自得,十分陶醉。每年年终自我鉴定,他总要说自己“上课深受学员欢迎,每堂课学员抱以热烈鼓掌。”

(六)

周四的学府政治学习,碰上冗长的文章,支部书记念累了,就交给猛佐教授续上念;他受宠若惊,就如同扬子荣打虎上山一样,学着电视台播音员的口吻,侃侃而读,什么“括弧,括回来”,念得一丝不苟。

开会听人念报纸上的大文章,对我似是酷刑。我记得文革时我们也常常开会念文章,那时我年轻气盛,经常夺过报纸自己念,读着读着,故意略去一大段一大段,以求早点结束;我的偷工减料很少被人说破,大家欢迎如此这般;其实这样恶作剧的不是我一个人。不过到学府我可不抢着念报纸了,也轮不到我;只好硬起头皮听猛佐教授抑扬顿地“括弧,括回来”,对我施以“打地雷公”、“坐快活椅子”、“猴子牵缰”、“仙人弹琴”的恐怖刑法(红军肃反时使用的)。如果是学习讨论会,猛佐教授必定发言。人们最烦猛佐教授和老秀才的讲话:一个声嘶力竭,一个东拉西扯。我很少发言,自知口才很差,反应迟钝,还是不要出丑露乖的好。只是临近退休的日子,有几次学习,我响应“外树形象内强素质”号召,要求发言;还谈过建设民主团结求实校风的感想,发言也不过是借题发挥,隐晦地表白我的理念罢了。

一九九九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学府周四的例行学习,滑头院长刚说了句“请大家安静,现在开会”,猛佐教授“呼”地站了起来,说:“请大家全体起立,为英勇牺牲的使馆工作人员默哀三分钟。”滑头院长、大炮院长、哭鼻子院长都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我们也觉得突兀,不过谁也没有说话,纷纷站起来在猛佐教授带领下默哀三分钟。这件事很能反映猛佐教授的性格。

猛左教授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又练又说,才是真把式,言下之意,他是真把式。猛佐是个说不来的怪人,列位接着看。

(七)

猛佐教授的第一位妻子过世后,学府里没人敢给他撮合。不久邻近单位的樊瘸子给他介绍了一位,他特别满意。他对我说,女方的条件很优越:不仅比他年轻十岁,而且是党员,甚至是某国营商店的党支部书记!猛佐教授自己正在争取入党,已经写了不知多少份申请,而今居然能娶一位女书记,诚惶诚恐之心,溢于言表!

猛佐教授结婚前,我们的马处长派本处室几名年轻女职工去帮他收拾新房。猛佐认为小字辈同事替他心爱的女支书布置洞房理应感到荣幸,于是把小韫、丝路小姐、独行女侠小波她们几位支使得团团转;一会儿批评玻璃没有擦干净,一会儿唠叨屋里屋外的死角没有打扫,一会儿教育年轻人干活要细心要认真,小韫气得要命,又不能不忍气吞声。

娶新娘那天,我因外出没有到场,听说学府职工勉强去捧场,交红包,冷眼看他表演。不知是何讲究,男方去接新娘,要带两条子猪肉去放到娘家的厨房里,然后带走新娘时再拿回一条子猪肉。当时猛佐教授又是演员又是导演,忙得焦头烂额,离开女方家时,不停地大声喊给他张罗婚事的人:“猪肉拿上了没有?猪肉拿上了没有?”女职工们风闻新娘是老支书,因此特别留意她的亮相,结果一出场,众人一怔,暗想新娘的长相怎么像男人?

猛佐教授的新夫人虽然住在学府里,却很少露脸。邻居说,只听见过新娘的声音,却几乎没有照过面。邻居说,别看猛佐教授动辄吼着大嗓门和人争吵,在老婆面前却像一只乖猫。老婆一开腔,他立刻不吱声了。不知是天生的怕老婆,还是因为听党支部书记的指示已经形成自觉习惯?学府周四学习会开始前,院长们倘未驾到,大家可以随便乱说话,猛佐教授常常接人话茬说:怕老婆,吃得肥头大耳朵。意思是怕老婆的人日子过得蛮好。这恐怕是他的经验之谈。

猛佐教授锲而不舍地申请入党,他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学习会上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疾言厉色地批判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和颠覆渗透,声讨美国的霸权主义。此外,支援灾区和贫困农村的活动,他捐钱捐物,数量均高于普通职工。如有体力劳动,他最卖力。他是否经常去党支部汇报思想,不得而知。猛佐教授的入党之路很漫长。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学府要求入党的人数激增,可是老轮不到讨论猛佐教授。后来终于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党内同志给他提了不少意见:逞能,不尊重人,暴躁,哗众取宠,等等。他听得满头大汗,似乎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么多缺点。

入党以后,猛佐教授的脾气改变多了。他很自豪,经常鼓励在某公司打工的的女儿要争取入党。他发誓说,一定要实现全家红。恐怕在他的脑海里早就描画了一幅图景:那时候,老婆是书记,他和女儿是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家庭整个就是一个红色战斗堡垒。

(八)

学府里一位毛猴悄悄问我:“猛佐教授一直和你比呢,你感觉到了没有?”我说我虽然麻木不仁,但是他那样露骨地和我比赛,我还没有麻木到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地步,怎能感觉不到?我又说,同行之间比业务,可以理解,这方面我已经主动甘拜下风;可是他和我比一些没名堂的事情,真叫我既好笑又可气,怀疑他心理不正常呢!

比如说我习惯早起,学府就在近旁,因此我到办公室也早。有段日子学府实行上班签到,我也就顺手早早地签到画押。我很快发现猛佐教授在和我争夺签到的冠军,他匆匆忙忙赶来,一看见我已签了到,就万分沮丧;若无我的名字,就欢欣鼓舞。见此情状,我连忙急流勇退,尽量晚到一些,或者把姓名特意签到后面,把前面空起来留给他。早晨在办公室走廊拖地板,我往往情不自禁唱两句,前苏联歌曲、蒙古族歌曲、陕北信天游、邓丽君歌曲都是我的最爱。猛佐教授一上楼梯,听见我唱歌,马上亮起嗓子唱“我当石油工人真荣耀”、“临行喝妈一杯酒”之类,须知他平常是不太唱歌的。我只好见他到来就赶紧闭嘴。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唉,殊不知这样躲避比赛,比积极回应比赛还累人呢!

有时我禁不住想,难道他妻子病逝,也是在和我比赛?咳!这是哪跟哪呀!

我反感猛佐教授。他五大三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从外表看,他应该是粗线条的人,其实不然,他心思缜密,心细如发,记忆力很好。几年前别人说过的话,他都记得;若是抬杠,好记性就能大占上风。

快嘴院长接管教学后,安排了一周时间,让六名教师给本学府职工讲课。猛佐教授当仁不让打头炮,然后是女士们,我是倒数第二讲。到我讲课时,来听课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但猛佐教授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听课。我讲罢后,猛佐教授就要和我商榷,他说:“你讲的某某理论分十一项内容,根据在哪里?我可是查过中央部长的讲话,应该分七种。”我冒火了:“去去去去去!一边去!”我边走边狠狠地说,“我根据的是中央常委!”

语云:以轻薄之态,施与君子,则伤吾德;施与小人,则杀吾身。我哪能不知道这样冒犯他会深深的伤害他的骄傲呢?实在是忍无可忍!果不其然,几个月后,新来的大学生小曹看见教员办公室里有长沙发,想搬到她办公室,她家远,中午不能回,好打个盹儿。当时大办公室只有我在场,就让她搬走了。下午猛佐教授进了办公室,正巧铁火因为财会室无人,进来闲转,猛佐教授就抓住他唠叨:“你看,沙发怎么不见了?谁让搬走沙发的?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沙发是本人抬进来的,铁火你说,丢了谁负责?”开始我不理睬他,埋头在电脑上改稿子,可是猛佐教授继续嚷嚷:“搬沙发不经过本人的同意,太不尊重人了!素质真差!”见他没完没了,我回头说他:“沙发是学府的,小曹又不是搬回她自己家,凭什么非你同意不可?”猛佐教授要的就是我回嘴。当下气急败坏地大步跨过来,指着我咬牙切齿地吼:“全学府就数你最坏!”我站起来说:“你说话要负责任!凶什么?想打架么?党员同志!”这最后几个字很管用,他记起了自己的身价,不屑地看了我一眼,高傲地回到他的宝座上。此时铁火早已溜之大吉。

(九)

猛佐教授当面斥我“最坏”,老实说,我丝毫不觉得他的咆哮对我有杀伤力。并非我麻木不仁,而是我满有把握地相信,学府里肯认同如此“恶谥”的,极少;何况气头上说话,嘴巴少了站岗的,算不得数罢。

相反,当面给予我正面评价的也有,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在“十恶不赦”孙建生家喝酒,四大恶人俱在,还有晓黎、笑鸣。喝得大醉的“十恶不赦”忽然低声对我说:全学府里他最佩服我。我当时没有惊喜,只怀疑他是故意开涮我。佩服一个可怜虫、吊吊灰,脑子缺氧了?

但是我重视背后人们的口碑,而这是很难听得到的。

退休之后某年,一位在职领导偶然和我说起,我的同事们还有说我好话的,他说了女克格勃和“丝路小姐”的名字。这位领导感慨地说,退休了,能有人说好话,不容易呢!这使我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因为对她们我是有愧疚的。比如我曾答应提前退休,以利于后面同事职称的解决,最终却食言而肥。那是因为多位老成持重的同事劝我稍安勿躁,拖延几天,有希望涨一级工资。结果呢?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嘿嘿,还耽误了我做好人的一次机会。好在我背叛承诺对后面教师的职称评定并没有造成负面影响。

至于说到猛佐教授公为何对我万分痛恨,不知是因为我不跟他竞赛而使他感到寂寞,使他的骄傲大受伤害呢?抑或是他的极左教条往往被我不加掩饰的藐视而怨恨在心?其实由于我们有太多的共同利益,我也几次到他家里找他沟通;但是非常困难。由于学府里没有几个人愿意和他说话,所以如果我和他搭话,他就有说不完的话倾泻而出,容不得我插嘴。我找他说事情,才说半句,他就抢过去东拉西扯,啰里啰唆,我根本无法再打断他,没办法谈到正题上,而我对他的那些离题万里的话毫无兴趣。他不想听别人说话,只想自己过一把说话瘾。于是我终于放弃了和他交流的努力,尽量对他敬而远之。

猛佐教授说我是最坏,我可不认为猛佐教授最坏;我认为他忒讨厌,但他绝不是坏人。他的优点其实很多。他为人好打抱不平,很同情弱者,乐于助人,——当然是居高临下。不管是谁托付给猛佐教授的事情,都可以十二万分地放心,他会做得尽善尽美。人们私下认为,猛佐教授这个人心地善良,勤快,细心,也很正直,不在背后害人。九十年代,工资几度改革,内容分成几块,有点复杂。我搞不清楚工资的结构,不愿意看那复杂的工资条,反正你给多少,我拿多少。猛佐教授不然,工资条很认真地看,有时也还真的看出问题了:某项补贴搞错了。但如果给他错算,多发了钱,他必定退回,决不吞没。拾金不昧,童叟无欺,这一点很为人们称道。

然而我就是不喜欢他。

(十)

教员坐班还是不坐班,学府变来变去好几次。最后把六个教员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六个教员,应该摆放三组桌椅,猛佐教授把老佛爷院长最早用过的大办公桌据为己有,又配了一张太师椅。他把桌子摆在办公室的九点钟的那个位置上,就像县太爷坐大堂那样,昂然而坐。可是谁都不愿意和猛佐教授组合,怕和他面对面地办公。我把我的小办公桌放在门口黑板下面,我面壁而坐。两个窗户下面,一字儿摆着有大有小的四个办公桌,四位女教员一字儿面窗而坐。结果是我们五个人的背都朝着猛佐教授。人们走进教员办公室,看到办公桌子的布局,觉得很可笑。我悄悄告诉他们:猛佐教授是皇上,四位女士是贵妃,我呢?是太监,把守后宫之门的阉奴,严防四大贵妃红杏出墙。由此可见,猛佐教授骂我最坏,也不无道理。

我们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人,有时凑在一起,都会谈论当年的经历和见闻。小猴苓女士当年当过公社妇联主任,女克格勃当过小学代课老师,洁女士曾在安西东巴兔的荒原上锄禾日当午,大神在子午岭刘志丹闹革命的庙里住过。我呢,在祁连山蒙古族牧区的农业生产队里开荒、打草、放牛,当记工员。曼女士在祁连山裕固族帐篷里度过了多雪的冬天;曼女士回忆说:春天到了,生产队长分配她记工分,别的知青放羊。曼女士渴望当牧羊女,再三请求;于是队长集中了二十几只乏羊交给她在附近放牧。她兴高采烈,把羊赶到山坡上,羊儿吃草,她则不停地唱歌,唱着唱着,竟在草地上睡着了;一觉醒来,一看,只剩一只羊在她身边,其余的没有了,狼吃了?她大惊失色,急得直哭。好在乏羊没有走远,全找到了,有惊无险。

时间长了,大家忽然发觉,猛佐教授从来不谈论他的文革经历,守口如瓶,滴水不漏。这太奇怪了!大家对彼此过去的历史都能略知一二,唯独猛佐教授的过去对大家是一片空白。还真不好瞎猜呢!

(十一)

我和猛佐的副高职称,得之不易。先是老秀才院长到学府,很想有一番作为。他积极推动教员的职称评定,四处奔走呼号。然而当他得悉省职改办不给学府正教授指标,他的副教授转正因此根本无望,他忽然对教员评职称失去兴趣,撒手不再过问职称评定之事。当时办公室主任是曼女士,她对我们甚表同情,于是接手跑各相关单位。又是外语考试又是提交已发表的论文又是统计课时,总算在省党校评定会上我们取得了副教授资格。然而审批表上特别注明是“学府内部有效”。这就是说,一离开学府,职称就作废。这种职称不仅不是全国粮票,甚至也不是地方粮票,而是本单位食堂的饭票。曼女士是有心人,她给省职改办的办事人员做工作,在聘书上没有写那触目惊心的六个字,她自己在单位里也不张扬。同时她一再安慰我,饭票不影响工资待遇,只要人在学府,饭票粮票没有任何差别。我大不以为然,如今的阿猫、阿狗,都是教授、博导、专家、学者,而我,一个八二年的硕士(当时全国不到两千名),九五年才成了副教授,还是饭票档次,多丢人现眼呀!我愤愤不平,我潸然泪下。不过转念一想,我的马列业务水准在如此名目的政治学府里,当饭票教授似乎并不亏。于是心气平和,并不隐瞒真相。若有人问起,我就实言相告:我是饭票教授,副的。我恳求同事不要称我教授,请继续叫我老师,或者老板、大侠;这一点我并非是赌气使性子,确实是因为把教授当做官职挂在嘴上,忒俗。猛佐教授对我把实情告诉他人,极其生气,一再要求我不要说“校内有效”的话。对同事们不称他猛教授而称猛老师,他也迁怒于我。他讨厌我的如此行事,正如我讨厌他与我比赛一样。快嘴院长上任后,有一回在周四学习会上说到教学,脱口而出说学府的教授是内部有效,没有含金量,很多职工才知道了这回事。当时猛佐教授气得成了猪肝脸,我则作死猪不怕开水烫状。

老秀才院长办过一件好事,给教师争取到书报费;之前只有院长处长们有公费报刊,其余一个办公室一份报。享受到书报费后,多数教师订的是晚报,因为好看;唯独猛佐教授一人订全国最权威的大报——那还要自己贴钱呢。他看报特别仔细,一个字一个字地过,反复揣摩新提法,很是刻苦认真;我呢,看报马马虎虎,一目数行,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也是我们的不同之处,当然是他的优点。我曾对他说,你如此认真细心地看一份报,十数年如一日,日积月累,必有所得。做学问,不就是这样么?你何妨做一个这份报纸的专题研究?他没有理睬。不过我建议他把给党校大专班讲的政治经济学当一门专业,做成自己的“拳头产品”,他是采纳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讲得还是有内容,比他给学府主体班讲的社会主义特色理论,有价值得多;只是大吼大叫的腔调,不招人喜欢。

(十二)

世纪之初,退休之后,猛佐教授又有惊人之举。

适逢学府隆重庆祝建院五十周年时节。为适应当今各种“庆”全面攀比、竞相奢靡以显示太平盛世和国力富有的形势,学府邀请全国各个学府派院长处长来兰州庆贺,少不了豪华宴会和官费游览莫高窟。庆典高潮是庆祝大会和会后酒宴。我们退休者也恭陪末座。会场在西北宾馆大礼堂,兄弟学府赠送的礼品摆放在大礼堂门厅的两侧,多半是巨大的珐琅瓷景泰蓝花瓶。已经退休的猛佐教授以个人名义赠送了一面锦旗,上书:“庆祝母校建院五十周年/厚德载物……/学府退休教授猛佐”;锦旗摆放在一只只巨瓶的末尾,很是惹眼。可是不等散会,就被撤除了。人们说,教师称自己供职的学校为母校,闻所未闻。庆典主持人宣布贺信贺电和礼单的名单,只字未提猛佐教授的锦旗。那天大会宣读的来宾名单里也有早已上调政协当主任的刘姓书记,他对我和猛佐教授一直是张冠李戴,他看到锦旗的话,只怕又会想起我:“哼,那个呆子,吊吊灰,大脑又进水了?”

学府五十大庆,极其隆重。庆祝大会过后是照相。照相的站台有多层台阶,可容数百人使用,台阶陡峭,按例我们应站在最后一阶。我有恐高症,又有怕官症,于是溜之乎也。但饭是要吃的,大老远跑来听会,不就是为了这一顿免费的午餐么?

等待是漫长的,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时间像是凝固了。门厅沙发上坐满等着吃饭的人,猛佐教授在抢每一个人的话茬;门外廊檐前老农民和几个人听老秀才高谈阔论,大家也都是等吃饭。我百无聊赖,东转转,西遛遛,又等了很久很久,好不容易挨到宴会开始。嘉宾如云,高朋满座,四五十桌,座无虚席。我们退休者的八仙桌上,来了一位补缺拾遗的武汉学府人,他举目无亲,很是拘束。我同他搭讪几句,也算消除他的尴尬。猛佐教授抢过去话头,没完没了地给他介绍起我们的学府来,他介绍在座的离退休干部说:“这几位都是革命老干部,党的宝贵财富。都七十好几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两个坎儿!”在座的老者闻言,极不入耳。他口若悬河,尽是没名堂的吹嘘和连篇的废话。那武汉人不断地点头称是,在陌生人中间有这样一位饶舌者同他说话,他感到轻松。官宴最烦人的是你来我往地敬酒。轮番地有人来,你不得不站起来,坐下,刚坐下,又站起来。我有些后悔来吃免费午餐了,何况菜肴稀松寻常的很,大宾馆就是如此宰人。

虽然我没有去照相,后来还是发给我一张,是长卷。几百人的集体照,很“大气”。前排就座的有三十几位,老佛爷没有居中,说明还有数位比他更大的官。老农民、老秀才、刘姓书记、二任副书记、大炮都在座;还有几位副厅级的长官站着。我展开看了又看,由不得莞尔。照片上,有的是巨无霸,有的是小矮人;有的肥胖如牛,有的干瘦如柴;有的面目黧黑,有的脸色苍白;有的獐头鼠目,有的尖嘴猴腮。形形色色,千奇百怪。据我的第一印象,五官端正、气宇轩昂的竟不到一小半;等到后来再审视,就顺眼得多了,都是方面大耳,相貌堂堂;到第三次端详时,我已经肃然起敬,觉得照片上的人,无不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可见官本位的潜在威慑力,无所不在,即使我成了边缘人物,也还是受“情人眼里出西施”心理的支配。

我看过一本书,说三大文明古国都各有社会公害:埃及是乞丐,印度是僧侣,中国是官僚。因为数量太大,社会不堪重负,所以是公害。中国的官多,太多太滥,真是积重难返、不可救药啊!

(十三)

我在学府一十六年,对学府的一大贡献是册封了“四大恶人”、“四大美女”、“四大美男子”、“四大女独行侠”、“四大富豪”、“四大文痞”等等。这“四大文痞”是指资深的知识分子,有老秀才院长、列巴副处长、猛佐教授,他们自视甚高,高调做人,在会上喜欢高谈阔论,但都被人讨厌。文痞三缺一,总是美中不足,我就把我自己算上,凑成学府“四大文痞”。我的年纪资历与他们相仿,只是我的做人与他们不尽相同,就算是滥竽充数罢。

四大文痞现在都退休了,然而他们三位究竟与众不同呢,个个有石破天惊的表演!

这还是在〇七年的学府建院五十周年的大庆期间。庆典高潮过后,“八一”那天,学府慰劳职工,去安宁桃园的农家乐游玩。大家在桃树林里,分坐了几桌,喝“三炮台”、啤酒、白酒,吃农家菜,打牌,聊天。赤日炎炎,绿树枝头挂满粉红的桃子,树荫下很清爽,空气洁净,我们随意坐着,甚是惬意。自退休后深居简出的猛佐教授终于有了高谈阔论的机会。可是很多人不愿意和他一起坐,结果阴差阳错,他和几位女士坐在一桌。他尽说些没头没脑的不得体的废话,我看见他身旁的独行女侠小波满脸的苦恼。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生几许伤心事!一生大笑能几回?该回家了,每个人都得到一纸箱子鲜桃,拎着往大巴走去。猛佐教授的话还多着呢,他和甲说,甲躲开了,和乙说,乙敷衍一句就赶快走掉。他和《骆驼祥子》里虎妞的爹一样,是放屁能把水泥地蹦个坑儿的人,谁都不愿意招惹他。然而列巴却接上猛佐教授的话茬了,俩人都多喝了几杯,因此很快抬起杠来。列巴说女克格勃没有去坐小车,猛佐说他亲眼看见她进了小轿车。猛佐教授说话越来越带挑衅性,他公然对列巴表示鄙夷。列巴不是省油的灯,也激动了,他一激动就放屁。猛佐教授就厌恶地斥责他不礼貌,说他上面说话,下面也说话。列巴大怒,猛佐教授的粗暴和傲慢态度勾起列巴对他的新仇旧恨。他吼叫:“我早就想和你算账了,今天非要教训你不可!”

风云突变,列巴扑过去要揍猛佐教授。有两个年轻人见状,慌忙把他抱住。列巴和猛佐教授一边斗嘴一边上大巴,猛佐教授坐到车后面,建文处长竭力劝他息怒。列巴坐在中间的一排,正好在我前面,我们也劝他。可是列巴一次一次站起来往后面扑,俩年轻人一次一次拦住他,寸步不离地守住他。此时猛佐教授见对方要动真格的,就软了,偶尔还一句嘴,说不怕。他一张嘴,又激怒了列巴。

这列巴先生情绪激动,叫喊几句,就挣扎着站起来要去打猛佐教授。大巴飞驰在滨河路上,车内形势紧张。有些人冷眼旁观,似乎愿意看一场黑吃黑的火拼。关键时刻,“穷凶极恶”出面弹压,他显然也喝多了酒,几绺头发贴在油亮的脑门上,瞪着魔鬼似的眼睛,一边夸张地舞蹈,一边声嘶力竭地给列巴唱“妹妹你坐船头——”,唱到“日落西山后,让你亲个够”时,列巴高兴了,也唱。可是歌声一停,他又激动了,又高声叫骂起来,还是要打猛佐教授。“穷凶极恶”嗓子哑了,气喘吁吁。于是我投入反战维和运动,吼唱了一支《三十里铺》,虽然博得正准备下车的乡长的鼓掌,却没有扑灭列巴的满腔怒火。战争的火星仍然在车内飞溅,列巴和猛佐教授都是彪形大汉,一旦在飞奔的车上短兵相接,大打出手,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也未可知呢!我和“穷凶极恶”黔驴技穷。我忽然看见七岁的麦丽叶正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看大人们出丑露乖,赶紧动员她唱歌。麦丽叶唱了起来,稚嫩的儿童歌曲终于使列巴安静下来,他不再跃跃欲试,守在他身旁的年轻人大大松了一口气。

过了几天,我又得到一个惊人消息,如获至宝——因为那是很好的写作素材。消息来源称:就在列巴和猛佐教授差点打起来的头一天晚上,高层人士欢聚一堂,举行了第n次的盛大宴会,欢度五十院庆。宴会上老秀才喝醉了,乘着酒兴,他忽然破口大骂,把学府的历任院长逐个地臭骂一顿,所用言语的粗俗和刻毒,实在骇人听闻!这真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衣冠楚楚的绅士,大礼帽下面忽然冒出一对驴子的丑陋耳朵,令人难以置信。据说酒醒后他后悔莫及,准备一一上门道歉。“八一”那天的桃园农家乐,他本来要参加,可是终于不好意思到场。这则资讯我求证于二任副书记,他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宅心仁厚,不肯透露细节。

这以后约摸一个月,我进浴池洗澡,有人喊我,原来是赤条条的猛佐教授。他开口就说大巴事件。他说列巴必须道歉,否则他饶不了他,列巴竟敢骂人,“我亲眼看见某某上了小车,他说没有上车,骂我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赤条条地苦着脸听他说话。幸而一个赤条条的小伙子忽然向他请教台甫?贵庚?原来这人也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他管理市场,遭人辱骂过,一直耿耿于怀。猛佐教授和他一拍即合,两人争先恐后地说话,谈得十分投机。谢天谢地!总算我侥幸,逃脱了“打地雷公”、“坐快活椅子”、“猴子牵缰”、“仙人弹琴”的恐怖刑法。

列位看官,四大文痞,我还是和他们有区别的吧?只怕我写的回忆录被学府的人看到,大概会有人说我是四大文痞中的最可恶者,竟敢对领导有大不敬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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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钟:翻拍常识——刘新华访

阿钟:  我们总是用一种习惯的看法去读很多东西,我们怎样从一种习惯的看法中走出来,这是我们在阅读艺术作品的时候首先会遇到的问题。那么,你的作品是不是自觉地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

刘新华:  是的。清算、清理视觉概念。

阿钟:  那么,我们从哪里去取得这个概念?是从概念里面取得概念,还是从世界本身取得?

刘新华:  应该说我们是翻拍概念,翻拍常识,我们取材于概念本身。

阿钟:  你能解释一下“工具摄影”的含义吗?

刘新华:  因为概念就像我们的词典一样,在一本词典里有许多词,这些词汇其实是被常识概念化了。我们怎么去解释它?比方说鞋子、天、思想,这些都有一个概念性的解释。而我们的视觉世界也是被概念化、被常识化的。政治、商业、宗教、艺术、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会去运用它。比方说照相,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不管是迎宾小姐还是一个官僚,他们的动作都有常识的造型。对这些常识的造型,我就要从美术、或者视觉艺术的角度去清理它。因为政治和商业都在操控和利用这个东西,不仅来欺骗我们,还阻碍了我们的审美行为。我在美术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在其他老师嘴里,我能听见大量这样的话。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这个清理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远古时期,历史上过来,我们人类无法回避造型。这是人类的一个本能。我们把本能常识化了,或者是把它夸张。我们今天的广告设计人员,他们都有广告图库可用。开始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图库。我有一次在上海,在一个设计公司随手翻到一本图库,哇……,天空,你要找天空,就有成百上千的天空,各种的天空,里面全有。晚霞、爱情、爱的真谛(笑),都有图示。太有意思了!我马上着手翻拍“爱的真谛”。要是在这个展览里边,我把这个“爱的真谛”放大展示出来,人们一定会笑死。这就是我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为什么要说“工具摄影”,实际是一个词典。

阿钟: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归类。

刘新华:  没错。我要让我的艺术、我的作品变得更加枯燥。怎么枯燥?枯燥得让你都无法看下去。我拍爱情,我就寻找爱情的照片;甚至我还找一些非常中性的词,用图示来代替,把它归类,编成词典:视觉词典。当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就会感到,我们人类是多么的荒谬。

阿钟:  你觉得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探索真实?

刘新华:  不,真实在这里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阿钟:  那么你的视觉词典是不是就是一种本义的还原过程?

刘新华:  在造型的美学意义上说,我们在进行一次大清理。因为我是从事造型艺术的、从事美术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敏感了。我们看中世纪的绘画,那些表现圣经题材的绘画,那些造型,或者说任何一个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仪式,仪式就有形式感,这种形式就延续下来阻碍了我们,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审美。这种审美已经固定到僵化的程度。

阿钟:  我问一个常识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审美?请你谈一下。

刘新华:  其实这是一个高深的问题。我认为审美就是仪式。所以,我这项工作,它存在一个悖论,本来人类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去追踪这个问题,那对艺术家、思想家来说具有巨大的魅力。

阿钟:  有人说诗人就是思想家,我觉得可以把这句话扩充一下:艺术家也是思想家。

刘新华:  当然。我们的宗旨就是思想和艺术。牢牢地抓住这两点,就是对人类文明和道德最好的坚持。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艺术能监督法律。这句话说得非常粗糙,但它有一种含义在里面。但尽管这样,我想要把这句话写成横幅,写成标语。我觉得有必要去阐述这句话。比方说,什么是常识?常识比习惯这个词更具有思想性和理论性,概念性也更强。

阿钟:  思想家的一个责任,就是对概念进行清理。

刘新华:  对。

阿钟:  那么,你开始做这个作品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新华:  我真正和王浪开始做这个作品是在2005年。

阿钟:  准备期应该更长?

刘新华:  那太长了。2004年的时候,我和苟红冰谈,我们准备合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合作下去。2005年又到上海补充材料,与王浪继续合作这件事。

阿钟:  那么你在这个作品中是不是已经充分表达了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刘新华:  没有。怎么说呢?只能说很多想法越来越清晰。我今天说话老是表达不出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一个美妙的说法,就是你总是够不着彼岸。满脑子的想法,在这些作品里面始终没有实现。下一步作品里面可能可以实现一点,再下一步再实现一点……

阿钟:  对你的作品,作为一个观众、或者读者,他怎么来介入?

刘新华:  很多人拿着这本画册,总是说:“哦,你们是在拍……”。我对王浪这么说:“我们这书啊,编这本画册,就把它当做一年级到六年级这么一个初级阶段,一个小学读本。我们下一步要进到初中、高中、研究生、博士生,最后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从主观考虑的艺术家。”很多人说你们做的作品有点不像艺术家做的东西。我只有沉默。我不想多解释,因为我自己清楚。

阿钟:  这是我们对艺术家、对艺术本身怎样去认识的一个问题。

刘新华:  对。

阿钟:  他提这个问题有他的角度。

刘新华:  所以我不想多说,我只说了一句:“我这是小学教材”。说到教材,我编这个画册,应该有一定的历史性、叙述性、系统性和类别性。果然,很多人看了以后觉得基本上达到了。大量的图片,有一定的叙述性,有一定的历史性,有一定的条理性和类别性。我们花了半年时间编这本画册,最后明确了这个想法。很多人说,你们这本画册不应该编这么厚。我不同意。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工作。

阿钟:  还有一个教育工作。

刘新华:  一定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看懂。因为它是常识,因为我们的命题就是翻拍常识。

阿钟:  所以有时候一个概念的提出很重要。

刘新华:  因为一个概念可能就是一个思想的觉悟。

阿钟:  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关键。

刘新华:  一个切入口。一个“工具摄影”,一个“翻拍常识”,人们就有了一个理解的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明白,嚯,他们原来早下过定义,思想已在那个地方被确立下来。

我痛苦的时候说话没有对手。有时候我想,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一个重要思想的产生甚至能导致一场革命。这是一个污秽的世界,也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一个人很容易被另一个人嘲笑。因为无知。多元带来了大量的无知和垃圾,就会嘲笑一种心灵的感受。

阿钟:  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度进行俯视。如果你不能站在一个高度,你就很难看清我们这个现象界,因为这个现象界是错综复杂的。你如果陷在这个现象界里面,你就很难达到一种宏观的把握。真正的思想家是罕见的。而我所说的思想家是一个泛指,它应该包括艺术家、文学家。

刘新华:  也包括科学家。上次我们俩曾谈到那个印度思想家……

阿钟:  克里希那穆提。

刘新华:  我读了他的书以后,我说,他永远是我的一面镜子。

阿钟:  他有一个与藏密大师的对话,谈关于冥想的话题,一般人很难把握他们所达到的那种精神维度。你必须去感应,而不是通过语言、通过概念。他们的谈话很简洁,简洁到没有逻辑。那是一种真正诗化的交流,而不是对现象的常识性的、或说习惯性的表述。

刘新华:  我给他一个绰号:反人类的恐怖分子(笑)。这是我对他由衷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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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全是屁话!”

晚餐时间,想看点多少有意思的电视节目很难,全是一本正经的脸孔、一本正经的腔调,倒胃口。凤凰台多少可以传递一点信息,可每周有两天的这个时段被更难看的学校电视台占用频道。那天又遇上占用,一换台,耳朵里飘进一溜铿锵有力、字正腔圆的声音:“科学发展观……纳入大学思政课程……组织讨论……组织学生到社区宣讲……”

眼看着现在大学课程有意义的内容少而瞎折腾多,很多学生毕业就失业并不全是就业形势的问题,大学充斥无意义的、不合理的、甚至反智、反精神独立的课程得负很大责任。今年很多考生放弃高考,我看对现行大学教育是一种无奈的、无言的抗议。

已经这么不济了,居然不知反省,又要开始新一轮折腾了。校里折腾嫌不够,还要折腾到社区,烦不烦啊!除了主体思想国,还能找到哪个地方老是叫学生、叫人民“领会”当政者那些天知道怎么整出来的短语啊!还有那些数字——“三个……”“四美……”“五讲……”“八……八……”,幸亏就九个自然数,要不然,没完了!

眼下,有个问题不知道弄“科学发展观”入思政课的部门想没想过:今年有这么多事情必须花大力气蒙着腋着,讲科学,方便吗?弄不好,这个“科学发展观”就成了纸糊的灯笼,怪难看的。

不过,这样的问题是没人在乎的,也许连想都没想过。这不,很快就在学校布置开了。可怜了学生!学校其他人也逃不掉,连校医院都得委屈正常的医疗工作,在工作时间“学习、讨论”那个“科学发展观”。害得有一回做治疗也没做成。

只是学校医院这样吗?不是!

那家驰名全川甚至整个西南的大医院也躲不掉。在四川,没有哪所医院的就诊病人有它密集、有它那么大的医生工作量。因为全川病人都要蜂拥而至,我是一般不往哪里凑热闹。可这一段不成,得在去那里做些日子的物理治疗。去后发现,治疗室几位治疗师非常辛苦,全天候的工作,中午都不休息。幸好年轻力壮,要不然,吃不消的。

某天,几位医师边给各自的病人治疗边聊天。其中一位话特别多。他问:“主任,你写一份就得了!我们还非得写啊?”同样很年轻的主任答:“可不是。”前一位自言自语嘀咕开了:“什么科学发展观,还要从六个方面体会,……写六点”。他没说哪六点,但出其不意冒出一句“全是屁话!”治疗时里都笑起来了,连病员 ——虽然给推拿得有点呲牙咧嘴,也忍不住笑了。这种笑,意味无穷,但对于拿这一套来骚扰全民的人来说,种种意味,肯定没一种令其受用。

真希望他们有点自知之明。

2009年4月28日

马  兰:以你为傲—-写给谭作人

你说,”进入所有的时代,到所有的地方去”.

当年青春年少的我以一种天凉好个秋的假老练反驳,”太阳下没有新鲜事。”

二十年过去了。

依你所从事的工作,也许可以就此见证一个国家的生态变迁以及我们面临的时代。

七十年代初,高中毕业,你上山下乡,官至生产队长。七七年,你参加高考,当医生,在川医执手术刀。八十年代中,改革开放,你辞职下海经商,远赴深圳。八九学运后,你回到故里成都。你参加NGO绿色江河,从事环保。近年主办”文化人”,投笔议时论政。龙门山512地震,你十多次进入灾区调查学生的遇难人数,有关豆腐渣工程的真相。

你是一个行动者。你活在当下。见证中国历史。

六四当晚你在现场——天安门广场,作为亲历者,你这个素来看不上文人的行动者,写下了”89:见证最后的美丽”.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你练摊做电器小生意,体验了一把原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你在汶川,北川,青川,什邡等震中地区,以悲愤沉痛之情撰写”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作证”,献给所有的罹难者以及生者。

你确实是一个行动者。你的生活方式,态度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变化相关,与你脚下的四川故土相关,与你的亲人朋友有关。你与历史共在。

作为老友我想也包括你的朋友们深知你不是那种苦行僧的”革命者”.如你所言,你喜欢吃,喜欢美女,此两大基本点,你调侃成是你重返成都的缘由。只要还有好吃的,-好看的美女,生活大概就值得继续过下去。

每当你写完一篇文章,总打印多份分发朋友,”快去看我的文章,在某网站上了头条”你有你的成就感。你是健谈的,朋友聚会,你不高谈阔论,好象就不算见面吃饭了。你喜喝酒,常常饭菜忘了吃。你大方,只有手上有钱,不请人吃饭,仿佛心就不安。你-开着你那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在成都大街小巷横冲直撞,几乎成为朋友行路的公车了。

由此可见你是热爱生活的。热爱生活的男人至少充满活力,不安份那是自然,比如,你时常给成都市政府进言,履行一位成都市民的责任。

你所做的一切应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更准确地说为了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

你是有两位女儿的父亲。

我自以为判断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甚至未来是以所在国对待孩子的态度所决定。不重视孩子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这是基本的逻辑。

上星期,我接到朋友的短信方知你被执政当局以”顛覆罪”被逮捕了。你的家被抄了。你的电脑被没收了。

这理应为三十年代革命电影,小说中所发生的情节,仿佛时光倒转。震惊之余,唯有愤懑及悲凉,进尔无语。这是二零零九年的四月上旬,阳光温和,自然界的春天已经来临。而你身陷”拘留所”,失去自由,你的家人朋友无法联系你,不知你在那个地方可好?(躲猫猫呼?)有烟抽吗?火锅是没法享用了。你面对着代表”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即使怀抱求仁得仁之志,但对于亲友那是情何以堪。

今年春节,我回成都探访父母,约你相见。我们坐在一家火锅店。你说刚从灾区回来,你都记不清多少次进进出出,痛惜于灾民痛失家园,亲人尤其是中年丧子的父母,那是人生不能承受的悲苦,唯有把酒问青天了。你说饿劳了,得补补。你就点了两份脑花。我看着白色的脑花被你风卷残云般消灭,想生活自有其趣。一道美食会让我们的心情霍然开朗。你告诉我,你在调查学生遇难人数,当地的房屋质量,因难重重,疑云满天,但尽可能接近真相吧。

以我的浮浅,我明白,真相无疑令利益相关者难以接受。中国的历史,对于数字从来大而化之,依意淫而定。不知因之懒惰还是天性恐惧真相(比说说准确的数字)中国人-宁愿追求朦胧美,而放弃上下求索之精神。

多年以前我抱一种偏激的结论,中国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国男人负全责。

你担负起了这个责任。

八十年代初期那本法拉契写的”男子汉”,对你而言是雄性激素,也可谓之是尚存勇气,理想的中国青年男性的教科书。

你是有英雄主义情结,男人大凡皆具改天换地,铁肩担道义之革命情怀,以至于你有次问我,在做什么?我说这些年,只写了风月文章。你甚为不满,批判我小资情调。我-哑然,莞而一笑,顾左言而言它。

我对于执政者,失去讨究的兴趣了。爱谁谁去。曾经也以笔为刀枪,发出不平之声。世道仍然如故,甚至更为丑陋,而自己心境果真转入”天凉好个秋了”,只愿颓废。退-守自己的所谓的纯文字的天地,所谓的小女人的私情足也。

而你继续革命,越陷越深,悬崖不勒马,自引发当局的关注。

你说,他们请你喝过茶了,你还和他们一块喝酒了。

我想你以一已之力在和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共舞,这张网迟早一天会罩下。

我问,你不会把自己折腾起去吧?真要你家人送牢饭吗?

你答,不至于。我又没干地下活动,一切皆在阳光下行事为人。

你看,你仍然高估了当局的智商,低估了中国执政者的包容或者所谓的”不折腾”精神。

初春时节,北京的气候高达二十七度,在这疑似夏日的温度下,想千里之遥的成都,那个天府之国,想你还在一个连你家人都不准探访的地方(也不知楚你的案子归哪个机-构打理),但你不是孤行的战士,这条不时要以生命相许的维权路上,你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同道心系于你。

我在想古住今来营救人的方式有多少种?古时有劫狱,劫法场。近代引西方法律,被告人有权请律师,公开辩护,退而求之,写呼吁信,号召公众签名,发出抗议之声,以-期当局”以人为本”,尊守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作为一位活在当下的中国人如果有良心,那真是一种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总之不得安心。

中国高不高兴,我不明白。反正我不高兴。不高兴自要表达,故写下此文,以志纪念。

2009-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