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许多年的记忆中，一直认为是透过邢质斌的声音第一次领教了四•二六社论的杀气腾腾，细想起来，可能冤枉了这位声音干硬的老太太，那时候，大学里看不到电视，只有在早晨下午的喇叭里，才能听得到新闻，而那应该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不过，自从那年起，耳朵里实在被填充了太多她的声音，于是，来自官方的重要社论的播音，都被我想当然地认为是出自邢质斌之口。

不管怎么说，党国不缺这样的播音员，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仅仅通过声音，就能让人产生一种寒意。那天下午，吃过晚饭，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一个不同寻常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真够凶的。然后，我就觉得恐惧，一种被侮辱后的挫败感，但几乎在同一时间，我决定去北京看看。

在这之前，胡耀邦的去世打断了我春暖花开的逍遥生活，身体里一阵阵热血奔涌，自追悼会那天起，我就有点“唯恐天下不乱”，不希望事情就这么平静地过去。我对党国政治的怀疑是从胡耀邦两年前的下台开始的，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标准的愚民，脑子里满是共产主义理想，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是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或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回到县城里做一个县长、县委书记（我听说过这两个系一毕业就可以当县长），好好整治那些腐败而冷漠的官僚。高考很顺利，分数超过北大录取线，却因高中老师的保守，填报了死气沉沉的山大科社系，读了大学才知道，原来县长、书记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于是官迷也就没那么重了，可我分数高，又听话，属于老师喜欢的学生，一上来就让我做学生干部，在那个小官场一样的系里，当了干部就可以入党，入党就有好工作，如果没有1988年的自由舆论氛围，我会按照这样一条路走下去。我记得是在1988年的11月11日，终于醒悟，写下一篇日记，宣告了自己共产主义信念的破灭。

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晚上，入睡前，宿舍区突然饭盆齐响，酒瓶乱飞，煞是热闹，大概是参加过八六学潮的高年级学生先闹起来的，吵了一个多小时，学校派了大批政工干部和辅导员前来，才把学生压制下去。眼看校园又恢复了寂静，愤懑间，点上蜡烛，开始写小字报，趁着夜色，贴到食堂、厕所的玻璃上，可第二天起床一看，大多已不见踪影。

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有一台短波收音机，那几天，一到晚上，宿舍里六个兄弟就关上房门听美国之音，就是这时候，第一次听说王丹的名字。团支部书记来自干部家庭，喜欢传播一些政治上的小道消息，他想利用五一的时间去北京，很快就发现这个计划无法落实，我们这个系是很讲政治的，辅导员要求五一期间任何人不准离校，于是，去北京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我头上，因为我正处于因病休学期间，辅导员忽略了我的存在。

去北京要花钱，可我没钱，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在外地工作的姑姑托同事顺路给我捎来一百块钱，于是，一切障碍都不存在了。坦白地说，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我会心疼钱，生生气，偷着写几张小字报就算了，虽然山雨欲来，但我并不看好学潮的前景，当时在日记里还煞有介事地分析过一通，认为除知识分子之外，其它社会阶层没有表现出抗议的迹象，而知识分子欠缺斗争策略，另外，体制性的腐败尚未完全暴露，现在回去去看，分析得还真有点道理。不过，当四•二六社论令人讨厌的腔调传来，我还是忍不住要去北京了。

4月28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火车很挤，可我蜷缩在座位底下竟然很踏实地睡着了。到北京，去北京医科大学找一个同学住下，立马就被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给震惊了，在北医，第一次读到了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请愿书》七条内容，不由地感慨，北京就是北京，和济南就是不同，这时候，更后悔读了山大。校园里的每一张大字报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总是忙着记个不停。记得那时的北医大学生会主席叫任杰，被校园里的大字报骂个狗血喷头，有人说他和政府搞假对话，是学贼，还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了张《我的自白》贴出来，对他大加嘲弄，当时我看得十分过瘾，事后想来，对他其实过于苛刻了。总之，在北京医科大学感受到的气氛是，四•二七有游行的成功使人们忘记了恐惧，四•二六的凶蛮语言已成笑料。

第一次来北京，一切都觉得新鲜，北京的夜景很美，想出校门逛逛，却见人们呼啦啦往一处跑，跟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叫袁木的，与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副市长阎立本一起，在与学生搞电视对话，不消说，越看越气，袁木的腔调和胡搅蛮缠的混账逻辑，一听就象个坏人。我真正形成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应该就是从这次无诚意的“对话”开始的。

第二天，决定去北大住。路上顺便看了天安门城楼，从记事起，无数次在书本上看到这个建筑，和它相连的形容词总是高大、雄伟、庄严，可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就觉得完全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大，很有点失望。看景不如听景，果不其然。

在北大找到物理系的同学，找了张闲床住下，算是安顿了下来。这时候的北大，树叶嫩绿，鲜花盛开，学生的气质谈吐与土得掉渣的济南大不相同，一切都那么陌生，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于是，下决心通过考研圆自己的北大梦，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先上一堂民主课。

每天聚在学生楼喇叭前听各式各样的新闻、演讲，抄大小字报，学会了唱国际歌，还在一次演讲之后，跟着陈明远振臂高喊民主万岁，说实话，用这么强烈的肢体动作表达意见，在我而言，还觉得有点不自然，不过，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会让我逐渐从不自然发展到习以为常。

打听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所在的房间，找了过去，要材料，谈计划。接待我的是王有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应我的要求，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名字和所住宿舍号，这个签名一直被我保存到学潮结束，当王有才在上海落网的消息传来时，宿舍里几个弟兄抢着向我要他签名的那张纸，可我哪里舍得。

和北医大学相比，北大的大字报更多，我被一次次震撼着，也不放过任何倾听和交谈的机会，往往几个人一扎堆，就是一个话题的展开，从济南到北京，其间的心理差异，在当时应该不亚于从专制国家的监狱一步登上民主国家的讲坛，完全是两个世界。每天听到架设在学生楼上的喇叭播音，总会一字不落，感到世界上最精彩的空间为我打开了大门，而每次路过食堂，看到“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的大字横幅，便觉信心百倍，想着如何回山大“发动群众”。

在北大校园里与各色人等的交谈之后，有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认为共产党搞政治迫害是拿手好戏，一定会秋后算账的，而且，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总有办法把群众压制下去，论起拖延和蒙骗的水平，世间无出其右，因此，这场学运要想取得成效，就一定要坚持把事情闹大，我想，这应该是当时很多参与者的一种群体意识吧。

为了参加五四的游行，五月三日晚，早早地睡下，而我所住宿舍里的几个物理系学生，因为已经参加过四•二七游行，觉得再游已不新鲜，他们把自己的校徽借给我，让我可以冒充北大的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

出校门时，我混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队伍里。平生第一次参加游行，恰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又是以北大学生的身份，便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历史感，在我看来，虽然假冒了一次北大学生，但如果不是高中老师的错误，原本就可以考上北大，而且相信几年后自己一定能考上北大研究生，因此，假冒并没有给我造成心理压力，校徽往胸前一别，还以为自己真是北大人了。

在这种强烈历史感的自我感动之下，一阵歌声，几句口号，眼泪就不由滚落下来，刚刚擦拭过，北京市民的“大学生万岁”和塞到手里的冰糕、饮料，又赚出我更多的泪水，游行队伍望不到头，不知道谁在指挥，总之就是跟着走，坦白的说，那时候很多概念是闻所未闻，不懂什么是民主，只知道袁木的腔调是坏人的腔调，北京人的热情不会欺骗我。

十九岁，实在还太年轻，但年轻的优势是快速的接受能力，几天的阅读、倾听、交谈，以及这激动人心的游行下来，大脑里填塞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信息，世界因此就变了。一天天被感动着，内心里没有一丝杂质，全身心地盯住一个简单的目标，想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走下去，陌生的道路上，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路很长，却没想到，也许是一生。我记得当天参加游行的有八十多岁的北大校友，还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学、中山医科大学、海南大学、湘潭大学等外地院校的学生，遗憾的是，没有山东大学的校旗。

我没有行李，只有一个包背在身上。从天安门到火车站很近，但我不会这样离开，虽然腿酸脚疼，但我一定要象个真正的北大人那样，一步步走回我的“学校”，我不知道的是，因为这场学潮，我将失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北大成为今生永不能圆的幻梦。

回程的游行中，离开天安门广场不久，从北大学生随身携带的收音机里传来赵紫阳会见亚行会议代表的讲话，我记得有几位同学当时就对赵紫阳的讲话表示赞赏，说“这个表态还不错”，但我没有这么高的政治判断力，当激情被燃烧起来，便一心只想着如何把学运搞大，这时候反而担心赵紫阳的讲话把学生给分化瓦解掉，不得不承认，有时候年轻就意味着无知。

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从北大辗转赶到北京火车站，背包里是一张张传单，候车室人很多，没有座位，我席地而坐，写下一篇日记，在日记里下定决心，要回到山大，把这一周的见闻告诉同学，要把在北大校园里感受到的自由，传递到山大校园。自由是一种最自然的东西，只要享有一次，不自由的生活就变得难以忍受，我不能理解当北大的学生在游行、唱歌、流泪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忍受政工干部和辅导员的压力，装作听不到自己内心砰砰的跳动！

也许，这一个星期的北京之行决定了我的命运，我仍然不懂民主，但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代表着历史的正义，人世间的是非判断，有时不需要太多知识和经验。

瞧!这一对对文坛“冤家” 从打笔仗到掴耳光

《反目：百年著名文学论战——从马克·吐温到沃尔夫》细数文坛是非

马尔克斯被揍成了“熊猫眼”

1976年2月的一天，在墨西哥城的一家电影院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arquez）在一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文化名流中发现了多年未曾见面的好友、同属“拉美文学爆炸”领军人物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马尔克斯高兴地叫了声“马里奥！”，伸出双臂向老友奔去。面对迎面而来的马尔克斯，略萨矫健地抡起胳膊，让一记重拳正中对方的面门，马尔克斯应声倒地，鲜血从鼻孔中奔涌而出。

略萨的这一拳结束了两位著名作家间的友谊，从此两人反目，30多年形同陌路。据说，两人翻脸与女人有关：当年略萨和老婆闹离婚（后来二人重归于好），他老婆曾向马尔克斯寻求安慰，而马尔克斯给她带来的安慰据说超出了略萨可以接受的范围。

文坛是非多——这或许是很多人对这个圈子的共识。当两位作家结了梁子，其表达方式可能是口诛笔伐，也可能是直接动用武力。美国学者安东尼·亚瑟（Anthony Arthur）就写了这么一本书，专门论述欧美作家之间的是非，书名叫《反目：百年著名文学论战——从马克吐温到沃尔夫》（Literary Feuds： A Century of Celebrated Quarrels——FromMark Twain toTom Wolfe，陈重仁译，（台湾）时报出版，2008）。该书八章，分别讲述了八段著名的文坛恩怨，当事人有海明威、纳博科夫、卡波特、厄普代克这样的文学大腕。

辛克莱·刘易斯VS西奥多·德莱塞

虽说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反目成仇并没被收录其中，但该书记叙的某些场面，其火爆程度上绝不逊色。《反目》第三章写的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之间的纠葛。刘易斯著有《巴比特》等小说，是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德莱塞则以《嘉莉妹妹》等作品闻名，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但最终不敌刘易斯，与诺奖擦肩而过。

这两位作家相识于1907年，都做过杂志编辑，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还对德莱塞大加称赞。然而，两人最终翻脸，起因是德莱塞有抄袭刘易斯妻子的作品之嫌。1927年，德莱塞与刘易斯的女友汤普森恰好都在俄罗斯采访，二人有许多共处的时光，“德莱塞对每个他碰到的女人几乎都设法引诱，所以他色诱刘易斯未来的太太，似乎也不是刻意的恶行”。事后德莱塞和汤普森各写了一本俄国纪行，德莱塞的书中有部分段落明显抄袭了汤普森的文字。刘易斯和德莱塞最终撕破脸皮是在他获诺奖后的一次晚宴上。当时，刘易斯上台讲演，面对包括德莱塞在内的文化名流，宣称自己不屑于在一个剽窃过他老婆3000字的人面前发表演说。晚宴即将结束时，德莱塞把刘易斯叫到一旁的会客室，要求刘易斯收回刚才的话，要不就再讲一遍。谁知刘易斯又说了一遍，德莱塞赏了他一巴掌，问他还要不要再说一遍，刘易斯态度坚决，又重复了一遍，德莱塞就又给了刘易斯一记耳光。当拉架的人群赶到时，刘易斯已经瘫倒在旁，却还在对德莱塞破口大骂：“你不但是个骗子，还是个小偷！”

约翰·厄普代克VS汤姆·沃尔夫

当然，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崇尚暴力。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也是一对文坛冤家，但二人并没有动过武，他们甚至未曾谋面。厄普代克是美国小说家，以“兔子四部曲”等小说闻名于世；沃尔夫是美国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的鼻祖，代表作包括《炽烈的虚荣》等。

早在1964年，厄普代克凭小说《马人》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后，沃尔夫曾撰文讽刺厄普代克领奖时的邋遢模样：“他拖着一双穿了十九个月的平底鞋……浓密厚重的头发简直是中古世纪的发型……他满脸通红，就像是宣统·廉姆斯公司的油漆颜色一样。”隔年他又嘲讽厄普代克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说“充斥着列宁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感伤’”，暗示这位作家并非文学巨人，只不过是个逐渐成形的小侏儒。1998年，沃尔夫出版了小说《完美的人》，该书十分畅销，但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其中就包括厄普代克，如下评价足以让沃尔夫气愤，“这本书的作者……已经快日薄西山”、“这本书充其量只能拿来娱乐，算不上是文学作品，就算是拿最宽松的文学定义来衡量，也算不上。”当时批评这本书的还有作家约翰·欧文和诺曼·梅勒。对来自这三位年纪都不小的作家的批评，沃尔夫的回应是：“为什么这些‘名气响亮的老小说家’还要‘给特定的新小说下诅咒’呢？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老了，累了，他们担心文学地位即将被人取代。”

厄纳斯特·海明威VS格特鲁德·斯坦因

文学地位的改变往往改变作家之间的关系。《反目》第二章写的是厄纳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之间的友谊和交恶。斯坦因比海明威年长20多岁，是一位侨居巴黎的美国作家及女性主义者，在当地前卫文艺圈中处于领袖地位，她在家中组织派对，进进出出的都是著名文化人。海明威当时还未出名，“像只受困的海豹，脸上还有柔顺的表情”，经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小城畸人》作者）的介绍，海明威成了斯坦因的座上客，他们一度交往甚密，在这期间，斯坦因给海明威等作家起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著名的绰号。

几年后，海明威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一本名叫《春潮》的小说里，他不但讽刺了安德森，还讽刺了斯坦因。斯坦因当时没有立刻和海明威翻脸，但在几年后出版的《艾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一书中对海明威进行了回敬，她指责海明威“受到斯坦因和安德森的塑造成名后，竟然断然否定安德森以及他所有的作品”、“是个冒牌货，假装自己是个现代派，本质上其实是个老牌的传统分子”，斯坦因甚至嘲讽了海明威“运动家”的形象：“海明威很脆弱，他每次只要做点运动，身体就有地方要受伤”。对此，海明威“强忍出拳殴打斯坦因的冲动，回骂斯坦因只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女同性恋，还说她的更年期让她变得‘呆头呆脑’”。虽然这些评语大部分没有公开发表，但后来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正式回敬了斯坦因。这本记录巴黎生活的回忆录中有三章是专门写斯坦因的，文中暗示“斯坦因非但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他的，她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化与懒惰的人，根本也无法从海明威身上真正看到他那个时代的真实本质，以及他们对战争的反应”，而在题为《一个相当奇妙的结局》的一章中，海明威回忆了他登门拜访时无意中听到的斯坦因和她女伴之间的私房话，暗示斯坦因有失尊严，于是海明威旋即离去，这段友情也从此告终。

纳博科夫VS威尔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之间的关系也是由最初的互相欣赏转变为最终的相互指责。二人之中，前者是俄裔美国作家，著有《洛丽塔》、《微暗的火》等小说，后者是美国著名评论家。

纳博科夫于1940年从欧洲来到美国后，结识了不少文化人，其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威尔逊。威尔逊乐于扶持知名度还不算高的作家，曾经帮助过海明威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起初纳博科夫和威尔逊的关系相当密切，写信时用昵称互相称呼，“两人都觉察到彼此卓越的天分，也乐于接受对方的赞扬”。威尔逊希望和纳博科夫一起分享他对一些作家的喜爱，但纳博科夫一向自视甚高，而且“像海明威一样，把别的作家都当成竞争对手”，他瞧不上眼的作家包括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安德烈·马尔罗、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托马斯·曼等等。文学见解上的分歧也许是造成二人之间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洛丽塔》一书则成了一个引爆点。该书叙述了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未成年少女之间的畸恋故事。对于这本纳博科夫流传最广的作品，威尔逊的评却是“龌龊”。此外，二人对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也有分歧：纳博科夫认为此书是“可悲之物，不但笔法笨拙，剧情也很通俗”，而威尔逊却在《纽约客》上夸赞这部作品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于是，纳博科夫和威尔逊渐行渐远。此后，纳博科夫翻译了俄国作家普希金的著作《尤金·奥涅金》，并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威尔逊却不喜欢这部译作，撰文称纳博科夫的翻译是“令人失望之作”，而且语气颇为尖锐：“大家都知道纳博科夫怪癖倔强的怪脾气，他喜欢戏弄读者，故意惊吓读者或者让读者觉得苦恼。”纳博科夫非常生气，他展开反击，称威尔逊不具备评论俄文的资格。后来他又在其它场合说，其实让他感到失望的真正原因，是“一位亲爱的朋友”竟然“变成了一个爱妒忌的家伙”。威尔逊对纳博科夫的态度转变是否真正出于妒忌还有待研究，但这位评论家说过的一段话倒是颇有意味：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让书评作家由衷产生一种创作感，那就是鼓励新作家，并且让书评家们认识这些仍然默默无名的新作家。要是书评家面对的是已为人所知的作家，他们必会油然产生一种权力感，想要打压作家，建立权威……我们目睹了许多作家在他们还无人闻问的时候受到评论家的大力推崇，但后来就被贬抑轻蔑了。

维达尔VS卡波特

作家之间的反目也可以带有喜剧色彩。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外表好看、才华横溢、充满抱负、善于社交和自我宣传，他们同样厌恶法国理论家，不喜欢约翰·巴斯，不喜欢“垮掉的一代”，他们两人年纪相仿，都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作家。卡波特因《蒂凡尼的早餐》、《冷血》等作品闻名，维达尔则写过《华盛顿特区》等小说和剧本，并积极参与政治。

虽然二人有颇多相似之处，但这两位作家从头到尾都是冤家对头，初次在派对上见面就开始互相揶揄。他们都和肯尼迪家族有些交往，这个共同点反倒加剧了他们的矛盾。卡波特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爆料，说维达尔有一次去白宫做客，因为醉酒后胡说八道，被人从白宫扔出门外。维达尔一怒之下将卡波特告上法庭。在法庭上，维达尔还不忘发挥幽默，讽刺卡波特身材矮小。当被问及与卡波特上一次在一场舞会上见面的情景时，维达尔和法官的对答颇为滑稽：

问：当时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答：我坐在了卡波特的身上。

问：什么意思？

答：我那天没戴眼镜，结果我就坐在他身上了，我以为他是张小矮凳，结果没想到是卡波特。

问：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时候，他坐在哪里？

答：他坐在一张更小的矮凳上。

因为“名誉受损”而法庭相见的作家并不仅限于卡波特和维达尔。女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也曾将女作家、评论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告上法庭。事件的起因是麦卡锡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批评海尔曼的作品不诚实。这场官司因为原告去世最终不了了之，但麦卡锡在电视节目中对海尔曼的讽刺却让人印象深刻：

主持人：海尔曼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吗？

麦卡锡：她写的每件事都不诚实。我就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讲过，她写的每个字都在说谎，包括“and”和“the”，都在说谎。

作家之间的反目故事当然不止这些。《反目》一书还详述了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Bret Harte）、C.P.斯诺（C.P. Snow）与F.R.利维斯（F.R. Leavis）之间的矛盾。此外，在未被本书提及的作家中，除了上文提到的马尔克斯和略萨，像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与约翰·勒·卡雷（JohnLe Carré）、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与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之间的交恶也是广为人知。

在《反目》的前言中，作者亚瑟问道：好作家会不会是坏人？其实有一些评论家坚决地认为很多作家根本不是什么好人。但人们为什么乐于窥探作家的缺陷呢？对此亚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栩栩如生地描绘人性缺憾（以及生命的喜悦），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完美。从负面角度来说，我们的兴趣只不过是一种‘幸灾乐祸’，一种以别人的不幸为乐的卑鄙感受。从正面角度来看，这是对于作家在艺术中克服自身限制的一种欣赏。”

《反目》一书的主题很容易让读者把此书误解为一本收集文坛八卦的娱乐性读物。事实上，虽然这本书确实充满八卦，但是假如读者对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兴趣，只为寻觅花边新闻而来，那么他肯定会被这本书中大段“不相关的文字”搞没了兴趣——除了八卦，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作家，并对他们的作品和文学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反目》可以被看做一本打着八卦的幌子介绍作家及其作品的著作。读罢此书，读者可能会感觉：那些塑造过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的作家，他们本人也是有血有肉的。

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

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白领必定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或海归，每天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西藏，留恋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国家地理》《名牌》《读书》杂志，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月光一族。

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面对WTO的前夜，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充满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傲慢与偏见》是他们的必读书。爱情、教养、文化、艺术、体验、精神贵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挥霍光自己的青春和父母的血汗钱，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

曾经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离婚的离婚。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房地产、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春天来的时候，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伫立在林立的写字楼脚下，他今天会收到一个面试通知么……白领的传说就这样陨落了。

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佣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无远弗届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10年间，官有建筑已经屡屡刷新了所有中国城市的高度。在气度辉煌富丽堂皇的官方办公楼面前，商业写字楼登时被压出逼仄吝啬的寒酸来。从容积率、配套、装修等各方面，拔地而起的“大裤衩”成为城市黑领新贵们的“鸟巢”。白领和他的OFFICE一起，被黑领的裤衩遮住了所有的阳光。

10年间，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政治权力，官方组织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以重税和重复收费罚款的方式，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

官有经济在垄断的无竞争市场所向披靡，源源不断的暴利如滚滚长江。水气电油电信金融烟草卫生教育海关公路等行业自不用说，即使出版、邮政、新华书店、市政、环卫、公交、盐业、矿业、铁路、民航、文化、体育、新闻、旅游、土地等这些领域，因为禁止自由竞争，其利润之丰厚仍足以使任何外企眼红得流鼻血。

在当下中国随便哪一个城市，一个大腹便便的税务监管员都可以开着路虎SUV上班，他的办公室面积有多大、装修得有多豪华不必说，只消告诉你一句，他可以在单位里健身桑拿游泳……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

简单推算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20000个厅级，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这还不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和军队警察系统。较发达地区普通黑领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而这也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才有这个财力。这是“合法”的收入，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南方某地所有的黑领都有两部车，而且很正常。

人类都知道，对黑领来说，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每月的车贴甚至比农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他们也可以在超市买个床单裤衩都开发票报销，或者把免费领来的大量昂贵药品卖钱。甚至嫖娼也要发票。可以说，所谓黑领，就是除了没给其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享受无偿供给的。

黑领阶层之所以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他们的崛起，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但是绝对数量庞大。粗略估计一下，这种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至少有2000万以上。

比起10年前苍白的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当然，另外一极的其他“普通老百姓”则是标准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国民。

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以政治权力篡夺经济权力。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官方由民众的仆从变成“民主”——民众的主子，由公共利益的正义仲裁者演化为自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国家和社会的守夜人异化为自私卑鄙的盗窃者。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白领阶层可以说是开放的，或者说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实现白领梦。正因为如此，白领在大学扩招后人力资源充沛的中国急剧贬值。相对而言，黑领阶层则完全是封闭的，正因为封闭，才会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公共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官僚权力集团把持的私家后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进入这个群体，理论上说不是不可能，只能说——很渺茫。

不错，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垄断官方企业的职位也是面向社会招聘的，只要你拥护那个党，你就可以报名考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规矩——潜规则，考不考得上并不取决于考试分数。

黑领的特殊之处是已经走向组织化和正在走向世袭化，前者巩固，后者继承。在白领黯然陨落之后，黑领的低调崛起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同时，黑领也成为所有商家追逐的目标，他们比白领具有更真实更强悍的消费力。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物价飞涨；他们对地产的投资，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白领丧失了家园。

当白领遇见黑领，立马被压出西装下面的“小”来。今天，一个供职于夹缝状态私企的所谓白领，以他微薄的收入仅够维持温饱而已，消费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太过夸张和绝望的词语。不久前官商云集（没有几个身家低于千万）的两会上，一个黑领代表或是同情或是鄙夷地建议小白领们应该去卖肉——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是卖猪肉。

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覆巢之下，纷纷裁员降薪，白领们仓皇失业。与此相反，中国官有组织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黑领们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近水楼台先得月，砸向黑领掌心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针鸡血，使无数红了眼的黑领们激动得加额称庆——还是中国好、组织好啊。说实话，贫困潦倒的白领们想从这4万亿民脂民膏中捡点残羹剩饭也是痴心妄想。所以说，“孔乙己”这样的卑微白领如何能与“假洋鬼子”这样的傲慢黑领同日而语。

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黑领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权势文化成为当下显学。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

黑领的兴起说明，2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的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由量变到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

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权力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灾难。这种以主旋律色彩出现的怀旧情绪充满复辟邪恶和美化罪恶的企图。

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老板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一个“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诚然，白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没有罢工权，没有选举权，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权势，没有资本，没有门第。相反，黑领则是这个国家的上帝选民。他们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除过老婆之外，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

白领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套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黑领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仅仅纪律处分了事。

因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把持，黑领群体才是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共和国公民，他们普遍享受到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当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从基本人权、财产权、公民权、选举权和一切社会福利，他们都应有尽有的得到了充分保护和满足。

与之相反，日渐普遍和经济失宠的白领群体则无法享受到基本人权保证，更遑论公民权和社会福利。他们被官方称之为与“公民”对立的“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相对于“共和国公民”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政治层面和法律意义上，仅相当于“人畜”、“奴隶”或者“机器人”。他们经常被官方作为十几亿的巨额国家财产来看待，说不好听点叫“螺丝钉”，说好听点叫作“有用的人”或者“劳动力资源”。其对外的称呼为“人民”，多用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时候。

白领的陨落代表着知识精英的穷途末路和理性精神的败落，黑领的兴盛代表着权力意识形态的扩张，和反知识重权力的血统论和阴谋论王者归来。“知识贬值”必然带来“读书无用论”的盛行，中国社会从此向封建资本主义进一步靠拢。社会文化日渐沙化和盐碱化，重归流氓文化和宫廷权谋黑幕政治的覆辙。

黑领对白领的阻击和绞杀使构成未来社会主流的新兴中产阶级胎死腹中，建立宪政公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被迫土崩瓦解。这种财阀与权贵的合力扼杀使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严重退化直至丧失。社会结构和信息结构进一步被凝固被肢解，青年一代被年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压制封堵在社会最底层。健康的社会流动和财富循环陷于停滞，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源泉被窒息被堵死。

胜者为王的狼图腾文化、不择手段的官场权谋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和崇高伟大的满清皇帝戏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映射着白领规则的陨落与黑领规矩的升起，中国社会由知识和文明的艰难复苏，无可挽回地退回到野蛮与无知的权力通吃、弱肉强食中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愤怒之中，黑领阶层一方面以和谐的名义，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他们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同时也使继承了自己高贵血统的后代，永远彻底的摆脱水深火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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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胡记茶行《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据官方统计，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每年达9000亿元以上。

中国社会阶层分类：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财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殷海光，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自由中国》，是杂志的灵魂人物。后来《自由中国》被停刊，殷海光回到台湾大学教书。

从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

南都周刊：你的老师殷海光是个什么样的人？

王晓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殷海光，第一个是青年有些法西斯主义的殷海光；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殷海光；第三个是思想还在进一步升华，可惜英年过世没有完成的殷海光。

南都周刊：具体怎么讲？

王晓波：很多人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热血青年。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青年从军，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对蒋介石非常崇拜，甚至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当年闻一多在课堂上抨击蒋介石，他还组织一批同学抨击闻一多。

南都周刊：他原来是一个相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人，那么他的反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晓波：他告诉我他的第一次反省，是在徐蚌会战，你们大陆叫淮海战役吧，他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他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他发现宣传和真实的民心有很大的差别，人民中间确实有一种反蒋情绪。大概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反思蒋介石政府到底有什么不对，对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批评。我记得他后来跟我聊天时，常会有点发牢骚地说“老蒋他当年要是听我的就好了。”

南都周刊：这说明他对蒋介石还是有很多期望的。

王晓波：对。他选择到台湾也体现他的政治倾向。

南都周刊：他什么时候开始以一个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

王晓波：这要从一个大的背景开始讲起，那一批外省知识分子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他们都有反省意识，官方的反省是说，国民党不够集权。而知识分子的反省主要有两种潮流。一种是以胡适博士为代表，认为蒋介石不够民主，要进一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另一种是以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认为蒋介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坚持不够。殷先生是属于胡适这一派的，那时候他已经是比较清晰的自由主义者了。

被当局停了教职

南都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殷先生的？

王晓波：我1963年到台大，他给大一（学生）教逻辑学，很多同学都非常崇拜他，我更是亲近他，我大一时什么书也没好好读，就在台大图书馆里，把一套《自由中国》看了个遍。

南都周刊：你们的师生缘有多久？

王晓波：到大三的时候，那次新学期开学，我选课看到课表上还印了殷先生的名字，但教务处的人说他的课已经不能选了，他不能来上课了。但我们一帮同学都很抱不平，我经常去殷先生家看他，请教问题，他家门口常常停着警察的车子，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常常对警察怒目而视。

南都周刊：他为什么被不允许上课？是因为他有反政府言论么？

王晓波：那倒不是，台大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传统的，大家对讲真话的人都比较尊重和保护，而且后来殷先生自己跟我说，在台大课堂上我还用得着骂政府么？台大学生这么聪明，我一个眼神，他们都知道我什么意思。但殷先生这个人意志非常顽强，受到压力，也一点不改初衷，我后来知道，政府曾提出给他安排一个“教育部”里的闲差，待遇不错，不用做什么事，只要他少发些言，但是他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于是就被停课了。

南都周刊：到底是什么理由，使政府下狠心要停他的课呢？

王晓波：他有个朋友胡学古带来一个军人去见他，那个军人说能搞到枪，这也可能是国民党有意设计的圈套，说准备刺杀蒋介石。后来他们策划的时候败露，被抓住了，在“警总”交待称，他们说到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时候，殷先生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支持。于是殷先生被牵连在此案中，当局就下决心把他的课停了，并且监视了。这是胡学古出狱以后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的，但我相信以殷先生的性格，不会支持刺杀蒋介石的，他大概是做了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被他们误解了。

南都周刊：他被停职以后生活是不是变得落魄，生活怎么办？

王晓波：生活倒还没有问题，台大给他的工资还是照发。但是殷先生是那种很有贵族气的人，花销还是蛮大的，你知道他对吃很讲究，所以师母烧一手好菜。那时候不讲知识产权，台湾把很多美国书都盗版，很便宜，但他买书从来不买盗版书，专门到美国订购正版；他从来不坐公共汽车，他说跟别人挤，有失斯文。而且殷先生不会骑自行车。他爱吃卤牛舌头，记得那时候，我常骑脚踏车帮他去买卤牛舌头。

他主要的苦恼是，国民党控制他，他受邀出国也不给他办“护照”，哈耶克来台湾也不让他见。

“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

南都周刊：你说他思想的第三阶段升华就在这个时候么？

王晓波：对，他那时不自由，开始写《中国文化的展望》，你知道殷先生国学基础不是很好，他为了写作，找来一些古典思想家的书来看，我记得当他看到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时，激动得跟我说，讲得真是好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当他读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说，哇，这就是中国的存在主义。他那时候还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是一个站得更高的自由主义者。记得有一次，我看他，他在看美国的《生活杂志》，在讲越战，里面有一个照片，一个越南青年，手被美国兵反绑着，但昂着头，很骄傲的样子，殷先生说“这是用道德对抗武器”。

他的后期思想应该是比较倾向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比较提倡社会福利保障的。

南都周刊：我看你研究的领域，比如法家，你为什么没有继承他学术上的衣钵？

王晓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殷先生，我当兵回来，准备上研究所，我去问殷先生，我说我想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殷先生很支持，他说，这方面我教不了你，我介绍你去徐复观那里，你去和他学习。

你要知道，徐先生和殷先生是两派论战的代表人物，最针锋相对的论敌。而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寄以很高的期望，而且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他能把我介绍给他的论敌，说你要研究传统文化，就要跟徐复观学。殷先生的胸怀和风范真是君子。

南都周刊：他这样的人，可惜这么早就走了，你觉得他得癌症是不是和国民党迫害有关？他最后是不是心情很压抑？

王晓波：我们当然都说殷先生就是给国民党害死的，要是不罢他的课，他心情好就不会得癌了，他们也百口莫辩，殷先生从来不喝酒，不抽烟，就是爱喝咖啡。

他住院期间，都是我们这些台大的同学来24小时轮班照看他。最后那一晚，是我在值班，我看见他睡着了，胸口起伏突然不动了，我赶快叫医生，他已经去世了，最后非常平静。

他去世以后，台大出面张罗他的后事，为了照顾他的夫人，专门给她安排一份资料室的工作，这些国民党都没有干预。我记得我们去《中央日报》给殷先生发讣告，接待我们的人说殷先生曾经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所以只收半价。台湾还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社会，包括国民党，也对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最基本的尊重。

那一年殷先生正好49岁。这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也投身党外运动（1973年，台大迫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压力，将王晓波及其他几位哲学系教师解聘，1997年台大为此事公开道歉），我想是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现在我都马上要退休了，我总记得殷先生跟我讲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刘伶：沙叶新先生，您好。介绍您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把剧作家的头衔放在首位，然后才是杂文家。那么，这两个身份在您的人生中分别充当着怎样的角色？也请谈谈您的杂文情缘。

业余偶尔写点四不像的杂文

沙：我是写戏的，是编剧，以前叫“作剧”，作过一些正剧，也作过一些喜剧。我的喜剧里面当然少不了讽刺、挖苦、调侃、幽默，这就常常引起争议.看不惯的人，尤其那些一本正经爱当官而不爱笑的人，便视我这个“作剧”为“恶作剧”，其实“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指九天以为正兮，吾为苍生之故也……”。

其实，我的专业是写剧本，不是写杂文，只是在业余偶尔写点四不像的杂文，更算不得你所说的杂文家。就像喝酒，我只是偶尔沾唇一抿，连酒徒都算不得，何言酒仙？我真算不得杂文家，杂文家那是鲁迅。酒仙那是刘伶，是和你同名同姓但不同性的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我挨不上边。

我们这一代文人，谁没读过鲁迅的杂文？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十亿人读了十年毛泽东的雄文四大卷，也读了十年鲁迅的杂文四百篇。影响所及，官方话语除了因为发扬光大了毛泽东霸气十足的政论风格而繁殖出上纲上线的新华文体之外，民间话语也因鲁迅“缓行”“费厄泼赖”的战斗杂文而孳生了红卫兵式的“痛打落水狗”的“革命文风”。对此，当时已列入“另册”的我只是高山仰止，虽心有戚戚，但从不敢率尔操觚；总认为写杂文者若非干部，也需党员；如是书生，那也必定是粱效或石一歌之辈的“左派”书生，革命立场坚定、政治嗅觉灵敏，方能担此重任，我等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何敢涉足？

所以我自写作以来，从未写过一篇杂文。只是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了，才尝试着写点习作。上一世纪最后二十年，报刊副刊大兴，每期必有杂文，编辑便向我约稿，最热闹时，我同时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几家报刊设有不定期的随笔和杂文专栏。

我的这些杂文或者随笔，真的是随意着笔，率性而为，天马行空，信马由？，没有章法，不成体统，真的是四不像；有人说是随笔，有人说像散文，有人视为小品，也有人把它看作是杂文。所以我同样一篇文章，会给不同的编选者收入不同体裁的《散文选》、《随笔选》、《杂文选》三个选集中，好像一人有三姓，也似狡兔有三窟。

刘：读您的作品，如《壮“痔”凌云》、《我以笑声悼阿朱》、《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究竟是谁？》等等，几乎篇篇精粹，举重若轻，令人忍俊不禁，从而体味杂文含泪的笑。想来这种喜剧式的杂文创作风格一定与您剧作家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吧？

沙：我喜欢喜剧，自己的剧作也多为喜剧，如《约会》、《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孔子？耶苏？披头士列侬》等等都是喜剧；即便我写正剧，也正经不起来，如《陈毅市长》，也包含许多“不正经”的喜剧因素。这大概也影响了我的文章、包括我的随笔和杂文风格。就像爱吃甜食的人，醋里也要放糖，是为“糖醋”，所以我的一些幽默讽刺性的随笔和杂文是为“糖衣炮弹”。

幽默尚未成功，不才仍需努力

刘：您的创作中体现出的幽默，是钱锺书先生的所谓真幽默也──是对外物和自己都看得低，从而获得超越处境、反躬自笑的开阔视野和豁达心境。很想知道您的这种真幽默是天性使然还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沙：不是先天的吧？我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是哭着来到人世的。如果一生下来，就光着屁股幽默地对着护士哈哈一笑，护士不瞪大眼睛吓趴下！

幽默可能和基因有一定关系，但它的养成，肯定是后天的。天生的那一点基因，只是一粒种子，而且还是一粒极容易变异的种子，以后可能变异成贫嘴、油滑、噱头、恶搞、无厘头，离开真正的幽默十万八千里。

幽默是素养的一哂，是智慧的莞尔，是文化的粲然，是精神的笑靥；也是宽容的允诺，理解的奉献，善良的召唤，爱心的传递.

狭隘的人，自私的人，暴戾的人，专制的人，不可能幽默，只能为幽默提供绝好的材料。

幽默是推进和谐社会的润滑油，也是暴露极权王国的短兵器。

我不敢说我幽默，我还没到这个层次；自己说自己幽默，无异於自己说自己是大师，无异於自己说自己是光荣、正确、伟大，这就一点都不幽默了，反而噁心。对我而言：幽默尚未成功，不才仍需努力。承蒙你说我幽默，而且“是钱锺书先生的所谓真幽默”，我受之有愧，只好像伏尔泰一样地回答你：“虽然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哈哈！

你的同名同姓不同性的古人刘伶，倒是个真幽默的大家。《世说新语》说他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他不以为然，反而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你们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面来了？这真让人哭笑不得。《晋书》说他常乘鹿车，怀抱酒壶，命仆人提锄随其后，并嘱咐：“若我醉死，就地埋葬。”何等的潇洒达观！

刘伶酣歌纵酒，放旷不羁，出语诙谐，善於调侃。他对世界、对自己都採取了以上这种出世的幽默态度。表面上他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其实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疏离，是对污秽社会的反抗，是对世俗礼教的蔑视。刘伶留下的唯一一篇作品是《酒德颂》，只有一百八十多字，按今之体裁分类，可以算得杂文，且是上等杂文。

刘伶的《酒德颂》何以出色？就因为他有个性，极为鲜明突出！你可以不赞同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但他的个性，尤其是他旷达、率真、反叛、幽默的个性实在是适合写作杂文；杂文最需要作者的个性。当今的杂文如温吞水，原因众多，作者的无个性实在是重要原因。平凡、中庸、懦弱、优柔之辈，岂能写杂文！

千字杂文如验血，长篇政论如CT

刘：但您近年来创作的“政治文化系列”却一反以往幽默的文风，向政论文靠近；一反之前“指虚打实”的策略，於文中列举大量事实、史料。不知是否有意为之，您是否认为幽默杂文终究扎不透某些流弊？

沙：这不是我什么“有意为之”，而是杂文和政论体裁不同，任务有别.我的“政治文化系列”，内容沉重，幽默承受不起。

美国一些高速公路交通拥挤，为了减少车辆通行，规定上班时段，不能一人行驶，必须拼车载客。於是有的车主，便在空座位上用安全带绑上一个塑胶假人，以避免警察的盘查。这是幽默，你会冁然而笑。而在汶川地震中，农民吴家方不忍亡妻石华琼弃之野外，将其身体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用摩托车一路载回家乡，生死不离，感天地，泣鬼神，你能幽默吗？同样是绑人行驶，一是假人，一是真人；一是喜剧，一是悲剧。

这不是我“指虚打实”的策略，而是内容决定。千字杂文如验血，长篇政论如CT，在诊断上各有作用，不可互相取代。

刘：您曾表示，对作家或文艺评论家来讲，最重要的品质是“说真话”；您还曾表示，自己的幽默杂文是“笑衣炮弹”。您如何看待幽默杂文之於“说真话”的意义.

沙：不只是幽默杂文，所有杂文都应该说真话。一篇杂文，一般只有一两千字的尺幅之地，你还要说套话、说假话，那还有多少空间说真话、说人话呢？即便你主要是说真话、说人话，但你一旦加上了违背心愿的套话，加上了为求“保险”的假话，那就如原本是削铁如泥的刀子，有了缺口，就不再锋利了。钝刀如何能割出血来？杂文正因为篇幅短小，必须字字是真言。

刘：杂文是针砭时弊的，而您一再强调您的作品是“善作剧”，强调批判之激烈源於爱得深沉。针砭、批判，应该是善意的、理性的。在此想听听您关於批判和善意、针砭与爱之间的“辩证法”。这对於杂文作者、杂文读者、杂文“上层”读者都很有意义.

沙：爱和恨是相通的。有恨无爱的人，他的恨就不是出於爱。爱之切，才恨之深，反之亦然。从不流泪的人，他的笑容也不会灿烂如花；从来不笑的人，他的眼泪也不会是晶莹的。

我年轻的时候嫉恶如仇，凡是“敌人”都要和他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所谓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假想敌”，他们只是与你意见有所不同的人，甚至是帮你改正错误的诤友。可悲的是，六十年来，从对内和对外关系来说，新中国的历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树敌史；不但在国内树敌，在国外也树敌。更可悲的是，至今仍有人在高调宣说“西方反华势力（以前是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据说是惹得“中国不高兴”了，是吗？究竟谁不高兴了？我真怀疑！在国内，至今还动辄给异见者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前没这个罪，中国曾是全世界最最革命的国家，反对他的都是“反革命”；如今中国自己也不革命了，於是刑法上也悄悄地取消了“反革命”之罪，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代之。

动辄说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随便给异见者戴上危害国家安全这顶帽子，其实还是在制造敌人，还是在制造仇恨。

我已没什么仇恨之心，我对社会上一切丑恶，一切弊端，都看作是病，只是同情和怜悯，应给以人道的积极的治疗！

幽默像中药，讽刺如开刀

刘：您对当前文学创作不大景气的原因提出过精闢见解。您对时下杂文界又有怎样的评价，杂文这一“战斗”的文体是否其中也存在体制性的弊端？

沙：当今的杂文，太缺少讽刺，太需要讽刺。幽默像中药，重在调理全身，或补或泻，都不十分猛烈。讽刺如开刀，深入肌理骨肉，直取要害，难免出血疼痛。

讽刺也是为了善意地治病救人。对重病一定要讽刺，可是讽刺在中国绝迹已久。连最擅长讽刺的相声都在写歌颂性的段子了，遑论杂文？有道是：隔靴搔痒讚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没讽刺的杂文，还算什么杂文？光是幽默没有讽刺，那就不是嘻笑怒骂，而是嬉皮笑脸。

倘如振兴杂文，必需振兴讽刺。六十年来，是中国最富有讽刺材料的黄金年代，但也是最忌讳讽刺作品的沉闷时期。我刚刚主编了《一九七七──二○○○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卷》，想找一部讽刺喜剧作品入选，真难，因为在《假如我是真的》遭到禁演之后，讽刺喜剧几乎绝迹.讽刺漫画、讽刺歌曲、讽刺相声、讽刺杂文也几乎全军覆没.

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白宫记者晚宴上，布殊总统与一位专在电视上幽默老布殊并讽刺小布殊的演员史蒂夫？布里奇见面，并无芥蒂，还一起向人群挥手致意，我们哪个领袖有此雅量？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得知有部讽刺她的电视剧即将开拍，她毫不介意，并且表示希望自己能够在该电视剧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我们有哪个领导人，能如此通达？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一本正经，神圣不可侵犯，连正常的批评尚且不行，遑论讽刺！谁敢讽刺共产党？谁敢讽刺党主席、总书记？即便是善意的讽刺，也绝不允许，不信，你试试！就算不判你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罪”，也至少要判你一个“泄露国家重大机密罪”！

说得绝对一点，何时可以讽刺总书记了，中国就离民主不远了，杂文也就真正兴盛了。

一个拒绝讽刺的社会，是极其虚伪的社会，也是极其脆弱的社会。

知识分子若依附权势就完蛋了

刘：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都力争进入权力体系，而您可以说是中国的萨特，不接受官方的职位，认为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您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下的公务员热是否是您所谓知识分子向官场分化的表现？

沙：我不是中国的萨特，网上还有人说我想做甚至已经做成了中国的哈维尔，哈哈，这是胡扯。二十多年以前，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座谈会上还说我是中国莎士比亚、田汉、曹禺。那是鼓励，不是事实。我不可能是，如果我自以为是，那是不自量力，贻笑大方，就如自封为“大师”，那要遗臭N年。

哈维尔当过官，捷克的总统，当了几年“致仕”了，回到他老本行，仍旧写剧本。郭沫若以前当过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那是为了抗日。如今知识分子向官场分化，究竟为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解放前的郭沫若他不依附权势，他敢写文章骂蒋介石。解放后的郭沫若他敢骂毛泽东吗？他依附权势，奴颜媚骨，为清流所不齿，晚年虽有过懊悔，但悔之晚矣。知识分子绝对不能依附权势，依附了，你就完蛋了，彻底地没人格了！

我当过八年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处级小吏。我的座右铭是“清清白白上台，不带污点的下台。”在我自己还没蜕化成贪官之前，就自动辞职了。我不适宜当官，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更不是伟人。我是什么呢？有诗为证：

姓沙性散成一盘，

属兔从无狡窟三。

我本闲云舒卷久，

依山恋水畏高寒。

我姓沙，属兔，所以有前两句。

刘：您在二○○一年曾写过《一定要还债》，最后我想问沙先生，那些“债”如今还得怎么样了。七年过去了，您认为还有哪些债应该还？

沙：首先是文债。其实债是还不清的，只要你始终不离不弃肩上的责任，你就会有无数的债务。我只能是：生命不息，还债不已。

二○○九年三月三十日晚改定

上海善作剧楼

近几个月以来，香港一份政论杂志每月都刊出一篇文章，揭露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点了不少地下党员的姓名，记述他们怎样渗透各机构团体.作者初用笔名牛虻，后改用真姓名梁慕娴。据她自己透露，曾肆业香岛中学，并在该校入党；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派入学友社，成为了该团体的领导核心成员.七十年代初，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而退党.历来少见这样大胆的文章，所以，颇引起一些对政治有兴趣的人的注意。

多了解中共地下党在香港的活动，是对香港政治的认识有所帮助的。本文根据一些现象、动态、历史、观察、推理、思考等等，对这方面作一些补充。

中共在港地下活动的历史

香港存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历史悠久。中共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翌年，香港发生海员大罢工，即派出邓中夏来港，指导罢工。海员工会的主席苏兆徵，便是当时吸收入党的第一个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二五年，因“五州惨案”和“沙面惨案”，更为了支持北伐，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当时罢工的纠察队队长邓发，后来到了延安，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抗日期间，在港设有由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佔领香港，不少左派人士，都是由廖承志机要秘书潘柱主持拯救行动，得以逃回国内的。在日治的三年零八个月，新界西贡是东江纵队的一个据点，曾协助不少英军战俘逃离集中营.抗日战争结束，国共曾达成协议，把东江纵队部份人员遣往东北，但不少都送到香港来，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建国前，不少人又送回国内，去参加内战。

一直以来，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主要是为了支持国内的“革命”。但在建国后，重点有所改变。新华社前社长周南曾透露：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已决定香港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据闻，还有后面的两句是“里应外合，解放香港”。由此可见，工作重点已转移到香港本地来了。那时候，还想像不到会实行“一国两制”的。实行“一国两制”，就不用“解放”了，却要逐步加强控制。

哪些人是地下党员？

只要不是政治上的白癡，都不会怀疑香港存在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既然是地下组织，当然不会公开身份，一些党员因为组织关系，自然会认识一些其他党员，但不知道很多人也是党员.尤其是局外人，怎样去分辨某些人是不是地下党员呢？大概有几个方法：

一、 担任某些职位的人，大抵都是党员.例如中联办和外交专员公署，那些头头必然是。甚至司机和厨师，也会是党员，因为涉及行径秘密和饮食安全。此外，一些立场鲜明的左派团体，例如工联会、民建联、教联会等担任领导职位的人。能够放心让一些非党员去担任吗？

二、 一些立场并不十分鲜明的团体，例如劳联、学友社等等，即使挂名的领导人不是党员，但在领导层掌握实际领导权的人，必是党员，甚至大多数成员是党员，这样才达到控制的目的。用非党员来做挂名的领导人，主要是为了掩饰团体的本质，更容易发挥统战的作用。

三、 上述的两类人，较容易识辨而且并非最要害，必须警惕和提防的，是那些渗透、潜入、埋伏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民间团体、泛民主派政党政团的中共地下党员.过去，港英政府聘用公务员的政治审查很严谨，凡有亲共嫌疑的，一概摒除。但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态度大为改变，门户开放，让不少中共党员和亲共份子进入。大抵港英认为，中共迟早都会控制香港，让这些人进入政府部门，有利平稳过渡。回归后，尤其是高官问责制推行后，经有关方面推荐，内部又有呼应，更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而且职位越爬越高，赤化更严重了。

识辨地下党员的方法

要识辨这些人，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一、 了解其家庭背景。中共虽然曾高举反封建的旗帜，但在意识上却是极其封建的。很重视一个人的背景，不单是其阶级成份，更重要的是，其父母兄弟姊妹是否与党有关系，有了这样的关系，便容易被信任，从而吸收入党.

二、 曾就读过的学校，参加过的社团，活跃过的组织。这些学校、社团、组织，虽然没有鲜明的亲共立场，但也会有地下党员在其中，从中物色人选吸收入党.入党后，等候时机，再转派去打入其他要渗透潜入的社团和组织。

三、 既要看从什么社团和组织转来，更要看经什么人介绍和途径而转来的。好些社团和组织，早已有地下党员存在，但力量还不够大，还要陆续渗透潜入，以便里应外合，做穿针引线的人。

四、 其晋升的过程和速度，顺利而且快。为什么这样顺利和快？为什么不符合其表现和能力呢？恐怕是因为党的关系，有为其开路引荐的里应外合的人。

地下党员做些什么工作？

这些渗透、潜入、埋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会做些什么工作，发挥怎样的作用？

一、 刺探情报。情报不单只是这些部门、团体、组织的动向，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将要推行的工作计划，因为这些大多是公开的，很容易知道。更重要的情报是：（一）内部有没有不同倾向意见的派别，以便进行拉拢分化；（二）主要领导人的背景、性格、弱点，特别是弱点，如有合意，便进行收买，甚至进一步吸收入党；（三）与其他部门、团体、组织的关系，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矛盾，将其扩大化，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

二、 掌握群众。先建立起威信，骗取得一些群众的信任，这样才可以进一步爬上更高的领导地位，掌握权力。掌握了群众，在适当的时机，更可以篡夺领导权，或制造内部分裂，破坏工作。

三、 最后夺权。即使完全掌握了领导权，实际上是已经夺了权，也不会即时改变该团体组织的政治面貌和倾向，因为要继续去利用来欺骗群众，再作更广泛的渗透潜入。

四、 彻底破坏。假如最后的夺权不成功，而又被揭发出来，再不能在那里立足，便？掉这个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内人员的身份，制造散播打击言论，使其社会形象受损，更进一步拉走所掌握的群众，使其脱离去另立炉灶。

退党的地下党员不少

在建国之前，中共打着革命和爱国的旗帜，的确曾吸引了不少热血有理想的人加入，甚至牺牲了生命。但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六四”事件之后，很多党员都觉醒了，知道了过去受骗，幡然退党.根据中共党章的规定，退党的方法很简单，只要三个月不交党费，便算是自动退党.对这些退党地下党员，中共也採取不同政策。

一、 加以劝告挽留。即使一时劝告挽留无效，也声称假如日后回心转意，可以再次入党.对这些已经退了党的人，还派人不时与其经常联系，表示并没有放弃，而且还向其索取情报，委託任务。直至经一段长时间，确知已无法挽回，才逐渐疏远.

二、 一时疏远，放长线去再钓。一些人退党后，假如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明显改变，事业又有所发展，如有再需利用的时机，会再去接触，再引其上钓。

三、 严重警告。明知上述两种方法不会生效，对这样退党的地下党员，予以严重警告：（一）退党后，不能泄露任何党内秘密；（二）不能参与任何反党活动，发表反党言论；（三）不能与以前有过组织关系的人来往。假如违背这些警告，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报复，视为叛党.由於中共势力强大而又手段狠辣，很多人都会被吓怕而接受这样的警告，从此完全脱离政治。更有一些因而移民海外，隐姓埋名。

发展地下党员新策略

中共一直都有在香港发展地下党员，但吸收党员的方针，与以前已有不同。为了回归后能更有力控制香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直到回归和回归后，吸收党员的对象，已着重高级公务员和专业人士，根据其事业前途和社会地位，完全不计较阶级出身和思想觉悟了。中共抛弃了过去的理念，只为了部署去接管权力。这些人，与以前为理想而参加中共的，完全两样。

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贬，“六四”进行血腥镇压；在所谓经济开放政策下，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獗，维权事件彼伏此起，道德沦亡。香港的资讯发达，稍有良知理性的人，都了解中共的独裁专制残酷的本质，还会加入一个这样的组织吗？除了依附权势以谋个人名利的人，中共能吸收得一些什么新党员呢？这些人大多数现在的年纪在五十左右以下，其中不少已晋升到政府或社会机构的最高层。中共透过这样的地下党员，去控制特区的权力和管治，特区的前景堪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一步一步变质.

领导地下工作的“市委”

稍留意政治的人，都会知道，领导中共香港地下党的，是香港工作委员会，亦即香港的市党委。这党委以前设在新华社，党委书记是新华社社长；其后设在中联办，党委书记是中联办主任。其他的党委，有地下党各线的领导头头.

这个地下市党委，其水平影响着整个地下党的运作，不论是思想上或工作上，水平都是很低的。这些人既未经锻炼，又不了解香港社会实况，所以既出不了好主意，也不善於使用干部，只懂得怎样去渗透潜入，以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

据云，国内的干部，都不愿调来中联办工作。原因是不像在国内，可大捞油水，而且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受到舆论的监察，往往动辄得咎，例如副主任黎桂康最近就因为所谓与特区政府的“十项协议”，弄得一身蚁。更有一些，在香港找寻各种关系，准备逃亡到海外去。据说，所有从国内调来的中联办人员，在港任期已不能超过七年，以免他们可取得居港权。

一个这样的地下党领导层，又领导着一个已经日渐蜕化的地下党，将会把香港特区带领到一个怎？样的境地呢？

甄宓小姐，从小就有人说她了不起，有个叫刘良的相面先生说，“这丫头以后贵不可言”。甄宓八岁那年，门外有耍把戏的，几个姐姐都出去看，就她不去，姐姐们问她，她说：“这哪是女人能看的呢？”九岁的时候，甄宓就喜欢看书，经常用哥哥们的文具，她哥哥颇有薛宝钗的思想，说：“你就学学女工得了，还装模作样看书，想当女博士啊？”这里得说明一下，甄宓貌美异常，和现在所说的“男人、女人、女博士”完全不同，甄宓对她哥哥说：“古代那些贤德的女人没有不了解前世成败，警诫自己的。不看书，怎么知道呢？”少女时代的甄宓还做过很多好事，比如在饥馑的年份把家里的粮食分给穷人等等。

如你所知，甄宓后来嫁给了袁熙，也就是袁绍的二儿子。袁绍的三个儿子是典型的三个蠢货，和他们的爹爹如出一辙，而袁熙又是兄弟三个中最没野心的，所以，嫁给袁熙不算是“贵不可言”，“不可言”至少得是皇后吧？

当然，甄宓后来还是做了皇后，因为袁家败给了曹家，甄宓被曹丕搞到手了———从八岁开始的自我训练终于让她的“贵”真的“不可言”了。但是，说实话，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相面的说你贵不可言，但没保证这“贵”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势。甄宓“贵”了以后，开始有了大多女性都有的小毛病，吃醋。在普通人家，吃醋无所谓，但皇后吃皇帝的醋，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对了，她年纪并不大，刚刚四十岁的时候，就被曹丕赐死了，因为她不但吃醋，还“有怨言”。

和甄宓比起来，贾元春小姐就没那么别扭，做了贵妃后，皇上也一直喜欢她，身体发福，成了个胖子，走路吃饭都费力气，着了一次凉重病不起，最后一命呜呼，结束了自己同样年轻的生命。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事情看起来“贵”且“福”，但对没福气消受的人来说，还是别沾边的好，那些一心想嫁大款的姑娘和总想向上爬的官员可以琢磨一下———当然，你如果觉得做过皇后，即使四十岁就被干掉也无所谓的话，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提要：考虑到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提升，以及当下户籍和土地制度的限制，农村贫困人口很难通过优化土地配置提高收入，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又非常微薄。对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来说，唯一的指望或许只能来自于外来资源的输入，尤其是政府的帮助了。但是，一个让人难堪的事实是，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但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投入仍远大于用于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投入。农村居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相对低下，如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脱贫就无望。

在同一天看到两个新闻，一是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一是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远低于国际标准，其中，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为人均年收入1196元，而世界银行推荐的标准为日均消费1.25美圆，如按照1：4的购买力平价，大致相当于年消费1825元人民币。

简单对比可以发现，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无论哪个贫困标准的距离都太过悬殊，这表明，尽管城市居民内部也存在着贫富差距，但城市居民不可能是贫困人口的主力军。果然，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可以发现，依照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城市居民中的贫困人口仅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1%至3%。这表明，中国的绝对贫困主要是农民的贫困。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在GDP中的占比不可避免的持续下降。仅仅依靠农林牧渔收入，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很难赶上城镇居民，这也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收入比就一直在拉大的现实原因（历史原因则是城乡二元体制所积累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认为，通过减少农村人口、优化土地配置，并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并缩小城乡差距，但是，考虑到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提升，以及当下户籍和土地制度的限制，笔者对这一途径保持悲观的态度。

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的出现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参与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并获得收入，或许可以缩短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已占到38.6%，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落差并未缩减，绝对差距也在持续扩大，截止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6：1，绝对差距也首次超过1万元。这表明，尽管创记录的人口流动加入到了城镇生产体系中来，但是，农民工所获得的收入还是相对微薄的。在笔者的理解，这来自于农民工的双重地位低下：作为产业上的新手，微薄的收入在所难免，而作为地域上的外来人，一度广泛存在的拖欠工资等事件，则反映了农民工低下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期的是，在短期内，无论是其产业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很难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依靠非农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也依旧是一个梦。

如果上述为真，那么，对于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来说，唯一的指望或许只能来自于外来资源的输入，尤其是政府的帮助了。但是，一个让人难堪的事实是，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用于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投入仍然远远大于用于农村贫困居民的扶贫投入。有研究指出，尽管表面上城乡收入差距为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住房、公费医疗和实物收入等，再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再生产资料，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换言之，政府的福利政策本身正是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的原因，而在我看来，这不啻是一种马太效应，违背了起码的平等公平原则。

世行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而在我看来，财政体制的偏向背后，反映的是农民居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相对低下。这一影响力相对低下既来自与地域因素，即城市居民更靠近权力中心，更易于施加影响；也来自于组织因素，因居住分散而导致农村居民很难形成有效的沟通组织，并对政策制定施加持续影响；此外，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留在农村的居民更多是教育程度较低和年纪偏大的群体，这也降低了其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很难想象用于农村扶贫投入的力度能有大的突破，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根据国际贫困标准，中国需要新增扶贫投资1546亿元，这大约是中国2007年中央和地方总税收的3.1%，占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的0.6%，而以笔者的观点，只要农村居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依旧缺乏影响力，这样的计划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在江苏无锡开幕，北京钦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在会上用英语声称中国宗教信仰“很自由”。释迦牟尼生在三千年之前，而此“论坛”方才“第二届”，众生就可以明白这是共产党的“统战新武器”，而这又是“世界佛教论坛”，就更加可以明白中共的统战工作已经“全球化”了。

所谓“统战”就是“统而必战”，当今世界上地位最高的佛教界人士是达赖喇嘛，而这个“世界佛教论坛”不仅将他拒之门外，而且还有台湾参与主办的佛事单位“佛光山”的创办人星云法师说：“希望达赖喇嘛面对一个中国的事实，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台湾媒体认为：“称此一论坛为『政治与佛教论坛』不为过.”历史上许多亲共者有惨痛的教训，但是今天还有星云法师这样有名望的人“自觉入甕”，不禁令人扼腕。

有趣的是，大会在无锡开了一半，与会的八百多位代表就与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香港民政局长曾德成（中共香港地下党成员）等统战官员，搭乘包机飞去台北续会。而大陆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女士也提前抵台佈阵。这种格局使我们不禁要问：中共“国台办”不久将会在台北设坛讲话了？会间，主办单位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豪华素食晚宴，国民党正副主席吴伯雄、吴敦义、台北市长郝龙斌应邀出席。叶小文则在席间大侃“两岸分不开”。这些“促统”宣传使这场“民间宗教活动”的政治背景未免暴露得太明显了。

年幼的十一世班禅说些无知的话也就算了，但是星云法师与达赖喇嘛有过很不错的关系，他当然不会不知道达赖喇嘛关於“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而年纪过了八十还说这样不厚道的譭友的话，实在不像是一个佛道中人。在无锡他被问及为何达赖未与会时，他曾经说，这应该是因为达赖喇嘛参与政治的关系，他不懂政治，不便多说.然而，到了台北再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星云法师却又变了口气，他说，中国佛教界代表都是由中方来安排的，他并不清楚。

一家很有水准的台湾媒体有所指地说：“……台湾一些所谓『高僧大德』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感情和大一统思想，生怕民主台湾与专制中国渐行渐远，於是自甘堕落，沦为专制中国统战台湾的帮庸，无视中国社会的不公不义、践踏人权、迫害宗教，不敢谴责极权暴力治国，反而附和北京专制政权，自尊扫地。这样的佛教人士，若不是懦弱无知，就是为虎作伥，趋炎附势，觊觎与政治挂？以谋取名利。这样的『高僧大德』，有什么资格接受台湾信众的信任和供养？”

星云法师出生在江苏扬州地区，有祖国统一的愿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毫无根据地谴责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言论，则是非常不应该的。像他这样有影响的宗教人物，要遗留给后世的是崇高的人格，如果是中共统战媒体夺了他的声音，他是应该向世人声明的，否则就要贻笑后人了。被统战，是有代价的，中共对於名望高的人兴趣愈大，名人付出的代价也就愈高了。

二○○九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