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九八九年那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起自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不是偶然的。尽管作为政治家，胡耀邦在生前曾经备受争议，但是他的突然病逝，激起的巨大政治反响，标示出他超越党派和自身局限缺点的人格影响力和政治意义.那时，人们感受到的与胡耀邦的联系，不是简单和抽象的概念和理念上的联系，而是心灵上的一种触动。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大波骤起的心理基础.我想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与耀邦的交往经验，解读这一现象。

我曾经在一九七九年与胡耀邦有过一次深谈。一九七九年，我和一些朋友创办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当时的代主编吕普和作为副主编的我，去拜会一些共产党内的开明派领导，希望推动他们接受民办刊物，并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到胡耀邦的家时，恰好他因为牙疼在家休养.他没有接受会见民办刊物的代表的说法，而是以长辈见晚辈的说法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坦率和善意的谈话。

我们的谈话内容很丰富。我开门见山，提出几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二是不要迫害魏京生。关於第一个问题，耀邦从王安石变法和自己的经历谈起。他说，在中国改革，必须考虑既要实现自己的理念，还要注意不要翻车。他要我不抽象谈论改革，而是告诉他评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怎样才能改革更好。关於第二个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拿出贵州省委的一份报告，其中介绍他们对启蒙社先抓后放，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的做法。耀邦说，他赞成这样的做法。最后，耀邦告诉我，年轻人有理想，有热情，有知识，但是缺乏经验，有时思考不够全面；但希望在年轻人。

那次谈话对我触动很大。我看到一位满怀理想热情、追求正义、敢於探索，勤於思考的政治领袖。

几天后，我们又拜会了胡乔木。我们自始至终一直辩论。胡乔木对反腐败等建议一概否认.他提醒我们，没有哪个朝代能真的消除腐败，不要天真。那次谈话，我很愤怒和沮丧。

这两次会面，在我心中建立起中共高层内部的政治动力机制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影响我的政治选择，直到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在这个图示中，中共有心胸开阔、平等善意、锐意进取和理性负责的改革者，也有沉稳干练、世故自私的现实利益追求者。凭心而论，胡乔木并不像今天的中共领导这样官气、霸气和匪气，但是七十年代后期中国青年人的良知无法接受他。基於这样的印象，整个八十年代，我选择的是创造有利於改革者的民间舆论压力、推动中共进行改革，不计较自己的政治得失。

一九八九年，当耀邦逝世，我感到一种震撼，一种不吐不快的悲痛。我知道，这会是许多正在积极政治行动的人的共同感受，中国会由此发生大事件。为了参与和应对这个大事件，我立即从宁夏赶回北京。的确，不仅民主运动的参与者，而且像乔石等直接指挥控制运动的人，甚至那些曾经反对耀邦的人，都在镇压上迟疑。这多少是由於这是悼念耀邦的民间运动。

政治家的人格感染力，不完全是理念，更重要的是心灵和精神的感召力。

中国的现行制度，在一九七○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当中，相当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危机.当然，这个论断，需要有所限制。首先，它并不是完全能够避免政治危机.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一次重大政治危机.其次，其他的危机还是不断出现的，比较近的，比如说，二○○三年的“非典”危机.那开始并不是政治危机，但是它可以转化为政治危机.事实上，对於中国这样一个“讲政治”的国家来说，无论什么样的危机，最后表现为政治危机，那才真正构成了危机.这两个限制，其实也帮助我们进一步准确判断中国改革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这是我们下面要集中论述的。从这两个限制来看，我们开头的判断，需要进一步精确化，那就是：第一，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并没有再出现重大的政治危机，但是多次出现了其他危机，主要是由於治理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第二，现政权应对这些危机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这一方面表现为避免政治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在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控制它不会蔓延成为政治危机.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中国目前这一套制度，是靠的什么东西来维持稳定、避免危机？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中国在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卷入全球化等各个方面，也都呈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对於这些变化，如果应对不当，就会出现问题、麻烦、乃至危机.我们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制度，本质上与这些变化有极不相容的性质.可是，至少过去十几年来，它大体上应对有方。以前的讨论当中，我从政治吸纳、政治镇压等这些不同方面，分析过中国的政治发展。现在换一个角度，试着分析中国当局的政治应对和中国的政治危机相互之间的某种辩证互动关系.以前的分析比较集中在学理上讲的那种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state─society relations），这次可能比较注重政治操作的层面；以前的分析也比较多地着眼整个政治发展，这次则准备就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问题比较聚焦地来讨论。

一、强制与收买：当局维持稳定的两个基本手法

我的粗略的观察是，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政府维持所谓稳定的策略，大体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或者说是四种方法。

第一个方面是强制的（coercive）方法，可以称之为“控制”或者“压制”。从一九八九年以后，它越来越依赖党对专制机器的控制。比如，通过对於政法委的强化，党对政法系统的控制比一九八九年之前更严密了。安全部门的作用，现在也比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化了。包括党对宣传部门、文化事业的控制，很多人关注它的“放开”的一面，但我要强调的是，在这同时，这种控制的强制力增加了。比如党委或者宣传部门给某个刊物一个禁令，或者是更广泛一些的禁令，那都是很有强制性的。强制的管理在加强，这是第一个方面；其效能往往是直接的，这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利用经济的手段。总体上可以称之为“收买”。从经济上讲，要想行之有效地运用这个方法，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整体经济表现，这是经济手段最重要的保障和最根本的基石。具体地说，即使在总体经济表现比较亮眼、正面的情况下，资源总还是有限的，那么还必须要制定一个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稳定的战略。他们有这样一个战略。比如说，一九八九年以前，经济上的好处，主要是在农村，而八九以后呢，主要是城市得到。这个里面，我认为，背后主要是维持政治稳定的考量。就社会群体来看，一九八九年以前，农民得到了比较多的好处，而八九以后呢，得到好处的主要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甚至是外国人（首先是外国资本家，还有属於外国人的其他群体）。

随着资源的增长，社会群体受惠的余地就更大了。余地大了以后，我觉得，江泽民还是按照后一个思路来维持稳定。那就是在后面这些获益的社会群体之中寻找新的、更加明确的政治结盟。扩大到资本家也来“入股”共产党，就是这个思路最为典型的一个体现.总体来说，就是依赖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使党的政权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来吸收更多的人作为小的“持股人”进入这个党，和党的利益绑在一起。最近几年，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党员数量的急剧增长.每年的增长幅度，都是几百万，现在党员总数已经有七千多万.在未来的七、八年内，应该会增长到一亿.假设党员都可以受惠的话（当然一定有一些个案不是这样，这里仅从宏观上来看），以一个家庭三口人计，一亿的党员受惠就大约等於三亿人受惠。当然，一家人中间可能不止一个党员；反过来呢，也可能还有其他亲戚也跟着受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总之是一个很大的数量。进入这个党，主要就是得到好处，归根结底是经济好处。这样，党的政权就可能被一个很大的人群所拥有，至少是象徵性地来拥有。他们不再是因为什么共产主义理想或者其他什么理想、信念而进入共产党、而拥护现制度，他们就是为了经济好处，这就是被收买成为保持所谓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胡锦涛上台以后，还想把这个办法扩大到农村。依赖手中的经济资源的增长，继续扩股，试图让农村也享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一九八九年以来，当局对於它所主导的社会收益分配，有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完全是为了政治稳定。现在稍微调整一些回去，这是明智的。可是，问题是，现有的“持股者”，是不乐意看到这种发展的。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二、专制主义的“软力量”：从利益收买到灵魂收买

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宣传、意识形态的方面。或者用时髦的概念来说，就是“话语”（discourse）的权力、“软力量”（soft power），也包括搞公共关系.这个方面不可小看，它是可以左右社会心理的。这里面，我观察到一个历史的发展脉络.从一九八九年以后来看，首先是靠强制，特别是六四之后到一九九二年初的一段时间.接下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改革重新启动，国家所能控制的经济资源越来越丰富了，它的经济收买手段就越来越有效。时间一长，这种经济上的收买，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心理上的收买.就是说，当你拿到了这个好处以后，逐渐地，你有一个心理内化的过程，把你拿这个好处的这套交易合理化的过程，你就开始认同这种收买，认同产生这套东西的那个制度安排。这样，本来以为已经破产的那套政府话语，就有了新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基础，这就产生了新的属於这个政权的那种话语权。中国当局现在很自觉地在利用这一点.知识分子加入了它这个精英联盟之后，也很主动地在这个方面贡献力量。经过这些年，这个方面他们制造了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民族主义、盛世论、和平崛起、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等等，还有硬件的，比如海外的孔子学院。这些都是“soft power”，不仅在国际上来说是“soft power”，在国内也是“soft power”。这就是说，随着一九八九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国当局所能够运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从一味的强制，发展到了再次有效地建立了话语权力。随着中国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增加，话语权力有了强有力的物资支撑，从利益收买就逐渐发展到灵魂收买了。

三、体制改革的异化：是制度变革，还是维持稳定？

维持现政权、现制度的稳定，它还有第四条办法，那就是体制层面的变革（institutional reform），包括行政、法制、和政治方面的各种各样改革的举措。具体的一些内容，我后面再展开，这里先把这一条也提出来。当然，这四条之外，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些因素，比如说新技术的出现？我这里没有把它单独地列出来，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多重的效应。比如说，信息高科技的出现，因特网的发展，它可以帮助社会力量的发展，有削弱现行体制的效应；但是当局手里有更多的资源和便利来利用它，也可以帮助维持专制政权的稳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如果它对当局有帮助的话，也是通过上述几个方面来起作用的。比如说，当局对因特网的控制和利用，是建立在强制力和经济收买这样一些基本手法上面的；当局通过它来扩展自己的话语影响，也属於我们上面谈到的第三条.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当中，前三个是比较具有确定性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功能是什么，这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一定有助於当局维持目前状态的社会稳定。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往往是相辅相成的。那些实现控制的手段，一定有助於政权的稳定性，而不会相反；而经济资源的增长和对於一定社会阶层的经济收买，也一定是有助於政权的稳定。这些东西的发展趋向，也是比较清楚的。首先，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方面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也就是说，强制的力量会被进一步强化，经济资源的佔有也在进一步被强化，话语力量的建立和扩展也在进一步被强化。其次，应该也比较清楚的是，当局强制力的加强，当局所能掌握的经济资源的进一步丰富，当局话语权力的扩展，都决不会导向当局要改变它的统治方式这样一个方向。而是恰恰相反，在现制度下这些方面越发展，现制度就越没有可能会主动走向变革。对这一点，也许还有不少人抱有幻想，以为多少年之后，比如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当局信心足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转折，中国的民主化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启动。我认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wishful thinking，逻辑上完全说不通的。关於这一点，后面还会继续作点分析。

可是，这第四个因素，也就是体制变革的因素，它的价值、后果、前景和趋向，比较来说，都不大确定。就价值和后果来说，体制变革的性质，究竟是维持现在政权的稳定呢，还是它也有可能导致别的方面的后果？它的趋向和前景，是在持续地深化、发展呢，还是根本无关痛痒、越来越没有实质内容了呢？总的来说，这类体制变革，是在不断地削弱现有制度呢，或者其实是在强化现有制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回答，差异是很大的。简单地说，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下。第一种，不妨称为“持续有效论”，就是认为中国政治层面的改革，包括三层吧，即行政的、法制的和政治的，这个改革是在不断持续进行的，而且是有效地在推动中国的进步。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它有效、持续也好，不管是当局主动的还是公民社会力量迫使它在这样进行也好，总之，这种看法乐观地认为改革是在持续地进行，尽管可能是缓慢的，基本上有效，尽管有的时候有些方面的改革的效果不一定那么明显.这样的改革，这样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前景就是渐进、和平地转换到民主化。在这里面，也还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是着眼领导层、着眼党国的，认为当局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推动这种良性的改革。也许为了权力的问题，这样的改革有时候会有所收缩；因为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这种改革不是进展得很理想，但是，这种看法认为，当局从长远来讲是认同政治改革的目标的，甚至是认同民主化的目标的，要给他们时间来慢慢推动。另外一种呢，认为当局也许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不情愿的，但是它为了其他方面的需要，因为内部斗争而为了权力的巩固也好，为了其他什么原因也好，它必须推动经济上的、法制上的、行政上的这几方面的改革，甚至不得不推动政治上的改革。而这几方面的改革，最终会带来一个当局所没有预期到的政治后果，这个政治后果就是民主化。总的来说，这两种判断都是认为改革是持续有效的，体制改革可以使中国和平地转变到民主化。他们的不同，仅仅在於当局是主动还是被动在进行这样的持续有效的改革。

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政治改革了，甚至没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改革了。或者说，尽管当局也不是完全没有试图进行一些改革，包括政治层面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什么效果。这对中国当前改革的形势和性质的判断，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形势和性质的判断，就是“没有”或者“无效”，与前面谈的那种看法是持正好相反的意见的。这样一个判断下，那么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基本的看法就是会出现危机.不过，有人判断危机会随时、马上出现，而且当局无力驾驭，这就是所谓“崩溃论”。另外的学者呢，比如裴敏欣，则不是这样比较简单的“崩溃论”。裴敏欣所讲的，是“停滞论”（stagnation）或者“衰败论”（decay），就是说这套东西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政治改革的缺位使得这个体制不能够有效地具有应付这种挑战的能力，最后其实也还是要发生危机，不过相对来说危机来得比较长程一点，很可能是停滞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到来。对於危机到来的后果，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说危机出现以后，因为现行体制的控制力降低，反而可能使得民主化转型出现机会，可以叫做“危机转型论”；另外一种是估计危机会产生混乱并且持续下去，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一般与“崩溃论”的看法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的看法，是赞成裴敏欣的观点的。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强调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阐发，看看是不是也可能构成第三种判断。所强调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其实存在这样一个比较有效的但是非常有限的制度性的变革。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从根本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看，目前不存在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但是，从当局的利益来看，从维护其权力垄断但又要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和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说目前的中共政权完全没有做什么体制层面上的调整。在他那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有政治改革的，特别是有行政层面的改革。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常常各执一词，有的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有的看法相反。在价值的层面上，我同意说中国目前不存在政治改革，而且我认为连经济改革也已经死亡了；但是，从实用的层面来讲，当局并不是一味守成、完全没有作为，而是也在挖空心思地动动这里、弄弄那里，要使目前这个制度、也就是政治权力垄断的制度，更为有效地运转乃至持续下去。这个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但是也不是纯粹的“停滞”。也许应该视之为“异化的改革”。我们知道，“异化”的本意，就是事物走到他自己的反面去了。改革本来是为了改变他那个制度，现在这个意义上的“改革”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他那个制度，巩固他那一套，是为了维护一党专制制度下的所谓稳定。

四、“鸟笼改革”的边界和效用

所以，我说这个体制变革同时具有“有效性”和“有限性”。它的有限性，在於这种变革完全是为了巩固现政权、现制度的，此外不可越雷池一步；而它的有效性，也在於它确实也是可以帮助现政权、稳固现制度的。当然，对於前面第一种看法来说，也就是认为中国改革持续而有效的那种看法来说，它可以认为，这种“有效”和“有限”的变革从长期来讲是可以制度化的，它可以使得中国在政治改革上也“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找到一个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这就是说，“有效”性逐步积累，终於会压倒“有限”性，从长期来讲，“有效”性大於“有限”性。这种看法，属於权威主义巩固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於没有看到这种“有效性”是对什么东西有效，高估了“有效性”的累积效应，低估了“有限性”的刚性制约.这种看法事实上是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普遍利益和政权利益视为一体了，认为对於巩固政权有效的东西就会对於促进民族利益有效，或者反过来，认为这个政权为了有效的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地、不得不逐步向对人民利益、民族利益有效的东西靠拢.这种假设，如果不是共产党那一套拿人民利益说事的骗人花招的话，那就是政治上很幼稚的看法。用江泽民批评香港新闻记者的话来说，“too young， sometimes naive”（太年轻，有时太天真）。

接下来我想集中地谈谈这个“有效”和“有限”的改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改革，带有什么样的含义.我认为，对现行体制来说，它在中国推行任何的一个所谓改革，其实都在试图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能够有效改善治理，有效解决它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不管多么有限的效能，总是能够有效地减轻一点问题，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有效地维持权力的垄断，决不能够使它的权力垄断受到挑战。在这两个之间，那个选择空间是非常狭窄的。我们知道这句老话，所谓“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用我这里的概念来解读，就是说，不能有效解决治理问题，那就等死罢；而如果不能维持权力垄断，那就是找死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它确实找到了一条路，摆脱了它在政治上的这个“二律背反”，既解决了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又维持了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但是，这条路，是以政治上没有出路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它只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却不能解决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那些负面效应。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不是也有这样一条折中的道路呢？当局是不是也正在走这样一条折中道路呢？这样一条折中道路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它是不是能够走得通呢？

所谓“折中道路”，就是刚才讲的，既能够解决治理问题，又能够维持权力垄断。那么它就必须在这两个边际之间不断地寻找平衡。回到“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的这个说法，就是“半吊子”改革，就是说，找死也没有找到家，等死也又不完全等死，不断地在试图拉长等（死）的时间，也拉长找（死）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在这样一条钢丝上，在这样一种拖延的时间上，把现在的政权和制度相当长时间地维持下去。“长期巩固论”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东西看成可以制度化的来解决问题了，是认为这样的拖延战术就可以给它更大的回旋余地，最后那些问题、困难就拖掉了，最后就可以解决了，或者说是不了了之，以不了为了之。我的看法是，现在的政权，确实是在有意识地尝试这样一种战略。

实行这个战略，我认为，它也有成功的一面。昨天贺卫方教授讲过，那些法制方面的改革，虽然很有限，但是它对法制的品质有一些有效的改善。可是，我们也知道，在维持一党专制这个方面，却并没有任何松动。包括昨天汪永晨讲的这个环保团体的情况，也是这个样子。环保团体也好，其他公民社会性质的团体也好，在他这个政治框架内，实际上都有两重性质.一个是帮助改善治理品质，解决治理中的一些问题.这既是在帮助这个社会、民族、老百姓，也是在帮助这个政权。因为有这个效能，所以这个政权是允许他们存在的。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你的这种努力，一旦有可能挑战这个政权的权力垄断，在这一点上它就一定要卡死你的。这个底线，它是十分清楚的。它就给你这么一点儿空间，让你发挥可以帮助它解决问题的那一面的功能，限制你可能质疑、挑战它权力垄断的这一面的可能。昨天那个有关水坝建设的听证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个事情对於共产党来讲是不影响一党专制的，你做成功了也不影响一党专制的，反而可以在局部有效地改善治理。这并不是说它想让你这么做，而是说，社会力量的兴起，逼得它不得不给出一点空间.但它要掌握对於这点空间的边界界定。不是全部卡死你，它现在恐怕也没有这个能力了。但是，你想要从根本上、宏观上解决问题？那也绝对不行。这个刚性框架的制约也好，公民社会团体的本来的活动方式也好，这样都使你努力於局部、个别问题的改善上；而你如果能够做到这种努力，实行这种改善，从客观后果来讲，对这个政权、这种整体的制度框架，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这就是说，你帮它发挥了那种不影响一党专制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治理的功能。当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玩这个游戏。对於行政改革，我认为更是这个样子。

（未完待续）

中国自古“天下乱，团练兴”。对於二○○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海南东方市感城镇村民打砸烧镇政府和派出所事件（以及二十五日中午感城镇感城村和宝上村两村村民斗殴致死伤的群体性事件），对於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川南充万人围攻城管事件，对於接二连三的袭警、爆炸事件──二○○八年全国袭警事件达七七一九起（《南方都市报》二○○九年四月四日披露），虽有不少精彩评论，但似乎遗漏了一个视角，这类事件再次昭示：中国又到“团练时代”！千万农民、市民组织起来围攻渎职腐败的官僚和警方，分明是一种民间自组“团练”自卫！

群体维权升级“团练”呼之欲出

当局应该意识到，正如晚清时中国虽然GDP为世界各国之首，但经济富裕并不能遏制政治腐败导致社会动荡，并不能让腐败专制政府增加合法性。今日中国已如同晚清，纵然GDP多年高速增长，却因八旗兵（中纪委）和绿营（公检法）皆在腐败体制的毒害下，无法洁身自好，只能腐朽至极，无力对付贪官造反（今日贪官腐败如同太平天国打着“人人平等”的鲜红旗帜奴役百姓），无法疏通民间申冤渠道，以致年年高唱反腐败，年年更加整体腐败，腐败得民不聊生，反民遍地。民众不得已，只能抱团选派代表和先锋，组织群体上访、群体维权、群体抗争，自办“团练”保家自卫，实践古训“吏治应以团练为先”。

考之“团练”，有民办为主和官办为主两种方式，一直是一种官民共识的社会稳定保障的救急补充机制。其源於周朝时以民间自办为主的地方保甲制，使民众“相保相受”、“相及相共”。到得唐宋天下不稳，政府兵力不足时，转为官办为主，朝廷设都团练使、州团练使二种，负责统领地方自卫队，辅助维护治安。自“安史之乱”后，各地广置团练使。宋代苏东坡也曾任职黄州团练副使。虽然明代废除团练，但晚清时因太平军之乱，慈禧太后先将团练作为地方民兵制度（民兵又称乡勇），后来竟然将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的湘勇升级为湘军，出省攻打天京（江宁），终於平息洪杨之乱.这说明，在官府官军皆腐败时，支持民间自办团练或官民共建团练，都可以一时解除一些危机.今天当局有必要重新理解“群体事件”──“群体事件”实为一种民办团练，是一种现代民主特色的团练创新。如果能够对其宽容理解支持和引导，大有利於反腐倡廉。

有学者论证，现在中国每三分钟出现一起“群体事件”，仅仅二○○六年，“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阻碍执行职务”等案件的数量就达到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九十二起。二○○八年以来的相关数字虽然保密，但人皆可以感觉民众反抗事件不但继续猛增，而且规模更大，於是出现了贵州甕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重庆的哥罢工和“三？二三”海南事件、“三？三一”南充事件等千人万人的规模化群体抗争。综观这些群体抗争的处理过程，凡是能宽容理解支持和引导群体抗争的地方，事件皆能化危为机，以惩治贪官而争取民心；凡是将群体抗争视为洪水猛兽镇压的，则是闹得“火烧连营七百里”，“白帝城托孤”。

“团练”从来只能救一时之急

或许有人说，当今一些群体抗争者，并未有固定的组织，多是一时群集，事后鸟散，最多只能算是“临时团练”。此言不差，但当局正好可以由此鼓励“临时团练”转为“正式团练”，如引导一些上访群体成立地方性“上访团练”，让其成为一个联络本地上访者，代理上访，监督各级政府信访机关和司法部门的合法民间组织，既可以有序维护上访者的合法权益，又可以加速惩治腐败，推进民主法治。

既然一些地方政府现在已准许一些村庄、社区、企业成立“联防队”、“保安队”之类“团练”，准许一些被拐孩子的父母成立“失踪儿童追讨会”，也就应该允许民间成立各类“上访协会”、“欠薪追讨会”、“冤案催办会”、“贪官举报人保护会”之类的“正式团练”。

其实，大陆当局原来的工会、妇联、消费者协会等等，本来有“民办团练”的意思，可惜却将其办成官主的“团练使”。后又将其异化为纯粹官衙，只知欺民而不知安民。现在若能让民间自主恢复其“团练”功能，自主民办工会、妇联、消费者协会，真正捍卫民利，也不失为一条平民愤的捷径。

自然，历史经验证明，“团练”从来只能救一时之急，而不能治本断根。当年曾国藩虽然平息了洪杨之乱，但大清仍然因坚持腐败专制而垮台。所以眼下中共当局若还真有一点爱国心，不妨一方面宽容民间自办“团练”，支持一切“群体事件”，将其引导为理性维权；一方面痛下决心治本，抛弃党天下，如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报禁，真正建立多党共和之宪政。

今日百姓盼望大陆走台湾和平民主多党制之路！当局不要逼民众再来一个“武昌起义”，务当牢记晚清前车之鉴！

二○○九年四月四日

於深圳早叫庐

近日，国际大片《天启四骑士》在台湾地区公映，蜚声中外的女星章子怡在片中再度出演重要角色。章子怡不但在片中拍下成叠的“艳照”，而且还在洋猛汉面前下跪。虽然该影片尚未在中国大陆落地，但不少网友却厉声指责章子怡在“辱华”。（4月25日重庆时报）

影星章子怡因为出色的演技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影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在看到章子怡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时，不少的中国人都会引以为荣。作为一名影星，生旦净末丑样样都得演，不论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慷慨悲歌之士还是奴颜婢膝的汉奸，都需要演员去将其生动演绎。人在影坛，身不由己，章子怡这样出色的明星也概莫能外。

章子怡被某些人认为“辱华”的举动并非独此一例，此前，章子怡在出演《艺妓回忆录》和拍摄裸背广告之际，同样招来了愤青们的狂轰滥炸。自从有媒体曝出了章子怡找了个外国男友的消息后，一些愤青更是觉得章子怡的这种选择极为有损中国男人的自尊，那个时候，骂章子怡“辱华”的更是大有人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正日益频繁，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更是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的世界观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不再仅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本国国民，而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世界公民。

当然，即便如此，爱国主义仍然是我们不能轻易摒弃的民族精神，虽然我们身处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但仍然应该牢记历史上的教训，让历史经验来指导我们如何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今天，我们没有机会上战场和敌人殊死搏斗，但却可以以其它方式来体现我们对祖国的爱。章子怡以演电影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人身价值，同时，也为自己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感情，历史上不计其数的爱国志士至今令人敬仰。知晓中国近代史的人几乎都会认为那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从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到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饱受了帝国主义者的蹂躏。然而，很多人在对外国侵略者义愤填膺和摩拳擦掌的时候，未必懂得对我们民族自身进行反思，更不懂得以宽容的心态去面对他民族历史上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罪行。

3月下旬的时候，武汉大学学生驱赶着和服照相母女的事件曾一度引发媒体和网友的热议，此事一经媒体披露便遭致不少人的口诛笔伐，因为驱赶者所秉承的不是正正当当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以那种标准，偌大一个中国几乎找不到爱国者了，因为绝大多数人都难以避免和外来事物接触。

一些人对章子怡出演《天启四骑士》影片的情节大加批判，并为章子怡扣上“辱华”的大帽子，毫无疑问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在作祟。患难之处见真情，很难想象，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些有着狭隘民族主义观的愤青们还能否用实际行动让人觉得他们爱国。

2009年4月27日

历代求升官发财者，除了做好自己害民的本职工作之外，有一样高端技术是必须要修习的，那就是揣摩上意。揣摩自己上级官员的意思其实不算困难，大家都处于一个差不多的地位上，反正都是臣下，其思维有相似之处，其爱好也有相似之处，将心比心也就是了。但揣摩“皇上”的意思就远没有这么简单，毕竟“皇上”是天下的共主，什么都是他家的，他看事情角度未必与臣僚相似。

揣摩上意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把“皇上”的心里话或者想做的事情做在前面。金庸先生独创的“独孤九剑”最厉害的地方也在此，大致算是兵法里料敌机先的意思。武功中确实有“动腿先动肩”的说法，能够料敌机先自然就先赢了三分。但这个确实也是高段位的手艺，即使预料到了上意是什么意思，但总是借着自己的口说出来，无形中就等于是一个建议者的角色。要是事情顺利当然也无所谓，平步青云是只顾间的事，但要是不顺利的话，这屎盆子也要自己扛住才行。总之，“皇上”总是圣明的，进言比较好用算是皇帝的天纵英明，不好用则是蒙蔽圣聪，流放、砍头都在意料当中。

自古以来，揣摩上意都有两个流派。一个是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投君所好也是其中的分支。据史有云，明朝嘉靖年间严嵩当道，起家原来是所谓的“青词”。嘉靖好道，“青词”就是写在青绢上的道教祷词。身为首辅大臣，首先就是要会写这个东西。严嵩的字固然是极好的，而且文笔也相当不错，最初是靠青词起家，而后公务繁重，此重任就交给了儿子严世藩。这个儿子虽然人头猪脸、眇一目，但也是聪明绝顶之辈。

打算取严嵩而代之的大学时徐阶在青词方面也算是颇有研究，严世藩某段时间可能更多地沉湎于声色，青词没有写得太好，被徐阶逐渐替代了地位。刚开始不过是严嵩有些失宠，然后是严世藩遭到打击。严嵩年事已高，没了严世藩作为参谋，自然是乱了方寸。徐阶等人最终一击很快就要发出，奏折都写好了，猛然被徐阶看出了一点。

徐阶明白，嘉靖虽然有去严嵩之心，但他们的奏章上某条严嵩的罪状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十恶不赦，只是当年那是严嵩揣摩上意所做的事情，也是得到嘉靖认可的。一旦以此为攻击点的话，严嵩必然会无罪。嘉靖回想起自己当年被严嵩伺候得舒心顺气的日子，估计徐阶他们还要倒霉。于是，罪大恶极的这一款，徐阶当然只能放弃。弹章一上、圣旨夕颁，严嵩果然是得罪抄家。以揣摩上意起家、被别人更好的揣摩上意弄下，历史的讽刺当然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还有一种揣摩上意的方式，虽然更是兵行险招，但只要是运用得宜，往往是兼顾两者而立于不败之地。清朝末年的名臣张之洞就深通此道。

张之洞一向以正色立朝著称，是当年的“翰林四谏”之一。在洋务运动里，他也算是身先士卒者，以办实业洋务著名。但在这之前，张之洞曾作《劝学》一文，算是把他的心里话讲了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没有问题，但我大清是要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这样一来，他所有的东西都有了张本，而且进退自如：进可以求权柄、工厂，开府封疆；退可以直接退到保存“中学”的脉络当中。时人一责备其退步时，大可以以中国特色对待之，并且既然分清了体用之道，站在我天朝上国自有国情的基础上，怎么说都是政治正确的。

这就是揣摩上意的至高境界，不要怕自己说的话如何与世界潮流相违背，重要的是把老佛爷的心里话说出来，而且让自己不冒任何的风险。老佛爷的心里话能是什么？无非我的地盘我做主罢了，西方那些东西能直接拿来用者，不过是奇技淫巧之物，理念还是能诋毁就诋毁、能歪曲就歪曲为好。而后世的滥觞也见得很多了，现今也有这么说话的人，如果把其文字换成古体的话，还真说不出到底是出自张之洞还是现代人的脑袋当中。

继李辉揭露文怀沙事件之后，近来又有章诒和揭露黄苗子、冯亦代为告密者，一时京城舆论纷扬，评论迭出。笔者近日在与朋友交谈时，也多以此话题。在此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主要是想说，红色恐怖时代的告密，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而应该是反思到制度层面。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为好人，一个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为坏人。纠缠于好人与坏人，今天揭开是好的，还是坏的，并无太大意义。红色恐怖时代的告密，远非一个简单的善恶问题。

首先，有人将文怀沙、黄苗子等相提并论，对李辉、章诒和不满，说他们是给年高德劭，名高望重的几位文化老人“扒裤子”，未免不厚道。我认为不管什么人，任何问题都应该毫无例外的，摊开在阳光之外，不能刑不上大夫，年高德劭，名高望重，就享有道德豁免。当然揭露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造谣诬告是违法的。只有这样做，才能剥下伪装恢复历史真相，其目的则是为了接受教训，而不是报复仇家，发泄私愤或者有意跟什么人过不去，故意羞辱，聊以快意。

其次应该看到，文怀沙与黄苗子不能相提并论，文怀沙的问题，与黄苗子的问题，是很不相同的。文怀沙是故意为恶，而黄苗子是被迫为恶（如果确实为真的话）。文怀沙在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中，从来名声不好。他确实在五十年代曾犯有奸污猥亵妇女的流氓罪行，并被劳动改造过。但他隐瞒了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编造他坐牢是由于受江青迫害，他吹嘘曾受业于章太炎，而且年龄有虚报之嫌。

更令人侧目的是，浅薄无比一贯自我吹捧的他，被捧为国学大师，他也不会受之有愧。由于人们对保守势力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煽起一股否定“五四”复古尊孔的歪风已经非常不满。李辉揭开文怀沙这类国学大师伪君子真面目的勇敢行为，在知识界受到好评。可惜的是，有人担心李辉文章会引发它议，动摇历史基础，很快就被叫停了。

在章诒和揭开黄苗子、冯亦代面纱引发的讨论中，除了一些中年人出于义愤，简单地对告密者进行道德谴责之外，年纪大一些的人，大多注意到了告密现象得以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如吴庸在题为《安插坐探，鼓动告密：中共治世要诀》。与社会制度根源的残酷性相比，黄苗子解读聂绀弩诗作，冯亦代苦口迎合章伯钧，即使情节属实，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微有瑕疵。黄苗子、冯亦代不过是红黑恐怖时代里，人人自危，而被迫作出一些自己未必情愿的事情，他们也没有从中获得升迁或者什么重大好处。即使他们为了自保，这个是可以原谅的。法律上有一个紧急避险，也就是遭遇到危险，为了自保，而牺牲掉到别人一些利益，是可以被豁免的。黄苗子、冯亦代是自己假象的自保，如果我是受害者，我是可以原谅的。罪恶和责任的根源，还应该是制度逼人为鬼。

据报道，凤凰台4月10号在“铿锵三人行”中，前文化部长王蒙极为肯定地说，根据他的第一手资料，著名作家黄秋耘在五十年代也是负有特殊任务的“秘密工作者”或者“告密者”。 王蒙认为，1949之后的著名作家与文艺家，几乎都有这种“告密者”的经历，只不过大家都习以为常了。看来王蒙也是将“告密”现象，主要归罪于当时的客观环境。

尽管我觉得大部分可以原谅豁免，但是“告密者”并不能因此自己就放下心头，自己要忏悔。还有一部分是不能原谅的，例如有人为了立功、升官而不惜卖友求荣，用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有的人出于挟嫌报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大部分人肯定是好人，偶尔做坏事，毕竟瑕不掩瑜。我至今还对黄苗子、冯亦代二老十分尊重，特别是冯亦代生前还公开发表《悔余录》，真诚悔过的勇气，更赢得人们的尊敬。

我不支持，也不反对章诒和的“新告密”，揭露文化老人，也不对反对章诒和揭露的人，有什么评论。我自己的观点是不必要纠缠于红黑恐怖时代里面该不该告密，章诒和该不该在这个时代里面搞“新告密”。而觉得应该把焦点移道制度反思上来。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谈一下。章诒和在明报发表的《我没错》结尾，认为应该把这一些真相给年轻人看。也住在方庄的年轻人陈永苗，和我讨论时，对章诒和的话很不以为然。陈永苗说，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等致公开信给爱国学生，说老一代中年一代欠下的历史债务，要年轻人来还，是最不经济的。陈永苗批评章诒和说，老一代人总以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反思，对年轻人也很有借鉴意义，那完全想错了。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文革问题，而是改革三十年自己滋生的问题，而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已经融化入改革中，或者我们自己追求民主的进程中来。他激愤地说，你们骂你们的文革，我们骂我们的改革，别拿你们那一些破烂事来烦我们，对当下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我理解章诒和的苦心和陈永苗的激愤，只能说明代沟非常之大。可是青年人是很多的，将来要成为基础的。我们不能把我们老一代人的想法，困在于老一代人的小圈子里，要告诉年轻人，让他们接受。这样如何找到一个妥善方法，是值得章诒和们深思的。

 于方庄绿野书屋

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

中国当代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对象。但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将有与以往历史不同的难处，一是档案解密程度低，二是档案情况复杂。从理论上说，就是将来档案解密了，还有一个判断档案的问题。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强调的“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的观点，将成为一个判断史料的原则思路。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告密材料、揭发材料、自毁材料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和判断？确实是一个难题。另外，除了个人的告密材料外，还有国家机关的监视资料应当如何判断等等，都可能是困惑历史学家的难题。我个人近年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常常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当年有人在上报中央会议的报告中罗列了钱锺书的几条罪状，家属认为这是子虚乌有，而且材料所陈史实又确实有来历。我个人在研究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这样处理：一是我不以此种史料判断告密者和被告者的道德与动机，一般不追究政治运动中个人选择的事非；但我在研究中也不排斥这种史料，因为这些史料，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真实的时代处境；二是告密材料虽是罗列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一般书写习惯，但当我们离开告密材料的具体目的时，常常会发现告密材料所陈史实，一般并不是空穴来风，它们所提示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特别判断人物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史料不问史料本身目的，研究者有自己独立处理史料的立场和史学规则，在这个范围内，如何理解复杂的史料，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它不受与史料相关亲属和涉及者的限制，这也是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下面将要引述的是一个材料，来自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4年282期第140页。它所反映的问题与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事件相关。这个材料的撰写者是当时国家机关的新闻记者，他有在历史处境下自己的职业伦理，虽然多数人现在还健在，但我们在使用这些史料时，通常不会去追问这些撰稿者的历史责任。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提供材料的基本立场，但在这个职业规定外，他们具体叙述的历史，虽然有非常明显的政治目的，但这些史料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具体历史的细节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现场感受，这些是我们在正史材料中所感受不到的。

●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

[广东分社七日电]中山大学的教授们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普遍存在着“准备怎样搞，到底要搞到什么程度”的疑问。这问题引起了该校教授们种种的思想顾虑。有些教授担心考据工作要被否定。个别教授说：“否定了胡适，便否定了自己的一大半，谈何容易。”中文系部分学生向教务处和校刊室反映了一些教材中的错误观点，要求自下而上开展一个检查和批判运动后（学校方面未同意这样做），教授们更形不安。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中文系教授容庚主张：“还胡适以真面目”。他说：“胡适尊重证据，主张凡评定事物要‘拿出证据来’。这和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一样的”。历史系教授梁方仲说：“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三十年，毕竟是有成就的，而李、蓝虽会批判人，但自己无底。”历史系主任说：我们系里没有一个人上过胡适的课，关系不大。又说：胡适的观点已属过去，谈不上“大影响”，只能说是“残余”。中文系教授容庚、王季思、吴重翰等把胡适的政治态度和治学观点割裂开来，认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是唯心的，但在治学方面却有其唯物的一面。有时他们大骂俞平伯而捧胡适。容庚在古典文学教研组的座谈会上发言时，一面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为“枉费精力的废物”，这是他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的结果；一面却颂扬胡适的“治学态度是严肃的，值得学习的”。

有些坏分子从中破坏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如曾有人寄了一封匿名信给中文系主任王起（民主同盟），王起接信后思想曾一度不安。（中大党组织已及时对他进行解释，勉励他仍积极地领导该系的讨论。）（潘国维）

这个材料今天很容易见到，但我们在使用时，却需要对当时的具体历史和每个人的具体处境联系考察，不完全迷信此类材料，但也不排斥这些史料透露出的原始信息，它涉及许多学者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的言行，有些言行当时可能会引出杀身之祸，此类材料中也常有许多是带有诬陷性质的，但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史料，有超越史料本身的视野，我们需要有自己判断历史真相的基本修养。

● 捷克天下一家电影节将本届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群体。三位中国知识份子受到哈维尔接待，成功的捷克民主化经验正在中国起作用。影响日益扩大。

● 捷克天下一家09电影节的网址首页。图中人物是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明是「二十年前在自由中诞生，现在该帮助他人获自由」。

三月十一日晚上七时，布拉格一家剧院的大厅中，六百席位座无虚席，不少是欧洲各国远道而来的欧盟代表。台上投射出陷身中共黑牢的中国作家刘晓波巨大头像，刘晓波的律师，中国零八宪章签署人莫少平从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手中接过天下一家（One World）国际人权电影节的Homo Homini人权奖。颁奖词说，“每年，我们都会将人权奖颁给那些为人权、民主事业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二○○八年度的人与人权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一位系狱的中国知识份子，政治抵抗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之一（其他签署者与刘晓波先生一同获奖）。”

接着两位零八宪章签署人北京学者徐友渔和崔卫平代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签署群体致谢词，说这个奖“对於因为签署宪章而受到压制的人，对於一切坚持合法权利的中国人，对因为参与徵集签名活动而被警察拘押至今的刘晓波博士，是一种支持与鼓励……处於经济与政治双重危机中的我们对来自捷克人民的关注与支持将永远铭记於心。”

会晤哈维尔与捷克前辈对话

次日下午捷克斯洛代克七七宪章的发起人、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他的办公室会晤了三位中国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关切地询问三人的处境及有关零八宪章的问题，殷切地对中国后辈指出：民主的道路艰难而漫长.十四日下午三位北京来客又见到了当年七七宪章的数位成员，其中包括着名作家克里玛。两代宪章运动的参与人有一场深入理解、默契的交谈对话。

北京一位签署人王仲夏在颁奖数个小时后即将布拉格先驱报的有关报导译成中文，放上互联网.这个雪中送炭的人权奖给政治严冬中受到打压的中国零八宪章签署者送来贴心的温暖，多位签署者告诉电话採访的香港媒体，他们已透过互联网获得消息，感到高兴和鼓舞。

一位名叫唐小昭的女士写道：“仔细再看一遍新闻，才注意到原来我也获奖了，这份奖是颁给晓波及全体《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是不是来得太容易了？除了刘晓波之外，我们并没有坐牢啊。受之有愧。我想了想，决定接受这份奖励。虽然我只是八千五百多个签名者中的一个，没有获奖证书，但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人权奖。我相信绝大部分签名者和我一样，是克服了内心恐惧之后第一次在公开的政治宣言中签名，也是第一次获得人权奖的殊荣.”

颁发此奖的天下一家电影节是欧洲着名的捷克NGO组织“伸出援手”（People in Need）的一个旨在全球宏扬人权提供人道援助的主要项目。“伸出援手”的发起人是参加过捷克天鹅绒革命的学生领袖，在捷克获得自由后的一九九二年，本着自由则兼及天下的人道主义精神，创建了这个向他国人民提供救济，发展援助，帮助推动民主捍卫人权的NGO组织。迄今十七年成绩斐然，已成苏东波浪潮后，欧洲同类型NGO中最具规模者，与其合作的有欧洲多个着名人道组织及联合国多个机构，迄今援助项目已遍及全球四十五国家。

● 哈维尔（右二）和中国与会者会晤。左起莫少平律师、崔卫平教授。

天下一家电影节以人权为主题

在东欧民主化后，捷克应是东欧各国中对推动全球人权运动着力最深而影响也较大的一个国家。贵为总统的哈维尔曾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坚持接见达赖喇嘛和中国异议人士刘宾雁，相较在全世界人民声援下获得自由后，基於现实国家之考虑，立刻与台湾断交的南非曼德拉政府，更显示其国崇高的道义立场。

作为“伸出援手”最重要项目的天下一家电影节，主要展出以人权为主题的纪录片，哈维尔为荣誉主席，另外作为赞助人的捷克政要还有负责欧盟事务的副总理、文化部长、外交部长和布拉格市长等。二○○七年该影展因对人权及和平教育的贡献而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别嘉奖。

本届参展纪录共一百二十部，中国参展影片是独立制片人黄文海反映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现状的纪录片《我们》，该片去年九月曾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北京作家丁东称讚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几代关心政治改革的知识份子的内心世界。丁东指出，影片以冷静的基调，多元的视角，揭示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下的言论自由被打压的现实，是首度在影视作品反映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政治生态的生动记录。

今届的天下一家开幕电影是丹麦电影人安德斯。乌斯德噶介绍缅甸二○○七年袈裟革命的纪录片《缅甸VJ》，电影节还组织了多场有关缅甸人权状况的研讨会。十一日颁奖给中国零八宪章群体和刘晓波时，两个缅甸异议人士还上台致词，向大会简介缅甸人权现状。据与会者说，这两位缅甸异议人士极受欢迎，尤如这届电影节明星。

捷克人民最关切零八宪章

为彰显人权主题，每届电影节都会以颁发人权奖揭开序幕。上两届获奖者分别为缅甸和越南的人权斗士。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群体今届获奖，说明中国人权状况备受欧洲关注。现中国零八宪章运动在欧洲受到广泛报导，被视为中国国内异议运动的一个指标性的事件。据一位在挪威的零八宪章签署者说，连挪威国安部都派人与他联络，关切地讯问他是否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骚扰.

但最关切的是捷克。零八宪章公佈及刘晓波失去自由后，哈维尔是首位公开声援的欧洲政要，他十二月一日在华盛顿报发表文章，对中共喊话说，“中国政府应该好好学习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即恐吓宣传和镇压无法取代理性的对话”。今年二月上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状况，各国代表提出各种人权问题，捷克代表则集中追问零八宪章，质疑中共的打压，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和停止骚扰所有签署者。除了捷克人民对全球人权事业矢志不渝的支持，对极权体制下的不自由状况的切身感受，最主要的原因如上述颁奖辞和致谢辞均提到，中国的零八宪章运动与一九七七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中国的零八宪章可说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经验在中国的发轫。

并非偶然地，这次三位北京来客中，两位学者崔卫平和徐友渔均是在九十年代将哈维尔思想及七七宪章运动精神引介入中国思想界而使其影响深远的主要人物。崔卫平翻译有《哈维尔文集》、七七宪章参与者作家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等。《哈维尔文集》至今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最初以自费印刷送赠的方式在中国大陆流传，现在则是网络上很热的电子书。这次会见哈维尔，崔卫平将她一本已翻烂的哈维尔文集英文版出示给作者，当年崔卫平就是根据这本英文书译成中文。

哈维尔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先知

经徐友渔介绍，已故的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李慎之读了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一九九八年写了一篇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序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以一般中国人都能读懂的简洁而浅白的语言将哈维尔的深邃思想推荐给中国大众，文中引述哈维尔讲的捷克蔬果店老板在政治高压下屈从谎言来换取芴延偷生的经典故事，在中国已成为一则象徵极权社会百姓生态的政治寓言。该文集的第二篇序言《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理解哈维尔》即是徐友渔写的。由於李慎之、崔卫平、徐友渔、贝岭和其他中国引荐者的工作，哈维尔精神及捷克经验成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反抗极权主义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诗人贝岭因而称“哈维尔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先知。”

首先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深刻批判引起了中国知识份子强烈共鸣.一位大陆读者描述他读哈维尔文集这样说：读哈维尔的着作你觉得他不只是在写自己，写捷克斯洛伐克，也在写你，写中国。你看到从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捷克的社会模式和中国的社会模式何其相似乃尔，他们简直就是暹罗兄弟。一样的满街、满橱窗的革命标语，一样的舆论一律，一样的取缔个人言说和行动的自由，一样的用政治打击和监狱来威胁异议人士，一样的专制无孔不入。你只能吃一种饭、住一种屋、说一种话、读一种书、做一种事。在这样的社会里，你是奴隶、木偶、机械人。你没有自己，只有权力意志者派定给你的所是。你不断地惊悸、气喘，最后走向虚无.看到这些描述，你的心里会升起无限的亲切感。而且一边看，你一边跟他交流。因为他的文字让我们的郁闷和仇恨得到了痛快的渲泄，我们大声地在心里发出呼喊：哈维尔，你说得对，说得好！

哈维尔精神鼓励中国知识份子

对中国当下思潮流派很有研究的徐友渔说，六四事件后，中国的思想界状况很混乱，投身於中国民主化转型事业的知识份子在理想幻灭后，有的满怀悲愤，思想倾向激进.另一部份感到茫然无奈无力，因为六四前知识份子为推进民主化而能施展的空间已遭扼杀，荡然无存，不知何去何从？陷入很深的失落感。而更多的人是对现实政治的疏离和逃避，犬儒精神弥漫整个知识界，在九十年代，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被解释为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成为时尚。但哈维尔和七七宪章作家们的思想和行动为中国知识份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和热情，坚持自己对社会正义的责任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克服恐惧，拒绝谎言，活在真实之中。如李慎之在他的序言中说，“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於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李慎之说，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这就是哈维尔称之为“无权者的权力。”而哈维尔所谓的反政治的政治即是一种不是为追逐权力，而是以道德良心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政治。

哈维尔等捷克斯洛伐克仁人志士发动七七宪章运动就是履行自己的理念，即以无权者的权力而行使反政治的政治，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转型。

徐友渔在他的序言中说，七七宪章运动“目的不是要为危机求得政治解决，而是要表明一种道德立场。他强调，运动不是出自理智的计算，而是受良心驱使。这是公民对道德堕落真心实意的反应。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那些剥夺了言论和行动自由的人，正在抬起头来、拒绝谎言、勇敢地行动，力图行使做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权利，恢复人的尊严和身份。”

即是说，七七宪章运动就是要在极权社会中讲真话做实事，推动社会进步，而中国零八宪章是本其精神的姊妹运动。

徐友渔在致谢词中特别强调《零八宪章》和《七七宪章》在基本精神方面的一致。包括“两个国家处於相同类型的专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相似的社会生活氛围和道德状况││不讲真话和不追求正义，也来源於相同的履行国际公约、保护人权的义务和压力。”

零八宪章的灵魂人物刘晓波早在二○○六年发表的文章中已提到七七宪章是民间反抗独裁的经典范式，暗示有意仿效。他说，“在独裁国家，个人的或群体签名的公开信，一直是民间反抗独裁和争取自由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年，哈维尔致捷克独裁者胡萨克的公开信，哈维尔等人签署的『七七宪章』，皆是民间反抗独裁的经典文本。特别是群体连署的公开信，既是一种民间政见的表达，也是一种准组织性的民间力量的聚集。”

今天哈维尔及七七宪章的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或曰捷克斯洛伐克经验已获得了天鹅绒革命的胜利，而中国的无权者面前的民主道路，仍然艰难漫长，但无论如何，只要中国的大众开始争取活在真实之中，在政权铺天盖地的谎言网络中，努力拓展和扩大真实的民间社会，终有一天，中国会迎来自己的梦想：“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发表的演讲词题目）。

香港电影艺人成龙近日在海南宣称港台太自由，结果就太乱。他认为中国人就是要管。这种言论出自一个享受了数十年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的艺术工作者，真是太没有良心了。

根据网上信息，成龙的父亲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度经商；母亲曾经贩卖过鸦片毒品，后来又曾在美国大使馆当过帮工。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背景，如果成龙不是生活在港台社会，而是在中国大陆内地长大，他早就被管得没了个性，多半会随父母押解下乡，连普通学校都不一定进得去，搞不好成了文盲加流氓的小混混。不是说成龙没有聪明才智，只因为中国大陆管得特别严。像他这样1954年出生，刚好成长于文革动乱时代，如果父母有国民党特务和贩毒经历、还与美国使馆有瓜葛，他就是再有艺术天赋，也绝对没有机会进入艺术学校学艺。再说小伙子身手灵活，爱动拳脚，家庭出身却黑上加黑，更容易被“管”进监狱或劳改农场。成龙的成功如果没有港台社会的自由制度，绝对没有希望。

成龙的谬论令人想到中国电影先贤人物赵丹的临终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98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文艺版刊登了赵丹临终的最后感慨。赵丹后半生一心希望拍摄身心寄托的影片《鲁迅传》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可惜拍了一部《武训传》“管”着他检讨了多年，“大写十三年”（多写建国后，少写建国前）之类的口号“管”得他导演计划搁浅，文革动乱更将他“管”进了监狱，“管”成了“叛徒特务”，多年不见天日，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写书作画，常年写历史交代和认罪悔过。管得他到死也没有拍成他情牵意绕的影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一声激愤的进谏之辞是赵丹作为艺术家几十年生命悲愤郁积的狂吼。

成龙今天享受的自由是依靠香港人民每年举办六四烛光追悼和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不断抗争保持下来的。也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坚持在欧美日澳揭露二十三条恶法的本质，敦促欧洲议会、美国国会等海外正义力量关注香港自由港特区地位和台海两岸安全的结果。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对于这类议题都有专门的决议。成龙等人完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没有香港民主派的坚持，没有海外民运的关切，没有国际人权力量的关注，香港或许早已生活在二十三条恶法之下，早已北京化，大陆化。奉劝成龙先生，不要忘乎所以，好好读一读赵丹先生的临终谏言，反省自己的经历和香港的前途吧！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2009年4月26日香港电】距“六四”20周年纪念日仅有38天的时间，一本扉页题献为“谨以本书纪念1989中国公民维宪爱国运动20周年”的自由作家、学者著作《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今天在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田园书屋发行上市。
 
《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的作者是现居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张博树。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张博树，他的这部著作作为“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系列“张博树文集”的第三册面世，该文集的前二部著作《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已于去年秋天在香港相继出版。由张博树主编，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合著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也于不久前胡耀邦20周年忌日在香港推出，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解构与建设》是作者的一部自选集，包括32篇文章，最早的写于八九民运期间，但绝大部分是近年来的作品。这些文章均围绕“解构”或“建设”的主题展开。它们有的从“纵”的角度挖掘中共党专制体制的来源、剖析党专制背景下权力嬗变的历史；有的从“横”的角度研讨转型战略、探寻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建构的可能途径和制度安排。

张博树阐述新著《解构与建设》的写作宗旨时表示：“我一直以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制度是当前中国所有政治-社会痼疾的总根源，因此，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害人的制度，这是本书作者的总的判断”。作者主张：“这种‘改变’不应是‘推倒’，而是逐步‘解构’；‘解构’说得通俗些，就是一点一点儿地‘拆除’，一间旧房子，我们要改造它，又暂时没有别的地方住，就只能采取整体重新设计、但分步实施“拆除”、在“拆除”的同时进行“重建”的办法。中国的事情也是这样。党专制是肯定没有前途的，但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推倒……事实上，党专制体制逐步‘解构’的过程，就是宪政民主体制逐步‘建设’的过程。‘解构’和‘建设’恰恰代表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转型弃旧图新的两个方面。”

 张博树近年以来以其历史清理、现实关切与未来前瞻并举的全景批判性写作，著述甚丰，广受关注，而异军突起于中国宪政-政治文化研究与著述前沿。2009年的头四个月，《亚洲周刊》在1月4日和4月19日已经两期刊载对张博树的专访，使张博树其人其书及其影响更为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