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体制内两种政治理念交锋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重申，中共不会实行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强调其它八个民主党派参政而非竞争执政的地位。“两会”前，中共喉舌早已为吴邦国反西方民主多党制的言论大造舆论。

中科院研究员房宁先生“两会”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新浪网转载之后，将反对跟帖全部删除，保留了支持房宁观点的帖子高达一万多条.房宁还曾有篇大作《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与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同样在大陆网络引起热议.俞可平亦在“两会”前高调出版新着《让民主造福中国》，再现体制内两种执政理念交锋格局。房宁公开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俞可平讚赏民主制度，两位不遑多让。由此可见，两种政治思维都期望在“两会”期间形成预期的舆论效应，以实现双方的政治意图.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经济危机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稳定压倒一切已上升为当局的最高政治，不顾其余.房文颇多违背政治常识，亦不合事实，甚至与国家宪法和中共党章“唱反调”。《人民日报》亦沦为帮凶。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公然否定民主价值、反人类文明的论调，予以驳斥。

如果《人民日报》不拿财政拨款或被旗下的子报子刊养老，能够靠人民读者自愿支付广告费、买报纸维持生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代表读者的部分民意。实则相反。正如《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先生所言：《人民日报》除了报头的日期是真实的，其它皆不可信。房宁在党报《人民日报》自说自话，那是他的言论自由，假如能够自圆其说得到中共赏识，也不失高明，但其漏洞百出，恐适得其反。

公然将台湾香港分裂出去

房宁首先从文章标题上将台湾、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我国”宪法序言中开宗明义“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反分裂国家法》亦有涉及。台湾现行政治制度，名符其实是按照西方多党制运作的──两大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民选轮替执政，还有一个农民成立的台湾共产党，台湾合法註册的政党总共有一百三十多个。

二○○五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胡锦涛还亲自致电祝贺；中共可从来没公开讲台湾民选总统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是非法的。早年还有一个民间流传说辞：曾有一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中国有妓院吗？周答：有，在我国台湾省。香港也有近十个党派，只是港人的选举权被剥夺了，使得这些党派无论在殖民地和回归后，都没机会成为执政党，但特首普选已得到基本法认定，将在二○一七年实行。

由此可见，“我国”台湾是全面奉行西方多党制。

房文称“金钱政治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痼疾。掌握巨大财富与金钱的大资本集团，把现代西方国家多党竞争与选举演化为一场按商业规则运作的政治推销活动，通过对竞选规则的控制，通过媒体的运作、炒作，控制公众的信息接受，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社会舆论与公众认知，进而影响选民的选择，最终取得竞选的胜利。”

奥巴马竞选资金主要来自选民

远的不说，单说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可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奥巴马当选总统的。其次，奥巴马从初选到结束，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共筹集竞选资金四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六十二的资金，也就是大约二点四亿美金，是美国选民自愿通过网络捐赠的小额资金，每笔不超过二百美元。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纳税人的钱，也不是国家和政府的钱，这等於是选民捐赠给奥巴马个人的钱.不管奥巴马最终是否当选总统，都不退还给捐赠者的，也不构成他个人的负债。这些资金都用来支付竞选成本，而不是装进奥巴马个人腰包。但从某种意义上，这些捐赠是有偿的，那就是奥巴马当选之后，须为大多数捐赠者谋取利益，这个利益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也可理解为对捐赠者的回报，以可在连任时继续获得支持。

实行西方多党制的台湾能将前总统陈水扁关进牢狱，最起码比中共官员财产和收入不公开、动辄贪腐几千万、四千名官员卷款五百亿美金外逃要光明正大得多。西方媒体批评揶揄讽刺总统，普遍而公开，只要不闭着眼睛说瞎话，是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房宁何来“金钱政治”、“大资本集团操控”和“媒体控制公众”说辞.房宁被政府养着整天研究政治学，不会不懂西方政治运作的ABC.

多党竞争可促使和谐稳定

房文称“多党竞争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利於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稳定和谐的本质是制度民主化、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多党竞争等制度设计，才能形成权力制衡和监督，使得政治透明和民主。多党竞争恰是缩小“社会分歧”和促使“社会和谐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这是因果关系.如果稳定和谐只为保全极少数权贵者的利益，那宁可不要这个所谓和谐稳定。

房文称“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大陆政体本就是多党制，八个民主党派每年在人民大会堂正儿八经地召开政协会议，那可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多党制与执政党是两回事。“民主协商”可是中共标榜的基本决策程序，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去年被任命为国家科技部部长.请房研究员搞清楚，多党制不是西方独有的，别抹杀中共的功劳。至於这八个民主党派能否成为执政党，那是将来未知的事。但是话说回来，中国大陆事实上存在多党制，只不过八家民主党派永远不能成为执政党，这才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民主制度的优越已被实践証明

房文称“西方国家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我国决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能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错误道路，因为那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

不妨应用温家宝一段演讲，原话大意是：普世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不独属於西方，而是属於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也不例外。那么，民主制度起源於西方东方并不重要，但是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愿意接纳民主制度，而不是西方用枪炮逼迫他们的。同理，中国也可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国家输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在於人家是否愿意接受。不要说社会主义实践在苏东的全面破产，希特勒的纳粹本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意思。可见的事实已足以证明两种制度的优劣。

诚然，南亚、拉美一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颇多曲折和反覆，这都是事实。想必房宁应该明瞭“民主制度是次好的制度”，也就是说在人类发展到今天它是最好的；其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至少是二百年以来被东西方国家实践所证明的，包括台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短短的六十年，已经解体灭亡的苏东社会主义，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古巴等独裁贫穷，人民连饭都吃不饱，还奢谈什么自由和人权。

民主制度不是像泡沫“共产主义”那样的终极制度，本身仍在不断完善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就不允许民主制度不断地完善呢？房文断言的“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实行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也仅有短短的几十年，至少这些国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言论自由、有选举权和三权分立，人民不会因言治罪，有权上街游行示威，没有大量上访者，这些难道不比标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进步？

中国共产党究竟代表什么？

“在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

笔者查阅了国家宪法和中共党章。中共党章总纲开头第一句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国家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於人民”。国家宪法和中共党章从来没规定中共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代表”。人民、先锋队与代表三者含义完全不同。

宪法中的工人等社会群体，不但是职业划分，当然也是利益集团，不管工人今天的边缘化境遇如何。“中国各族人民”更是一个广泛的利益体.利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权利的总称.全国人民更享有国家主权利益，主权是一个独立利益体的最高标志.而房却说“中共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按此推理，那么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不知道房宁是不是中共党员，这是公开肢解中共党章和国家宪法。房宁本想拔高，却无意间揭穿了中共的老底，也算弄巧反拙、歪打正着。

二○○九年三月十五日

被秘密枪决的齐奥塞斯库

（一）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事情发生。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1].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六。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2].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轻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在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订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和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沉默不语。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二十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一点七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3].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三十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的。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便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三）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僵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思想的自由绝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注释：[1][2][3]［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48～49、55、51页。

近来浏览网上有关政治思考的文章，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中国应走民主宪政之路，且分析有理，建言有据。忧的是执政党对上述呼吁少有反应，更有不少论者公然祭起“文革”大旗来否定改革，以毛氏禁锢来否定邓氏开放。执政党大张旗鼓地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此种谬论亦不作反驳。可见在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已30周年的时候，中国确实是陷入了某种困境。因为执政党实行的是一种以党治国的理念和以党治国的体制，不妨称之为党国困境。这种困境困在哪里？以一个正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来打比方：他的右腿已经踏在了一块坚实的石头上了，而左腿还深陷在淤泥之中；一条腿已走到了现在，一条腿还停留在昨天；拔不出昨天那条腿，就无法走向未来。而拔不出左腿的原因，是因为过去的意识形态之鞋还紧紧地箍在脚上，脱不掉便迈不出步。当年的决策者不肯拔出那条腿，或许是因为前腿立足未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乃为大局稳定所计。可当改革的右腿终于迈出并且站稳了立脚点之后，却发现滞后的左腿难以拔出了。倒退虽不可能，前进也被死死拖住，于是便形成现在进退失据的局面。

有一个说法深得我心，改革就是纠错。原来无错，何需改革？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立论，从权宜之计来看，减少了当年党内矛盾，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但从长远看来，却预留了一个矛盾：似乎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都是合理的。现在回头再看，其实合理的只能有一个。如果“四个坚持”是对的，改革开放就是错的；如果改革开放是对的，“四个坚持”就是错的。这是邓小平这个伟大人物的历史局限。

那种两者都对的官方认可，造成了现在的两难处境：既不能放弃由邓氏推动的改革开放，又不敢否定改革之前的毛氏道路。其结果使得改革派举步维艰，“文革派”却能捡起毛这根棍子对改革派口诛笔伐。而当局的态度甚至退到了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认识之下，在中宣部掌控的所有媒体上，连讨论历史真相和反思文革都成了禁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某些人士对改革开放的攻击甚嚣尘上，把现实社会所有的弊病统统归之于改革开放。现在社会上的诸种不合理现象大多是领袖专制的后遗症，却被思想糊涂之士和别有用心之人当作民主政治的传染病来加以攻击。肯定毛，否定邓，已成为被极左派推动的一股思潮。

毛泽东所发起的一系列以革命为名以整人为实的政治运动，可以被有些人认为是罪，也可以被某些人认为是错，但是绝不能被堂而皇之地认为是有功！如果对“文革”的否定在当政者的默许下被再次否定，那么中国极有可能再次落入“文革”的轮回。虽然中共官方已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中表现出清醒的肯定态度，但同时如果仍然未敢对改革开放的对立面做出清晰的切割与否定，那么事实上等于是在对改革开放的反对派授之以柄。

我们已经看到和能够想象到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有三个台阶：阶级斗争和领袖独裁的过去；改革开放和一党治国的现在；深化改革与宪政民主的将来。我们现在正站在第二个台阶上。也正是在这个台阶上陷入了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在理论层面上，是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双重合理的困境；形象地看，是前进与后退的劈腿。在现实政局中，是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放手，公民社会难以进入的困境；形象地看，是宪政要求与一党治国的劈腿。那么出路何在？在理论上，需要像3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那样，再一次辨明是非。这就要求中宣部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中央的宣传部，而不是越俎代庖地成为社会言论管制部。而在现实操作上，要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在释权于众，归政于民进程的同时，尽最大可能减少既得利益群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为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应采取有序淡出和逐步替代的办法，来防止前一政体的突然死亡。

改革开放受到诸多左派攻击的原因是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恰恰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放弃现有地位才形成的。但是，过去穷人革命推翻富人统治的暴力方式既不可行又不现实。于是，选择只剩下两种：一种是坚决不改，能拖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另一种是设计一条渐进之路，让既得利益者基本保住现有利益，但是阻断这种利益获取方式的世袭延续，同时让弱势群体逐步改善其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在这一、两代人逐渐退出社会舞台的将来，让下一、两代人在公平公正的场地上去进行他们的政治竞争、制度完善和对执政者的选择。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我认为，与其坚持到底，不如光荣引退。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何不能由人民来决定它的去留？关键是秩序与步骤，应当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孙中山以国民党治国，有一个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明确进程表。共产党为国家民族计，是否也应该对此有所设计呢？

30年来，中国在政治上的进步不可否认，从几乎等同于君王世袭制的领导干部终身制，进步到领导干部退休制；并从前任对后任的直接指定，进步到了隔代指定。这已和同样声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朝鲜和古巴不可同日而语了。更上层楼，应该是党的领导的党内选举制—－不是形式上的选举，而是真正的选举。再进一步，则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全民选举。

从人生看，政治的改变有时很慢；从历史看，朝代的书页却翻得很快。秦始皇想建万年基业，却没有料到秦朝二世即亡。列宁和斯大林为巩固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但没有想到苏联只有70年的寿命。和它们相比，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可以预见的时段里看来会比苏联长寿，但也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才能比较顺利地走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28年，是不断革命、运动人民的历史；后32年，逐渐端正了执政党的位置，才是关心人民发展经济的开始。为了自己的革命理念不惜掀翻了天下重来一遍的毛泽东，也不会想到他的帮派队伍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被颠覆，而他的“文革”路线仅仅过了两年就改弦更张了。“文革”中常说的那句话：“让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现在想来是完全不靠谱的荒唐话，就像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用一个三级跳就能跨进共产主义天堂那样不切实际。况且从经济制度上来看，江山已经变色，没变的只是党国体制而已。像毛那样的政治巨人倾半生之力来“反修防修”，到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谁又能将身后的政治格局控制千秋万代？一个人做不到，一个党同样也做不到。真正能做到的，不过是与时俱进而已。

现在的中国，即使不是大部分人，也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尚有可取之处，作为建设理论则基本是空想，而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专制者和专政主义的工具。共产主义的国家形态，在它的策源地已经倾覆；其他勉力支撑的几个样板根本谈不上成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因为引进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才得以改善和发展。如果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有什么必要非得坚持它直到永远？现在许多左派一口咬定普世价值是由西方舶来因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么同样从西方舶来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就成了中国人永世不可离开的革命圣经呢？没了它好像就要亡党亡国，实在有点危言耸听。

与其坚持一党永治，不如让人民择善而从。如果它真是好东西，相信将来人民还会选择它。人民需要的，只是幸福而自由的生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主义或特定的领导集团。正如过去的人不能决定现在的是非，现在的人也不可能决定将来的是非。现在党的政治局不可能决定30年后的政治局人选和方针政策，那么为什么不能看远一点，对民意、对世界潮流、对现代政治走向乐顺其行呢？如果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首先要让某种预置的和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党分离，使党真正地成为为民执政的党，而不是挟民服从的党。然后逐步替换，让此党自然完成历史使命，避免剧烈的和暴力的政局替换。党要管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理念。但党的领袖对人民的承诺是一回事，全党上下能否不出腐败、清正廉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另一回事。只有单方面的承诺，没有另一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毛泽东之所以能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才使得所有飘在空中的好话落到地上都变成了坏事。

只要执政党的权力和地位不受制约，那么立党为公就必然成为一句虚言。只要入党能为当官开一扇方便之门，而社会又处在官本位状态，那么入党这个行为就必定是为己谋利的成份大于为民服务。只要入党和升官都是由内部、由上级指定而不是由外部、由下层选举的，那么可以想象被指定的官员首先是对上、对内负责，其次才会对下、对外负责。这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无力改变党的执政地位，但又无法完全相信党的执政理念，并且也无法监督和修正党的执政行为的原因。现在党的理念是执政为民，但执政和为民二者是不可能自然相等的。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是，执政党的官员中除了少数具有圣人品质的人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大部分属于凡人的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利己，然后才会去利人。这正是执了政的人不肯让别人去执政的利益所在。只要一党执政的前提存在，入党是为利益而不是为理想也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入党做官，首先成为一个利己行为而不是利他行为，而且因为只有一党执政，此种自利行为不会得到有效监督。而党这个平台就是一部分人优先获利的温床而不是全体公民公平的赛场。我相信，战争年代入党的人也许是为了理想献身的居多，他们有些人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来参加革命的；但建国后在以党治国的优越地位下，献身的理想被晋升的考虑所取代，申请入党的人们拴在裤腰带上的不再是脑袋，而是钱包了。

如果认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永远不变的一党执政，那么只有这一党完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才可能是真正为了人民的。除此之外，无论是党的宣传，还是党的承诺，都不能保证它首先不是一个自利的利益集团。现在被执政党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真正的关键之处只在于一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执政党来说，这是改革的底线，无论怎么改，也不能把党的领导地位改掉。而且有党对全社会的控制，便于保持目前的稳定状态。执政党最耽心的是，一旦放权，天下大乱。这不能说只为一党之计，也有为国为民保持稳定的考虑在其中。但是改革推进到了一党执政这道门坎就无法迈步，并且这道铁门永远也不想打开的话，实际上改革就走到了尽头；而开放，就是你只能看着世界在变，自己家里却不能再变了。这就是真正的党国困局。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未必意识不到，但他们受到方方面面利益的牵扯，欲动不能，欲不动也不能。

作为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我在这里提出两个走出困境的思路，仅供党的、国家的领导和关心国事的人们参考。如不可取，也算是抛砖引玉。

思路一：党员民选。

既然害怕多党制引起乱局，必须保持一党治国的国体，那么就必须让执政党真正来自于民，服务于民，才能长治久安。这就要求改变目前党员由党组织自身来选择和发展的方式，而改为党员由所在支部范围内的群众选举，并由选民监督。执政党各级官员由党员选举并受党员监督。群众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党员有罢免权。而党员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官员有罢免权。这种办法可以真正保持党员的人民性，同时也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如果人民依然认为共产主义是奋斗目标，则共产党的名称不变。如果人民不再这么认为了，则可在适当的时候为党改一个更切合实际的名称。

思路二：停止发展党员，逐渐融党于民。

由于执政党已经单独执政60年这个现实，在其他现有的党派并不具备执政实力与经验的条件下，从突然换由其他党执政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计，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只由执政党掌政，担任各级国家和地方职务的执政党官员依旧行使其职权直至退休；但从此不再发展新党员，后继的各级官员，均由所在范围内的民众选举补充，逐步有序地完成从一党政府到多党政府或民选政府的平稳过渡。当所有共产党员因自然规律而不是政治斗争退出历史舞台时，也就是执政党光荣宣布已经完成了为人民打下江山并把江山交给了人民的历史使命，这个党的生命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结束，而是自然地融入了人民之中。

可以想见的是，这两个思路都会受到党天下思维者的激烈反对，这样不是取消共产党的统治了吗？我想反问一句，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就那么可怕吗？如果认为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就说明这种思维已经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化。任何东西都有开始也会有终结。共产党在中国并不是从来就执政的，也不可能执政直到永远。我们的现在终将成为后人的过去。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50年、100年或几百年后，人们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是把它看成一个为了人民解放而成立，在追求人民解放的过程中立下功勋也犯过错误，最终明智地改正了错误，真正用立党为公的精神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人民的政党；还是为了人民的解放而成立，在追求人民解放的过程改变了初衷，把立党为公变成了立党为党，为了一党的利益坚持掌权决不放弃，直到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不得不失去政权的一个朝代。用历史的眼光看，到底哪一种结局更好呢？

在已经不是君王世袭制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历史条件下，不做勇敢的改变，只能使执政党的集团利益一代又一代继续高居于民众之上，这是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劝诫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不是由主义决定的，而是由现实的制度决定的。而对于现在的当政者来说，维护现有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尚可理解，人总会有自利之心。但是维护数十年后不知道是谁的特殊利益群体的地位而不肯改变，就未免短视并且缺乏现实的担当和历史的责任感了。

共产党的一党执政，既是现在的稳定因素，也是未来的不稳定因素。出路是一党政局的逐渐弱化和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其实无论对人民做多大的让步，当政者和民众的地位都不会平等。当政者能够说了算的有很多：制度、法律、政策、與论控制与导向，但人民能说了算的，在民主社会里也仅只一件，就是他们手中的选票。如果连选举的权利也没有，那就只有听从或并不心甘情愿地听从，直到他们有一天不能再忍受，而党国也像清朝末期或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那样再也无法稳定。

当年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状况，是中共建国30年来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对无产阶级革命神圣化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妖魔化的结果。许多错误认识都源于这个思维定式。当时的全党全民虽然因为对“文革”的强烈不满而渴望变革，但举国上下的思想却很少能越出这一雷池。当政者提出“四个坚持”，是为了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保证执政党地位稳定，才能有序并有效地领导改革开放。就当时国人和大多数党员的认识水平而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合法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是合法的，而资本主义是不合法的。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喊了30年“毛主席万岁”，批了30年资本主义。如果一下子对毛泽东全盘否定，确实会让人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从而引起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但现在情况和环境都大大不同了，因为开放，因为改革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时期，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但是子虚乌有，而且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并非万恶之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在改革演进之中，它恰恰是改革开放所需借鉴的主要参照系。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绝不仅仅来自于一场成功的武装革命，也绝不能只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不受检验的理论地位，而应该来源于人民的认可。所以执政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如果这三点是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应该继续成为不可触动的党国信条。

如果承认执政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在于民，而不在于党自身，也就不能因为目前正在执政就永远合理合法；只有人民通过选举认可它的执政地位，它才合法——合民主政治的宪法，而不是皇权统治的家法。中国当代最大的政治死结，就是人民实际上不具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这个结不解开，中国这座大厦的基础就是空的、不牢固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种不愿正视并解决基础问题的发展。开放的国际环境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基础的重要性，而我们只愿把楼盖高盖大，却不愿去纠正这个基础的不合理并加以改善。

中国现政权对国家的控制，仅从控制这一点上来说，在现阶段基本维持了稳定，这种体制成功地使任何别的党派和社会群体都无法与政府竞争。但是政府不能因为没有一个暴力集团在造反就有恃无恐或高枕无忧。减压、转型，要优于简单地维持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公民社会，把利益、责任，同时也把危险逐步转移到全社会，让社会共享、社会共担，从而和平、有序、平稳地过渡到一个宪政体制中去，这将是全民的福祉，同是也是执政党的福祉。

孩子老人死难者4人。遭坦克军车碾杀死难者21人。遭刺刀捅死难者2人。救援伤员遭射杀死难者9人。躲藏逃跑仍遭追杀死难者5人。遭炸子射杀死难者15人。遭枪击后不准救治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