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白皮书语，未加论述），这个结论，究竟能否成立？需要从头盘点历史。
达赖喇嘛放弃争取西藏独立的路线，由来已久。他面对现实，承认目前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而，中共不依不饶，偏要维持达赖喇嘛等同“藏独”这个定论；又非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前一条，是强贴标签；后一条，是强人所难。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白皮书语，未加论述），这个结论，究竟能否成立？需要从头盘点历史。
西藏与中国的复杂历史关系，大致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7世纪，西藏国王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空前强大，尼泊尔国王和中国（唐朝）皇帝分别献公主与松赞干布为妃（公元641年），以和亲政策，遏制西藏扩张。如果以这种姻亲关系，来认定西藏从那时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是否也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就是西藏的一部分？况且，彼时，在西藏王宫里，尼泊尔尺尊公主的地位高于中国文成公主，那么，西藏、尼泊尔、中国，究竟谁是谁的一部分？实际情况是：那时，三国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各自为政。
西藏国王赤松德赞年代，进一步对外扩张，一度占领中国首都长安（公元763年），为了换取西藏撤军，中国被迫向西藏纳贡。后来，两国立碑为界（公元783年），约定“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与西藏曾有联姻关系，来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能否说，匈奴、突厥等许多与中国有过姻亲关系的西域或北地国家，“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在欧洲历史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都曾互嫁公主与对方王子（其中，有的公主甚至登上他国王后之位），能否说，其中某国“自古以来”就是另一国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公元11世纪，蒙古灭亡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欧国家时，也进兵西藏，因蒙古汗王忽必烈虔信佛教，拜西藏法王八思巴为上师喇嘛（帝师），尊佛教为国教，藏蒙形成供施关系，即西藏法王为蒙古汗王的精神导师，蒙古汗王则为西藏法王及其疆域的保护者。
显而易见，那时，在蒙古帝国版图上，西藏地位高于中国，西藏尚有自主权，中国则已沦亡。如果硬要说蒙古帝国（元朝）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从那时起，东起朝鲜半岛，西达多瑙河，北至北冰洋（包括俄罗斯），南达太平洋和波斯湾（包括众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否应该去收回这些“自古就属于中国”的广大欧亚地区？
公元14世纪，中国人推翻蒙古统治，恢复中国（建立明朝）。蒙古国退缩漠北后，蒙古与西藏供施关系依旧。而中国与西藏之间，既无互属关系，也无供施关系。至于明王朝曾对西藏各派高师赠以封号，就如今日某国政府或议会对其他国家领导人授勋一样，属于友好往来或笼络外交。实际情况是，那时，中、藏、蒙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各自为政。
达赖喇嘛的尊号，来自于蒙古汗王的赠予。1578年，蒙古俺答汗首赠此尊号于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大师索南嘉措。那时，蒙古与中国无关，中国已经进入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
第三阶段，公元17世纪，满清崛起，应满清皇帝请求，西藏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与满清皇帝结成供施关系（1639年），那时，中国（明朝）尚未沦亡。藏满供施关系的形成，主要出于满清抵消蒙古影响力的考虑。藏满供施关系，类似藏蒙供施关系，但藏满关系弱于藏蒙关系。满清驻藏大臣地位，等同于其他国家住西藏使节。满清皇帝和西藏达赖喇嘛互赠尊号。1644年起，满清灭亡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藏满供施关系依旧。
18世纪，西藏为抵抗外寇（廊尔喀）或平息内乱，依藏满供施关系，请求满清皇帝支援，满清军队因而先后三次进入西藏，完成使命后即撤出。
满清乾隆年间，曾有关于西藏的“善后章程”，即满清皇帝对其上师达赖喇嘛的改良建议，其中有一条：建议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西藏转世活佛的继任，以金瓶抽签来认定。但认定职责，仍属西藏政府和西藏各大喇嘛。西藏当局参考了满清皇帝的建议，但实际做法却是：有时用金瓶抽签，有时不用。比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以金瓶抽签方式认定；但第九、第十三、第十四达赖喇嘛则没有以金瓶抽签方式认定。
一段时间里，满清和尼泊尔都试图影响西藏内政，但始终没有改变西藏的独立主权地位。
1908年，满清首次起念，谋夺取达赖喇嘛政权，派兵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即宣布终结藏满供施关系，并流亡印度。1911年，中国人推翻满清统治，恢复中国（建立中华民国）。1912年，西藏人打败其境内的满清军队，迫使清军投降并将清军全部赶走。流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旋即归国，重申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
类比蒙古情形，如果要把满清帝国（清朝）当作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朝鲜、越南，甚至泰国、缅甸、老挝、琉球等（当时均为满清藩属国，与满清关系，远比西藏更近），“自古以来”就都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以康熙年间清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为准，其后一百多年间，俄国侵吞清朝领土150万平方公里，以中国名义，都必须索还。
如果把清朝当作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毛泽东在苏联的压力下，承认蒙古独立（从满清到中华民国，蒙古都是满清或中国的一部分），就必然被定性为汉奸行为；同理，江泽民与俄罗斯签约，划定中俄边界，正式追认俄国历史上的侵吞，更必然被定性为卖国行为。毕竟，对待历史问题，不可能持双重标准。
如果以历史上蒙古和满清势力先后伸入西藏，来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何况蒙古、满清未必等同于中国），那么，英国势力曾经伸入西藏（19世纪），能否说“西藏自古就是英国的一部分”？或者，蒙古、俄国、日本等国势力先后伸入中国，能否说“中国自古就是蒙古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就是俄国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话说中国人倒满复国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曾向西藏和尼泊尔两国政府致函，邀请它们加入中华民国，但遭到西藏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一致婉拒。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周边战争中，西藏均保持中立。
传言中华民国代表吴忠信曾于1940年“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登基典礼”，实际情况是：吴忠信与英印、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代表地位一样，都仅仅是受邀出席典礼仪式而已。早在上一年，即1939年，西藏摄政王和西藏国民大会就已经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
第四阶段，1950年，中共兵发西藏，这在当时独立自主的西藏看来，自然属于“侵略”；当时，除共产党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如印度、英国、菲律宾、泰国、尼加拉瓜、爱尔兰、萨尔瓦多、美国等，都在不同场合（包括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入侵西藏”。
中共本身对西藏的立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1931年，中共在江西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1934，中共军队路经西藏境内，从藏人那里获得供给并借宿。对此，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既然那时毛泽东承认西藏是外国，那么，他就必须承认，十几年后，中共军队“进军西藏”，实为“侵略西藏”。对待历史，不可能有双重标准；对待现实，也不可能有双重标准。
在大军压境之下，中共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但几年后，中共即自毁协议，动摇西藏自治地位，导致西藏人民起义，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随即宣布：《十七条协议》无效，西藏重回原有独立自主地位。
中共占有西藏，使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为既成事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不再追求西藏独立。1979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特使，承诺：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使达赖喇嘛感到，西藏有重获高度自治的可能，更坚定其和平对话的决心。
面对“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既成事实，各国先后改变立场，予以默认或承认。同情藏人命运，关注西藏宗教保护和人权保障，呼吁中共与达赖喇嘛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如今的这些立场，并不意味着各国“支持西藏独立”。
既然历史是如此复杂，连中国历史学家的见解都莫衷一是，何不搁置争端、求同存异？“搁置历史争端”、“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一切向前看”，这些词汇，原本是中共的口头禅，何不用在西藏问题上？
自2002年起，达赖喇嘛立场之温和，达到世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按理说，至此，中藏之争，大可以尘埃落定。既然内外都无“藏独”问题（内无主张、外无支持），只要中藏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精神，牵动世界的西藏问题，就迎刃而解。
出乎外界意料的是，中共仍然百般刁难，设置障碍，拒绝与达赖喇嘛展开任何实质性对话。中南海之心，是要堵塞中藏和平协商之路，无限期搁置西藏问题的解决。
中共自恃强权，玩弄拖延战术，图谋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完全扭曲西藏宗教文化习俗，让藏人完全汉化、藏区完全赤化。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中共逆天之志，能否得逞？人们可拭目以待。
黄光裕与刘晓波，这两个人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首富时间最长的大老闆，后者是靠写作维持生活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前者被公众视为空手套白狼、违规贷款、一夜暴富的奸商的典型，后者则是自“六四”以来二十年如一日地批判专制制度的“中国的脊樑”。因此，将刘晓波与黄光裕相提并论，似乎对刘晓波构成了某种“羞辱”。
黄光裕失去自由之后已经几个月了，侦办方不接受媒体访问，不透露任何案件的细节。黄光裕的妻子和兄弟等人也被带走调查，而他本人被关押在何处，乃是“国家机密”。律师是否见到他，也无人知晓。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人间蒸发，纵有亿万家财，亦买不到基本人权。而刘晓波在“失踪”的几个月里，被安排与妻子会见了两次，他究竟被关押在何处、被冠以甚么罪名、是那个部门在办案等，连安排会面的北京警方的官员亦一无所知。着名人权律师莫少平给北京市公安局发去律师函，居然被退回，理由是“上面怎么处理此案，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