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许多社交场合，我经常被问及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共政权还有多长的寿命？询问这个问题的，有我的普通读者，有异议知识分子同道，有体制内的官员，有忧心忡忡的商人，有西方记者和外交官。我通常不会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因为我更相信俄罗斯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总理并以休克疗法著称的盖达尔的看法：“预测专制制度危机开始的时间颇为困难。有时它很长时间都不到来，但一旦开始便进展急速，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要快。”盖达尔在其新著《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中，通过对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专制政权的崩溃是必然的，只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这个结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显然是富于启示意义的。中共计划在建政六十周年之际展开耗资巨大的大阅兵仪式，在十年之前，李慎之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规劝五十周年的大阅兵，然而这一苦口的良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不肯服用。那么，这一次的大阅兵，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中共的寿命会比苏共更长吗？
盖达尔在叶利钦执政初期推动休克疗法，并因此遭致广泛的非议和批评。在这本书中，他并未以很大的篇幅来为当年的政策辩护，但还是在不经意之间对俄罗斯和中国不同的改革路径做了比较。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经济学家，盖达尔并不认为俄罗斯人民在九十年代所经历的困境是休克疗法导致的。在他看来，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就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国家背负难以控制的外债、外汇储备枯竭、消费市场处于灾难性的状况、政治稳定遭到破坏、族际冲突连续不断。苏联领导人并不准备采取挽救财政危局的决定，还在那里讨论改革的计划。”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让盖达尔启动休克疗法，这是一次“刮骨疗伤”：要切除恶性肿瘤，就必然出现大量的失血；而失血之后，身体会变得极度虚弱。但这不能成为谴责医生的理由。在经历了一段康复期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初逐步走上了正轨。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盖达尔时期的萧条，并不表明盖达尔多么无能；普京时代的繁荣，也不表明普京多么了不起。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让俄罗斯从七十多年计划经济的僵化体系中解脱出来而萌发出了自由的活力；正是盖达尔主持的休克疗法，奠定了普京时代俄罗斯经济大幅增长的坚实基础。所以，对于盖达尔及休克疗法，应当作出公正的评价。
盖达尔认为，一般的专制国家，可以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分开来逐一进行，同时进行反倒无法完成过于复杂的任务；而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专制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的结构与日常经济生活的组织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经济管理体制离开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便无法运作。对于苏联这样的“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同步。盖达尔对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迟迟未启动经济改革颇有非议，他也不认同某些人士对中国模式的热烈赞美。“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中国模式，被某些西方左翼学者当作俄罗斯模式的对立面，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俄罗斯的改革是失败的；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改革家，盖达尔则是将俄罗斯拖入深渊的罪魁祸首。
盖达尔指出，经济自由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权利之外。他对“邓式改革”评价并不高，这种模式只是延缓了专制的崩溃，而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他写道：“我曾不止一次遇到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总是试图证明邓小平是多么正确，他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先从建立作用明显和不断壮大的市场经济着手，而没有提出政治自由化的任务。”中国畸形的市场经济体系，于国内而言，最大的受益者是官商勾结的特权阶层，国民经济的命脉仍然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于国际社会而言，用学者秦晖的说法，是以一种“低人权模式”挑战和腐蚀国际经济体系的健康运作。那些中国模式的“歌德派”，与中共当局的想法一样，认为中国人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就是“猪权”，中国人理应幸福地生活在“动物庄园”之中。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赞美，表面上是热爱中国，是中国的友好人士，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是蔑视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就人权的国度而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是适用的。这样，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购买铺天盖地的廉价的中国产品。基本人权与自由得不到保障的中国老百姓，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感受究竟如何，包括那些因“躲猫猫”而惨死的中国人的命运，却不是这些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所关心的。对此，盖达尔不无讽刺地指出：“对于他们自己准备以什么样的代价出卖言论自由的问题，他们不知何故不予回答，反而觉得受到了侮辱。看来，他们认为与别人不同的是，在拥有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中，这些权利之于他们是与生俱来的保障。”
专制不能达成稳定，这既是盖达尔对昔日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的深刻洞察，也是对今日沉醉在“大国崛起”的良好感觉中的中国的旁敲侧击。专制为什么不能达成稳定呢？中国有可能成为以专制达成稳定的惟一的例外吗？难道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一句空话吗？中共当局将“稳定”喊地震天响，正说明“不稳定”是触手可及的现实。盖达尔在本书中分析了若干垮台的专制政权，如伊朗的巴列维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台湾、南韩以及南斯拉夫等等，他指出，专制的形式与特征各不相同，但用以维持稳定的无非就是两大法宝，一是暴力，一是谎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专制失效便是始于暴力和谎言的失效。
那么，暴力是如何失效的呢？盖达尔指出，依靠暴力夺取和维持政权的制度，就长远前景而言，通常都是不稳固的，因为“专制制度的领袖人物缺乏掌握国家的合法性和能够被社会理解并接受的解释”。如果专制统治者一直掌控着强力机构，他便能采取专制制度惯用的手段压制社会的不满情绪，表明他为了保住权力，可以想让人们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然而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认为现政权不合法和不稳固的看法往往也扩散到列兵、军士和下级军官之中。在专制统治者特别需要忠诚的强力机构之际，它们却按兵不动。苏联的“八？一九”政变就是如此，并不是政变的首领缺乏果断的勇气而互相推诿，他们当中确实有人下达了开枪的命令，却未能被执行，因为“在一个业已城市化的发达社会里很难觅得愿意下令用坦克碾压民众的指挥官以及同样愿意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
遗憾的是，同样的情形没有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发生。当时，中国士兵受教育的程度比苏联士兵低，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然也低，经过长期在军营中的封闭式的洗脑，他们失去了判断基本的是非的能力。于是，他们不仅向群众开枪，而且开着坦克碾压了过去。可见，同样的专制制度，中国来得比它的老大哥更为酷烈与卑鄙。但是，如果今天再次发生类似的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中共当局能否像二十年前那样，顺利地调动军队并确保军队执行上级的命令向民众开枪呢？即便是胡锦涛本人，恐怕也没有当年邓小平的十足的信心吧？所以，政府官员经常在媒体上宣称，地方政府在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时候要慎用“警力”（当然更包括没有说出来的“军力”）。因为每用一次暴力，政府的信用便降低了一个额度，这不是一桩抗议获利的买卖。
苏联制度的另一个立足点便是谎言。被斯大林下令枪杀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在临时前说出了几句真话，他说苏联社会是一个“假面舞会”，是由四种演员组成的，“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是莫名其妙！”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则指出：“谎言总是留下深刻的痕迹：在记忆中，在人们的心理上，在文化领域。况且谎言总是企图给自己披上真理的外衣。一旦真理同良心结成联盟，谎言就会抵挡不住，不能得逞。”盖达尔在苏联崩溃前夕便已发现，运作了七十多年的谎言生产机制已经失效，就连宣传部门也丧失了继续欺骗民众的信心，他们所作的各种拙劣的宣传，只是给上级摆摆样子的。用美国学者林茨和斯泰潘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的说法，这表明当时的苏联进入了一种“衰退式后全能主义”的状态。普通人更愿意相信自由欧洲电台披露的消息，而认为“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当越来越的真相被老百姓知晓的时候，当局灌输的观念便不攻自破：“苏联领导人为了替自己的权力寻找论据，则诉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公开的，社会公众已能了解到的关于这一制度种种暴行及其形成过程的信息——这些都使苏维埃政权残留的一点合法性荡然无存。”
在谎言的失效的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拥有比昔日的苏联更好的技术条件，那就是互联网的帮助。正如盖达尔所强调的那样，信息全球化是动摇专制制度稳定的重要因素。二十世纪初世界上绝大部分居民都很难想像他们的村庄之外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别的社会机构是如何组成的。二十世纪使世界连成了整体。“有关发达国家政治制度构成情况的知识尽人皆知。要向民众特别是向其中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一部分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同龄人在其他国家享有自由和参与解决国家问题的权利，而他们却没有，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长官们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中共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无法成为真正的“网络长城”。网络民意日渐凸显出实际的压力，迫使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上网作秀，以安抚网民。但这种作秀究竟能够赢得多少民心，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专制当然不能达成稳定，专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状态。苏联的解体在各阶层都准备不充分的时候来临了，它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在中国专制制度崩溃的前夜，我们不能守株待兔，而要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工作，为未来的民主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