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目前应对危机举措，不仅不会缓解危机痛 苦，解决根源问题，而且会严重损害20年来改革开放的制度性进步成果。

 

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后果正在困扰着所有的世界主要国家。中美两个国家被视为这场全球性危机中的主要救星。本文通过讨论两国的危机根源、性质和应对危机的方式间的差异，透视中国政治问题。

尽管目前经济危机是各国的重要议题，而且多数人都知道，这场危机是全球化中形成的，并且各国经济形势会相互影响。但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人的行为和市场化经验不同，危机其实并不一样，不仅导致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危机的问题不一样，而且各国应对危机的方式、标准和选择不一样。各国其实面对的是不同的危机。讨论这些差异，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的制度优劣，并据以判断危机后的前景。
 
一种观点认为，在目前的危机中，中国的问题最小，也可能最先走出危机困境；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将不仅是第三世界的榜样，而且会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启示。 本文试图证明，中国的经济危机更为深重，只是因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的运作掩盖了问题；中国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方式不是解决、而是加重危机；西方国家误读了中国经验，而中国的模式不可能被西方或其它国家复制和模仿。
　　

就危机表现出的问题看，各国危机有许多共性。经济总量滑坡，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经济增长和扩张的需求不足。但是，中美两国危机也有表现出一些不同问题。
    
在美国，危机表现出的问题是，大量金融机构陷于困境，金融系统出现巨大亏损，一些主要金融机构面临倒闭危险。信贷供给严重短缺。由于美国是信贷消费社会，金融信贷的短缺，严重影响企业正常运转和人们的生活。美国的危机中，穷人和富人都遭受严重打击。
    
在中国，金融机构的烂帐和亏损也许更严重，问题出现的时间也更早，但金融系统运行稳定，没有倒闭危险。中国虽然信贷供给充足，但没有安全而有收益的投资领域，而购置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保值方式，甚至在美国严重危机时也是这样。危机前就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由于国际市场萎缩，国内需求又不足，才有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增加，但都与金融危机无关。此外，中国危机中，富人损失较少，穷人损失很大。

危机中的问题不一样，反映了导致危机的根源和机制不一样。

美国的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零储蓄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破灭时导致金融危机。而深层原因是，金融企业的牟利动机缺乏责任道德的约束；政府对新生的金融衍生产品没有经验，缺乏监测、管理和控制。造成这种机制的原因，不是企业与政府有任何勾结，而是受制于宪政体制、经济制度和政府伦理观念，政府不能对市场、私人活动、财富和民间社会进行态度的干预，不仅制度不提供机制，舆论也普遍持反对态度。仅仅在危机到来时，人们才寄希望于政府，并夸大地以为政府没有履行他们在经济正常时不许政府履行的职责。
    
中国危机的根源则复杂得多。最主要的直接原因是不公正和腐败。所谓不公正，是贫富之间的财富和机会差距过大。多数人收入低下、劳动保护恶劣、环境恶化和福利保险缺乏造成的购买力和内需有限，这些是持续失业和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而内需不足，在国际市场萎缩时，则造成企业大批倒闭。腐败，导致金融亏损，股市和房市不振。
    
中美两国究竟谁是谁的危机的原因，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现在，两国都相互指责对方该对自己的危机负责。美方认为，中国政府不扩张内需导致的非常高的储蓄，为美国提供过度信贷供应，导致美国政府对信贷市场的管理和调节失灵以及造成泡沫化繁荣。中方则认为，美国经济泡沫化、零储蓄和过渡依赖信贷导致的全球化市场萎缩，引发中国经济困境。
    
对于这种相互指责，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这次危机前就严重存在了，如果不因为内需不足，仅仅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市场萎缩，是不会导致危机的。美国的问题，虽然与中国信贷供给有关，但也是自己的运用和管理不当有关。
    
不过，中国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根本问题，恐怕不是信贷供给，而是不尊重人权导致的廉价产品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压力。面对不公正的竞争，美国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在中国奴工产品的竞争下丧失市场，大量产业外移到中国；二是降低本国劳工保护和福利，解散工会；三是重建贸易保护。

因此，尽管两国政府都被说成该对危机负责，但性质不一样。

美国政府除缺乏管理经验外，根本原因是制度安排和公众舆论不仅没有赋予政府监控经济的权力，而且限制政府的管理责任。因此，美国政府的责任是消极不作为的责任，问题主要原因是民间资产运作不当和储蓄倾向不够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责任则是积极作为的责任。无庸置疑，腐败是政府自身的问题。而社会保障不完善、贫富差距、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不足、企业大批倒闭等，也都是政府政策和行为失当造成的。最重要的是，当中国的专家进行这方面讨论、调查时，不仅不被重视，而且还被压制打击。民间社会各种试图纠正不公正和腐败的努力，甚至被当作颠覆政府的行为，受到禁止和迫害。

问题和根源不一样，身处相互关联的危机中的中美两国的出路，也不会一样。
    
美国除了应该加大资金注入，引导经济走出困境外，还应该总结教训，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监控，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同时采取措施，鼓励民间减少过渡消费、依赖信贷，增加储蓄。为做大这一点，美国也许应该在制度和舆论上，适当增加政府权限。但美国不需要对国家基本体制作大的改革；美国现有制度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手段解决问题。
    
中国应该治理腐败和解决不公正的问题。这需要改革政治体制。因为中国的腐败和不公正，都是来自于权钱交易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由于执政党片面改革开放的国策造成的。改革政治体制，限制政府权力，在国家权力间建立制衡，开放不同力量的竞争形成监督和更换机制，允许独立媒体和公共舆论揭露问题并形成舆论监督，司法独立有效惩治腐败，促进民间社会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施加压力等。这些制度化变革措施，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经验中行之有效的方式。

上述理论分析，并不保证产生适当政府对策。中美两国在应对危机时的选择行为，有很大差异。

由于有独立的专业领域、学术自由和发达开放的多样化竞争，美国对于发生的问题，早就有成熟的分析和预测。危机发生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被忽略的声音和看法迅速引起重视。因此，美国主要是在各种被预先成熟开发的观点和政策方案中选择。而选择的过程是全民各界充分协商、讨论、争辩和磨合，形成共识性较强的应对方案。主要争论的焦点不仅是救市方案要准确有效，而且要公正和不影响长期健康发展的条件。公正性的考量主要是，如何分担经济责任和损失，政府救市的资金和方式应该让谁享受利益。长期健康发展条件是指对政府的经济职权的限制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效。
    
而中国，由于专业能力不足，政策讨论没有独立力量，设计公权力的学术不自由，虽然公共空间中有些讨论，但中国其实对于自己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没有足够的分析和准备。于是政府在没有任何公开研讨、论证和争辩推敲的情况下，骤然出台4万亿救市措施，欲通过积极的政府行动，扩展内需，解救危机情势。
    

根据上述分析，中美两国的不同选择，会有不同的评估结果。
    
美国的选择是适当的。一开始就及时提出问题，宪政制度和危机爆发时的政治选举，都为解决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压力和机会。因此，在美国经济危机的问题、根源和人民遭受的痛苦被充分揭示和重视，解决危机的各种意见、利益和方案经由充分考虑和讨论，最后选择的政策方案更可能相对有效、公正，不损害长期发展。
 
而中国的方案则很可疑。由于方案不透明和没有讨论，不仅有效性成问题，而且目前的后果很不公正。权势者的损失较少，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承担巨大的痛苦。特别是农民工几乎陷于生存危机之中。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不仅加深腐败，而且官进民退的格局会损害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真正动力，妨碍民间的创造性努力。
    
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之所以更值得乐观，并且显得更容易度过危机，主要是政府封锁信息，压制讨论，垄断资源，并迅速做出反应。但这样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进一步牺牲公平和长远发展，来度过衰退。这样的复苏是更不公正的，且损害市场和民间经济。
    
也有人认为，美国会在危机中移植中国模式。这在政治上基本不可能，因为美国无法压制公共讨论，也无法限制国会，让大众承担所有损失。

    

在对危机的分析讨论中，政府的问题和责任，在各国都是主要的话题；而应对危机的措施，政府承担着主要角色。经济过程中的政治分析，在理解和应对危机中，至关重要。本文证明，中国的政府对于中国的危机承担更大责任；中国的问题是由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导致的人权恶化造成的；目前应对危机举措，不仅不会缓解危机痛 苦，解决根源问题，而且会严重损害20年来改革开放的制度性进步成果。

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暗中配合下，横渡长江。一时之间，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人如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纷纷起义倒戈，蒋介石统率下经过八年抗战锻炼的铁军，不得不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很快就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

广大老百姓是从歌声来认识一度被称为要“共产共妻”的新统治者。那歌声也委实叫人沉醉欢欣鼓舞，像我，当时一个15岁的少年，在上海亲眼看到解放军第一支入城小分队，看到进攻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残兵的战斗，怎么能不被那歌声感动呢？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唱着这些热血沸腾的歌声，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光明灿烂前途无量的新中国正展开在眼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多灾多难的祖国正在走向新生。

我想，不但是我，当时特别是那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们，更是被这些歌声所鼓舞。他们知道，毛泽东出身农民，从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后解放了全中国。毛泽东远在1927年就高度赞颂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说他们是“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过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在电影中，舞台表演中，总少不了这样的台词：一位解放军进军途中对衣衫褴褛贫穷如洗的农民豪情满怀地我：“老乡，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热泪盈眶的老乡马上回答说：“同志，谢谢你们了！”解放军则说：“你们要谢就谢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会为你们谋幸福的。芝麻开花节节高，你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夺取了政权，他进驻了中南海，从此他一言九鼎，号令全中国。毛泽东建立的是“党天下”的一党专制制度。因此他没有逃脱辩证法的惩罚。辩证法有一条铁律：物极必反，否定的否定；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了镇压农民反抗的元勋，由人民的“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辩证法真是一位铁面无私、冷酷无情的大法官。

（二）1950年，在毛泽东的笔下，出现了下列词语：灾荒，征粮，抢粮，群众性骚动，开枪

在渡江刚刚一年、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才7个月的时候，他就下达了我们现在可以查阅到的第一个镇压农民的指示。“镇压反革命”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在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中加写的话》这篇指示中，时间是1950年5月5日，上距渡江一年零半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毛泽东入主中南海7个月零5天。毛泽东加写的一句话是：“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言外之意是军队向人民群众开了枪！

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加写“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呢？注释写道：“这句话加括号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的第二项中的一段话之后，这段话是：‘对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因而引起群众性的但非武装的抢粮骚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毛泽东接下来用括号加写了一句话：“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这里讲的“群众性骚动事件”，其实就是现在报刊上常说的“群体事件”。这是解放军渡江才一年发生在“华东地区”的事件，在华东南部很多地方连一年也不到，怎么会发生“群众性骚动事件”要调动“武装部队”镇压呢？第一是因“灾荒严重”，第二是因“秋征负担过重”，从而造成“群众生活困难”。“灾荒严重”是天灾，农民可以理解，可是“秋征负担过重”就是人祸了。

如果因为“灾荒严重” 共产党体恤民瘼而免征秋粮，大概就不会出现“群众性骚动”了，可是“灾荒严重”，再加上“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共产党却不救济，不减免公粮，所以就造成了“群众性骚动”“抢粮”，采取了反抗行动。从“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劝阻”来看，“群众性骚动”的人数相当多，竟然调动了军队前去镇压，可见“抢粮”的群众数量和规模是相当大的了。

毛泽东加写了一句“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从反面证明已经开了枪，而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如劝阻无效，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也无效，那么顺理成章就可以开枪了。

毛泽东虽然承认群众生活困难，但对于如何解决并不关心。华东局的指示中所谓“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一语，就为事后名正言顺地“镇压反革命坏分子”留下了伏笔。而且，他对于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的指示也是默认的。
就在上述批示之后7天，毛泽东又有一个同类问题的《关于让陈丕显报告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的电报》（一九五○年五月十二日）这封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电报，叫他告诉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可以不来，但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原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毛泽东怀疑黄炎培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要求陈丕显“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

苏南三个县农民的问题因为有黄炎培可以“通天”反映给毛泽东。仅仅川沙等三个县就“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再说，川沙、南汇、奉贤——现在属于上海浦东地区的属县，本来是中国最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那里竟然发生这么严重的灾荒，更见出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毛泽东对于黄炎培的汇报，是表示怀疑的，所以对陈丕显说：“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至于“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就为陈丕显制造谎言隐瞒真相作出了暗示。

过了7天，19日，毛泽东又给陈丕显电报《关于调查川沙等三县征粮情况》。原来是毛泽东收到苏南区委15日“给毛泽东的三、四月份综合报告。报告谈到苏南各城市近期出现的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还谈到为帮助苏南农村四十多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这个报告看来不是回答毛泽东交代的任务，但证实了黄炎培反映的情况，而且灾民不是二十万，而是四十万。毛泽东一方面告诉陈丕显，已将他们的报告“转给黄炎培”，但是“仍请你对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派专人去（或你自己去）作一次调查，对于黄炎培所说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陈丕显派专人或亲自去调查，是因为“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毛泽东有所怀疑，要求陈丕显“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总之，共产党解放了农民，不顾农民受灾，是死是活，都要马上“征粮”。看来毛泽东不是关心苏南农民遇到的重大灾难和困难，而是怀疑情况的真实性，只是苏南没有发生“抢粮”的“群众性骚动”而已。

毛泽东在处理苏南征粮事件的时候，不能不想到7天前他下达的指示。

果然，黄炎培反映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怎么办？毛泽东叫陈丕显亲自和黄炎培去谈。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封《给黄炎培的信》：

任之先生：

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六月七日
不过，我们读了上面的介绍，可以断定，黄炎培的反映，主要面是与事实基本符合，“未尽符合”的部分并不重要。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往昔教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派陈丕显登门感谢才对，但毛泽东强调的是“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毛泽东就是这样巧妙地拒绝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与监督。

三年后，当梁漱溟说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的话时，龙颜震怒到失态的地步，竟然在怀仁堂大庭广众之前表态：“我声明：确是‘拒谏’。”毛泽东不但对于“反革命”，就是对于农民，何曾实行过“仁政”？

这是发生在渡江后第一年之内，南方大部分地区解放后几个月之后的事件。中共打天下以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为号召，可是毛泽东对于“对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并不关心同情。他唯一关注的就是“征粮”和“镇压反革命坏分子”，把任何群众性的事件都归结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这个思路一直延伸至今，我们在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中都看到毛泽东的阴魂。

历史是一个有趣现象：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当初发动农民暴动起义的时候，往往就是以减租抗租为“煽惑”群众的口号。对于国民政府来说，这些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他们就是国民政府必欲杀头的“反革命坏分子”。国民党越镇压越引起反弹，毛泽东越发有了“煽惑”群众的口实。现在主宾异位，毛泽东成了统治者。所以，在他的记忆、想象和思想资源中，对于“群众性骚动”只会产生“反革命乘机煽惑”的推论，只会作出镇压的决策。当初毛泽东煽动农民暴动是为了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夺取政权，而此时的农民“群体事件”不过只是“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因而引起群众性的但非武装的抢粮骚动，”丝毫没有推翻政府的目的。毛泽东根本不懂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如何处理“群体事件”，中共也只是在瓮安事件之后，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用六十年的统治，明白了这个道理，代价虽大，但收获还算不迟。

（三）翻身农民交爱国粮

现在让我们退回到1950年，那个解放后的第一年。那时，共产党进驻江南农村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征收公粮，因为进驻的军队要吃饭，政府工作人员要吃饭，还要供应城市。他们“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可能随身携带口粮。

怎么办？就是征收公粮。“跟闯王，不纳粮”那是历史神话。城市的工人、职员、学生欢庆解放之后，不用“纳粮”，农民欢庆解放之后，马上就要“纳粮”，不过那有一个动听的称呼，叫翻身农民交爱国粮。

1949年12月9日，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云南和平解放。地处昆明西北，相距大概200公里今属楚雄自治州的永仁县在一个月之后的1月10日，解放军才进驻接管。2月4日永仁县人民政府成立。永仁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首先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征粮剿匪。剿匪是军队的事，征粮涉及到每家农户。全县共计征得粮食1094万斤，其中还补交了1949年的公粮328万斤。这就是说，要追缴国民政府时期的公粮。为什么补交的数字只占总数的30%，就不知道了。中共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举措都坚决反对彻底否定，有意思的是夺得政权后，而且跨了年度，却要追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公粮。这就是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吗？

那时，永仁县的人口数不知道。在网上查到2002年该县人口为10万人，那么1950年的全县人口当在3—4万之间，除了不交粮的城镇人口，实际交粮的农民数量大概在3万人以上。因此，1094万斤征粮意味着每个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平均最少要分摊300斤左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老少平均，可能是一个人的大半年或一年的口粮。那时，亩产很低。本来起征点定为150市斤，计算一下，全县还征不到100万市斤粮食，后来改为120市斤为起征点，从121市斤起征，120市斤以下免征。据说，这个120市斤免征的政策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才这样做，因此获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以上史料出自《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的《永仁县1950年征粮工作》。该文是根据徐忠等四位作者的口述整理的。徐忠他们作为曾经参与征粮的干部，圆满完成了任务，感到自豪，因此念念不忘，铭记在心，认为有告诉后人的必要。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当然也保留到现在。作者们说：“征粮实际上是一场阶级斗争，土豪劣绅大粮户（封建地主），竭力反抗和破坏，其手段：一是制造谣言扰乱人心，说：‘共产党宣传反三征，到头来还不是要交粮，而且还更厉害’，‘先是给你叩头，中间点头，最后是杀头。’我们征粮队伍里也有不纯分子，有意制造混乱。记得到拉姑的工作队员中就有人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标语有意写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毒害人民’贴在村公所墙上；二是施用美人计，拉征粮干部下水，破坏征粮，如啊朵所姓盛的一户地主，干部下去酒席招待，让女儿扭秧歌欢迎，拉干部下水；三是部分地主趁机向佃户逼租逼债，把公粮分散隐藏在佃户家。”这些情况或许是事实，但如果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新认识，恐怕会有不同的观感，那些谣言标语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真话实话的人，给扣上阶级敌人的帽子，“最后杀头”。

我还想到一个疑问：共产党曾经宣传国民党横征暴敛，那么共产党的征粮，理应比国民党的征粮少得多才对。《楚雄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的《武定县五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工作》提供了回答的资料。该文作者闻从善回忆道：武定县人民政府也是1950年初建立的。“新政权的一切财政支付，大部分靠1949年和1950年征收来的‘合理负担’（公粮）中以实物大米支付。”作者没有说武定县征收公粮的数量，但透露出一个概数。武定县设5个区，每个区设一个粮库。作者在四区，每年入库粮食在180万斤以上，因此全县每年的征粮数也在千万斤左右。如此之多的公粮就需要仓库贮存。可是“1949年前，武定没有像样点的仓库。为了解决征收入库的仓容问题，只有大量地借用民房和没收来的地主恶霸、土匪住房，以及公房、庙宇作粮仓。”查楚雄地区在昆明以西，处在滇缅公路南北两侧，抗战时期正是支前的后方基地，国民政府理应征收大量公粮，供应几十万远征军使用，但是这里竟然没有现成的库房可用。由此透露出一个信息：共产党的征粮数量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征收的公粮少，可以随征收随送走，县里不必建立贮存的仓库。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前面毛泽东批示中提到的华东地区的情况。看来当时全国的政策基本一致，这就是第一，哪怕是1950年才解放的地区，也要追征1949年的公粮。第二，征收公粮的数量是相当高的，比国民党时期要高，高得多。第三，即使是遇到天灾，也不给予减征免征。这当然都是毛泽东的主意。于是，叫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党解放后的第一年内，像浦东这样富庶的鱼米之乡也发生了灾荒，灾民竟然达到40万人。华东有的地区，发生了群众性的抢粮骚乱。正因为有了开枪在前，所以毛泽东批示：“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至于群众的抢粮那是因为横征暴敛，逼得群众生活困难，无力耕作在先。要是说这是“违法”，那么这被美其名曰“爱国粮”、“合理负担”的公粮才是违法、恶法。其实，当时哪有什么“法”啊！

194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对于反动派“绝不施仁政”，那么对于农民该“施仁政”吧？可是他对于农民可有一点仁慈之意？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施舍之政？

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才七个月就下达了镇压农民中的“反革命坏分子”的批示。从此他把中国农民一步步引入苦难的深渊，至今也没有“翻身”。

毛泽东不是人民的大救星，而是人民的大灾星。

那时的农民骚动其实是抗议、反抗共产党的横征暴敛。毛泽东是镇压农民“骚动”反抗的元勋。

（2009-2-17于山东大学附中）

红色大墙内的继位争夺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导致中共党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中南海权力高端层陷于一时混乱的重新洗牌过程。随之而来的便是紫禁城红色大墙内发生的一场继位争夺战，并以华国锋、叶剑英战胜”四人帮”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从1976年10月到1977年4月，中国并没有发生令人震撼的政治变化，相反，以华国锋为首的继位执政集团，却加强了崇毛运动并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2月，华国锋宣布，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是该理论的伟大实践。这表明他坚持站到了”文革”捍卫者的立场上，这导致了被毛泽东二次打倒的邓小平，因急于复出，而颇具媚态地两次给华国锋写信，试图在党内权力斗争重新洗牌过程中被重新起用。邓小平信中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较量

然而，当时握有实权的两个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与叶剑英，却因对文革的态度，发生了分歧，叶剑英代表了党内高层要求全盘否定”文革”，党内斗争再次高涨。但此轮交锋的结果是双方妥协，中共中央于1977年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结束了。但华国锋表示，”四人帮”的倒台是”文革”的伟大胜利，并提出著名的”两个凡是”。跟随华国锋的铁杆保皇派汪东兴，当时还发布了3条指示：1、不要砍旗子；2、不要丢刀子；3、不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这种形势对急于复出的邓小平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华国锋。然而，华国锋受到毛泽东钦定接班人这一党内政治伦理以及其捍卫毛泽东思想立场的保护，要想夺取华国锋的权力而又不全面否定毛泽东并非易事。为此，邓小平不仅利用叶剑英、胡耀邦等人与华国锋、汪东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较量，同时还利用民间追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打击对方，以达夺权目的。当时的邓小平尽可能地团结、笼络党内政治盟友，甚至也包括利用异议人士，这便给”民主墙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

“民主墙运动”的兴起

邓小平借助党内外舆论压力复出后，便支持在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主持下发起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舆论战役，将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汪东兴等”两个凡是”派。如此同时，北京以知识青年为主体，渴望打破极权控制，和呐喊民主的政治冲动，便借助张贴大字报、办民间刊物和建立民间社团等多种形式，发表各自不同的政治见解，其影响随即扩展到中国大部分城市，甚至包括贵阳那样偏远的地方。

 最早的大字报是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蔓延到了北京市西单墙上，因此”西单墙”迅速成为一种民间民主运动的象征，”民主墙运动”就由此得名。1978年8月，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文革”后复刊首期，因为刊登 “四五运动”参与者韩志雄、童怀周的文章，而被汪东兴下令查禁，但《中国青年》编辑部却在胡耀邦的默许下，将该期杂志贴在西单墙上以示抗议。1978年10月11日，来自贵州的民间社团”启蒙社”发起人、诗人黄翔及其朋友在北京张贴了第一张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并散发了他们的油印《启蒙》杂志。1978年11月16 日，高干子弟吕朴以真名和联系地址贴出《致宗福先和于光声<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大字报，曾被誉为”民主墙上点火炬的人”。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同时也有人贴大字报歌颂邓小平。

邓小平利用”民主墙”史实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11月27日上午10点，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到”民主墙”前告诉在场的”民主墙”活动参与者和观众说，他当晚要会见邓小平，愿意代为转述意见。当时在场的人纷纷提出意见或要求，诺瓦克作了记录。当晚10点后，诺瓦克委托一位朋友到”民主墙  “前转述与邓小平谈话的情况，大意是邓小平说，”民主墙体现了中国的民主”，”人民有怨气，要让他们表现出来”，”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可见当时邓是肯定、赞扬和推动”民主墙运动”的。当时现场听众一片欢腾，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第二天晚上，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民主讨论会”。此后，”民主墙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创办《探索》的魏京生，创办《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刘青，创办《中国人权同盟》的任畹町，创办《北京之春》的王军涛和陈子明，创办《沃土》的胡平、姜洪，创办《今天》的周眉英、北岛、芒克等，都是当时北京”民主墙运动”的主将。而在青岛则有《海浪花》、《理论旗》、《民主之友论坛》等加入了全国民刊运动的行列。

以上事实可鉴，邓小平基于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策略需要，开始对”民主墙”的态度是肯定的，因此他才会在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但到 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在党内的中心地位已经确定，便对”民主墙运动”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当有人在民主墙上批评他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急先锋时，他便恢复了本来面目。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开始否定”民主墙运动”。不久，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四人帮”  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实质上是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变成他的”四个凡是”，由此标志着邓小平的政治转向和他曾肯定”民主墙运动”的个人目的。

“民主墙运动”惨遭镇压内幕

在邓小平开始政治转向的背景下，同年3月29日，北京市政府便宣布查禁一切形式的大字报和”敌视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版物，接着北京当局便向民运人士开刀，相继抓捕了北京民刊《人权同盟》的任畹町，《探索》的魏京生以及付月华、张温和等。1979年秋北京形势已变得非常恶劣，不仅北京”星星艺术展”被除缔导致的”10、1″大游行遭镇压，民运老将魏京生也被判18年重刑。之后，《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刘清，又因组织、传播对魏京生的公审录音被捕，北京四大民刊《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处境艰难，一些大专院校内的民刊也都被迫关闭或转入地下。

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之间，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迫使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质上的一号人物。这时作为”民主墙运动”的最直接受益者是邓小平，坐稳了江山便立即主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9号文件。该文件称：”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从1981年4月开始，所有曾为邓小平复出呼吁过的”民主墙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人士全部被判刑。

破解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密码

分析上述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上台前利用了”天安门事件”的民意，大搞针对毛的”翻案”；他一旦上台，又以党的名义，行使所谓党指挥抢的权力。不仅在党内排斥异己，更在社会上控制与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并且主导召开人大，动手修改宪法，取消四大和罢工，没收中国人民仅有的点滴民主武器，坚决封杀了”民主墙运动”，直至1989年发生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的”6、4″血案震惊中外。因此有人说邓小平”6、4″是听了李鹏与北京市委的误导回报才做出镇压决定是难以服人的。在历史上无论是”反右运动”、封杀”民主墙运动”还是镇压”6、4″血案，邓小平遵循的都是”个人权力至上”的一贯政治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破解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内幕的密码。

然而，时至今日，邓小平的传代继承人们宁可翻毛泽东定的案，也绝不敢翻邓小平定的案。而邓一手制定的”四项凡是”，至今仍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为真理标准讨论30周年设定的禁区。这正是这个民族延至21世纪都无法改变的最大悲哀！

引言：经济危机与政改的”技术性暂停”

由于全球危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中共决策高层冻结了政治改革。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三月初对美联社记者克里斯托弗·博丁的谈话，做出了这种预判：”在面临所有这些紧迫问题的情况下，根本不是解决政治改革问题的时候。”[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3月5日，第8版〈中国大地〉]

时隔不到一个月，三月下旬，中国经济表现得更加糟糕，身处宏观调控一线的官员兼学者们在分析中国出口恶化情势时，称言：”截至目前，中国基本上已经把所有出口涉及到的主要产品的关税进行了调整，出口政策继续调整的余地已经不大。”[参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25日，第3版〈北京消息〉]在此之前，我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和后果也作出了相应判断，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之判断是盲目乐观，后果十分严重，错失了应对危机决策的出台时机。[参见《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经济黑洞〉栏目]

逻辑地判断，中国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不但使得政治改革遭遇”技术性暂停”，而且很可能出现政治上的倒退。政治倒退的原因，从国内看，是由于二〇〇九年的敏感性而致；从国际看，所谓的中国模式正在被追捧，尽管中国的后续危机将比美国更加严重。

一、从”上海呼吁”到”俞氏新论”

在另一端，体制内开明人士力图表明：由于经济危机而冻结的政治改革，只是个”技术性暂停”，尤其不能停止理论探讨。

先做斯论的是上海《新民周刊》，在全国两会期间，该刊发表采访录，高调主张”以政改破解改革难题”，在文章的核心提示中，编辑说道：改革重心已发生调整，要求政改和经改并驾齐驱，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改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经改。人们对这次”两会”寄望很高，我们用什么来回答这殷殷期盼？我们的答案是回到”公共”本色。[参见《新民周刊》杂志，2009年3月11日，〈两会专题〉栏目]被采访的对象如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的汪玉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等都是积极主张以实质的政治改革替代行政改革的体制内开明人士。不妨将这个采访录定名为”上海呼吁”，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相应的内幕资料来证明为何北京有影响的学者要选择上海媒体表达–这是北京将发生政治倒春寒的信号吗？

主张”民主是个好东西”著名学者俞可平，最近的言论似乎给出了不同的信号，在中共内部政治刊物《半月谈》3月份下期上，他以”关于民主亟待厘清的六个关系”为题再次申明民主政治主张。中新网专门评介，突出民生与民主的关系，认同俞的论点即”以发展民生，去阻拦民主，是一种错误”。[转引自凤凰网，2009年3月31日，〈凤凰资讯〉板块] 不妨这种以论证民生与民主关系为核心的政治理论探讨称为”俞氏新论”，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中新网的重新编辑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警惕也即中共内部阻断政改的倾向已经出现–有些力量正在以民生压民主，用民生改进替代民主改革。

“俞氏新论”其实早于”上海呼吁”，只不过他在三月初的以”让民主造福中国”为题的六种关系论述[参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3月2日，第44版〈观念〉]并未引起月末重新论述那样的注意而已。在六个主要关系中，之于民生与民主的关系，俞可平认为二者”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废”。从行文语句上，看得出俞很好地把握了两个尺度：第一是，讲”中华振兴”而未加入敏感的”民族”二字，暗示自己早已从民族主义中脱魅；第二是，讲”共和国腾飞”，表示不放弃在现体制基础上改良的可能性。

二，中共意识形态失败后，对传统产生误读

依我个人作为民间资深学者的身份来言，我理解俞的苦衷或表达的技术性。对其强调民生与民主的均衡性之价值，予以认可，同时对”上海呼吁”表示支持。但是，我想说的是，无论”上海呼吁”还是”俞氏新论”都不是经典性命题，尤其俞在民主与民生（即民本政治）方面的认识，存在知识半径的约束问题。

民主与民生关系的经典性早已在墨学政治那里完成，只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严重的忽略：其一，中国体制内政治学术质量较差，如吴国光在近文《剖析国家，透视权力：试论中国政治研究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里的论述[参见《当代中国研究》，2008年冬季号，〈中国政治学：探索与开拓〉]，另外学术官僚化影响了对传统资源的深度挖掘，对墨学政治的忽略与对老子宗教革命的认识不足，是为巨大失误；其二，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败，往民族主义退守的战略溃退（而不是战略转移）在操作上很粗糙，匆忙服下了儒教即儒学政治这副”有毒的健身药”。

就传统学术经典讲，尽管存在着孔墨显学与老子哲学谁先谁后的争议，但是，详细勘研老子哲学的民主政治观念与墨学的民本政治观念之逻辑关系，可以发现：老子哲学的民主性在先，墨子的民本政治在后。

在这个逻辑之下，应当看到：第一，老子哲学的政治道德含义里的民主选举是明确的，而且它是政治墨学”尚同”观念的基础。第二，老子哲学里的谨慎治国原则，是政治墨学的民本政治即财政自律原则的基础。简单地说，即便这个逻辑在因果上恰恰相反，它也能证明中国古代的民本政治是民主政治的衍生品。最保守地说，两者也具有均衡性。

三，用经典印证现实：中国当下政治的症结所在

关于选举民主，老子的《老子》即《道德经》（注：老子著作真正完成时间很长，非《史记》所说立作五千方之状）有明确的说法，第六十六章云：”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从技术细节上说，被选举人要游说即”言下之”，要有道德行为即”身后之”，要给选举人以安全感与利益保证感即”不重”与”不害”。如此，才能赢得高的选票。

墨学政治精细化了老子哲学的政治伦理，在《尚同》中提出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故选天下之贤可立者，立以为天子”，而后再由天子专行政之权，逐级委托，从三公到里长。当然，这个秩序理论很容易被理解为专制主义的道德基础。但是，一旦人们认识到墨学政治的自然秩序论，就更加明白民主政治（特别是选举民主）才是民本政治的保障。其《法仪》篇云：”天必欲使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

自然秩序，是选举民主的政治伦理之基，此乃常识，无须多论。

关于民本政治，即所谓民生问题或更细化为国家的财政自律，老子哲学主张谨慎从政，”治大国，若烹小鲜”。何故也？小鲜不能乱翻–至少是不能胡乱立法，不能随便花钱。如老子第五十七章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再如，第七十五章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的谨慎治国原则是墨学政治的国家财政自律的逻辑起点，在其《节用》上篇里，讲道：”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行为必须以对民众有利（称为”加用”）为道德原则。国家必须严格约束征税与收费行为，即如《节用》中篇里所云：”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勿为。”

之于中国今天的现实，社会之所以处高危状态，其经典性原因就是统治集团治国不谨、自律性太差，经典的解决办法只有选举民主。

人民为什么会在极端的情况下烧政府、砸派出所？根本原因就是立法与司法严重腐败，胡乱出台政策、法规就能敛钱，法律作为公器被各种强势集团私有化为谋利工具。

社会不公程度之于本国历史与国际现实，为什么都是畸高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作为不受约束、财政缺乏自律，即国家以全民进而国有的名义获取的资产利润并不分发给人民。

所以说，比之于古典的民主与民生政治之关系，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选举政治，没有选举政治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财政自律、立法道德，民生（民本）政治也无从谈起。

结语：宗教自由作为民本政治的内涵

放下选举民主与民本政治的关系不论，民生的概念本身仍须探讨。换言之，民本政治不只是给予民众经济自由权力与生活安全保障，而不妨碍他们的心灵自由是更高层次的民生价值。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宗教哲学提供了经典性资源：
先是，老子将”天”的观念升为”道”，给人民理解的自由，避免出现强势宗教控制国家政治，进而将人民的宗教观念一律化的可能；其次，墨学政治完全扬弃孔儒”非其鬼而祭，谄也”宗教权贵化与垄断化，并将宗教因素（天鬼）作为约束统治者行为的一个重大因素来看待。

在这个简单的了解之后，人们也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的生命力端在于民间具有宗教自由的权力，而不是国家规定民间的信仰选项。当然，中国现实的尴尬是：一方面，主体政治精英集团是无神论者的集合，至少表面上如此，难以承接传统的宗教经典；另一方面，将外来宗教佛教再度本土化，奉为实质国教，与本土宗教习惯存在严重冲突。这个内在矛盾决定了国家宗教政策的功利性与混乱性。其实，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2006年10月）起，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就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就出现”亚改良现象”–政治报告只字未提”打击法轮功”问题。在另一端，公权力对公民信仰自由的打击并未停止，换言之，国家势能强行介入公民私人信仰领域的行为还没得到约束。如果中国政治不会产生大倒退，如果民主与民生得到基本的平衡，那么，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家对宗教自由采取的实质态度。如果愿意改良，那么，应当”超越平反”，给被关押的所有宗教政治分子以无条件的自由。

作为民间资深学者，我相信体制内学者关于国家特赦的建议，包含了我的主张，至少两者存在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