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影星成龙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台湾和香港都太自由了，所以变得很混乱，“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成龙是中国少有的几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大牌影星，在中国人眼里，其知名度应该不比去年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感情的美国影星萨朗斯通。
萨朗斯通在去年接受采访时，将5·12四川大地震形容为一起“有趣的事情”，并暗指“四川地震是中国人的因果报应”。这种把一种自然灾难和“中国人”的报应联系起来，不但中国人无法接受，就是外国很多人也不以为然。难怪，被伤害和被侮辱的中国人群情激奋，从宣布抵制莎朗斯通的电影到一些网友声称只要有人出路费人家又给签证的话，自己愿意到美国去轮奸她。
萨朗斯通看看形势不对劲，再不出来道歉，她拍的电影和广告可能就无法进入“中国人”的地盘了，于是出来道歉了，她说：我在受访中的不当言行，对于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我非常难过和抱歉。…… 去年，我的中国之行非常愉快，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智慧、友善与热情……
按说，一个外国女娱乐明星，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胡乱发言，说错了，出来道歉也就算了。她是外国人，除了想赚中国人的钱之外，和我们大概也没有多少关系。外国人在历史上伤害中国人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她道歉后很久，中国人对她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停息，中国人这次真的不高兴了。“中国人”这三个字是不容侮辱的，这三个字现在很强大了、崛起了，当然，你也得记住，这三个子还是挺容易受伤的。
时隔一年，就在5.12地震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又有一个国际大牌明星跳出来说话了，不但提到“中国人”三个字，而且还再一次严重伤害了中国人。这次不同的是说这话的不但是中国人成龙，而且是那个穿上中山装在舞台上声情并茂地唱“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成龙。而且，他好像是被中国人的钱请进来作为中国人的精英来发言的，和人家莎朗斯通远在欧洲人的地盘上攻击中国人完全是两回事。
这次我们该怎么不高兴呢？成龙怎么道歉我们才能高兴呢？总不能说：“对不起，我伤害了你们中国人的感情……”人家成龙也是中国人，还是我们的代表，在博鳌开会呢。再说，他的话已经出口了，如果他现在象莎朗斯通那样道歉，说自己说错话了，中国人其实是“需要自由”，不需要“被管着的”，那就得罪谁了？你以为成龙是傻瓜？他知道该得罪谁，不该得罪谁的！
按我原来的意思，这些明星也就是所谓娱乐明星，他们受到娱乐行业的规则和潜规则支配。娱乐行业的规则是什么？怎么样做能够赚钱，我就怎么样做。潜规则就很多了，例如，谁给我钱，我就为谁载歌载舞，给多了钱，脱衣服上床也可以。
谁给成龙钱？表面上看是中国那些狂热追捧成龙的粉丝们买票看他表演，实际上，成龙大哥心知肚明，如果没有老大哥的照顾，他在中国大陆根本不会那么顺畅。你以为他穿上中山装唱唱“我是中国人”就爱国了？他不是没有看到，港台一些歌星头脑发热唱错了歌，不但无法赚大陆人的钱了，甚至连大陆都进不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五大三粗跑龙套出身的成龙很少在这方面说错话的。
而我很怀疑成龙这次是说错话了，还是一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我理解成龙拍戏比较忙碌，一般也不会关心中国大陆的事情，但他在博鳌的话却几乎是给中国大陆过去一年折腾来折腾去的“中国人”下了结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年中国人在干什么吧？地震不说了，奥运会非常成功，但是以限制了很多中国人（例如北京的流民）为代价的，接着，从深圳那个当官的说中国小民“算个屁”，到北京孙东东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访民应该被强制关起来——管起来，还有河南那个发帖被拘留的王帅以及比他更惨的被关了一年的吴保全等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事儿都涉及到一个主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人，配不配拥有自由！
说真话，我不认为中国政府里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中国人素质太差，不应该有那么多自由。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那些最不喜欢人民有自由的人，也知道什么是历史大趋势，他们宁肯闷声发大财，而不愿意跳出来说这些注定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话的。再想一下，你说了没有问题，但未来的历史课本上会记录下在人类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竟然有一位人民的“父母官”说人民是屁民，不配享受自由，应该被管起来，你想一下，如果你不断子绝孙的话，你的子子孙孙都有可能为你背负这种羞耻的。
这也难怪，有的网友听到成龙的发言后马上留言：他说出了一些人想说却不敢说出来的话。成龙大哥，纵观当今中国，你仍然是一个恬不知耻的勇者啊！
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成龙的话就会发现，他对中国人的侮辱其实一点也不亚于沙龙斯通。萨拉斯通是外国人，信口开河谈什么报应，毫无根据，我们不信，连外国人自己也不信（有报应这种事儿）。可成龙身为中国人，却发出了“中国人应该被管”的话，就不由得你不相信了。
中国人应该被谁管呢？成龙也是中国人，甚至连北京那些正在管中国人的人也是中国人。由中国人管中国人，自然是有问题的，因为既然都是中国人，都是应该被管的。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想起，成龙大哥是在英国人管理下长大，并成为一个明星的。莫非，成龙大哥认为中国人应该被外国人来管？这个伤害真的很深啊，和那些希望美国派兵打进中国的人殊途同归。
我这是较劲，大家别介意。成龙在说话里使用“中国人”是有限定意义的集合名词，也是这些年我回到中国后发现的精英们管用的表达方法，当他们在说“中国人”的时候，其实是指一般的屁民，草根，和那些糊里糊涂买票去看成龙爱国影片并被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小民们。成龙和中国很多精英们在使用“中国人”的时候，往往是不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例如我们的发言人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中国人素质低”——你看，这个中国人绝对不包括穿着纳税人的钱制作的昂贵西服的发言人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再如，“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这个“中国人”也是不包括说话者自己的。
同样的道理，终于从跑龙套出落成一个大牌娱乐明星的成龙说中国人需要被管的时候，他绝对没有把自己放在“中国人”这个范畴里，否则就太不符合说话的逻辑了。否则成龙就应该这样说话，在被记者追问的时候，就应该说：不好意思啦，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自由不是一个好东西，不配享受自由，所以，我就不能自由发言了。我需要被管啊……
当然，从我为人的标准出发，写这么多文字去议论一个娱乐明星，很有点让我不安。毕竟，如果我们把他当娱乐明星的话，也就不必计较了。当然他也应该有所收敛，对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最好少发言。但这样说，又让我自相矛盾了。我主张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中国人和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喜欢别墅，喜欢钱，也喜欢自由和民主。可如果我持这种主张的话，我就没有权力对人家成龙大哥说，请你闭嘴，或者请你少说点。
说到底，我们的社会也有问题，就是在对待这些娱乐明星上。研究政治的，以写作为主的，或者那些想为“中国人”说点公道话的人往往被禁止，变成了敏感人物，于是那些明星就成了“中国人”的代言人。这个现象在当今欧美国家是很少的。而且，就我所知道，国际会议很多，但还就是我们中国人搞的唯一一个基地在中国的博鳌会议弄出了国家元首和各界精英欢聚一堂的中国特色的会议。我可不可以弱弱地问一句，博鳌会议邀请各界明星与会的费用由谁买单？不会是成龙认为需要被管起来的“中国人”吧？
作为娱乐明星，成龙拍的电影大家喜欢，非常好，成龙也做了一些慈善活动，也值得表扬。但前几年我知道国内因为成龙的名气大，就让他到处做道德楷模代表，上电视，教育年轻人，我就有些怀疑了。因为那几年正是我们成龙的二奶在上海名正言顺生下了一个“小龙女” 的时候，也是他和香港有黑社会背景并一直控制娱乐界的杨XX称兄道弟的时候。婚外情很普遍，但生下一个女儿放在上海，为了自己的所谓的形象继续充当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那就不但破坏了中国人的道德（二奶）也破坏了外国人道德（敢造敢当）。而且，谁都知道，香港的乱和黑社会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成龙却和娱乐界的黑社会大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我们这些不长眼的“中国人”偏偏犯贱，就请这样一个“道德楷模”来教育我们“中国人”，你说，心知肚明的成龙心里怎么想？他能看得起你们这些“中国人”吗？
写到后来我突发奇想，莫非成龙说的不但是真心话，而且也没有什么错？我们这些被成龙一个“我是中国人”就弄得热泪盈眶，把一个用中国标准可以说是“道德败坏”的成龙请来做中国人的楷模的中国人，还期盼人家成龙能够看得起你？你还期盼人家成龙给你自由？你配享受自由吗？
莫非我们确实是需要被管住的？看起来，成龙不用道歉了，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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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G 2009-4-21
我轻轻敲打着地壳
以倾听那历史的回音
是什么在咽气啊
是五千年最后一口的心动
青春的骄傲哪里去了
眸子里到处是媚俗的浮尘和昏厥
政客的真理就是娼妓的广告词
在烟波处涂抹着口红
而你 被活埋的落茵
却灿烂得一如云霓
伟大者自叹渺小
渺小者自称伟大
黄河长江从你的眉头流过
你微笑着象一树重重叠叠遮不断的山柳
百种清愁千注雨凉万株旖旎啊
卷尽浮云空忆如簧语
如果地球板块重新组合
期望不要再惊动你的安谧
即便冰川期半夜来临
你的温馨是我们永远的佳气氤氲
耀眼的云黛烟鬓只供愁
邦国绣筵花绕登高一望春夏杳
千年盼一君是最大的悲哀
古往今来的飞云缥缈依旧
自由的四大要素之一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应该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自由需求。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整日在惶惑不安中度日，那么这个人还能再做什么事情？就算做了，也做不好。心态决定着一切。再者，长期因为恐惧，人就会下意识地让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事物。《装在套子里的人》绝不是契科夫凭空杜撰的，虽然这是一个很可悲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长此以往，我们也会成为自觉的”活在套子里的人”。而卡夫卡的小说《地洞》里的我，那种心惊胆战极度恐惧的处境，即使在现实社会中，还是会让我们时时看到那个”我”的影子。
也许我应该庆幸，虽然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我依然没有让恐惧全部占据我的内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什么让某些人不高兴的话，那我的理直气壮就在于，我说的全部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实，假如有一天，我恐惧得连事实也不敢说出来，那么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
这样的想法让我淡定下来，并渐渐地学会在淡定中适应着飘萍般的生存状态。
但是，就在前几天，在接女儿下晚自习的路上，女儿对我说的一段话再次让我的心颤抖起来：”今天老师让我放学后到办公室去一趟，我吓得连课都听不进去，担心又不让我上学了。后来是虚惊一场，老师表扬我最近的进步很大，认为我很有潜力，决定把我当作种子选手一样培养。”女儿不经意的叙述，让我泪流满面。
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女儿18年的成长岁月里，恐惧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她的生命中：搬家的恐惧、失学的恐惧、警察骚扰的恐惧、同学欺辱的恐惧、还有就是――妈妈会不会也向爸爸一样坐牢的恐惧！
女儿如此，我又何尝不是天天、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
昨天接到一位海外朋友的电话，电话刚一接通对方竟然声音哽咽：”没想到真的打通了，打过无数次的电话，怎么都无法与你通话啊，夜里就常常睡不着觉，担心你也出事了。”
“别担心，我又没有做什么，会出什么事？就是电话及电脑经常莫名其妙地出问题。”
我的泰然让朋友有些激动：”什么叫没做什么？在大陆你难道不知道吗，谁管你做没做什么？”
是啊，虽然我确实并没有做什么，但是难道我就真的没有恐惧和害怕吗？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家里的摆设和我离开时不太一样：电脑显示屏本来是关着的，回家时却发现它开着；经常看的书本来放在床角落，回家时它却改变了位置；新置办的打印机里的墨盒竟然没了踪影；更不要说房门被用胶水灌住、工作没有理由地丢失，这些还不包括警察及不明身份人的问讯、恐吓及威胁。自从和秦永敏结婚至今，我每时每刻都会有这样的顾虑：明天我会不会又失去工作？明天我会不会又被迫搬家？明天女儿会不会又失学？明天警察会不会又找上门来？
由于和秦永敏结婚后的几年中，我们出门时经常有人或明或暗地跟踪，以至于我出门走路时都习惯了四外张望，二十年了都改不掉这个习惯，尽管有时候还故意地昂首挺胸。
的确，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刘晓波博士仅仅因为签署了《零八宪章》，至今仍被关押；黄琦先生仅仅因为为弱势群体维权，就”涉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查建国先生、高洪明先生仅仅因为发表一些言论，就被传讯、抄家；孙文广教授仅仅因为在清明节悼念前国家总书记赵紫阳就被打断三根肋骨（后来确定是打断四根肋骨）；大批的百姓被抢走了房子、土地，无处申诉而无奈上访，就被恐吓、殴打、关押……而秦永敏，就为了追求那免于恐惧的自由，就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不再生活在恐惧的环境中，付出了22年的生命代价。不知有多少人都曾听到过《窃听风暴》里那句熟悉的话：”你若胆敢对外透露一个字，就别想再见到你的家人”！
记得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做客，他的家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了阳光，白天都需要开灯。我问其原由，他告诉我，这也是习惯了。原来他的家门口，长年24小时有一辆警车，据说警车内有超声波之类的高科技设备，屋里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尽收眼底，挂多厚的窗帘都无济于事。于是这位朋友，就每天都把一盆又一盆的水泼在窗帘上，以此挡住超声波对人体的伤害，因为当时他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他担心超声波会对女儿的生长发育造成不良后果。这听起来有点令人毛骨悚然般地新鲜，但我的朋友就这样生活了好几年。
我的另一位朋友也是同样地在白天挂上厚厚的窗帘，当有一次我去做客，决然地打开窗帘想让房间透透空气时，果然在对面的楼下，有一辆警车，还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来回走动，在我打开窗帘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那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朝窗口望过来。
还有就是每一次朋友们兴高采烈的聚会前，都会担心又见不成面，不是因为聚会的人敏感，就是聚会的日期敏感，谁也弄不清国家机器们是如何界定这所谓的”敏感”的。
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活着。经常地，会接到彼此间这样的询问：知道XX的消息吗？XX不会也出事了吧？怎么这两天都没有你的消息？还好吗？有什么麻烦吗？
在这个专制的国家机器面前，我们，更会经常地收到这样的信息：XX又失踪了！XX又被逮捕了！XX又被判刑了！
当我在2008年初春看完堪称经典的《窃听风暴》后，恍惚间仿佛正在延续着自己的生活。影片叙述的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东柏林，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秘密警察们令人发指的疯狂窃听行为，这种大规模的窃听行为导致了无辜民众被迫害。我知道，这一切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窃听风暴》里别人的生活！就像一位警察曾经警告过我的那样：我们对你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
尽管中国政府早在1997年就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于2001年得到了全国人大的批准认可，可是我们，却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平等的工作权、社会保障权、教育权、基本生活标准的权利等等；尽管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我们，却从来都不敢奢望：可以有自由的生命权，可以有禁止任意干涉公民隐私、家庭和通信的自由，可以有免于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自由，可以有免于奴役和强迫的自由，可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
为了争取这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刘晓波博士被关押、《08宪章》横空出世、签署人屡遭传唤威胁之际，一个80后的小女子毅然决定走上街头，宣扬《08宪章》的理念，这不能不令人倍受鼓舞，也让人抛弃掉暂时的恐惧，向威权发声，只为了那个渴望已久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生活！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倡导执政党和政府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作为公民本应该就享有的这些权利，对于我们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一个代表着国家的政权，整天把公民视为敌人，让公民整天生活在恐惧中，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要受到质疑。倘若一个政权，就因为公民说了真话、要求有知情权，要求公民本该享有的权利，而遭受着大肆的监禁、拘捕，动辄”危害了国家安全”，那么我们不由得会这样想：这个政权已然不是民众的政权。
对英国历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知道，发生在距今360年前的对于查理一世的审判是一起意义重大的事件；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慷慨赴死的一幕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大场面之一。但对这场审判中的关键人物，起草了起诉书并且在法庭上对查理一世进行指控的副总检察长约翰·库克，人们却所知甚少，例如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我手边的是英文第15版）居然没有收入他的词条。某些历史书里即便有所涉及，也只是标签化甚至妖魔化。这种情况引起了英王室法律顾问、国际著名人权律师杰弗里·罗伯逊的忧虑，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对于某个人的评价，而且关乎重大史实的真实面目以及宪政和法治的一些基本原理的理解。
那是英国历史上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篇章，也是英国近代宪政体制得以形成的关键时刻。国内各种势力风起云涌，最终导致内战烽火燃烧，不可一世的查理一世沦为胜利者的阶下囚。库克出身贫贱，不过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法律界的显要人物，各种不同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他终于成就了一个法律人难以梦想的一份大事业——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次著名的审判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说法看出，据说那些法官们在判决书上签完名字后很快就被自己的所作所为惊呆了。
当一般历史学家从政治的角度解释这场审判的起因、过程以及后果的时候，罗伯逊用他那极其细密的笔触对整个事件给出了法律角度的描述和分析。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曾经追问何以没有人写出法律史，他从学术训练的角度分析，认为是法学教育与历史学教育的差异所致：“法律家所需求者乃是权威，于是最新最好；历史家需求者乃证据，于是越旧越好。”由于过分关注历史与眼下案件之间的关联，于是法律人所呈现的历史就会发生扭曲，但是历史学家由于缺乏法律的训练，所揭示的事实又失去了法律的意义。所幸的是，作为一位具有崇高声望的人权法和国际法专家，罗伯逊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细节化的事实，而且对那些细节中所蕴含的法律含义做出了深入的解读。这是我们在阅读其他历史书所难以获得的收益。
不妨举一些我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强烈的例子。从本书里，读者可以看出，早在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发生之前，一些法律人一直在寻求对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论证，这种论证的指向明显地朝向用法律限制国王的权力。罗伯逊追溯了17世纪初爱德华·柯克爵士（SirEdwardCoke，1552－1634）对于法律高于王权的论证以及身体力行的抗争。不过，柯克与詹姆斯一世之争涉及到的是国王是否有足够的合法性审判案件，而库克与查理一世之争却是国王是否可以在他的王国里成为一个适格的刑事被告。审判的前前后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虽然坐在被告席上，但是，查理·斯图亚特仍然是国王，那些坐在法官席上的人们也如此称呼他。国王本人在法庭上更是公然对于法庭的管辖权提出质疑：
记住，我是你们的国王，是法定的国王。仔细想想，你们企图审判国王，这是多么大的罪恶啊，记住上帝才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审判官，我说你们在犯下更大的罪之前真该仔细想想……况且，我的权力是上帝所托付的，这是古老的合法的世袭权力，我绝不会违背这项托付的。我也不会为了答复一项新的非法权力而违背我的托付所以你们要先告诉我你们权力的来源，否则我无可奉告。
实际上，依据下议院1649年1月6日所通过法律而设置的法庭是否有权审判国王的法理基础有着显而易见的软肋。这项立法在被上议院推迟之后，由经过清洗之后的下议院变换策略将“Ordinance”变为“Act”而绕着弯通过。此种做法当然受到了一些质疑，以至于克伦威尔及其拥护者不得不想方设法为这样的立法程序寻找依据。代议制政府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得以揭示，那就是由于下议院成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因而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下议院的立法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的同意或协助。如罗伯逊所说，这一宣告乃是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构明确提出的民主原则。
在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上，库克以及布兰德肖法官在本案中都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学说。例如，布兰德肖在法庭上向查理一世宣示：
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是为保证好好履约。同时，先生，这一约定当然是相互的，你是他们忠实的君主，他们也是你忠实的国民……这就好像一条纽带，纽带的一头是君主对国民应尽的保护义务，另一头是国民对君主应尽的服从义务。先生，一旦这条纽带被切断，那么只能说，别了，君主统治！
这一段论述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要义，布兰德肖法官提出这一学说比洛克和卢梭提早好几十年。阅读到这里，我不免想起孟子好像也提出过类似的学说：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 ‘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很明显，按照孟子的说法，像桀和纣那样的暴君已经变为“残贼之人”而不再是君主，反抗甚至诛杀他们就是值得赞赏的正义行为。这么早就萌芽的社会契约论没有在我们这里茁壮成长、发扬光大，却是一件值得注意和反思的事情。也许我们需要从本书所显示的宗教的力量和已经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法律职业群体去体味其间的原因。库克在论证君主与人民之间关系时强调了普通法对于受托统治国家的君主所施加的限制。如果可以在法律上确认君主侵害了国民的权利，常设议会就成为提供救济的正当途径。不仅如此，库克进一步确立了人民对于政体模式的选择权力。即便是在君主没有侵犯国民权利的情况下，人民也可以选择摆脱君主制，因为那样的政府既缺乏理性，也不为上帝所乐见。除了管辖权以及王权与法律之间关系外，法庭面对着的另一个难题是，假如被告拒绝承认法庭的合法性，因而在审判过程中对控诉本身不作任何有罪或无罪的有效答辩，就像查理一世在法庭中所表现的那样，法庭是否可以依照“本国众所周知的法律规则……视其为‘如同承认’”。在审判中，国王没有聘请律师——本来如果国王承认法庭合法并希望作无罪答辩，杰出的法学家和律师马修·黑尔（Matthew Hale）是准备出庭为国王辩护的，同时国王本人也没有作出有效答辩，致使一场也许会精彩纷呈的法律论辩没有发生。最终法庭不得不直接作出了有罪判决并宣布“应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为了说服公众，库克将他原计划在法庭上发表的公诉意见以书的形式出版，当然，这个小册子也成为王政复辟后判决库克死刑的一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给查理一世确定怎样的罪名也是当年颇费周章的法律事项。我们知道，最后法庭判决所确定的是“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库克如何论证君主的独裁行为与暴政之间的关联，在国内以及国际间的战争中所发生的杀戮行为，君主是否应当承担作为指挥官的责任，是否构成“暴政”的罪名？如果对于叛国罪的定义是背叛国王，那么国王本人又如何可以自己背叛自己，成为叛国罪的主体？库克旁征博引，援用上帝律法、普通法、自然法以及国际公法等进行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即便在今天还是具有重大的启迪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在这次审判以及1660年对于库克等人的审判中，还有一些富于法律意义的事项和观点值得点出。在审判查理一世之前，国王的法律宠臣布里奇曼曾经以《大宪章》中“同侪审判”的规则要求组成一个不可能有的陪审团进行审判，被库克以鲜明的态度拒绝。刑事被告的诉讼权利逐渐得到关注，对抗制诉讼模式在刑事程序中开始出现。审判过程中对公开原则的恪守也令人感慨，即便审判的是国王，也要公开地进行。库克对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阐述，诸如律师不应以商人的方式招徕顾客，律师、医生以及神职人员不宜过分富有，律师应为因自己过错而导致客户之损失承担责任，律师要劝导委托人慎待诉讼，法官与律师之间应当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关系从而避免出现某些受法庭宠爱的律师，律师应当给贫穷者提供法律援助，不得以律师为“坏人”辩护而将其与被告混为一谈，律师也不应为法庭的判决结果负责，所有这些都在后世获得了响亮的回声。
通读全书，作者所体现出的公正无私的立场和在字里行间对历史细节的精确把握和专业精神都令人印象深刻。著名历史学家巴拉科夫在评价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时说：“在这个历史学家倾向于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来做研究的时代，本书实为巨著。”不过，望远镜也不能取代显微镜；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需要把两者交替使用。罗伯逊先生显然更多地用显微镜观察历史，尤其是法律的显微镜，这使得本书具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此，我们要向作者致敬，也要向年轻的译者表达谢意，这不是一部容易翻译的著作。
2月底3月初，无锡市政府强拆了1700多个报刊亭及售货亭。强拆之后，无锡市迎来了世界佛教论坛。可是，新华社记者在3月28日发布无锡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稿子，却明显发布不实信息。一篇名为《十一世班禅英文演讲引起与会各方关注》的报道，2009年03月28日15:38发布在新华网上，电文抬头是“新华网北京3月28日电(记者桂涛 李建敏 李灿) ”，整篇报道却没有提该新闻的发布地在无锡，十一世班禅本人当时在无锡，佛教论坛也是无锡举办，却把电文抬头写成“北京”，明显是不实信息。另外新华社记者顾瑞珍、王骏勇在无锡发表一篇贾庆林3月28日在无锡调研应对金融危机办法的报道，丝毫不提贾庆林来无锡主要是参加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的消息，故意隐藏真实内容，误导公众。
据3月28日《无锡日报》报道，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无锡和台北举行。3月28日至4月1日，将有来自世界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近50个国家的1700多位高僧大德、著名佛教学者、政要和社会各界人士出席论坛。论坛主题是“和谐世界，众缘和合”。该报道称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3月27日在北京参加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座谈会后就已赶到无锡，可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却误导读者班禅在北京出席世界佛教论坛活动，以为世界佛教论坛就在北京举办。
新华网北京3月28日电 (记者桂涛 李建敏 李灿) 的报道称：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3月28日在刚刚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大会发言中“出人意料”地使用英语进行演讲，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兴趣与关注。无锡祥符寺方丈无相大和尚表示对班禅流利的英语发言感到“意外而欣喜”。在3月27日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座谈会上，十一世班禅用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和藏语作了发言，28日上午，他又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演讲。
新华社的报道常常颠三倒四，信息来源也多不准确，缺失国际大型通讯社报道真相的基本职责，所谓新华社着力打造中国的CNN，其实是自我膨胀，自抬身价，其经常发布不实报道的形象已“誉满全球”，境外主流媒体极少转载新华社发布的突发事件及政治敏感新闻。新华社记者的本身形象就不佳，“有偿新闻”和“金元宝新闻”频频传出。曾参与中国环境记协人员私自组团到湖南攸县采访煤矿污染报道的新华社记者吴晶晶，由新华社国内部政文采访室指派前去参加报道，以致后来发生了数家中央媒体派记者参与组团采访的事件。记者吴晶晶回到北京后立即将采访情况作了汇报，并将收到的800元劳务费和100元打的费按照新华社相关规定上交国内部办公室。后来经新华社调查，该记者此次采访，新华社没有支付一分钱，所花用的全部差旅费2500元、劳务费800元和打的费100元共计3400元，都来自邀请单位的接待费用，包括红包。这样的采访还有什么公正和客观可言。
据悉，中宣部近期推进中国新一轮的新闻改革，为塑造中国的国际新形象，中国政府将耗费450亿人民币，打造强势的新闻媒体――中国的CNN，具体说来是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进行“新闻重组”，向国内外推出一种类似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或者美国的CNN新闻频道模式的电视新闻台，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播出，负责这项光荣使命的不是人们熟悉的中央电视台，而是世界主要通讯社的新华社。2009年，新华社的海外分社将扩大，由目前的100多个扩大到180多个。新华社的新闻资源将大大扩充；计划创立一个以亚洲为基础的能够实现24小时滚动播出的电视频道，用英语等语言向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播出等等。
从目前的新华社新闻报道运作规律及新闻价值观念上看，其基本上是与CNN格格不入的，而CNN在世界媒体的表现还是很成功的，完全是一套西方国家的报道手法，追求真实、公正、平衡和自律的新闻原则。可新华社的报道，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贯做法”是新闻宣传化，宣传则突出领导第一、政治永远正确。看看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的网站，会议新闻和领导新闻在先，按领导的官位大小进行“排队”，官位高的领导人的新闻在先，而官位低的领导人的新闻在后等，这样的报道不是新闻，而是宣传，所以新闻报道无所无真假，只求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新华社投入10000亿美元，也打造不出一个真正追求真实、公正、自由和自律等新闻价值观念的“中国的CNN”。
最近读到一则消息，台湾行政院长刘兆玄决定推动正体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正体字，就是大陆说的繁体字。记得当年初到海外，常听一些大陆留学生抱怨读不懂海外的中文出版物，因为上面是繁体字，很多字不认识。好在我比一般留学生大几岁，上小学一二年级时还没推行简化字，所以对繁体字都还认得。
上面那则消息还提到，当刘兆玄还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一次到大陆一家博物馆参观，能把古代文物上镌刻的汉字一字一句都念出来，让旁边的西方游客大惊：老天！那不是两三千年前的文字吗？怎么现在还有人认得？刘兆玄解释道：“这就是台湾长期坚持正体字的重要性了，因为这样的文化底蕴使得台湾社会保存下了几千年前的活化石。”
在海外华人圈中，对“一国两字”的争论一直没停止过。去年，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出版了旅德学者彭小明的专论《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很值得向大家、尤其是大陆的朋友介绍。
彭小明，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旅居德国。彭小明写这本书，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实在和他自己的经历与多年的思考分不开。和我一样，彭小明上小学时也学过几天繁体字，后来一推广简化字就只学简化字了。文革爆发，破四旧，闹书荒，酷爱读书的彭小明到处找书看，居然找到不少中外名著，但大都是繁体字，这就逼着彭小明去熟悉繁体字。另外，彭小明有时要代母亲给海外的亲戚写信，怕对方不认识简化字，所以他也写繁体字。这就对繁体字更熟悉了。来到海外后，彭小明编辑过中文刊物，从事过中文教学，他的读者、作者、学生、家长，既有大陆背景的，也有港台背景的。彭小明本人既使用过简体字的教材和排版，也使用过繁体字的教材和排版。这就促使他对两种字体的长短利弊进行了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彭小明本是好学深思之人，他所拥有的特殊经历又给了他丰富的经验证据和多种思考角度，所以他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低估。
《汉字简化得不偿失》一书共分14章，书后两则附录。一开篇，作者就指出汉字简化问题上的一个百年误区，一个根深蒂固的想当然，那就是以为“简化字不仅写起来简单，而且容易记得住”。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学字认字，是把一个字当作一个整体去学去认的，多几笔少几笔并没有什么影响。更重要的是，古人造字有讲究，例如遍旁部首，形声、表意、象形，等等。这就有助于我们学习、辨认和记忆。简化字却常常把这些都给简化掉了，所以反而有可能会增加学习、辨认和记忆的难度。台湾香港都没有推行过简化字，那里的文盲率要比大陆低得多。这至少说明繁体字不是扫盲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由于大陆对外开放，和台湾、香港的交流日益频繁，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复兴，包括书法艺术的复兴，再加上广告招牌的流行，繁体字在大陆也死灰复燃。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与此同时，有些港台人在手写时也用起了简化字。彭小明对汉字简化的得失做了很详细的论证。他的主张是：“识繁用简，恢复官方正体，简化字降格为书写体。”应该说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著名作家章诒和为彭小明这本书写了序。当年中共为推行简化字，曾经问过章诒和父亲母亲的意见，章的父母都不以为然。但是中共并未尊重他们以及当时很多专家的不同意见，反过来还把一些不赞成简化字的人打成右派。这段沉重的历史，我们也不应该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