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火:退出“自由文化运动”的声明

自由圣火网站常“以中国文化复兴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等堂皇香艳的口号自诩,但近年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该网站并非真正为“自由”或“文化”提供精神食粮的园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满足袁红冰先生一己之私、玩着自我吹捧抑或诋毁异己的文字游戏罢了。不但于“复兴”几无任何建设性意义可言,而且也无多少文学色彩可鉴。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以来,袁红冰先生出于难以告人的、对《零八宪章》问世前后所引起的新闻冲击波的妒忌心理,以及明显为了取媚某功和某“政府”,利用投其所好的几名铁杆抢手,竭力矮化,甚至丑化《零八宪章》及其主要签署人,由此而促使我对袁大“议长”所剩无几的最后一点希望顷刻化无。

在自由圣火的网站上,只要是诋毁《零八宪章》或他认定是诋毁私敌的稿件,一定备受青睐;而肯定宪章的文稿必遭其退阻。这种以其个人的私人狭隘取向,一面高唱着复兴所谓“自由文化”的激昂之歌,一面却干着悖逆自由本义的勾当,乃是对自由的极端无知和严重亵渎。

鉴于袁红冰先生的所谓“自由圣火运动”只是一种彻头彻尾满足于他自己攻击异己、抹黑自由、挑拨造谣的小圈子运动,也鉴于袁红冰先生的“雄厚”资金原来只不过是来源于一个潜逃澳洲的中共大贪官施舍的那笔可观赃款这一公开的秘密,更鉴于袁红冰先生在“六四”以后竟摇身一变混迹共党官场且春风得意的“良好”名声,经慎重考虑,为避免日后受到该游戏运动所带来的写作干扰以及对自由真谛的伤害,本人公开声明:自即日起,退出这个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袁式“文化运动”。今后也不再参与袁红冰先生苦心经营的任何相关活动,并敦促其从该“运动”的名单中从速删除本人的名字。

特此声明

声明人:自由写作者——野火

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

刘逸明:“两会”后的紧张气氛再现中共当局恐慌

新加坡《海峡时报》资深新闻工作者程翔在近日出席一个研讨会时,曾呼吁中共当局趁建国60周年及“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特赦政治犯,但身在大陆的异见人士反而普遍感觉当局正加大对他们的打击力度。

就在程翔发出呼吁的同一天,原定于在3月20日赴港参加会议的几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被警方阻止,其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的副秘书长蒋亶文、会员昝爱宗以及野渡。尤其是浙江作家昝爱宗,他是在顺利通过边检之后又被押回,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此前的2007年2月,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原本准备参加此次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绝大多数都被阻止赴港。2008年5月,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而理事赵达功则在深圳被边检人员阻止出境。可见,异见人士被阻止出境的事件绝非如当局所宣称的“个别事件”。

《零八宪章》虽然已经发布了3个多月时间,但当局对签署者的打压并未停止。原北大教授贺卫方原本准备到浙江大学任教,但最终却被当局流放到偏远的新疆石河子大学执教。贺卫方教授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之一,他在“六四”20周年之前被流放可以说是当局精心布置的结果。而另一名《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吴祚来先生,则在近日被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免去了《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职务,并撤销了他的副处级待遇。据悉,这一处理主要是因为吴祚来先生参与了《零八宪章》的签名以及他在网络上发表了若干批评时政的文章,被认为犯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前“六四”戒严部队军人张世军因发表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谴责“六四”大屠杀的暴行而在3月20日被官方软禁,至今仍未获得自由,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被隔离,并被监视居住。网络虚拟组织公民监政会的召集人郭永丰在“两会”期间被深圳警方关押,他虽然在“两会”后获释,但该组织的其它地区成员却继续遭警方骚扰,湖南成员李卓熹于近日被警告不得离开长沙,而另两名成员李朝勋及孙福全则下落不明。诸如此类的事件应该还有不少,只是无法全部公之于众让我们知晓而已。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前夕,正值中国的“两会”召开,“两会”是各级中国官员眼中的盛会,却也是高度慎防群体事件突发的敏感时期。“两会”期间所呈现的中国社会景象在官方媒体和海外媒体的报导中,可谓南辕北辙、冰火两重天:一边是不绝于耳的歌功颂德之声,一边却是民不聊生的悲惨现实。大批在“两会”期间上访而遭到非法拘押等非人道待遇而经由海外媒体报导的访民相信只是恒河沙数、冰山一角。

“两会”年年开,但在轰轰烈烈中人们却看不到新意,有心恋栈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已经连续两年未在“两会”上亮相,而“六四”刽子手李鹏则几乎已经完全销声敛迹。在胡温执政的新时代,诱人的口号依然是接二连三,但偌大一个中国却依然是问题多多,和颜悦色的胡温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的社会走向,反而让人感觉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正步入政治的死胡同。

原以为“两会”之后的政治气氛会有所缓和,但如今仍然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所以如此,和各种政治敏感日期在这一年汇聚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六四”20周年,更是让中共当局如临大敌,他们十分担忧社会不稳定因素会假纪念之名而行。中共当局一直拒绝为“六四”重新定性,拒绝向死难者家属和民众道歉,这背后隐藏着他们对失去权力的恐慌。曾被中央电视台称之为“六四黑手”的刘晓波先生早在2008年底就被北京警方非法关押,抓捕他不仅仅因为他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而且还因为他与“六四”的特殊关系。

《零八宪章》发起者之一刘晓波先生在2008年底被捕之后,近日与妻子刘霞第二次会面。刘晓波固然因为被拘留而行动不自由,但事实上,在刘晓波被警方带走前,同样行动受到许多限制。近几年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召开的会议,刘晓波先生从来没想过要参加,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无法拿到出境证件,因此,许多关心中国大陆情况的学者及新闻媒体只能通过其它方式与他交流。

《零八宪章》的横空出世向外界传递着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明显信号,针对知识分子的这一行动,中共当局表现得异常过敏,不仅仅提前抓捕了刘晓波和张祖桦两位参与签署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对签署者进行传讯。虽然当局的动作颇大,但至今未能对《零八宪章》进行公开定性,也没有扩大抓捕范围,只是,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几大高官均以讲话或者撰文方式对《零八宪章》进行了间接回应。

对异见人士的监控力度较往年加强其实是很多人意料之中的事情,虽然很多海内外学者都呼吁中共当局特赦政治犯,但可以预计的是,2009年的政治气氛会更不和谐,当局将会抓捕更多的异见人士和民主人士。面对经济困境,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会用经济手段从容应对,但中共当局却需要用政治手段去解决。在中国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的今天,社会矛盾还将日益突出,即使中共当局会在打压异见人士、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方面变本加厉,但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努力地为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做更多的工作,就如同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一样前赴后继。

廖亦武:大地震记事(34)

2008年7月18日,晴,暴热

下午3点,我们降临最低的山嘴,北川城近在咫尺,如遭开膛破肚的孕妇,血淋淋地仰躺在凹地。两弯清清的河流滑过她的头部、肩部和臀部,朝远方延伸。毒辣的阳光下,那种鱼鳞般的闪烁,刺花了我们的眼睛。车还未停稳,我就开门跳了,惹起小金一阵愤怒的谴责。与绝大多数游客一样,咔嚓是免不了的,我却不慎打滑,连滚带爬,屁股险些坐在10多米以下的坟头。一番惊悸,我急忙念声”阿弥佗佛”,算给被打搅的逝者道个歉。

如果没有漫山遍野、将整个北川城圈起来的的铁丝网,我几分钟就到底了。没办法,只得扶着约3米高的顶端带卷的网,摆开架势,让大毛和小金再度咔嚓。

返回时,小金捡到一块画着骷髅头的红色警示牌,上写”特别管制,严禁入内”.我接过来,将它夹在路边一棵树叉间,让过往行人都能看见。在警示牌顶端,还挂着4顶小红帽,帽沿留有”浙江理工大学”的字样,勾起人们对志愿者的无限遐想。

继续搜索,迟钝的老卢又在地沟里发现一塑料袋枯萎的苹果,一叠埋伏着纸钱的黑灰。于是叫喊起来。一会儿,同一棵树,除了枝叶,就结满警示牌、小红帽和苹果,成为北川废墟前的一道风景,吸引不少人留影。

而另一道不为人注意的风景,是土坎上的白发老人,花花绿绿的破衣,一脸慈祥的笑。她朝我们招手。小金跑去给了一把零钱,她却推辞,并说她只对小金手中的空饮料瓶感兴趣。

归途极其沉闷,直到过了安县,又一次临近黄土坡救助站。我坚持要重访这赫赫有名的灾民大本营,大毛虽嘟哝”感觉不是太妙”,可还是拗不过。

穿插若干抗震救灾的大红横幅,我们左拐进门,遭遇了两次盘查,车子才勉强停稳。趁大毛亮出各种官方证件、与警察勉力周旋之际,我和小金抽个空子,钻入一望无际的地震难民营。帐篷甬道酷热无比,我们如耗子,支着耳朵,仓皇窜动。我偷偷摸摸地咔嚓,由于手抖,好多都成了鬼影绰绰的废片。特别是七、八个娃娃躺在帐篷底的那张,猛一认,别人还以为是胎宫透视图。

小金终于认准一白衣大婶,仓促搭话,双方感觉气场对路。小金硬塞100元钱,大婶再三推辞,哭了。接着,两女人手把手进帐篷,在挂蚊帐的床铺前落座。而我在门口把了一阵风,才将汗如雨下的龟头缩进这漏光的蒸笼。我边做记录,边不断给访谈双方煽风,不知不觉,自己的衣裤却全湿掉。

小金:我们的能力有限,帮不了你多少。

罗克书:哎呀,不好意思。地震几十天了,人还没还阳,想的和说的达不成一致。比如昨天,遇见隔壁地震棚的灾民,明明要打招呼,可喊出来却是我孙女的名字。

小金:你孙女?

罗克书:叫王思琪,只有两岁半,乖得很啦。电视里演啥子,她瞪着大眼睛,看一遍就会了,唱歌跳舞,还讲故事。邻居都说,这个小人精,长大可不得了,要么做明星,要么做记者。

小金:对对。老威两岁半时,就一傻子,不会说话,不会走路。

罗克书:地震那天上午,我正牵着思琪在逛街,太阳跟今天一样,辣乎乎的。平时蹦蹦跳跳的思琪,像脑壳耷拉的瘟鸡,眼睛一睁一闭的。我将她抱起来,我说娃娃你咋个啦?是不是感冒了?婆婆回家给你找药吃。她说婆婆我饿了,不吃药。我说才11点过,哪有这么早就吃。她说我真的饿了,我要吃面面。我说好嘛。就回到家,急急忙忙弄饭。吃完后时间还早,我说乖乖哦,我们在水边守鸭鸭,免得黑狗跑来欺负它们,好不好?小鸭鸭,扁嘴壳,唧唧叫,跟你差不多。可是没守多久,思琪就哇哇哭,莫名其妙。我说乖乖,你有点不对头嘛。她却说讨厌鸭鸭,不看不看。要回房间,开电视。我只得陪她进门,开了电视,可趴在沙发上才看几分钟,她就困了。我把她抱上床。这娃娃只睡自己的床,自己的那个位置,蜷着的姿势,也永远不变。

小金:有些小娃娃跟小动物一样,生理感应超强。

罗克书:我继续看电视,直到两点多。娃娃都吃耍耍饭,我担心她醒了又饿,就盘算着再弄点。我们家的厨房在上头,离住房有几十米。我拢厨房点火烧饭,又趁机跑地里,想扯两颗蒜,炒茄子。刚刚蹲下使劲儿,地震了。

小金:太巧了。

罗克书:呵呵呵,轰轰轰,两种怪声音,接着大地又颠又晃,我想站,却一屁股坐下。嗬哟,四面都在垮,山峰跟柴火一样,劈开了,卷起一股黑烟子,转眼就把北川城吞掉。太阳也没得了,我在敞地里,也像火车过隧洞,两眼抹黑。以前,北川地震过,但哪有这么凶险哦。

小金:所以你当时就明白?

罗克书:对对。三四秒钟,我就硬爬起来,朝家里跑。自己死算个啥,娃娃出事不得了。才冲出10来米,地下一簸,我就摔了个仰八叉。就势打滚,再爬起来跑,再翻个跟斗。没路了,原先好端端的路,裂口了。我如皮球一般,滚呀滚呀,滚拢自家门口,进不去了。整条街,房子倒得稀里哗啦,我们家两层楼,当时还没全倒,像演电影,在跟前晃了好几下,才轰地塌掉。

无论如何我不死心。娃娃睡在2楼。我拼命地喊。糊里糊涂的,感觉地震停了,感觉又没完全停,就不管那么多。我踩着残砖烂瓦,爬上去,双手扒,10个指头都血糊糊,还不晓得痛。我弄开一个洞,埋起眼睛看,黑咕隆咚的。又回头寻了根木棒棒,伸进去杵。我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终于刨开盖在皮面的砖瓦,瞅见了思琪!睡的还是那个姿势,脑壳却爆了。

小金:梦中就震了,没受啥子痛苦。

罗克书:我想把她抱上来,可被断梁隔住,钻进去,也只得后退。我趴在那儿哭啊哭啊。头天没人帮忙,第二天也没有,直到15号,才求着人,把娃娃给掏出来。唉,不成样子!不成样子!

再不成样子,我也紧紧抱在怀里。我在街上走来走去,到处都冒烟,大家说当兵的在处理尸体,我却不晓得。我还记着,娃娃在房间睡觉,我呢,刚把饭蒸上,娃娃醒了还要吃。他们过来抢娃娃,他们说我已经抱了一天,娃娃都流水了。我不放手,就是不放手,可不放手不行。他们人多。不晓得烧还是埋。后来,北川灾民都被转移,绵阳的南河、九州体育馆、飞机场附近都扯过帐篷。在黄土坡安营扎寨有几十天了,这儿前不沾村后不沾店,对国家的美好形象损害不大。

小金:唉,事情过去这么久,你的情绪也恢复了一些吧。

罗克书:脑壳还是轰轰轰,白天黑夜,火车不断过隧洞。与人说话,老是走神,一会儿孙娃出来,一会儿侄女子出来,情不自禁抬手去捞,又捞不着。呜呜呜。咋个办哦。

小金:有机会,可以做做心理疏导。

罗克书:上小学时,课本里有鲁迅的小说《祥林嫂》,一不留神,娃娃被山里的狼吃掉。祥林嫂受了刺激,头脑恍惚,见人就讲”阿毛被狼吃的故事”.开始人们还同情,还陪她流一把泪,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大家就不耐烦……

小金:我没有不耐烦。

罗克书:住这儿的灾民成千上万,家家都有我这种故事。男人还扛得住,串个门,抽烟打牌,彼此都不提。女人心软,凑一块,不能不讲自家的谁谁谁没了。可讲多了呢,大家面子上听,或许还安慰你几句,想开些想开些,其实早把你当祥林嫂了。

小金:还是要多交流,憋在心里,会生病的。

罗克书:当官的下来视察,绕地震棚走一圈,也把”多交流”挂嘴上。电视台、报社记者、还有男女主持人,都围着当官的转。阴暗面要避开,进大门右手边,铁丝网都牵起了,没有绵阳市委书记谭力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去。

小金:咋个了?

罗克书:闹事。好几车救灾物资进门,停几个小时,样子做了,电视拍了,却突然原封不动开走。气不气人?于是大家都钻出帐蓬追车,扔东西,聚在坝子上破口大骂。瞅见了记者,也蜂拥而上反映情况。吓得人家拔腿就跑。嗬哟,前几天,黄土坡的警力不够,又从绵阳紧急调特警,不敢开枪,对峙了几个小时,喊灾民派代表对话。妈的老一套,枪打出头鸟,谁不懂?

总之,围着大锅饭,饿不死就熬嘛。据说这黄土坡已臭名远扬,最迟8月初搬迁。绵阳至安县一带,全部清场,灾民统统朝擂鼓镇里面集中,免得妨碍奥运会。

小金:北京离这儿远着呢。

罗克书:我们这群地震叫化子,再远,人家也怕沾晦气。

王  丹:我为什么反对和解的主张?

前不久,戴晴女士公开提出就六四问题进行社会和解的建议,引发外界诸多讨论。我本人也在回应中明确表示了我的立场,那就是我不赞成现在提出“和解”这样的主张。为什么呢?

前不久,戴晴女士公开提出就六四问题进行社会和解的建议,引发外界诸多讨论。我本人也在回应中明确表示了我的立场,那就是我不赞成现在提出“和解”这样的主张。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第一. 现在由我们提出和解问题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和解从来都应当是力量更加强大的一方提出,否则,就好像甲一边被乙暴力侵害,一边还说“让我们做朋友吧”,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好笑的事情吗?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第二. 和解的基础是真相与正义,现在当局不仅坚持当时的镇压是正确的,而且继续极力掩盖真相,不允许任何对六四问题的公开讨论,请问和解的基础何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提出和解问题,这不是空穴来风吗?第三. 我可以接受和解这样的理念。事实上,中国未来走上民主化道路以后,社会和解是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在今天的具体条件下,和解的理念要落实到现实中才有意义。戴晴女士提出和解的问题,但是完全限于口号,没有任何具备可行性的建议。请问,如果我们同意和解,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到底具体要怎样和解?是要我们从此闭口不谈六四吗?还是从此不再批评中共?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我们这边可以做出和解步骤的具体建议。这样的和解主张不是空谈吗?事实上,我们已经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在中国公开发表言论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什么谈论和解的条件。第四. 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对方还坚持当年的屠杀是正确的前提下,我们自己却提出和解,这样过度的放弃原则,并不能使得六四问题得到历史的公正对待,相反还会混淆是非,无法为社会确立基本价值的原则。戴晴女士的提议表面上看起来持中立立场,似乎要求双方都要妥协,但是这种所谓的中立客观其实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对于戴晴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个人表示尊重。我只是认为现在不是提出和解的时候;而且和解不应当由我们这边无条件主动提出。我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我愿意在坚持基本原则底线的基础上,谈论任何妥协的可能性,包括社会和解的可能性,但是我要看到当局做以下的事情,才能考虑到和解的问题:第一. 赔偿与抚恤六四受难者;第二. 让流亡者回国;第三. 释放一切因为六四问题仍然在押的人士。可是今天的当局能够做到这些吗?即便戴晴女士也承认不可能。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戴晴女士却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颇为令人不解的事情。个中原因,也许只有戴晴女士自己可以解释了。

八九记忆的呼唤之十—-高瑜 用笔呼唤正义与真相的独立记者

http://www.youtube.com/user/1989glory

 

 

原中国新闻社记者,著名的“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八十年代用笔呼唤改革和文明,八九民主运动期间因声援学生、主张通过人大按宪法程序回应社会要求被捕关押,后又因报道中国的政治被关押6年。多年来坚持报道真相,为争取中国的新闻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不断努力。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1997年获联合国教科文颁发的首届吉耶尔莫·卡诺新闻奖,2000年获日内瓦颁发的“全球二十世纪新闻自由英雄奖”,2006年再获获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

火爆与沉寂:谭熙鸿轶事

谭熙鸿,字仲逵,是“五四”后期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当年曾担任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副主席(主席马叙伦)、北大生物系首任系主任,且连续数年高票当选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他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蔡元培的机要秘书,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渊源深厚,同时又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愉快合作,协力推进北方革命事业。他的后期,转而潜心从事农业科研,在江浙地区大力推广蚕桑改良,并参与经济实业活动。1949年后,出任新中国农业部技术顾问,亦是民革中央的团结委员。谭氏先后娶汪精卫的两位妻妹为妻,尤其是第二次婚姻,引发民国年间关于爱情问题的大讨论,梁启超、鲁迅、张竞生等名流均参与其间,成为传扬遐迩的一大绯闻,使谭氏跌宕起伏的一生更显多姿多彩。

1891年谭熙鸿生于上海一普通市民家庭,四岁时丧父,靠母亲辛勤劳作读完小学,十六岁考入上海中国电报局做练习生,两年后转至天津成为职业报务员。其间,先后结识蔡元培、李石曾,加入同盟会;辛亥“南北议和”,由李石曾推荐充任南方代表团译电员,旋即被委任为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秘书处成员,专司电讯,参与机要。仅数月,孙中山让位辞职,卸任前,遍询身边工作人员今后志向,其多数不愿北上事袁,而欲出国深造,来日报国。于是,孙中山责成总统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以官费分批选派秘书处成员及勋人子弟放洋留学。其后公布首批二十五人名单,前五人为:张竞生、谭熙鸿、杨铨、任鸿隽、宋子文。谭熙鸿原被派留美,因与李石曾的关系,改而于民元冬赴法国学农,时年二十二岁。翌年“二次革命”爆发,谭应召回国,反袁失败后,于秋间与蔡元培全家及吴稚晖同乘日轮“北野丸”重返法国。

在法国留学的六年里,谭熙鸿受到李石曾在生活和学业上的多方照拂,其多半时间即住在李家。李乃留法先驱,在巴黎开办有豆腐公司等,已有比较坚实的经济和社会根基,许多旅欧的国民党人士经常在此聚集。谭熙鸿在这里深化了与张静江、汪精卫、陈璧君、张继、褚民谊诸人的交往。李石曾等人先后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御侮会、世界社、华法教育会等活动,谭氏均无例外的置身其间。他的年少有志、正直稳重的特性颇受众人信任和称许,其与这班“元老”的密切关系亦非一般留法学生所能企及。现存蔡元培日记1913年10月27日即载曰:“偕谭君访一小学校,……柏龄未满七年,亦允附入。”系为其三子办理入学事宜。蔡的次子无忌更得谭氏照料,其所学专业与谭一致,视同“保护人”。1916年秋冬时节,亦即蔡元培回国赴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后,谭熙鸿与陈璧君的胞妹、时在法国学习美术的陈纬君结为伉俪。留法期间,谭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都鲁士大学,专攻生物学和农业科学,1919年夏,取得生物学硕士学位,随后回国。

谭熙鸿回国之初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孙中山电召其赴粤相助,一是蔡元培邀聘入北大任职。经过一番协调,他选择了后者,其正式任教北大当在1920年4月。北京华法教育会为谭学成归来、任教北大举行欢迎会。7月下旬,谭与李大钊等同时被宣布为教授。9月新学年开学式上,蔡校长向全校师生介绍谭及颜任光、任鸿隽、燕树棠等新聘教员。年甫三十岁的谭熙鸿,锐意进取,力谋改变北大“文强理弱”现状,到校仅数月即提出《拟筹备开办生物学系计划草案》,交校务会议审议。显然,他欲求在专业领域一展抱负。由于诸多原因,生物系延宕数年,至1925年始正式创建,谭熙鸿被推举为系主任。他先后讲授植物学、遗传与环境、进化学说等课程。此前,他隶属哲学系,开设进化哲学课,兼授法文。

蔡元培力邀谭熙鸿入北大,自然是期望他学有所用,同时亦想借助其力为自己不胜繁剧的校务行政分劳。因此,谭到校不久,便兼任了校长室行政秘书一职。旧制大学,不设副校长,校长秘书的职责便颇为突出,有时甚至代行校长权力。1921年10月间,蔡校长因足疾住院,遂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出启事:“元培因病不能到校办公,所有应与校长接洽事务,请与校长室谭熙鸿教授接洽。”蔡在校内外的一些活动亦常由谭代为参加,如1922年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沪召开董事会,同时,上海艺专校长刘海粟邀蔡出席该校纪念活动,蔡因病未愈,派谭赴沪参加;同年12月,北大音乐传习所开学,蔡兼所长,肖友梅为教务主任,刘天华等为教授,蔡因事未能出席,派谭代表校方主持开学仪式。在蒋梦麟离校期间,谭还曾一度代理北大总务长。可以说,谭熙鸿是蔡元培在北大后期最为信任和倚重的人之一。

作为“五四”后第一代自然科学工作者,谭熙鸿在学术领域亦颇为活跃。他开设的进化哲学课程,在我国高校率先系统讲授生物进化理论,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学生。《北京大学月刊》废止后,学校决定另出四个季刊:《国学季刊》由胡适邀集;《文艺季刊》由蔡元培邀集;《社会科学季刊》由王世杰邀集;《自然科学季刊》由谭熙鸿邀集。可知,北大最早的自然科学综合刊物,是交由谭熙鸿负责的。谭还是“中国科学杜”的重要成员,著名实业家张謇曾捐赠该社一座生物研究所新楼,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该楼在南京建成后,特邀谭由京赴宁主持揭幕典礼。

或许由于早年参加反清革命的经历,谭熙鸿在北大期间对于社会活动持积极奋进的立场,其表现形式与和他同龄的胡适有很大不同。1921年初夏,北京国立八校千余名师生为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师工资到国务院请愿,遭军警武力镇压,造成“六·三血案”,马叙伦、谭熙鸿作为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正、副主席,是此次斗争的组织领导者。谭氏还是北京学界非宗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并成为运动中成立的非宗教大同盟总部理事。当“五四”运动三周年时,他在《晨报》发表纪念文章称:“现在我们中国的病症是重到极点了,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能够医治的方法是什么?只有快些把‘新的活的来代替旧的死的!’五四运动就是这个方法的起点”。从中不难看出他那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精神风貌。

在到校不足两年的时间里,谭熙鸿在北大教授中得到广泛的推重。1921年11月,学校评议会选举,谭以最多票数当选;一年后,下届选举,仍高居榜首,得四十二票,而当选评议员中获最低票数者仅二十三票。在北大早期由教授选举评议员的记录中,像谭氏这样连续以最高票数当选,实不多见。然而,正当他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时,1922年12月初的《北京大学日刊》发布了如下通告:“现在校长室秘书职务,已请李守常教授担任,定于本月五日到室办公。”这意味着谭不再担任校长秘书一职。缘何如此?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推测,盖与谭氏家庭变故有关。

1922年3月17日,与谭熙鸿共同生活了六年的妻子陈纬君因患喉疾及猩红热症在京病故,遗下一双年龄分别为两岁和数月的儿女。谭因这一打击而病倒,以致其代理北大总务长一职不得不由沈士远暂时接替,陈纬君幼年跟随其姐陈璧君在香港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后来留学法国,与诸多旅欧学人熟识。故而,6月24日,蔡元培、李大钊、李石曾、王世杰、张竞生、李圣章、丁燮林、李四光、肖友梅、沈士远联名撰发《谭陈纬君夫人行状》,共致哀挽。翌日,又在宣武门外江苏会馆举行追悼会,北京学界同人纷纷与会。该日胡适日记载曰:“与任光、瀛章同到谭仲逵夫人的追悼会。”看来,谭氏此番家事从一开始便有颇高的“社会曝光度”。同年秋,在广州执信学校就读的谭氏妻妹陈淑君,因陈炯明叛乱,粤局不稳,辗转北上,欲投考北大国文系,由于秋季考期已过,只得旁听附读,寄居亡姐之家。约两个月后谭熙鸿与陈淑君结婚。此前,谭曾向一哲学系同事通告:业已订婚,不久即娶。同事劝其延缓婚期一、二年为宜,谭答:前妻遗下两个小孩,且家庭上许多事无人管理,故不得不快娶。

可是不久,陈淑君原先的恋人、广东法政学校学生沈厚培来京交涉,进而于1923年1月投书《晨报》,称与陈已有婚约,指谭欺人暗室,夺其所爱,有碍风化云云。陈淑君随即公开辩白,称与沈相识仅数月,“无婚约之预定”,声明“淑与仲逵结婚,纯属个人自由,双方志愿”。一时间,谭、陈联姻被冠以“A先生与B女士事件”,经各方媒体炒作,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大众舆论多是“误会丛生,指责频至”。4月29日,北大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从更新婚恋观念角度为陈辩护:在这个恶劣的社会、不人道的家庭以及不知爱情为何物的环境里,“当然一见陈淑君女士弃沈就谭的事,就生了一部分人的大惊小怪了”。他提出的“爱情定则”是:爱情是有条件的,可以互相比较,亦可以变迁,夫妻乃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这一“惊世骇俗”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大讨论由此展开,仅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有关稿件就达三十五篇之多。鲁迅始终关注这次讨论,称“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当有人提议中止这场无谓的讨论时,他立即致函主编《晨报副刊》的孙伏园,表示反对:“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金黄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显然,鲁迅对“五四”启蒙之后国人深层观念变化的缓慢有着清醒的认识。

张竞生本来是借谭陈之事阐发他的婚恋观,为其辩护尚在其次,即所谓“我爱朋友,我更爱定则”。可是讨论中偏离议题,感情用事,借题发挥的议论比比皆是,令谭陈二人更加难堪,实非张氏始料所及。在结束这场讨论,张作汇总答复时,他郑重向谭陈表示“诚恳的道歉”。其实,谭熙鸿、陈淑君这对“患难夫妻”一直认为,此事闹到如此地步,起因与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的陈璧君暗地推波助澜有关。谭与汪精卫作为连襟,一向互敬,抗战以前并无恶感,但与陈璧君关系不和则由来已久。谭、陈二人个性均甚强,一为平民子弟,一乃富商之女,遇事往往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许多革命党人路经南洋,食宿于陈家,陈常对其随意指挥,客人大多敬让三分。然谭对这位妻姐偏不肯买账,甚而当众驳诘,屡生不快。谭妻病逝,陈原以为这门亲戚就此了断,不意淑君婚事自主,谭成为陈家“双料”女婿,陈璧君愤恨之极,力加破坏。直至1924年初,谭熙鸿偕陈淑君赴穗参加国民党“一大”,还不得不防范陈璧君派人找麻烦,以至陈氏一族兄亦指责“璧君太过分”。当年的《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晚年亦忆述:他二十年代中期游学法国,适汪精卫一家旅居于此,未几成为汪氏子女的家庭教师。一次闲谈中,陈璧君无意间透露了她插手谭陈事件的情节,“提及谭某言之尚有余愤”,从而知悉“汪夫人竟是幕后人”。有一种说法认为,谭作为孙中山指定的北京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却在中央执委的选举中落选,系陈璧君阻挠所致。此事确否待证。陈一向骄悍,汪精卫又有“惧内”之名,谭、汪两家关系因之疏远冷淡,近乎断绝,此种状况至1935年汪在南京遇刺才略有转寰。

对于谭熙鸿、陈淑君之事,后来颇有些记述文字流传。解放前曾有一本名为《A先生与B女士事件》的小册子,汇集当年报刊资料,并附录数十封读者来信。近年出版的《张竞生传》(花城出版社),内有一章描述此事,虽生动可读,却属小说家言,该书本来即由“传奇”转为传记。北大百年校庆时推出《北大旧事》一书,内中收录程厚之的回忆文章,称谭因绯闻在北大干不下去,“只得一走了之”云云,实去史实甚远。此事确乎令谭一度陷入痛苦境地,然并未对其北大教职产生根本性影响。同年10月,他仍以三十六票当选评议员,同届评议员获最高票者为五十六票,最低为二十六票。如前所述,谭出任生物系主任亦是在此事件之后。忆述者笔下信马由缰,而编书者毫不甄别,也就难辞传讹之咎。

谭熙鸿在北大后期仍积极参与校内外各项活动。他是徐旭生主办的《猛进》杂志主要撰述人之一,该刊作为留法学人刊物,与《语丝》相互呼应,形同盟友。北大留法派与留日派较为亲近,在女师大风潮和反对章士钊问题上,与留学英美的《现代评论》诸人严重对立。不过,谭与留英的王世杰、周鲠生等私谊颇洽,旅欧时彼此即有交往,王的夫人系肖友梅之妹,乃由谭妻介绍。王及丁燮林回国之初曾暂住谭寓。因而有人认为谭亦是《现代评论》的“基本社员”。蔡元培于1923年辞职离校,其兼任的北京世界语学校校长一职便委托谭氏代理。四年之后,蔡欲辞去北大校长名义,北大教职员闻讯召开全体大会,公推谭为主席,决定“派全权代表到沪,对蔡先生表示坚决挽留,非请打消辞意不可”。随后,谭与钟观光作为代表南下晤蔡,促其暂且放弃了辞意。

在北大任教期间,谭熙鸿与孙中山一直保持着联系。国共合作之初,孙与李大钊的交往,有些活动即通过谭居中联络。谭、李还曾数次与来华的苏俄代表加拉罕晤谈,交换意见。国民党“一大”召开,谭、李及延瑞祺(一说石瑛)作为孙中山指派的北京特别区代表参加会议。会后建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任组织部长,谭熙鸿任农民部长。为贯彻孙中山“联俄”主张,他们发动北大教授五十余人接连两次上书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敦促与苏俄建交。这期间,有时为躲避当局的通缉和迫害,谭不得不到东交民巷内法国医院暂避,与他同时在此避难的还有中共党员高仁山、赵世炎、邓中夏和高君宇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政府缉拿“肇事者”,《京报》刊出一个四十八人的通缉名单,谭与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等名列其中。翌年,奉系军阀入关,形势愈加严峻,谭熙鸿像许多北大教授一样,于3月间悄然离京南下,从而结束了七年有余的北大生涯。

谭熙鸿的后半生,不似前期那样“轰轰烈烈”,显得沉寂而充实。1927年南返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谭到杭州笕桥创办国立劳农学院,大学区取消后,改为浙江大学农学院,谭任院长。该院汇集了梁希、钟观光、何尚平、蔡无忌,金善宝、蔡邦华、章廷谦、常书鸿等一批学者,可谓集一时之俊。浙江乃蚕丝产地,谭设置蚕桑系,自任系主任,随后又建起省蚕桑改良场,进而在各县设立百余个蚕业指导所,从培育人才和实地指导两方面推动蚕丝事业的改进。他率团出访日本,交流技艺,邀约国内外第一流蚕丝专家来杭讲学指导。浙江乡村长期沿用土造蚕种,俗称“余杭种”,其蚕易发病害,结茧小而茧层薄,丝质不佳。谭与同行专家通过遗传育种,培育出改良种,无偿发放各地,蚕丝质量大为提高。此举触及垄断蚕种的地方势力,恐吓攻击接连不断,谭氏不为所动。他足迹遍及各县,向蚕户传授改进的育种饲养方法及桑树栽培技能,颇受浙省蚕农欢迎和推重。当然,谭的事业得到其时主浙的张静江大力支持,1929年张举办“西湖博览会”,其农业馆的馆长即是谭。后来当上杭州市长的周象贤,早年为北大讲师,通过谭的引介得张静江赏识,终于仕途如愿。由此可见谭、张关系非同一般。1931年,CC系政客提出“浙人治浙”口号,谭被排挤,于年底辞职返沪。

赋闲上海期间,李石曾邀谭熙鸿出任劳动大学校长,谭见该校情形复杂,未就。李氏主张留法农学家应执掌农业行政,谭即合适人选。但当时无农业部,仅实业部设一农业司,级别偏低,于是李与主管当局商谈,增设“林垦署”。当时官制,设“部”依编制,设“署”按需要,已有的卫生署、航空署等即循此例。林垦署自1932年设立至抗战时撤消,实则李石曾因人设事所作的特别安排,谭熙鸿遂成为民国史上唯一的一位林垦署长。其最“突出”的一项工作,似乎就是每年一度的植树节期间在首都大会上当一次主席。其后,他还兼任中央农业试验所所长、全国蚕丝委员会主任等职,并未脱离老本行。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期间,先后请李圣章、翁文灏、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均未就,汪又找谭,谭亦婉辞,继而转荐王世杰,胡适亦有此议,王遂走马上任,踏入政坛。谭熙鸿在政治上对汪氏敬而远之,而与另外几位国民党元老颇为洽契,尤其与李石曾关系较深,陈布雷在回忆录中将谭归入李氏“中法系”,盖可反映高层的人事观察。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召集国内各方面知名人士举行庐山谈话会,商讨国是,谭熙鸿应邀参加了7月16日至20日的第一批谈话会。会上,谭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一些北方人士均主张坚决抗战。同年底,谭举家由南京迁往重庆。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之前,曾劝说谭随其一同出走,被谭断然拒绝。整个抗战期间,谭氏一家应老友张伯苓盛情相邀,一直住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宿舍区内(津南村二十四号),与张比邻而居。张、谭早先在北方时,均雅好京剧,曾成立“伯仲戏友社”,兼有通家之好。国难期间,张是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交往颇广,经济部长翁文灏及马寅初、侯德榜等均曾寄居重庆南开校内,谭熙鸿在此还结识了经常来访的周恩来。此外,谭氏与交通部长曾养甫甚为相契,曾的女儿就读南开即借住谭家。重庆时期,谭担任经济部技监(部内最高技术职务,等同次长),并兼任胡文虎、刘鸿生所办各自企业的董事和中国银行系统的中国植物油厂副董事长。他还是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战后之初曾主编三卷本《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一书,由中华书局印行,该书撰述者均系战时经济工作各部门主持人,故以资料充实见长。抗战胜利后,谭回到南京,不久定居上海。1946年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

此后几年,谭熙鸿复归其擅长的专业领域,担任了全国蚕丝协导委员会主任,恢复战后蚕桑业。翁文灏、王云五拟派谭率一经济使团常驻日本,谭认为非其本行,未允。蚕丝协导委员会直接隶属经济、农业两部,业务范围颇广,须贷款给农村和有关单位,需要相应的经费。审核经费机关是“四联总署”(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忙于内战,申请款项常被大打折扣。“四联总署”主席乃蒋介石亲自兼任,当吴稚晖闻知谭受经费困扰,便主动相助,他将有关呈文和计划书外套一个大信封,亲笔写上几字,交给侍从室,侍从室人员熟悉吴的字体,亦知蒋、吴关系特殊,不敢拆看,径送蒋阅,蒋碍于吴的面子,不便驳回,只得“照准”。吴肯助谭,自然与二人交谊有关,亦确乎诚心支持其蚕丝事业。谭氏晚年与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合作研究蚕的遗传育种,并设法拨款赞助朱洗的科研项目,朱后来在蓖麻蚕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曾养甫搞到一架运输机,邀谭一家人同机离开上海,谭婉谢,留在了大陆。

1949年以后,谭熙鸿一度闲居沪上,五十年代初应召入京,担任农业部顾问和中国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他曾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土改参观团上海分团的活动,团长是严景耀和巨赞大法师。其间,王震将军先后两次造访谭氏,希望他去新疆工作两年,创办一所农业大学,后谭被指定专管华东地区农业指导,遂作罢。有一段时间,谭与农机专家刘仙洲和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美国专家韩丁组成一技术小组,常驻京郊拖拉机学校,指导农机开发,三人水平相当,合作愉快。后来,谭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6年2月,他突发脑溢血,住进北京人民医院,近一个月后病逝,终年六十六岁,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到会者达四百余人。

中国历来以农为本,然近代农技甚为落后,一般读书人又不屑此为,就此言之,谭氏平生诸多努力,皆关乎国计民生,十分可贵。他本一介平民,风云际会,置身上层,然正直耿介,终不失本色。或以为,其续娶风波阻断仕途,致令半生寂然,足可扼腕。殊不知,宦海浮沉,祸福不定,而能逐本弃末,率性自得,岂非人生大道?

(后记:笔者十年前参加北大一学术会议,恰与谭熙鸿之子谭伯鲁先生同寓一室,伯鲁先生时年七十有八,却谈锋甚健,屡叙其先人事迹,令人印象颇深。今年5月,又在燕园一活动中相见,伯鲁先生垂垂老矣,然风骨犹存。谨以此文,誌念这段交往。)

黄翔: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原乡

并非“题外之义”的前言

没有一处“居留地”属于永恒的归宿,没有一个“尘累者”抵达苦行的终极。投生于世一路走来,沿途是活得无奈的众生、飘来飘去却无从“歇足”与“长驻”。生命是一次“苦行”却绝非“过程”的永久,人“存活于世”却远非“与世长存”。纵使无人不渴求精神上相对的“长存”和“永久”,万千生灵都无可回避地趋于同一的消亡和失落。

人天生一双眼睛,两只眼球却为“世俗尘埃”和“精神眼翳”所遮蔽。罕见有一双“睁开”的“天目”或“慧眼”揭示存在的实相;也少有常人本真正视一个本来昏浊的“没有眼睛的世界”。沉浮于世俗权欲与贪腐者,无一人片刻停止追逐、钻营“什么”,也无人在气喘吁吁中反躬自问:人手中的“权杖”是什么?人身外的“黄金”是什么?什么是人类本义生存和生存本义?什么是尘世万物中与万物“杂居”与“同在”的“人”?是否世间一切只是人的“瞬间痴妄”的“感知设限”和刹那感觉的痴妄?是否纷呈身外的万象只是存在的白描或“终极虚构”、人类面对大自然的追问只是反复的徒劳和徒劳的永恒?!

人类匍匐于“球形”的泥石、岩浆和水的混聚,此“球”膨胀是一片星云,坠落是一颗陨石,收缩至终极也只是头顶或脚下的一粒微尘?!球状大地上的人类如瓜蒂绵延,注定难以跳出或逃脱往复循环的“出生”和“死亡”或“出现”和“消失”。众生无异于一注水塘中的鱼、虾、龟、鳖,“自然”的池水积聚“球体”上也“必然”干涸了去,如人立足其上的地面必由凝聚至崩裂的极限。人赖活世间,本质上只是一种“侥幸”、一份随遇而安的苟且,无论是人还是万千生灵。外在于生灵的环境却同质于生灵的本性,诚如大自然中“水清无鱼”,人类聚居的社会的“深潭”,“浊水”多于“清流”。绝大多数栖居于世者,终归趋向于受人引领:无奈选择结缘于“混浊”、疏离于“清澈”。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改变人类社会“精神乾坤”、重组“宇宙生命”星云图象的时刻,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来临、也必将降临。

人类社会少有伟大的政治家,也从来呼吁伟大的政治家。

然而,人群中“政客”的政治却是“不可信”的,不管他们是赤裸裸的独裁专制,还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有别于政治家,政客首先关注的只是自己及其家族或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就如同他们只关心自己人生居室的“暖气”和“空调”,却无视于每一个人“精神和身体居室”的冷暖。

他们狭隘的心胸或视野,更决定他们无视于与今日全人类生存攸关的潜在的危机:“整个地球的日趋暖化”。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类问题太“空”或太“远”,也非引人注目的政治“噱头”,与当下的“现实功利”无涉。这类人中多有机心者,少有性情人,他们开出的“政治支票”从不打算兑现、也无从兑现,已经越来越难取信时人。

现当代的政客,与历史上的政客无异,其本质都不外乎于大大小小的“李斯”。不管他们是否出身“闾巷布衣”,是否可能同样在历史上“建功立业”,但他们骨子里的本性却令人厌恶,其本性也决定于他们奉行的是、也只能是“鼠类哲学”。他们的社会“政治关注”不是别的,只是本身如何从一只“厕鼠”变成一只“仓鼠”,或从一只“饥鼠”变成一只“硕鼠”的问题。

此类心性者,当他们失去“言论自由”时,往往面对公众发出高调呼吁;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或一旦据有自由表达的相对空间时,他们比其所反对的一方更无“精神容纳度”!其所作所为,却正是竭力“消解”、“抹杀”乃至恶意诋毁相异于己的声音。他们不解也无意于“自在生命”心身的敞亮,却反而习惯性倾向于对社会昏浊“生态环境”作出抉择。这些天生回避光照者回避的正是光的“透明度”本身,因为他们惧怕在“精神光照”中被清晰还原为本来的“鼠形”。

……

纵使如此,古往今来,昏暝中自有人文的“微光”、浑噩中自有智慧的“清醒”。人生于世间,自有与生俱来的澄澈的心灵;自有对故里和乡居眷恋的润湿的丰饶;自有独往独来者的精神生命的晴空,自有水土流失、自我沙化的群聚众生中“青翠索居”的个体。

这一切,并非仅仅是人类“绝望”中聊以自慰的“希望”;仅仅是“希望中的绝望”刹那即灭迸发的火光。今人匆匆行走、徘徊于生命的长旅,今生不知究竟“从何来去”?却终归投生清寂天空下,跻身“喧哗的人群”中,与灿烂“生命的白昼”短促结缘。

异域土地上的“故里”

在这世界上,我今生有多处故乡,湖南武冈是我的出生之地,湖南桂东是我的祖居。我在贵州贵阳生活过数十年,在那边远荒蛮的高原上度过了青壮年时代,而在江西九江庐山之麓也曾有过短暂泊居。此外,在西方世界的美国,我也曾在异域土地上留有多处的“故里”,它们让我感觉既有漂泊的惶恐,也有自然的亲和和眷恋。美国新泽西州曾留下我的身影,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有我居住过的一幢“咖啡色的小木屋”,还有一处远在市郊却时刻等待着我和秋潇雨兰归去的“康宁庄园”旷野上的“泉屋”,纽约州的纽约大都会“秋园小丘草原湖畔”有我和秋潇雨兰的新居红砖房。

离开匹兹堡已一年有余,先后曾多次应邀重返这个城市。2008年10月,我又去了这个异国它乡的“故里”。此行有两个州的三场活动,两场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协勒-北丘图书馆 (Shaler North Hills Library),一场在俄亥俄州克里弗兰的一个学校卡雅荷卡谷专业中心(Cuyahoga Valley Career Center)。

美国画家威廉·诺克(William Rock)是此次活动的联系者和筹划人。明年3月我还将重返“故里”匹兹堡,应邀为杜克(Duquesne University)大学作诗歌朗诵和书法表演。此次主要是宣传我与威廉共同合作的艺术项目《世纪的群山》,这既是中美文化合作,又是东西方文化交融。这个大型艺术项目结合了美国“肖象艺术”和中国的“诗歌书法”,也即西方“肖象绘画”和东方“线条诗歌”的形式“综合”与精神“交媾”,预定明年在美国两所大学和一个博物馆展出。

我把《世纪的群山》视为人类肢体运动之外的“人文奥运会”,它既是人类不同领域的人物具象,也是不同人物的“精神肖象”。它所形象地展示的是人文意义上的“人类精神史”,也即思想、艺术、科学、宗教乃至人权的历史。

威廉亲自来巴士总站接车,秋潇雨兰与我同行。老巴士总站似已搬迁,在我们以往不熟悉的地方,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整座全新的大型建筑,如果没有威廉,此处的东南西北真令人茫然。我们被迳直送达匹兹堡以北的康宁庄园,那儿的主人是“中国通”费大卫先生和他的夫人吾爱尤敢,女主人把我们安顿在庄园的“泉屋”中,谐称为我们此行的“别墅”或隐逸生活的“行宫”。

隐居庄园的“另一个狄金森”

庄园女主人吾爱尤敢是台湾原住民、泰雅族美藉女诗人,诗歌曾获奖和入选世界诗人诗选。她爱诗是受她的美国先生费大卫的影响,后者是美国的惠特曼迷、也喜欢狄金森的诗,早年曾在泉屋中读诗给她的年青的台湾太太听,由此注定了吾爱尤敢爱上了诗,终生走在诗化人生的“清澈”道路上。

女诗人年青时是台湾原住民中泰雅族美人,美国婆婆见她一头乌发黑亮黑亮的,以为搭配红色最好,就常给她买红色衣服,而青春时代的她却特爱紫色、而少穿红色。婆婆死后,为纪念婆婆,她外出时,里里外外的服饰都以“红”为主色。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常与婆婆一起上教堂,两人之间绝无中国式的婆媳感觉。每次出门,婆婆总要为她梳头、穿衣服。然后退远点,面对面地望着她拍手欢叫着:真美!而站在一边的另一个旁观者、她的“碧眼金发”的美国公公、老“费大卫”会快乐得吹起口哨来!

婆婆永远离开她以后,她走进婆婆的卧室清理房间,十八层的糊墙纸,她整整撕了一个月。百无聊赖中,她不由自己地拿起了笔,想写下什么消磨每天的时光。她找到图书馆,请人帮她找一些诗集,别人为她选出了八本,结果她读完三本后就开始动笔写诗。当时似整夜里睡不着或午夜从睡梦中醒来?反正是凌晨三点万籁俱寂的时刻,突然灵感来了,她翻身起床、把灯打开。呼呼大睡在梦中打呼噜的大卫惊醒了,生气地瞪了她一眼、抱起衣服被子睡进了另一个房间。那时候,“生气”也是甜蜜的,彼此都还很年青。

吾爱尤敢的诗,最早在中国发表,之后又发表于台湾。她的诗由费大卫翻译得很精彩,出现在主流社会一本英文诗选中、并且置于卷首的位置。她的一生在书房、卧室、厨房、客厅和庭院中度过,是个至今无人发觉的“狄金森”。所不同的,一个是“碧眼金发”的美国女诗人,已为人发掘并公认;一个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晴”的隐形的“狄金森”。两者写诗都不为出名而是有感而发、以情动人。康宁庄园的吾爱尤敢因为诗歌曾收到过来自白宫的布什夫妇的来信,她也曾与布什夫人留下合影。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烹调、打扫和整理房间、读书和写诗。闲时爱栽种瓜果、菜蔬和花卉,喜欢独立云空下眺望远山,喜欢在房前屋后与鸟默语、同花会话,这是一种只有她自身听得见的寂静的语言。夜间就寝前,也陪同先生以美国的方式下美国棋、打美国牌,无所谓赢输胜负却常常让对方成为自己手下败将。

秋末冬初树叶落光的季节,吾爱尤敢可是个大忙人,缓坡上大片枫叶总是她一人默默打扫。每年感恩节或圣诞节,整幢庄园、楼上楼下许多房间都要被她翻腾个透,她清理、打扫得这么细致,从书架上的书、墙上的画框、桌上、柜上、地上零零碎碎、林林总总的摆设都要清洗一遍。我来的那段时间正好是感恩节前夕,雨兰小住两天就回了纽约,除我一个人留下外,她家里还有一个同乡女客吉妮,我们自然成了她的帮手,协同她清理室内室外。

我为她洗净大客厅内一头“牛”,油光水滑,吾爱尤敢一见,眼睛为之一亮。

打扫户外时,我如一个漂泊秋光背景上的“流放者”,立于秋末冬初的山坡上,微寒中不由得蜷缩着身子。戏称幽静的康宁山庄成了我的“古拉格群岛”,我与吉妮成了吾爱尤敢的“劳改队员”。

受慈爱的父母影响,吾爱尤敢特别好客。来自洛杉矶的吉妮因为女儿被辞退工作,来她这里已经长住四个月。吉妮曾是蒋介石的少将侍卫长夫人,也是个女演员和邓丽君之前的女歌唱家,如今人老珠黄,嗓音却甜柔依旧。感恩节前适逢吾爱尤敢七十一岁生日,我为她以狂草书法书写了一幅“一树青翠开花”祝寿,吉妮为她献唱阿里山民歌,吾爱尤敢也情不自禁地参与合唱,并随着歌声的旋律翩翩起舞,恍惚间又回到了少女时代,依然是一个浸润台湾山光水色的泰雅族美人。画家威廉?诺克表示,康宁山庄女主人是艺术的发现者和保护神,在他心目中吾爱尤敢和秋潇雨兰将作为特例,为100个人物肖象之外的101和102人,以表达他以艺术对日常生活场景中的普通女性的注目及其尊重。

长久以来趋于“阴盛阳衰”的世界,近数十年间以来,辽阔的东方地域人类精神“造山运动”消失。它在阳性世界中几近趋于凝止;其支脉却在阴性世界中隐形延伸。如中文网络世界中的美国和中国大陆,都先后出现趋于成形并引人触目的“女儿国”。在人文精神领域,凸显并活跃着以“现代红粉”为主体的一大群人,这是美国艺术家威廉和他置身其中的空间,至此无从发现、知晓和触及的,我相信。

吾爱尤敢特长于养生养心之道,家中备有中英文的各类疾病和药物资料,凡来客不适,这位准中西医必“手到病除”。她长期在户外活动却从不感冒,并备有她的预防感冒的特效药:维生素C,秋冬季节每日早晚各一粒,特见效。我的一只左眼角因早年在茶山上挨批斗被人击伤,留下旧疾、近来感觉隐隐乾痛,求医无效,她的眼药水一点就灵。吾爱尤敢对我的诗歌、书法、散文乃至经历情有独衷,无异于对大自然和隐逸性情的挚爱。她是我此生中的心灵知音之一,那一方女士中还有众多的同她一样性情的人,只有她是唯一的一位为我写过诗的年长而高贵的女性。

这位寂居庄园却无常人寂寞之心的隐者,抚育有三个女儿,在大学、移民局和美国外交部门工作。三个女儿都带个“兰”字:如兰、贝兰、淑兰,现今又添了个干女儿“雨兰”。如此,我同她的关系就复杂起来了,她只年长我不到十岁,我原称她“大姐”,而如今她成了雨兰心目中的“费妈妈”,因了雨兰的关系,她在辈份上无形中成了我的“岳母”,而我却成了她与费大卫先生的干“女婿”。但不管怎样,她对我却始终是台湾泰雅族原住民、华裔美藉女诗人吾爱尤敢,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另一个狄金森”。

秋潇雨兰走了,一个人独居泉屋,零零星星、时断时续在纸上记录什么。不经意间、抬头一看,泉屋一壁一横排小方窗外,下雪了,人在暖屋中,特美!外间的大铁炉也生了柴火,灶孔里架起的几截圆木正熊熊燃烧。起早摸黑早晚生铁炉,是不声不响的费大卫热心为来客做的事,吉妮伴一只她收留的无家可归的猫总是孤寂独坐炉边。大卫的“办公室”里也暖融融的,走进去,眼睛突然睁大,原来意外发现一屋子丰富的藏书。许多书都是中英文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内容,这不由得再次让我眼睛瞪圆。这些书是《孔子的生平》、《论语》、《庄子》、《墨子》、《四书》、《史记》、《战国策》、《大学文选》、《中国哲学》、《中国通史》、《周易》、《三民主义》乃至《老列庄三子知见书目》等不胜枚举。我不由想起这位美国人费大卫曾在台湾出任过中国历史教授。这是个非常自尊的德国血统的美国人,同中国人说话时如果有什么未听懂,那一定是“你的普通话不标准”。如果有什么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他不知道,那一定是“他忘记了”而并非不知道。此刻我相信是个事实。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中,我为他一早开灯在泉屋中烧旺铁炉表示感谢,不想大卫却文不对题地回答我说:“我们男人应该感谢这个地球上有女人。”并兴奋地补充说:“我们两个都有一个比我们更好、也更关心我们的女人。”我故意逗他说“你终生拥有了一个狄金森”。他一愣,当他明白“狄金森”指的是“吾爱尤敢”时,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回答我说:“哪里哪里、过奖过奖!”

其实,费大卫本质上很谦逊,朴实得象泥土,他平日干着农民的粗活,精通居家的任何修理活路。你很难想象,这位穿着袖子或屁股磨破的衣服的美国老人,曾一度立于美国总统身边,也出入过北京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

风雪停了,我一个人走出户外,极想一个人漫步山野、置身荒凉。翻过缓坡、山林无人。突然听见一声嗥叫,从山上滚下来一团棕红色的肉球,不知是什么野物,却把我吓得不轻。记得去时,常有司机亲密招呼,一位大胡子远远开车过来,见我孤身一人立于路旁朝他张望,好心把车停下邀我上车。归途中,为防受到野兽攻击,我左右手各握一块水泥碎块、胳肢窝下分别挟着两根柴棍。荒山野岭中往来车上的人见我这般状况吓得比我更不轻。一位开车的女士脸色发白,一个壮汉惊骇状中作好反击准备。我噗的一声仰天大笑,车子一溜烟从我身边逃之夭夭,幸而无人报警。

台湾郑文锦、吴慕正夫妇来访。慕正帮助复印《全球文明流功的身体》;文锦希望译出《一生就是一个白昼》。

秋潇雨兰又来了,与感恩节一道在康宁庄园降临,吾爱尤敢的如兰、贝兰夫妇也来了。来客中有中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他们来到美国为驻中国使馆工作的贝兰所推荐,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广州中山大学国际外交方面的教授。席间,这位年青的朋友提出要我“唱”一首诗。听我“唱诗”后,在学校任教的贝兰的先生由此向我提出邀约,希望我能去他所在的学校向他的美国学生们传播东方诗书艺术。

在泉屋小住的日子里,“狄金森”同我一起夜访了“莎士比亚古堡”,以此庆祝她的七十一岁寿辰。她们夫妇与我应美国艺术家安吉娄(Angelo)之邀,去参观了他设计制作的奇特的“艺术之屋”。我们也一起去参加了一次他们社区教堂的礼拜活动。应“伊利华报”主编浦英女士之邀,去参加了她们报社举办的第六届“伊利杯”活动。在那儿碰见了来自台湾的陈世瑞、王丽华夫妇,后者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和俄亥俄州克里弗兰社区活动中,被人们视为一位活着的“台湾的小邓丽君”。

美国著名艺术家安吉娄的住宅,既是家居也是一件艺术品,外形如其大无比的牛粪,也象一堆小山丘似的奶酪,更象冷却凝固而成的火山熔岩。颜色灰白色,质地象塑料,整幢房屋中不同房间形同天然熔洞。屋内空间高低大小不一,有一处如中空的岩柱或尖塔。安吉娄说建筑质材全为人丢弃的废料,不知道他怎么融合搭成、或者建筑师怎样来体现他的设计意图?这种形式的建筑为他的艺术独创,已推销至中国和日本。遗憾我未带相机拍下全景,幸后来的客人中出现威廉,请他拍下并为我留影。

此“熔岩”屋形态生动自然,我一见就喜欢并认定其主人无异于东方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们,是位艺术上的“隐逸诗人”。房子的一侧临近一条流淌清亮山泉的小溪,对岸一壁青翠,从中裸露的岩石如线条嶙峋的书法。粗纹厚木搭建的阳台上,有飞落的鸟、一动不动如陶瓷装饰品,令人无从判断真假。雪花飘着,我僵立木阳台上如一尊塑象,两眼却盯住水中的微涟,想起家乡的小河。雪花消失、一抹红色夕照,仿佛从中传出一个声音。听见有人说:“这儿宜于傍晚或日午饮茶和聊天。”原来是吾爱尤敢。她此时所说的正是我所想的。一起回到室内,见来了许多客人,有艺术家、有学者和教授。一位白发女士正展示她的一卷横幅,如画似字,却有水墨韵味。大家望着我似想听我作何评语,我以为从中见出东方!见出中国!这位年长的女士突然眼圈红了,一把将我抱住、在我怀中微微抽泣。她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是一位已退休的艺术学院教授。这时艺术家安吉娄走近我,摊开双手指着四周说:“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的艺术最初的灵感,来自中国苏州的庭院与林园!”从他的身后,我发现一个倾斜欲倒的书架,也许从它倒下起,从来就没有谁想到一定要将它重新扶正!

吾爱尤敢热恋东方文化,也崇尚西方基督教人文精神,每周必参加社区教会活动。适逢一个周末,我同她们夫妇一起去了教堂。整个祈祷过程就象一场充满神性的“诗”会。十字架上不是耶稣,而是黄、白、兰三色的块状,很鲜活、很艺术。全体不时起立或坐下默祷,牧师与听众之间极默契,沟通和交流中不乏肢体语言,这是我在某些太校园化、学院化的诗歌朗诵会上罕见的,朗诵者往往呆若木鸡却自视甚高。然而,在这里,我却感受到了人类精神生命中的“启示录”式的“诗”。先后有三位牧师上台布道,最后上台的是一位总牧师,他的名字叫保罗·柯卜(Paul Cope)。他在台上仿佛在舞台上,姿势自由而生动,时而举臂、时而张手、时而伏在桌面或斜靠讲台、时而发出尖声叫喊。他向人们证实神、证明神,呼唤人们回到神的跟前。他的激情的言说和丰富的肢体语言在听众中引起回应,听众席上的人往往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把身子朝向他倾斜并伸出了双臂,其中也有女诗人吾爱尤敢。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牧师,如此诗化的性情、诗化的气质,他比中国诗人中某些只会身子站得僵直、照本宣科地“念”诗的西化模仿者更富于表现。回来的路上,我对吾爱尤敢说:“伪诗人写诗或朗诵有如一个假牧师布道。我在这位美国牧师身上却发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宾州匹兹堡协勒一北丘图书馆

我在匹兹堡有许多朋友,有诗人、画家、音乐家,也有美国人、台湾人和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匹兹堡对我们而言,是共同的故乡;正如对整个人类而言,地球是人类生命共同的原乡。在我与秋潇雨兰到达康宁庄园之前,一棵大树倒下,把“泉屋”砸了个大窟窿。那日无暴雨却有干风,风大且狂,满山树叶呼呼作响。大树轰然倒下时,吾爱尤敢正在看电视连续剧《红粉世家》。人有寿延、树有年限,狂风大雨中的树也并非根深蒂固、同样很“弱”。当日若有人在泉屋,恐也得同树一起倒下,若正在睡觉,怕再也起不来。我们来到庄园,泉屋还尚未抢修完毕。

此次来匹兹堡,不同前此的奥克拉荷马之旅。同在一片土地上,那儿热闹、这里冷落。但我特喜欢这片旷野乃至它的荒凉,这儿山就是山、树就是树。山是它自己、树是它自己。它们同人一样,也有年岁、也终归消亡。这儿矗立的这座庄园和庄园中的人也终将消失。人生活在大地上无论置身何处,都如山中树下的蚂蚁,微不足道、瞬间存活。面对一代一代的人出现又消失了去,山依旧、树依旧。而瞬间存活的人,却无从看见也感受不到何为“山”的一生和“树”的一生?他们活在当下的世界有如“梦穴”;他们留在身后的地球有如“遗址”。

图书馆活动开始前,威廉专程开车带我们去参观场地。在一条公路的交叉口,竖着一块路标式的长方形的大木牌,上面的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诗人朗诵消息的介绍。非常醒目,为的是让来往的车辆都能见到,把信息传播到远处。图书馆还专门发行了广告,上面是一颗鲜红的大五角星的标志和我的姓名。途中,威廉兴奋地告诉我们说,今夜匹兹堡还有一群年青人要举行一个派对,很想邀请我们去,问我与秋潇雨兰是否乐意参加?他说,主持人是一位大学刚毕业的美丽的女大学生,曾在大学配合过我的诗歌朗诵,她也是我们东西方文化交流项目“世纪的群山”的热情支持者之一,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巴歇尔(Margaret Bashaar)。她们有一群人,全是男女青年,其中包括我后来见到的一位匹诉堡青年女诗人克梧斯托·阖夫曼(Crvstal Hoffman)。威廉表示乐于义务开车接送,我们入场时活动正开始。玛格丽特见我们出现似出乎意料之外,这位姑娘站在麦克风前面对听众坦言,说此刻的自己“兴奋得周身发抖”。应主人要求,我当即现场朗诵了一首我的诗《白日将尽》。秋潇雨兰立于一旁,向大家介绍说:“日落与日升是同一时刻”、“也是生命同一的辉煌”。她激情地面对会场表示:“生命永远不会终止!人永远不会在大地上消失!”我走下舞台,会场里意外出现一片尖叫声、唿哨声混合的骚动。几个女大学生围了过来,其中有女编辑玛格丽特和女诗人克梧斯托。我与克梧斯托手拉着手,在众目睽睽中跳了起来,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她兴奋地面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这样朗诵,你教我好吗?”交谈中,我这才知道她们办了一份新的文学刊物,她们的网站点击率极高,准备推出“世纪的群山”。见我们要离开,玛格丽特提出约定一次专访,表示将邀我再次到宾夕法尼亚州来,非常希望有机会专门为我的诗歌朗诵制作一盘光碟,让更多的人都能看到。

一周后,玛格丽特如期而至,同威廉一起来到康宁庄园。专访在“中国通”费大卫先生温暖的办公室里进行。玛格丽特提出的问题非常“美国化”,但内容“东方”极了、“中国”极了!担任翻译的莉素女士转述生动,让我想起在同一个地方曾接待过一位专程前来的女心理学家的访问。

11月11日晚,协勒一北丘图书馆朗诵活动开始,会场四周是巨幅的以书画艺术综合表现的系列人物肖象,来的人很多、也很兴奋,其中包括一些高中学生。朗诵开始前,放映了我的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是最新制作的加入了我与威廉合作的“世纪的群山”的内容的。朗诵以中英文分别同时进行,图书馆的人和高中生们积极参与配合,反应出一种当前在全球“中文热”的大背景上,美国的青少年对东方文化的罕见的热情。

象以往一样,美国听众反应异常热烈、火爆,因为离开匹前堡返回纽约和新泽西将近一年,此情此景我几乎有一种几近陌生和恍若隔世的感觉,似乎不可置信,然而它却是真实的伸手可触的。朗诵会后人们仍然没有散去,一一手持广告要我用中文签名,其中中年女性尤多。与会的一群美国男女高中学生,他们的年青女老师表示,学生们非常欢迎我去他们的学校表演。他们要学习中文、中国诗歌和中国书法,问我是否乐意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让这位女老师同威廉直接联系。他们特别提出要我同时作狂草书法现场表演。图书馆的一位负责的女士,见我愿意留下一幅“诗歌书法”作为永久的纪念,喜出望外、兴奋地一次又一次拥抱我。同许多美国人一样,她特别喜欢的诗是我的《立体写作》。玛格丽特也驱车专门赶来参与并配合朗诵。会场上见到不少昔日的听众,如教授心理学的吐瓦·塔(Tova Tarr)女士,在匹兹堡拍我的第一个电视纪录片的摄影师弗兰克·卡罗伊欧(Frank Caloiero)及其妻子和三个小孩。后来他告诉大家,晚上孩子回去后不愿意睡觉,嚷着要写诗。美国画家威廉的小侄儿,看了有“世纪的群山”书画内容的纪录片后,用彩笔在纸上学着划中国字,要保存给我看,长大了要去中国。两个美国老太太,白发苍苍,对我充满东方韵味的诗《今生有约》和《白日将尽》特别感动。两位老人眼睛红肿,一起流着泪双双把我抱住。她们说,我让她们感觉生命是这样丰满,太阳落下去了,正是它升起的时刻,她们没有衰老,重新感受到了青春。匹兹堡欧洲画廊女主人、法裔美国人奎斯婷·弗瑞恰德-哈比森(Christine Frechard-Harbison)向我提出,希望一起相约去中国,公开当众宣布说,她喜欢我的东方诗书和性情,因为它“改变了她的人生!”在场的两位中国血统的女士吾爱尤敢和吉妮不胜惊骇,以为她太奔放、性感,爆发的是法国女人泛滥的激情!目击她的举措,来自台湾、沐浴泰雅族“高山流水”成长的在场者吾爱尤敢不由想起,意大利人的生命热情更比法国人炽烈,她的一个侄女就迷上一位意大利式的男人与生俱来的生命焚烧的疯狂!

何谓“自由”?各有性情和精神的层次与境界!何谓“独立”?见诸于个体生命的能量饱和与强烈辐射!绝非受囿于浮面的政治意识和视野与心胸都同样狭窄的“心理失衡者”的浮浅和皮相的定义!值得同情的是那类自个儿跑到西方世界来寻梦者的“满嘴泡沫”和“精神幻灭”!他们不知“生命自由”为何物却解释“自由”!他们不解“精神独立”是什么却定义“独立”!正是这类本质上正是属于世俗层次的“利令智昏”的族类和几近失去正常思维和辨识能力之辈,十足令人厌恶和悲悯而不自知!

几天后,威廉电话康宁庄园,转告说上次朗诵会结束后,图书馆不断接到电话,许多人要求再次邀请我去图书馆朗诵,并且有20个美国的青少年高中生联名向老师提出要求,希望再次听我朗诵。高中生们说,我朗诵时全身都在朗诵。但我闻言,却有一种难言之隐和莫名的悲怆,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对这个世界!一生已近边缘!赴约今生今世,整个精神生命至今与同时代人隔绝于咫尺天涯。

协勒一北丘图书馆中,第二次又举办了一次我的诗歌朗诵会,这次来的主要是两个不同学校的学生,分别由一位美国女老师和一位中国女老师带队前来。因为全是年青人,气氛比前次更火爆。年青的美国女老师特别喜欢我的诗《野兽》,亲次朗诵并要求我留下“野兽”两个字的狂草墨迹。一位非裔女学生读了我的《野兽》后即兴写出一首诗,要求上台现场朗诵,她的声音被一阵尖叫所淹没。共有十个男女学生分别同我一起上台朗诵我的不同内容和风格的诗。一位女艺术家同我一起以中英文朗涌《今生有约》,宣布此次朗诵会的结束。

人们还不想散场离去,会场上有人举起了手,又开始了新一轮提问活动。其中有人问我:“你想回中国吗?”我的回答是:“我刚从中国回来!”人们一脸惊讶,于是我进一步说:“美国人爱美国,中国人爱中国,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和生命的原乡。”一一这就是我的回答。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我曾因言论自由受到政治迫害,漂泊美国十余年,回不了中国、回去也不安全,这是一代历史的真实。今日,大陆和台湾终开始解冻,中美之间不再互为敌视而是伸出了手。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首次得以回国探望老母,意外受到人性的接待。对比历史,此行既使我感觉意外,也应在情理之中。相信正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在发展变化中。希望这种“变化”为中国人揭示出一个新纪元,终结和告别不堪回首的旧日。

我正要走出会场,忽然发现四周都围着人,向我要求用中文书写他们的美国名字作为纪念,更多的人围上来却向我索要我的“诗歌书法”和我的中文签名。其中一位刚从中国返美的年青的非裔女士,满面笑容露出一口白牙,她的索求与众不同,向我要求为她书写以下词语:“生命!梦想!激情!

克里弗兰卡雅荷卡谷专业中心

这么些年来,在我所接触的范围内,我发现一般的美国朋友、大学生包括年龄尚处青少年阶段的高中生,在自身的文化之外,对来自东方的相异于他们的中国文化,不但认同也非常喜欢,我在以往的散文、特别是《匹兹堡梦巢随笔》、《星辰起灭》等书中已有文字记载和表达自己的感受。相对于自己时代和故园,却有一种莫名的冷漠和疏离、浸入骨髓的寒意。

无论物资和精神生存,也无论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人类不同地域的总体文化背景都是同一个世界。人类文化虽有地域的、民族的和不同国家的差异,但其背景却不仅是人类聚集群居的社会,也是悬垂于共同的头顶的蓝空和星辰密布的浩瀚天体,尤其是包罗万象的东方人文精神世界。

卡雅荷卡谷专业中心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弗兰,在那儿的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占了整整一天,分上下午两场举行。上午在这所职业学校的大厅,参加的有该校不同专业和班级的学生。诗歌朗诵开始前,组织学生观摩布满整个大厅的“世纪的群山”艺术作品,也同图书馆一样,专门为学生播放了几个电影、电视纪录片,增加学生们的感性认识。也同样是由学生们自动报名,从中挑选出一批男女学生以英语配合我的中文朗诵。

学生们事先要求,我一定要穿上印有我的诗歌中英文的T恤衫上台,这种衣服背后也印有“行走的诗歌”中英文。孩子们特喜欢“诗歌和身体”同时“移动”和“行走”的诗歌理念及其形式表现。他们也全穿上印有林肯肖象和诗歌书法的T恤衫。

文化、文化、东方的、西方的,只能共存、只能兼容,我始终坚持,绝不可全球大一统!

个我、大我、非我、无我,芸芸众生中“谁是谁”、“谁是我”?面对精神世界的错综复杂、面对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包罗万象”,美国的青少年兴趣昂然。青少年是一生的抉择时期,这些“碧眼金发”的英俊少年同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在一起,不是“诗人”也是诗人,不“做梦”也做梦、不“疯颠”也疯颠。

一个喜欢诗画艺术的骄傲的女学生表示,以为又是一场什么“无聊的活动”、又要见到一个什么“无聊的人”,本不想来却来了。事后发电子邮件给威廉说,这场活动打开了她的新的精神空间,她现在马上想写诗、想画画,更坚定今生的艺术追求,绝不言放弃做个诗人和画家的梦!

一位老师挤时间来、打算看一看就走,一来脚就生了根、留下不走了,他激动地宣称这个山谷里“今天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我的第一本书的翻译是爱默生,书很贵,却发现不少人不惜价格高昂,买了书带到现场。

一个学生抢拍下一张我手持中英文双语诗集朗诵的照片,马上印出来一幅巨幅照片当众展示、送给我作永久的纪念。

一个坐在听众席上第一排的小男生,先是一脸调皮相望着我,后来望着望着突然眼圈一红、眼泪汪汪地哭了!

学校的督察、地位高于校长,见我当众书写“野兽”两个象形字、如龙似蛇,庆幸他正是出生于中国的“龙年”,向学校下令,把“野兽”两个字保护起来。此事发生在后面、后文再详述现场情景。

“民主墙”三十周年在即,有人提问我怎么看待它?对我而言,它是一场思想、精神、文化运动而不是别的。它既非“砖石”和“精神”的中国“长城的缩影”;在人文背景上,也有别于在时间中倒塌和拆毁的昔日“柏林墙”。它在一个诗人眼中最基本而非引伸的意义就是一道“立体诗歌墙”、一堵广义上的“精神文化墙”。

下午的活动在电脑图案设计班。教室里,课桌上一排排电脑屏幕上,出现的全是“世纪的群山”的不同画面。墙头上挂着印有人物肖象和布满中文诗书艺术线条的T恤衫,全是学生们自行设计制作的,其中有我的两幅。教室外面出现一排举着林肯画象的小学生队列,他们先是靠墙而坐,然后鱼贯穿过教室。下午的活动是表演、也是特殊形式的“上课”。学生们提问特多:你为什么写诗/你两次因诗歌和爱情被人投入死刑号怎么生还/你为什么把汉字写到了房子上/一百幅“世纪的群山”书画作品完成后你们还要做什么/中美文化交流中怎么兼容东西方文化?还有一个问题提得很特别:“你是怎样‘自己抢救自己’的?如果你不是‘自学成材’而是受到中国大陆的‘正规教育’你能成为今天这样的诗人吗?!”

提问过后,学生要求“中国诗歌狂草书法艺术”现场示范表演,并特别提出书写“野兽”两个墨字。人们全围了上来,头顶和四周学生们的照相机和专业摄影机交叉。我在一张木质的大书案上铺开整幅宣纸,以斗大的毛笔书写,宣纸上凸显两个狂草大字,宣纸当众揭开时,木桌上拓印出另两个字,同为“野兽”却迥然相异,我正要擦去,同行的两位台湾女士吾爱尤敢与吉妮,眼明手快和慧眼独具,先后赶忙制止、要求保存。原来书案上俨然留下一幅天然自成的奇妙象形构图,似“兽”非“兽”、似龙蛇非龙蛇、是飞天非飞天,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它绝非“精确”的理念思维“表达”,而是不经意的“抽象”的艺术“表现”。“表现”相异于“表达”,却是同一的内在生命的“外化”。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思维或表现不要求“精确”、有别于“算计”,人类文化艺术领域的创造性活动不是科学技术实验,无须引进乃至拒绝“精确思维”。一切本真、天然的艺术作品都是“不经意”中产生的,都是“无意识”的产物,绝非“刻意”或“理念”的实践。艺术就是“奇迹”,奇迹的出现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而对于真正的东方艺术家来说,“包罗万象”的“象形艺术”的产生和出现,既是“瞬间灵悟”和“神来之笔”,也是“终生的奇迹”和“世代的奇迹”,如称为“张颠狂素”的张旭或怀素遗世的草书或王羲之的“兰亭序”。记得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曾见到后者的收藏,价值高达6000万美元的天价。但我以为,价值的“货币”转换绝非艺术最本质的衡量标准,伟大的艺术品不仅是“唯一的”、也是“无价的”,截然有别于时下的“光头”炒作。

出生龙年的督察置身现场、喜色于形,当即下令保护,转眼桌腿被锯掉,与宣纸墨迹原件同时悬挂于教室的墙上。

精于“发现”的美国艺术家威廉将桌上墨迹无限分解,形成东方“象形艺术”的“野兽系列”,每一片断都是一幅画,可惜我至今无原件。康宁庄园女主人提出“野兽”墨迹以50万美元起价。学校非营利单位,却有一台富翁相赠的大印刷机,拟分别印出来供更多的人分享。吾爱尤敢绝非食利之徒却是真性情人,她现场向人们介绍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三绝”,即美国总统夫人的艺术教授、汪亚尘的“金鱼”、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以为“画”为具象、有别于“书”。画中的“鱼就是鱼”、“虾就是虾”,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尤其是“狂草书法”却是突破“形象”的“象形”。“象形”极玄妙、“象非象、非非象”,解读精神“非求实”,尤其是面对“线条艺术”中书画兼具的“包罗万象”的艺术的抽象。我发现吾爱尤敢真是一个在精神上“读透了”我的长者和尊者,她所传达的正是与我同一的理念和心声。

是谁先目击和发现桌上的墨迹,是吉尼还是吾爱尤敢?在场者意见相持不下。但女诗人吾爱尤敢确有奇特的艺术嗅觉,灵敏而超前,其我行我素,从不在乎迟顿者作何反应。她发现我早年的诗《不可辨认的时间》,就是几十年后的“野兽”墨迹的“预兆性”的诗化解读。墨迹中见出“狂兽”与“冥兽”的“形骸”,而“诗”为深藏其中的“魂魄”。

这堂“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什么时候结束。四十多个男女学生排起长队,每人手持一张精美的纸,索求我的“诗歌书法”和签名。有个女孩子直接要求写在她的身上,包括前胸和后背,别的女孩子也相继模仿。两个东方女性,吾爱尤敢和吉妮一起上来帮忙,她们置身这些少女时代的“奎斯婷”中,目睹眼前的这一切,也许绝无“青春远逝”的怅然,而徒添几分“重返青春”的感觉的鲜活。

不求做古代“圣贤”,无意于当下“明星”,前者对我来说“太阴霾”、“少阳光”,不免浑身冷颤,我只喜欢做个“体温正常”的普通人。后者往往太“浮”、稍纵即逝如泡沫,一身刻意包装、璀灿刺目,而我体内跳动着的却是一颗平常心。古往今来,无论政治殿宇、无论文化庭园,以为都是“人家”、不是“自家”。只宜观摩、不宜长驻;只能客串,不能长留。天生精神上不喜风景一色,爱的是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中的万象纷繁。一生两袖清风,却从不觊觎于人、萌生“打家劫舍”之念;众生平等、心身自由,绝不选择、也不甘于精神上“露宿街头”。

此行去外州之前,曾碰上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从外州回到纽约,至今问题还悬而未决。

我们正准备行旅起程前,一个美国人找上门来,这是一位美国剧作家,也是一个百老汇的演员、长期参与过“美女与野兽”的舞台演出。他创作和正在试演的一部音乐剧,主要选用的素材是我与秋潇雨兰的故事,他说改编权是从曾经拍过有关我的电影纪录片的导演那里买来的,歌词也是我的诗《独唱》、《逃避逃亡》,但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并未通知我、征得我本人的同意,我本人对此事先一无所知。这部歌剧包括虚构部分,其中难免有“百老汇”式的低俗商业噱头。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人来说,涉及个体生命尊严,也有悖于民族文化价值观。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却只求票房价值、而置其他而不顾,这涉及两种不同的文化及其观念。歌剧已经试演并以我的真名真姓上了英文网,事实上已经构成对我的侵权和名誉损害,为此只好谘询和求助于律师。律师以为这是一个大案,表示很感兴趣却对一个“两袖清风”的书生狮子大张口。我一生追求公义、这个世界对我却从无公道。我与秋潇雨兰呼吁道义支持,我1962年创作的诗《独唱》中的诗句,正是我一生的预言、也是至此对此事的回答:“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与前奏“互为呼应”的尾声

此文写完,圣诞节日趋一日临近,美国圣诞节次日的12月26日正值我的生日。一天,秋潇雨兰特意从曼哈顿为我也为她自己捎回一棵圣诞树。这是迟暮人生至此,她特意相赠于我的“第一棵”生命的“大”圣诞树!

对我来说,它既是圣诞节日也是我的生辰之日的双重礼物。

我们双双合掌默祷:为生命睛光中一树美丽的墨绿,为我们此生诗化人生的行程,也为精神生命“冥兽之屋”中“独立时空”的晴朗的栖居。

疲累中的“闲暇”。尘嚣中的“隐逸” .秋潇雨兰在圣诞树上缠上金色缎带。一树彩灯、白烛密布,烛火飘摇、灯光闪烁。四壁悬挂我的“狂草书法”或“线条诗歌”,刹那间,条幅和横幅的线条与构图中,一片点点滴滴、亮光斑驳。

此刻,相偎的是满室诗书、相守的是两个人、相知的是两颗心,在今生今世今夜暖和的黑暗中,在屋顶下一棵柱立放光的圣诞树下。

寂静中倏然发现脚下的岁月,行迹渐灭和远逝。

人在孤独的地球上、地球在孤独的人脚下。

地球的灯烛中照出“灯烛中的地球”:

身前是“梦穴”;身后如“遗址”。

2008年12月10日

于纽约秋园小丘草原湖畔“梦巢”

《自由写作》首发

喧闹的话语,寂寞的文学

上世纪中叶,莱特·米尔斯将大学教授纳入中产阶级的一种职业类型来考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白领“因为缺乏信仰体系,使得他们作为个体在道义上孤立无助,作为群体在政治上软弱无力”——这将是巨大的危机,对于同样身处白领阶层的学者,尤其是文学系学者而言。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二十世纪以来,在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思想史层面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可谓轰轰烈烈,此起彼伏,在文学领域却遭遇难堪。“文人”,即便不带有“脱离现实”或“于现实无益”的指责色彩,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中性的描述。大家难免有些心照不宣,即“文人”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终究太遥远,遥远得近乎奢侈。它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带着强烈的姿态性,与国计民生纠缠在一起。

这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文学本身的特质使然。一方面,对文学现实性维度的淡化,在一个充满着意识形态陷阱的政治生态中,不失为一种善意的保护策略。另一方面,在批评史的传统里,对文学自律与他律的争议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孰是孰非的定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唯美派和形式学派的勃兴,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创作风格日趋没落。其后,在后现代理论对客观性、真实性的本体论质疑中,文学似乎也失去了现实性的基础。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其《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以下简称《途中的镜子》)中指出,尽管文学的艺术形式可以花样迭出,但若少了真实的色彩,文学将变成一场语言的游戏。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并非要为某个特定时期的流行的创作方法招魂,而是要重新强调与确立文学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的所在:“每一部成功小说的人物都与我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理论的话语霸权——正如卡勒在其《文学理论入门》(译林出版社二○○八年版)中谈到的,当下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理论“可不是指关于文学的理论”,“而是纯粹的‘理论’”——让迪克斯坦深为反感。作为当代美国最知名的文学批评家之一,迪克斯坦继承了在学院派体制形成之前那些老派批评家的传统,如他在《被损害的读写能力》一文里描述的。在那时,文学评论作为公共领域的事情被关注,批评家不仅要为普通读者代言,还要表达理想的社会共识。他们喜爱由真实的阅读体验出发,贯之以渊博的学识与独到的见解,将阅读落实在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之中。大众阅读也相应地受到有着良好修养的批评家的引导,对消遣的追求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不幸的是,至少从统计数字的结果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大部分大学能力测试的分数在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至关重要的公民的读写能力遭到严重损害。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阅读不再控制人民时,阅读的隐喻却一直在扩展”,这指的是五十年代以来由学院的理论家们制造出来的越来越精细和复杂的阅读方式,“往往运用模糊不清的、本身便难以卒读的专门化语言,并且过度地将真实世界化简为其文本的踪迹”(《途中的镜子》,271—272页)。

伍尔夫曾对普通读者表达极高的礼赞,她引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这同样是迪克斯坦的批评立场。在他看来,普通读者从事的通常是指涉性的阅读,与具有社会意义的外部世界和个人情感的内心世界相关;而职业批评家正相反,他们的“专业”诠释往往违背文本、违背常识,甚至违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阅读方式。解构主义者们更感兴趣的是搜寻隐匿于文本中的潜台词和语言学空白,是文本如何产生意义,而不是意义是什么;意识形态批评家则乐于挖开作家“片面的、具欺骗性的见解”,与他们自己更完善、更真实和更具有代言资格的观点做对比。这已经不再限于批评方法之争,而是“正式宣告批评家比作家更有智慧、更有优势”,理论成为创作,它不再是关于其理论对象的研究,而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整体,一步步地实行着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夺权。

学术批评家们不再重视作者与作品的意图,与普通读者的阅读活动之间也日益遥远,这造成一股合力,使得严肃的阅读过程趋于毁灭。这种脱离了文学本身的批评活动“最大的不幸是公共领域的丧失”,学院专家成为学院体制的寄生虫,在专业术语和晦涩文风之厚茧的包裹中,一方面远离现实,被拒于公共话题之外,另一方面也以另一种形式遭受了“阅读能力的损害”。在迪克斯坦看来,一种良性的批评,“归根结底是一种公众信任,在艺术家或作家和往往困惑不解的读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将普通的阅读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使阅读变得更有洞察力、更敏锐,而又不会丧失必不可少的真实性”。

收录在《途中的镜子》里的一系列批评文章便是这种批评理念的实践。正如理查德·罗蒂评价的:“莫里斯·迪克斯坦既没有理论,也没有特殊偏好。他的评论工具是老一套:广泛的阅读、对所论作家的惺惺相惜感,以及将作品放到生活背景中的强烈主张。”这极为鲜明地体现在迪克斯坦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充满情感的评论中:对大萧条时代历史的熟稔,对菲茨杰拉德个人生活的体察,以及对其创作的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给了迪克斯坦足够的理由去质疑美国评论界对菲茨杰拉德晚期作品有欠公正的评价。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菲茨杰拉德在大萧条时代的创作不太令人满意,原因是在整个社会面临一场飓风的时候,他仍将注意力引向个人问题,“精致、自省的遣词……委曲婉转的风格,是掩饰而不是揭露了基本事实”。迪克斯坦拒绝某种教条的原则,通过对《夜色温柔》等作品的细读,他认为:“菲茨杰拉德一直以来所做的,不仅是将自己投射到小说人物当中,而且在创造关于自己的神话,将他的梦想和失落提升为典型故事,承担着文化的重负。”同样的批评风格体现在迪克斯坦对美国犹太作家的评论中,他对埃德蒙·威尔逊的评价也适合他自己:“他视阅读和写作为一次次的遭遇,受着感性、风格、个人历史和社会实践的影响。”

对基于个人真实生命体验的普通读者的推崇,对仅仅满足于逻辑自洽的理论中心主义的批判,与迪克斯坦对文学现实性维度的关注与追求息息相关。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作家与批评家的公共责任,更是文学的存在理由。

谈论现实主义难免有些吃力,原因不仅在于,作为文学创作手法而言,它似乎显得陈旧,还在于,作为一种美学风格,现实主义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谴责。韦勒克以其一贯的博学风格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见《批评的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一文中对现实主义文学从创作到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之后,不仅得出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时期概念即作为一个规定性概念,是一种不可能由任何一部作品完全实现的一个理想类型”的结论,还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华莱士·马丁也在《从现实主义到成规》(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一文中指出了作为创作成规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谬误所在。然而,尽管对现实主义理论颇有指责,他们却没有否决文学的现实性维度,韦勒克写道:“全部过去的艺术都以描写实在为目的,即使在它讲到更高一层的实在时也是如此。”

迪克斯坦也在现实主义和现实之间做出区分,“前者包括各种各样的习规和时代风尚,而后者只能够通过多种不同风格来接近或模拟,其中有些风格远非‘现实主义’的”。因此,他对詹姆斯·伍德的观点表示认同:“一切都从现实中流出来,包括对现实的美妙扭曲;正是现实主义使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梦幻等等成为可能。”司汤达曾谈到,小说是“携带上路的镜子”,在迪克斯坦看来,这不仅意味着作品在内容上的真实性,还意味着创作者个人视角与个人风格的介入。

这也解释了,《途中的镜子》对现实主义的梳理,何以会上至二十世纪初期的厄普顿·辛克莱和刘易斯这种用新闻工作者的方法致力于现实素材收集的作家,他们苦心经营周详的细节描写,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背景,人物既是个性化的,又具代表性。也解释了该书何以还涉及到第二部分中的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不再拘泥于琐碎的现实细节堆砌,而是通过内心独白、讽刺、寓言或狂想的棱镜来过滤世界,迪克斯坦认为,奥威尔等人的目的不是否定或逃避现实,而是为了以更尖锐的方式揭示现实,可以将现代主义看做现实主义的一个更敏锐、更急于创新的阶段。而当小说发展到梅勒、贝娄和罗斯的笔下时,中心人物通常都是作者的某种自我刻画,虽然这种高度强化的主观性没有让他们失去与真实的接触,但却导致了其后小说的自恋化趋势。迪克斯坦认为,这才是对小说现实性维度的真正挑战,在他看来,对自我的关注要由对自我的超越完成,“是要为自我构想一个可能的人类情境”,但这种自恋式写作的发展却使得“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起来”,侵犯了小说自身的逻辑。

对文学现实性的挑战还来自理论的霸权主义,迪克斯坦再次将矛头指向学院体制中脱离文学体验的理论家们,解构主义者首当其冲。在福柯的著述中,我们观察和描述事物的方式不可能是客观的、真实的,而是通过推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德里达和德·曼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语言充满了修辞的陷阱和冲突,充满了他人的形而上学踪迹。迪克斯坦认为,“这些批评家在解构人类主体本身的自我幻觉时,也颠覆了文学的人性基础”,“继世纪末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之后,完成了艺术与生活的分离”。

瓦特曾在其《小说的兴起》一书中考察作为术语的“小说”要到十八世纪末才得以充分确认,当时的小说史家为寻求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与之前的虚构故事之间的区别,便将“现实主义”作为小说的限定性特征,将小说创作的对象确定在个体的人所经历的具体事件上,从而让个体经验受到关注。迪克斯坦也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诞生依赖于读者愿意生活在小说的语言中,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可信的世界。

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在于它向我们强调了文学的现实性维度之重要性,它或者关注重大的社会变迁,或者让我们经历认识自我的震撼,现实主义文学“能让我们领悟到,这些发展不是抽象深奥、苍白无血的社会潮流,而是对个体生活、个体与周遭的一切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的社会巨变”。文学的现实性还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它允许不同作家的风格强化,即,它认同无限丰富的可能世界,而不是人人都身在其中的唯一世界。

在迪克斯坦看来,理论中心主义一方面造成文学批评与普通读者的分离,从而使得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文学系教授们失去了公共的平台,另一方面也致使文学失去了其现实性的根基。批评从对文学的关注转变为对批评工具自身的纠缠,因而无法完成马修·阿诺德所说的“生活的批评”的使命。在热闹的理论话语纷纷登台同庆之际,是文学寂寞命运的现实。也许,迪克斯坦的呼声可以让我们警醒。

(《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美]莫里斯·迪克斯坦著,刘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二○○八年版,39.00元)

胡  平:温总理与农民工

2月28日,温家宝总理通过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首次和网友进行线上交流。这次交流涉及的问题很多,我这里祇谈谈农民工问题。

温家宝首先谈到失业农民工的统计数字。温家宝说:“我知道统计数字不是很准确的,有的说农民工返乡2000万,有的说农民工返乡1200万。”乍一看去,温家宝总理公开承认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准确,这好像很难得。其实,温家宝有他的苦衷。2月1日,温家宝接受《金融时报》采访,说失业农民工有1200万。殊不知第二天,中国农业部就公布调查数字,说失业农民工有2000万。后一个数位要比前一个数位多出三分之二。温家宝既不能否认农业部的数字不真实,又不能承认自己的数字为虚假,于是就祇好笼而统之地说统计数字不准确。其实我们知道,这两个数字都不可靠。据一些学者的计算,失业农民工起码超过2500万。

温家宝把大量农民工失业完全归咎于国际金融危机,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显然是在为中国政府推讬责任。众所周知,中国农民工的失业浪潮,是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远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危机并非仅仅是国际经济危机的结果,它也是国际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温家宝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影响首当其冲是农民工。温家宝还对农民工说:“你们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许多工厂、矿山,一些繁重的岗位,你们常年坚守在那里,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你们盖的,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你们干的。”这就怪了,为什么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偏偏都轮到农民工来干呢?为什么一遇到经济危机最先倒楣的又是农民工呢?祇因为他们最廉价,解雇他们也最省事。在中共一手制造的城乡户口二元制下,广大农民沦为贱民。即便进城打工多年也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以及住房等各种社会保障。倘若温家宝真心关切农民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废除城乡户口二元制,让农民享受到同等国民待遇。

然而,在温家宝的讲话里和这次两会上,我们都看不到当局有革除弊政的意向。温家宝对农民工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失业影响首当其冲是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并没有对政府有多大怨言,你们理解。”这就不仅仅是虚伪的问题了。因为就在温家宝讲话的同时,政府正如临大敌,竭尽全力加强对农民工的打压。例如,中共的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就提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据中共官方媒体披露: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已制定了迅速建造4所新监狱和扩大25所老监狱的计画。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增设“城管员警”。重庆以“大力整顿治安,拘捕黑恶势力”的名义,大量抓人,看守所一时人满为患。广州市综治委召开全市综合治理流动人口会议宣布:广州决定将流动人口按居住就业情况和表现分为“一般”、“跟踪”、“高危”实行分级管理,所有失业后无业且无家(固定住宅)者将被严密管死。全国3000多名县级公安局长到京受训,全面推广这类将所有失业穷人、首先是失业农民工视为嫌疑犯的“特级战备”,如此等等。

现在,一谈起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经济危机,很多人往往祇注意到政府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而忽略了它同时采取的政治措施。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假借克服经济危机的名义,进一步强化其专制权力,进一步侵犯基本人权。正像我早先指出的那样,经济危机并不能自动地引出政治变革;弄得不好,经济危机也可能反过来起到巩固和强化专制政权的作用。我们切切不可低估这种危险性。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权与民主的旗帜,揭露出那些冠冕堂皇的经济措施背后的政治黑暗与血腥,激发起广大民众的人权意识与民主理念,大力推动各种形式的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