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让遇罗克进入公共文化视野

今年清明节,我应邀到宋庄美术馆参加遇罗克雕像揭幕仪式。到场者除了发起人徐晓,还有雕像作者郑敏,遇罗克的胞弟遇罗勉,任众、郝治等遇罗克生前友好以及一些认同遇罗克的朋友,约20人。当大家称赞这尊雕像传神时,我内心的想法却是庆幸———庆幸京郊宋庄出现了一片民间文化的沃土,有栗宪庭这样的评论家担任宋庄美术馆馆长,徐晓和她的朋友的努力才获得了表达和展示的空间,遇罗克的精神终于有了一个艺术的载体。中国美术馆最近收藏了一幅李斌的大型油画,画面是张志新和胡耀邦、任仲夷,这种艺术眼光值得称道。但馆藏艺术品毕竟很少有机会再次展出。相比之下,还是长年展出的遇罗克的雕像更能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

当时的参加者还有定居宋庄的社会学家于建嵘。那天的观感引出了于建嵘的一篇文章:《法学博士不知遇罗克是一种遗憾》,后来以《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在《新京报》发表。起因是有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他: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

其实,同样的问题,十年前我就遇到过。当时我和徐晓、徐友渔一起编辑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我:遇罗克是谁?我只好从头讲述中国曾经普遍存在的家庭出身歧视和《出身论》的意义,讲述遇罗克为什么殉难。的确,从70后到80后到90后,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当中,知道遇罗克的太少了。

是遇罗克的意义过时了,新一代青年无需了解吗?我认为不是。虽然家庭出身引起的人权歧视已经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克服,但我国公民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市民和农民的不平等仍然有待于从制度层面上革除;虽然因表达思想招来杀身之祸已经成为历史,但因言获罪的阴影还没有消散,前几天还发生了河南灵宝市警方到上海抓捕网上发言的公民王帅的怪事。至于遇罗克那种“乾坤特重我头轻”,为了公共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民族精神沉沦的解毒剂。正如于建嵘所说,如果不知道遇罗克的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这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欠缺,更是一种精神的失落。因而,理应让遇罗克进入中学教材,进入电视节目,让这个只活了27岁的人权先驱的名字,成为青年常识的一部分。

和遇罗克同时代,美国也产生过一个人权先驱,他就是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有一次我去美国,和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到朋友家做客。碰到一个陌生的美国人来访,朋友介绍遇罗文的哥哥是“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那位美国人顿生敬意。由此我感受到马丁。路德。金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标志性的人物进入公众的常识,消除种族歧视就有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现在,奥巴马当选总统,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成为现实,正是瓜熟蒂落的过程。

什么样的人物在公共文化视野里最活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我们的公共文化视野里帝王将相多多,娱乐明星多多,但能够唤起和提升中国公民觉悟的人物却寥寥无几。让遇罗克走进公共的文化视野,乃是民之所需,国之所幸。

(作者系知名学者)

雷颐:被《梅兰芳》省略和歪曲的

1930年8月,一位着名的学者从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归来,见到胡适时说美国只知道三个中国人,即蒋介石、宋子文和胡适.胡适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 梅兰芳之所以能成让美国知道的“还有一个”的中国人,盖因从这年2初月到6月末他在美国巡回演出,大获成功,使美国人第一次“见识”了有我国“国剧”之称 的京剧,引起轰动。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当时中国“万众瞩目”的大事,不过30年后梅兰芳本人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 年》,对这一段“生活”却绝口不提,而不久前的电影《梅兰芳》对此也仅一笔代过.

梅兰芳赴美演出,具体事务由他的“智囊”和“戏袋子”齐如山精心打理,可谓功莫大焉。更难得的是,齐氏确是历史的“有心人”,归国后写下《梅兰芳游美 记》,详细记下了此行的点点滴滴——不仅记下诸如此事如何促成、怎样筹措演出经费、如何寻找美方“经纪人”、演出盛况、美国政学各界及从戏剧专家到普通观 众的反应等“大事”,而且细到中美舞台对比、所乘舟船所住饭店价格及房间是否有浴室、参观好莱坞各电影公司名字、甚至出国前为防在外国“出洋相”在西餐馆 如何练习吃西餐并且连参加“演练”人员的名单都一一“记录在案”,具有丰富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史的史料价值。

到美国演京剧,国人当时都认为是匪夷所思之举,这个动议,最初却是好几年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北洋政府时的总统徐世昌提出的。因为他曾看过梅兰芳的《奔月》,所以在他辞职卸任、徐世昌为他饯行的宴会上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 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由于在座者对此皆以玩笑视之,芮恩施进一步强调,这话并非无稽之 谈,他深信艺术欣赏、理解最少国界和民族障碍,因此用艺术“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他还举例说,以前美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 来意大利一位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出,“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 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 芮恩施曾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1913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1919年巴黎和会的决议传来,他认为列强出卖了中国,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卖了 挚友中国,出离愤怒,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决定与威尔逊绝交,并宣布辞职。由此可见,他提出梅兰芳访美,增进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并非偶然。具体在 美国联络、极力促成此事的则是后来被“别了”的燕京大学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Stuart,John Leighton)。显然,此时他们就知道“软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近代以来文化交流几乎一直是“欧风美雨”向中国的单向度流动,所以他们主动提出让梅兰 芳赴美演出以增加美国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确实难得。这种文化流动的“不平衡”当然不可能因一两次演出而改变,但作为美国人,他们尽可能增强中国文化 对美“输出”的良苦用心则不可不察。

但梅兰芳剧团是私人剧团,访美演出完全是民间行为,与美国演艺界联系自然颇费周折。从提出此议到最后成行,将近十年之久。

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司徒雷登和辛亥革命功臣、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李石曾积极活动,发动为梅捐款,功莫大焉。而 美国的邀请单位,几经周折最后由1926成立的“华美协进社”发出邀请信:“华美协进社”是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和大名鼎鼎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 (John Dewey)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是一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营利性团体,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对梅的访 美,胡适大力支持,梅兰芳不仅多次与居住在上海的胡适通信,还几次专程到上海拜访,向胡适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观众的爱好和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状况等等, 胡适总是给以详尽的介绍,从整个出访的演出策略到演出剧目的安排、角色的搭配等,胡适都积极地出主意。胡适后来曾谈到:“他(梅兰芳)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 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妆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胡适还用英文写了一篇宣传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被 收录在一位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编纂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的英文专集中。在美期间,胡适的老师杜威设盛宴款梅,以杜威在美国学界、文化界的巨 大影响,自然有“轰动效应”。所以,梅回国后,再三向胡适表示深深感谢.在美联系剧场,良非易事,“梅党”对剧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剧场主人“须以极 优的礼貌对待梅君”、“须给梅君自由演辍权”、剧场的级别要高、剧场不要太大因恐不易满座、剧场主人对梅的演出不能报完全的商业态度。又是司徒雷登在美积 极联络,终于找到合适剧场。

促成他赴美演出的这些人物,芮恩施、司徒雷登、李石曾、胡适乃至杜威,在几十年后全都成为“最最反动”的人物;而“美帝”也成为“最凶恶的敌人”。在新建 立的社会结构中,梅兰芳也必然被组织进来,对政治开始“觉悟”。1955年第9、10两号合刊的《文艺报》发表了梅兰芳批判胡风的文章“伪善的假面具和恶 毒的真面目”,文章很短,只是表态性质,但说明他已不能脱离“政治”。其实,如果他不识时务地提到这些人物,当时也不可能公开发表。1961年8月8日梅 兰芳逝世,11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由新华社发布的“梅兰芳同志小传”,只提1949年后的四次出国︰1952年到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 会,1953年赴朝慰问演出,1956年率领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演出,1957年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赴苏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对他 1949年以前访日、访美、访苏这三次对他艺术生涯有重要影响的出国演出却只字未提。另外,几十年来齐如山对梅可谓恩重如山,但梅后来在《舞台生活四十 年》中却少有提及,因为齐如山在1948年去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去台湾即是罪大恶极.

又是几十个春秋过去,这些人与事现在已渐渐“脱敏”而归于平淡,开始被“去妖魔化”,但电影《梅兰芳》对此却仍完全回避。而且,对以齐如山为原型的邱如 白,更是无中生有地“添加”了许多负面元素,形象被严重歪曲,这可能是为了增强戏剧性,但更可能是因为齐的去台因此可以大胆歪曲。从这些省略和歪曲,倒可 以窥见《梅兰芳》“生产者”(投资方、制片人、编剧、导演)的心态与心境,或许情有可原,终究令人遗憾。心态心境的不同,相同的导演拍相似的题材,水准便 完全不同,甚至判若两人。同是陈凯歌导演,同是“戏子人生”,《梅兰芳》与《霸王别姬》间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真可惜了艺术才华逸群超众的陈凯歌,浪费了绝佳题材的“梅兰芳”,能不令人遗憾深深?此种心态,当然不能或主要不能归咎于“生产者”,而在于基本的“生产环境”。在这种“生产者”不得不谨小慎 微、创造力大受限制的“生产环境”下,文艺还想高度繁荣?还想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软实力”?我早就说过,对艺术的繁荣而言,宽松的“制度环境”,远重于 金钱.

崔卫平:体制是一切,体制外什么也不是?

我的博文《自发而美好的行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体制内的人们,总是摆脱不掉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体制之外的其他人,即使是去做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结论是这些人在体制内生活久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们从自己身上体验不到一点美好的思想感情,于是认为别人也与他本人一样。我举四川谭作人先生为例,这位被称作“爱国爱得吓死人”的义人,因替被埋在地震废墟中的学生呼吁,涉嫌“垫付”罪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我的好友肖雪慧、艾晓明专门为谭先生著文呼吁,对谭作人先生的人品和行为有更具体的表彰。

因此有人不干了,在该博文下面不断跟帖。先是说谭作人就一“流浪垃圾”,被我随手删去(我的博客我做主),继而又说他“做生意失败之后……落为……,流落至今,无正常生活来源,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他的愿望就是通过叼难政府使自己出名,这样可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其中的“叼难”疑为“刁难”,这这么几个字还写错,文化水平要提高了。)。我的灵感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的,这样的表达驱使我再写一篇博文,继续挖掘这个问题的真相。

所谓“流浪”或者“流落”的说法,其一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即谭先生多年不在体制之内工作,不拿体制发给的薪水;其二为价值判断——既“流”便“落”,那些在体制之外、不吃皇粮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沦落”,就是掉到某个“下方”,就是不能证明自己,因而就成了应该加以鄙视和唾弃的“垃圾”。换句话说,不在体制之内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可以称得上是“原罪”。而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流落至今”,则需要被归划到“贱民”一类了。这样的说法,只能暴露一点,就是这个跟帖者,他本人肯定是吃官饷的,他因此而瞧不起那些自力更生的人们。

什么叫做“无正常生活来源”?“正常生活来源”与“非正常生活来源”之间区别在哪里?“正常”与“反常”的衡量标准来自何处?是否靠近权力中心、在体制之内就是“正常”的,而脱离体制、远离权力中心就是缺乏正常的?他是在讥笑谭先生没有钱却仍然要爱国爱同胞吗?其实此人也已“掌握情况”,谭先生远非不劳而获之辈,起码是从事某种脑力劳动(“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这不就是“正常的”生活来源吗?“收取金钱”的说法也很搞怪,带着那样一种嫌弃、鄙夷的口吻,他这个人每月揣着的那不叫“金钱”?他要是嫌弃的话,将这些“金钱”捐给地震重建好啦。本来这样的动机推测是不值一提的(“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但需要指出它目前看来最为扎眼:一个人正身陷囹圄,而且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的行动早已经向全天下人公布了自己的无私动机,还需要别的指认吗?再问一句,如这位匿名跟帖者所说的“刁难政府”就能够提高“收费标准”,难道这个不正是给政府抹黑吗?你这不是教唆别人、煽动“垫付”吗?

经这个跟帖者的启发,令我进一步想到的是,为什么体制内寄生着这么多冷血动物,从来对于别人的善行不报信任,除了有人没有同情心也没有责任感之外,还在于这种体制与生俱来的垄断性质,在于它本能的封闭眼光,某些人只是直接继承了这种天然的排他惯性而已。不在体制之内本身竟然成了一桩恶名,这是一种怎样的罪过?他不在体制之内可能在哪里呢?在“社会”上。因而也流行这样一些说法,比如“社会盲流”、“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渣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等等,总之,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见,以体制为界,将一些人们贴上有害有危险的贱民标签,最为典型的一种说法叫做“三无人员”。假如体制外的人们他们集体叫做“无”,那么体制内的人们就叫做“有”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体制内的人们只能拥有这样的偏见,体制内也并非都只是冷血动物,这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但是享有这种来自体制偏见的人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将体制当作唯一合法性的存在,其他地方则涉嫌非法和具有破坏性;将体制当作唯一真实和实在的区域,其他地方则是虚幻、虚弱和站不住脚的;他们将官饷当作百花齐放的春天,其他地方都只能是破败的寒冬;将皇粮当作唯一的甘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无边的荒漠。

如此说来,这样的体制,不仅是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的,而且还是身份垄断、意义垄断的。也就是说,不在体制之内,不接近权力中心,那么你不仅不享有资源,而且还是缺乏身份和缺少意义的。因为你的体制外身份,于是你便不拥有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或者说别人便有理由不承认你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当年马克思所推崇的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费尔巴哈的立场是人本主义的,他会说“上帝若是一切(everything),那么人就什么都不是(nothing)”、“上帝是富有的,人便是贫困的”(尤指意义的贫困)。放在我们这里,费尔巴哈当年的那些句式,稍稍变换一下便照样适用:“假如体制是一切,那么体制外便是虚无”、“假如体制是富有,体制外便是贫困”、“假如体制是荣耀,体制外便是耻辱”、“假如体制是光明,体制外便是黑暗” 、“假如体制是高尚,体制外便是卑贱”。当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成:“假如体制是有力量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力量的”、 “假如体制是富有意义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意义的”、“假如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外则是消极的”、“假如体制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体制外则是低低在下的”……。

天哪,我们这是处在什么年代?看上去快要赶上费尔巴哈的年头了。

我也不能说,这个体制它不做好事或不想做好事,它的确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它做了一件事,就等于别人没有做一件事;若是它多做一件事,就等于别人少做一件事;若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件好事,就等于别人在别的地方把一件事做坏了。反正,它的存在,就是别人的虚无;它的功劳,就是别人的深渊。

问题还在于,它能说一件事情,你不能说;它能够做一件事情,你同样地去做,就不行。区别仅仅在于你是体制之外的,或者你不处在权力核心。比如这两天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无论如何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人权”这种提法,目前只是官方能够用,一般人不能用,谁用了谁倒霉。君不见《南方都市报》上昨日有社论《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网上大小论坛各路好手全都在窃窃私语,“南都报”不要因此而发生人事变动吧?但愿这回网友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南都报”也只是与“体制”同舟共济而已。

再比如前些天人们热议的温州施粥摊的收摊,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粥摊自今年正月初五开办以来,已经坚持了六十五天,“每天要分掉1000碗粥,2000个馒头”,显然给那些十分需要的人们带来帮助,而且其美名传开,得到了来自“社会”的许多捐助,令这个粥摊“不差钱”,这个举动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社会的做法。然而4月1日,当地卫生部门造访了这个粥摊,质疑其卫生标准,“反复商量的结果”是,开办粥摊的林老板从5日起,不得不停掉了这个施粥摊。据《东方早报》记者报道说,“浙江省民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如果施粥摊要继续办下去,‘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仅仅这一点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样的门槛令人望而却步、望而生畏,于是做好事的冲动,不得不被抑制下去,不得不令人重新过上一种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的生活。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只得再次流落街头饥肠辘辘。(这回真的“流落”了,是被放逐无人过问了。)

卫生的问题,难道不是能够在政府的指导下解决的吗?就像地震震亡者的人名统计,尤其是在倒塌的校舍里死去的那些学生的名字统计,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正像《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先生所质问的:“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政府工作太忙,顾不过来,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么民众正是可以集思广益,帮助完成这项繁重的统计任务,给死者一个交代生者一个安慰,这对于政府来说,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恰恰能够起到安抚和安定的作用。包括调查是否有人为开发在地震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该地区的生活和发展,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不是政府亲自所做的工作,而是由“无正常生活来源”的谭作人接替从事的,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就变成别有用心的涉嫌“垫付”?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这样说难道有什么过分吗——如果自己不做好事,那就留一点好事给别人做做。不要弄成了这一步——到头来,体制变成了虚无和消极的,所有积极的力量恰恰产生在体制之外。说到底,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提供或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书写自己的历史,体制并不能确保什么。

                        2009t416?

卢雪松:理解并联结:从我申请护照被拒想开去

我曾在一年多前申请过港澳通行证,当时吉林省的出入境管理局以省国保不批准为由拒绝为我办理,但口头承诺对我的出境限制将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今年1月,当我再去申请赴港通行证时,窗口的女士发现了电脑屏幕上标记出的特殊字样,她找来了负责的,得到可以办理的确认后,才一边敲着电脑键盘一边和我谈起了天。她漫不经心地问我的近况和思想动态,我难以识别,她是真的与我闲聊,还是自动地担负起某种政治任务。有些问题是我的私事,我当然有权保持沉默,但我告诉她:我对历来的所有政治运动都很反感,那些运动,有的我没赶上,有的我赶上了。从我经历的运动来看,没有一次不代表着历史的倒退!她目光空茫而狡猾地看了我一眼,我则瞥见了她面前的服务牌,那上面有她的名字。

10个工作日后,我按约去取证。和上次一样,他们没找到我的证件而让我上楼去询问。我走了一些办公室,最后等来了一位专门负责我这一类人的某男士(当然我也记住了他的名字),他的随意散漫的笑容在见到我之后瞬间被敌意取代。

最终,我没有得到证件,并且感到失去了尊严。我记得他们的神情。“没办下证,不知道,你是法轮功吧。”“什么原因不给你证,你自己不是最清楚吗?”“是截止到08年底吗?不是不是,是到09年。”“什么书面的东西?……什么意思,没有书面的东西。”“没有申诉的地方。……你可以找省国保。”

没错,对于我来说,吉林省出入境管理大厅不是为我服务的地方,它只是一个反复提醒我,我的不自由和处于被社会歧视地位的所在。然而,我要感谢这种提醒,因为正是这些提醒在激励着我:这是一个可以不按道理出牌,以法外依据限制他人自由的社会,如果我不努力去改变这种局面,就等于我对它的认可,也就等于我甘愿丢掉了为人的自尊。

努力去争取我作为人的尊严,是我并非愿意而又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可惜那些眼睛中只有权力的人无法理解这一点。记得加缪在回顾参加抵抗运动的经历时,对那些德国鬼子说过,“你们强迫我进入了历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鸟儿的歌鸣。”我不禁感叹,加缪的恼怒为什么还要在我们身上重演?

以上就是我此次申请赴港的全部过程和心情。我想,与更多人更沉重的苦难相比,这可能真的只是一桩小事。但我之所以要将它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是因为这类事情、这种心情并不仅仅是我独有,它是我们所有大陆中国人都正在经受着的现实。

我愿意强调“所有”这个字眼,因为除了象我们这样一些受到显性伤害,或者至少已经感到不自由的群体之外,还有更多的人是在不自知中,在隐性因而也就更深重的伤害中苟延残喘。在一个没有正义的社会里,哪里可能有真正幸福的人?那些看似与我们为敌的人,他们在虚伪、贪婪、屈辱、争斗、分裂、恐惧、焦灼中煎熬的灵魂怎么会幸福?靠内斗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迄今仍延续着互相敌对的社会心理结构,就像烙在这个民族心灵上的印记,想要真正抚平它需要更多人的清醒、毅力和勇气!反之,如果任由我们的民族在这样错悖的道路上走下去,结果只有一个,我们的族群将自行崩解和毁灭!

找寻、恢复、确立中华民族真正的生命之魂,我想,这应该是全体华人共同担负起的责任。正义与自由,这是超越具体的政治问题的两个公理性范畴,也是我们应该共同去追求的社会理想,共同去捍卫的人类良知的底线。

我是个从小就有梦想的人。我热切地期待一个充满善意与包容的社会。为了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误解与狭隘,我非常乐意首先释放善意。因为我认为,只要对方能够接受这份善意,那么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这一次交流,就绝非仅仅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个小问题。我们生命中一次对善的感受,就好像在水的源头处投下的一颗石子,它的涟漪会荡漾在整条河中。

三年多以前,我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了所谓“异议人士”群体中的一员。这之前,我对这一群体只做遥远但钦慕的观望;这之后,我生命中则有更大的一部分在经历着其中的一些事情。回顾这几年来中国社会的风云起伏,壮阔激越但也伴随着悲怆和嘈杂。中国大陆境内的情形尤其复杂,往往越脆弱的,也就越紧张,社会心理结构与社会样态虽然在迅速地转变,阻力也变得更加歇斯底里。我有过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虽然事情都不算大,但每一次我都感受到似乎有一团物质压在心上,使我喘不上气来。前一阵的“两会”,还有警察上门询问我的动向,似乎担心我(我们?)有什么“异动”。那是一种很不愉快的经验。仅仅是短短的谈话尚且如此,那时时刻刻被监控、被骚扰的,生活被完全破坏了的,人身失去自由的,甚至精神与肉体都经受着残酷摧残的,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不得而知。我们要的只是一个正常的有精神内涵的生活,对加在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身上的,要我们为最底线的人的尊严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必须一致拒绝和谴责。

我们的民族已经走到病入膏肓的地步,所谓“逆淘汰”,所谓“正不压邪”,残暴、虐杀、卑琐、淫乱在大地上弥漫。在这样的时刻,中国人该对自己有个怎样的定位,该做些什么,该思考些什么,才不枉在这世上走了一遭?当共同面对有悖于人性与公理的严重情形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源自于人性根本的慈善之心。因为慈善,所以有原则,有气度,有勇气,有对人与事更深刻的理解、评断或接纳。

我常常思考并默默反省:如何从自身做起,践行正义与自由的精神,化负气为平和,转激动而稳健?如何在一些次要问题的纷扰中,静下心来,试图理解与包容?如何以一颗谨慎而不尖刻的、“和而不同”的心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聪明的可否不鄙夷那憨直的,自由率真的可否不排拒那实干激跃的,知性的能否去帮助那感性的,情怀充盈的能否注意更理性地倾听,而不是轻易地给不同者贴上标签。

据说今年有一个什么“六五二一工程”,逆向思考的话,这不就是一种联结!当然,这联结不应该是有形的,也不应该是封闭的,它是一种意志,是一种基本态度。在玷污人性纯洁的恶势力面前,与不同的人们理解并联结,唤醒人性中基本的良知,哪怕他是权力组织中的一员,都可能是我们的友人与兄弟。我想,打破旧有的“革命”模式,建立一种真正理解并互相联结的友善关系,只有这样,一个有建构性的多元世界才真正能够实现。

王  怡:写给温家宝总理的福音单张

 

温家宝总理:

我是一个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之一。我为《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被您的政府拘捕,以非法的方式秘密羁押至今一事,写信给你。

4个月来,从国内到国际,有许多我尊敬的知识分子为此事发表声明,提出抗议。我也认为您和您的政府在这件事上犯的错,实在配得这样的抗议。但我写这封信,不是为着继续抗议。我一直不太确定作为一个传道人,要向一个非法关押异见人士、因着内心的怯懦而勇于践踏人权的政府,如何来说我当说的话。

我对这件事本身,充满愤怒,因为抓捕并秘密囚禁刘晓波,法律上是非法的,道德上也无耻,在一位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面前,则是罪孽深重、无法站立的。但对您和您手下的公务员,我并不怨恨。或许你不相信,我对您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轻视。因为我虽然不曾担任过您的公共职位,不曾拥有过您的公共权力,但许多时候我在家人、亲友面前对未来的恐惧;和您在您的人民前面所怀的恐惧,本质上是一样的。我在一两个人的场合,因着内心深刻的罪性,常常有刚硬冷酷的举动;这和您在向您和政府提出意见的人们面前,常常利用和背叛您手中的公共权力,做出刚硬冷酷的决定,其实也是一样的。

成为基督徒之前,我是一个以批评政府、监督公共权力为志业的知识分子,也曾出现在您的政府的黑名单上,被禁止署名、发表文章、在学校授课,或被跟踪、收到骚扰和恐吓信。但有一天,我成为基督徒。意思就是,有一天,我终于开始承认我的道德人品,我对公义的追求,其实并不比温家宝、胡锦涛更好。我在道德上一点不比我批评的人更高尚。我心里隐藏的罪性、欲望、骄傲、软弱和恐惧;我内心对他人的冷漠,和对我所爱的人的刚硬;温总理,请容我说一句,这一切和您的内心都是一样的。

因此我并不将您看作刘晓波先生的敌人。据我对刘先生的了解,他也不会将您看为他的敌人。尽管作为政府首脑,您的职位决定了,您应当对这件事负完全的法律和道义责任。但我和你真正的敌人,乃是我们内心的罪。是使我们陷在自己肉身的处境、欲望和利益中,无力克服、更无力自拔的那一切。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是因为当我看到广场上你站在赵紫阳先生身边那张照片时,那张脸上曾有过的年轻、忠心、良知和理想,以及一颗尚且不愿被政治和环境所辖制的、挣扎中的灵魂,如今哪里去了。我对您的怜悯和哀伤,更胜过了我对刘晓波先生的担忧。因为20年前,您和他都曾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今天,是您逮捕了他,看上去,你是胜利者,他是失败者。但我却知道,这20年来,您所失去的,远远超过了刘先生所失去的。即使现在,他蹲在黑屋子里,您坐在中南海明亮的办公厅;但我却知道,您内心和周围的黑暗,也远远胜过了那间黑屋子。

魏恩波是罗马尼亚家庭教会的一位牧师,1989年前曾入狱14年,受过残酷的迫害。他在回忆录中说,大约1985年,几个基督徒遇见了从总理府出来的罗马尼亚总理德乔治。两个弟兄,不顾一切冲出人群,向德乔治传讲基督的话语,高声地呼召他悔改,停止对人民的迫害,并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赦免。你一定知道,这件事若发生在新华门前,会有怎样的结局。这两个基督徒被捕、判刑,倍受折磨。几年之后,德乔治身患疾病,想起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悔改信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共产党的前总理,参与了教会的服事。

而中国基督徒的方式,常常是更温和的。在去年四川512地震之后,您到了灾区。有一位女基督徒在广州,心中有强烈的感动,希望为您的悔改得救祷告。她买了机票回都江堰,经过各种努力,进入了您身边数米之内,在您身后举手为您祷告。也许您永远都不会认识她,也不会知道她是如何为您祷告的。但我写这封信给你,我不愿意您不知道,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在为您和您的政治局同僚们祷告。因为圣经告诉他们,”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甚至我很遗憾、很难过的一点,是中国的基督徒中,常为您祷告的人,远远多于为刘晓波先生祷告的人,也多于为其他被关押在您的正式或正式的监狱中的异议人士祷告的信徒总和。但我想,这不是因为您是一个统治者,或一个迫害者。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上帝仍然容许您站在这个管理中国的职位上。您虽然和我一样是罪人,但您所占据的那个位置,本身是崇高的,是一个仆人式领袖的位置。基督徒愿意为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那些人祷告,包括您。所以,尽管我不认同今天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是公平、自由和合宪的,但我依然承认您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就如麦凯恩竞选失败后,在演讲中宣称,”奥巴马是我的总统”。所以我决定写这封信给您,我也愿意说,尽管胡锦涛先生不是我的总书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温家宝却是我的总理。不是因为你的总理职位在民主政体下具有合法性,而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掌管着这个世界,也掌管着你的职位。您手中的权柄,在本质上不是人民授予的,不是窃取来的,不是私相授受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那一位设立权柄的上帝,为着这个世界的益处,也出于对人堕落本性的怜悯,而设立的。

若有一天,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您终将在生命的尽头失声痛哭,您曾经在内心为自己辩护的一切理由,都将如草枯干,被风吹散。

今天,我凭着公民的良心,向您提出要求,请您尽一切努力释放刘晓波先生,还他以人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我知道,这一仅仅基于公民权利的要求,是不会被您接受的。就算您心里闪过这样的想法,但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你,胜过内心罪恶、政治压力、家族利益的可耻的权衡,进而做出一个忠于宪法、并在道德上无亏的、仅仅是尽到您自己的本分的正确决定。所以,我更凭着一个基督徒和基督耶稣的传道人的身份,向您这位中国政府的首脑,发出恳切的呼召:温家宝先生,你当悔改,信福音。

因为这个世界上,惟独只有那一位来到地球上、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又和我们一样经历了各种罪的试探诱惑,最后保持祂的圣洁,作为无辜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为你、也为我而死,在一场宇宙性的审判中承担了我们一切罪孽的刑罚;又为着我们能有永远的生命,而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就是那位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弥撒亚),才能帮助您抗拒身陷在政治中的一切罪孽,也将您和您的家族从身陷在金钱、肉体、欲望和对安全感的恐惧中,拯救出来,活在灵魂的自由当中。

也唯有当你认识这一切,相信上帝和祂美善、圣洁的属性,从而因着祂的恩典,真正悔改认罪;基督说,你就必经历灵魂的重生,有勇气、信心和盼望,去做正确的选择。无论您的年龄多大,地位多高;基督说,除非你愿意顺服下来,谦卑下来,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否则你将永远不能从这样的罪恶和虚空中,脱离出来。否则,一切美好的词语,自由、和平、公义、圣洁、美善,仁爱,都将与您无份,对您的一生而言,这些不过是一堆随时可以被您舍弃、并且一旦舍弃之后,您就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去接近的形容词而已。

您曾写下”仰望星空”的诗作。你一定知道康德著名的话,唯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使他敬畏。温总理,您心中的道德律在哪里呢。若没有上帝,星空就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仰望不仰望,不过是自欺欺人。如果星空之上,时空之外,的确有中国古人称之为的”昊天上帝”,就是在圣经中启示祂自己的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我们的心中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律。因为道德并不是从我们里面产生的。就如圣经《诗篇》第8篇,这是一首真正仰望星空的伟大诗篇,您可以读读,思想和您的诗作之间的差别: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对您、对我,对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果我们在内心宣告了上帝之死,我们心中的道德也必将随之而死。我们只剩下一点点可怜的道德感。若没有上帝,仰望星空,不过使我们更加骄傲而已。连仰望本身,都使我们在不仰望的人面前,获得了貌似高贵的满足。温总理,如果您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没有察觉到自己内心道德律的死亡与沉睡,没有面向浩瀚无穷的星空,对自己一生的所思所为,生出痛悔忧伤的心来。那您的这首诗,不过是在世人面前假冒为善罢了。我是一个从事写作和研究的人,在不信基督之前,我也一样曾以写作假冒为善。但圣经却如此说–

“你们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我知道,向您抗议是没有用的,向您请求也是没有用。因为你的良心,也和我以往一般,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除非,我真诚地向你指出你的罪来;除非,我奉着基督耶稣的命令,怀着爱心而不是怀着愤怒或骄傲,向你发出悔改的呼召,并告诉你基督赦免的福音–因为在圣经里,基督将呼召世人悔改信主的权柄和使命,交给了每一个相信祂、愿意跟随祂的人。所以,我若在这件事上,不向你传讲福音,发出悔改信主的呼召;你的罪有大多,我的罪也一样大。我若不因着爱惜你的灵魂,如同我爱惜刘先生的身体和精神,而为您在上帝面前祈求,求祂怜悯恩待您和您家,就如怜悯恩待我和我家一样,并使您生出悔改的心,重新去认识上帝,也认识自己;认识永远的真理,也忏悔一生的罪孽。否则,我的抗议和呼吁,不一定能帮得到刘先生,但却一定帮不到您和您家,及您的同事们。

温总理,在我的信仰里,没有一种对人类道德律的描述,胜过了旧约中所记载的”十诫”: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请您再一次仰望星空,当您在总理的职位上,命令、参与、同意、容许逮捕一个异议知识分子(以及之前对持不同思想、言论的公民更多的迫害),并对此保持沉默与不作为;您将如何为自己悖逆了这永恒的道德律来辩护呢。您若不真心悔改,求告十架上那位为你承受了鞭伤的救主。那个被永远关在黑屋子里、切齿痛哭的灵魂,就会是你。而连你那首仰望星空的诗,也将是你在永恒而至高的那位法官面前,悖逆、刚硬而不悔改的呈堂证据。

什么是你行事为人的最高原则,什么就是你的神。所以温总理,请你看清自己心中所敬拜的那些虚假的神。

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国家政权,无论是家族利益,个人名声,还是历史评价,你为什么而活,你就在跪拜什么,侍奉什么。所以温总理,请你反思,你的一生难道不都是在为自己雕刻和跪拜偶像吗。

你手中握有权力,你和你的政党,以人民的名义、伟大光荣正确的名义,以历史的普遍规律的名义,来施行统治。也在这样的名义下,毫不犹豫地剥夺刘晓波先生的自由。所以温总理,你心里害怕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你为着自私的利益想要对付他;因此你和你的政府假冒和妄称了上帝、真理和美善的名义。

安息日是为着将七天中的一天,归给上帝,使我们的灵魂可以在对上帝的思想、敬畏和敬拜中,得着安息。但是温总理,你的心里没有安息。你的一生迄今为止,只有星期天,没有安息日。

你口中以仆人自居,以人民为您的父老,以百姓为你的乡亲。你却不尊敬他们,随时以傲慢、亵渎和对权力的滥用来对待他们。就像悖逆的儿子,虐待他年迈无养的父亲。所以温总理,你难道不是这个民族的不肖子孙吗。用中国人的话说,逮捕不同意见的公民,真的可以使你无愧地面对这个民族的祖先和子孙吗。

这世上又有谁何德何能,配得拥有生杀予夺的权柄呢。但你却被放在了一个大国领袖的位置上,不是因着你是中国人中最高尚、最智慧、最有爱心的人。你将何等地谨慎、敬畏你手中的权柄啊–这权柄随时可以用来伤害、减损、侮辱和杀害你的人民。所以温总理,基督说,凡心中咒骂弟兄是魔鬼的,就是杀人了。何况你将这样的同胞和公民,捆绑起来,送往囚牢。你的手在签署文件的时候,没有过一次颤抖吗?你在夜里做梦,没有过一次被惊醒、而需要借助安眠药物才能重新入睡吗?

温总理,你曾利用手中的权利,偷窃那属于公民的一切吗?

温总理,你将刘晓波带离他的家庭,离开他的房屋、妻子、财物和他除了灵魂以外、几乎所有的一切,你内心的贪恋达到何等的地步呢。为了你和你的同僚的政治利益,将他人的一切都可以随时牺牲。牺牲的意思是付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先将别人的东西抢过来,然后牺牲。

温总理,你真的希望这个国家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吗。难道你不知道,仰望星空的人,往往就是批评地上事物的人吗。如果连不同思想与政见的知识分子都可以随意逮捕、判刑、软禁,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你不敢贪污,不敢为你一己之利而葬送的呢。

温总理,当你发表任何公开演讲、提到任何高贵而美好的词语,对你的官员和人民像一个道德的长者语重心长时,你就不曾为自己虚假的见证、为自己一生活在道貌岸然的谎言中而羞愧过吗。

几年前,我和妻子,及我的弟兄余杰夫妇一起,给刘晓波先生唱了一首圣诗,名叫《一百只羊,有九十九》。这是福音书中,耶稣讲过的寓言。祂说,人子(指祂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为着拯救失丧的人,愿意悔改的人。中国人有句古话,说”人有病,天知否”。但事实是,人有病,人自己知否?耶稣说,我来就是为病人来的。意思是你若认为自己没有病,十字架的救赎,福音的好消息,就和你没关系。到底什么是我要对你说的福音呢。就是温总理,你悔改吧,如今悔改可得白白的赦免。

若不是上帝爱我和你这样不配爱的人,甚至献上圣子耶稣,也就是上帝自己,来替我们赎罪,在这个宇宙中付出公义而完全的代价,以致于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爱,可以在受苦的基督耶稣身上,显出完美的统一。这就是福音,是一个能使你的生命,在本质上和上帝和好,然后你和刘晓波先生和好,和一切你所统治、管理、命令、伤害、恐惧、提防和怨恨的人和好的好消息。

温总理,您是一个政治家,您知道这样的统一在人间,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您为之服务了大半辈子的共产主义理想。无法在公义与爱之间,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也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得到和解与安息,最终不得不血流成河,不得不反目成仇,不得不背信弃义。甚至20年前,在你亲身参与的那场悲剧中,政府开枪杀死自己的孩子。

所以耶稣用比喻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基督为信祂的人流血,叫我们彼此之间不用再流血。基督为信祂的人死了,叫我们的灵魂活过来,不用再死。温总理,你觉得这是一个童话呢,还是这宇宙人生中最真实、最伟大的故事?你若觉得这是童话,你就继续活在你的罪孽、怨恨、恐惧,活在泯灭了道德、并且面对永恒时心如死灰的人生里面吧。这样的人生对你的后代来说,可能还方兴未艾;对你自己来说,也没有多少地上的光阴了。您若真有勇气面对自己,生出忧伤痛悔的心来,你必有一天,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去相信,也可以去悔改。那么您的生命中哪怕最后一秒,都将如同呱呱落地时的第一秒一样,充满了盼望。

所以耶稣说,我来,就是来为迷失的那一只羊去死的。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而且祂说,天父赐给我的羊,我一只也不会丢失。

温总理,当时我们唱了这首歌,对刘晓波先生说,你就是九十九只之外的那只迷羊。牧人愿意撇下圈中的九十九只,去找你。并为着你能回永恒的家,而甘心受难。刘先生当时一无所求地说,”那哪能呢”。因为对他来说,苦难过于沉重。他为着自己的良心,承受过和将要承受的都太多了。基督的爱,令人感动,但也往往令人却步。使伤痕累累、也罪孽累累的我们,无法决心去信靠,去盼望,去接受。

但是,温总理,假如当时我知道几年之后,您的政府还会再一次地关押刘晓波。我还是一样会对刘先生说,上帝爱你,祂在找你。因为这样的恩典与盼望,实在与您的政府抓不抓他,或者与他这辈子还要经历多少迫害,没有关系。基督徒寻求和盼望的,乃是爱与公义的真理和生命,不是为了天堂的门票,今生的好处,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的保障。尽管我们常常也因着上帝的怜悯,而得着这一切。

温总理,今天我也对您说,你就是九十九只之外的那只迷羊。牧人已经撇下圈中的九十九只,来找你。并为着你能回永恒的家,而甘心受难。尽管你所做的事,和刘晓波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眼里,刘先生是这个民族的良心,是我尊敬的知识分子。而你是一个虽有抱负却陷在罪恶和贪婪中无力自拔的、可怜的政治家。您在电视上向人民流露的那一点道德良知,与刘先生相比,不过是更加残缺、污秽且无耻的。我虽是一个传道人,我愿意以基督的爱来饶恕你、为您代祷。但我也承认,我实在很难去爱您,如同我爱刘先生一样多。但是,我却要诚实地对你说,基督耶稣爱你的灵魂,和爱刘先生的灵魂,是一样多的。刘先生是一个受害者,他因为受过的伤害太多,而难以相信恩典。你是一个加害者,你是因为伤害过的人太多,而难以相信恩典。但在基督那里,温总理,上帝愿意同时将你们抱在祂的怀里。上帝为此付出了祂自己。

这就是我的信仰。基于这一信仰,温总理,我请求您尽自己在上帝、宪法和人民面前不可推脱的责任,释放刘晓波先生。在未释放的时候,也尽您一切的努力给他有人道和有尊严的对待。我也奉基督耶稣的名,呼召你悔改,停止在你的职权上伤害和剥夺你的人民的思想、言论、信仰和一切人格的权利与尊严。唯有真正的悔改,将使您得着真正的福音。就是在无亏的良心和真理的仁义中的、永远的生命。如同马丁·路德·金半个世纪前的演讲,有一天,您和您的同事们的后代,和刘晓波们的后代,将一起在黄河边跳舞赞美,弟兄和睦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温总理,难道您就不曾和我一样,盼望、祈祷过在中国也有这样一天吗。时日无多,为什么还不悔改?

王怡,写于主后2009年复活节前

温克坚:乐观和期待—-我看《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月13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是近期值得关注的一个文件,虽然总体上这个行动计划并没有什么新意,表述上也没有超越民间社会的努力,其实际效果也需要未来来检验,但是在我看来,以国家承诺的形式系统的重申人权理想的行动,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

首先,这个行动计划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当代的人权语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全文约22000字,分为导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人权教育和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及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等六部分。虽然不是很彻底,但是该计划基本上放弃了以前官方文件中那些充满陈旧意识形态话语的描述。

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语言本身也是一种规范,是一种制度,不同的语言体系是孕育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母体之一。比如宏大叙事的语言风格往往对应着某种国家主义或者集体主义,而精细的话语体系总是和个体主义更加亲和。因此语言体系的变化和特定的制度变化虽然关联不是很直接,但是往往是其源头之一。

回望78年以来话语体系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人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的相关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最近数十年以来,虽然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受到实质性的人权改善,在不少批评者的眼里,人权状况甚至有所恶化。但是以2004年人权入宪为标志,人权话语的正当性有了一个显著的支点,经过民间的努力和官方有限的回应,这种话语体系在空间上不断展开,在议题上不断深入,到了这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颁布,起码在人权的话语体系上完成了一种整体的转换,人权话语的正当性开始确立。从此之后要借用国情论或者人权就是生存权等论调对人权进行污名化,变得困难了。习惯睁眼说瞎话的外交部发言人需要多多补习功课了。

其次,这套新的人权话语在高位确立,自然就产生了势能,会对当下的社会进程产生辐射力。这里也许要回应的一个质疑是,为什么2004年人权入宪后,鲜见实质性的人权进展?这次推出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什么不会重蹈覆辙呢?我的理解是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十足的变化,机械的参照历史经验肯定无法理解未来的变化。经过多年的社会力量的发育,经过2008年诸多大事件的催化,加上2009年经济危机对利益结构的冲击和社会心理的变化,新的话语体系所能产生的催化力量已经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草泥马等流行词汇所代表的社会事件的演绎过程充分的说明了话语体系具备的力量。简单的说,当下的社会结构更复杂,更多元,更加动态,更鼓励变化,而任何单一集团都不再具备完全的主导权,社会进程不再是可以被权力规划的对象,不同的社会力量和不同的政治派别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博弈,在博弈过程中自然都需要援引某套话语体系为他们提供背书。从这个角度,有理由认为这次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官方为了回应民间社会的压力而主动出击,试图争夺价值高地。最近数年以来,民间力量在推进人权理念方面展现了积极的进取姿态,尤其在2008年国际人权日前夕发布的《08宪章》对官方更是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以致官方被迫在各种场合作出回应,重复其陈旧的理论体系,但是很显然,那些理念无法带来必要的市场号召力,这次国家人权行动规划的出台,也许代表了现有政治结构中开明力量争夺价值高地的另类尝试。

不过,不管该人权规划推出的真实动机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的社会博弈过程中,只有那些普遍性的规则,基本的价值体系才具备化约为共同规则的可能性,而普遍性的人权理念是各方力量都无法绕开的价值体系。因此,不管社会演进博弈过程中那股力量终将胜出,人权理念最终将是一个赢家。虽然有诸多不足,这次国家人权行动的推出也体现了这个趋势。

当然,要使这种势能转化为动能,需要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和组织机构具备某种自觉,成为这种潜在能量的载体,才能对社会进程进行有效的输入。人权话语的国家层面的正当性的确立,如果不转化为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公民和社会运动,那么就是一个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中看而不中用。或者再用一种比喻,国家层面的人权规划的出台,类似于开出了一张支票,但是支票的兑现过程却需要公民社会的推进才能完成。因此,围绕着普遍性的人权理念,围绕着这次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承诺,公民个体,组织,各种团体,非政府机构需要不断的参与到这个权利支票兑现过程中来。这包括观念的辨析和传播,多种方式的公共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象征性的集体行动等等,这是公民个体和公民社会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过程,说到底,只有一个充分赋权的公民和公民社会的出现,才是人权的最大保障。

刘霞:呼吁释放我的丈夫刘晓波

我的丈夫刘晓波是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08宪章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为蓝本,呼吁在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包括建立民主政府,以普世公认的标准保障人权。200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这一天08宪章由300多中国公民签署发布,截至今天联署者已超过8000人。

很明显,08宪章在全体华人中引起了共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局认为我的丈夫对国家政权构成了危险。2008年12月8日,中国警方在未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我的丈夫,并被拘押至今,尽管他们从未对他提出任何控罪。

尽管由于参与起草08宪章,我的丈夫陷入了困境,但我相信晓波没有后悔。他一向坚定地致力于促进并保障中国人的人权,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人权。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第四次亲眼目睹他被警察从家中拖走。在此之前,他曾因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而被监禁半年。1996年,由于他撰写文章呼吁民主自由,再次被判入狱三年。2006年,他又一次被北京警方拘押,持续审问12个小时后才被释放。

虽然我和丈夫深知起草并签署08宪章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丈夫被拘留仍然给我们两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很早以前,我们俩人就商定不生孩子,不论是男孩女孩,父亲被投入监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独身。丈夫被拘押后,我们只能靠书信联系,俩人不断地给对方写信,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信件也许对方永远不会收到。在他被绑架的近4个月来,当局只允许我们见了两次面。我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我和丈夫一边吃饭一边谈话,狱警一刻不停地在旁边监视着我们。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盏灯泡。我带给他的60多本书,多数都被监狱官员没收。想到他在监狱里孤苦伶仃的生活,我赶到难以忍受。

现在我担心,政府正在准备对他进行审判,试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决他。当局经常用这个罪名来惩处持不同政见者,一旦按这个罪名判决刑期通常十分漫长。警方已经传唤、调查了几乎所有的原始签署者,这是在搜集“证据”以便给我丈夫“定罪”。他们这样做,也是在向所有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发出明确的信号,告诉他们当局不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

我恳求奥巴马总统能够过问我丈夫的案子,向中国政府表达让我的丈夫重获自由的希望。我的丈夫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被监禁不仅是我个人的大不幸,也是无数和他一样渴望国家自由民主,却又没有正常表达渠道的中国人的巨大悲剧。请奥巴马总统站在刘晓波一边,帮助我实现与丈夫团圆的梦想。

作者为刘晓波之妻,居北京。英文由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劳改研究基金会翻译。

苏露锋:媒体人与独裁者的角力——《自由中国》的首次文祸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社会,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媒体人生存是异常艰难的。局中人自然深得其味,圈外人往往不明就里。半个多世纪前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所遭遇的首次文祸,不是它与当局冲突最剧烈的一次,也不失为一个解读媒体人生存处境的好范本。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给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制造言论自由的假象,准许“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任社长,毛水平任总编辑,殷海光等文化名人成为编委和主笔。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素来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他们要呼吁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自由中国》不断突破言论禁区,越来越不为当局所容。1951年6月,它遭致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文祸。

台北市区接连发生几起离奇案件,案情惊人地相似:银行非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民众与银行正在成交时,被特务机构“保安司令部”的特务抓住,进行严厉处罚。民众对此意见很大,普遍认为是特务机关搞的鬼。《自由中国》编委、主笔夏道平经详细调查发现了其中黑幕:“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们为了搞奖金,与银行内部的不法分子勾结而设下圈套。这是典型的“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刊发了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对特务机关为非作歹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要求政府“勇于把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并给这次案件的设计者以严重的行政处分。”此期杂志一上市,引起民众抢购。

这篇社论惹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特务头目彭孟缉,他下令特务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其他人员监控起来,并派人收缴市面上的杂志。与此同时,彭向“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桢递交了批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报告。只要吴国桢一批,他们就动手抓人。吴国桢终究没有同意。彭孟缉窝了一肚子火,仍然没有撤走布控在杂志社门口的特务,搅得职员们不得安宁。后经“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协调,彭才悻悻地撤回了监视的特务。

随后,彭孟缉去找蒋介石。其实,蒋介石早已看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他为此事大怒,并将《自由中国》视为“敌人”。但杂志发行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蒋不愿为此事得罪他,需要他继续当“政治花瓶”。彭孟缉告状时,蒋一直不表态。彭从蒋的暧昧态度中认定他并不反对整《自由中国》。于是,彭委托主管宣传的国民党要人陶希圣给雷震传话,扬言如果《自由中国》不作检讨,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彭还给雷震的妻子打来威胁电话,说他要与雷震和《自由中国》算账。

“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了平息此事,建议雷震在《自由中国》上登一篇道歉的文章,缓和一下矛盾,并就此事征求黄少谷的意见。黄少谷把握不准,便请示陶希圣。陶希圣说:“《自由中国》应再作一篇文章。不然,’保安司令部’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在这一天,雷震接到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警告函”,函中说,《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已引起“保安司令部”的公愤,并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自由中国》今后不得再发此类文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果没有蒋介石授意,它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在各方的压力下,雷震不得已叫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文章,只是对上期社论作了些说明,并没有道歉之词,坚守《自由中国》的办刊理念。陶希圣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强辩,全无认错的意思,如果这样登出来,是在火上加油。雷震只好硬着皮头请陶亲自修改一下。当雷震取回经陶修改过的文章时,题目已改成《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原稿被砍去了三分之一,并加上了不少语句,对“保安司令部”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这篇由《自由中国》、“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要人“合作”出来的畸胎社论,刊于《自由中国》第4卷12期。如果说这在台湾新闻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纪录,随后胡适的抗争则为媒体人增添了一抹亮色。

远在美国纽约的胡适,看到寄来的最近几期《自由中国》和一些新闻报道后,非常不满,于8月11日给雷震写了一封信。一向以温和、稳健著称的胡适,这次以罕见的激烈言辞,谴责了当局迫使《自由中国》赔罪道歉的行为,他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人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他表示“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还特别强调要将此信公开登在《自由中国》上。

雷震看到这封信后,深受鼓舞。9月1日,胡适的抗议信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登出,这给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引发了更大的政治震荡,使得《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冲突急剧升级。蒋经国、彭孟缉下令通知各书店、书摊不准销售此期刊物,并抽调大批特务上街收购《自由中国》杂志。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压制《自由中国》,国民党与特务机关精心策划了的一场批判会。9月4日,卧病在床的雷震被强行通知参加会议。会上,陶希圣、彭孟缉等人轮番对雷震进行批判。雷震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当局整天对外鼓吹台湾是“自由、民主”之地,不过是喊喊口号来欺骗世人罢了。

蒋介石镇压《自由中国》,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9月6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胡适对蒋抗议》,导致《自由中国》事件对国民党当局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但也无可奈何。他不敢让打压行动升级,否则会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危及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

通过这次风波,雷震感到,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对胡适的言论颇为畏惧。由胡适任发行人,对《自由中国》的生存至关重要。9月7日,《自由中国》编委联名给胡适寄了一封信,将最近发生的风波详细透露给胡适,并恳请他留任发行人。胡适接受了请求。

后来,王世杰看到雷震与当局的关系越搞越僵,就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出面协调。王与陈商议的结果是:不开除雷震的党籍,由陈诚写一封信给胡适,向胡适解释、说明台湾近年来的管制措施,《自由中国》在第5卷第6期上公开刊登此信,以化解各界对胡适抗议信的“误解”。雷震觉得这个意见对《自由中国》没有大害,事态也可平息,便同意了。

胡适收到陈诚的信后,相信实际情况绝不是信中说的那样,为了把情况弄清,9月11日,胡适又给《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等人写了一封信,特意询问“《自由中国》(刊登胡适抗议信的第5卷第5期)是否真有被禁发售的事”。雷震觉得胡适是杂志的发行人,应该将实情告诉他。为防国民党及特务机关的报复,雷震托香港友人给胡适发了电报,告知《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胡适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电报,心里明白了一切。胡适后来虽再未提及此事,却通过这件事深深感受到,雷震、夏道平他们今后还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麻烦,台湾争取自由民主任重而道远。

胡适曾在《自由中国》创刊号《〈自由中国〉的宗旨》中写道:“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与雷震们没有因横遭文祸而改变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方面,他们仍然不断揭露、批判蒋介石的专制统治,继续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从“坐而言”升华到“起而行”,积极投入现实政治筹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准备以组织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这无疑触犯了独裁者的大忌。

1960年10月,蒋介石撕下民主的伪装,捏造罪名将雷震等人抓捕入狱,《自由中国》也连带被封杀。蒋介石虽没有对胡适采取实际行动,但此事对胡适打击很大,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962年2月,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自由中国》和雷震等人当时虽未能得到善终,但却成为台湾思想启蒙的文化源泉和日后民主运动的精神宝塔。

李昌玉:孙文广被打事件原委

孙文广被打已经12天,海外媒体做了广泛的报道,其中细节有若干出入。笔者因为老伴重病住院,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因此要全天候地前往医院照顾,对于其事也并不知情。日前,孙文广回家养病,我前去看望,了解了详情,现在将其原委陈述于下。这是该事件过程最准确的陈述。

本文是应《人与人权》的约稿所写。一平先生告知,该刊要到1日才能上网,因此根据他的建议,现将“事情的原委”部分先行发表,全文《毒打孙文广是破坏和谐社会的严重事件》,即加上后面议论的部分,将于下月1日在该刊发表。

4月4日是清明节,在山东省城济南市区中心矗立着一座宏伟壮美的英雄山烈士陵园,山顶上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纪念碑,镌刻着毛泽东的手迹“死难烈士万岁”,是全市人民每年前往祭扫先烈的唯一去处。这一天,天公作美,春日融融,晴空气爽,也是登高赏景、极目远眺的好辰光。今年的清明是第二个法定假日,因此登山的人特别多,据报道,当天登山的人多达5万。上午10时许,陵园内已经人流如潮。从主门西门至山顶大约二三百米,人们沿着由缓而陡的登山台阶,拾级而上,大家说说笑笑,轻轻松松,显示出一派和谐社会的安康祥和美好的景象。但是,不幸的是,就在这时,就在这个陵园内,在距离大门大约50米的地方,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徒打人事件,被打者是前去祭祀的山东大学的75岁教授孙文广。他被五名彪壮的暴徒,拳打脚踢,打断了4根肋骨。

这是一起破坏和谐社会的严重事件。

事件的原委,据当事人孙文广先生向笔者口述:本月4日早饭后,他携一名大学生,从37号宿舍二楼下楼时,就迎面遇到市公安局干警郑习之和本校公安处李副处长等5位干警,在楼梯上劝阻他不要去扫墓。他执意要去,并且径直外走,到得大院中,又有二十余干警阻拦他。他仍然不听劝阻,执意要去。

原来,1日,他已经到网上发表了文章《清明节该修复记忆》,告诉世人,4日,他要一如往年,继续去本市英雄山烈士陵园祭扫中共已故书记赵紫阳。2日3日,他又到学生宿舍区张贴用A4纸打印的长达20页的纪念赵紫阳的文章,就受到公安的干预,不许学生阅读,因此,此时公安的阻拦是有备而来。

公安人员虽然阻止了跟随孙文广的学生,但是没有拦住孙文广。孙文广在拒绝了公安人员的阻拦之后,独自一人乘坐出租车前往英雄山陵园的主大门西门。孙文广一路观察,背后至少有一辆警车跟踪,紧紧尾随而行。孙文广下车以后,看到陵园大门口站立着若干警察,停放着几辆警车。

孙文广只身一人,径直上山。他根本没有观察前后左右的“情况”。他手上没有携带任何物品,仅仅口袋里装了几张打印纸和两条小小的白色缎带,都是纪念赵紫阳的文字。当他走进陵园大约五十米的时候,左右过来两名大汉,把他的胳膊架起,向路边拖去。他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可能把他架到路边的大巴中,所以没有挣扎,可是,等他反应过来后,发现有大约5名大汉把他托起,摔到了大约两米的山崖下,然后,大汉们就对他拳打脚踢,打得他疼痛难忍,不过他还没有晕过去。他发现,山崖上边聚集了一些人,有人在喊:“为什么打一个老人?快报警!……”

暴徒们大概感到群众的气愤,也已经完成了任务,于是就离开了现场。在暴打的过程中,他们对于孙文广没有说任何话,他们之间也没有说话,说明配合默契,一切都是按照“预案”进行的。不久,来了一位警察,自称是当地四里村派出所的。他问明了孙文广的身份和家属的电话。又过了不久,就来了救护车,把孙文广拉走。

这期间,孙文广的老伴接到一个自称“围观者”的电话,说你的丈夫被打,现在在英雄山陵园内,而且让孙文广自己对着手机说了几句话,证明是事实。等到孙文广的老伴乘坐出租车走到路上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警察,说孙文广已经去了齐鲁医院。于是她就径直去齐鲁医院,见到孙文广。

孙文广被查明打断了4根肋骨,是前肋左第10骨,后肋左第1、2骨,右肋第1骨,还有脊髓震荡,所以在最初几天,疼痛难忍,但是除了头部面部,身上没有外伤,不露血迹,内脏也没有明显伤害,说明暴徒都是打人的行家里手,具有很高的“打人”技巧。孙文广先在胸外科重症监护病房住了4天,然后转到普通病房住了3天,因为医院环境不利于休息恢复健康,所以于10日出院回家。

孙文广被打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但网站上议论纷纷,而且许多大报和美英法德等等世界上的大约10家华语电台都连续跟踪报道此事。我们这些住在同一个大院的朋友,也都是首先在网上看到消息,然后想方设法辗转探问才得到证实。

杨  光:国家结构的系统性风险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可行性

一、中共极权体制及其“单一制”

1949年中共革命胜利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结束了长达38年之久的国内混战,并从此拥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专制集权的大一统中央政府。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共革命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后不同的政治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派、革命党和立宪派三足鼎立,不得不共同分享政权。其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实力最强,因此,旧官僚迅速成为新政体的主角。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最终被甩出其所参与缔造的共和体制之外。

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蒋介石、国民党以武力重新统一全国。一方面,胜利后的国民党随即割断了其与苏俄、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依照苏俄模式实施一党专政、以党治国,断然终止了清末民初的宪政运动。但是,国家的统一并不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事实上只及东南一隅。政府不得不与残余的军阀割据势力和新兴的中共叛乱力量长期周旋,还要在派系林立的党国内部维持必要的权力分割与政治均衡。

关于上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晚清,欲立宪而革命;民初,欲宪政而割据;国民党,欲专政而内战。历史无情,全都是种瓜得豆的结局。国事沧桑,这只是半个世纪的政体过渡,最后,真正继承和取代了大清帝国皇权专制政体的,则是毛泽东、共产党所建立和维持的共产极权体制。

按我国“革命史观”之定论,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蒋介石“背叛”了国民革命,依此二说,这两场革命均被认定为“失败”。与这两场“失败”的革命相比,1949年的中共革命则几乎是一场压倒性的、完全彻底的胜利:一切有武备、有组织的敌对势力均被中共消灭尽净,岂止如此,温和的中间力量和非暴力的民间组织也几乎被中共连根拔除。在中国大陆,已不存在任何可与中共进行政治博弈的合格对象。这意味着,当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毛和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唯一的主人。毛所说的“人民”,就是那些山呼万岁的人们,其他的,通通叫做“阶级敌人”。

中共的组织原则与以往的政治势力有根本的不同,它实行高度意识形态化、高度集权化的全能统治。在中共内部,不允许存在公开的少数派团体和地方主义派别,晚清以来已存续一个世纪之久的地方性军政集团(如清末的湘军、淮军和各省咨议局,民初的直、皖、奉系、地方军阀和各省自治势力,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军派系)在中共的组织系统中已不复存在(文革时期对“东北帮”、“西北帮”、“南方叛徒集团”、“内人党”、“伊玛尼党”等所谓地方主义派别的指控均为栽赃陷害、子虚乌有)。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但过犹不及,当合法正当的地方利益在中央层面完全失去了政治代理人,便是十足的坏事。不仅如此,晚清和民国的地方政治架构也遭到了中共的肆意破坏:晚清民国所艰难建立的地方自治组织已经烟消云散,就连乡村的基层自治功能也被土改、镇反运动所摧毁。

简而言之,1949年之后,尤其是在三大改造和反右运动完成之后,中国政治已经实现了一元化、单极化。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不存在任何可对中共最高统治集团形成监督与制约的有组织力量。在毛式极权体制确立并巩固之后,所谓“民主党派”,所谓“民族自治区”,都不过是中共恩赐的一个虚名:其与民主、共和,与分权、自治,均南辕北辙,毫不沾边。岂止是名不符实,简直假到不能再假,说是骗局也都算不上了。(拿“西藏自治区”、“民主党派”行骗达赖喇嘛、章伯均罗隆基这样的贤者,不是侮辱人家的智力吗?)

在灭绝了一切独立党派和一切自治组织之后,中共理所当然地建立了一套以党治国、领袖治党、大权独揽的横向结构,也理所当然地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叠床架屋、上传下达的“金字塔型”纵向结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个体制中,所谓“地方”与“下级”,俨然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二者均处于被动听命的附庸地位。这种体制,大概是可以叫做“单一制”的了(注:笔者一直给“单一制”加引号,是因为我并不认为有任何国家是严格单一制。这个概念是韦伯所谓“理想型”而非实际的国家结构)。

二、当代中国国家结构的演变

中共“解放”之初,全国被分为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中南六个跨省的大行政区。这是军事独裁统治之临时体制,以野战军的分割占领状况为大区划分的依据,并按军事权属设立军政机关。至今,所谓“省军级”、“县团级”之军政官僚等级体系仍流毒尚存。这说明,中共建国乃是以“征服者”而非“解放者”的姿态统治全国,它从来就不承认被“解放”了的人民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资格。(连日本鬼子还装模作样成立伪政府“华人治华”,未曾直接派军长师长当行政长官。)

1954年中共政权基本巩固之后,大区被取消,全国被划分为三十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省县之间设立“专区”(专员公署),再以下是市、县、区、乡(公社),基本沿袭了清朝和民国的地方建制。直辖市仅限3个超级大都市(现有4个),省则覆盖了传统的汉族农业地区,自治区则限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似乎汉族人倒是不可以自治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这三种省级建制在名义上、宪法地位上大有区别,但实际上,中共从未认真对待其法定区别,正如它从来没把宪法当回事一样。很快,中央政府就碾平了省和自治区,各省通通变成了直辖省。即使在西藏、新疆和内蒙这些民情风俗迥异的民族地区,自治也被党治完全消灭,“自治区”也成了直辖区。因为毛泽东、共产党对任何政治多样性、文化独特性都极其敏感多疑,存有一种可鄙的阴暗心理,一种发自内心、难以克服的反感和恐惧。毛泽东的那个“司令部”历来所痛恨者,有所谓“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所谓“阴谋集团”、“非组织活动”,对于地方,一旦稍有不从,毛便斥之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必以“丢石子、掺沙子、挖墙角”为能事而破坏之。

毛泽东要把中国的富人都整成穷人,有知识的人都整成愚民,有教养的人都整成暴徒,……把全中国人民改造为清一色的群氓,谓之“社会主义新人”。当然,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他要尽其所能毁灭中国人的自治能力,绝不允许中国版图上残留真正的自治群体和自治机关,以便让中共的党政军极权体系整齐划一,让一元化的党国权力层层落实、一插到底。

然而,对毛和中共来说,要在一个泱泱大国真正做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宗教上的“全国一盘棋”,让诸多民族、亿万民众通通只“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这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乌托邦,再专横暴虐的统治者也办不到,终其一生,毛力有未逮,只能心向往之。毛泽东曾经在《论十大关系》中颇为无奈地提到了央地关系、民族关系,此后也多次提到“两个积极性”、“两条腿走路”、“因地制宜”。尽管毛对地方任何微小的事权与财权始终是一不情愿、二不放心,他仍然不得不答应给地方稍稍“松绑”,使其不至于被捆死。毛泽东的困惑是:赶走了国民党,剥夺了地主资本家,镇压了反革命,凌辱了知识分子,他早已权大无边,无法无天,呼风唤雨,生杀予夺,可是,他还是不能消灭藏民、回民的宗教信仰,不能完全清除孔子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他甚至不能禁绝党内的“反党集团”、消灭“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当然,他更不可能全面禁止“条条块块”偷偷摸摸、零打碎敲地窃权、滥权。

因为中央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部属和地方必然要做很多无权做、不该做、做不了的事情,所以,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便呈现出诸多无序状况,长期以来无法理顺,至文革以后,更出现全局性的无政府主义大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讲,极权体系看似强大,其实很脆弱,表面上铁板一块、严严实实,事实上千疮百孔、一塌糊涂。它雄伟巍峨的权力大厦并没有三梁六柱,只有一根真实的支柱,其他的支撑则全都是靠不住的。一旦那根真实的支柱出了问题,整座大厦就有可能轰然倒塌。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其最有效的政策之一是“对内搞活”、“放权让利”。毛式极权体制于横向与纵向均出现了某些松动,而纵向结构的松动则具有更深刻更实质性意义,体现出不可逆转的坚韧性。改革过程中,省级政府逐步获得了较小却富有弹性的立法权和较多的且易于擅自扩张的事权,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市县级政府获得了十分广泛且相当扎实的经济自主权。市县政府成为城乡土地、矿产资源、公共资产的直接经营者和最大获益者,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主要监管者,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终端执行者。许多资深学者指出,县与县之间竞争机制的形成、县域经济的相对独立性,是“中国模式”取得高速发展实效的制度源泉。省县权力的扩大尽管缺乏宪法地位,但这一状况在未来的前景,使得县域自治和“县政中国”(吴国光)成为极具现实意义、极具制度价值的政治思路。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结构发生了若干渐进变化。总结起来,中央政府虽仍旧大权独揽,但极权主义的全能统治已经局部瓦解,一党专政的中央权威急剧衰减。省在政治上变得比毛时代远为重要(试想,“六四”之后中共高层是如何焦急地等待各省“表态”,再者,毛时代有几个省委书记进政治局,今天有多少,这些变化是意味深长的),而县则在经济上更是举足轻重。“中国奇迹”的发生使这些变化因其“政绩合法性”而得以巩固,中央政府即使想要大幅度往回收权,实际上也是很难做到的了。可以笼统地评价说,这些变化大体上是积极和有益的,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关于未来的保证:假如中共的权力大厦某一日忽然倒塌,当大房子垮掉了,也许还能剩下来一些基本完好的中房子和小房子,使我泱泱大国不至于陷入全面崩溃、全面内战的绝境。

但是,政策性“放权”毕竟不同于宪政分权,“县域经济”更不是良好的自由市场经济。“放权让利”有其严重的局限与弊端:地方财权与事权的背离加剧了地区差距、扩大了社会不公,诸侯经济的泛滥使市场分割、地方保护日甚一日,也使城乡壁垒、地域歧视无休无止。在当今中国,一面是所谓“单一制”,另一面,却省籍堪比国籍,县境堪比国境,法制体系与地方政策的差异比联邦制下的美国还要大得多,人财物的流动障碍比欧盟列国还要厉害得多。而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明目张胆,“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不治痼疾,中央权威的逐渐衰弱演化为一个不断持续、不断深化、难以遏止的政治进程。这是一个滋长希望也滋生隐患的进程,如果不与宪政民主、联邦制度的逐渐形成相配套、相衔接,则必然蕴含着极大的凶险。这是我们不可不思,不可不防的。

三、国家结构的系统性风险与“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可行性

上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中国,这为国家结构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契机。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要言之,即是一种不对称、不均衡的畸形联邦制,它意味着香港、澳门以立宪实体的身份加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里具有特殊宪法地位的新成员。但“一国两制”这个名词具有强烈的欺骗性,言下之意似乎港澳与内地省份的真正差别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别,其实不然,这不是实质问题。如果港澳人民愿意采用某些社会主义的体制或政策,那是他们自治范围内的权利,并无不可。实质的问题是:中央事务、中央权力与特区事务、特区权力在宪法的高度进行了明白的区分,国权与区权互设界线、不相统属。而之所以说“一国两制”是畸形的联邦制,是因为大陆太大,港澳太小,且所谓中央政府不是真正的联邦政府——即三地联合政府,而仅仅是大陆政府。作为国家结构的组成单元,港澳对中央事务的参与权微不足道,这也注定了如果大陆政府以中央的名义执意越权,港澳将很难抵御。另一方面,港人澳人不纳国税、不服兵役,此制于蕞尔港澳尚可,若推而广之于各民族地区、各内陆省份,则国将不国,断不可行。所以,“一国两制”仅是权宜之计,非长治久安之策。可以断言,“一国两制”必然经受不起一国三地之间任何较大的利害冲突或政治风浪的考验。我们不得不说,“一国两制”虽名曰“伟大构想”,但港澳问题仍有变数,并没有得到圆满的、足以垂之久远的解决。

当今,明眼人都能看到,中国存在着远比港澳问题复杂百倍、困难百倍的国体问题。这就是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和地方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中国各族、各地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不具备内在同质性,其中的风险不言而喻:如果历史条件和政治进程发生重大的变化,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既有关联将极有可能突然断裂。这不是一般的风险,而是系统性风险。

纸是包不住火的,我们不能假装一切OK.具体地说,西藏、新疆这两个所谓“自治区”与国家的关系,台湾不统不独的所谓“现状”,中央与省、县关系的当前格局,均不足以长久依凭,也不可能稳定维系,因为它们全都建立在沙基之上,建立在一套缺乏统治合法性且政治前途极其黯淡的一党专政体制之上。

中共统治集团的如意算盘是依靠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来巩固“单一制”,并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简单地说,它想用政治高压、军事威慑再加上经济实惠、民生笼络双管齐下的办法,来维护各地方、各民族对统一国家及其中央集权政府的忠诚。但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倒是更适合于贫穷落后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族群意识将被激活,地方势力将会成长,利益集团将会壮大,已经落伍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将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成为族群意识和地方利益的障碍和累赘。与中共的期望相反,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的过程同时也将是地区差异、族群矛盾、利益冲突、央地纠纷越来越显性化、深刻化、经常化的过程。一句话,我们不能指望国家结构问题随着GDP和国防预算的上升而自我消灭,经济与国力的增长不可能消弭西藏、新疆与台湾问题,反而会激活并放大这些问题,从而使拒绝政治改革的中央政府更快地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

归根到底,极权政治、一党专政不可能长久,它一定会垮台。所以,有良知、负责任的人们(包括中共体制内的人们)应该在它垮台之前就对中国的未来国体提前做出深谋远虑。有人认为,只要一党专政结束,民主政治启动,台湾、西藏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似乎民主是一颗速效救国丸,可以包治百病,万应万灵。这是极幼稚的想法。试设想,我们用何种民主程序可以决定“大藏区”或“小藏区”的范围与边界?——藏人自决还是全国公投?又有何种民主程序可以表决台湾是否应该独立?我们是要和平地解决上述争议,还是打算以民主的名义制造更多、更大、更激烈的争议以便留待一场凶猛的暴力程序去解决?

在西藏、台湾问题上,不仅中共当局与达赖喇嘛、与台湾当局有严重的分歧,不必讳言,在人民中间,大多数的汉人与藏人、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也有着很大很尖锐的分歧。去年“314事件”之后中西舆论之间、海外留学生与“藏独支持者”之间立场分明的激烈对立态势已经提示我们,国统问题触及许多中国人最敏感的神经。有鉴于此,我甚至敢于断言:全国性的民主极有可能侵犯西藏、台湾人民的特殊利益,而台湾的独立公投、西藏的民族自决也十之八九会损害并触怒中国大陆民众。所以,人们必须慎重从事。如果我们不具备在央地关系、民族关系、两岸关系上的“大智慧”,即使旧的专制统治崩溃了,即使民主的机缘到来了,和平的秩序与自由的民主,仍然会离我们很遥远。

大众民主从来不是解决民族、宗教矛盾或领土、主权纠纷的可行方法,更不是决定地方制度、国体大计的有效途径。相反,此类问题上的预先共识之普遍确立,才是成熟稳健的民主政体得以和平实现的前提。要不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民主,而是族群对抗和全面内乱。大清、北洋政府垮台之后的地方割据和宪政失败,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崩溃之后的民族对立和国家解体,美国九合诸侯的建国过程,南非化铁为犁的和解模式,两德快刀斩乱麻的统一经验,都很值得我们详细研究、深入借鉴。

许多中国人对联邦制有负面看法,认为它会给不健康的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情绪火上加油,会加剧民族矛盾和央地冲突,会恶化中国的未来局势。《08宪章》则认为,联邦制正是约束恶性地方主义、阻止民族分裂主义的对症良药。窃以为,《08宪章》第18条正是国体问题上“大智慧”的表现。笔者在前三篇文章中曾经谨慎地提出:第一,联邦制有助于中国的统一和完整,而不是相反;第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早就存在着诸多的联邦主义元素;第三,晚清民初立宪运动的失败,主因之一就是没有确立联邦制的共识。在此,我更大胆放言:“单一制”并不适合当今的中国国情,而尤其不适合未来的民主中国的国情,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势必只能采用联邦制。中国在领土、民族、文化、宗教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决定了中央集权政府的垂直管治不可能具有普遍的适应性,若适合此地,则未必适合彼地。甚至可以说,一个恰到好处地符合各地、各民族、各种文化宗教背景的“单一制”中央政府是不可能产生的,我的意思是说,它既不可能专制地产生,也不可能民主地产生。在昔日的专制政体下,中国的“单一制”之所以尚能勉强维持,仅仅是因为它以暴力和高压或多或少牺牲了可贵的多样性而死守着不必要的单一性。那么,当中国抛弃一党专制政体之后,当施加于各地、各民族的暴力和高压撤除之后,虚假的“民族区域自治”和百弊丛生的地方制度必将瓦解,那时候,我们势必只能在维持“单一制”和维护多样性之间二者选一:我们要么放弃“单一制”而改行复合制,要么就不得不放弃西藏、新疆、台湾等等不愿意或不可能接受“单一制”的地区。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和“大国”(此处“大国”指民族和领土的多元性,而不是指人口或经济总量上的大国)如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均是联邦制,中国是一个的例外。“大国”之所以采用联邦制,这不是随意、偶然的选择,它证明了孟德斯鸠关于“大共和国”与“联邦共和国”的内在联系。所以,无论从理论上思索,还是从西藏、新疆、台湾等将来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去考虑,“中华联邦共和国”将是唯一可行的未来方案。

当然,联邦制在中国是新生事物,中国要走联邦制道路有很多有形无形的障碍。如何设计未来的联邦制度,比如,是联省还是联县?省太大,联省则易生割据,一省生事则全国震动,县又太小,联县则过于庞大,且少数民族很难同意(这意味着目前的疆、藏“自治区”将被分切,“大藏区”之类的设想将被排除),这些问题都很不容易解决。但是,以联署的方式公开、明确地提出联邦制思路,把它作为一个推荐的选项提供给中国各族人民,这正是《08宪章》的卓越贡献。

200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