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采访时间：2009年1月8日

采访地点：北京蓝旗营万圣书园

受访者：贺卫方（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制史以及比较法学等。主要著作和译作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运送正义的方式》、《法律与革命》（合译）等）

今年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

主持人：目前国外的金融危机深化，国内的经济危机加剧，展望新的一年，一切似乎都不容乐观。

贺卫方：确实如此。不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国内有些人还在扬扬得意，甚至幸灾乐祸，认为“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这种心态很有害，它可能遮蔽我们的视野，影响正确的判断。要知道，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金融危机毕竟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问题，而对我们来说，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体制性缺陷导致我们的反应能力很差，可能会酿成大问题。第三，我们的应对举措常常是失当的，最后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主持人：体制性缺陷是指什么？为什么存在体制性缺陷？

贺卫方：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期，朝哪个方向走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清楚。过去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还“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摸不着了，人都被淹没了！目标不清楚，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以至于有人说“改革死了”，改革已经停止了。说“改革死了”或许有些过激，但是现在确实看不到在积极地开拓性地去解决问题，令人感觉消极，过一年算一年。比如，由于媒体言论方面的控制，使得许多问题凸现不出来，官方对危机的反应总是慢好几拍。由于一旦出现问题，上边总是很焦虑，很愤怒，“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下级官僚倾向于掩饰问题。这样的一种下级向上级负责任的体制，再加上媒体的地方控制甚至禁止媒体异地监督，使得许多问题都显现不出来。

主持人：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根本就没法知道。

贺卫方：直到问题很严重，最后爆发出来才知道。对底层民众来说，有时候必须把事情闹大，才能够惊动中央。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体制性缺陷带来了很大一个困境——事事被动，事事最后受制于压力。不仅问题显示不出来，而且由于新闻方面的控制，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案也显示不出来，因为它不足以调动所有国民的心智和智慧去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方案。民智开启不了，问题的解决就只能倒退到最原始的方式，那就是回归“丛林规则”，强权即公理。像去年的“杨佳案”就告诉大家，一些问题其实不至于最后酿成那么大的后果，如果警察执法过程中间所出现的一些违法行径能不断被揭露出来，然后促进警察文明、严格地执法，可能“杨佳案”不至于会发生。

主持人：即使发生了，人们也会理性对待。可是事后网络上会出现了那么多歌颂杨佳的慷慨激昂的言词，杨佳仿佛成了一个英雄。

贺卫方：我觉得，这种事情应当引起特别的警觉，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建设的大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类似的问题不能公正地解决，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制度，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就会遭遇巨大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非常不乐观

主持人：这些挑战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贺卫方：比如群体性事件。2008年群体性事件就频频发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09年群体性事件可能有急剧增长的势头。失地农民、城里边打工族失业、大学生就业问题，等等，如果处置不当，都可能酿成事端。

其实，哪个国家都可能出现问题，可怕的不是出问题，而是以掩耳盗铃式的压制性方法解决问题。应对各地频繁发生的事件，不能通过官僚化的模式，通过下达文件、传达指示、学习领导讲话去解决问题，而是急需构建合理的沟通处理机制，必须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让民众感觉到他们的事情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比如说司法就是一个最直观的平台。

主持人：30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

贺卫方：公民意识，公民的权利意识在不断觉醒，法律条文也在飞速制订，但是我们的司法看起来仍然非常懦弱，没有主导权，法律尽管有清楚明确的规定，但是面对一些案件，法院不去积极受理而是在等待上级指示！

你知道，我一直在关注司法领域，希望它能够有效地去实现正义，通过具体个案的判决，公正地解决问题，使得社会矛盾能够得到及时消解。可是，现在看起来非常不乐观，司法机关受控于地方政府，越来越地方化，法律机制越来越软弱。

主持人：司法如果不能发挥保障公民权利的作用，民众就会对司法充满不信任。

贺卫方：我们看到，其他一些国家有时候社会危机也非常严重。例如，日本的海水污染导致的严重危机，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法院在解决这些危机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民众会认为，别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但只要国家还有公正的司法在，问题都可以解决。法院当然也会受到某种压力，他们的判决也会发生某种局部的不公正，但是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说理，一个案件能够大致上加以解决，这样的话可以让热量不断地得到释放，不至于让岩浆在地下积聚，最终火山爆发、玉石俱焚。

主持人：这正是这些国家能够安然度过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

贺卫方：不仅如此，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其实很大程度上在于内政。而内政的方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发现社会中间的弊端时，能否采取有效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墨守陈规，陈陈相因，一直等到最后街上都冲上坦克了才想到国家处在危机中。

所以，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怎么走，是否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方案，然后切实地按照方案去推动，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危机的政府体制，一个能够清晰展现社会问题、展现国民才智的新闻体制，以及一个能够公正处理社会危机的司法体制，这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解决不了问题，律师就变成了革命领袖

主持人：现在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习惯于将其政治化，说是“少数人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定性为政治事件。

贺卫方：“政治化”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一贯思路，而且，这是推卸地方责任的一个最好办法。一旦定性为“政治问题”，就可以不再追究地方决策的某些失误，甚至连腐败等问题都可以容忍，只要你政治上没问题。

主持人：这样在处理上往往是脱离了法律轨道，也就不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贺卫方：我想起托克维尔的话：“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会或早或迟转化为法律问题，由司法来加以解决。”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法律问题都可能最后转变成政治问题。

现在，司法行政部门严格限制律师介入到维权运动中。而我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律师参与各种维权运动，无论是环境方面的，还是艾滋病传染方面的，所有这些权利保障，如果有律师来代理的话，他就必须受制于法庭，以理性的方式去解决。考察英国的历史时你会发现，历次社会变革过程，或者说利益调整的过程，律师都是在第一线，通过法律解决利益冲突。法庭总要考虑到某种妥协的可能性。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事情是，当社会出现了严重危机的时候，最后律师被迫成为革命领袖。法国就是这样，法国大革命就是律师变成了革命领袖，为什么？因为律师没有一个空间能够向他的客户去昭示：国家的任何危机可以通过法律来加以解决。

主持人：列宁也是学法律出身的人，最后变成革命领袖。

贺卫方：因为没有路可走了，死路一条了。律师只能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掀起革命，去鼓动大家彻底打烂旧制度。逼着律师变成革命领袖，这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地方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找律师，恰恰说明他们还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这是多么好的事啊。为什么阻挠他们，逼着他们以其他方式（如上访）来表达诉求呢？很不可思议！

主持人：其实也简单，因为利益决定了地方政府不可能严格遵循法律去解决问题。例如农民土地，如果严格遵循法律，怎么可能以每亩两万从农民那里强行拿走土地，然后转手以20万、甚至200万出售给开发商呢？

贺卫方：现在利益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特别中心的考量，所以需要整合利益的平台，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清楚的意识到，利益到底是什么，到底应该如何分配能够达成双赢格局，或者多赢格局。这样的平台如何建立？这需要民主。没有民主，就会产生权力的掠夺，民众就以暴力进行对抗，整个社会陷入“丛林时代”。

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

主持人：说到民主，一些人总是充满不屑，另外一些人则总是充满恐惧，认为说一旦搞民主，一旦搞选举就会陷入混乱。

贺卫方：民主真的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自我构筑的一个虚幻的、而且在不断强化的恐怖前景。其实，只要想想现代政党政治对民族或种族沟壑的整合功能，看看希拉里与奥巴马可以是同党，可以并肩组阁，就知道那种认为一搞民主就会带来民族分裂的观念是多么荒唐和幼稚。我实在不想对这些人的观点进行辩驳。

主持人：大家已经认识到，民主和法治是社会稳定的根基。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已经逐渐昭示了一条道路，就是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贺卫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光明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发扬法制》。可以说，从十年的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痛定思痛，认识到了民主和法治的价值。七十年代末开始，我们还是真诚相信的，包括最高层，包括一般民众，都还是真诚相信的。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西方世界多么欢迎中国，欢迎一个亮丽的、非常开明的国家，一个走向越来越开放的国家。但是到现在，有时候却要对民主和法治打折扣。或者说，旗号跟实际行动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有时候实际行动完全把旗号给否定了，这让外部世界也变得很难理解，看不懂。因为一些人在民主和法治这两个基本价值观上都在不断动摇。

主持人：一些人激烈批评普世价值，就认为民主和法治都没有普世性。

贺卫方：要问问我们究竟还信不信这个？强调中国价值，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价值的特殊性，质疑普世价值，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所谓“不折腾”，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折腾，让我们心里觉得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总觉得，2009年是否能够具有足够的社会积累突破这样一个困境，是对我们国家的大考验。不止是对当局的大考验，也是对国民的大考验。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把思路理得更清楚，能否锲而不舍地沿着一种更加健康的，渐进的模式走下去，打通多样化的途径，而不是非常简单地寻求暴力的方式？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重归历史共识，坚定对民主和法治的认同，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社会冲突。唯有此，才能避免社会动荡，顺利走过已经注定不平稳的2009年。

现在普遍都担忧，中国能否平安走过2009年。我祈望，这种担忧别变成一种希望，别变成一种普遍的希望。

澳洲国民保健系统Medicare官方网站首页

最近澳洲“全国卫生及医院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改革澳洲医疗系统的过渡性报告，在澳洲媒体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也让来自中国大陆的笔者不由得发出澳洲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慨。

澳大利亚的全民医疗保健系统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公平、最完善的体系之一。凡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民，拥有澳洲永久居住权、或正在申请永久居住权的，都可以申请加入国民保健系统，英文叫Medicare。

加入此系统后，在公立医院及参加此计划的医生处看病免费，住院免费（住院时连伙食费都免），化验和检查，包括X光、病理化验、眼部验光检查、大部份手术及其它治疗费、某些牙医手术、唇裂畸形手术相关的治疗等等，也都免费。

药物方面，也有一个针对全民的药品补贴计划（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PBS）计划，只要是在此计划之内的药物，一张药方上的药品无论到底值多少钱，病人只需付 32.90澳元（2009年最新收费标准。该数字随物价指数逐年调整），低收入的病人只付5.30澳元（约合新台币119元，人民币23.41元）。不足的部份由政府支付。

对一般人士，如果一年自己出的药费已超过1264.90澳元，那么就往后就不用再交药费了，对低收入人士，如果已付药费已达到318.00澳元（约合人民币1,405元，新台币7,148元），那么本年度也就不必再交了。

另外，在澳洲，医院和医生是不卖药的。处方开好后，病人自行到满大街都是的药房（Pharmacy）去拿药（许多购物中心里也有不止一个药房）。医生的收入跟卖出去多少药之间毫无关系，这样就杜绝了中国大陆病人被迫在医院买药而“挨宰”的弊病。

除Medicare公费医疗外，还有约40%的澳洲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可以享受私立医院更多的服务。

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资金来源约20%为个人上交，另约80%由政府拨款。个人交款按收入的1.5%计算，年收入5万的，一年只需交约750元。收入低到一定水平，17,309澳元到30,431澳元以下（不同情况有不同计算方法），就不必交这笔钱了。

总的来说，澳洲每年的医疗开支在1000亿澳元左右，相当于GDP的9.5%。

从理论上说，在此制度下，任何人不存在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吃不起药的问题——很多时候，只要把人人都有的国民保健卡（Medicare Card）卡拿出来晃上一晃，刷上一刷，连现金都不必动用，医院或医生会直接找国民保健（Medicare）中心要钱，非常方便。为什么还需要改革呢？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投入不足，公立医院缺医生、缺护士、缺床位，让患者等待时候过久。另外还有系统设置不合理，患有慢性病、精神病的、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的病人，以及土著人等等，接受治疗的状况不尽人意。

再有，此国民保健系统是1984年建立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疾病也在飞速的“发展”着，因此也很多新情况是旧体制对付不了的，也需要改革。

本届澳洲政府上台之前，就承诺将对受到多方诟病的现有医疗体系进行改革。这次由“全国卫生及医院改革委员会”发布的过渡报告，是改革的第一步。报告针对现有问题，共提出了三套改革方案。第一套方案基本是延袭现有的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责任的体制，所改革的只是联邦和州政府各自承担费用的比例。

第二套方案是收回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权，由联邦政府成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建立地区性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医院及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将戒烟、戒毒、性健康、学校及公共牙科服务、健康教育、救护车系统等统一管理起来。如果实行这套方案，将需要240亿澳元的“转型”资金。

第三套方案被称为“美国式”方案，是采取强制性国民保险计划，即强制国民按收入比例交纳医疗保险金，但却可以在多家保险公司之间进行选择，哪家保险公司提供的条件好，就把保险金放入哪家。保险公司可以是国营的，也可以是私营的。这样引入竞争机制，最终让病人获益。

关于这三套方案，目前说好说坏的都有。公布过渡报告，正是为征求公众意见。详细的建议共116条。在听取公众意见之后，全国卫生及医院改革委员会将于今年年中出具最终报告。

相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澳洲人有如此完善、如此“劫富济贫”、如此让人无“后顾之忧”的医疗保健系统，还这么“得陇望蜀”。要是让他们生活在很多人得了病无钱医治唯有等死的中国大陆，那可又如何是好呢？

最近在华盛顿参观刚建立不久的“劳改博物馆”时，得到了一本劳改基金会的黑色文库丛书刚出版的杨子立文集《沉思录》。在回家途中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再一次被中共的残暴、中国政府的荒谬而震撼。

杨子立从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这个喜欢独立思考的青年人，工作之余创办了名为“羊子的思想家园”的个人网站，发表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二千年时，他参加了几个大学生创办的“新青年学会”，交流思想。结果当局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他们逮捕，杨子立和另一人被判八年，另两人被判十年。当年海外媒体对此广泛报道，称为“四君子”冤案。

这本书收录了杨子立入狱前后写的文章，当时的法庭文件，包括杨子立等人的自我辩护词，维权律师和检察官的辩论，法官的问话等详细案情。虽然以前读过杨子立一案的报道，但这是第一次通过这本书详细地了解了这个案子。

读这本书，一个强烈的感觉是悲愤，因为这简直是卡夫卡的《审判》、昆德拉的《玩笑》的中国现实版。它不是小说，不是虚构，而是活生生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一个人犯了错，然后被惩罚，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或者有了过错，寻求惩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无法忍受他所犯重罪的重压，为求良心的平静，甘愿受罚。这是人们熟悉的“过错寻求惩罚”的情形。但在共产世界，往往一个人没有犯错，却无端受罚，由此形成“惩罚先于过错”的荒诞现象。昆德拉的《玩笑》就是描述了这种荒诞。在卡夫卡世界，那个被惩罚的人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这种无端受罚的荒谬令人无法忍受，最后他竟然去寻找、去犯那个“过错”，由此形成“惩罚寻求过错”。

对共产世界有深入观察的昆德拉，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来解释共产世界“惩罚先于过错”的荒谬：

一个布拉格的工程师到伦敦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后发现报上有条消息说，有个捷克工程师在伦敦诋毁社会主义，并要留居西方。这位工程师吓坏了，这是要做20年监狱的事。他回到办公室时，女秘书吓了一跳，惊呼“我的天那，您回来了！这不可能！您看到关于您的报道了吗？”女秘书说这话的时候，眼裡充满恐惧。

工程师急忙赶到这家报纸的编辑部，负责此事的责任编辑说，这事跟他无关，因是内政部转来的稿子。他马上赶到内政部，他们说，这事可能有差错，但这与他们无关，这是驻伦敦使馆的机要处发来的。工程师要求辟谣，他们说使不得，但让他只管放心，并保证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然而，工程师很快就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他的电话被窃听，在大街上有人盯梢。他睡不着觉，总做噩梦。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因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真的为非法离境冒险活动。就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居者。

昆德拉用虚构的故事来解释当年共产捷克的荒谬；而杨子立们的案子，却是就在人们眼前发生的中国的真实。他们几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因交流思想而聚在一起。但这个“新青年学会”不到半年就名存实亡，没再有任何聚会。他们既没有枪，更没有任何人主张暴力，其中有几个学生成员还是共产党员。一个常在聚会时跟杨子立辩论，在法庭上还说“承认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的党员竟被判了十年。

杨子立在入狱前写过不少文章，他批判共产主义，“为自由主义辩护”，并多次去农村考察，为底层的贫苦农民说话。在如何看待美国，看待台湾，甚至台独等问题上，他也表现出开放、理性的精神和视野；而且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侠骨情怀。但这些不仅完全都在言论的范围，而且也并没有“出格”到国内再没别人写过类似内容的程度。但共产党对他如此重判，就因为他们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新青年学会”。而且根据法庭文件，他们最大的“罪状”是谈到应该“结束老人政治”。

几个年轻人聚到一起谈点这种事情，居然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这不是太荒唐、太冤枉了吗！在五、六十年代，有过这种冤案，一些年轻人私下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只是聚到一起探讨点国事，就被以什么反革命罪抓获判刑，后来很多都得到平反。而中国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怎么居然还有这种荒谬？

通过杨子立这本书才明白，这里有两个直接的原因：第一个是国安部的一个线民混进了杨子立他们的新青年学会，他给国安部写过报告。这个线民也是在校学生，他从农村考进大学，家里比较穷；国安部人员找到他说，只要监视报告同学的言论思想等，每月给他2500人民币。为了钱，他同意了。就杨子立他们的新青年学会，他写过四个“工作汇报”。胡锦涛的国安部们，居然出钱到大学收买线民，监视大学生的想法，一个有百万军队的政权，不是虚弱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吗？

但那个线民学生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几个报告，居然让同学被判了八年、十年！他傻了，最后良心不安，写出了真情，作为证词提交给法庭。他怕遭国安部迫害，逃到了泰国。新青年学会的几次聚会讨论，都是这个“线民”主持的，很多被定为“犯罪证据”的话都是他说的。可法庭居然不接受这份证词，说是只要和国安部提供的证据不合，就不能接受。

这种明火执仗的蛮横无理，是因为背后有另外的原因：那位线民说，国安部也知道这个案子不是那么一回事，但当时正在开“人大、政协”的两会，国安部“把这些人抓起来纯粹是为了邀功”。而且当时北京公安局也要插手这个案子，国安部为了抢功，草草结案，硬是把它作为破获的“大案”上报，所以法官和检察官才一个口径，硬是判杨子立们重刑。于是有了这场中国版的“惩罚先于过错”的恶作剧！

昆德拉笔下的那个工程师，本来从没有想过移居西方，但在“惩罚先于过错”的折磨下，认清了共产世界的荒谬，终于做出选择，逃奔自由。杨子立等年轻人，还有他们的亲人和家属等，经过这场突然的灾祸，这场毫无理由的“惩罚”，大概更深刻体会、认识了周围到底是个什么世界。

几名被判青年的父亲，原来多是相信政府；但他们通过儿子的冤案，和他们申冤被阻的遭遇，明白了这是一个完全不讲理的政府。他们在给当局的公开信上说，“你们把三个代表喊得震天响”，“难道不应该先从政府停止侵犯公民权利开始落实吗？”因为即使在他们孩子的案件开庭时，他们作为家属要旁听，当局都耍手腕不准。当局标榜司法改革、透明办案，宣传说“法庭旁听席开放”。可是几个孩子家长一大早去排队领票，但一张都没领到。因为只是开放了六个旁听席，而且早被检方安排的人占满了。共产党法庭的这种手法简直像小流氓一样。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也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她在给这本书写的“前言”中说，以前在报上读到国家领导人到哪里探望，看到他们和蔼的面孔等，“常感动着我”。可是一天早晨，当她出门去上班时，竟被一帮大汉在街上突然拽住，塞进一辆汽车，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审问。她说就像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绑匪作案一样。她被搜身、拍照、审问、恐吓了三天，然后让她写保证，不对任何人讲此事。等她身心疲惫地终于回到自己的住处时，看到的是“家里被搜查后的一片狼藉”，此后一个多月，她都不知丈夫被关在何处，提心吊胆度日。

这位原来以为周围是个“莺歌燕舞”的“和谐社会”的女孩，经过这样一场灾难，她突然长大了。在给联合国的呼吁信中，她说，“当灾难没有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不在意中国的人权状况，今天，当灾难莫名其妙地突然降临之时，我才切实体验到这个可以任意剥夺人权的制度的蛮横，我才意识到，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灾难随时可能突然降临到任何一个人头上。保卫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保卫我自己的人权。”

昆德拉笔下的工程师因为被“惩罚先于过错”所折磨，最后认清周围的荒谬，投奔了西方。杨子立和他的同伴们，经过这场同样的炼狱，他们的灵魂和思想，一定更增加了一层深刻和抵抗野蛮的韧性。

2009年3月12日写于杨子立获释之日

（附记：共产党硬是让杨子立这个年轻人蹲满了八年牢狱。对于一个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是为立功而故意重判的案子，居然一天都没减刑，真是残酷至极！）

3月11日，哈维尔前辈——他当然是“前辈”，捷克《77宪章》的主要发起人——亲自将捷克people in need基金的Homo Homini人权奖颁予刘晓波及全体零八宪章签署者。

颁奖词：

“每年，我们（People in Need）都会将Homo Homini奖颁给那些为人权、民主事业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

“08年度的Homo Homini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一位系狱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抗议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其他签署者与刘晓波先生一同获奖）。

“……”

得人权奖的人通常都住在监狱里。罪犯本该为人所不齿，但有一些“罪犯”没有犯罪，他是替民众而坐牢，这种就叫政治犯。真是奇怪，为什么一追求人权就要坐牢呢？人权是个好东东啊，我喜欢！但是中国官方不喜欢，官方有警察和监狱，所以刘晓波就无可奈何地当了光荣的囚徒。

刘晓波获奖乃众望所归，希望他在监禁中能尽快获知这个消息。虽不能减轻他所受的肉体折磨，但至少，可让他感受到来自各方的精神支持。

仔细再看一遍新闻，才注意到原来我也获奖了，这份奖是颁给晓波及全体零八宪章签署人的。是不是来得太容易了？除了刘晓波之外，我们并没有坐牢啊。受之有愧。

我想了想，决定接受这份奖励。虽然我只是8500多个签名者中的一个，没有获奖证书，但这毕竟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人权奖。我相信绝大部分签名者和我一样，是克服了内心恐惧之后第一次在公开的政治宣言中签名，也是第一次获得人权奖的殊荣。

走出这一步真的不容易。但这一步既然走出，我从没有后悔过，相反，我的视界一下子就打开了。以前我乖乖呆在官方设置的网络柏林墙内，现在我每天翻墙出去满世界乱逛；以前我对“敏感人物”敬而远之，害怕与他们接近会连累我，如今我愿以开放的心态来接纳更多的朋友；以前我不敢去看那些政治犯和访民的悲惨故事，怕自己的心难以承受，如今我更多地去关注和思考；以前我害怕警察或国安，如今我已经被传唤过了，时刻准备再次与他们打交道……

签名之后，我变得更像一个“人”了。我对这种变化表示满意。

许多人怀疑签这样一份文件是否“有用”，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去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些收获不是马上就能看到的，我们需要耐心。当年，哈维尔等人签署了七七宪章，随后，签名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持续着，到八十年代中期，才累计超过1200人，比我们慢多了。但，它自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七七宪章推出十二年后，民主在捷克实现了。

我们这个时代，与哈维尔那个时代完全不同。我们经济更发达，信息更畅通，经过多年的努力，民智已开启，“民主”不仅仅是知识精英的梦想，已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从零八宪章签署人身份职业的多样性便可看出。越来越多的人傲然宣称自己是“公民”，拒绝做愚民与顺民。许多人虽然自己没有签零八宪章，却在网上公开表达对宪章的认可和对签署人的支持。

开始了！——零八宪章揭开了一个转型时代的序幕。

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就算是，但宪章一经发布，就脱离了晓波，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它如风烟一般地飘散，它如水雾一般地浸润，它如纤细的手指，轻轻拨动人们心底那根自由的弦……我不幸生在中国，必须承受比民主国家的国民更多的苦痛；我有幸生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可以亲眼目睹这场变革的全部细节。这是一出大戏，过程怎样尚未知，但结局已经注定。它静悄悄地开始了。我微笑着旁观，耐心地等待。

只因在一份文件上出示了自己的名字，意外地，我成了8500多个获奖者中的一员。也许我应该谦虚一点，不要以获奖者自居。但我不打算谦虚。这奖项并非个人的名与利，而是对某一公共事件的道义肯定。我也愿意肯定自己所做的努力，尽管它极其微小。我从不轻视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所做的微小努力，世界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由无数个微小的努力汇集而成。

我不放弃我的权利——当初不放弃签名的权利，如今也不放弃得奖的权利。

我宣布：我已经领取了这份奖励——心领。

（作者为零八宪章签署人）

  2003年的刘晓波

捷克人权组织People in Need在四海一家电影节开幕式上将今年的人权奖Homo Homini Award授予目前仍被中国警方秘密拘押的中国知识分子刘晓波，以表彰他为和平促进中国民主所作出的贡献。同时受到表彰的还有零八宪章的所有签署者。周三，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出席了在布拉格举行的颁奖会。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崔卫平，徐友渔、和莫少平代表刘晓波领取了该奖。 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捷克四海一家电影节主席西格特·马歇尔。

德国之声：您的组织今年将Homo Homini奖，也就是捷克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您能谈谈他的获奖原因吗？

西格特·马歇尔：我们的组织每年都将人权奖颁发给那些以和平的方式促进民主和人权并为此表现出特殊勇气的人。今年我们决定将该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一名”零八宪章”的签名者，因为他们致力于呼吁理性对话，呼吁政府与知识界人士一起讨论如何改善人权，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的”零八宪章”受到了捷克”77宪章”的启发，这也是我们作出这一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捷克公民社会和异议人士的活动给了中国同行们启发，他们表现出了勇气，提出了和平主张，发出了要求对话的理性呼吁。去年12月，许多中国人不顾个人风险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字。”

德国之声：您认为”零八宪章”能够产生30年前”77宪章”那样的效应吗？

西格特·马歇尔：这很难估计。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哈维尔反集权的理念给人们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在某些时刻，呼吁人权，要求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看起来仿佛只是少数人，但在这些敢于说话的勇敢的人们身后有大量支持他们的人民。我们的历史显示，”77宪章 “也并非群众运动。但历史证明，到了某一个时刻，大多数人民都赞同，希望并且支持向更多民主，更尊重人权的方向进行和平转型。我想，走中欧的这条道路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利益。

德国之声：捷克今年下半年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那么，您对政府有些什么希望呢？

西格特·马歇尔：欧盟目前正在与中国就举行欧中峰会进行商谈，本次峰会可能将在布拉格举行。作为公民组织，我们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非常需要欧洲、中国等其它亚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拉美等全球各地的政治领导人坐在一起商讨对应挑战的办法；但是与此同时，捷克以及中欧国家的历史让我们更有义务坚决地呼吁人权，呼吁释放政治犯。我们的历史让我们有义务坚定不移地宣扬人权。因此我想，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与中国展开对话，以应对目前的挑战，另一方面还是要坚持进行政治批评。

德国之声：您能介绍一下”四海一家电影节”活动的情况吗？

西格特·马歇尔：”四海一家电影节”由捷克非政府组织”需要帮助者”举办，该组织成立于1989年，倡导者是捷克天鹅绒革命的学生领袖们。捷克共和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了。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仍然有义务动员公众去支持那些处于困境，受到自然灾害袭击或者受到政治压迫的人们。目前我们的组织活跃在全球40个国家。11年前我们开始在布拉格举办”四海一家电影节”活动，这也是全欧洲最大的人权节活动。每年有10万人参加，放映涉及各种主题的影片120多部。除了这些活动外，我们每年还颁发Homo Homoni人权奖，以表彰那些在以和平的方式促进人权的民主的过程中做出特殊贡献的人。

德国之声：那么，刘晓波是该奖今年的唯一获奖人吗？

西格特·马歇尔：获奖者每次只有一个。不过，这个奖项虽然只是给他个人的，但他也代表了在《零八宪章》上签字的其他人。

德国之声：您本人阅读了零八宪章吗？

西格特·马歇尔：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非常理性的文件。它对与当局进行对话发出了非常温和，非常理性的呼吁。

昨晚与“中国透视”节目主持人陈奎德兄，就刚刚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交换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一届两会“盛况”空前，以前官方还可以控制传媒来美化两会作为橡皮图章的功能，但现渐感力不从心。这力不从心，不是他们制造和谐的手段不丰富，不是他们高压得不厉害，不是他们打“伟光正”牌不努力，而是受到能够逐渐获得多元信息的网民的普遍潮弄。官方装神弄鬼，一些两会代表的滑稽表演，刚好作为网民调侃嘲弄之资。这帮滑稽表演者其荒唐、可笑，以至有网民说，他们可耻的喜剧表演才能，的确很符合网民对他们的一贯期待。

本届会议雷人提案不少，一来不准与会者说真话，甚至被指手机都被监听；二来是传统媒体被打压成主子的旋律（“主旋律”），所以他们只有用当狗崽队的功夫，来报点会场的八卦新闻；再者官方以为多报导花边新闻就很和谐，就变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新局面的大会”，他们似乎不太注意花边新闻里面，让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看出那些花边新闻的荒谬，如太子党在中国社会的无孔不入，垄断政治经济等所有领域。在政治文明大潮滚滚向前的今天，还存留打江山者坐江山的土匪意识，毛新宇（毛泽东之孙）、朱和平（朱德之孙）凭藉祖人荫庇得以当政协会员，媒体还煞有介事地让他们模仿“朱毛”的联合，网民就的智慧是高超的，就来个新闻标题“两孙子”（发明权好像是“钱烈宪”，待考）。

本届雷人提案和说法甚多，但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类：、疯狂言论、愚人提案、八卦愚乐。因为太多，不能历数，每类举两个吧。这些提案和说法，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

一：疯狂言论。（1）：刘功臣为骂民众为“屁民”的林嘉祥辩护。其言论大致是：林嘉祥是好干部，林冤枉林是倒霉蛋，网络整治力度不够。（2）：倪萍的封杀山寨文化。山寨化其实是对中国官方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反弹，除了盗版外，我认为山寨文化有其相当之意义。倪萍要封杀山寨版，得首先接受一个悖论，共产党从瑞金起家，一直搞的都是山寨版，模仿苏联的建制，盗用马克思的理论，现在还是如此。连你倪萍这政协委员的称号也是很山寨的，既是对苏联的模仿，也是对西方参众（上下）两院无聊的“山寨化”（备选言论如先让百姓公布财产、卫生界代表认为看病不贵等）。

二：愚人提案。（1）罗援认为国庆阅兵，可以震慑敌对势力。军队势力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抬头，不是什么好兆头。要是在天安门走一圈，就能震慑敌对势力，你可以天天派几十万人有事没事在天安门拿着枪、开着坦克走来走去，不仅没吓着敌对势力，倒是可以把自己走得财尽民穷。（2）广西一委员要求加大干扰敌台的力度。把具有这样思维的政协委员送回文革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到北朝鲜去大展自己的才华。言论自由，自由地获取诸种信息是公民的权利，他人不能侵害，在这委员看来是不应该保护的。这样的委员（代表）违起宪来，就像进自己厕所那般容易。（备选者如范谊请授温家宝劳动模范、赵超主张子女将百分之三的工资拿来替父母养老等）

三：八卦愚乐。这个圈太多，我就不评了，多举几个例子。政协委员蔡继明主张设学士后、硕士后；人大代表严宗诚主张穿国服可以刺激经济；政协委员宗立诚认为确立国花可以刺激经济。像这样充满噱头的无脑提案，实在是彰显中国的喜剧水平，看来中国人大和政协的领导该由赵本山、郭德纲来领衔主演了。

一个国家所谓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够发出声音的大多是（当然有钟南山、葛剑雄这样少数的委员还干点正事）如上所举三类人，你说这样的国家能称为正常且文明的国家吗？每年还煞有介事地开这种充满愚民色彩、八卦提案的两会，除了烂费纳税人的钱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用途？两会代表不经民选，不在代表来源、阶层分布、利益博弈、民众意愿等方面加以改进，两会不只是橡皮图章，而且是十足的笑料大世界。

2009年3月13日8：58分于成都

2009年2月13日，美国对台关系协会前主席夏馨女士应邀在台举行演讲，事后媒体对演讲表示失望的不少。因为人们普遍希望夏女士在演讲中能分析或预测奥巴马政府对台新政策，但夏女士在演讲中却用主要篇幅批评中国大陆，同时也有媒体称夏对中国大陆的批评是继续沿用”冷战思维”.而”冷战思维”在这里显然是一个贬义词。

这当然不是人们第一次在贬义上使用”冷战思维”一词了。大约十余年前，冷战思维就开始沦为贬义词，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表现。但我以为，在观察海峡两岸关系时，仍然需要”冷战思维”，否则就可能模糊焦点，对两岸关系盲目乐观，误入歧途。尤其是台湾马英九政府上台以来，两岸关系急剧升温，国际社会乐见其成，并一致看好两岸前景，在这种情况下，适时强调两岸关系的”冷战”本质，是很有必要的。

“冷战”的狭义解释是”恐怖的和平”，用来描述对峙双方看不见硝烟的、静悄悄的战争，也可以理解为”表面的和平”.双方虽未刺刀相见，但充满敌意，对抗随时可能升温。用冷战一词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达近50年的世界格局，是非常准确的。东西双方，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虽然维持了和平，但敌意弥漫在每个岁月，甚至曾以读秒的方式进入核大战倒计时。冷战的主战场在欧洲的腹地，两大阵营以柏林墙的南北延长线为界，把欧洲分为东西两半，也把整个世界分为东西两半，划分出清晰的对抗分界线。东方专制铁幕和西方自由世界就长期以此为界，进行对抗。但人们不能忽略的是，冷战还有一条亚洲分界线。这就是从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中国台湾海峡、中国深圳河、拱北海关、越南、老挝、缅甸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国界的连线所划分出来的”东方战线”.在这条 S线的两侧，同样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在漫长的冷战岁月，正是在这条S形分界线的北段和南段，冷战曾两度升温，转化为”热战”，这就是50年代的韩战和70年代的越战。在S线中段的台湾海峡，几十年间也炮声时断时续，冷热多次转换。虽然”亚洲战线”不是冷战的主战场，但对抗程度实际上远比欧洲更为激烈。

上个世纪末期，东西两方经过长期对抗，冷战在欧洲突然分出胜负，东方专制集团全面崩溃，西方自由世界彻底胜利。从漫长冷战阴影中意外解脱的人们，载歌载舞，狂欢胜利，宣布冷战结束，庆祝和平新时代的到来。已获得安全与和平的自由世界全然忘记了，在世界的东方，冷战还有一条”亚洲战线”，这里的对抗并未结束。自私的欧洲人在自己赢得比赛后，急于享受赛后的轻松，立即宣布比赛结束，故意忽略在另一处场地上，冷战对抗还在继续。虽然”亚洲战线”的比赛结果已经提前揭晓，但失败的一方仍不肯认输，因此比赛还在艰苦的进行着。

当然，冷战在欧洲分出胜负后，也部分改变了”亚洲战线”上的对抗态势和方式，把公开的对抗变成区域集团的内部合作，或者一个国家内部的长期融合。比如在亚洲战线的南段，已赢得比赛的一方变得更加自信，以东盟的合作为平台，逐步接纳明显处于比赛劣势的一方，把昔日的公开对抗转变为区域内部合作，顾全了失败一方的面子，以特殊的方式结束了南段的对抗。同时，以深圳河与拱北海关为界的对抗，也被一张国旗悄然掩盖起来，使人们误以为国旗下的对抗已经结束。虽然在这张国旗的下面，军事对抗的确不存在了，但两种制度以及两种价值观之间的比赛还在继续，只是国旗的颜色遮蔽了观察家们的眼睛。在亚洲战线的中段，台湾海峡的两侧，双方各怀鬼胎，不约而同尽量避免使用冷战字眼。不提冷战，并不意味着冷战就不存在。只有在亚洲战线的北段，在三八线两侧，对抗的风格依旧。

从全球格局着眼，三八线和台湾海峡上的对抗，显然是全球冷战的残余。和平的气氛并不是在全球同步升温的。在有些地方升得快，有些地方升得慢。这就像阳光先照射到的地方，冰消雪融，春暖花开，但在阳光难以抵达的角落，冰雪依旧，冷风簌簌。欧洲不但率先结束了冷战对抗，甚至国与国之间一体化进程的脚步都已起程多时。在三八线和台湾海峡的两侧，同是一个国家，冷战对抗的性质至今并未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国家统一的议程更无从谈起。究其根源，就是在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的比赛中已经明显失败的一方，至今仍不肯承认、不肯接受比赛结果。如果失败方敢于面对现实，能坦然接受公平比赛的结果，则三八线和台湾海峡两侧的冷战早在20年前就该结束了，国家统一事业也早该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欧洲的冷战结束后，在”亚洲战线”冷战中明显落败的一方，为了避免挨打，保住最后的阵地，抓住世界厌倦冷战、急于结束冷战的普遍心理，放低身段，百般求饶，希望亚洲战线早日休战。比如承诺不以武力威胁世界安全，比如主动放弃经济上的计划体制，直到最后抛出”两种社会制度并存论”，”两种意识形态互相包容论”等等，不主动评论任何国家的内政和社会制度，更不会去批评、指责别国的社会制度，恨不得把冷战的一页立即翻过去。但这种求和，并不是准备接受比赛结果，而是为了避免最终失败结局，是一种冷战中的战略防御行为，仍是冷战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种战略防御的需求，只要国际社会有人批评其社会制度的弊端和落后，立即用”冷战思维”作为盾牌来保护自己，而被扣上”冷战思维”大帽子的人，也自觉理亏，生怕承担破坏世界和谐格局的责任。岂不知只要世界上的专制存在一天，自由就一天面临着威胁。正确的做法，是督促冷战竞赛中落败的一方，在接受比赛结果的前提下，尽快结束冷战，为人类谋求永久和平。

指出两岸关系的冷战性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人故意用缓和的虚假烟幕掩盖实际上的冷战，使本该结束的冷战在和平烟幕掩盖下长期延续下去，浪费和推迟人民追求幸福、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双方既不谋求统一，也不敢继续公开对抗， 所谓不统、不独、不武，形成了一种”恐怖的和平”，或者”虚假的和平”，这是典型的冷战。此时强调两岸关系仍需”冷战思维”，当然不是鼓励对抗，而是希望正视海峡两岸冷战关系的事实，为两岸关系客观定位，切不可被握手、拥抱、吃喝、送礼的和平表象所迷惑，更不可只顾利益、不问是非。两岸既要接触和交流，也要在接触和交流中坦然面对制度优劣之争，不必讳言冷战，更不怕被人扣上”冷战思维”的大帽子，只要冷战在两岸间一日不真正结束，就一日不怕谈及冷战。比如昨日，当夏馨女士因为发表批评言论而被指责为”冷战思维”时，在我看来就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2009-2-14（本文已首发《议报》394期）

多年以来，我就想为子立写点什么，可是一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像子立这么纯粹的人，那么多年来，我只见过他一个，然而，我们却至少有5年没见了，要见到他还得再等几年。”

这个标题，这段话，都是2007年2月9日写下的，但这篇文字一直没有续写下去，直到今天来了灵感，因为再过四天，子立就要出狱了。

是的，子立就要出狱了。也许对于99%以上的中国人而言，杨子立这三个字陌生得就像天上恒星的天文学名字。

认识子立很早，可能都有十年了，是柏光介绍的，我完全记不起来第一面的场景，也许因为他太温和了，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第一印象。

不过，不管怎样，子立入狱之后，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就定格了：短发，稍有点发黄，脸型是瓜子脸，有点像杨支柱——不过比杨支柱柔和圆润，嘴唇稍有点突出，鼻梁高挺。而最具品牌的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城市人里已经非常罕见的纯净，像孩子。子立的穿着是从不讲究的，很随便，可以说随便得不能再随便了，但整洁，绝对不是什么不修边幅——我想这该是他太太路坤的贡献。

不过，随着交往，没有人会认为子立是可忽视的人。他是个质朴的人，质朴地热爱思考，他在北大是学理工科的，是个出色的电脑工程师，记忆力惊人，会背牛津英汉高级双解词典，跟《红与黑》的于连一样过目不忘，人家给他看文章，看完他就能当场背出来。他醉心于人文社科的学术思想，对于人权问题、政体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

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他住在福缘门一带，我还清楚记得他和他妻子路坤住的那地方，只要还在，现在去我都还能找到。

那是他们夫妇租来的房子，冬天生炉子，屋子不算大，北京最普通的民居平房，那时候的租金我估计是一个月400元左右吧，那是将近九年前了。他们的屋子里没有很贵重的物品，只是不少书，其他的就基本上是日常生活用品了。我们时常在他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他太太路坤做饭——这时候一定会有李柏光，或者可能还会有其他朋友，当然会争论的。

我不太记得当时我们具体的都吵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一直在吵，他一直致力于批评共产主义思想，他的网站“羊子的思想家园”（早已被关闭），也是中国当代最早系统批评共产主义理论的网站。而我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批评意义不是很大，我更愿意对极权主义总体做深入研究，而对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在他惊人宏博的思想库中，共产主义理论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除了写文章，子立还用具体的行动帮助那些受官府欺压的人们，帮助农民工学习法律知识，他既是个思考者，也是个践行者。

子立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永远都保持最有风度的争论——这是我学了半辈子还没学会的东西。如果跟他争论起问题来，无论我多么情绪化，他都会静静地、温和地、微笑地看着我，很柔和，像自己的兄弟，有一种信任，有一种善意，甚至还有赞许，但又有自己的执着。他的眼神、语气似乎让人觉得不是在争论，倘若不是谈恋爱的甜言蜜语，至少也像柔情细语，你会很惊讶那么激烈的争论，他居然会仿若无事。他总是微笑着说：“我们可以运用理性的。”他的理性和温和是一种恒定状态，从来没有见他生气过，《世说新语》里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从未见过嵇康喜怒形于色，子立也颇有这能耐。我周围的朋友们里，只有王天成等少数几位堪可匹敌。

子立内心至纯，路坤就无数次地说过他：“他就跟孩子一样。”是的，他确实跟孩子一样天真，对人完全不设防——这也成了他后来入狱的性格原因之一。他经常会约一堆朋友过去聊天，高朋满座，结果蓬荜生黑——这是给他带来牢狱之灾的缘由之一，因为其中有些人可能未必适合以朋友相待。他的单纯里有个缺陷（在中国便是大缺陷），交往缺乏选择，交友太杂，以至陋于知人心。我有时候想起这些往事，都很感慨，许多次他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沙龙，我都因不喜欢太过热闹而没去——我天生厌恶那些聚众之所，他后来的狱灾表明这些聚会是他的“罪状”内容之一。如果当时我都去了的话，谁知道我会怎么样……而后来因此定他罪的那个所谓“新青年学会”，无非读书会的几个聊友过家家而已，当局居然还真把他们当成搞政党的了，于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罪”便给了子立八年的牢狱。

子立待朋友极好，他是电脑工程师，我们几个人电脑有问题，总是电话他，甚至喊他过来搞定。如果你半夜三点钟电脑坏了，要急用，子立会立刻过来帮你——而最可贵的是，他有一种天然的能力让你受恩而无愧。这是因为子立对人好，从来不刻意，那是他完全天然的秉性，仿佛山上长树、地上长草一样，纯属绿色环保友情。路坤有一次就不无醋意的说他对朋友太好了：“不管半夜几点喊他，他都会去。”

正因为子立是这样的人，他被逮捕之后——他是2001年3月13日被秘密绑架的，朋友们都焦心如焚，想方设法要营救他，李柏光、赵岩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一些北大的朋友们，也都做出过程度不同的努力。

在营救子立的过程中，有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说几句，会憋得慌。

2002 年初，我起草了一份给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北京市高级法院的公开信，要求他们按照法定程序对待“新青年学会”四君子。我向学界思想界50多位著名人物征集签名，给每个人都写了单独的email，每封信里，我都说考虑到每个人的观点以及生存处境的差异，无论签名或不签名，我都完全能够理解且尊重他们，并且欢迎他们提出新的意见，以便进一步完善公开信，只要给我个回复，告诉我签还是不签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明理由。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连一封回信都没能得到。最后，只有几位体制外的老朋友签名，加上我自己也就七位签名人。

可以说，那一次，我真是彻底看清了中国知识界（当然一些并不那么知名的人反倒更有担当），将来有一天，我会写进小说，至少可以让后人明白这一代的知识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们是冷漠还是恐惧，我宁可他们是恐惧而不是冷漠——那个时候签名信还很少，不像2003年Sars以后那么通货膨胀（所以后来我除了少数几次救人的签名信，其他的基本上不再参与，我不喜欢做过于廉价的事情）。

实际上，恐惧倒也没什么，这是最寻常的人性，我自己就是懦夫，所以不会谴责懦夫，我只是不喜欢那些名流高士们装作不是懦夫，也不喜欢那些全无人类基本同情心的“思想家”们。动辄缅怀遥远历史或遥远国度的英雄，却不肯对自己身边的受难者伸出一个援助的手指头，难道学术就是这么用的？这是我到北京之后，精神上第一次受到真正的重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不但要独立于政府，更要独立于政府的二奶——如果连脊梁骨都没有，思想又有何用？也许我太刻薄，但我心里有杆秤，这50几号学界名流大鳄（好在我早已忘了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没有留念价值），只要有一个给我回信，我今天都不会把这件事写出来——当然他们完全可以想办法证明50多人没一个人收到这封信。这让我想起上帝为什么要毁灭索多玛。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我明白，造成目前局势的那些罪恶中，也有我的一份。

说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子立出狱之后感到心寒，我只是要让他明白，也要让千千万万其他朋友们明白，在中国做正常的事，做有人格尊严的人，不期望得到任何外在支持的心理准备必须要有——虽然子立还不至于沦落到这么悲惨的地步。

我可能比许多朋友幸运，子立在大红门看守所的时候，我曾经随他的辩护律师去看过他。

那是2003年，可能是早春，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每到南城一带，我常常会有一种错觉，这还是北京吗？确实南城往往看上去比较萧条，路上是满目的垃圾，稀稀拉拉不高的树，只有枯寒的树枝，间或偶尔居然能见到远处有乌鸦低飞，一副凋敝破败的样子。看守所里的景象我还有点印象，子立削瘦了很多——在他们监狱里要是能胖起来那一定是浮肿，脸色苍白，胡子拉碴，至少半公分长，似乎有好多天没刮的样子，眼窝有点陷进去，颜色发灰，但这反倒显得眼神更炯炯了。他光着脑袋，穿着病服一样的号衣——记不清是不是那种黄白竖条的料子了。

我们隔着窗子说话，他还像原来那样，温和、平静，对我的到来他自然是高兴的，他一点也没有为自己所做所受后悔，他说在里面还好，挺安静。八个人一间监室，晚上看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可以看到《人民日报》，但不能写东西，除非写交代。会面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分钟，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虽然我不记得当时我们谈了哪些事，主要应该都是生活方面的。

再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子立了，只是后来有数次见到他太太路坤，由于官方的骚扰，路坤的手机号经常换，我常常无法联系到她，后来她去了美国，现在好像也还在那边。路坤是个坚强的女子，身上有着跟子立一样质朴和倔犟的脾气，她个头不高，很勤勉，能吃苦，对子立体贴，虽然她对政治既不懂也没兴趣，但她对丈夫的爱和理解使得她这么多年，一直能够承受迫害，说出真相，说出真话。

2003年年中，宣判之后，子立移监到第二监狱关押，我跟路坤一起去看过他一次，但我看不到他，只能由路坤告诉他我在外面，路坤说子立知道我在外面，他很高兴。

当时发生的一件事很有意思，值得记录，不然以后时间越久，就越不易记取。

我和路坤带了几十本书给子立，大家知道监狱的规矩，书也不是随便什么种类和内容都能送的，都要经过一道关卡审查。当时审查这批书的人是一个中年男狱警，大约 45岁左右，长着一个鸡蛋脑袋，脑满肠肥，很容易就让我想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笔下的那些小官僚，这位狱警眼睛很大，还作炯炯有神状，我当时还想，眼睛这么大的男人，看来八成是睁眼瞎。他带着一种审问的严厉神色看着我和路坤把书拿出来，路坤逐渐站在一边看，因为这位老兄问问题，主要还是我在回答。

这批书里有钱锺书先生的《围城》，狱警拿起来，很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接着翻书，满腹疑问地看着我说：

“这本书不能看！”

“这是小说，钱锺书的小说。”我解释道。

“监狱里不许看打仗的小说。”

“这不是战争小说，是普通小说。”我差点没笑出来。

“不能看。”随即他就把书扔回到箱子里，表示没通过审查。

当他看到《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一看是外国的，有点发懵，没把握，又是瞟我一眼，很不信任地信手翻书，好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决定，我借机凑上去，同时以很诚实的样子盯着他眼睛说：

“这是一部宣扬爱国主义的书。”

他就没说什么，低头让书通过了。我们这个国家，幽默总是无处不在，有时候想想，这多好呀！无论多么艰难，你永远都可以笑口常开，只要你是有心人。

……

那次我得到的消息是说子立在监狱里又恢复了他的本行，做电脑工程师，人缘也挺好。这符合我的猜测，那么善良，那么温和的他，不太可能跟人起什么冲突。

不过，从那以后，我除了还见过路坤一两次，就基本上再没有子立的消息了，因为不是亲属，我也没法去看他。每年我都会扳着手指头数，子立还得呆几年呢。

现在，再过三天，子立将重获自由。他将跟我一样，只要他愿意，每天都可以看朝阳升起、夕阳落山；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去香山，去颐和园，去一切可以和大自然亲近的地方。

他也可以来我家，还像以前那样，我们一边喝酒一边争论不休，为了这，我已经等了整整八年，他将刑满释放，我也是……

2009年3月9日於追远堂

“中国模式”，史无前例？

中国的现状日益引人瞩目。关于所谓“中国模式”，众说纷纭，人言言殊，以致中国的真相简直就成了那黑泽明小子导演的“罗生门”，扑朔迷离，有多少论者就有多少个“中国”。

5月20日，美国舆论重镇《华盛顿邮报》发表詹姆斯。曼（James Mann ）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挑战：无自由的耀眼致富模式”（THE CHINA CHALLENGE： 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作者声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自由民主模式未来的新挑战，并且赢了。他说：“对全球竭力抓牢自己权力不放的威权主义领导人而言，中国越来越适合当作蓝图。我们习惯于把中国当作一个经济奇迹，但它也变成了一个政治模式。北京已经显示，他们不必在权力和利润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可以二者得兼。今日中国展示，一个政权能够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不需要透过选举来确立合法性；一个执政党可以维持对信息和互联网的相当大程度的控制，而不会放缓经济增长。并且它显示一个国家的精英可以被舒适公寓、赚钱机会和个人的重大升迁以及非政治性自由（服装、娱乐、性、海外旅游）所买断。”

詹姆斯。曼先生是一位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和作家，1984-1989年曾任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写过诸如《北京吉普》等几本有关中国的著作，现在在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任驻校作家。应当感谢他的点拨，使我们知道，中国终于创造了一个独步古今的非凡模式，傲视全球。看来上苍确是偏爱中华，要另立新规律了。

然而，保守固执的我辈仍想深究：中国模式，果真如此异于他国，震烁古今？它果真如此难于理解，无法用主流的经济政治学说解释？所有过去人们所称的普遍人性，在这里统统失效？

让我们来倾听历史的回响。当我们退回几十年，我们会听见希特勒、斯大林等诸多统治者在其鼎盛期的演讲，他们都曾强调自己民族、国家及其道路的独特性，蔑视西方主流的经济政治学说和制度模式，都认为自己开天辟地，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独一无二的全新道路，开创了历史。譬如，在1933年上任后第三天，希特勒就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阐明德国不同于英法美的独特的（反西方）民族性格，申明第三帝国的独特道路。

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快速。但是，认为“中国现象”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是否过于夸大其词了？

上世纪前苏联的经济，从30 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维持高速增长，它那时的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速还要高。认为苏联的共产制度开创了人类崭新的生活方式东西方评论家，比比皆是。而德国的希特勒则声言他要“拯救德意志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他的确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倒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为1.3%，而同期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的失业率分别为1.89%、8.1%、8.7% 和9.9%.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倍。德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呈急速膨胀，令世界瞠目结舌，忧惧交加。而南韩、台湾，在军政府统治或戒严状态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经济起飞神速，在在令国际社会眩目不已。

上述这些国家与地区，当年政权与当下中国政权一样，都是非民主政权：或是极权主义，或是威权主义，因此，都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并且不需要透过选举来确立合法性。它们与中国一样，不必在垄断权力和经济增长之间作出选择，而是二者得兼。然而，几十年后，历史的判决如何呢？苏联、纳粹德国，这些非凡的挑战自由民主的模式，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南韩、台湾当年的经济起飞式的威权主义，而今安在哉？统统烟消云散了，它们已经化为历史尘埃。作为当年“独步古今的非凡模式”，而今统统皈依了平凡普遍的自由民主模式。

纵观历史，环视全球，在中国发生的此类专制下的经济增长，即所谓中国的“独特”模式，稀罕之处何在？何以能被夸张为难于理解的历史性“奇迹”？

“五大自由”：中产满足？

詹姆斯。曼论及中国城市精英目前已获得的“五大自由”：衣着的自由，购买所需品的自由，出国观光的自由，有婚外情事的自由，投资和获利的自由。他们潇潇洒洒，逍遥自在，看起来比罗斯福给的“四大自由”还多。有鉴于此，精英们似乎心满意足，无复他求了。因而詹姆斯。曼说：“在中国，中产阶级支持或至少符合现有政治秩序；毕竟，这种秩序让中产阶级走在前列。”这一观察，就目前现状而言，大体不错。这些中产阶级的境遇与心态，就像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的精英们一样。既然“五大自由”基本上都有了，汽车洋房，灯红酒绿，衣食无忧，难道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据此，詹姆斯。曼嘲讽克林顿、布什和布莱尔：“在1997年，克林顿总统说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预言，正如柏林墙不可避免倒塌一样，（在中国）政治变革也将会降临。布什总统也多次重复同一主题。他曾说：”同中国的自由贸易，时间是在我们一边。‘英国首相布莱尔两年前说，他认为中国有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导向民主的动力。不。并非如此。“

然而，詹姆斯。曼先生果真有什么坚强理据，可以如此断然否定上述西方政治家的判断及预言呢？记得二十多年前，众多的西方的克里姆林宫学的专家也是这样嘲讽里根总统关于推倒柏林墙的呼吁的。这些学者当时看到苏联共产党虽然经历种种危机，但仍然长期控制政权的持久能力以及作为超级大国的诸多成就，特别是耀眼的国防力量，他们已经把共产国家的存在看作永恒不变的既成事实了。因而，不少西方学者视里根为昧于现实的白痴。

但历史并没有嘲讽白痴里根，反而给了这些专家们一个大大的尴尬：1989到1991年的苏东巨变，迫使几乎所有的此类西方专家们遍地乱爬，寻觅被跌破的眼镜。

众所周知，前苏联并不是被外部的武力进攻所打败的，它是被它自己打败的，是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的，其中的关键力量之一，正是那些看来满足现状的“精英”。为什么？前苏联的这群“精英”何以最后成了大帝国崩溃的重要推手呢？原因无它，这是长远利益的杠杆推动所致。从根本上，像苏联和中共这种反智类型的垄断权力的政权，本性上就不相信“精英”，本性上就不能善待自己的同胞。即使是对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也一样。是的，精英们可以一时被舒适公寓、赚钱机会和个人的重大升迁、非政治性自由（服装、娱乐、性、海外旅游）所买断，但他们不可能永远在公权力机构中没有自己的代表，不能长久变成无声的人，不能永远是聋子和哑巴。（而在“党中央”方面，分一杯羹给你可以，但绝不允许你分享或染指关键性的垄断权力。）长此以往，精英们固然酒醉饭饱，却仍然寝食难安。盖因朝中无人，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被权力当局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予取予夺。他们的利益，离开制度性的保障，犹如空中楼阁，根基不稳，缺乏安全感，没有长远性。

君不见，那些中国富豪榜上的精英，已经有多少身陷囹圄，或亡命天涯？就以2002-2003年来说，部分民营企业家们就纷纷中箭落马。《福布斯》富豪榜的第二富豪杨斌被捕受审，第三富豪仰融逃亡美国，明星富婆刘晓庆进驻秦城，开明儒商孙大午身系囹圄……人人惶恐终日，不少企业家并悄悄设法从《福布斯》的富豪榜上除名，以策安全。

何以笑容可掬地“欢迎资本家入党”的中南海当局有时会突然变脸？

笔者曾分析过个中微妙：时不时地，北京之所以从“官商合流”转向“杀鸡儆猴”，一为充实被银行烂账淘空了的国库，二为平抑日益加深的贫富鸿沟导致的民怨。“一石二鸟”，何乐不为？反正高官子弟富豪绝不会被损及毫毛的。至于民间企业家呢？对不起，借用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抛弃造反派时语言，“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并不影响民营企业家琅裆入狱的这一惊人现象的真实性。

仰人鼻息，无制度保障，纵然坐拥金山银山，随时都可能转眼化成海市蜃楼。中产阶级也好，精英阶层也罢，以它们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的。一时的政治冷漠，不可能永远掩盖长远的利益盘算和政治直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所谓“人是政治动物”确为千古不易之理。看看香港这个长期以来被世人惯称作政治冷感的城市，在回归大陆后是如何变成政治沸腾之都的，就不难明白个中奥妙了。

外交成就，进入主流？

应当承认，在外交方面，北京当局近年来有所改进，是颇有斩获的。正如詹姆斯。曼所说：中国的模式“不仅给缅甸、津巴布韦、叙利亚和朝鲜等受孤立的国家，而且给美国的一些抵制民主呼吁的重要伙伴（埃及或巴基斯坦），给我们的邻居古巴和委内瑞拉提供不断的希望。”“（许多国家）越来越转向北京。而且同情感常常是双向的：中国在近年来帮助支持津巴布韦、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和朝鲜。”

他描述的上述现象的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如所周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注意力长期聚焦于人际关系，并特别看重面子，强调“内外之别”，笃信“家丑不外扬”。在这套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官员，要练就一套圆熟谨慎周到的外交技巧，并非太难的事，甚至可说是驾轻就熟。这方面，周恩来就是中共的巅峰代表，他缔造和涵养了中共外交的基本手法与传统。加上最近些年来，北京经济起飞，比过去更有实力撒银子买朋友，因此在外界看来，北京近年的外交似乎连连得手，风光十足。而美国则因为“管闲事太多”，似乎处处在挨骂。

但是，这种外交情势，是否真正意味着北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吸引力的制度模式？北京是否已经拿出了一套足以同西方抗衡的价值理念，并代表了未来？以致使各国都心悦诚服，万邦来朝？

人们不会假装看不到北京的“伙伴政权”都是些什么国家：缅甸、津巴布韦、叙利亚、北朝鲜、津巴布韦、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古巴……。不用再数下去了吧。对这些“朋友”，我想，多数中国人也许都羞于启口，遑论那些精英了。北京政权信誓旦旦要与之接轨的“国际社会”，就是这些国家？实话实说吧，在国际上，它们基本上都被称为“失败的国家”。虽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理固其然。但北京毕竟还有一点“向上”之念，与这样一批国际“人渣”为伍，恐怕连中南海内诸公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的。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虽被人骂骂咧咧，但一到关键时刻、危急时刻，人们会发现，多数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小兄弟如被韩、越南等），仍要求助于美国，而非中国。

撕开花团锦簇的包裹，直抵中国处境的实质内核，一个基本事实必须正视：在1989年至1991年东欧与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大溃败之后，从根本上看，北京政权在国际主流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其实是一个孤岛，虽然是个庞大的孤岛；其实是一个异数，虽然是个笑容可掬的异数。

有些东西，无论如何西装革履，人模人样，终究是沐猴而冠。

奴工事件，预示前景

中国问题的根子是在内部。作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曼先生不会不知道最近刚刚发生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这一非法贩卖、拐骗甚至绑架儿童、少年，使之成为黑砖窑的奴工，被长期残酷压榨，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事件，骇人听闻，震动全国。它不是一天两天之事，而是持续了好些年；它不是单独偶发的事件，而是遍及全省，甚至侵犯外省的大面积事件。正如六四屠城，正如萨斯事件……，它们在在表明了中国的制度性失败，表明了中国的向下沉沦。它所警示给我们的是应当重塑制度，构建真正保障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宪政秩序。

詹姆斯。 曼应当明了，如果中国模式真有吸引力，如果北京真对自己的模式有信心，何须如詹姆士观察到的“维持对信息和互联网的相当大程度的控制”，何须要建立水泼不进的“金盾工程”，封锁资讯流通？如果确实身为“赢家”，中共多数上层领导人何须把自己子孙及其财产送到“输家”如美国等“制度过时”的西方国家，并取得其居留权甚至入籍？

北京当下的抵抗普世价值，包装“成功模式”，不过是拖延时日而已。它目前营造自己是成功模式的法宝有二：一是封锁信息，然后努力包装，竭力向外宣传推销。二而是吸取前共产国家级其他专制政权垮台的教训，竭力弥补一切可能导致溃堤的漏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防患于未来，扼杀于摇篮。但就是不愿根本改革制度。这种方式，导致不满之民怨之水，越积越多，堤防越筑越高，堤坝千疮百孔，中共东堵西防，疲于奔命。今天他可能还有能力补漏，然一旦到了某日，濒临临界点，则补不胜补，防不胜防，“按下葫芦起了瓢”，堤防将全线崩溃也。

届时，詹姆斯。 曼们将如何自我解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