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有的代表习惯就鸡毛蒜皮的事情发表议论，提一些花里胡哨的议案，实际上很多都不是应该在全国人大上讨论的。许多重大的问题，比如预算，有多少人在谈？

国花、国树、国服、国饮、国术、中华元、千元钞、女人节、男人节……这些都是一些代表、委员口中念叨着的新名词，让人不由得佩服起胡适笔下“名教”的入木三分。

引起轰动的不一定是国家大事，也不一定是敏感话题，可能只是花边。

汽车集团老总建议，允许用公积金买车。

电影大导演建议，国家往电影里撒15亿元。

家电企业老总建议，“家电下乡”下到城市低保户。

中学校长建议，禁止学生带手机进学校。

保险公司老总建议，建立强制医疗责任险。

风景区的老总纷纷建议，快点恢复五一黄金周。

代表、委员越来越会给自己的企业或者行业说话了。当然，公众未必买账，网民赠两字：雷人。

“有些讲得太肉麻，有的好哭穷，一发言就是向国家要钱，或者全说些空话、套话。”“福娃之父”韩美林在政协上放了一炮，他建议，委员们献计献策不能“献媚”。

缺席了两年的刘翔委员表示：一直珍惜这个荣誉。还是把政协委员首先当作了荣誉。

胡适说：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蔡定剑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刊记者对蔡教授的专访，就是从两会“雷人话”说起。

为谁说话，关键是谁决定你

《新民周刊》：怎么样看待两会上的“雷人言论”？代表委员应该站在站在阶层利益说话还是站在公众利益说话？怎么看待两会上行业或者地区利益的博弈？

蔡定剑：这个要从代议制说起。西方代议制理论有个发展过程。

早期的代议制有点像选举香港特首和立法会，有各种界别代表。西方国家是等级代表，也有行业代表，这就很清楚，为行业或者社会阶层利益说话，是等级、阶级和行业代议制。

这是原始的、落后的制度。首先这不公平，界别很难穷尽，界别人数多少也难界定。另外，代表只为行业利益说话，如果不按利益说话就要被罢免。议会成了分赃会了，变成了地方利益的议会，开会的时候毕竟要站在全局的角度。

代议制第二阶段发展到普选。现在的代议制都是以地域为单位，按人头来选举，打破行业界限，脱离了以行业、阶层利益划分的代议制。西方国家不可以罢免议员，选民水平是有限，代表要有一定超然性，不是对选民唯命是从，不是传声筒。一般来说，在大问题上，议员要服从选民，要不然下次选不上了，一些具体问题议员则要有自己的考虑。

在西方，政党也是另一个掣肘因素，因为本政党政策和地区老百姓利益可能不完全一致。美国的政党组织性较差，发生矛盾时，议员往往听选民的。在欧洲国家和日本、新加坡，政党比较强，就要听政党的，因为当选议员取决于政党是否推选你。我国台湾地区也是也是这样，李敖可以不靠政党，一般人不行。

所以，为谁说话，关键是谁决定你，中国也适合这个原理。

早期的时候，不少代表什么也不敢说。现在社会空间加大了，人大会在小问题的讨论上比较有活力。不过，有的代表习惯就鸡毛蒜皮的事情发表议论，提一些花里胡哨的议案，实际上很多都不是应该在全国人大上讨论的。许多重大的问题，比如预算，有多少人在谈？预算问题不是天大的问题吗？钱怎么花的，怎么拨款？这才是人大要决定的问题。

一些代表或者委员说话可能带着行业色彩、部门的立场，但是与选区没有关系。

《新民周刊》：代表委员谈了很多小问题，是不是越位了？政府处理具体事情，交给人大来表决？

蔡定剑：会议不应该是发散性的，应当集中精力探讨国家层面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如果什么事都在海阔天空地讲，讲得好像热热闹闹，并不决定问题。

《新民周刊》：那么人大应该管什么样的事情？

蔡定剑：人民代表大会有对国家或地方重大事情作出决定的权力，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四类职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中的决定权。

目前来说，决定权与其他职权比，恐怕是一项“软”权力。说它“软”，是由于它不像立法权那么明确，便于行使。也不像选举任免权那么实在，必须依法行使。人们对什么“重大事项”应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有许多很不一致的认识，加上决定权与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管理决定权界限并不很明确，使得这项权力行使起来很不容易。

重大事项必须确确实实是本国或本行政区域内的大事，而不能事无巨细地讨论那些小事。什么是大事？它必须是本地区内带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事，而不是那些琐碎的、枝节性的、短暂的事。

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明确列举了决定权范围，包括：

（1）全国人大有权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

（2）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与制度；

（3）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4）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5）决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

中国特色的代议制

《新民周刊》：我国人大也是一种代议制，这一中国特色的代议制和西方的议会有什么区别？

蔡定剑：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是根本否认代表制的，他主张不要代表制，而实行公民直接管理国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卢梭认为代表只能是歪曲、奴役人民的意志。卢梭的观点是偏激的、理想主义的。现代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公共事务纷繁复杂，卢梭的“直接统治”是不可能的。但他在理论上抨击封建和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奴役性和欺骗性，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代表”从来就是和民主联系的。早在古希腊雅典也有代表制。如当时规定，只有2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参政权。20岁以上的男子只是人群中的少数，这岂不是非民主吗？按照代表制的解释，这20岁以上的男子是每个妇女、小孩和奴隶的代表，所以，它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多数人的统治。这种理论，到19世纪都很盛行，这就是早期的代表权理论，时至今日，它早已过时。

资产阶级政治家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即由议员支撑的政府，议员形式上由全面普选产生。现代西方国家，议员责任理论几乎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即认为代表一经选出，则取得独立的地位，独立承担责任。代表在代表机关的发言和表决，完全凭个人的学识、经验和才能去独立作出判断，不受选区选民的任何训示，不受任何人包括选民的约束。这一理论较早地由19世纪英国代议制理论家密尔确立。

马克思、列宁坚决反对议员责任制，指责资产阶级议员制最大弊端就是议员选出后脱离人民，甚至背叛人民。马列特别强调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委托”关系，选民可以监督罢免代表，从而保证代表服从选民一职，服从选民利益。

我国宪法理论界对代表与选民或选举单位的关系，主要有三种：

一是，强制委托论。主张代表是特定的选区或选民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而不是抽象的“全民意志”代言人。

二是，非强制委托论。主张代表可不受选民强制性委托的约束，只是在考虑选取和选举单位利益的基础上，独立、负责、创造性地行使代表职权。

三是，集中代表论。认为代表不是特定选区和选举单位的委托人，而是全体选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整个代表机关是全体人民的受托人。代表自身行为不直接对选民负责，而是由代表组成的代议机关向全体人民负责。

从理论上说，强制委托理论似乎更符合我国当前人大代表的现实，但实际上，我国的人大代表理论又像是集中代表论。代表并没有受选区和选举单位支配，代表大会上发言表决往往只是“空洞地”代表人民，而不具体代表本选区或选举单位。

集中代表理论要求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行事。然而，抽象空洞的全民意志和利益是不存在的，全民意志和利益是每个局部和地方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整合。只有每个代表都全面、客观地反映各自所代表的选民和选举单位的意志和利益，各种利益通过代表大会上的交流、调和、妥协，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就形成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让每个代表事先就掌握全民意志和利益是难以做到的，这样做的后果只能增加代表的盲目性。

人大在一切机关之上

《新民周刊》：人大和政府，人大和人民分别是什么样的关系？

蔡定剑：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在法律上是非常清楚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权力体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于国家权力的顶层，它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在全国范围内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它制定的宪法、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

可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是绝对的，其他国家机关服从人民代表大会，其权力不得超越和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人民代表大会的实际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不是很相称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法律地位也没有落实。

人民代表大会应绝对地服从人民的意志。因为，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它应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行使国家权力，因而要充分地反映民意，处处对人民负责，时刻接受人民监督。

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切国家机关之上，在人民之下。人民代表大会的唯一职责，就是忠实代表民意，客观反映民意，并确保民意的实现。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应该是受尊重、有权威、亲切而可信赖的。

然而，长期以来，在实际中，人民代表大会在许多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在一些群众看来，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近些年来，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加强，人大的作用初步发挥，人大的“橡皮图章”形象开始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群众把人民代表大会看成是能为群众办事、能帮助群众申冤的渠道。

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人民群众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大，期望人大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人民群众对人大的期望越来越高，人大在群众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形象也在逐步改善。

《新民周刊》：您观察人大多年，这些年来人大还有哪些变化？

蔡定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醒悟到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任务。这一目标的确立，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指明了方向。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法制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1998年修改宪法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进一步促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我们常说党的领导是人大制度建设的关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加强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的发挥，在于党的正确领导。我认为，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最深刻的一点在于从理论上解决了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二大党章和1982年宪法确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实施。从而确立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和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党只有真正置身于宪法和法律之下，才能正确地实施领导。

开好大会，先减少人大代表数量

《新民周刊》：今年的两会会期都有一定的缩短，会期长短的意义在于哪些方面？

蔡定剑：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都在会议上，因此，开好代表大会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自人大建立以来都十分重视开好人大会，每次会议都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搞得轰轰烈烈。但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代表大会，则大有文章可做。如果仅注意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满足于会议开成“团结的象征”，“胜利的大会”，而不注重大会是否真正行使了宪法职权，代表作用有没有充分发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有没有充分表达和实现，那么，这样的会未必就开好了。

我国的人大会议是世界上议会会期最短的之一。在最短的会期里，要讨论决定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大事，难度极大。全国人大会期大约半个月左右，需讨论的决定的议题十几项，每个议题讨论平均不到一天时间，然后就对其投票通过。连重要的法律议案也是如此。代表来自生产工作的第一线，有的对法律案中概念还没来得及理解，就投票决定它，不说草率，至少也难免匆忙的。我认为，要让人大会议能充裕、审慎、科学地讨论决定问题，其中措施之一即是加长会期。但是，兼职代表制度又决定我们不能开太长的会。

《新民周刊》：是不是可以让人大代表都职业化，那么可以更加超然一点。

蔡定剑：这倒不是核心的问题，这么多专职人大代表就麻烦了，专职化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在于，全国人大的代表太多，给会议组织工作带来一系列难题。

由于代表多，就不好开大会全体会议审议议案。假若让每个代表在全体会议上有发言机会，每个代表就一个议题发言10分钟的话，大会发言一遍的时间就需要2个月。即使一个代表发言一分钟，那也将近3000分钟。

那么只有采取代表团和代表小组会议形式审议议案，虽然能解决代表发言时间问题，但又产生一系列其他问题：

一是会议不便于交流。代表对所讨论的议题都没有直接交流的机会，只能按地区划分的小组范围内交流。这实质上也就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讨论，更谈不上对一些重要有不同意见问题的辩论。

二是简报成灾。由于不能直接交流，只能凭借大会简报交流，于是出现两难的情况：一方面，每个代表都说简报反映自己的意见太少，另一方面，每个代表又都说简报总数太多，要求减少简报。假使每个代表就一个议题发言一次登一份简报，就有近3000份，代表整天开会几乎没有时间看简报。所以，代表小组讨论往往等于自弹自吹，没有相互交流，更没有交锋。

由于代表人数太多，会议组织复杂，近3000名代表就需直接服务的工作人员两千多人，间接服务的人员至少万名以上，会议预算经费连年增加，而且给北京市交通、服务、安全、宾馆接待、旅游服务造成极大压力。

如果把人民代表大会看成是一种团结、统一的象征，把代表看成是一种荣誉和奖赏职务，由此出发，把代表数量和代表面看得高于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就会使得代表数量居高不下。代表着重安排各方面的模范人物，就会使代表的知识水平、议政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受影响，从而影响到代表反映民意、表达人民群众利益的能力，实质上不利于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现。

《新民周刊》：如何才能让人民代表大会开得更好，更有效率？您有什么建议？

蔡定剑：开好人民代表大会首要的一条，就是减少现有人大代表的数量。代表机构的广泛性关系到代表机构的民主性，但代表数量多少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的原则就是必须便于召开会议、充分讨论问题和决定问题。如果代表人数多得不便于讨论、决定问题时，那代表的广泛性和民主性的意义也就失去了。

第二，是减少第一线领导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代表。让更多的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成为人大代表。减少第一线生产工作上的人担任人大代表，就有可能让会议开得长一些，也可能使代表有更多的精力考虑履行人大职责。

第三，呼吁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其实，老一代国家领导人对此早有明示。1956年周恩来就指出：将来在代表大会上要建立辩论制度。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

当然，周恩来说的辩论制度与我们所说的辩论制度不完全一样。我们说的辩论制度不仅是代表与政府的质询，主要是说代表在讨论议案时，要让不同意见形成争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代表就议案各自发言一通就了事。

第四，鼓励和保护代表的批评。

第五，提高代表本身的素质。要使每个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能够积极主动地依宪法履行职责，有赖于提高代表素质，根本的要靠改进选举制度，通过竞争机制选出优秀代表。人民代表必须清楚意识到自己作为代表的责任，而不是仅意识到作为代表的荣誉、作为代表必须懂得并且善于行使宪法赋予代表的权利，而不是只会“聆听”领导的报告，“衷心拥护”、“完全赞成”审议的报告和通过的议案。

离开人大制度谈民主是空话

《新民周刊》：您认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方向在哪里？

蔡定剑：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一种较高民主理想模式下产生的。所以，这个制度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让民主理想现实化。高级的民主理论与初级阶段的民主实践有很大差距。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新型人民国家代表机关区别于资产阶级议会有三个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性的特征：

（1）代表机关必须按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无记名投票）的原则选举产生；

（2）代表机关应掌握国家一切权力，成为真正人民的国家权力机关，而不是“清谈馆”；

（3）实现人民对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罢免。

上述三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民代表大会比西方议会更优越的地方。很明显，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实状况与此差距较大。在选举制度上，选举的平等原则没有完全实现，与选举的直接原则相去还很远。

《新民周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蔡定剑：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怎么才能实现这一点，这就要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现有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可能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只能通过选举代表以产生代表机关，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

人民能掌握国家的权力，这是最根本的民主。在我国，实行民主还有许多途径，如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自由权利，公民行使申诉、控告、批评、建议权利，建立基层自治和企业自主管理制度，等等。但是这些手段都不能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样广泛地从根本上保证公民管理国家的权利，并且其他民主权利的实现都靠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作保障。

离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民主，很大程度上就会陷于空话，或者是舍本求末。只有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才能使中国走上真正民主的康庄大道。

 

获奖页面：http://oneworld.cz/ow/2009/index2.php？id=613

据信，本奖项将由哈维尔在欧洲时间今晚亲自宣布。

附颁奖词：

每年，我们（People in Need）都会将Homo Homini奖颁给那些为人权、民主事业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

08年度的Homo Homini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一位系狱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抗议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其他签署者与刘晓波先生一同获奖）。

我们将Homo Homini人权奖颁发给刘晓波先生，是对他30年来为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而作的富有洞见力的工作，以及他以坚韧和勇气为表达自由所做的抗争的一种承认。刘晓波是组织发起《零八宪章》的几百名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是逐步成长的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式人物。在中国政府持续的政治迫害下，争取民主的活动一直以来在坚持对话和非暴力原则下运行着。

尽管刘晓波几十年来数次入狱，并长期生活在秘密警察的严格监控之中，他从未远离他的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战友们。刘晓波先生一直以来坚持自由地言说与写作，表达他对人权、非暴力解决冲突等普世价值的忠诚信仰。不仅如此，刘晓波先生在呼吁城乡居民的平等对待、更加彻底的环境保护等问题上的努力也应得到特别的赞许。

“在我国总理和部长们与他们的欧盟同事开会磋商之际，在中国政府计划于布拉格举行欧中峰会的时候，我们强烈呼吁捷克政府关注并提出释放刘晓波的问题，”西蒙潘内克说道，潘内克先生是“People in Need”基金会创始人兼执行长官，捷克天鹅绒革命时期的学生领袖。“我们非常高兴和荣幸欧中峰会能够计划于捷克共和国举行，我们希望这座美丽的城市能够因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带给欧盟和中国（一个伟大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灵感，找到应对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办法，惠泽全球。同时，在一个我们纪念我国和东欧诸地区实现向自由和民主和平转型2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无法忘记那些仅仅是公开表达自己观点、以和平方式寻求与政府对话的中国政治抗议者的现实处境和命运。如果欧中峰会能够在布拉格——这座正在纪念天鹅绒革命20周年的城池——举行，峰会将会在一个奇妙的环境下进行，如果会议能够以释放刘晓波这个议题开始，它将取得更加富有建设性的成果。”潘内克先生结论道。

2008年12月，刘晓波被逮捕并被中国警方转移到一个不明地点关押，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合法程序可言。他的被逮捕发生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普世人权公约》60周年纪念日两天前。纪念日那一天，一群中国政治抗议者发布了一个叫做《零八宪章》的文件，这个文件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有着同样的精神诉求。就像《七七宪章》那样，《零八宪章》呼吁中国权力当局遵守法律，要求现行政治制度和中国宪法作出改变以确保基本人权和民主。在捷克共和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将Homo Homini奖授予一位清晰诠释《七七宪章》运动精神的个人，此事的深远影响与重要意义定会在曾经以及正在生活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中间传播。

《零八宪章》所要求的宪法和制度上的变革可能会影响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上千的《零八宪章》签署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遭到了中国当局的迫害和骚扰，他们发现自己的遭遇和30年前的捷克宪章派何其相似。因此，本年度Homo Homini奖的获奖人选也应该被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选择，即对那些展示了极大勇气、愿意承担很大个人风险去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们的支持。

卧草堂翻译 2009年3月12日（刘晓波被捕第94天）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问题展开大论争，岭南大学青年教师陈序经（1903—1967年）持激进的全盘西化立场，一时间名声大噪，世人对之垢病者多，公开赞同者少，而内心予以理解者似也不在少数。实则那场笔战，只是陈序经亮相学术界之始，此后他北上任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西南联大时期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乃联大院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已成“美谈”的关于他宁肯不做院长也不肯按规定加入国民党一事，显露出这位学人的鲜明个性。他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即使1949年后他颇得中共领袖周恩来、陶铸等人的赏识器重，即使友人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却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他平生也未涉足宗教团体，大学时代为了回避加入基督教，毅然离开在学两年的沪江大学而转入复旦大学，后来他出掌具有教会背景的岭南大学，竟成为该校创办以来首位无教籍的校长。陈序经的“清高”自守，加之他的敢言和“优容雅量”，颇赢得高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赖。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先后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被赞誉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难得的大学校长”。亦因如此，为极左的政治氛围所不容，以致由波峰跌入浪底，终于消失在“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中。

一

1948年8月，陈序经正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初为代理），时年四十五岁。此前，他任职天津南开大学已近十四年之久，担任着国立南开的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等要职。可以说，在何廉、方显廷两位教授相继离开后，陈序经愈加成为张伯苓校长倚重的中坚力量。有分析说，张伯苓甚至考虑在自己（因出任考试院长）不得兼任校长的情况下由陈序经接任，这一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可是，张伯苓几经权衡之后，同意且催促陈序经返回岭南就任校长一职，明显与“南开本位”不符，可能而有力的解释只能是：时局使然。尽管后人记述此事时，大多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因素，但细加观察则不难作出推论。国共两党武力逐鹿中原，平津高校隐然成为“第二战线”，办学读书均非其时，“北方不保”渐成共识，比较之下南国还相对平稳。岭南大学董事会的再三邀聘，终于促使陈序经在大变局到来前夕，结束他的南开生涯，返乡办学，竟在一个特殊时期使原本平平的岭南大学骤然“灵光一现”，却是他本人未曾料想到的。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当时籍属广东。早年跟随父亲到南洋经商，后返回内地上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随即短期游学欧洲，回国后最初任教的学校就是岭南大学。陈序经治学领域宽泛，其中对于南洋各国历史和华侨问题一直关注，他本人在东南亚华侨中也颇具声誉。因此，岭南大学董事会在前任校长李应林业已任职十年要求“休假”之后，物色到陈序经这样一位与岭大有渊源的本乡留美学者，可谓恰得其人。岭南大学成立于1888年，创办人乃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在纽约设有“岭南大学基金会”，属于私人捐募性质，因而岭南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却不归属任何固定教派。1927年依照国民政府有关规定，岭南改由国人自办，钟荣光先生出任首位华人校长。历史上该校为躲避战祸，曾经自广州迁澳门、香港等地，战后再回到广州康乐园。其时，已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农、工、医、商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陈序经接手的就是这样一所建校较早、历史繁复、亦中亦西、地处岭表南端、出入国门顺畅的私立高等学府。

仔细算来，陈序经担任校长近四年时间，前十四个月尚在国民党治下，1949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至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解散，后一阶段的两年半则已是新中国初期。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陈序经先后与国共双方政要打交道，此类活动乃“事务性接触”，并不涉及所谓归属之类。广州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有段时间政要云集，其中亦不乏向本地文教人士示好者。蒋介石、何应钦或邀宴或要求来校园暂住，陈序经均巧妙地加以回避和婉拒。但是为了营救被捕的岭大农学院长李沛文，他不得不求助于朱家骅，终于奏效。中共进入广东初期，执掌粤省文教工作的是著名学者杜国庠，陈序经对之尊敬有加，并与广州市长朱光将军以及杨东莼等领导人合作融洽。不过，当军管会查出学校出纳处违规存有金条，欲拘捕相关职员时，陈序经却挺身而出，表示：“他是出纳员，我是校长，要逮捕，就逮捕我。”肃反期间，校内地下室发现枪支，一时间风声鹤唳，陈序经调查后行文陈情：枪支为以前学生军训时所用，多为一战时旧物，已锈蚀为废弃物云云，一场风波得以化解。

其实，美国基金会对岭南大学提供的资金支助，往往换成金条以求保值，为了避开当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学校用金条到香港兑换港币以发放教职员的薪酬。这种“优越性”是否构成陈序经成功吸引一批北方学者战乱之际来岭南“栖身”的一个因素，如今恐怕已无从查考。可以肯定的是，陈校长的人望，他的诚恳与平易，他的积极主动，再配合岭南大学的“硬件”设施，以及时人对于局势的各自判断，形成了众贤汇集岭表的难得一见之景观。

二

当年岭南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先生，在一篇纪念陈序经校长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广东省的多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来的，在医科领域尤为明显。”

所谓北方的医学专家，实际上主要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关键人物是著名的医学放射学专家谢志光教授。陈序经出任岭大校长刚刚两个月，就利用回天津办事的机会，数次赶赴北平拜访谢志光，恳切相邀，几次相谈后，谢欣然应允，并带来一批协和的名医，诸如秦光煜、陈国祯、陈耀真、毛文书、白恩施、许锦世、周寿恺、司徒展等教授。他们南下任教岭大医学院，谢志光出任院长，使得该机构盛极一时，雄踞海内。外科专家司徒展晚年在美国撰文忆述：“岭大医学院开办在各学院之后，自1948年声誉骤然公认为全国当时最佳者。附属教学之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在此之前，每月亏达五千元港币，自谢院长上任后，虽医药诊疗费与从前一样，每月收入盈余由数千元起，六个月内增至数万元港币，其他各学院经费皆不充足，全靠医学院盈余补充，于是其他学院可能继续添聘国内著名教授，岭南大学竟成全国最完善大学之一”。办好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乃陈序经的夙愿，还在战后南开复校时，他就主张创建医学院，限于条件未能如愿，而今岭大医科的兴盛，应是他办学最得意之举。

不仅如此，陈序经还聘请到陈寅恪、姜立夫、王力、陶葆楷、张纯明、吴大业、陈永龄、容庚、梁方仲等多位各学科的著名学者来岭南大学任教，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师资水平。数学大家姜立夫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教授，与陈序经有同事之谊，他本来已经到了台湾，但不适应那里的生活，陈序经遂邀他来岭大，设立数学系，请他做系主任。陈序经与陈寅恪相识于1934年，两人共同参加一个在南京举行的会议，会后北返列车中相谈甚欢，后来又在西南联大共事，彼此相知渐深。陈寅恪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后，一路南来，事先与陈序经联系，表示愿来岭南大学“避风”，陈序经复电欢迎，随即电汇一笔充足路费，寅恪先生如约抵穗，而其家人却到了香港。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陈校长亲自赴港劝说调解，终于将陈家接回康乐园妥为安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即在此度过。语言学家王力离开清华进入中山大学，不久接受陈序经校长的热情相邀，也来到岭大，担任文学院长并在校务问题上多有建言和翊赞。

人们赞誉陈序经“不但是个学者，而且是个很有远见、很有组织能力、很能团结人的教育家”。他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这两点上。凡遇稍有资历的教师前来求职，他首先要了解该教师是长期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以谋官做官为主，对于后者，他认为必不能专心致志于教学，十之八九必婉谢。而对于所聘教师的学术经历、治学特点及教育背景等，他几乎烂熟于心，每每提及，如数家珍。识才不易，容才更难。居高位或具有权力资源之人，能够真正做到“不忌才”实属难得。陈序经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留学还是未留过学，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亦即人们常言的兼容并蓄。曾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法学家端木正评述道：“陈校长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说过，他当教务长也好，当校长也好，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信任他，就不请他。”

三

像多数旧时大学一样，岭南大学的行政系统精干而富于实效。校长之下设教务长、总务长，分管教学事务和日常庶务，校长有秘书一名，负责文书和联络。各院系负责人均为专职教授。陈序经主政时，学校最高决策层通常为五人：校长、教务总务二长及文学院、理学院的院长。校长对董事会负责，掌有人事、财务的绝对支配权。陈序经勇于决断，也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常常用电话或登门访问方式与相关教职员商讨决策方案，简捷而精准，效率很高。他聘用冯秉铨、任锐麟两位岭大资深教授分任教务长、总务长，前者乃哈佛博士、电子物理学家，口才好，善交际，教学方法高明，深受校内中外师生佩服；后者是三十年代即来岭大任教的加拿大华侨、神学博士，曾经兼任广东国际红十字救灾会工作，忠于职守，富有才干，社会活动能力强。此二人在陈校长短暂而光耀的岭大办学生涯中作用重大。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他是岭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美国教授富伦先生。岭大成立之初，外国教师居多，以后逐年减少，至陈序经掌校时仅十余人，其中主要是美籍教师。在陈序经看来，富伦乃外籍教授中最有真才实学者，他还是美国基金会在校内的代表。对于新校长的若干举措，富伦不仅理解，而且支持配合，二人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且看1949年6月，即陈序经履职将满一年时，富伦向美国基金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

“陈校长1948年8月1日就职。从那时起：1、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平稳过渡，没有发生任何不满现象。2、他设法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去年没有发生透支现象，而且还有点结余以便应付以后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3、他重新组织了医学院，它的教职工队伍绝对被视为在中国最有实力的。4、他还加强了其他学院，特别是文学院，吸引了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者。5、他增进了校园的学术气氛，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战前的水平。6、虽然他不是位基督徒，但他本人和学校的基督教目标及特点都得到广东各教会机构前所未有的信任。7、他逐步加强了大学的中国人队伍，同美国人一道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8、他服从校董会的领导，校董会如今非常信任学校领导班子，而一年前却不是这样。9、在政治动荡之际，他处事不惊，使得全体师生能面对变迁保持平静，令人赞不绝口，而广东一些人却惶惶不可终日。”

“富伦报告”透露出美方对于新任校长的满意和赞赏程度，其中所列各项基本上是客观信实的，特别对新校长处乱不惊的气度与“一些人的惶惶不安”作了对比。内中“设法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一节，显然是指陈序经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寻求办学经费资助的努力，关于此事的细节，在已刊行的有关陈序经出版物中未见载述。国民政府对于私立大学曾有相当力度的资助，但在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下，能有多大余力顾及“硕果仅存”的高等学府，实在是个疑问。不过，陈序经作为商人之子，当然具备一个大学校长“跑经费”的能力，意外地有所斩获，也未可知。事实上，他在金融界颇有一些朋友，为了办学而筹措资金，还是有人愿意设法相助或慷慨解囊的。据说，当年陈序经只身北上南开，得到张伯苓欣赏，最初是缘于协助解决了一笔迫在眉睫的经费难题。办好一所大学，需要能力全面的校长，他无疑是一个能者。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随后开始，反美浪潮汹涌而至，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纷纷离去。富伦是最后一批撤离的美国教授，离别康乐园之际，陈序经一人前来送别，向这位合作办学的朋友表示一份个人之间的惜别之情。此时，岭南大学前景暗淡，中央教育部已经召开了“全国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真正的“社会变迁”才刚刚开始。

四

当初有些人动议，将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遭校长陈序经否定。他的理由是，如此完善的一个大学迁移异地，谈何容易！而内心则认为，国民党腐败失去江山，取而代之的共产党应当有希望。抗战时期陈序经在南京、重庆曾见到过周恩来，那是些与南开有关的偶然场合，他对这位中共领袖的印象并不差。江山易主之后，他拥护人民政府，与粤省主政者也建立起融洽关系。但是，他担任岭南大学校长的后半段，总的感觉是危机四伏，精神压抑。除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压力外，过去办学的一些有效做法如今却行不通了，他自述：“政府命令停止使用外币，本校若是使用了是违背政府命令。校长是学校负责人，做了违法事情，坐牢或任何处分，校长是最先一个。假使不用外币，教职员工的生活又必有了很多困难：有段时间人民币从五百元兑换一港币贬至五六千元兑换一港币。私立学校校长在经济上无办法，就做不下去”。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本来生龙活虎的陈校长也愈加无可奈何。他甚至后悔自己离开南开而来岭南的选择，在一份“检查”中他写道：“我曾经将这个意思向杜（国庠）厅长说，他劝我勉为其难做下去”，“可是在精神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始终是感觉到痛苦”。

1952年春，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拉开帷幕，岭南大学与其他十余所具有外国教会背景的大学一并被取消。岭大取消校名后被并入中山大学，其原有的医、农、工、法、经济各学科被调整出去，只有文理二科进入新的中山大学，而康乐园变为中大新址。对于如此“大动作”的学科调整，陈序经内心不无保留，但他配合此项工作的进行，并无外在的抵触。就个人而言，他得到解脱，终于一身轻松了。从这时开始到1956年的四年间，陈序经没有担任任何实质性的行政职务，被安排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做一名研究教授。此时，他所从事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通通当作“资产阶级文化”已被取消了学科，研究历史乃唯一选择。好在他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均有兴趣和学术积累，默默耕耘成为他这四年间的主色调。

有统计显示，自1952至1966年间，陈序经撰写书稿约250万字，计有《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匈奴史稿》、《西双版纳历史释补》及《中西交通史稿》等。其中，东南亚古史的七种由香港《大公报》社分别印行数百册，作为赠阅本内部发行（至于他这些著作的正式出版，已是其身后之事）。作为一项参照，从1928年到1952年，他的各类写作字数总计也不过约300万字。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五、六十年代，取得如此成果，其勤奋与毅力令人感慨唏嘘不已。据其家人介绍，他养成了早睡而凌晨四时起来写作的习惯，多年不辍，即使日间肩负繁杂公务亦是如此。

五十年代中期，陈序经与陈寅恪、姜立夫等人被评为中山大学一级教授，多为“岭大旧人”。当时校内曾有人置疑陈序经的学术造诣。客观地讲，陈先生治学领域宽泛，似乎不很符合人们认同的学术专精标准。他的博士论文属政治学题目，任教高校则以社会学立身，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他从事工业化社会调查课题，终非严格意义的经济学家，在西南联大自创“文化学”，著作刊行而争议不断。难能可贵的是，他即使兼任校长，也不废自身学术追求。著名的明代经济史家梁方仲先生站出来解疑：“我原以为陈序经只是校长之才，但最近读到他撰写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学术上的功底无可非议”。

海外报章对陈序经离开校长职位长期“赋闲”有过失实报道，一些朋友于是劝他出国另谋出路，国民党人士也来信鼓动他“脱离铁幕”。对此，陈序经平静处之，他自信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平生教书办学，从未涉足任何政治活动，共产党不会难为自己，因而仍在康乐园安心作学术研究。问题在于，陈序经虽无“官职”，但威望与影响仍在，原岭南大学的教授们乐于与他接近，听取他的意见，甚至有一稍嫌夸张的说法：陈寅恪惟陈序经之言是听。如此一来，已经实行党委制的大学权力机制，感觉遇到了挑战，必欲“纠正”而后快。1955年前后在任的那位学校书记，用一种暴君的姿态对待高校知识分子，以致连“有涵养”的陈序经私下也忿忿抱怨：有的人不仅要用脚踩在你的身上，而且还要用脚踩在你的鼻子上！

五

1956年对于陈序经来说是个转折点，先是评为一级教授，后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还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常委。这一变化，与那段时间知识分子整体处境的改善有关。据传，主政广东的陶铸某次进京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特别提起广东有一位能聘到一级教授、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陈序经，应当向他学习知人善任的本领。后来，陶铸与陈序经几乎结为莫逆之交。还有一个背景不可忽略：东南亚华侨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在全球杰出的华人学者中物色校长人选，陈序经被选中的呼声很高，反映出他在华侨社会的声誉和影响。此事对中共高层不可能没有触动，陶铸就曾专程询问陈序经的态度，陈表示自己无意于此。

再次担任校长（副职），陈序经意识到自己是十几所被解散的私立（教会）大学校长中唯一被重新启用者（辅仁之陈垣先生另当别论），但此刻履行职责的情形与以前主持岭大时已明显不同。上有党委会，负责思想政治和干部人事，乃“政治上正确”之化身，各位正副校长各有分工，职责范围明确具体，只要各安其职即可，全不似私立校长独自当家的劳顿与风险。陈序经分管基建、房管和卫生，几年间增建了体育馆（临时会堂）、生物楼，还扩建了学校医务室。他上任刚刚几个月，“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乡村建设与工业化以及大学教育诸问题展开论争，陈序经一向以“敢言”、“好辩”闻于世，颇有所谓“一士谔谔”之概。可是在1957年“鸣放”时，他却显得比较谨慎，发言很迟，那篇发言记录稿《我的几点意见》6月间发表在《南方日报》时，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事态转折已非常接近了。他的发言温和含蓄，但也不失锋芒。其中谈到：高校内泛政治化现象严重，学术与政治不分，许多党员用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教育上；许多党员做事往往不讲法律和制度，一些干部与其说是违法乱纪，不如说是无法无纪。他在发言中也强调，高校如果不要党的领导，是很难想象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曾有报纸点名批评这个发言，而陈序经在“反右”运动中竟安然无事。有一说法，据全国政协知情者透露，陈乃“内控右派”。如果此说无误，则不能不推断：中共高层在对陈序经的使用问题上存有分歧，看来对其肯定者居上风，因而陈风平浪静，但否定者并未让步，故留下一个“内控”的尾巴。广东地方当局无疑赞同肯定一方。

粤省政治区位特殊，从清代中后期的“十三洋行”，到现代的毗邻港澳（台），加之沿海侨乡居多，流动性与开放性明显。其主政者需要灵活应对，为官也就比较开明。当年陶铸作为“中南王”，肯于善待陈寅恪、陈序经等人，显示出他过人的眼界和气魄。1958年，为适应华侨子弟的入学要求，新暨南大学在广州成立，陶铸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份而亲自兼任该校校长。其间，他多次访晤陈序经，探询办学方策。经过几年草创，学校初具规模。1962年底，陶铸执意卸去兼任的校长一职，坚请陈序经接任。这样，年近花甲的陈序经便开始了一段暨大校长生涯。

自1963年至翌年上半年，作为暨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主要致力于两件事：一是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二是建设校园。他筹划自外校调入一批骨干教师，几经努力，仅小有所获，社会组织形态已然变化，过往的成功经验如今难以奏效。他秉持教育管理要有“优容雅量”的想法，亲自登门造访暨大每一位教授，亲自接待返乡来校探访的侨生家长。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对教职员工从不摆校长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车远道来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员必定招呼上车，以至校长的乘用车被称作“小巴士”。他在任期间，暨南大学作为一个特例，成立了校董事会，廖承志为董事会主席，成员包括费彝民、王宽诚、何贤等海内外知名人士。陈序经的“亲和力”不仅在校内大行其道，也不断扩延到海外人士中，无论相识与不相识，人们愿意与他商谈各类办学事宜。在不长的时间里，学校增设外贸系、东南亚研究所，筹办医学院，增加图书仪器，扩大海外学术交流，华侨子弟回祖国读书的人数明显增多。

陈序经办暨南大学有声有色，本来是与国与民的大好事，但在极左年代里，却无意中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还在他上任暨大校长之初，上边即有责难声：“为什么找一个党外人士做正校长？”

六

1964年6月，中央突然下达调令：陈序经转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调离广东。陈序经不明所以，也极不情愿重返南开，他求助于陶铸，陶铸坦言此次自己也是爱莫能助，反而劝他北上就职为宜。究竟是何原因促成了此项调动？陈序经与粤省高级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他与海外人士的互信合作，在一些人看来，已事实上形成与党争夺知识分子、与党抗衡，影响恶劣，有人甚至贬称他是“土皇帝”。其实，此类“反映”在极左和封闭的政治环境里始终存在，当然构成一种推动因素。不过，事态突然生变，应与权力高层的直接介入有关。近年香港一刊物载文披露：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对陈序经在香港出版一系列历史著作，怒斥为“无组织行为”，其收取稿酬是“变相贪污”，严令“此人永远不许担任正职”。（《开放》2003年12月号）其消息来源据称得自中共资深人士。在可靠的档案文献公开之前，姑且将这一说法存录于此，留作参考。有意思的是，“文革”之初，陶铸上调中央，党内尚有人指责他任用有大量海外关系的陈序经，借以杯葛陶的升迁。

同年9月，陈序经怀着无奈的心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天津南开大学。世事难测，转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旧人已零落，而新人反将旧人当新人，他的内心难免感到苦涩甚至是自嘲。当时南开已有六位副校级干部，他是第七位，只能分管卫生之类，实际上无事可做。遇见西南联大老友、历史系教授郑天挺，郑问他现在做些什么，他答说练习烹饪技术（自作伙食）。可见其初返南开之境况。1965、 1966两年的寒假及春节，他都回广州与家人共度（中山大学住房保留）。“文革”初起，陈序经作壁上观，以为与己无涉。岂料严冬时节狂飙突起，他被揪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美帝文化特务”、“黑线人物”等罪名汹涌而至。随后被抄家，住房遭强占，夫妻二人被赶至仅几平方米的一小屋内安身，还被责令不断地写交代材料。陈序经的身体一向强壮，但此时却急转直下，听力、排尿均出现障碍，1967年2月16日终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年仅六十四岁。

长歌当哭，总在痛定思痛之后。像陈序经这样的学者型大学校长，历经1949年前后两个时代，却均能创下优异办学实绩，至为难得。如此才华横溢的教育家，却被狭隘的党派偏见、俗陋的疾贤妒能所戕害，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莫此为甚。陈序经的学养、经验和操守，真正值得后人尊重和感念。可是他遭遇高校党政连体的厚重壁垒，而不得尽展其才，则是必须痛切反思的一个制度性课题。

（陈其津著《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东方振兴与西化之路——纪念陈序经诞辰一百周年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电影《色，戒》在2007年轰动华语世界，片中男女主角的乱世之恋及其情欲戏引发热议，包括原作者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也再度浮出水面。上月26日，张爱玲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在台湾出版(详见本报2月17日B11版报道)。抢先读到小说的张迷直呼“好看得惊人”、“坦率得吓人”，也有人用“天雷滚滚”来形容张爱玲“大谈性事”(台湾媒体语)。

对于张爱玲此次“自荐跳脱衣舞”(香港作家迈克语)，也有网友对照“艳照门”中阿娇的遭遇，发出“同人不同命”的感叹。另外，让一些网友折服的是，导演李安才是最懂张爱玲的人———“全书看来，张的确是如李安所说‘没有爱的女人’，感觉李安的《色，戒》惊人地准确。”天涯社区的网友“魏晋清流” 表示。

张胡之恋重新“自白”

周润发与缪骞人主演的电影《倾城之恋》，黎明与吴倩莲主演的《半生缘》，梁朝伟与汤唯的《色，戒》，在不同年代把原作者张爱玲笔下故事、人物带到银幕上，大众不会对这位才女陌生。张爱玲的神秘遗作《小团圆》，写成逾30年，一直在发表与销毁之间反复纠缠。如今张爱玲去世14年，小说最终有了最后命运──出版。2月24日在台湾率先面世，大陆版仍在洽商中。

《小团圆》描述在传统家族长大的九莉，大学到香港念书，回到上海后和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陷入热恋———与张爱玲的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南方朔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白小说”。书中九莉有三段恋情。也有人指出，另一位情人“燕山”，应是与张爱玲合作《不了情》等电影的导演桑弧。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色，戒》中的爱国刺杀行动因为王佳芝心下轰然一声而全军覆没。抢先读到小说的读者发现，这一声“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又一字不误地出现《小团圆》中：“他一吻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手臂很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

自传色彩引发人肉搜索

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此前曾透露，张爱玲认为这作品不能公开，其中一点理由就是：“读者看了，不会注意其文学价值，只会认为作者是在写自己的经历，并可能引起非议。”

这一点在《小团圆》出版后迅速得以印证。“大家个个对号入座，谁也逃不了。”比如有网友“举报”在《小团圆》里有个叫荀桦的人物，“起头儿搞不清状况，也是整天来张爱(玲)的家，后来知道了张胡的事就不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有次在电车上碰到他，他对张性骚扰，张悲哀地想，唉，汉奸妻，人皆戏。”已有网友“人肉搜索”后称，这位“荀桦”是某柯姓作家。

拍《色，戒》，李安看过《小团圆》？

据悉，台湾皇冠文化集团社长平鑫涛此前是绝少仍然在世而又看过《小团圆》的人，他1989年取得手稿，但尊重作者意愿，一直自己保存。也有张迷表示，书中“食色而不疲”的描写简直与电影《色，戒》如出一辙，于是猜度李安是否提前看过《小团圆》。不过，李安方面并未对此有过回应。“大陆版本面世后的情形，一定很热闹。”有网友表示。不过已有媒体报道称，《小团圆》争议性势必大过《色，戒》。

新出土的八卦比娱乐新闻更生猛

1 张爱玲与桑弧、胡兰成与苏青竟然有过……

从八卦角度看，《小团圆》比KennethAnger(美国导演肯尼思·安格尔)那本以揭面纱为己任的《好莱坞巴比伦》刺激十倍，起码证实了张迷久藏心底的三个谜：一、她曾经在美国堕胎；二、她与导演桑弧拍过拖(而且有性关系)；三、胡兰成和她的好友苏青上过床(而且互相质问“你有性病没有 ”)。———迈克(香港作家)

2 电影《色，戒》的情欲戏真有出处吗……

《今生今世》绝口不提两人床笫之事，《小团圆》中却乐食色而不疲。她坐在他身上，感受着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在座下的鞭打：“ 别过头来吻她一下，像只小兽在溪边顾盼着，时而低下头去啜口水”，这头兽露骨大胆起来儿童不宜……现在看来，李安的确不简单，真的非常忠于小说作者，张爱玲不能明说不能明写的，李安都让梁朝伟和汤唯在床上做了！———现在也许应该说，其实《小团圆》早就写好了。———林道群(资深编辑)

3 张爱玲家族更为骇人听闻的……

整部小说看下来，可以发现姑姑和母亲占的比重非常大，一开始就登场了。这里头的线索远比《对照记》、《私语》等多得多，也关键得多。甚至可以说题目《小团圆》不仅指男主人公间的处境，更是指女主人公与母亲、姑姑的关系──放浪周旋于外国情人间、自私的母亲对女主人公造成的长期压力(以她为负担，因而有立誓还钱之举)；与之监护人般相依为命的姑姑的秘密恋情……母亲、姑姑及家族堂表间奇怪的男女、女女关系，常态性乱伦，其实都远比张胡恋骇人听闻。 ———黄锦树(教授、作家)

4 张爱玲的姑姑和妈妈有多前卫？

比较让人惊诧的是对她姑姑和妈妈的描写。想象中的二女是大家闺秀型，叛了家门，有勇气有担当，是很IN的新女性。只是不看张的书，你真正想不到这二女可以走到多么远。二女曾带一男到英国湖畔区旅游，分享一个男人。那是华兹华斯游吟的地方。———薄味(天涯网友)

各方热议

陈丹青：出轨，我也有过，但我却不敢写，我没有胡兰成的诚恳。

《小团圆》出版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恋情成为话题。画家、文化评论家陈丹青是少数的“挺胡派”，他认为胡谈男女关系“很深入、诚恳”，是“中国所有谈男女关系的文学中，所没有达到的境界”！

日前造访台湾的陈丹青对媒体表示，张爱玲骨子里是西方人，胡兰成却是“彻底的中国儒生”。因此他谈男女关系“有个底线”，不像张爱玲敢在《小团圆》中大谈性事。他认为胡兰成“不是文学家，却胜似文学家”。“出轨，我也有过，但我却不敢写，我没有胡兰成的诚恳。”台湾媒体援引陈丹青的话说。

网友：张爱玲和阿娇同人不同命；李安对王佳芝及张爱玲的描述“惊人地准确”。

“所谓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对于张爱玲在小说中自我解剖，天涯网友“自由的灰尘”不禁拿她对比“艳照门”中的阿娇，“张爱玲自荐跳脱衣舞(迈克语)，大家感激得语无伦次，那边厢阿娇的活色生香被看了个遍，反而是犯了众怒。So，凡事不能免费，切记切记。”

天涯网友“魏晋清流”则认为李安《色，戒》中对王佳芝及张爱玲的描述“惊人地准确”，“他竟把张的内在性意识也呈现了。张对性是压抑和明显的无知……有种自外于己身的天真。”

缅甸人民看待民主，不仅作为一种政权形式，而且还作为一种基于尊重个人的完善的社会思想体系。当询问他们为什么对民主的要求如此强烈时，最不带有政治色彩的回答是：“我们祗是想能够自由自在地干自己的事情，而不必担惊受怕。”换句话说，他们想要的是基本人权，是有保障有尊严的安定生活──免于贫困与恐惧。《民主颂》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渴望：“我并非机器人祗吃米饭……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人权。”

可以预料，一旦人权问题成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份，官方舆论就开始嘲弄并谴责有关人权的整个概念，将其贬为不容于传统价值的西洋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缅甸传统文化基石的佛教，恰恰将最大的价值寄托在人身上。在芸芸众生中，唯有人能够达到佛的至高无上境界。每个人都蕴藏着潜力，不但能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去认识真理，而且也能帮助他人认识真理。因此，人的生命是无限宝贵的。

专制政权却不承认人是国家的宝贵成份，以为公民不过是没有个性没有头脑──不能自立──可任意摆布的群氓。似乎人民祗是国家的附庸，而并非它的命脉。爱国主义被贬值为一种狂热的烟幕，用以掩盖威权主义统治者的不公，使他们得以按自身的狭隘利益来规定国家的利益。要求人们坚信不疑地接受官方教条，倒像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钦定宗教的正统教义，却不符合佛教更开放的态度：“怀疑不定，人之常情……。行，不基于传闻，不拘于传统，不止于流言……。知其谬而无益者，弃之；知其善而有惠者，受之。”

缅甸人感到困惑的是，那些承认人之固有尊严与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的概念，怎么会危及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也难以理解，那些包涵在《世界人权宣言》三十个条款中的任何一项权利，怎么会被当做不是善而有惠的东西。至于说那个宣言不是由缅甸人用缅语写成，看来至少不是拒绝它的正当理由，尤其缅甸还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投票接受这个宣言的国家之一。

宣称缅甸人不适宜享有民主国家公民那么多的权利及优惠，这是在侮辱人格。同样，大成问题的是缅甸政府的逻辑，它认为自己倒适宜享有比那些民主国家政府更多的权利及特权。

逻辑虚弱、自相矛盾、脱离人民是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极权主义政权企图用霸道行径来压制自由思想及新观念，并顽固维护他们自身的正确性，这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停滞，同时他们又把这种停滞加诸于整个民族。恫吓加宣传演出了压迫的二重奏，而人民在恐惧猜疑的气氛中学习掩饰与沉默。同时，人民也越来越渴望，要有一个制度能将他们由“吃米饭机器人”的地位提高为真正的人──在人权的保障下，能够自由思考，畅所欲言，昂首挺胸。

从一开始，缅甸的民主斗争就伴随着危险。为寻求对长期以来仅由少数精英掌握的权力及特权进行公平分配，这个运动极可能漫长而曲折。虽然压抑不住希望与乐观，但是也深藏着一种征兆，反变革的势力极可能是邪恶的。经常有人问到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一个如此高压的政权真的会给予我们民主吗？而回答祗能是：民主，正如自由、正义以及其它社会政治权利一样，不是“给予”的，而是通过勇敢、坚定及献身挣来的。

对于被官方政策所拖后或由于社会冷漠而缓了的必要变革而言，革命反映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民主的机制与实厶峁┝四轨驱崿F这种变革的途径，而无须诉诸暴力。然而，变革是对威权主义的诅咒，威权主义决不会容忍对其僵硬政策的任何偏离。民主承认持异议的权利，并有责任和平地调解争议；威权主义政府却把对其行动与教义的批评视作一种挑战。对立被视同为“对抗”，而对抗又被诠释为暴力冲突。受禁锢的头脑无法理解，对抗的概念就是要使较大的争议有一种公开交流，以便通过名副其实的对话得以调解。建立在压制上的权力所导致的不安全感，变成了一种要粉碎所有异议的需求。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反对和异议能够作为正统和保守的对立面而健康地存在，并为一种普遍的理解所包容，即，要在尊重个人权利与尊重法律秩序之间建立平衡。

法律及秩序的字眼被频繁地误用为压迫的借口，以致于在那些已经体会了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里，这个词句本身已变得可疑。几年前，一位杰出的缅甸作家写了一篇有关法律及秩序的文章，他用官方术语nyein（宁）-wut（伏）-pi（拍）-pyar（耙）四个字来表达。他逐字分析说，它们在字面上的涵义是“闭嘴─缩身─粉碎─碾平”；并得出结论说，整个术语造出来就是为了对付一种不受欢迎的事态，即阻止出现一个进步的、精力充沛的、有警觉性的公民社会。法律及秩序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除非“法律”被视同于正义，“秩序”被视同于风气──人民在正义得以伸张后的满意表现。佛教关于法的概念基于“达摩”──正与善，而不是基于权力，这种权力将不容更改的苛政强加在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民身上。一个制度是否正义的真实量度，就在于它对最弱者提供保护的程度。

哪里没有正义，哪里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平。《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如果人不被迫采取叛乱作为反抗暴政与压迫的最后手段”，人权就应该受到法治的保护。祗有封闭的头脑才否认保障人权的公正法律是和平与安全的必要基础，并将和平诠释为所有反对派的沉默，将安全诠释为对自身权力的保险。

在缅甸人民追求民主的进程中，他们不仅探索那些在他们国家外部世界的政治理论与实践，而且也探索那些已经溶入他们自身环境的精神及智慧的价值。这个运动具有经受精神冲突与忍受肉体折磨的能力，用以抵抗取消主义、偏执及仇恨势力的侵蚀。最令人鼓舞的是，斗争的主要原动力不是对权力、报复及毁灭的渴望，而是对自由、和平及正义的真正尊重。追求缅甸的民主是人民的斗争，是为了争取成为世界共同体的自由平等成员，享受有意义的美好生活。作为人坚持不懈努力的一部份，它将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本性的缺陷。

凡骗子多是对人性具深刻洞察力之人，他们的谎言建立在成人和文明社会习惯的成规上，即非关是非，成人对待谎言的态度是从不当面揭穿（但不等于不明白），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给面子”。不要“面子”的时候，谎言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

年龄造假，是对父母最大的不敬，这是做人的底线，不能含糊，如果这个底线可以突破，追索下去，必将陷父母于不义之地，自己的年龄可以造假，但不能以造假后的年龄推断父母的行为。在年龄上造假，可以认为是大逆不道，强调此点，有益于防止某些人在年龄上作伪。

 一个人的真实年龄，在现代社会其实非常容易识别，在医学上有测定骨龄的方法，此法多用于刑侦和考古方面。如果对活人使用此法，有关尊严。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识别一个人真实年龄的办法很多，最简单的就是问同学，这个有时候比查原始档案还可靠，因为作伪不会有几十年的提前量。同学之间，除特殊时期（比如七七级），年龄差别有合理范围。

学历造假，在事实上比年龄造假要普遍得多，一般成人社会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成人社会主要还是看能力和成绩，除非有人愿意用学历来唬人。学历是进入社会前的规则，严格地说，只存在于进入社会以前，以后任你上多少年学，其实就不能再说是学历了，只能说是需要的一个资历。比如都当部长、教授了，需要一个学历，那还不容易？这些都是学历，但又都不是学历。一般说来，学历的真假只和高学历相关，越高的学历越造假，反过来说越低的学历越真。

识别学历最简单的办法也是问同学。因为学历可以造假，但同学造不了假。假如有人说他是1983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识别的办法不是去查档案，只要问一下这届同学中有什么人即可，凡说不出自己同学名字的，学历一般都是假的，而一个真在学校里上过学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同学的。就是同学都去世了，也没有关系，故去的同学也有名字嘛！

我们坐在巫一毛旁边，听她讲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一个8、9岁的女孩，如何遭遇离弃、背叛、强奸，被时代举重若轻地抛落乡间，从半个村庄的饥饿尸体中，爬将出来。巫女士的嗓音很特别，带着断断续续的气息，就像圣餐时，无酵饼被掰开的声音。她为自己的悲惨世界，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哈金评论说，这本书哀而不伤，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了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

电影取材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之前，他的《夜色温柔》、《人间天堂》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都曾搬上了银幕。看完大卫。芬奇这部作品，想起一毛的父亲巫宁坤。他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文笔意味，绕梁三载。老先生的英文自传《一滴泪》，十几年前曾轰动西方读书界。不久前有了中文版。1951年，他怀着对一个新国度的莽撞，回国去燕京大学任教。临行，李政道来送行，为他打包行李。巫先生问，“你怎么不回去呢”。李先生一笑，说，“我不愿被洗脑子”。6年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巫先生被打为右派，从此熬过一个漫长的炼狱。

就像经过三小时的铺陈，片末，菲茨杰拉德的台词，诗一般平静安稳的口气，淡淡地说到，“有些人，就在河边出生；有些人，被闪电击过；有些人，对音乐有非凡的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懂得纽扣；有些人，知道莎士比亚；而有些人，是母亲；也有些人，能够跳舞”。

菲茨杰拉德是“迷惘一代”的代表，在他笔下，清教徒时代的美国梦，似乎已变成一种俗不可耐的美。美国的南方作家，也总有着一种潮湿的宗教情怀。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他以基督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以耶稣自居的中产阶级，寻求救赎与梦想的代替。但在一个迷人的、自我毁灭的时代，消逝得就如一缕烟那么轻率。盖茨比的名字，正是“Jesus，God‘s boy（耶稣，上帝之子）”的谐音。

电影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天，巴顿的孩子一出生，就是满脸皱纹、70岁的模样。母亲难产去世，父亲把他遗弃在一个养老院。巴顿却倒着生长，越来越年轻；以独特的方式，经过了生老病死，爱欲情怀。有人说，菲茨杰拉德的构想，来自马克吐温的一句话，“假如我们出生时就80岁了，然后慢慢走向18，生活是不是会变得更快乐呢”？

菲茨杰拉德的稿酬很高，为杂志写一个故事，可以拿到4000美元。但他的生活一直过于奢华，无力管理自己的财务，数算自己的日子，总是陷在一堆债务中。他在小说《有钱孩子》中写到，“他们拥有得早，享受得早。这对他们的影响是，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他们很顺利；我们认认真真的时候，他们玩世不恭”。

也有人说，这句话已隐含了他写这个故事的想法。不过我更愿意将巴顿的故事，看为盖茨比的一个续集。因为巴顿和盖茨比所爱的姑娘，都叫黛西。其实菲茨杰拉德是以另一种对比，再次颠覆了基督的形象，写出了迷惘一代的欷歔.基督本是荣耀的君王，是超越万有之上的神。他却愿意从至高降为至卑，变成一个柔弱的、可以被任何一点力量伤害的婴孩。将他的全能、荣耀、知识都遮蔽起来，和我们一样，让身量和智慧在时间里面，一天一点增长。

巴顿呢，刚刚相反，他是一个人，却一出生就垂垂老矣。菲茨杰拉德再次为他的主人公起了一个圣经意味很浓的名字，“便雅悯（本杰明）”。便雅悯是以色列先祖雅各最小的儿子，12支派中最小的一族。当初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埃及，以后遇上大饥荒，雅各打发他的10个儿子去埃及买粮，却单单留下了最爱的便雅悯。当奎妮在养老院外，将这个苍老的婴儿抱入怀中，她决定收留他，称他为“我的便雅悯”。

到影片最后几分钟，高潮不动声色地来到。便雅悯。巴顿50岁时，看起来刚刚20.黛西生下孩子后，他哀伤地离开了她们。当时黛西问，等我脸上布满皱纹时，你还爱我吗。便雅悯回答，等我开始尿床时，你还爱我吗。这一幕终于来到了，巴顿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婴儿，在老年黛西的怀里，一无所求、也一无所有地闭上了眼睛。

在这种巨大的落差与映衬中，生命变得偶然、混沌、陆离。作者描述黛西车祸的段落，大概会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如果有人系好了她的鞋带，如果有人没有忘记拿她的雨伞，只要有一件事，略略不同，黛西就不会被那辆车撞上。便雅悯倒着生长，倒着看命运无常。以全然偶然的世界观，替代了万事相互效力的世界观。尽管那个被雷击中7次的老人，不断在影片中出现。他说，上帝不断提醒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每当我忘记这一点，就会再被雷劈一次。

但当便雅悯慢慢变成最小的孩子时，那无可避免的死亡却被暗暗抹杀了尖锐性，成为一个自然主义的传奇。因为一个复归赤子的梦想，取消了基督的救赎。换言之，如果像便雅悯一样出生是老人，最后成为婴孩。那基督就不用道成肉身、变成马槽中的婴孩了。就如奎妮对便雅悯说的，“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但我们最后都会前往同一个地方，只是走的路不同罢了。你也有属于你的路”。

迷惘一代的意思，就是以各自的路，替代了救赎的路。就像菲茨杰拉德的妻子，谈到家庭财务的窘迫时，说，我们唯一的救赎就是铺张浪费。就像昨天打开电视，看见主持人李咏小跑着上台，高分贝地教唆观众，喊道，“你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你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传奇”。

如果这样，巫宁坤、巫一毛父女的一生，又如何得安慰呢。那一位说“我要免你的眼泪”的，又是谁呢。

电影中有一句充满文学气质的台词，“我们注定要失去我们所爱的人，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当我们中间最小的便雅悯，死在黛西怀里的时候，这话真是动人。但我更喜欢的，还是已安息天家的歌手马兆骏的那一首《数算你的日子》，来自《诗篇》中伟大的摩西之歌：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2009-3-2成都彩虹桥头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是胡适1914年6月8日的一篇日记。这一年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已经读满四年，即将举行毕业典礼了。

毕业前夕的某晚，胡适去了趟女生宿舍，用胡适自己的话“今夜始往访一女子”。“往访”不奇怪，有点奇怪的是这个“始”。原来，四年康大读下来，胡适“所识大学女生无算”，但却没有去过一次“Sage College（女子宿舍）。对此，胡适平时尚有所自夸，但这次回来之后，却整个改变了看法。当晚，胡适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拔笔写了篇不算短的日记。日记中没有叙述去女子宿舍的经过原委，也没有青年男女间可能会有的绮丽，有的却是一番冷静的自述与反思：述其自小如何在女性中长大，反省来美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变化。洋洋一篇”静夜思“，时在1914年的6月8日，一个初夏的日子。

王国维说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是他为人君之所短，而为词人之所长。胡适呢，有类李煜处，虽无深宫所生，却长妇人之手。日记中的胡适回顾了自己幼时所受的母教：“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不独母亲关切，胡适的兄弟姊妹中大姊不仅贤惠多才，也很喜欢胡适，胡适上海读书回家时，去见大姊，经常能谈到半夜。另外，除了胡适的外祖母也喜欢胡适，他母亲的两个妹妹亦视胡适为己出。胡适被妇人包围了，因此，他说自己“少时不与诸儿伍”，结果呢，“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则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这种情况直至胡适到上海读书后才有改观，到澄衷学堂第二年，已经能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等到进入中国公学，同学中都是比胡适大的人，经历思想都远较胡适成熟，和他们相处，于世故人情都有所得。至此，胡适认为自己前时所受妇人影响才“脱除几尽”。自1904年离家读书，到今天1914年康乃尔即将毕业，十年之间，胡适不曾与贤妇人交际，即使在美国，认识的也多是些中年以上的妇人，于青年女子社会，“乃几裹足不敢入也”。对此，胡适有所自反：“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世故中人……”[1]“智识一方面”，“感情一方面”，这两方面的不平衡，纵观胡适一生，还真给人这样的表象。你看，十年未结交年轻女子，又才去了一趟女孩子的宿舍，“三年不窥园”，哪怕自我兴奋一阵也好。可是，回来后的清夜长思，不是思凡，而是有关精神人格的自我反思。这倒不是叫人扫兴，而是以这通日记、且又以这样的题目，在阅读的预期中，会遇上什么样的感性内容。可是，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于夜深人静之时，拿着一把闪着冷光的刀在切腹。他把自己切开了，这本身就表明胡适“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分裂，表明在胡适那里“智识一方面”是远大于“感情一方面”的。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在想办法救治，“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的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文字老气横秋，少小年纪就谈什么“古井作波”？到得以下，“吾自顾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之情矣。此实一大病，不可不药”[2].何以药之，当然是女生了，即胡适自己说的“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如果开个也许未必合适的玩笑，这不妨就是以女子为药了。于是便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新药》，其中这一段：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办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3]

那些宫女以男生为药，是治自己的思春；胡适呢，药以女子，仿佛采补，可是，他补的不是“温柔儿女之情”，而是要疗治自己“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偏差。

检点胡适日记，不过十来天，6月20日，胡适应一个朋友之邀，去城里教堂参加一个美国人的婚礼。邀请他去的人知道他未曾见过西方人的婚俗，故征得新妇之父的同意，特地陪同。这个人，胡适称之为“吾友维廉斯女士”，和以后那个“韦莲司女士”疑似一人而音译不同。如是，这当是胡适情感生涯中一个重要女子的第一次出现。她一出现，很难不令我想到胡适上述的话，毕竟时间距离太近了。“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莫非胡适就是抱着这样的念头与韦莲司交往，否则为什么他（她）们两人交往甚深，却止于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他（她）两人有过擦枪走火吗？或者，胡适在感情上需要韦莲司吗？可以知道的是，韦莲司之需要胡适，不但情感，乃至婚姻。1937年，有某男士（R.S.）向一直独身的韦莲司求爱，韦把这件事告诉了胡适，信中，韦莲司坦诚：“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和我父亲的感情之外，我最感念的是认识了你，并有短短的一段时间，和你共同成长。”然而，面对胡适这个“我唯一一个愿意嫁的男人，我却连想都不能想”，短短一句，背后覆盖着多少感情上的苦痛。韦莲司说胡适：“你……在心智上和精神上（且不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的启发都远比他（R.S.）多，但在实际上想保护我和照顾我的意愿却不如他”，弦外之音，这是一种怨。然而，胡适却加了一条眉批：“这就是我说，我们两个都很自私的缘故。”[4]当韦莲司感叹自己“老了”时，胡适这样回答：“对我来说，你是永远不会老的。我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永远激励启发她朋友思考的年轻的克利福德（Clifford）。我会永远这样想念你的。”[5]胡、韦关系，一个是自己唯一想嫁的人，一个仅仅是能启发自己思考的人。从旁观之，胡适未免不够意思。你当初相交以功利，人家却是以情感，你从对方“得其陶冶之益”，对方从你这里得到了什么？想到韦莲司终身未嫁，她那“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晚景，是否也熬成了“药渣”？尽管是在另外的意义上。

然而，即使韦莲司如此，似乎也没治好胡适的“病”。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面重于智识一面乏于情感，两者有个“剪刀差”。他和江冬秀有儿女情长吗？或者，他和其他几位女性，除韦莲司外，它如曹诚英、沙菲，还有余英时晚近发现的Robby和台湾蔡登山披露的北大女生徐芳，胡适一生走得近的女子可谓不少，但他在她们身上有几多情感投入？或许你可以说胡适是“发乎情，止于礼仪”（其实也没止于礼仪），但至少这很表面。日记作为心灵隐私的秘藏，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胡适在这方面藏秘。尽管我们知道，胡适的日记不光是写给自己看的，就是这留美期间的“藏晖室札记”，也并不“藏晖”，它最初写好后就寄给了他的好友许怡荪。那么，日记固不会有“贾（假）雨村言”，但却可能“甄士隐”。将真事隐去？那么，又恰好证明胡适这人深于理智（甚至世故）而薄于感情，至少，在感情上他并不需要借重日记这种最私密又最便宜的方式。

偏于智识疏于情感，是胡适为词人之所短，又是他为公共人物之所长。胡适可是发起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可是，在创作上，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就当仁不让了。鲁迅就敢在书信中和自己的学生情人打得火热，本来他们就是在火热的斗争中碰到一起的。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热烈地互昵为“嫩棣棣”、“乖姑”、“小刺猬”、“小白象”。胡适呢，绝不会有这样的私生活记录。相应地，在文学上，当然也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便自知之明，不得不退居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换一个角度，胡适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却是非常合适的。几十年间，胡适在盱衡时局、洞察大势、把握历史脉动上，向持一种“清明之理性”，使他很少发生价值偏差，这就远非长于文学的鲁迅之所能及。

不过，事情总是复杂的。胡适可以乏于情感，却未必乏于情性。1921年8月26日日记，胡适对自己又做过一次相当深入也相当坦诚的自剖，它让我们看到胡适的另一侧面。事乃由吃饭引起，饭桌上主人为胡适看手相，对胡适说了两点，意思是胡适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胡适略不以为然，便在日记中写道：

（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6]

这是一次很深的自剖。那么，胡适一生中到底有没有“gay”？恐怕上述胡适不只是说说而已。但胡适的“gay”在胡适的书信中找不到，在胡适的日记中找不到，在胡适的口述中也找不到，只有在胡适身后他朋友有关他的回忆中才能找得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在上海时有一个医界朋友陈存仁（陈在四十年代时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胡陈相识，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周的饭桌上，以后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不算少。根据陈的晚年回忆，也是在一次饭桌上，

汪孟周又告訴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云南路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院，对胡适说：“你是青年人的偶像，如果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沒有人来买了。”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沒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的。[7]

也许这是一个孤证。不过胡适的《四十自述》中，并没有“gay”经历的自述，想来胡适自己也不会公之于众。它所有的，是胡适尚未留学前的颓废经历，那是和朋友在“堂子”里吃酒，然后又去“打茶围”。前者是“花酒”，后者是在女妓房间里喝茶聊天。这是胡适自己在一则日记（1922年）里的解释“：”‘打茶围’，一坐在妓女的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8]又，1926年8月23日，人在伦敦的胡适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信中说：

昨晚作长信与L.Gannett[L.加纳特].他在二月初，在上海见着我，谈得很多。有一天晚上我要叫他看看中国的情形，带他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他是我的旧友，别后于三月五日从北京寄我信，[深情]劝告，怕我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这种朋友很不易得。……昨晚才写信答他，告诉他我近来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他的原信也附在此册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9]

记过、记悔，这悔过是否与“gay”有关呢？看来，作为公共人物的胡适，其性情还颇不易测。

注释：

[1][2]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294页。

[3]鲁迅：《新药》，《鲁迅全集》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5]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4、68页。

[6][8]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782页。

[7]陈存仁：《“我的朋友”胡适之》，台湾《传记文学》1994年7月号。

[9]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卷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一

在《红楼梦》中，宝玉对女人渐渐老去做过一个比喻：“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从无价宝珠变成没有光彩的死珠，再到鱼眼睛——此番“妙论”，形象地反映出中国文化中关于女人“人老珠黄”的传统思维。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女诗人Sylvia Plath 也有一首描绘女人面对衰老时心境的小诗 Mirror（镜子），其中也提到鱼：

　　 In me she has drowned a young girl, and in me an old woman
　　 Rises toward her day after day, like a terrible fish.
　　 （我看见你的青春淹死在岁月的水里
　　 我目睹你的老去，像条可怕的鱼）

在Plath的眼中，老去的女人，竟也成了鱼一样。不过，她认为女人的衰老过程，犹如从埋葬青春的坟茔中复活（Rise），这多少带点积极的象征，尽管此时的女人已经“像条可怕的鱼”。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于是，我们见到大量“舍鱼而取熊掌”（《孟子-告子上》）的哀叹——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色衰见弃的不幸遭遇，成为历朝历代绵绵不绝的主题。与此同时，我们却很少能够发现对女性老年之美的大胆颂歌，以及对老去女人的爱情表白。

二

年老色衰，是一种自然规律。青春韶华的流失，总容易引起人们的伤感，对女子尤其如此。

美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在其名作Maidenhood（少女）中，把女人的少女时代比喻作小溪（Brook），把长大成年后的女性比作River（大河），他准确而传神地描摹了一位少女恐惧衰老的心态：

　　 Seest thou shadows sailing by,
　　 As the dove, with startled eye
　　 Sees the falcon’s shadow fly?
　　 （你是否看见衰老的阴影在空中滑行
　　 犹如鸽子，用惊恐的眼睛
　　 发现苍鹰正向自己逼近）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对老之将至有一种年龄之外的、格外的担心，那是因为色衰见弃的魔咒一直在她们头上盘旋。爱情、家庭和今后的生计问题，都将随着生命年轮的扩大而日益受到威胁。

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的故事千百年来家喻户晓。但是，这令人羡慕的爱情似乎持续得并不长，大才子司马相如面对荆钗布裙的卓文君，动起了娶妾的念头。无奈的文君只好作一首《白头吟》来表白心迹：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

原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卓文君的伤心，很可能源于年龄和增长和容颜的暗淡。正如东汉宋子侯在《董娇饶诗》中所说的那样：“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玉台新咏》中的一首古诗，形象地讲述了一个丈夫对妻子态度的变化：

昔我与君始相值，尔时自谓可君意。

结带与我言：死生好恶不相置。

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错漠与先异。

丈夫的变心，是因为妻子的“颜色衰”。遭到离弃的女人，对此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唐李端的《妾薄命》，描写了前妻对“继任者”的告诫：

对镜不梳头，倚窗空落泪。

新人莫恃新，秋至会无春。

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女性难以逃脱青春不再、步入生命秋季后所面临的生活动荡。

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正如白居易在《太行路》中所感叹的那样：“古称色衰相弃背”——自古以来，色衰就是背弃的肇始。对这种现象，白居易心存哀伤：“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心反覆间”。

人心的反覆，造成中国古代妇女的诸多不幸。因为“色衰”的后面，往往就是“爱弛”。这对青春不再的女人来说，是个难以接受的结局——乃至有人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而不惜铤而走险。

在《晋书》“孝武帝纪”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去女人的内心焦虑：孝武帝司马昌明和宠妃张贵人平素感情不错。一日，孝武帝和年近三十的张贵人开玩笑道：以你的年龄，都该被废掉了。本是一句戏言，谁知却触动了张贵人内心最敏感、最紧绷的心弦。闷闷不乐的女人不禁对自己的命运暗自担心。左思右想的她，一不做，二不休，到了晚间，把孝武帝灌醉，结果了他的性命。

每每读到这个故事，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幅凄美、冷艳的画面：渐渐老去的女人，秉烛夜坐，房中有她美好年华的见证，有两情缱绻的温馨，但这一切将瞬间消失，平日所担心的事就要到来。而她，既无力把握，又无法面对。心乱如麻中，决定玉石俱焚……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年老色衰，既是女人巨大的心理负担，也是她们不幸命运的导火索。

苏小小的传说，其实也是女人恐惧衰老这一普遍心理的折射。小小是六朝时南齐人，她的一首《苏小小歌》，代代流传，引起无数人的遐思：

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本来，历史上关于苏小小的记载只有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所写的寥寥几个字：“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可是，到了后来，苏小小被写入小说，并敷衍出在十九岁时香消玉陨。在小说中，她甚至庆幸自己能在年华美好时离开人世，以避免色衰爱驰的窘境。

这个本和苏小小无关的演绎，骨子里所反映的，还是古代社会里女子渐长的年龄直接威胁其正常生活的社会现实。

自古美人如名将，人间哪许见白头？迟暮的美人，身边总缠绕着哀怨的云丝，剪不断，理还乱。

“人生莫作妇人身”。在中国古典诗文中，有大量篇章歌咏因年长色衰而独守空房的女性，并对她们的不幸遭遇表达同情和惋惜，最著名的篇章就是《琵琶行》。

在这首诗中，白居易描绘了一个“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的女子，她不得不忍受“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结局。究其原因，不外乎“朝去暮来颜色故”。

色衰爱驰既然无法避免，对女人而言，她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像张贵人那样同归于尽的毕竟是少数，有文采的女人，如卓文君，可以诉诸文字，来表达心中的哀怨，以期打动男人的恻隐之心，所以徐志摩说过去女子的文学是只是她们赢得爱情的武器——但这仅仅对司马相如那样的人才有效，如果面对一个铁石心肠、薄恩寡义的男人，恐怕依旧无能为力。

事实上，就大多数女人来说，除了默默忍受，所能做的，大概就是遁入空门、与人无争。

韦应物在《送宫人入道》诗中描写了一位决心修道的宫女：

舍宠求仙畏色衰，辞天素面立天墀。

金丹拟驻千年貌，宝镜休匀八字眉。

公主与收珠翠后，君王看戴角冠时。

从来宫女皆相妒，说著瑶台总泪垂。

她无疑是个看破世情的人，为避免“色衰”后给自己带来的困境，早早就开始未雨绸缪，这种毅然舍弃宫中奢华的举动，使她青灯古佛的日子看起来更加凄惨。

三

老去的女人，真的不值得任何留恋吗？显然这不是事实——至少对William Butler Yeats 来说并非如此。

出生于都柏林的Yeats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名作 When You are Old（当你老去时）表达了对女演员Maud Gonne 的深深爱恋：

　　　　When you are old and gray and full of sleep,
　　　　And nodding by the fire, take down this book,
　　　　And slowly read, and dream of the soft look,
　　　　Your eyes had once, and of their shadows deep.
　　　　
　　　　How many loved your moments of glad grace,
　　　　And loved your beauty with love false or true,
　　　　But one man loved the pilgrim soul in you,
　　　　And loved the sorrows of your changing face.
　　　　
　　　　And bending down beside the glowing bars,
　　　　Murmur, a little sadly, how love fled,
　　　　And paced upon the mountains overhead,
　　　　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 of stars.
　　　　（当你老去时，昏昏欲睡
　　　　炉火照映着你黯淡的眼神
　　　　请打开我的诗集吧
　　　　在这里，你的眼睛曾明净清澄
　　　　
　　　　曾经，多少人爱慕你美丽的容颜
　　　　可是，只有我才眷恋你纯净的灵魂
　　　　喜欢你脸上深沉的皱纹）

遗憾的是，Maud Gonne 并不喜欢Yeats，她热衷于爱尔兰独立运动。不过，这丝毫不影响Yeats对她的感情，在Yeats的心目中，他不仅爱年轻的Maud Gonne，也迷恋她衰老的样子。

Yeats对老年女人的意态神情刻画得细致入微，看得出，他的笔端包含深情。在另外一首No Second Troy（没有第二个特洛依）中，他把Gonne年轻时的美描述为“高贵而单纯”，在孤芳自赏中有着迷人的高傲。

显然，还是有人能够从那倍受时光摧残的脸庞中，看出充满柔情蜜意的沧桑之美。对中国古代诗人而言，也许只是缺少发现而已，也许是文化传统使他们羞于表达。

中国古代诗人喜欢“翻新”，即对已有定论的事别出新意。比如，历代诗人都吟咏王昭君的不幸身世，但到了王安石，则有“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又如，悲秋是诗歌的一个永恒主题，但刘禹锡却说“我言秋日胜春朝”。那么，在人人都感叹女子“色衰见弃”的情况下，有没有人大胆地歌咏女人渐渐老去时身上所体现的岁月之美呢？有没有人大胆地宣称，对年老色衰的女人有着发自内心的迷恋呢？也许有，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相反，倒是王婆之类的丑恶老女人形象，一直家喻户晓。

历史上我们有着优美的情诗，可是，那种感情深挚地对老去的女人表达欣赏、爱慕的诗歌，却十分罕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切肤之痛。

半老徐娘，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屡屡提到的意象。徐娘的典故出自《南史》：“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世的诗人往往以徐娘来比喻年老色衰还尚未从良的妓女，既有同情，也充满调笑。比如唐刘禹锡的《梦扬州乐妓和诗》中，一位妓女就将自己比做旧日徐娘：

花作婵娟玉作妆，风流争似旧徐娘。

夜深曲曲湾湾月，万里随君一寸肠。

在诗中，这位徐娘依旧生活在离别、孤单和相思之中。和她相比，一位生于十九世纪英国乡间的“徐娘”就幸运得多——当后来的桂冠诗人Robert Browning 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已接近四十岁，青春，对她早已是遥远的回忆了。

Elizabeth Barrett曾这样描写她的现状：

　　 My day of youth went yesterday;
　　 My hair no longer bounds to my foot’s glee,
　　 Nor plant I it from rose or myrtle-tree,
　　 As girls do, any more.
　　 （我已不再年轻，
　　 没有长发在步履间飘扬
　　 也不再满头插花，像可爱的少女那样）

然而，她从Robert Browning处得到的答复却这样的：

Words can never tell you， however， form them， transform them anyway， how perfectly dear you are to me， perfectly dear to my heart and soul.

（言语永远无法表达出我是多么地爱你——用我的全部身心，从我的灵魂深处）

一个既不年轻漂亮、又瘫痪在床的女人，究竟凭什么赢得那无与伦比的爱情？真如徐志摩所总结的那样，是因为她杰出的文学天赋？今天的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这是灵魂与灵魂间的相互吸引，是一种积淀在内心深处的对自然、对人世间所有美好事物的最深沉的爱。

暮年的杜拉斯曾描述过一种女性身上所笼罩着的优雅氛围，那也是她对自己的欣赏：一个身体破旧的老妇人，灰头发，个头矮小，瘦弱，平庸，但是有种平庸的高贵气质。

毫无疑问，在W. B. Yeats的眼中，Maud Gonne就是这样的人；在Robert Browning看来，身体虚弱的Elizabeth Barrett也浑身洋溢着这种气息。

四

有时含蓄、有时放纵的中国古典诗歌，很少有抒发对老去女人刻骨铭心的爱和相思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事。

辛弃疾在《清平乐》中为我们描绘出一派田园风光和天伦之乐的场景：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词中虽然没有夫妻恩爱的直接描述，但是白发翁媪的形象却暗示出一对其乐融融的老夫妻的幸福晚年生活。这不是爱情诗，却无意中表达了最美好的、令人羡慕的白首偕老的爱情。

相比之下，《诗经》卫风中的《氓》，几乎是充满愤懑：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淇则有岸，隰则有泮。

与《清平乐》中的老夫妻不同，以写作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和A Red， Red Rose 闻名于世的苏格兰穷诗人Robert Burns笔下的一对老年夫妻，其相互间的感情也十分感人：

　　　　John Anderson my jo, John,
　　　　When we were first acquent,
　　　　Your locks were like the raven,
　　　　Your bonie brow was brent;
　　　　But now your brow is beld, John,
　　　　Your locks are like the snow,
　　　　But blessings on your frosty pow,
　　　　John Anderson, my jo!
　　　　John Anderson my jo, John,
　　　　We clamb the hill thegither
　　　　And mony a canty day, John,
　　　　We’ve had wi’ane anither:
　　　　Now we maun totter down, John,
　　　　And hand in hand we’ll go,
　　　　And sleep thegither at the foot,
　　　　John Anderson, my jo!
　　　　（忆昔初相遇
　　　　青春年少，爱河徜徉
　　　　如今你头发花白，满脸风霜
　　　　但是我依然难忘
　　　　我们曾肩并肩一起走向山上
　　　　
　　　　现在到了下山的年龄
　　　　亲爱的，让我们携手共往
　　　　我们即将来到人生的山脚
　　　　我要与你一起长眠在那块地方）

此诗以苏格兰方言写就，表达了对暮年之美的讴歌，又是对人间所有最朴素、真挚的感情的颂扬。

如果是《清平乐》中的老夫妻只是存在于诗人的白描中，那么，宋代刘庭式就是一位现实生活中与年老色衰的妻子长相厮守的人。

刘是苏轼的同事，早年曾和一个乡下女子谈及婚约，但并未有正式的定礼。后来，那女子不幸得病双目失明，而刘则中了进士。这时，女方家再不敢再提婚约之事，倒是刘力排众议，非她不娶：“当初我的心在她身上，现在怎么能相负呢？”婚后，夫妇恩爱，生有数子。在妻子去世后，刘不愿再娶，苏轼对此感到奇怪，就问道：“哀伤是因为爱，爱是因为美丽。可是，她并不漂亮呀。”刘是这样回答的：“我只知道哀痛我的妻子。如果像你所说的，是因为漂亮而去爱的话，那么街上站着的那些倚门招手的女子，难道都可以做妻子吗？”

刘庭式对失明的妻子从一而终，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男子。只是，《宋史》在记录这个故事时，道德说教的成分多些——刘对妻子的一份深情，并未能从生活细节上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著名故事——举案齐眉，使梁鸿和孟光成为后世恩爱夫妻的典范。不过，他们的爱情似乎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其本来面目却不免令人发笑。

历史上的孟光，之所以举案齐眉，是因为敬重她的丈夫。孟光是个“状肥丑而黑”的女人，而且有一身蛮力，能够举起石臼，也许生性不够温柔吧，《后汉书》说她一直嫁不出去。

幸好孟光在三十岁那年遇见了梁鸿。梁鸿择偶有个十分古怪的要求：本来可以出外做官的他，只想找个愿意一起隐居深山、甘于淡泊贫困的女人。他们结婚后到南方打工，梁鸿为一大户人家舂米，每每下班后回到家里，孟光都恭恭敬敬地将饭食高高举起：“不敢于鸿前仰视”。

在丈夫面前不敢抬头，这难道就是夫妻间的无限爱怜么？梁鸿的老板看见了这一幕，显然也不这么认为：“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一个给人帮佣的能让老婆敬重如此，显然不是个普通人！可见，在最初人们的眼中，所谓举案齐眉，所表现的只是梁鸿的与众不同而已。

真正对老去的妻子不离不弃、爱恋如故的，是《浮生六记》的作者沈三白。三白有个让他无法离开一步的妻子芸娘——若要评选中国历史上诸多风华绝代的魅力女人，芸娘毫无疑问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

芸娘的风采、神韵一直持续到她陨身扬州，事实上，直到今天，众多的读者还是无法忘怀沈三白笔下的她。他们夫妇虽然生活困顿，但彼此互相依恋，享尽人间清福，而这一切都源于芸娘所营造的极富情趣的家庭生活。

生于乾隆年间的芸娘，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她的出现，也给“色衰爱弛”这个词语做了一个明亮的反面注解。

也许，对大多数渐渐老去的女人来说，应该关注一下芸娘：若无法做到像Yeats笔下那个充满理想、意志坚定的女人（这个比较困难，中国敢于造反的女人，如母大虫、母夜叉、一丈青之辈，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那就应该学习芸娘，做个聪慧而又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这样的女人，也就是英国当代著名诗人Ronald Stuart Thomas 笔下的那个一生做事都像轻盈的鸟儿一样优雅从容的人。

在相伴五十年的妻子去世后，R. S. Thomas写下了英语文学史上最感人的挽诗之一：A Marriage（姻缘）——

　　 We met
　　 under a shower
　　 of bird-notes.
　　 Fifty years passed,
　　 love’s moment
　　 in a world in
　　 servitude to time.
　　 She was young;
　　 I kissed with my eyes
　　 closed and opened
　　 them on her wrinkles.
　　 ‘Come,’ said death,
　　 choosing her as his
　　 partner for
　　 the last dance, And she,
　　 who in life
　　 had done everything
　　 with a bird’s grace,
　　 opened her bill now
　　 for the shedding
　　 of one sigh no
　　 heavier than a feather.
　　 （鸟语歌声中
　　 我们相遇
　　 五十年爱恋岁月
　　 弹指而去
　　 她是如此年轻
　　 我吻着，双目紧闭
　　 可睁开眼来
　　 却发现脸上皱纹繁密
　　 来吧，死神在呼唤
　　 要伴她最后一曲
　　 如小鸟般优雅从容
　　 临别之际
　　 她的唇间
　　 滑落一声叹息
　　 轻轻如羽）

满脸皱纹的妻子，还是那样的优雅美丽。若将此诗附在《浮生六记》的最后，当作献给芸娘的挽歌，想来沈三白会同意。

（说明：文中所有英文诗歌的汉译，均系笔者有选择的意译，仅供阅读参考，读者当以原文为主）

提起意大利，人们最先想到的，必然是文艺复兴。在世界历史上，西方的崛起，正是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之际。而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起源地，又有最大的贡献，被誉为西方近代文明缘起之母。文艺复兴运动以崭新的面貌、非凡的气势、深刻的内涵、涤荡了欧洲大陆两个世纪之久。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就是，把人——而不是上帝——重新放到了尘世生活的中心。既创造性地继承了基督的思想，又为以后的人权思想打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场伟大的精神运动，也就没有今天的社会民主。

我从小因为喜欢看历史与文学书，所以青少年时代就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许多故事，在我遭难的岁月中更是从一些政治犯那里得知不少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世界起到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的故事。去意大利目的本来是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与感受。谁知作为一个上海商人参加了一次由浙商组成的考察团，浙商们不是来感受这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名都，他们的目光很少投注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名画上，也很少去参观著名的教堂、到水城威尼斯荡舟。他们更关注意大利的同乡们在意经营的情况，他们到意大利也是为了了解意大利商业模式的情况，以作为自己在商海进一步发展的经验与借鉴。

意大利之行，让我了解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与这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一些渊源关系，不过，这并非指它们之间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创造上有什么关系，而是以中国浙江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对这个以手工业生产闻名于世的国家的经济模式的学习、模仿和因此带给它的冲击。

国外：入侵意大利

我们走访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市，前卫服饰之都米兰。因为组织去的浙江商会与那里的新移民浙江商人有较熟的关系，所以团内不少人都在米兰探望一些生意上的亲朋好友，并向他们了解在米兰生活的情况。据说中国在欧洲的移民有100多万，其中70%是浙江人、最多的是温州人。在意大利正式登记的共有12万8千中国人，没登记的黑户更是未知数。同样在法国巴黎有13万温州人，人们形容那里的温州人多得简直如天上的星星。

中国人大多聚居在意大利的米兰、普拉托等地，从事服装、皮革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在米兰的保罗萨比街一带生活着约2万名中国人，其中一半人是打黑工的非法移民。过去这里的意大利商店有120家，今天只剩下20家，而华人商店却有500多家。因为华人支付现金、不惜出高价，买下了这片曾是传统购物街区的所有商店，他们出价往往高于市价三倍。”中国倒爷”在这里很活跃，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小店主们都来这里采购，最远到欧洲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帮派与黑社会勾结，已形成另一套社会法则，警员也两眼抹黑，成了连法律都管辖不到的地方。原来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的关系还保持平衡，中国人来多了，难免良莠不齐。许多来到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中国商人文化有限，一些人根本不想学欧洲的语言，对相关的法律规定等更不关心，华人集中的地方确实比较乱、脏。中国人一般封闭在自己的华人圈子里，被人看成一个沉默的群体，常受欺侮，因为不善于与当地人融合和对话沟通，双方关系不断恶化紧张，对立加深。保罗萨比街居民甚至从窗户挂出桔黄色标语，上面写着： “取缔批发和非法行为！””抗议中国商人的恶性竞争！”.在意大利，我们听到不少近年来发生的同胞商人遭难与不幸的新闻：当地警察局查获了一家贩卖Gucci、LV及Caroline Herrara等名牌假货的中国工厂，除逮捕了两名负责的中国人外，还没收货品达65万件之多。而在米兰纺织区一家工厂宿舍里，警方拘捕了大约三十位偷渡打黑的员工。那不勒斯港口没收了大批中国商人的集装箱，警方称是非法进口商品；而那不勒斯唐人街又陷入”危机”，华人商店屡遭当地黑社会集团猖獗抢劫，五十多家华人店铺纷纷拉下金属门。罗马海关扣押150万件、价值1500万欧元的假冒品牌，27个中国商人遭指控等等。这些同行不光彩的事情及飞来横祸的灾难让大家心情忧郁，但是从接待我们的意大利官员口中，还是把中国视为欧盟之外的最主要资本来源地，振兴意大利经济的重要国家，他们表示意大利政府欢迎中国商人来投资。

我们从佛罗伦萨到普拉托只有半小时车程，这里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纺织中心，原有7千家小型和微型企业从事这一行业，4万3千名职工在纺织厂、印染厂、编织厂和服装厂工作。普拉托的旧城墙是中世纪建筑，它仿佛象一个腰带紧紧缠绕着这个小城市。九十年代初期，第一批中国人定居普拉托，他们穿着短裤、趿拉着凉鞋，大多来自浙江。他们用买来的旧缝纫机，在后院、地下室和简陋的住宅里缝制廉价的T恤衫和毛线衣，然后再低价抛售。很多缝衣间逃避了检查，一台缝纫机只要一个插座，拔下插头马上就可以卸下转移了。大陆商人对偷渡进来的同胞从来就是无情盘剥，许多偷渡来的黑工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八个小时，象军营那样密集居住在一起。现在，中国新移民迅速扩充，该市18万人口中，有2000多名中国商人厂主和足足2.5万廉价劳动大军。中国人的房子造在城墙之外，都装饰着红灯笼和霓虹灯标识，上面的汉字让当地人不知所云。当太阳隐没于亚平宁山脉之后，普拉托街上变得空无一人，而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里，厂房沐浴在霓虹灯光之中，中国工人挺直了腰背坐在缝纫机前，默默地苦干到深夜。中国流行歌曲的乐声透过窗户飘出，每一夜都是如此。当地人开始不满新来的邻居吵闹、脏乱差，但心里又敬佩这些玩命的勤奋中国人。看着他们一点点壮大起来，房子大了、汽车有了，周围意大利人的商店、工厂不断变换成中国新主人。那里的街道上走着的几乎都是中国人，他们已经很少有思乡情绪，因为他们已在那里建起了小中国，那里成了欧洲最有活力的中国人聚居区之一，普拉托人将这块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圣。北京”.欧洲一多半纺织公司都在意大利，因此在新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中，意大利受到中国产品的冲击最大。普拉托曾是意大利纺织业的天下，当第一批中国人提着装满现金的手提包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这座城市租借工厂时，意大利人还嘲笑他们。而如今，中国人的数量增加了3倍，他们占据该城1/4的纺织业。华人作坊因为劳动力成本低，生产组织灵活，他们生产出”意大利制造”的服装，而成本却是”中国制造”的水平。为此，当地媒体充斥着有关”黄色入侵”、”低工资竞争”和”中国黑帮”的报导。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恶性倾销式的竞争，说中国人不尊重当地商业的规则，骂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制假、仿假、销假，没有商人道德与诚信。一些普拉托的意大利商人后悔地说：”我们低估了中国商人，当时应该在萌芽状态挤垮他们，今天他们壮大了，成了我们真正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几年来当地商人在中国商人挤压下，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不少厂家倒闭离开，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意大利，光温州籍的华商约7万，他们大多是近20年来通过家庭团聚或偷渡到这里的，他们开餐馆、经营制衣、制皮、制包工厂等。在意大利中餐馆有2600家，只要看到大红灯笼必定是中餐馆与华人商店。中国人的商店装饰都有汉字，含有吉祥、祝福含意，诸如，福、禄、寿、和爱等字样。

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况，作为中国大陆商人的我，也为自己同胞在意大利的生存拼搏而担忧，作为移民与当地人应该共存、和谐、友好，守法非常重要。在我写这篇稿子时，从报上又看到意大利爆发了华人与警察的武装冲突，事情发生在米兰的唐人街，起因是警察执行公务时随意殴打了华人妇女，海外华人的合法权益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

当然对于海外华商的遭遇也有内在原因：海外华商发展迅速惊人、头脑敏锐，难免树大招风。在外国，华商”蚕食一条街、垄断一个市场”的张扬情况比比皆是。当华商抢走了当地人饭碗、又通过恶性竞争、投机取巧获取利润、制假造假、偷税漏税等等，这些缺乏法律意识的行为往往也是外国政府大规模执法行为的导火线。

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国商人涌向全世界也是必然的，无法阻挡的。但是，我们在批判各国种族主义潮流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怎样减少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阻力，自身是否也可以做些什么呢？比如学习当地语言，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多与当地人接触，不要只关起门来做生意，争取融入社会，更不要做违法的事情，以争取更多的”文斗”，这包括和平示威，非暴力抗议。但更重要的大概还是通过法律手段和舆论，诉诸法律，争取民心，这恐怕才是上策。

我是八十年代初开始下海经商的，作为一个商人我很清楚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到处存在制假造假风，许多人的原始积累充满残酷与血腥。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温州商人，有段时期温商与制假联在一起，后来温商花很大代价才甩掉这一恶名。但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制假造假的恶习仍改不了，从沿海到内地、从富裕地区到穷乡僻壤、最后到国外，臭名远扬。这种影响已不是几个造假者的事，而是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一个人卖假货，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卖假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局部社会都在制假、卖假，从国内发展到国外，那一定是社会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孔子说：”礼失而求诸于野”，当国家的整体秩序丧失之后，可怕到”草根”（人民）也烂了，社会的草根阶层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内在的道德感，将是一个民族的灭顶之灾。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彻底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是监督机制有问题？或是法制观念有问题？还是国民道德出了问题？历史教训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和十年文革浩劫，毁了大陆人民的信仰、伦理道德、民族脊梁！也是造成大陆人没有诚信与缺乏爱心的结果。

最近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一篇《假表事件引发香港轩然大波》，报导央视记者卧底香港某商店打假。假表事件揭发之初，香港一些媒体不相信香港可能发生假货事件，甚至鼓动要打官司，正视听、恢复形象。但随着真相揭开，开始半信半疑的香港人不由目瞪口呆，怒火中烧，然后集体拍案而起。大家知道香港是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良好的商誉是商界取胜之道，诚信经营是立身之本，”香港”二字已成为了一块含金量极高的金漆招牌、进军世界的”通行证”.据说该商店主已被海关控以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名，最高可被罚款50万元及监禁5年。同一国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效果。

国内：模仿意大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发展特快的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样板省，浙江一直在”克隆”意大利经济模式并且非常成功，人们都把浙江比作”中国的意大利”.浙江省拥有100万家中小企业，产业产品结构与意相似，都是轻型加工业基地，都是众多的专业化产业区。和意大利相比，浙江有服装、纽扣、鞋、打火机、眼镜、工艺品、烟具、鱼钩……等手工业密集型行业，意大利有服装、花边、工艺品、家具、瓷砖、鞋、珠宝、玩具、皮革等手工业。

意大利的专业化产业区是历史上形成的，意大利人口的24%，即1370万人口都生活在产业区内。1951年，占意大利生产15%的产业区只有36万人就业，20年以后，虽然产业区数量几乎没有变，但是就业人数增加到百万以上，当意大利的大企业减员时，产业区的就业人数则持续增长。而浙江的手工业和经商传统，是专业化产业区的基础，它同样吸收了中国内地大量失业的劳务农民工，并不断增长。从现有的数据能够看出，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在全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温州，143个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10亿元的镇有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60%以上；全市有制鞋企业5000多家，相关配套产业产值达150亿元，市场份额占全国20%以上；制笔企业150多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打火机260多家，占世界市场70%；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1000多家，国内市场占有率1/3.又如绍兴已成为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最大的化纤纺织产业集聚区。宁波鄞县服装企业660多家，从业人员4万人，全国服装企业8强中，鄞县占1/4.此外，大唐的袜业、苍南金乡的标牌包装制作业、海宁皮革服装业、永康的五金业……这些产业区的业绩都是举世瞩目的。

众所周知，意大利是世界制鞋王国，全球所有的高档皮鞋和鞋机都由意大利独家垄断。八十年代，杭州一把火烧掉了温州假冒皮鞋伪劣产品之后，不少皮鞋厂老板通过侨居意大利的亲戚朋友，以各种方式进入意大利制鞋业，了解学习著名国际品牌的高档皮鞋生产方法，一些温州皮鞋商还在八十年代中去意大利取经，一呆就几年。他们看到温州皮鞋与意大利皮鞋的巨大差别，认为必须仿造意大利皮鞋，不仅式样、连先进的生产工艺线都引进国内，并聘请意大利人到中国实施先进的管理方式。不久，这些人成功创出了”康奈””奥康”等世界品牌，但价格却低廉得多，在国际上成了意大利皮鞋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目前温州皮鞋业和服装业在中国乃至亚洲、全世界的崛起，和在意大利的温州商人是分不开的。他们不断将这个鞋业王国和时装王国的最新商业信息传递回国内，两国间的探亲访友也变成借鉴和学习的机会，这才使温州皮鞋和服装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温州人还”克隆”意大利服装业，他们不仅学习意大利，复制意大利，更在”转移”意大利。意大利的”杰尼亚”选择了温州”夏梦”，意大利的”玛佐托”选择了温州”报喜鸟”，”GEOX”选择了”奥康”，意大利的面料之都普拉托甚至选择温州作为友好城市。这至少说明一点，温州服装业的”克隆”是成功的，并对意大利人有不小诱惑力。温州服装商与意大利非常相仿，企业大多为家族制好沟通，最看重传统制造业，两地的服装、鞋业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那种世代薪火相传的意识。所以不少人预言：十年之内，温州必成意大利服装的制造基地，而且非其莫属。

改革开放后中国能成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对外贸易急增，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策略是中国货价廉质高利薄，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低价劳动力，用了不计任何后果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为代价。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因为物美价廉，深受欧洲百姓欢迎，销路也很好。温州生产的打火机的总量占世界市场70%以上，但在欧洲，温州产的打火机出口只能卖到2欧元一只，同样的打火机外国人买回去贴上牌子再拿到欧洲去卖，价格都在20欧元以上。作为全国出口重镇的宁波，从电器、服装到打火机，2004年共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价值120.6亿美元的上百类商品。尽管总量大，但出口产品多为代加工，处于产业链底部的业务，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利润率均低于10%，有的甚至不到5%.再如在苏州由中国企业贴牌生产的芭比娃娃，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10美元，但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2美元，这2美元中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用于支付来料费用，最后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国企业所得。

中国的沿海富裕省市在改革开放中不少学意大利的模式，蓬勃发展制造业，而意大利模式是否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呢？在车上，陪伴我们的一位商会同行向我谈起意大利的情况。其实，意大利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扮演着欧洲二流国家的角色。当传统的工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逐渐走向研发、创新等高附加值的经济模式时，它们就将本国的工业转移到其它国家。但是，由于它们掌握了核心技术、品牌，所以产品尽管是由其它国家生产的，而巨大的利润却仍然由这些国家获得。意大利一直以来就扮演了”欧洲工厂”的角色，这不仅使它的经济严重受到外国的制约，而且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代价极大。例如，那些搞研发的国家因为没有多少工厂，它们的生态保护得很好，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呈现出良性循环；但那些搞加工业的国家却不仅使生态遭到不可弥补的破坏，还使其恶性影响深刻地烙在整个经济循环中。同行还告诉我，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据统计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依附度高达64%，对外技术的依存度高达50%，对外开放的产业排名前5位企业大多由外资控制。

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启发很大：我国的浙江，它现在确实是全国少数几个经济发展得特别好的地区之一。可是，很不幸，它走的恰恰是意大利的老路。这种靠牺牲人们赖以生息的环境来图一时快速发展的短视行为，必将在不久的将来破产。因为今天中国的生态早已没有多少可以给我们透支的了，而生态的崩溃必将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崩溃。特别是中国那巨大的人口基数，灾难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该清醒了！

旅游：滞留意大利

在离开意大利前往奥地利之前，我们在意大利边境的小城罗维里多（Rovereto）停留耽搁了半天的时间。原因是在佛罗伦萨游览时，我们这个4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旅行团，竟一口气跑掉了五个中国人。我们的导游姓谢，是一个黑黑胖胖的英籍中年香港人，父亲是香港公务员，回归前他随母亲移民到了英国。逃跑一事让他很无奈压力增加，可他又司空见惯地说：地接社今年不知出了多少大陆同胞逃跑的事情，上个月一批浙江人飞机刚下来，还等不到我接团点名单，三个人就从机场滑脚溜了。其实责任不在我身上，这么一个大活人，脚在他身上，要跑时时刻刻都能找到机会，防不胜防。他还告诉我们：意大利的移民过去集中在广东、福建，现在发展到浙江、江苏、东北。浙江新移民以温州地区为主，他们漂洋过海往往是一人带一人、一家带一家、父引子、兄领弟，形成一条移民的世代走廊。

这些偷渡者给我们带来了麻烦。在这座边境小城的警察局，谢导被戴上了手铐，并被详细审查手机信息，以确定他是否有当”蛇头”的嫌疑。最后，审查终于过关，我们才得以继续上路。谢导说，意大利警方称他们早已注意到我们这个团，因为团中大部分人为东北人。而最近有不少东北人、浙江温州人等在意大利利用旅游的机会”跳机”，表明当地存在有组织的偷渡团伙。警方称已在意大利查出了从我们这个团”跳机”的中国人行踪，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处罚。谢导说：目前在欧洲大陆有多达300万的非法移民，其中中国大陆人不占少数，他们撑起了欧洲的半边天，那些脏、累、苦的活均是由这些非法移民承担着。与其说是非法移民给欧洲各国增添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如说是欧洲国家在无情地剥削着这支浩大的非法移民大军。实际上，不是非法移民离不开欧洲，而是欧洲离不开非法移民，就象上海人、北京人、广东人离不开外来民工一样。

一路上我与谢导很投缘，他问我：现在外国人与海外华人、台商、港商都涌进中国，他们是”看好中国、投资去中国、收益在中国”.但奇怪的是大陆人为什么却在拼命向外跑？甚至愿意做”黑户”？按理说：有权势的人贪了一大把，应该往外跑。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阶级斗争也不搞了，却还是有这么多人不愿生活在中国，拼命想争取拿国外的”绿卡”，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告诉他：事实上偷渡也好，非法滞留也好，过去是为追求自由民主，现在说到底大多还是一个经济问题。谢导说：虽然久居海外，可他仍觉得还是自己的祖国好，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祖国能迅速摆脱贫困，逐步强大起来，成为真正的强国、大国，让几千万生活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华侨扬眉吐气。

我想中国一直梦想成为世界强国，我们在韬光养晦，在努力追赶，在做许多国家都想的”大国梦”.可是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二个条件，物质与精神，只能提供低端廉价产品的国家成不了大国，只有科技领先才能成为大国。我们为全世界拼命制造低端产品创造低货值的同时，也在耗尽资源与环境。这种做法应该改变了，一个强国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崛起过程，它必须有综合实力，经济、物质、军事，其中内部的凝聚力与国家制度的齐全是很重要的。同时强国的发展一定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穷人越来越少。中国应该将”强国梦”植根于公民权利之上，一个人民缺乏尊严的国家，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强国。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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