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

天还没亮，镇上的铁匠王六发就早早地收拾好行装出发了。行装很简单就是一套换洗的衣裳和两只路上饿了吃的饽饽，再就是东家给的两块大洋，让他在城里作日用的，其中一块大洋还是让他在城里顺带买些好绸料。他要赶三十里山路到城关水埠镇去接从汉口回家探亲的少东家。

王六发现在都想不起来他到底是个啥模样了。少东家还是五年前回来过一次。人很瘦弱，脸白得就跟豆腐一样，还戴了一副眼镜，完全是读书人的样子。每次来家书，东家都高兴得什么似的。谓他的儿子将来有大出息，光宗耀祖。少东家家书写得很少，这一回，忽然接到少东家的家书，说是要回家一趟，东家高兴得就跟驴打滚似的，整天嘴都合不拢。赶紧差他去接少东家。临走时，东家怕他认不出少爷是哈模样，还特意把少东家的名字写了个大大的字幅，让他揣在怀里，让他在码头上举着它好让少东家相认。

王六发离了镇子，经过土地庙看见里面亮着光，莫非是刘癞子回来了。有十多天的光景，他都没有在镇上露面。他是个败家子，本来家景还不错，爹妈一死，他就把家业输了个精光，弄得自己只好在土地庙里藏身。平时东游西荡，游手好闲。有时候也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过，他在镇子里还算老实，从来不惹事的。有时候，王六发见他可怜，也时常接济接济他，都是乡里乡亲，被饿死个什么的，他不忍。王六发推开庙门果真发现他在，他正在和镇上牛裁缝的儿子牛栓喝着酒，两人喝得东倒西歪，正糊言乱语地说着不搭边的话儿，地上满是鸡骨头。王六发瞅着心里就没好气，牛栓也是个不争气的家伙，家里供他念书他不念，多么好的的事，穷人家想都不敢想，多识些字人家就不敢欺负，整天也是鬼混，一点正经的事儿都不做，两人真是一对活宝。不知道他们从那里弄来这些吃食。

王六发走到刘癞子跟前推了推了他，问他这些天都到那儿去了。

刘癞子抽了个身醉醺醺地答道：”没上哪，走了走亲戚。”王六发知道他说的的是鬼话。刘癞子瞧着王六发这一身行头，好奇地问道：”发哥，你这是到哪儿去？”

王六发答道：”去城关接少东家。”

刘癞子道：”你是说刘道宏的那个白面儿子要回来了？真是稀罕事儿。”

王六发点头说是。

听到这个话儿，牛栓爬了起来，站都站不稳，揣住王六发的衣角嚷道：”我跟你去，发哥，好久我都没有到城里去逛逛了，城里很好玩儿，我要跟你去。”

王六发打开他的手，见天光渐白，不敢耽误，离了庙门，朝城关赶去。

2

一路上，王六发紧赶慢赶，中途都没有喘一口气，到了晌午，他赶到了水埠，现在世道很乱，不太平。究竟怎么个乱法，王六发没有亲眼看到，只是听到一些传闻。但是这方圆一带，还算清静，没个盗啊匪啊的。前些天他听镇里到外面做小买卖的人说，说是在塔丰县里，官军正在跟土匪打仗呢，仗打得那个凶，那个惨，官兵和土匪都死了好些人，那些人说的有鼻子有眼，能把人吓出胆来。不过，说这话的那些人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也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的，王六发没去过塔丰县，不知道那是个啥情形，反正离这里很远很远，听老阮泰说，比汉口还要远，没什么可担心的，那些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官兵一到就会把他们给统统杀光的。小时候他还不记事的时候，他只是听到过世的老爹说起过在咱水埠一带也闹过土匪，那些土匪怎样身手不凡，能够飞檐走壁，武功高强的，刀枪不入，就是火铳都轰不死他，专门杀富济贫，杀贪官污吏。王六发现在还有印象，他最爱听老爹讲这些绿林强盗的故事，老爹一说起这些故事，脸上便红红发光，眼睛睁得溜圆溜圆的，酒也喝得特别多。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弄的，这些土匪到头来还是被那些该死的官府抓住了。那时候，他已经懂一些事了，赶上了末了，那些土匪有很多很多，官府都把他们押到镇东门的晒谷场上，一个个地地给吹了脑袋。行刑的那会儿，镇上人全都把晒谷场团团地围住了，都想睁眼看一看那些神通广大的强盗到底长的什么三头六臂，敢跟官府对着干。很让王六发失望，那些人并没有象阿爹说的那样有金刚不坏之身，一刀下去，头便象葫芦一样滚到了地上，腔子里汪汪地喷出通红的血来，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那种飞檐走壁的强盗，临死前只是口里哇哇地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下辈子跟你们鸟官兵算帐”.死得真惨，镇上谢屠户的屠刀都砍卷了好几把，完事后胳膊肿得跟大腿一样粗。以后，谢屠户的那只手便废了，再也拎不起屠刀了。王六发问老爹，那些人怎么跟他们一样都是肉做的，经不起刀砍斧劈。老爹不以为然，说那些强盗不是真强盗，只是一些喽罗，那些武功高强的强盗官府是抓不到的，他们早就远走高飞了。以后，他就再也听不到那些强盗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故事了。老爹只是说他们藏了起来，只要时机一到，他们还会出来为咱们穷人打抱不平的，杀尽那些贪心的地主老财的。”他们还会出来的，”每当老爹喝醉时，他总爱这么说，”他们都是服了神丹长生不老的人，只是时候不到……。”

将到水埠的时候，王六发便发觉城关与以往确有些不同，自己听到的那些关于土匪的事儿并不是闲话，很有几分是真的。城门口多了几个扛着枪的民团在那儿转来转去，盯着那些穿着亮堂操外地口音的人瞅，不时走上前去盘问。这在以前是没有的，看情形这一带也许真的要闹土匪了。王六发顺当地跟着赶集的人群进了城。到了城里，情形又与以往大不一般，扛枪的大兵比以往要多得多了，他听到身边一位商客丧气地说，要打仗了。他闹不明白，城里确实有些怪，不象以前那样热闹了，街上的店铺很多都歇了业，城里人也个个脸绷得很紧，看的出来是要出事了，也许官兵真的要跟土匪干上了。他还发现一个以往他没有见到的景象，在街上还有一种官兵，这种兵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起过。这些兵穿着黄黄的军服，三三两两地大摇大摆地在大街撞来撞去，说着他听着别扭的话儿，神气活现。比那些民团要威风多了，黄黄的军服穿在身上十分扎眼，让王六发感到害怕，不敢挨近儿瞅瞅，那肩上挎的枪也和那些民团不同，比他们大，蓝光闪闪，看样子真的是要打仗了，王六发从小到大都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这让他即感到惊惶又感到兴奋，那些土匪绝对也不是孬种，比他小时候见到的那些土匪要厉害得多，不然，官府不会摆出这么大的架势。王六发恨不得马上跑到茶馆里听听人家怎样议论这阵势，他这人就爱凑个热闹，但是他看看日头，光景不早了，已是下午，东家告诉过他，少东家是坐下午的船来，他知道从汉口到水埠的轮船只在这下午有一趟。他得把自己的正事办完，也许他接着少东家就什么事都会闹个明白的，少东家从大地方来，他知道的事一定比那些茶馆里的人多得多。

3

王六发赶到渡口，渡口上冷冷清清，往常的忙碌景象早见不到踪影了。王六发朝一位歇脚的船工打听，船工不耐烦地告诉他，这渡口从大前天就封渡了，不许任何船出入水埠，怕是资匪。而且在渡口堤防上堆了好些沙袋，沙袋上架着好些枪炮对着河面，那些穿着黄军服的官兵在那儿忙来忙去，看样子，真的要打仗了，而且要打一场大仗，这些土匪真不一般，能让这么些官兵守在这里。王六发想不出来，这些土匪到底是个啥模样，是不是象阿爹曾说过的那些刀枪不入的强盗，屈指算来已过了二十年，那些被砍头的强盗又个个投胎长成了好汉，又该是他们劫富济贫杀那些贪官污吏的时候了，风水轮流转，是该这些王八羔子们到大霉的时候了。

王六发没敢再朝这位火气暴燥的船工多打听一些情况，但又不愿离开，还抱着一丝希望，怕错过了接少爷的事儿，正犹豫会儿，忽然听到有人在喊着自己，他瞅眼望去，在一个土坎上，果真是有人在叫他，原来是镇里下溪村的一个佃户，葛秃子，因为交不起地主的租子，被辞了田，不得已只得到城里来打短工混日子糊一张嘴。

葛秃子跑过来问他怎么会在这儿。于是王六发把他的事跟他说了。

葛秃子道：”别等了，汉口到水埠的水路有十多天就不通了。赤匪正在跟官府打仗，前几天还在大小洪山一带跟官府干了一仗，死了好些人，太惨了，满地滚的都是脑袋。”葛秃子不住地啧啧惊叹，架势就好象他亲眼看到一样，说赤匪是如何的凶狠，打起仗来，个个都不要命。接着他把头低了下来，很神秘地道：”你不用等了，你少东家不会回来了，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你看这势头，什么时候咱见到过，就是那年月闹革命党倒宣统爷那会儿，也没这大的阵势。官府可是花了大力气了，要把赤匪一个不留地剿光，现在赤匪快不行了，官府剿得他们没处躲了，你看我不是正帮着官府修固堤防吗，就是为了防赤匪从水路上窜到对岸，那样一来，这些赤匪就活了，就不容易把他们剿光了。我估摸着这仗啊，就这几天打，这仗一定打得就象说书人说的那样’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葛秃子劝王六发早点回去，别摸不准挨了枪子了。

听了半天，王六发反倒更不明白了。他不明白这新窜出来的”赤匪”到底是个啥玩意儿，他想象不出来，赤匪和土匪有个啥分别，明明是匪，干嘛还要加个”赤”字。

葛秃子摸着自己光脑门儿，嘻嘻真笑，笑王六发楞，什么事儿都不清楚，道：”我问了测字的先生，书上说这’赤’字当’穷’字讲，就是穷的连裤子都没有穿才去当土匪，跟以前的土匪一个样，只是个名儿不同。”接着，他吞了口唾沫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对王六发道：”不过，这赤匪可不是简单的土匪，他们个个都是那种不要命的主儿，厉害了得，一般人奈何不了这号土匪，可不能拿以前那些土匪和他们相比。前些年闹的那些土匪只能偷偷背着官府打家劫舍，这些赤匪可不一样，专门跟官府过不去，大光天里就敢跟官府对着干，杀那些狗日的贪官污吏，最紧要的就是这些赤匪不怕官府，官府反倒怕他们，打不过他们，想起来，”葛秃子又擦了擦了他那秃脑门儿作一副思忖状，吐了吐舌头道：”这么说吧，就跟当年闹长毛一样，这些赤匪比那些长毛还厉害，你说这赤匪多厉害。那些灰衣服的民团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有多少就给灭多少，那些民团见他们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吓得尿裤子，只有请这些穿昵子的中央军才能对付他们，就跟当年曾大帅的湘军是长毛的克星一样，才能把这些赤匪镇下去。”葛秃子边说边指着穿黄昵子的大兵，”他们可不一般，那些赤匪什么人都不怕就怕这些中央军，他们再凶再不要命也打不过这些中央军，你知道吗，这些中央军个个都识字，个个都拿现大洋，可有钱着呢，而且你听他们说的官话，那才地道，恁是我们这些乡巴佬怎么说都学不象，”接着葛秃子学着那些黄昵子大兵的官话嚼巴了几句，学得还挺象，”这可是咱官府……是……中央政府最厉害的兵，啧……啧……，是中央政府啊，什么衙门都听它的，别说这些土匪，就是那些洋人，还有东洋兵都怕他们三分，说是不久前在上海，这些了不起的中央兵把东洋兵都给打跑了，他们就是从那儿赶来的。你说厉害不厉害，这些赤匪不给镇住那才怪呢。”葛秃子越说越兴奋，忽然立马摆出了一个姿势把王六发唬了一跳，他的腰板和手脚僵得直直的，在他面前走了起来，那走路的样子十分特别，王六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瞧他们走路的样子多威风，别说跟这号兵打仗，就是看着都让人发虚，你说他们打赤匪那还有跑，那还不跟地里除草一样划拉几下就完事。”葛秃子说的有点得意忘形，觉着就是跟中央军做事也连带着有些光彩。

葛秃子的话，王六发大半都都听得懂。但”中央军”、”中央政府”这些词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虽然具体他闹不明白，但他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很了不得。中央军别的厉害他不明白，但是听葛秃子说，这些大兵个个都识字，就冲这一点，就很不简单，很有些手段，不是象自己这样平平常常的老百姓。而且瞅着他们穿的漂亮军服，要是论起价钱来，就是自己的东家置起来都会心痛的。

葛秃子继续说道：”还有一种说法，为什么叫’赤匪’，是因为他们打起仗来头上都包着红头巾，把脸涂得红红的，跟戏里的关公一样，个个甩大刀耍得连水都泼不进，他们把脸染得红红的是怕被人认出来连累他们的家人，要知道这可是犯上作乱，要诛九族的。现在那些赤匪可是碰上对手了，你瞧中央军手中的那些家伙，那枪厉害得就是铁都能打烂，别说是人了。你知道吗，这些中央军什么人的话都不听，只听……”说到这里，葛秃子猛地在王六发面前脚一磕，把身子挺就象一扇门板一样直，”只听蒋委员长的命令。蒋委员长，你知道吗？”

王六发点点头，他听人说起过这个让老百姓敬畏的名字，知道他是中国最大最大的官儿，就跟过去的皇帝一样。

“这些中央军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要直得跟我一样，谁要是不这样，那可是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呀。啧啧，那个赤匪头儿叫什么王胡子，也是个不简单的江洋大盗，本事多得说都说不完。嘿，好戏在后头呢。”

葛秃子正说到这儿，忽然听到一个大兵朝他吆喝，道：”我得去干活去了，咱们以后好好聊。”说完急忙朝那个当兵的颠颠地跑去。

4

别了葛秃子，王六发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是回去呢，还是待在这里，抱着一线希望能等到少东家，水路不通了，也许少爷会走旱路，但一想觉着更不可能，那旱路要经过大小洪山，那岂不是早就被赤匪给断了。今儿个真是撞了大邪了，碰到那么多让自个惊惶又兴奋的事儿。这世道大概又要变了，反正又不消停了，二十年一乱，自个老爹说过。又要象过去一样大伙儿杀来杀去，杀红了眼。不管是有钱人还是咱穷人都没有一个安生的日子好过。宣统爷退位那会儿就是这样，这水埠城关大家杀得昏天黑地，革命党人和官府，革命党和革命党，官府和官府杀得死去活来。到末了，连妇女和小孩子也不放过。城边的潞水河几个月都是红的。王六发不想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去，决定到街上转转瞅瞅情形再说，多知道些情形，回去了也好跟穷哥们吹吹。沿着城南脚他看到当兵的越来越多，而且在城墙上都堆了数不清的沙包，沙袋后面是数不清的兵和枪炮。肯定要在这水埠城里干上了一仗了。王六发鼻子里都能嗅出火药味来，假如不是有事在身，他真想在这水埠城里多待上几天，看一看官府是怎样剿灭这些连皇帝老儿都不怕的赤匪的，那比看杀头要过瘾得多。

肚子饿了，王六发吃完几个自己带的饽饽，路上他问了个算字的先生，才知道那城墙上随处可见的大标语原来是蒋委员长的话：”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算字先生怕他不懂，告诉他那话的意思是说，就跟人有病一样，还要跟别人打架是不会赢的，先得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把自己调养好了，才能够打败别人。那赤匪好象咱人身上的病一样，蒋委员长就得把这个病根除掉，那东洋人就象跟自己打架的外人，病不好怎么打人家，何况人家现在比自己还强壮。最后算字先生佩服地说，蒋委员长高明就高明在这里，看得就是比咱老百姓远，要不然他老人家怎么会成为比皇帝还要大的官儿呢。这一回算命先生的话他算是听得明明白白。

算命先生继续说道：”那赤匪就是过去长毛的后代，无父无君，无法无天，以前没有被曾大帅斩尽杀绝，现在东洋人欺负咱民国，他们见有机可乘就又死灰复燃起来闹事了。”

王六发点点头，觉着这算命先生的话说的头头是道。又问道：”那赤匪比长毛厉害吗？”

算命先生忿忿然道：”再厉害有什么用？当今的蒋委员长，是天命所归的人，是天上星宿下凡投胎的真人，我算过了，他老人家是赤脚大仙的真身，就是东洋人也伤不了他的。你老兄有所不知，这赤匪现在不行了，到处被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杀得东奔西窜，马上就要把他们剿得一个不剩了，这些赤匪就是被蒋委员长从鄂西一路追过来的，跟丧家之犬一样，没几天活路了，”算命先生低下头鬼头鬼脑地说：”这一回，蒋委员长亲自在南昌坐镇，给他的御林军下了死命令，要把这股到处流窜杀人放火的赤匪剿灭在潞水河边，活捉那个赤匪头儿王胡子，把他千刀万剐，到时候，你到城里来看杀头，那才过瘾呢。”算命先生山摇头晃脑，捋着山羊胡子，十分得意，”杀死这些狗日的赤匪，还咱们老百姓一个清静。这些狗日的没有人伦天理，共人家的产共人家的妻，该杀！”

王六发心里一动，到时候一定来看杀头。告辞这算命先生，他便朝”庆福祥”绸庄赶去，可是一到那儿，绸庄大门紧闭，王六发敲了一会儿门也没有人答应，邻里的人说，要打仗了，店前几天就关了，掌柜早带着家当躲到乡下去了。

现在没事了，王六发没目的地在在大街上乱走，找过几家茶馆，想听听别人的议论，但茶馆大多都关了，开了的茶馆大伙儿也只是喝茶不说话。说有官府有令”勿谈国事”.违者以通匪论处。

5

看到的都看到了，听到的也八九不离十。天光已经不早，王六发准备回镇上跟东家作个交待，从城北的一家茶馆里出来的时候，迎面走来了两个喝得歪歪斜斜的民团。王六发小心地绕着着他们走开，但被他们叫住了，他心里一楞，回头道：”老总有什么事吗？”

瘦高个的民团朝他招手让他过来。道：”你知道你犯了事吗？”

王六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周围，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哪儿得罪这些老总了。道：”我没啊，老总。”

“你小子还挺嘴硬啊。”矮个民团恼怒地踹了他一脚。王六发一个趔趄，差点儿跌倒。

瘦高个民团指着不远处的一张告示，身子一挺，道：”你他妈的跟老子装糊涂，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不知道蒋……”两个民团大兵说到蒋委员长的名字，两人立起正来身子绷得直直的。”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满城人谁不知道，’不准备随地吐痰，走路要靠右’，你不知道？”

这么一说，王六发才知道自己是犯了事了，他刚才是吐了一口痰，但是确实不知道”不让随地吐痰”的新规距，而且刚才走路也是朝左走的。忙不迭地朝两个老总培罪：”我该死，我不知道这新规距，我是刚进城的，我一定改，一定改。”

两个民团互相对视着傻笑了起来。高个儿兵伸出手来，道：”罚钱，没说的，谁违反了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就得罚钱，不然就得蹲大狱，关你个十天半月的。”

“老总，我身上没带钱啊，我是个穷铁匠。”王六发急道，他真没有想到这会儿会碰到当兵的敲诈，身上虽然有两块光洋但那不是他的，是东家的，自己是动不得的。

矮个民团凶了起来，大声道：”装穷，想骗老子，鬼才信呢。 “说着便朝王六发动起手来，抄他的腰包。王六发一闪，不曾想这一闪自己的外褂被他拉脱开来，那张东家写的字幅掉了出来，把那两个民团唬了一跳，抬起枪抵着他。

高个兵喊道：”你他妈的是赤匪。”

“我看他妈的就象，”矮个民团操起那张字幅左看右看也嚷道，”这是赤匪的宣传单，你他妈是赤匪的探子。”

“不是的，老总。”王六发恨不得给他们跪下，看样子今天自己是要倒霉的。忙把这张字幅的来历给他们说清楚。那两个民团根本不听，搜起他的身来，终于把他藏在内裥的两块银元给搜了出来。两个大兵咧嘴直乐。

王六发朝他们拱手作揖苦苦哀求他们还给他，要不然他回去咋向东家交待呢。

高个民团嚷道：”你他妈真是要钱不要命的家伙，老子留你这条赤匪命还不快滚。”说完，朝王六发怀里猛踢一脚，和那个矮个民团扬长而去。

6

看着那两个大兵身影消失在街巷尽头，王六发的心就象被狗叼走一样难受。人活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倒霉的事。两块大洋对于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得做多少铁匠活儿才能挣到啊。他怎么跟东家说呢，东家会信他的话吗，钱是被两个大兵抢走了。少东家没接到，绸缎也没买成，他办事这么不实诚，东家心里一定会这样想。以后，有什么好事，就再也轮不到他了。

在地上坐了半天，王六发忍着痛从地上起来。他得马上回去，假如回去晚了，东家说不定会认为他把钱都花在喝酒上了，怪他没数落，把钱花个精光，他喝醉了，心里就没有个谱，东家知道他这个性子，回去晚了，东家一定会这样看。王六发拾缀好散在地上的包裹，正准备往城外赶，这时从一旁看热闹的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口里喊道：”发哥，是发哥吗？”

王六发抬眼一瞅，有点眼生，脑子里一时想不起是谁。

来人站到他面前让他好好打量，道：”是我啊，谢家小三啊，你不认得我了？”

王六发退后一步，定睛观瞧，果真是谢屠户家的小三，小三子，那下巴骨小时候跟人家斗殴的疤痕还在。是他没错，身子骨长得比以前壮实了，脸也比以前黑了好多，王六发纳闷他怎么会在这里。大前年，在镇里为女人争风吃醋差点把人家的命给打死了，怕被官府追究，跑了，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信，不知道他在外面混得是个啥情形。今天怎么会在这里遇上到他，真是巧了。王六发正准备问，谢小三见瞅着人多说话不方便，把他拉回茶馆里。

谢小三亲热地道：”你一进茶馆我就觉着眼熟，但是又不敢认，你比以前长得熊实多了，后来，你被两个丘八盘查，一听到你的口音，我立马就认出你是发哥，怎么没事吧。”

王六发蹩在心里的怒气全都冲了出来，骂起那两个被别人挖了祖坟的丘八来。骂完了，仔细惦量起谢小三来，暗忖，三年没见，鬼头鬼脑鼻涕拉糊的三伢子竟然混得人模狗样了，八成新的只有有钱人才穿的长袍子，头戴礼帽，眼睛放光，斯斯文文，乍一看就象个教书先生，不禁兴奋地捶起他肩膀道：”你小子没想到变出息了，成了有钱人了……”

话还没说完，这一捶，小三子竟然痛得捂住了肩头”哎哟”地直叫唤，痛得龇牙咧嘴。

“怎么了，小三子。”王六发惊惶地掺住他，道：”你没事吧。”

小三子忍住痛说：”没事没事，就是坐车摔伤了胳膊。”伤痛过去之后， 他便道：”发哥你这是不是准备回去？”

王六发说是。想起自己遭遇，脸上又堆上了愁云。自己回去还不知道该怎么交待。

谢小三瞅出了他心事，从袍子里掏出两块银洋递给王六发。道：”这你拿去用吧。”大方地让王六发收下。

王六发说什么也不要，他没趁想小三子这么仗义，但这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凭什么要他的钱呢，看他那么慷概莫非他真的在外面混发了，成了有钱人。

小子见状道：”发哥，你这是把我当外人看了，你要是再不收下这钱，我可是要生气了，怪你没把我当兄弟看，兄弟我这几年在外面走南闯北，发财不敢说，但几个钱还是不放在眼里的，这点钱小意思，我刚才全看在眼里，你一定要收下，要不然你就是太看不起我了。”说完，小三子鼓起嘴来，还真的弄出生气的样子来。

无奈，王六发拗不过他的一番好意，道：”我收下吧，只当我借的，赶明儿，我还你。”

“别再说这些见外的话了。”小三子挥了挥手，完全没把钱当回事，把话岔开问起镇里的情形来。

王六发告诉他镇里没多大变，还是老样子，自己也还过得去，东家刘道宏仍就是镇里最大的财主；他大哥也还好，去年粮食歉收，养猪的人家也就少了，镇上近些年来也没多少红白喜事，生意自然也差了些，去年他嫂子生了个儿子，他们谢家总算有了延续的香火了，被他差点打死的春柱身子骨早就好了，只是干起力气活还有点吃亏。

谢小三打断他的话问：”他娶了小翠了吗？”

“娶了，去年春上娶的。”

谢小三鼻子抽了抽，表情不自然起来。王六发看得出，他对小翠还没忘情。小三子和小翠是从小摸屁股长大的，两人好得不得了，到了十五六岁，论婚嫁的时候，小翠爹却死活不肯答应把小翠嫁给他，嫌他性子野，作人不实在，整天不务正事儿，游手好闲，吊儿郎当，全然不是个正经人，家境又不好，不是小翠可以依托终身的人，恨心拆散了他们俩的姻缘，而把小翠许给了东家刘道宏的佃户刘奉生家的春柱，结果他怒火万丈，找老实的春柱扯皮，扭打中，一时性急用铁锹拍了春柱的后脑勺，弄得春柱倒在地上七窍流血人事不省，眼见着他直翻白眼，要出人命，害怕不过，跑了。

谢小三恨恨地问：”小翠爹还好吗？”

“死了有两年了，痨病，吐血死的，服完丧后小翠才完婚的。”

“小翠有孩子了吗？”

“没有。”

谢小三仰天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又低下头来，问起跟他玩得最好的牛栓来。

王六发道：”还是跟过去一样，整天都晃来晃去的，没一点正经相。爹妈也管不了他。刘癞子还是有点钱就赌，家里什么东西都被他输光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每天到土地庙里藏身。”

“唉……”谢小三又叹了一口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道：”我正准备回去，巧了，正好碰到你，结个伴，想回去看一看。”说完拉起王六发离开了茶馆。

《自由写作》首发

在东方，有人做盗取西方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一面燃作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盏，一面煮自己的肉；但是也有人害怕引入异地的火种，终至蔓延开来，烧毁古老的圣殿、墓穴，以及所有祖传的宝贝，因此不免恐怖，乃至仇恨起来。现代历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以“崇洋媚外”之名对西方加以阻拒，加强禁锢，暴露了东方处于落后境地的自大、保守与排外情结。

约翰·普拉默那茨曾谈到有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一是“西方的”，最初出现在西欧；一是“东方的”，出现在东欧和亚非拉地区。两种类型都建立在接受一套共同标准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标准，就是“人、道德和社会”。这些观念的社会根源及思想根源基本上来自西欧。

“东方的”民族主义出现时，人们开始被拖进一种陌生的文明中，他们发觉祖先的文化不能适应世界的新标准，这就意味着，要在文化上重新武装自己，就必须改造固有的文化。然而，模仿异族文化将失去自身的特色，怎么办呢？对被模仿的对象，只能是“既模仿又敌对”。一方面要拒绝外国入侵者，又不能不以他们的标准模仿和超越他们；另一方面，也要拒绝祖先的方式，因为它是进步的障碍，但是最后又不能不以它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记。

辛亥至五四的一代，在这里也不妨称作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上述的矛盾性；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不满怀敬意地把他们称作伟大的改革家。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勇于接受西方而反叛传统；为了使传统文化转型以适应现代世界，他们发起社会、思想、道德革命，不是保存和弘扬“孔教”、“国粹”，而是立即加以破坏，使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有利于个人自由选择的社会条件被创造出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革命。

传统文化价值的确认，确实常常和推进历史进步的条件相矛盾。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勒斯·戴维斯所描述的：“是将民族主义视为理性的、世俗的、现代的运动，还是更多地强调民族因素，坦白说，他们很多都是落后的，没有现代因素。”戴维斯同时认为，不管两者的冲突多么激烈，结果还是被历史地决定了的。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不过，他认为，在民族主义的现代和传统倾向之间，“最后胜出的是现代化、西方化的因素，当然它只能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之后。”

在19世纪的俄国，也存在过这样的过程。

俄国著名思想家恰达耶夫于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对俄国和俄国人的批判尖锐至极，说俄国是构成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空白”，毫无优越性可言。为此，官方宣布他为“疯子”，被沙皇强制送入精神病院。

但是，这个“疯子”坚称自己是爱国的，是一种“否定的爱国主义”。他评论说，俄国人只具有“爱国的本能”而距离“自觉的爱国主义”甚远，所谓“热爱祖国”，所用的只是幼稚民族的方式，从来不曾为思想所惊扰，在严肃的问题上，精神力量得不到锻炼，甚至根本不存在精神劳动。

什么是“自觉的爱国主义”呢？他指出，“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他强调文明理性和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自觉意志，认为只有怀着对真理的爱去爱祖国，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他坦言：“请你们相信，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的爱国情感与有些人有所不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低着头、闭着嘴地爱自己的祖国。我发现，一个人只有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祖国，才能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益的人；我认为，盲目钟情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首先要献身于真理的祖国。”

实际上，这样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才是自觉的、理性的，是社会公正原则的一种践履，也是对自身潜在力量的一种确认，因此说，它是走向再生的根据和先导。

政协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全国人民都能感到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件”大事”，因为所有的媒体上都在大力报道”两会”，电视超长的时段，报纸超多的版面，现场蝗虫般密集的记者，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开个例行年会会有这么热闹。

我得承认，我从来不关心这个会，因为那些”代表”的发言实在令人昏昏欲睡，还因为这个会从来不讨论我真正关心的问题。国外早有研究证明，人数超过500人就绝对开不成什么会了，可中国超过几千人还是可以开会，因为不需要质询官员，不需要了解其他省市代表的意见，不需要面对面辩论，不需要争取选票，不需要向选民负责，不公布你的投票记录，只需要你说一大堆”正确的空话废话”，然后”一致通过”。

我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成为我的”代表”的呢？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北京市民，看起来我确实有选举权，那就是每隔三年我可以选一次区人大代表。通常到选举前两天，单位发选票的人发给你一张”选民证”，然后有一张纸，上面有三四个人的简介，每人不超过二百字。看完之后，我除了知道了某人是男是女、多大岁数、某党派成员、在何单位任何职以外，其他一无所知，譬如此人有何政见，有无表达和活动能力，有何正面和负面的记录等等。我更为关心的是，此人通过何种途径、被谁提名成为了不会落选的”候选人”。然而这些不会有人告诉你。我不放心让我不了解、不喜欢、不信任的人来代表自己，因此除了弃权，别无选择。

不管如何虚假，区人大代表总算经过了选民投票这个程序，不过选民的权利到此就终止了。我从未听说过北京市人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更不知道全国人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只知道如我一样的公民，对这两级的人大代表没有投票（选择）权，届时却总是会有我从未听说过的人来”代表”我就是了。

“人大”还是”党大”？

前两年，对人民代表的构成开始有了一些批评。中央党校的教授王贵秀统计，全国人大代表中有近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大代表中”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前两年，河北省一个作家，认真统计了河北省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些代表70%是中共党员；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人大”早已成了”党大”，或者”官商大会”。

在被官方媒介经常批评为”虚伪”的西方民主国家，议员的身份是有严格限制的，官员不能当议员是个常识，因为二者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同理，议员如想当官，先辞去议会职务再说。商人、企业家更不要提了，他们有产业利益，所以既不能当政府官员，也不能当国会议员，否则在行政和立法上，怎能杜绝他们以权谋私？

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相当大，称为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比党中央、国务院还高，不仅负责立法，还负责选举、任免官员，有权监督、质询、视察、弹劾、调查……比西方议会牛多了。在这种”最高权力”面前，政府官员还不得动辄得咎？现实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余。据统计，中国约有各级人大代表300万人。却几乎从未失控、从不发生意外、从未出现因代表坚持履职而出现冲突，凡是党和政府想通过的法律、决议、任命、预算，几乎总能顺利高票通过。

按理说，在数百万人大代表的监督之下，贪官污吏应无所遁形，但近年来被查处的贪官污吏却没听说一个是被代表或委员监督出来的。

有位著名作家对此现象曾大惑不解。其实，答案很简单、很清楚，就是无权当代表的人当了代表，你能指望70%的党政官员自己来监督自己吗？这种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制定的？

我以为，既然有了公开的批评，代表换届时应该有所调整，不要在世界和中国老百姓面前露怯了。于是上网查了一下本届人大代表的构成比例是否有了改变，还是以河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为例，结果各级党政官员和总经理多到让人晕眩，看起来比例毫无改变（见附录），其他省市大体如是。

问题还不仅仅在代表成分上，更匪夷所思的是，在各级人大上，不是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而是尽量消灭不同意见。

我有一个同事，2003年稀里糊涂地被指定并顺利”当选”区人大代表。他是无党派人士，成为人民代表十分激动，很想有所作为。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某个决议投票时，全场只有他一个人举手投了弃权票。这立即成了严重事件–会议结束，这位同事立即被有关领导找去谈话，”你明白不明白，这手不能乱举！票不能随便投！””不要在大会上投弃权或反对票，你懂吗？””你以为有反对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就是民主吗？你不要太天真！”半天，这位同事终于明白过来，这里也是不允许独立意志和意见存在的。从那以后，他说再也没有投过弃权票，更不要说反对票了。

这就是中国的人大会议不能看的原因。这些代表代表了什么人呢？只有天知道，反正与你我无关。

1、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

中国外长杨洁篪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记者会的时候，有记者问，两人的会谈中是否提到人权问题，杨外长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回答说：”虽然目前北京气温比较低，但我相信世界上看到笑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

当然了，希拉里在北京接触到的大都是官僚和警察，以及教堂里由警察假扮的教友，他们脸上的笑容都是”久经考验”的。或者腰缠万贯，或者颐指气使，他们是高等华人，笑容自然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

而那些脸上没有笑容的人，统统被阻隔在高墙之外。希拉里在北京见到的惟一的脸上没有笑容的人，大概就是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女士吧。年逾八旬的高女士曾被河南当局囚禁在家，经由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希拉里出面斡旋，才达成了访美之行。面对艾滋病泛滥的趋势，高耀洁能不忧心忡忡吗？她的脸上能有笑容吗？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相映生辉。看守所的囚徒李荞明死于一场公安部门宣布的”躲猫猫”游戏，引发了一场云南的形象危机。年仅三十九岁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承担起了为云南”补妆”的重任。

这个曾经当过新华社记者的年轻高官，果然是文采飞扬。他给记者发去了一则手机短信，简直就像是一首情深意切的诗歌：”今天昆明阳光灿烂，虽有一丝薄雾，但是阳光依然跟往常一样，明媚地照耀着神奇美丽的云岭大地。云南的天空永远是最蔚蓝最清澈的。欢迎媒体朋友们多来云南沐浴阳光。”

可惜的是，李荞明再也不能沐浴到这样美好的阳光了。还有许多跟他一样惨死的以及在底层挣扎的民众，也无法”分配”到这宝贵的阳光。他们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昆明的春风、丽江的流水，大理的古韵，就在他们身边，却遥不可及。

杨外长引以为自豪的北京的笑脸，伍部长沐浴着的云南的阳光，温家宝在网络上举重若轻的民意秀，以及山西省长在矿难之后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眼泪，堪称近期中国大陆版的”四大天王”最火爆的花边新闻。

香港演艺圈的天王们喜欢冒充政客，装出一副爱国者顶天立地的模样来。比如，成龙大哥最近便对圆明园的几个破铜烂铁在法国被拍卖感到义愤填膺，简直就要施展他那无敌的功夫，到番邦去勇夺镇国之宝了。大陆的政客们却喜欢客串演员粉墨登场，他们的演技一个比一个高明，连职业演员也望尘莫及。既然温总理有此嗜好，遂上行下效，官场如戏场矣。

然而，治国毕竟不是演戏。一场总理领衔的网络问答秀，能够改变当局封网抓人的事实吗？而民气壅遏过甚，一旦怨毒之发，必定是”与汝偕亡”的结局。难怪大陆媒体人凌沧州对温总理进言说：与其充当政治影帝，不如开放媒体。

2、胡锦涛有权将”北川”改名为”永昌”吗？

零八年四川大地震，北川为震中所在，死伤累累，惨不忍睹。近日报载，胡锦涛将北川改名为永昌，《成都商报》上署名为王杨生的新闻如此写道：”总书记在百忙中亲自为北川新县城取名，体现了总书记、党中央一贯地心中时刻牵挂着灾区人民，党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让人感受到总书记的人格魅力和博大的爱民情怀，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亲民爱民的政府形象。”无良媒体，马屁成精，古今中外，莫过于此。恐怕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复生，不禁也要为之五体投地，向王记者拜师学艺呢。

胡锦涛的治国理论，一曰”科学发展观”，一曰”和谐社会”，一曰”依法治国”。胡锦涛试图用这三大法宝，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争锋。然而，此次悍然改名之举，既不”科学”，也不”和谐”，更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命名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圣经中，上帝创造天地及亚当之后，便赐予亚当为万物命名之权力，此乃至高之荣耀。中国先贤孔子也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可见命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在中国古代，皇帝拥有对时间、空间和其他人的命名权：皇帝可以选择年号，可以改变地名，可以将好名字赏赐给忠诚，也可以将某人冠以恶名以示惩罚。明朝的末代皇帝将”朱”姓赐给郑成功，人们便将郑成功称为”国姓爷”，可惜”国姓爷”亦未能挽救大明的江山；而清朝的雍正皇帝则将与之争夺帝位失败的兄弟们命名为”猪”、”狗”、”羊”，却浑然忘记了这些”猪”、”狗”、”羊”们跟自己有着同一个父亲。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党国元首们也喜欢使用命名权。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命名为”右派”和”牛鬼蛇神”，邓小平将追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命名为”暴徒”，有枪杆子支持的命名权确实无往而不利。胡锦涛不甘落后，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北川”变成了”永昌”–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新名字啊，这个地方从今以后将”永远昌盛”了！

然而，胡先生忘记了”不折腾”的宣誓，此次改名真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大折腾。关于改名的程序，早有两部法规，一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二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改名之原则是”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更改县名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以这两条来衡量，胡先生违法了。

首先，甘肃省已有了一个永昌县。甘肃是胡锦涛发迹的”第二故乡”，他在甘肃工作多年，难道不知道甘肃有永昌县吗？如果他真的不知道，则说明他从未真正”深入基层”；如果他知道了却仍然要改此一重名，则说明他文思枯竭、胸无半点墨。

其次，在”任何人不得更改县名”这条规定之后，并没有以括号注明”共产党的总书记除外”。所以，”任何人”也包括胡锦涛。换言之，在地名的问题上，胡锦涛不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不能窃名器以自娱；而下级官员及媒体更不能卑躬屈膝、目无法纪，不能枉民意以求荣。

北川这个名字不能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为北川争名字，即为国民争人格。

3、奉习储君之令释放徐泽荣

习储君访问拉美，一边与委内瑞拉独裁政权翩翩起舞，一边在墨西哥发飙斥责”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居然敢对党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当年，胡储君尚未登基之时，在江泽民的监视之下如履薄冰，当了八年的小媳妇，这躲过了被罢黜的命运；如今，习储君刚刚当上实习生，便少年轻狂，豪言壮志，走的是与胡迥然不同的路子，他的强硬作风立即赢得了大陆愤青的追捧和爱戴。

习储君敢于这样做，一是因为这样的言语是”政治正确”，不像温总那样在外边为了讨好外国人承认”普世价值”，结果回国之后遭到左派的冷嘲热讽；二是因为中国已今非昔比，作为”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完全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

有意思的是，在习储君的眼中，曾经无比正确的”革命”，居然与饥饿、贫困和折腾并列，变成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既然以智囊自居的俞可平宣称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与之相对应，革命便是个”坏东西”了。坏东西，如同沙士，如同毒奶粉，当然不能到处输出，因为中共要”负责任”了–不是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任，而是对洋人负责任。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被”革命”、被”折腾”，忍受饥饿和贫困，住豆腐渣校舍、喝有毒奶粉，那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美德呢。但外国朋友就免了吧，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就不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鼓噪了吧。

习储君不喜欢革命，因为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五十年代便深受革命之苦。曾经贵为副总理的习仲勋失宠于毛泽东之后，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几十年的黑牢，差不多将牢底坐穿。习储君不喜欢革命，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有福了，而徐泽荣也应当被释放了。

徐泽荣是香港居民，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二零零零年，他被广州国安局逮捕，两年后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等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其罪证居然是向韩国学者提供一本五十年前韩战的”内部资料”。知情人士透露，徐之被判处重刑，乃是因为他发表文章，披露了中共七十年代前后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东南亚从事武装叛乱的真相–也就是习储君所说的”输出革命”。

当年，牛津大学以及欧美三百多位知名人士的抗议信，亦未能让徐泽荣获得自由。今天，既然习储君公开否定了”输出革命”，那么与习储君一样致力于解构”输出革命”的历史的学者徐泽荣就应当平反昭雪。徐泽荣在狱中苦熬了九年时间，记得他的港人愈来愈少。我记得只有《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为此给当时的特首董建华写了一份公开信。而香港学界普遍保持沉默，让人为之齿冷–温文尔雅的教授们，真的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吗？

4、剑桥大学应当向谁道歉？

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致函温家宝，对”扔鞋”表示道歉。她对温家宝访问剑桥大学表示诚挚敬意，认为温家宝的演讲非常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她说，暴力行为与大学秉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剑桥大学对此坚决反对。

我却认为，剑桥大学无须向温家宝道歉。那个向温家宝扔鞋的学生二十七岁了，是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便受到检控，也是”求仁得仁”。而对于温家宝来说，既然要到民主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访问，要到真正的大学而非幼稚园（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都是幼稚园）访问，就得有遭遇”扔鞋”的心理准备。布什总统被扔鞋，以色列外长被扔鞋，中共的喉舌和西方的左派媒体不都兴高采烈、幸灾乐祸吗？如今，同样的遭遇落到”人民的好总理”头上，你们才想起”于己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了？

我感兴趣的不是那只鞋，而是扔鞋的那个德国学生愤怒的呐喊：”他是个独裁者！”这个世界太世故了，温家宝明明就是独裁者，却假装他不是。因为他率领着庞大的采购团。但是，这些订单大都是”虚空的虚空”。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到中国获得了六十亿美元的生意，但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却悄悄透露说，实际的交易总额只有一千万美元。

这个世界的世故也连累了大学，本来该遗世独立的大学如今亦变得无比世故。近年来，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伊朗总统内贾德等独裁者频频光临欧美一流名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好不威风。为了迎接这些独裁者，并避免遭遇呛声的尴尬，大学当局甚至刻意挑选出席者，事先将某些特定群体的师生排除在外。这位德国学生算是”漏网之鱼”。在普遍的世故之中，唯有这位”冷门专业”（大陆媒体故意强调此一细节，企图以此贬低之）的博士生，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一样，说出了”他是个独裁者”这一再简单不过的真相。

剑桥大学确实应当道歉，不是向温家宝，而是向被独裁政权杀戮和欺压的中国民众道歉。大学当然秉持反对暴力的价值观，但什么是暴力呢？如果说向温家宝扔一只鞋而温毫发无损是暴力的话，中共的军队在一九八九年对手无寸铁、要求民主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开枪是不是暴力呢？中共的军队在二零零八年对争取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西藏民众和僧侣开枪是不是暴力呢？中共的警察抓捕四川地震遇难学生的家长、抓捕三鹿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长是不是暴力呢？剑桥大学应当向天安门母亲道歉，向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道歉，向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家长道歉，向三鹿毒奶粉受害者的家长道歉–这一切，温家宝都难逃其咎。而为了贪图贸易利益将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请上神圣的讲台，对于死者，对于死者家属，对于仍然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人士，这所标榜追求真理的学府能够无动于衷吗？

美国思想家布鲁姆指出，大学应当是”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追求真理者的共同体，是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存在共同体和友谊的地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政治，与大学形成了难以分解的关系”。可惜的是，剑桥大学选错了道歉的对象，失落了大学薪火相传的自由精神。

2008年7月18日，晴，暴热

从旅游羌寨折回，旋几弯，遂进入一普通羌寨。

我擅长吹洞箫，所以晓得洞箫是从羌笛演化而来，有5000年以上历史。最早的羌笛3个孔，是西域羌族人的伟大发明，后来才逐步增添到4孔5孔，乃至6孔和8孔。唐诗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印证了这种说法。

专家考证出羌族是藏族的始祖，因此北川、汶川一带，当地政府有意识在崇山峻岭之中，保留了数座标志性羌寨，招徕中外游客。的确，那些碉堡式的石楼和围墙，令人联想到大洋彼岸的印地安人保留地。

而我们跟前的所谓羌寨，跟汉族村子没啥两样：简陋的土坯或砖瓦房，茂密的庄稼或各类果树，还有姓氏及风俗习惯。北川梨很有名气，个小皮薄汁多味甜，直追南疆的库尔勒梨。所以免费导游老卢鼓动我们，一定要多多”收购”，享了口福，又支援了灾区。

我正点头称是，就发现一个老板模样的外地人钻出梨园，伸个懒腰。几位老乡为他摘了几大麻袋梨，往路边的越野车上送。老卢惊呼一声，原来是绵阳城内老相识，急忙跑步握手寒喧。

我们跟着也认识了。原来此人姓张，年年借此农家，避暑几周。5·12下午两点来钟，他正在北川城内某某信用社门口溜达，却被骑摩托路过的房东老王瞅见。彼此打个招呼，过度耿直的老王硬要拉他回山村歇凉、打牌，拗不过，他只得半推半就，上了摩托，箍紧老王的粗腰杆，屁股拖着长长尾烟，呼呼呼出城上山。嘿嘿，才抵拢家门口，就震了。连人带摩托，被甩出几丈远。他说，擦掉两块大腿皮。地藏王菩萨保佑，就差几分钟，太悬了太悬了。信用社周围，一塌糊涂，好几百人无一幸免。所以这次，我特地赶来送帐篷，谢恩。

老张在告辞之际，向我们引见了他的救命恩人，43岁的莽汉房东王树云。访谈时机不期而至，我们饱受老王一家及众乡邻的水果款待。老卢掏出几百元钱还情。我则掏出录音机，递向一中年妇女的嘴。她叫杨正翠，39岁，本地，即北川县曲山镇杨柳坪村1社农民。她丈夫谢明德，41岁，蹲在一旁，默不作声。他们17岁的女儿谢雪阳，北川一中初三三班的羌族学生，当场死于地震。

杨正翠：汉族同志，吃梨子嘛，多吃点。

老威：好的好的。

杨正翠：不晓得从何说起。也不晓得咋个掏出来的。我们没找到女儿尸体。好多好多尸体哟，埋了，烂了，找不到。两个多月了，城里城外，都是气疯的人。开始聊天还正常，你家人死了，我家人没了，姓甚名谁，如何长相。说着说着，就打胡乱说。煽嘴巴、跺脚、就地打滚，拉都拉不走。

老威：我们从头讲起嘛。

杨正翠：我们羌族，没钱，受教育晚。我的女儿，绝顶聪明，绝顶心里有数，可9岁才读书。她的模样好，成绩好，歌舞表演也不错，所以老师夸个没完。我们每月给50元零花钱，她都存起来，过了几年，她突然拿出两千多元的存折，还给父母，把我们惊呆了。她爸问：你一个姑娘家，咋个几年不花一文？她说：有吃有穿，学费每期都交，家里这么穷，我凭啥子花钱呢？

老威：可爱的娃娃！

杨正翠：人人都肯定她将来命好。可人算不如天算。地震那天早上，我们觉得不能委屈了娃娃，就硬塞给她200多元钱。她3次掏出来，放在桌子，我3次要她收回。她爸都冒火了。哪想到，

老威：最后一面。我的姐姐死于车祸，我跟她的最后一面是1988年春节，在成都火车站。滚滚人潮中，我送她上火车，彼此一松手，就永远没了。

杨正翠：地震时，我正在我姐姐家，屋前院坝内，天旋地转，人根本站不稳。手边有啥抱啥，树、板凳、石头墩子。实在没啥可抱，就人抱人，一起翻地下。房顶的瓦，稀里哗啦，一片不剩落下来，还有瓦檐、墙，裂口、倒塌。没伤着人，村里几百号，只死了几个。

顺坡朝下看，北川城乌蒙蒙，一股一股烟，太阳射不透。我们想去啊，我们担心娃娃啊，可到了半路，又被挡回来。北川一中是重点中学，教学楼新修，钢筋水泥，外表看起来挺牢靠。我安慰自己，村里的土屋，大半没倒，你看我家，裂了几十道口，还立着。后面塌了一点点，还能住人。娃娃她……

熬到13号中午，下山，顿时傻掉了。人山人海，都是学生家长。呼儿叫女的。一中教学楼，底楼下陷，2楼成了底楼。我女儿在2楼。我们来来回回跑，见不着。当时有不少活人在废墟里，哇啦哇啦求救。来得比较早的家长，已经熬了一夜，他们自发组织，死的、活的掏出来不少。随后政府组织了一批人，担心救援过程出意外事故，就劝阻、拦截，不准家长靠前。机械也跟着来了，轰轰隆隆，清理周边，垮楼主体仍不敢动，因为预制板之间，还牵扯着，你动这块，万一那块塌了咋办？每个小旮旯，都可能有人。没办法。开始空着手，撬不动预制板；后来有机械，又不敢轻易动预制板。大家只能眼睁睁盯着。有些娃娃，夹在里面，痛得手脚乱抓几小时，突然就没动静了。脸蛋变形的，身体分家的，缺胳膊断腿的，压成肉饼子的，甚至两三个人互相扭着，掰不开的。我们在现场守了几个昼夜，先还哭，后来哭不出，泪都干了。我昏倒几回，几口水灌醒来，又转来守着。可是没有哇，掏出来的娃娃中，死活都没我的份。北一中3000多名学生，都是突出苗子（不突出的，只能进北二中和北技校），震后只剩1200多名，其他都上天了。

老威：部队可及时进来？

杨正翠：12、13号都没得部队。大家在传说，北川求救人员出去好几批，绵阳市委书记谭力根本不相信，不仅按兵不动，还把绵阳的武警派去支援汶川。后来，其它省市的军车、救护车，载着救灾物资，牵起线线，路过安县，遭遇大面积垮方，路桥都断。哦哟，一看这儿的形势更危急，才临时改变奔都江堰的计划，奔北川来。那个谭狗官，臂膀硬，不晓得中央朝廷有他哪个舅子老表。人命关天，他怕丢乌纱帽，就向上谎报北川只死了3个人。

老威：他来过北川么？

杨正翠：5月14号，温家宝总理来，16号，胡锦涛总书记来，大家都晓得。谭力跟没跟来，不晓得。他来不来，大家也不关心。大家永远记住的，是北川数不清的死人没掏出来。没法统计，一中就有400多学生，至今没掏出来。过了十几天，废墟的臭味飘好远，苍蝇、蚊子、耗子铺天盖地。防化兵来消毒，一天好多次，喷，洒，一桶接一桶倾倒，不晓得是不是化尸药。

老威：你女儿呢？

杨正翠：6月17号，我们去绵阳，在市公安局的网站上，找到了她。第43张遗照。哎呀，差点认不出，脑壳稀烂，鼻子眼睛嘴，全移位了。腿也砸没了，可是衣服和鞋，我认得。我气惨了，就问几时掏出来的？警察无法回答；又问为啥不通知家长？警察也无法回答。

老威：尸体如何处理的？

杨正翠：不晓得。几十上百人打堆堆埋了，烧了，都不晓得。

老威：死难学生的赔偿呢？

杨正翠：大约一个娃娃12000元。人生保险赔4000元，其它各项加起来，赔近8000元。家长们在要求赔偿上，不太齐心，有硬气就有软蛋，想到娃娃死都死了，拉倒吧，咬咬牙，忍，别人给好多接好多，2000、3000都可以。

老威：聚源镇那边，死一个娃娃赔30000多。

杨正翠：我们每月给娃娃交30元钱保险，可后来去查，人家说每月只交了8元。不晓得学校贪污没得。更让我们想不通的，是老楼没倒，60年代没倒，70年代也没倒，单单1996到1999年建的新楼，粉碎性骨折。不晓得学校在哪儿找的崴建筑队，包工头吃了好多血钱！现在要深入抗震救灾，提倡正面报道，所以这些阴暗面，没人管。家长们闹来闹去，没结果。志愿者来管闲事，还要挨打。哎哟，晃眼就两个多月！封城了，大家也寒心了。莫看武警成天背着枪，威风，可在老百姓眼里，跟木头人一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各级干部，见着我们，躲。你说这政府，相不相当于瘫痪了？

汉族同志你看，这是我女儿照片，这张是她穿着民族服装，上台表演完了，大家合影。这张是和老师合影，右边黄衣服是她。

老威：非常漂亮，而且早熟。比她的同学高一头。

杨正翠：她的班主任，在倒塌的寝室里，翻出她一本日记。真是有肉藏壳壳内，她这样写的：要更加刻苦，争取考上重点高中，将来读大学，实现当一名医生的梦想。因为许多人治不起病，只能忍着，所以，做一名好医生，就会赢得社会的尊敬……我哗哗流泪，听不下去，我叫老师莫念了。我请她将女儿的日记本还我，她硬不还，说学校要留下。

我只好将她的外衣带回家，还是06年，读初一买的。遭孽的娃娃，从小家穷，连衣服都是城里人扶贫，东一件西一件送的。好不容易家境好些了，又走了。

我今日有事不能出席，谢谢大家允许孟浪兄代我发言，也谢谢孟浪兄。

我今天书面发言的题目是：遇罗克之死，是中共暴政欠下的一笔孽债。

今天，是国际妇女的节日，遇罗克的妹妹、我们的老朋友——遇罗锦怀念她哥哥的大作《一个大童话》得以在纽约发布，是对遇罗克先生蒙难39周年的纪念和告慰，也是对民刊《四五论坛》1979年为遇罗克先生昭雪三十年的纪念。

罗锦忠实地还原了他哥哥遇罗克先生作为人权斗士的崇高本相，这是她这本书最大的历史贡献。

遇罗克英年被害，那年他刚刚27岁，当时的他只是想在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争得一个以当时标准为标准的“进步”的平等权利，就惨遭中共统治集团的毒手，这就更凸显了中共政权的残暴性。

中共统治集团建政60年，是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犯下罄竹难书的孽债的60年。

仅仅让我们看看它1949年建政之后的十大孽债：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一大孽债——1949年的“土改”，中共统治集团杀了以中国乡间精英和能人为主体的所谓“地主阶级”几百万，中共开始了向中国人灌输所谓的“阶级斗争”的仇恨思想、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所谓的“五阶段论”的荒谬理论。从此，中国人的心灵从精神和思想层面上基本没有了宽容、宽恕和仁爱。之后，中共统治集团再经过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使得中共统治集团成了中国最大的“垄断地主阶级”。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二大孽债——1950—1952年的“镇反”和“三反五反”，中共杀了以中国城市精英和能人为主体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资本家”和前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几百万。之后，再经过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中共统治集团成了中国最大的“垄断资产阶级”，中国人从此失去了赖以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三大孽债——1951年开始的“批‘武训传’、‘清宫秘史’和‘红楼梦研究’”，中共开始摧毁中国社会贤达和文化人的自尊、自信和自主。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四大孽债——1955年的批判和整肃“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共进一步摧毁中国社会贤达和文化人的自尊、自信和自主。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五大孽债——1957年的反右运动，整治了55万所谓右派乃至内控了几百万知识份子，中共基本上摧毁了中国社会贤达和文化人的自尊、自信和自主，全面掌控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六大孽债——1958年所谓的以说大话、说谎话为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开始了不计后果、不计成本的浮夸运动，中国人开始丧失说真话的能力，全体中国人开始沦为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的农奴，中国的生态环境也开始遭到毁灭性的损伤。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七大孽债——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活活饿死我们中国几千万人，出现了亘古罕见的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可悲景象。

中共毛泽东统治集团第八大孽债——1966—1976年持续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共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残害、触及了一亿中国人，冤死者无数，而且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健康的传统价值观。

中共邓小平、江泽民统治集团第九大孽债——中共统治集团在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造就了权贵的统治集团，国富民穷，中国的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在加剧，贪腐泛滥，道德继续滑坡，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损害；中共邓小平、江泽民统治集团同时残酷地镇压了1989年以学生为主的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党、法轮功及一切异议人士。

中共江泽民、胡锦涛统治集团第十大孽债——继续邓小平、江泽民统治集团的第九大孽债，继续拒绝世界普世的价值选择。

在中共统治集团建政60年的孽债中，最为令人瞩目三大个案就是林昭、张志新、遇罗克。

中共统治集团至今没有、也不肯向中国人和中国历史谢罪。

所以，我们只有继续和发扬百多年来我国先贤们开创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彻底结束中共统治集团的一党专权，才是对遇罗克们的冤灵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谢谢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