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原本无非是一件借中国人对圆明园特别的情结，挣中国人大钱的商业投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不知有多少，哪里轮到这几尊兽首呢？这十二个兽首，无非是年代并不久远的古建筑配件，算文物都勉强，价值并不高，根本谈不上是国宝，网上戏称，史上最昂贵的水龙头。准确点说，是喷嘴。当初没进入文物领域之时，就是摆在国外一般家庭园子里的装饰物，最早被文物收藏者发现，每件仅仅几千美金而已。用文物专家的话来说，即使现在，每件也就是值几十万人民币。国外某些机构将之一路炒成天价，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再到现今的上亿，其实就是拿中国人当大头。很多有识之士指出，如果中国人不理这个茬，这几尊兽首根本卖不出价钱。

此番成为新闻热点的兽首拍卖，被炒得如此之热，其实正是佳士得所期望的，炒得越热，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越是高涨，它们的拍卖才能拍出高价位，才能更好地榨中国人一把，的确，这种行为，很是无耻。但是一位来自福建的收藏家，拍得兽首，却不付款，以无赖对付无耻，我以为完全无此必要。

显然，这位收藏家的行为，怎么看都不那么地道，虽然说佳士得拍卖行丑行在先，但拍卖行的所为，毕竟没有越出法律的范围，作为中国人，不入其彀中，是最佳的选择，但既然选择参加竞拍，以不付款的作为导致拍品流拍，多少有点无赖的嫌疑，毕竟，作为泱泱大国之民，我们不能说他们无耻在先，我们就有理由以违法的行为对付他们，尤其是我们在谴责佳士得违反相关国际公约的时候，自己的国人采取这样的行为，更是不可取。

我充分理解国人的民族情绪，也理解那位收藏家，我相信，这样做，绝对是出于民族的义愤，出于惩治佳士得无耻行为的冲动。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家园林被毁无数，但是有哪座废园能有如此大的名声，能引发国人的如此沉重的哀思呢？大概只有圆明园。圆明园在中国人眼里，是中国近代百年受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一个象征，一个象征着国人可以永远对西方抱屈的话把儿，因此，有关圆明园的一切，都会引起国人的强烈反应。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国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往往会被利用，引导到非理性的轨道上去，变成一种非理性的排外情绪，形成网上一种弥散性的叫骂，动辄抵制，甚至打砸外国货，辱骂所有沾边的外国人，严格地说，那位收藏家的行为，也是这种非理性行为的一种。我们应该明白，尽管那几尊兽首的确属于圆明园旧物，但他们之所以流出海外，是否就是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劫走，尚有待证明。当时圆明园里值钱的东西多到不可计数，据当时人记载，劫余的文物尚有很多，侵略者似乎不大可能相中这几尊建筑配件，这种西方风格的雕件，西方人未必会看得上，因为在他们国内类似的东西很多，加上它们又是铜的，个头很大，带走很不方便。所以，在国人和侵略军的相关记载中，并无有关劫掠和售卖兽首的记录。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恰是中国人自己盗了兽首，再卖给了外国人，因为从晚清到民国盗窃甚至明拿圆明园旧物的国人相当多，到了所有值钱的物件都拿光了的时候，这几尊铜家伙，也就有人看上了，怎么说，都能值几个钱。

我们应该，也必须谴责佳士得的行为，但是，讨回文物，挽回民族的尊严，还是得通过正当的途径，在一个文明社会，以恶制恶，换不来世界的尊敬。

我与子立是1994元旦相识的。当时我正为高考做准备，我理性与感觉都更倾向高考，谈恋爱似乎一直未进入状态和角色，这也是我如今才明白过来的事情。

1995年，我考上了一所师专，子立考上了北大力学系读研究生。1998年，我到北京与子立结婚并开始工作。对于陌生的城市，我又把精力花在适应北京的环境及工作方面。那时的我也不懂什么是沟通、交流。似乎各忙各的是件正常的事情。

我虽与他朝夕相处，但却对他的事知之甚少，子立也从不主动向我说他在工作之余还在忙什么事情。总之，我常常找不到他，他一直是早出晚归，当我气愤时，他给我的回答是：“我这不回来了吗？”。他指的是晚上回家。我对他的事情是在似懂非懂之间。我看到他来往的群体，虽然对于大部分人叫不出名字，有些也未见过面，更谈不上了解对方，但仍能感觉到一些什么，虽然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但他在关心什么，我大体也知道一些。我感受到莫名其妙的不安与焦虑。特别是在他毕业时，我接到北大保卫处的工作人员Call子立的传呼机，我给对方回电话，对方告诉我要多劝劝子立，不要再做危险和对他个人不利的事情时，我变得更加不安，接下来我便莫名其妙地被公司辞了。事后，部门经理告诉我，是因为海淀区的警察来找过公司要调查我，把公司吓坏了，所以很快便辞掉了我。从1998-2000年的日子里，住处一直有警察骚扰，我们还会被迫搬家。我们常常在毫不知情，毫无心理准备时，甚至是刚搬到一个新的地方、还未熟悉环境时，就又被迫搬走。而且，房门常常被咚咚敲响，门一响，我心也跟着咚咚响个不停。对于莫名其妙的人和事，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从此，这些造访者带给我的恐惧像是我的影子，如影随形，怎么也躲不掉，成了这些日子的不应该的常态。

直到他2001年3月13日被绑架后的一天，我偶尔在网上搜索到了他的这些文章，才知道原来他在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写了三十多万字的文章。我当时的感受是当头一棒，反问我自己这是杨子立写的吗？从那天起，内心有一种不安、自责，痛苦在心头。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高层领导者们的和谒的面孔，特别是雪中送炭的事迹，常感动着我。也常看到电台报纸宣讲他们的丰功伟绩，这一切与现实中我的遭遇相撞，突然间在我心里发生了一场“唐山似的大地震”，一切都倒塌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人为”制造了的这场灾难，导致四个无辜青年遭受八至十年的铁牢之灾，颠覆了我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信任，安全感荡然无存。整个事件我虽然身在其中，国家，丈夫都是我应该都熟悉的，在这一瞬间，我的脑子和眼睛失去了能力，过往一切都像是在雾里看花，如今才见庐山真面目。

苦难再大也会过去，毕竟终极价值握在创造主手中。尽管在这其间，每一天都度日如年，但子立经受这样的炼狱，他更加坚强和成熟悉了。

子立八年刑期将满之际，此书也将出版，在此特别感谢余杰2003年时的建议与帮助。也感谢贺泽红在百忙之中帮着校稿。感谢劳改基金会出版杨子立的文章，实现了他的夙愿。我知道这是子立最大的心愿，因为子立在上诉书中还讲到他的这些文章，并且这些文章都在案卷里——法庭上出示的犯罪罪证。子立在上诉中讲到：“这些文章只是学术观点，法庭上认定是罪证，我也没有办法，惟一可以自慰的是这些文章不会永远消失，世人还可以看到，我坚信历史的判断。”文章能出版，对子立是莫大的安慰与鼓励。

 《沉思录》，劳改基金会2009年出版，订阅联系[email protected]

前几天，我的朋友彭大侠路过杭州，我便约上了浙大张教授一起吃饭，大家天南海北的瞎侃当下社会的种种怪异现状，比如杨佳杀警却成了网络英雄，央视大火却变成了网民的狂欢，而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未来愿景的严肃思考和表达，却成了对权力的冒犯，并成为网络空间里高度的禁忌………张老师提到，这个社会现在越来越呈现出两大特征，一个是腐败，一个是衰败；其中腐败讨论的很多，而衰败讨论的不够。但是某种意义上，衰败比腐败更值得关注。衰败表现为价值的普遍失落，社会议题的错置，以及关于未来预期的混乱等等。

当时觉得张老师说的这些话很值得继续挖掘，想另外找个时间专门和他讨论。正好就读到了孙立平教授的：“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孙立平先生更加细致的描述了社会溃败的内在机理以及种种表现，体现出一个有深刻观察的社会学者对当下社会恰当的忧虑。

为什么说是恰当的忧虑呢？因为对于中国未来社会的描述，长期以来有着一种两极化的趋势。那些站在政府立场的往往罔顾社会黑暗和此起彼伏的危机，一味的强调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和对未来的信心，以此来和宣传机器的和谐社会愿景进行对接。而那些批评性的立描述则用了另一种极端语气，着墨于社会不公和沸腾民怨，描绘的是一幅十分黯淡的社会现状，基本用意是用社会动荡的可怕前景来诱导掌权者进行必要的变革。  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第一种描述使得官方学者和公共机构都失去了公信力，“专家意见”成为网络笑柄，和谐社会滋生了多个广泛流传的谐音，“河蟹”是其中的代表。第二种意见虽然试图通过敲响警钟来提醒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官方实际上做的是通过强调未来的可怕图景来论证对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并压制民间推动制度变革的所有努力。

孙立平先生的文章是对上述两极化思路的放弃，而是试图通过细致的分析来对回归到问题本身，在一个对未来预期高度分化的社会语境下，还原问题本身其实是我们寻找未来路径的必要基础。我曾经在以前的短文《危机不等于世界末日》中强调，首先需要做的是合理化对社会危机的讨论，反思那种把危机风险普遍化和绝对的情绪，对社会危机的后果做一个理性的评估。否则就会如孙立平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而根据公共选择学派的角度，类似维稳办这种机构的存在，也会间接触发许多“影响稳定”的事情。比如过度使用国家机器，对正常的社会冲突缺乏辨识等等，因为维稳办这类机构需要通过这类事件的存在来证明其机构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进而扩展其预算。

另外根据历史经验来看，社会转型期间虽然包含社会动荡的风险，不过重大的社会动荡往往需要独特的驱动力，比如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者教义——比如太平天国起义，对抗性的全国性组织的存在——比如军阀之间的争斗，或者国家机器的操控者发起的社会运动等等——文革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 而目前来看，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因此社会动荡恐怕就是一个有意无意编织的公共想象而已。

我也曾经在另外一篇短文中提到，其实转型期间社会秩序呈现出一定的混乱和纠缠是必然的，对这种现象的解读大可不必太多渲染。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有其内在的协调能力，通过一定的博弈，社会秩序可以重新达成动态平衡。再说，需要强调的是，普通公众对于社会秩序的需求是有限的，具体的， 而不是绝对的和抽象的。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家里有水有米有电，小区边的超市开门，街头红绿灯正常，有了这些最基本的秩序，就离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距离不远了。官方所宣扬的那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一个公民具体的社会秩序的需求并没有太多的相关性。

总之，我高度认同孙立平先生在文章对社会动荡展开的一些阐述，并认为长期以来流行的社会动荡其实是一个并不必要的公共焦虑。而很明显的是，这种公共焦虑的形成是和现在缺乏自由和争辩的言论环境高度相关的，并且是特定集团所塑造的一个社会心理陷阱。

不过对孙立平先生有关“社会溃败”的阐述，我虽然赞同他讲的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并且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但是对社会溃败这个概念我尚有一些保留，我认为社会溃败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因为社会所包含和指向的内容太过复杂，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呈现出溃败的特征。因此与其说是社会溃败，不如说是权力溃败。而权力溃败的现象则可以由多个视角进行推理。首先最重要的是权力结构的价值原则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已经衰竭，不停变换的政治口号就是这种衰竭的重要特征， 而一个失去意识形态力量的权力组织迟早是要衰败的。接下来，则是权力结构的利益集团化，政治和公共政策失去了其基本的正当性，其进程被利益集团所俘获。不过与很多公共认知相反，利益本身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权力粘合剂，因为利益本身是动态的，边界是模糊的，利益和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权力结构的利益集团化是权力溃败的特定过程。 当裸体做官和官员跑路现象开始出现的时候，说明共同的利益结构已经走向瓦解，这是权力溃败的最后阶段。简单的总结就是，权力缺乏合法性，权力运行没有规则，那么权力溃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不过在当下这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以及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双重影响下，权力溃败并不仅仅停留在权力结构内部，而是有着强烈的溢出效应，这就是孙立平先生文章里谈到的，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然，权力溃败也不是这些现象的唯一原因，不过权力溃败肯定是导致这些社会溃败现象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我倾向于把焦点对准权力溃败而不是社会溃败现象，是因为社会溃败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比如虽然说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似乎是很多人的共识，不过在很多领域，我们也看到人们对人性的坚守，和道德的重新生长，在四川512地震中民众自发的救援行动，在很多草根组织的公益活动中，我们都看到这种景象。正如那句古诗“病树前头万木春”所喻示的，无论一个社会溃败到什么程度，我们总可以看到社会内在健康力量的萌动。在那些没有受到权力溃败感染的领域，我们的社会也呈现出那种生机勃勃的活力。

如果说面对广泛的社会溃败现象，让人感到悲观的话，那么这种权力溃败——社会溃败的分析视角则给我们一个必要的提醒，那就是对抗这种社会溃败的重要路径首先是权力的矫正——只有一个宪政约束下的权力结构的确立，才是健康社会回归的第一步，舍此之外的道德和文化建设等等则多半是不着边际的歧途。

血雨腥风中再换接班人

胡耀邦下台，赵紫阳任代理总书记后，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与二十九日发表了两次讲话。

一月二十八日是旧历除夕，赵紫阳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百多名高级领导干部，作了一次内部讲话。他说：

「中央在一九八四年已经察觉胡耀邦不行，想去掉他，考虑到十二大开过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准备在十三大解决，更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了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提出辞职。在京政治局常委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由胡耀邦出面去解决学生问题已不适当，所以必须提早让他下来。这也不是说胡耀邦做的事都不对，他当组织部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是正确的，老干部至今承认这点.但是他对反自由化态度暧昧。胡耀邦自己承认当了坏人的保护伞，很痛心。他一月二日提出辞职，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只说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失误」，极其宽宏。这次对胡耀邦的处理，是历史上党内斗争最完美的一次。」

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旧历新年元旦，赵紫阳在团拜会上讲话。他说：

「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邓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提出这两个基本点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好好学习小平同志关於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基本内容。」

这两篇讲话，带来了邓小平与赵紫阳之间一年多的短暂蜜月。邓小平最欣赏的，是赵紫阳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作了重新诠释，提出「两个基本点」的新概念。赵紫阳说：

「现在，「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引号是原有的）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最亲切的政治概念，但并不等於都已全面深刻地理解了它的含义.那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究竟是什么呢？中共中央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没有方向，没有保证.不讲改革、开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讲一条，不讲另一条，不符合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大家记得，胡耀邦下台之前，包括邓小平自己，都习惯用「三中全会路线」的提法，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但大家也都知道，邓小平那篇「三中全会主题讲话」，是为适应当时形势，废弃了胡乔木为他精心起草的稿子，临时让胡耀邦另组班子替他草成的「急就章」，讲的是思想解放和民主，既没有「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提出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战略，是在三个半月之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乔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化份子分道扬镳的起点」。所以赵紫阳为邓小平的「两个基本点」路线加上（三中全会）「以来」二字，就比较「完整，准确」了。

专政派要消灭民主改革力量

但邓小平与赵紫阳的「蜜月」又注定只能是「短暂」的。因为「邓胡赵」体制破裂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与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

第一，在专政派清算胡耀邦「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中共内部以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为改革目标的民主改革派被大量整肃与边缘化。从中央的习仲？、李昌、李锐、朱厚泽，到地方的项南、任仲夷，均被迫离开改革岗位，由专政派指派的特权腐败官僚接替，导致「改革」变质为特权官僚侵吞国家资产、压榨人民血汗的恶政。

第二，专政派并不满足於胡耀邦下台后的权力再分配；为继续扩张权力，专政派发动的全面清算最终必然把矛头集中於赵紫阳。曾经是「凡是派」主将之一的熊复说：「从理论务虚会开始，这八年来我似乎做了一个噩梦，在胡耀邦纵容下，自由化份子制造了三场混乱：第一场实践标准讨论，打？解放思想旗帜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第二场是周扬提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疑动摇；第三场是陆定一反对反自由化。八年来，马列主义受压，这股恶气今日始出。」另一名反对周扬人道主义与异化观的急先锋林默涵说：「自由化不只是一股思潮，而且是一股势力，我们今天不消灭这股势力，总有一天我们要被他们倒挂在电线桿上，像匈牙利事件时那样。」

邓力群认为他手下这两名打手的说法，不足以把目标从胡耀邦转向赵紫阳。他进一步提出「反自由化三段论」。邓力群说：「自由化思潮氾滥，第一段是思想政治领域，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第三段指赵紫阳。邓力群称赵紫阳是「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理人」。他说：「有一次李先念问陈云，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陈云是中共党内最顽强的斯大林主义专政派。毛泽东批评他「右」，只因为他坚持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有计划、按比例」统制经济，不同意毛泽东不按计划、比例的「高指标」。他反华国锋、反胡耀邦、反赵紫阳，就是要清除专政派夺权的障碍，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姚依林当总理，王震当国家主席，彻底消灭中国的民主改革力量。

第三，胡耀邦下台，标志邓小平的政治立场，大幅度向专政派倾斜。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八年，邓小平反覆在「两个基本点」之间玩弄平衡术，逢双强调改革开放，逢单强调反自由化，使邓力群得出「逢双自由化氾滥，逢单马克思主义者扬眉吐气」的公式。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前邓小平与邓力群谈话，要他支持胡耀邦的《精神文明决议》，仍是平衡术的运用。但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突然变卦，大讲反自由化，会后全力支持专政派倒胡，自己向杨尚昆说出「这几年我如果有错误，就是瞎了眼，看错了胡耀邦」这样的话，表明邓小平从此已打破平衡。这意味？邓力群把党的路线向「左」拉，抵制改革开放，邓小平可以容忍；胡耀邦坚持改革开放，对反自由化「涣散软弱」，邓小平绝不容忍，非去之不可。因为邓小平认为，前者是经济领域发展的快慢问题，后者是共产党专政制度的存亡问题.

中共十三大后赵紫阳陷於孤立

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赵紫阳的处境的确十分严峻。那时政治局常委会已停止运作。书记处会议上，姚依林、胡乔木、邓力群的专政派联盟处於优势，咄咄逼人。赵紫阳只得採取先找邓小平请示报告，获得邓小平支持后再提交书记处的工作方式。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赵紫阳到邓小平家中口头汇报三个月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左」的倾向，包括邓力群「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藉口反自由化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王忍之的「第二次拨乱反正论」，熊复的「噩梦论」等。赵紫阳说：「这样下去，我无法搞经济，无法继续改革。」

邓小平表示支持赵紫阳，要他准备一篇讲话纠正「左」的思潮。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话，对专政派展开全面反击。

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也是草拟出《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先交邓小平审阅，得到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才把自己的《设想》和邓小平的批示同时报送书记处，使专政派难以下手阻挠。

中共十三大是邓小平与赵紫阳短暂蜜月的高潮。赵紫阳《十三大报告》中关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两个基本点」的设计，深得邓小平的讚赏，直到邓小平与赵紫阳决裂之后，邓小平仍多次重申，「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十三大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插曲，是邓力群的落选.邓小平和陈云原来安排邓力群在十三大进政治局，但十三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进行一次差额预选，预选的候选人比委员名额多出百分之五，即十名。结果邓力群落入被差掉的十名之中，后来被安排进等额选举的顾问委员会当常务委员，又因得票不足半数落选.

专政派因此迁怒於赵紫阳。十三大之后王震到了珠海，住进「元首套房」，号称「养病」，邀集老人们到他那里「议政」。王震说：「邓力群同志是我们党内理论水平最高的，反自由化最坚决的；还有薄一波同志，是毛泽东、周恩来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马列主义水平高。他们两个，一个落选，一个少了三分之一选票，就是因为他们批判胡耀邦起了主要作用，支持赵总理，他们的选票是为赵总理丢的。」

十三大后的形势对赵紫阳可说是急转直下。原来邓小平与赵紫阳商定的政治局常委是七人：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田纪云。专政派在最后关头反掉了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万里和田纪云。剩下五人，李鹏、姚依林属於专政派；乔石、胡启立原是胡耀邦部下，在专政派反胡耀邦斗争中立场摇摆，胡启立还被邓力群抬出来同「自由化」的朱厚泽对比，表扬他「态度转变好」。这样一个班子在专政派压力下显然难以把改革开放坚持下去，赵紫阳最后陷於孤立是势所必然。

专政派对赵紫阳的斗争策略在十三大后也有所改变。邓力群发现赵紫阳在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主张与邓小平相通，邓小平又欣赏赵紫阳的「两个基本点」，因此批经济领域「自由化」批不倒赵紫阳。邓力群认为必须把重心转向挑拨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关系这个「要害」。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时，赵紫阳送他一部《河殇》拷贝，说「值得一看」。邓力群即以此为「突破口」。他说：「赵紫阳支持的《河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赵紫阳上台的一年叫「新纪元」。赵紫阳非常欣赏「新纪元」这个说法。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王震，由林默涵帮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一次见到我，说你对王老文章有什么意见啊？我说我提了一个意见，要害是「新纪元」的提法。《河殇》里有两个「新纪元」。一六四九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新纪元」，一九八七年赵紫阳当了总书记又是一个「新纪元」。这是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这是反对邓小平同志代表的党，大树特树赵紫阳新权威的「新纪元」。」

那时知识界有些人，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国内外宣扬「新权威主义」。有人在纪念百日维新失败九十周年座谈会上以「光绪」与「慈禧」暗喻赵紫阳与邓小平，主张中国现代化需要「乾纲独断」的政治强人。还有人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称「中国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把党政军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个领袖──赵紫阳的手中」。香港也出现了《假如赵紫阳是独裁者》的文章。这些言论与动作，都被专政派搜集起来，送到邓小平、陈云和其他老人手中。

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气势澎湃

国际上，一九八八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气势澎湃、涌向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年。六月一日，美国总统列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签订双方拆除和销？中程核导弹的《中导条约》，并就尊重人权、全面控制军备等议题展开谈判，为结束东西方冷战揭开序幕。六月二十八日，戈尔巴乔夫在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宣佈「对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毁中央集权的政府僵化体制及其命令压迫机制这一官僚巨石」，「苏联的变革应沿？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他宣佈「释放全部政治犯」，并将为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数十万在一九三○至一九五○年代的二十年间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得到平反。三月二十六日，苏联举行一九一八年以来第一次包括非共政党的全国性选举，许多共产党人被击败。被俄共开除的叶利钦在莫斯科选区赢得压倒性的百分之八十九选票。一些苏联共和国开始要求独立，在斯大林故乡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格鲁吉亚脱离苏联。

东欧局势比苏联更加激荡.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一九八九年一月，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允许反对党成立，共产党四十年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三月二十八日，共产党以外的候选人第一次被允许参选议员，匈牙利民主联盟的候选人击败共产党候选人取得胜利。他们的政纲是「民主、融入欧洲、反对共产主义、保持匈牙利价值。」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奥地利的长达二百一十八英里的安全围墙。在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共产党政府与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签订了一项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协议.

由此可见，在胡耀邦去世和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爆发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滚滚而来，席卷欧洲共产党国家，即将抵达中国天安门广场了。这将是一次远比导致胡耀邦下台的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更为严峻的挑战，对此邓小平已有预感。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殊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於美国家中（未完待续）

长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以及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使中国文化中发展出一种高度实用化的、物质化的“活着主义”。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关注点便大都集中在如何保存肉体生命上。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所谓“但求苟活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中国人始终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而由“灾民”转化为“暴民”，往往祇有一步之遥。作为昔日的牙医、今日的作家，余华不断地讲述“如何才能活下来并更好地活着”的故事，并以之为最大的卖点。余华在他的作品中揭示了一种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难以公开反对的生存法则：活着就是成功，活着就是胜利，活着就是一切，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高于“活着”的价值。也许因为过去经常给患者拔牙，余华知道如何使用麻醉药，让患者（读者）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与绝望。使用麻醉药当然没有什么错，但祇知道使用麻醉药的医生很难说是一名好医生；抒写丑恶当然没有什么错，但祇知道抒写丑恶的作家很难说是一名好作家。

祇知道抒写丑恶的作家

小说家的基本功是编故事，公正地说，余华是一名非常善于编故事的小说家。在普遍“多产”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中，余华的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多，从早期的先锋派的作品《世事如烟》、《现实一种》、《细雨与呼喊》等，到成熟期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作为叙事者的余华从来都是采取“零度叙事”的方式，他笔下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恐怖、血腥、残忍、肮脏，他的主人公大多是有着残暴变态欲望的精神异常者。余华不动声色地营造出了一个具有“余华特色”的世界，这个小说世界宛如一个屠宰场，人既是屠夫又是被屠宰的对象。对于中国的体认，从何勇的“垃圾场”、贾平凹的“废都”到余华的“屠宰场”，命名者的态度似乎越来越决绝。在余华的小说里，因为本无崇高，所以人的毁灭也就没有了悲剧性。余华的故事表明：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好，祇会变得更坏。所以，任何追求美好与良善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都祇能安心地充当恶的奴隶。

善于表现恶的作家，并不一定是恶的赞同者。但对于余华来说，“恶”是一种合理的、中性的、永久的、无法撼动的存在，而人类是恶的牺牲品，不管无辜或有罪，这是人的宿命。这种世界观在余华最庞大的一部小说《兄弟》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评论家马跃敏在《<兄弟>：余华的困境与歧途》一文中指出：“在《兄弟》中，媚俗的审美取向使余华对丑陋意象似乎有种变态的酷爱和倾心。”这是余华一以贯之的风格。以肮脏而论，《兄弟》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主人公李光头的父亲掉进粪坑后，作者写粪便如何溅满女人们的屁股，写女人们如何找来梧桐叶将屁股上的粪便擦了又擦，写宋凡平怎样跳进粪坑，粪便中的蛆虫怎样爬上他的脸和脖子，爬上他的嘴、眼睛和耳朵……好不容易从粪坑里上来，作者不让他们冲洗，继续让一个浑身粪便的活人背着一个浑身粪便的死人在街上走，让粪便一路不断从他们身上往下掉，让阵阵臭气飘过大街小巷。这段描写让善于写粪便的贾平凹亦望尘莫及。以残暴为例，《兄弟》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孙伟的父亲自杀时，将大铁钉插在头顶上，用砖头砸铁钉，砸进自己的脑袋。作者让他砸了三次。第一次铁钉砸进了脑壳，思维仍清晰；第二次铁钉碰到了脑浆，思维还活动；第三次，他用出所有力气将铁钉全部砸进脑袋，砸得砖头碎成十几块。主人公好像是被上了麻醉药一般，清醒地感知到整个死亡的过程。如果余华不是当过医生的话，恐怕很难将这样的情景表述得如此冷静、从容。

余华的小说宛如一本让人毛骨悚然的、却相当实用的野外生存手册。我不否认中国社会的丑恶，中国社会的丑恶甚至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丑恶；我更不否认文学有权去表现丑恶，这是文学的天职之一。余华在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引用现实主义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和荒诞主义的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我就是用一种荒诞的、嬉笑怒骂的方式去写这个时代。”在这个层面上，他说得没有什么错。但是，余华的问题在于，他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偶然的遭遇”来阐释人生的悲剧性，所有的追问在命运无常的叹息面前停止了。余华并不缺少想像力，他缺少的是关于基本的是非的判断力以及爱与同情的情感。余华根本不关心人物的心灵状况，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心灵状况。他笔下的那些曲折的、热闹的、血腥的故事，从来都与灵魂无关。在当今的中国，讨论灵魂的问题是一种过于奢侈的“贵族的专利”。余华的小说写得越来越通俗，但像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一样，他更喜欢将将自己归入“少数派”的行列——当少数派也是一种时髦。在余华的一篇访谈录中，他多次引用圣经中“窄门”的典故，他认为他的写作如同耶稣一样是在进窄门。他甚至宣称《兄弟》这部作品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正面强攻”。我不知道余华是不是在“自觉”地欺骗自己——他选择的不是窄门，恰恰是一道最宽阔的门，这是他十拿九稳的选择；余华从来就没有与这个时代产生过任何尖锐的矛盾，甚至在对历史的追溯中他亦主动放弃了最坚硬的那一部分。

当恶被抽象化、凝固化的之后，对恶的批判与反思便无从实现。恶以它本身的吸引力，抓住了余华，他成了恶的俘虏。余华的许多作品都将背景设定在文革时期，那是一段仍然具有敏感性的历史。人们当然期望这些关于文革题材的作品，能够让中国人多多少少“配得上他们经历的苦难”。然而，遗憾的是，《兄弟》对“文革”的描述，仅仅停留在红旗、口号、纪念章、游行队伍、背诵毛主席诗词，外加纯属儿时记忆的那个扫堂腿。文革被符号化、被寓言化、被戏说化，加害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在余华的小说中，文革成为一个特定的、“镜花缘”式的时空环境，一切不可信的、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他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尽情地在其中奔跑驰骋。作品的主人公根本没有自身的命运轨迹，仅仅是被作者牵线操纵的傀儡，或者是被作者下多了麻醉药的行尸走肉。主人公的悲惨经历，多半是因为自己的愚昧与野蛮，他们甚至不觉得有多么不幸。在文革的真相在尚未得到充分呈现的时候，文革便遭到如此肆意的扭曲和改写。这样写文革，还不如不写。换言之，余华根本配不上文革的苦难。

对毛泽东与文革的崇拜迷恋

一个作家的历史观与现实观紧紧必然相连。余华在与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及文革所时所说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那段时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现在来看，它同时也是一笔财富。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今天的我们希望创造伟大的思想，把自己从过去中解放出来，毛泽东也抱着同样的目的。祇是他没有明白，中国人民那时还不够成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那么多文学评论家，没有一个人去深究余华的这段“心里话”，偏偏是被圈外人看出了“门道”——现代艺术家高氏兄弟在《余华，是无耻还是无知》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说：对毛与文革的判断不祇是一种道德判断，也是一种审美与智性的判断，而人们对事物的道德判断与审美及智性的判断并不必然处于平衡对称的状态。“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使他与其广受赞誉的小说作品构成了一种荒谬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其中包含着语言的魅惑、历史的遮蔽、错位的误读、批评的贫困、价值的迷津、文化的溃败、救赎的虚幻以及对苦难的低俗玩味等多重因素。而余华对毛与文革的崇拜和迷恋源于他对中国现实政治与现实真相的无知，这显然大大影响了余华的小说写作，使他不得不在小说中或者极力淡化现实政治的背景，或者就把谎言当作真相。”高氏兄弟举例说：余华出生在1960年，那正是毛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时期，这一时期被当局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如今，这一谎言早已不攻自破。而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描述这段历史时，仍然沿用当局的说法，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余华还大笔一挥，让老天爷降下大水，说什么“水灾过去后，荒年就跟着来了。”于是，历史的谎言就这样成为文本的“真理”。饿死上千万的大饥荒，在余华的小说中被轻描淡写地虚化过去。一向以冷酷的叙事著称的余华，在这里竟没有忍心让他笔下的任何的一个人饿死。

如果将余华的《兄弟》与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相对比，便可以发现有灵魂的写作与没有灵魂的写作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对于君特。格拉斯来说，部分由于他对自己参与罪行的历史一再“延迟”地感到的恐惧，奥斯威辛的意义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变得越来越沉重。他对纳粹主义的反应一直是个不完整的过程——那一段历史越是远去，格拉斯就越想要抵制它的历史化，所以他将作家定义为“抵抗实践之流逝而写作”的人。这里的问题，不是可不可以使用冷静、幽默、荒诞的方式来表现历史与罪孽，而是作者企图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在余华那里，文革是他写作的时候可以取巧的布景，他试图将文革描述成一场遥远的活报剧，让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读者安然地充当饶有兴味的旁观者。余华的这一努力，当然会得到官方的默许甚至鼓励，也会得到充满猎奇心理的西方汉学家和普通读者的追捧。于是，其著作巨大的发行数量和西方的各种文学奖项，同时降临，让余华风光无限。而在君特。格拉斯那里，虽然同样使用荒诞、繁复、矛盾的写法，但通过《铁皮鼓》的主人公、侏儒奥斯卡的视角，作者表现出了历史的循环与卑劣，民族性的偏狭与残忍，并对乖戾的小市民与独裁、对纳粹以及对开始变得迟钝的福利社会的旧包袱提出强烈抗议。战后数十年来，格拉斯一直在对德国社会发出最刺耳的批判的声音。

余华显然不是西西弗斯式的人物，而君特。格拉斯则说：“永远往上推石头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也许，余华太聪明了，格拉斯太笨了。聪明的余华不仅将他的作品作为高价卖给大众的麻醉剂，同时他自己也在乐此不疲地享用之——王朔尝试过真正的毒品，余华尝试的却是精神上的毒品。中国人被长久以来的苦难压弯了腰，所以祇能“唾面自干”地接受余华的“活着观”——即便通过卖血也要卑贱地活下去，即便成为“恶”的附庸也要活下去。但是，中国人要成为“人”，中国要成为“人国”，就不能继续此种“活着主义”，就必须与宿命般的“恶”殊死搏斗。无论结果是怎样，这一搏斗的过程，便是从奴隶到自由人的过程，便从卑贱到高贵的过程。

在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根据内部调查报告，指责改革30年来财富都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这些年来更甚。甚至有人要求胡温公布自己的家属收入情况。

温家宝见胡锦涛脸色很难看，就给他写了个纸条：胡哥挺住。

但胡锦涛见温家宝被别人围攻，日子也不好过，也给他写了个纸条。

温家宝打开一看，见上面写着：宝宝别哭！

温家宝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再次在首都北京召开，虽然召开的时间是3月初，但在这个原本应该阳光和煦、暖意洋洋的时节，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被严寒所笼罩，冬天的影子依然挥之不去。每年的”两会”无疑会是中共当局眼中十分重要的政治活动，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广大民众也常常会对这样的会议寄予深深的期望，希望它能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然而，虽然每年的”两会”都在实际规模上和媒体宣传中显得声势浩大，但它所承载的期望在会后几乎都会化为肥皂泡，让民众大失所望。即使每年的”两会”都能提出一些较有新意和迎合民意的主张，但自始至终都未能走出极权统治下的政治局限，诸如”六四”、法轮功、人权等敏感话题都无法进入”两会”代表的讨论范围。

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民生问题在前几年是讨论的热点，今年的”两会”无疑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对经济问题给予高度关注。经济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依然是民生问题，对于中共当局来说，则是面子问题和政治问题。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一直是各级官员所引以为豪的资本，甚至成为了证明中共当局执政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所谓”铁证”。一旦中国的经济局势急转直下，经济这根救命的稻草就将灰飞烟灭，中国社会的矛盾就必然进一步激化，直至对中共当局的政权构成威胁。

2009年的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中共当局都将面临空前的考验。在外向型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的中国，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再像20世纪末那样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一枝独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两会”上向外界重申了中国经济2009年在增长上”保八”的目标，但此言一出便遭来了国际国内很多经济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这种目标不切实际，无异于痴人说梦。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数据上似乎已经排在了世界的前列，但”官升数字，数字升官”的政治生态决定，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布的经济数据有着很大的水分。中国官方对2009年失业人数的估计在几千万人左右，但从现实情况看，失业人数绝对不会低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广州等地对民工所采取的监控政策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中共当局已经意识到了民众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它们所担忧的也许不是这些失业者如何生存的问题，而是这些人会不会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

政治危机如影随形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正日益增强，不计其数的中国人不仅仅在网络上积极地参与公共事件，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积极地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大胆地向官权说不。在过去的这几年里，各种维权事件可谓是风起云涌、应接不暇，”维权”已经成为了这些年一直热门的词汇，而人权捍卫者也逐渐成为了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群体。

每年的”两会”都开得灯红酒绿、热闹非凡，但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两会”不仅无力和无心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反而会使得官民矛盾更为激化。很多访民和其他维权人士都会选择在”两会”期间进京，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会在此期间遭到人为的压制，各级地方政府的驻京办和公安人员也都会在这个时期进京，不遗余力地遏制访民们靠近”两会”会场和向”两会”代表诉说自己的冤情。据媒体报道，生活在北京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更是在今年的”两会”期间遭到当局的严密看管。每年”两会”期间中共当局的如临大敌让我们看到了它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执政心态。

今年是”六四”大屠杀20周年，也是西藏流亡政府逃亡50周年，”稳定压倒一切”一直是自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当局所极力呼喊的口号，今年的”两会”除了大篇幅谈论经济之外，理所当然地也会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两会”尚未召开，”六四”死难者群体的家属就开始向”两会”代表和中共当权者发出呼吁，希望其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六四”，调查”六四”真相，这是天安门母亲自1995年以来第15次致函”两会”。而在”六四”后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也义无反顾地致信全国人大，要求重新评价”六四”。

“六四”是中共当局的一块心病，虽然很多高官与”六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仍然继续着当年镇压民众者的陈词滥调，拒绝为当年的民主运动重新定性，更不会去追究李鹏等刽子手的法律责任。”六四”20周年之际，必然会勾起知晓那段血腥历史者的回忆，国际国内人士会自发地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势所必然。”两会”前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的时候，曾有海外媒体的记者提出”六四”问题，但结果该问题被过滤，无缘与温家宝见面，这与其说是活动组织者的行为，倒不如说是对温家宝投其所好，以免让其难堪。

除了”六四”问题之外，西藏和新疆问题也是中共当局所忧心的，去年的3月14日，西藏曾发生重大骚乱事件，不少人在骚乱中死亡。眼看着这个纪念日的临近，中共当局布置了强大的军警力量，以期确保西藏地区的稳定。新疆地区的局势也让中共当局神经紧绷，”两会”期间，新疆自治区主席白克力在北京向记者公开表示，相比去年奥运的安保工作，新疆地区今年的形势会比去年更为严峻，任务更为繁重，斗争会更激烈。可以预计的是，由于各种政治问题的纵横交错，今年的中国不会走得那么平稳和顺畅。

政治改革时不我待

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之所以会层出不穷和日益严重，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作保障，法律和政策在字面上表现得再亲民也只能是空头支票。每年的”两会”会场上都是人头攒动，但民选的代表却没有一个，能够在良知和勇气的驱使下为民众说话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在3月6日，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份资料，上面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安徽代表团114名代表的构成名单，统计结果显示，包括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内的各级官员代表占据的比例最大，竟然达到了52名之多，而企业家界则有35名，文教卫界为26名，农民界和工人界却只共有1名。

“两会”代表从法律上讲已经丧失了合法性，实际上，拥有代表资格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谁要是指望这样的代表大会能真正为民众办好事、办实事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已经不会对”两会”有任何的期待，甚至觉得这样的”两会”不如不开。

进行政治改革是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2008年12月，中国的300多位各界人士联合发布了举世瞩目的《零八宪章》，该文件虽然行文温和理性，并且与中国的《宪法》精神相一致，但中共当局却如临大敌，公然在世界人权日前夕对刘晓波等参与发起者进行了抓捕。在之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对《零八宪章》进行了公开的间接回应，称”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耗资巨大的”两会”既无法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更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它是权力的盛宴，是官员的俱乐部，也是异议人士、民主人士、访民等群体的受难期。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在中国社会已经百病丛生的今日，再多的”两会”都无法让中国找到崛起的秘方，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共当局应当顺应历史潮流，尽早大胆地启动政治改革，只有实现了宪政民主制度，中国才能真正地崛起于世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2009年3月7日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蘧归道山。胡适正好由上海回到北平，第二天徐志摩在上海用快函致胡适，与胡协商梁的遗稿处理和《新月》出梁启超纪念专号事宜，徐很热情，想得也很圆满，但他未免太天真了。徐志摩甚至提到要到南京和政府要员蔡元培等人商量策划为梁启超举行“国府追悼会”。信中说：“快函谅到，梁先生竟已怛化，悲怆之意，如何可言。记程兄昨晚到平，已不及与先生临终一见，想亦惘辋。先生身后事，兄或可襄助一二，思成、徽因想已见过，乞为转致悼意，节哀保重。先生遗稿皆由廷灿兄掌管，可与一谈，其未竟稿件如何处理，如《桃花扇考证》已十成八九，亟应设法续完，即由《新月》出版，如何？又《稼轩年谱》兄亦应翻阅一过，续成之责，非兄莫属，均祈留意。《新月》出专号纪念，此意前已谈过，兄亦赞成，应如何编辑亦须劳兄费心。先生各时代小影，曾嘱廷灿兄挂号寄沪，以便制版，见时并盼问及，即寄为要。今晨杨杏佛来寓，述及国府应表示哀悼意，彼明晚去宁，拟商同谭、蔡诸先生提出国府会议。沪上诸友拟在此开会追悼，今日见过百里、文岛及新六等，我意最好待兄回沪主持其事。兄如有意见，盼先函知。又宰平先生等亦有关于梁先生文章，能否汇集一起，归兄主编。”过三日，徐志摩在23日又致信胡适：“昨天与实秋、老八谈《新月》出任公先生专号事，我们想即以第二卷第一期作为纪念号，想你一定同意。你派到的工作：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入专号的送来；三是记画别的文章。关于第三，我已有信致宰平，请他负责梁先生传记一部。在北方有的是梁先生的旧侣，例如蹇老、仲策、天如、罗孝高、李藻荪、徐君勉、周印昆等，他们各个人都知道他一生一部的事实比别人更为详尽。我的意思是想请宰平荟萃他们所能想到的编制成一整文，你以为如何，请与一谈。我们又想请徽因写梁先生的最后多少天，但不知她在热孝中能有此心情否，盼见时问及。专号迟至三月十号定须出版，《新月》稿件应于二月二十五日前收齐，故须从速进行。”[1]听徐志摩说倒像是真有这么回事，且布置得如此周密细致，但这是不是徐志摩的天真和一厢情愿呢？他不仅没有和《新月》同人达成共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和《新月》的“领袖”胡适就缺少起码的沟通，徐志摩这个《新月》的“灵魂”和胡适这个“领袖”发生了不大不小的误会。因为后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纪念专号，同样没有看到胡适进一步积极的响应。《新月》第二卷第一期延期一个月出版，但不是梁启超纪念专号。在这期“编辑后言”里，徐志摩有语义暧昧的表述：“我们再不敢说夸口一类的话：因为即使朋友们姑息，我们自己先就不能满意于我们已往的工作。”[2]这表面是向读者的道歉，并没有提到纪念专号事。但知情人明白，这是徐一语双关的抱怨。这里一定有一些难言之隐的编辑部里故事，我们已经无从稽考。倒是天津《益世报》于1929年3月4号的春季特刊上有“梁任公先生纪念号”，这很可能是罗隆基单边所为，因为《益世报》并不在胡适的监控之下。但因是随报附送，现在已难看到。梁启超研究专家夏晓虹也为此事纳闷：“《新月》纪念专号的终于流产颇令人费解，也许其中必有隐情，只是我尚未发现。”[3]胡适日记一月十九日记：“夜九点多钟到北京”，“殊不料任公此时已死了八点钟了！”[4]胡适第二天参加了“任公大殓，在广慧寺。我同叔永、陈寅恪、周寄梅送他入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漏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后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5].胡适在这里除了琐碎地讲了他和梁交往中的芥蒂，重要的是还强调了梁是一位过去了的“旧学者”。言下之意，自己是区别于梁启超的，引领风潮的新时代学者。胡适这里“人们说他是阴谋家”或“正是可爱之处”，已经使我们无法看清胡适对梁的真实情感和价值判断。

但胡适所言属实，梁启超不知老之将至的做派，在旁观者的眼里都有不同侧面的记录；尽管梁启超晚年声称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但他内心的暴风雨从来就没有止息过。少年的轻狂，像染上了毒瘾在梁启超生命黄昏里不合时宜的一再发作。据梁容若《梁启超先生印象记》：1924年正月二十日，梁启超与胡适为共同主持，“在安徽会馆为戴东原开二百年生日纪念会，《晨报》特别印专刊，副刊编辑孙伏园抱来散发，全部是任公一个人的文章。到开会，他又几乎独占了两小时的讲演时间，最后给胡适之留下了十分钟。介绍说：”现在请不讲理的胡适之，来讲不讲理的戴东园！‘特刊上记着：他的《戴东原的哲学》是接连三十四点钟不睡觉写出。当时虽然震惊于生龙活虎一样的超人精力，看看文章里许多空白节目，也深有’慢事急办‘之感“。梁与胡适的所谓”争胜“，在周善培《谈梁任公》里也有记录：”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我常常劝他道：“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梁启超无法接受风光不再的感觉，过分的焦虑使他过早地倒在生命盛年的客栈里。

1月25日胡适回到阔别三年的北大，“作一首诗，纪念北大”，题目《留恋》：

三年不见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

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只见伊庄严曼妙。

……[6]

久别的重逢，不能抑制的狂喜，回到了久违的北大，胡适就像安泰回到了仁厚的地母怀抱。胡适把这首诗抄给刘半农，并调侃说：“这首诗是不能给我夫人看见的，看见了是要吃醋的。”

2月2号胡适日记为梁作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接着谈到他对梁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的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7]在胡适的眼里，梁启超没有传世之作，如果有传世之作，也就是《新民说》，而”新民“的时代早已过去；尤其是在胡看来，梁的晚年已经摸不着北，终至于为人所误干了一件不识时务的傻事：”不得有系统的训练“，这也是经过美国训练的胡适评价别人的一贯口头禅。我们在学理上辨析梁胡之间的谁是谁非是另一回事，但这些涉及思想史与学理的评价，最能代表胡适对梁启超的基本看法。

胡适在上述几则日记里清楚地交代了他对梁启超的基本看法。出不出梁的纪念专号已不言自明，胡适意犹未尽的潜台词是：梁启超的时代已过去，而策划过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已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即正在或已经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以及新的文化景观。这是一个新和旧的交接，这里涉及的问题就不只是简单个人的恩怨，而是涉及学术生产的时代背景及其评价，以及时代场景、风气的转换等一系列重要课题。一个伟大的创造动机总是不可避免地和个人的私心杂念结伴而行——胡适这几则日记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由近代向现代的蜕变、由胡适和陈独秀发难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向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切换提供了真实原始的私人场景。有时思想史嬗变的研究，也可能借助某个掌故或几则日记的阐释就会报以我们会心的微笑。在接着的北京期间，他没有再记日记。在重回旧地的三十六天里，他一直保持着心智上的高度兴奋。他返回上海的当天，2月25日，胡适写了在京期间最后一篇类似总结式的日记：“我一月十九日到京，今日出京，在京住了三十六天，在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了二星期，天天受许多朋友的优待，吃了一百几十多顿酒饭，见了无数熟人，也认得几个新朋友，如合肥阚铎先生，如白崇禧先生。此行有许多可以纪念的事，可惜太忙，日记不能继续，这两个月的日记遂成最残缺的日记。”[8]北京之行，很像胡适倦行路上的加油站，怀着秘不示人的欣喜，第二天胡适踏上了返归上海的火车。“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Sven Hedin（斯文。赫定），有陈万里、杨宪武等。Hedin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9].回到上海后，胡适着手筹办了早已策划的“平社”和《平报》，3月25日日记：“作《平论》周刊的发刊词，只有一千六七百字。《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到于今。《平论》的人员是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本想叫罗努生做总编辑，前两天他们来逼我任此事。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辞，心却不很热。”[10]胡适企图通过平社的活动，推动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平社事实上并未夭折，平社后来每周聚会，据胡适日记记载，从3月29日到6月16日平社共聚餐九次。每次由一个人就某问题作专门报告，然后交由大家讨论。这种形式无意中促成了《新月》同人的碰头会，每次讨论的成果可直接转换给《新月》刊出。胡适身先垂范，在他带动下，《新月》第二卷第二期推出了胡适《人权与约法》、罗隆基《专家政治》、黄肇年翻译英国拉斯基的《共产主义的历史的研究》、刘英士《帝国主义与文化》（书评）等文章。《新月》从这一期开始变成了以政论为侧重的综合刊物。从此《新月》一发不可收，在全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毁誉参半的自由启蒙运动。这是胡适生命历程中最富于创造的，继发难文学革命之后的又一神来之笔。胡适在为他掀起的启蒙风暴私自窃喜，向来有集报习惯的他在29年8月到31年初，就剪辑了不少当时报刊杂志关于对他文章的言论，包括国民政府的高压政策、美国《时代》周刊的言论都有选择地附在他的日记里。胡适经历着来自社会舆论的狂欢喝彩和国民政府的高压。

照理说，梁启超生前的人脉和他的影响，《新月》与其私谊最深，《新月》为其出纪念专刊是最合适不过的，何况还有徐志摩的张罗，可毕竟还是无疾而终，只是已不能深究。在这段时间胡适的日记里，不谈“专号”，大谈梁启超的为人为学；他心智的兴奋点在于策划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启蒙。面对“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套用西方的话讲，便是需要产生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闻道有先后，梁启超作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一代文化英雄，他自己就称自己是“思想界的陈涉、吴广”；而胡适作为后来者，姑且就算是项羽、刘邦了。这样的常识，胡适不能不明白，可是他在他的日记里，还是私下对梁启超做了貌似客观温和的清算。胡适的私心是想用理性精神和他的自由主义思想重塑现代中国，引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对于还没有挣脱出乡土梦境的现代中国，无疑是比梁启超维新思想更寂寞的梦想。近代以来的中国从总体上说是一个拒绝绅士的时代。从人格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倒是梁启超的酒神精神，或曰慷慨悲歌的人格精神，最适宜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疯长，在乡土中国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并在气质上不可逆转地影响着百年中国的历史行程。而胡适的绅士做派自然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这是两代“渡河”者的故事，一阕二人转，抑或《箜篌引》。在他人的耳朵里，就可能演绎成为“中国悲剧”：“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面对眼前一条汹涌壮阔、波涛翻滚的河流，水手们都有渴望冒险的冲动，接受这条河流的挑战，体验浪尖上一刹那的弄潮儿感觉。在清华大学“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梁启超在讲读这首诗：“这四句十六字，经他一朗诵，再经他一解释，活画出一出悲剧，其中有起承转合，有情节，有人物，有情感。”“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在讲述近现代这两位风格迥异思想家忘年交的一段往事时，我们已经不能分辨，是梁任公的“慷慨”悲凉些，还是胡适之“和且柔”更寂寞些？当历史湮没在一片烟雨中，这彼此的对歌，俨然已是重声的合唱了。提起历史，谁能不感到惆怅呢。一个一生呼风唤雨的人，身后还在乎出不出纪念专号吗？只是有领袖欲的当事人不这样想。作为引领时代风潮的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当属于前赴后继、薪尽火传、异轨同奔而已。他们的一生极富戏剧性，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摇摆。因此招致一些后人的批评。爱惜羽毛的旁观者陈寅恪在评价梁启超时却能持论公允，指出这是“中国之不幸”：“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己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任先生之不幸也。”[11]

注释：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5～506页。

[2]《新月》影印本，第三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

[3]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后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4][5][6][7][8][9][10]《胡适全集》第三十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928年-1930年：日记》，第326、326～327、327、328～329、330～331、331、347页。

[11]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我手头的两本蔡楚《别梦成灰》诗集，是张祖桦按着蔡楚的委托，寄给我的。如果信封上的字是祖桦兄的亲笔，可以说字如其人：很有劲，棱角分明。

不管此种猜测是否成立，我还是把这个信封当成收藏品留存——把祖桦兄的信封正面给裁下来，粘在蔡楚诗集的扉页上。（见扫描图）

 

最近，蔡楚的诗作又出了比原在国内出版的选集多11首新的网络版，此中如《别上一朵憔悴的花》、《游萤》，等等。

细读《游萤》，使我心释然，至少蔡楚没犯白居易式的错误，他没写明游萤飘行的时间。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把游萤放在夜雨闻铃的深秋——其实，深秋是没有游萤的，它们是欢快地生活在盛夏里，尤其是有苇丛的夏夜水边。白居易关于长安的流萤想象是中国文明一个“美丽的错误”或“错误的美丽”，但它也常让我想起关中文化的特征，如变了为哀的唢呐声。蔡楚《唢呐》一诗，恰恰描写了唢呐“变乐为哀”的功用：

召唤我们零碎的步伐

古老的曲调吹不开春花

多么忧伤

一支牵动别情

改缠青纱

咿咿呀呀的唢呐

《唢呐》之后的几首，像《如果风起》中的“泪海”、《黄色的悲哀》中的“陵穴”、《孔形拱桥》中的“呜咽”，无不是哀嚎唢呐的余音。我的感受记录在随笔小诗里：

余音未曾绕梁，

一套丧礼的嘶叫！

听听克莱德曼吧，

让艾丽丝抚摸生命的高翘。

跳一曲华尔兹如何，

抖掉关中帝王的酒糟。

——读完“唢呐系列”，我写下上面这段小诗，算是对蔡楚及所有流亡者的劝慰。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对诗的钟爱是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因为研究诗篇比我写作它更重要。这就是我写完《国风十八讲》的原动力。

蔡楚先生与我之未见面的结识缘于笔会，所以此前不揣简陋，给他的诗作写过评论。而对蔡诗评论最好的作品，还是刘晓波写的序言。细读该序，我认为其与蔡作文气相通，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年龄段接近，阅历相似之处多多。再翻蔡楚诗集，又写此新评，自然想起晓波兄，写下《念晓波》一首，权作纪念：

原来，以为你生在草原，

我误读了黑马的含义。

后来，知道你生在海边，

风浪就是爱你的絮语。

朋友的新诗你未读到，

但这不会成为永久的缺席。

海浪拥来了彼岸的铿锵，

你是它们永不磨灭的记忆。

等待一个没有唢呐声的季节，

重温莎翁仲夏夜之梦的瑰丽；

指点无数天际的流萤，

那是你点亮的思想之炬！

2009年3月7日，上午写于绵逸书房。

今天与律师的交流非常特殊，这是“中国律师论坛”旗下的“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咱们中国人喜欢讲“第一次”，往往都是针对非常古怪的“第一次”，但对我来讲，今天的“第一次”是非常激动的第一次，能够在本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与大家交流最近的想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一个学者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为了这一点我要特别感谢论坛的组织者，感谢每个参与论坛的律师。

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

“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在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律师本色是青年。看中国律师发展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所以说“中国青年律师论坛”实际上就是中国律师论坛，因为大家都是青年，都是怀着一颗年轻的心参与中间，参与到中国法治建设的中间。刘桂明总编也特别指出，律师应当是青年人组成的群体，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

我们都知道对律师这个职业来说知名度非常重要，为了获得知名度律师要想法设法地为客户做好工作。对中国律师来说，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庭审过程不能让律师完全发挥他们的才华。在西方国家，律师不是坐着陈述、质证和辩护，而是溜达着讲话，那样的场景带有相当大的表演性。在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最伟大的律师是参与庭审的律师，检察官也是政府雇佣的律师。对抗式的庭审模式很容易让一个律师通过一个案件获得广泛的声誉，这样的声誉对律师至关重要，声誉使律师不断保持一种自律的风范。但是我们国家目前这样的司法程序还是让律师显得有点呆板。

为什么说法官老的好？律师年龄特别大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从事非常艰难的庭审工作，实际上律师的职业是不是干得太久以后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呢？我最近听说有几个律师中途转业，比如田文昌老师也有点想，但我希望他能够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继续作出贡献（掌声）。当然，有些律师朋友的懈怠是因为钱赚足了。“法官老的好”这个道理比较很容易理解，司法裁判工作是判断人间是非的职业，是操生杀予夺大权的职业。为什么要从优秀的律师中间选任法官？对此，我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在这个行业中获得很高声望的律师通常年龄已经偏大，所有的被任命为法官的人都在40岁以上。法官的年龄比较大其实意味着法官对于当事人的说服力的强化，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社会利益、观念多元化，许多案件无法判断是非，我们甚至要求法官调解时要明辨是非，事实上有多少案件是可以明辨是非的呢？我通常举出一些案子：妇女是否有权堕胎？女权主义者认为我的身体我的自由，你们管得着我吗？保守主义认为这样的行为与杀人没有区别，既然要惩罚那些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惩罚那些在医院里杀人的人，两者有区别吗？按照一些法学家的说法，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认为生命应当从出生之时开始。那么生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生命是从受孕那个时候开始，到底法律上应不应当允许医生和孕妇合作起来去堕胎，这是一个不大容易分清的是非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的职业要有一种超越事物本身的权威性，有权威地裁判案件可以使败诉的当事人总是觉得法官既然这么判了自己就接受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常被称为几个老男人组成的机构，现在是七个老男人和两个上年纪女士，他们从来不推行年轻化，因为年轻化对法官这个职业并不合理。法官之所以老一些，是司法裁判这个职业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角色。“三权分立”学说是一种分工，让不同的人行使不同国家的权力。一种权力如果一味地只关注人民的评价、只关注人民喜好的时候，只能是短期行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三种权力都按照这样的逻辑去建设，便容易出现国家治理严重的问题。我观察美国的政治制度，与其说他们是简单的民主政体，不如说他们是混合政体。我们看到美国政体中间的构思恰好是一种混合政体。比如说法官的选任并不是让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总统来任命，也就是意味着总统必须在精英中挑选合适的人来做法官，这样的精英化也体现在背景的限制，他要得到总统的关注，背后要有一个参议院，每一个进入候选名单的候选人都被进行选查。这样的选择过程就说明美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司法界。英国的司法界人士的精英化倾向非常严重，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只在两所大学里面读书，但英国的中学实际上是贵族学校，仍然体现浓厚的阶级机构，这样一种贵族倾向或者精英倾向使得司法界跟民意有着相当明显的距离，他们考虑的问题并不是老百姓所希望的。更重要的是，一旦一个人被任命为法官即为终身任职。法官职业吸引人是因为他是终身的，终身任职也就意味着年龄会越来越老。大家知道，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区别在于，年轻人勇于创新，老年人不喜欢向前，老年人不喜欢改变现状，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官最不应该喊口号，否则就意味着法官的标准在变化，那么法律的可预期性就不存在了。

律师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经济环境和法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地方法律能否保持稳定性，而不是与时俱进，法律必须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法律的稳定性不仅要保持在立法的环节上，还必须保持在司法的环节上，也就是说司法的准则必须尊重从前所做的解释。一个人昨天被判决10年有期徒刑，第二天，一个犯同样罪行的人却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而原因就是昨天晚上传达了一个文件要“严打”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能够让一个有钱人在法律面前得到优待，所以我们要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只是肤浅的层次，我们要在保持空间和时间的纬度方面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让一个公民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适用同样法律的准则，法官必须要在今天判案时考虑到昨天是如何判案。法官老的好就意味着法官天天在保持法官的效率，他们天天在想如何维护过去的法律，他们不断用看上去过时的法律来调整今天的规范，这三种权力中总有一种权力趋于保守。

但是律师不是这样，律师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我们是说中国律师都是青年，相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来说，律师的职业还太年轻，律师的职业简直就是个婴儿。唯一的一个职业找不到合理的前辈，那就是律师。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律师，比如说讼师。日本一位学者专门研究明代的讼师，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明朝时我们官方的话语永远是对讼师的贬低，对讼师的评价永远很糟糕。即使如此，我们还应该说讼师这种职业是律师的前身。

《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检察官发现刺杀肯尼迪背后的事情，电影最后有一场法庭戏，那个检察官一个人的独白长达20分钟，在这个演讲中他非常地激昂，他展示一个会拐弯的子弹如何击中肯尼迪，法庭上经常会出现用图画的形式来展现，最后他要求陪审员相信自己的主张。他的言词真的是非常非常地激动人心，他让我们感觉到律师的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职业，他是一个追求正义的职业，具有伟大理想的职业。这样一个职业在今天即使在美国，也有人哀叹律师职业的影响正在衰落。有一本翻译书《迷失的律师》，翻译者认为美国的律师职业正在丧失初期律师的理想，美国大陆会议的出席者几乎有一半是律师，他们热心国务活动，热心领导美国的革命，可以说他们塑造了美国一个法制国家。

如果按照西方的概念来去检验中国古代的讼师，早在春秋时代，有一些人曾经想试图推出律师职业，他们不断到法庭去辩论，他们不断地在逻辑方面分析，甚至办学校进行辩论的培训，但后来中国的社会让他们不再走这条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使得中国的历史没有律师发展的空间。

律师的未来不是梦

上面我们讲了中国青年律师论坛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的考量，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律师就应该是一个年轻的职业。接下来我们稍微展望一下我们的未来，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应该是中国过去25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目击证人，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逐渐演变，对过去历史的了解也许有助于我们判断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说。

首先，从社会角度的发展分析。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过去的2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已经走到了一个沧海桑田变化的程度。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正在趋向适合法制社会的结构。现在人的流动已经变成了主旋律，火车、飞机天天在载着人跑，律师可能都向城市里面走，律师的职业不适合在农村里面呆，农村有赤脚医生，但赤脚律师不大可能，总体来说，律师这种职业适合在大城市，我们知道人的流动性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一种表征。大家还记得费孝通先生分析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不可能有法律，更不可能有律师，律师就是挑拨离间的人，在这样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法律在现代社会中有明确的制定者，但规定像我们手机里传来的段子一样。法律往往是书面的，规矩往往是口头的；规矩因地而宜，法律是普遍的，这样一种乡土社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大大改变。大家都学过西方的法律史，其诞生的重要条件便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比如，我们说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战争和后来的融合，这种融合打破了家族，后来基督教的传播使得宗教之下人人平等的确立，同样是对家族制度相当大的破坏；美国更不用说，是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陌生人在一块时，没有血缘关系，要建立规则、法制社会是必然的。我们越来越趋向陌生化，会导致我们越来越走向法制化，而法制化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律师。社会的发展会增加对律师的需要。

第二是经济制度的发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我也可以更加极端化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律师来调整的经济（掌声）。我们现在放眼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就是律师发展最好的地方。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会发现律师在市场化的里面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企业上市、企业兼并都离不开律师。因此，可以说如果有复杂规则的话我们就离不开律师这个职业。

第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也会给律师职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机遇。整体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脱离于传统的模式。法制最根本的前提是我们对政府的不信赖，我们“防火、防贼、防政府”。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过去那套政府的基本运行的方式已经不再有效，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需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行政许可法》就是为了防政府，这是社会最先进的发展。以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的观念就是我们律师发展的机遇，因为有了防范政府的法制就有了具体操作法律的律师这样群体的需要。我们还要呼吁律师能够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律师不仅仅要成为法律家，也要有更多的人成为政治家，法律政治家。我们今后也可能有非常大的机遇，政治生活会越来越走向开明，如人大的代表不能再做哑巴代表，在人大进行辩论，我们的律师是何等的轻车熟路，这不就是法庭上表现的吗？（掌声）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坛有那么多律师职业出身的人，就是他们知识的结构特别适合做国会的议员，做政治家。一个律师做了政治家，比如说做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即便知道违法也知道有个界限。钻法律的空子是一个法制意识，而不是人治意识。

我越来越强烈地期盼着我们政治体制得到改变，大家知道宪政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法学界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良好的宪政，这个国家就不是法治的国家，这对于我们律师来说，简直可以说是生存的空间不大好了。

其次，从司法改革的角度分析中国律师发展的命运。总体来说，我认为，司法改革需要更多地引进对抗式的模式，更多地去平衡诉讼双方的地位，尤其是要严格地限制在刑事司法中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改革能够使我们的律师大有用武之地。现在很多人对从律师中间选任法官并不表示乐观。优秀的律师去做一个普通的法官，他看重的可能主要是一个级别，而不是法官的职务。什么时候我们吸收最优秀的律师和学者去做法官，我们司法改革的境界就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境界了。

展望未来我觉得还是过去常用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自己感觉到还是可以乐观，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走上了法治的不归路，即使某些时段有曲折，局部的曲折在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是完全正常的，一帆风顺却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