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新闻，由封闭变为开放；出版，由‘书荒’变成‘书海’；传媒，由单一变得多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出版业所发生的举世公认的三大变化。”

发表在《求是》今年第四期的《万紫千红总是春》一文开头这段话，跟该杂志的名号实在是南辕北辙。顾名思义，“求是”也者，须立足于“实事”。而所谓“三大变化”，却多与事实不符。

不过，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这样谎话连篇的奇文倒是和自命“伟光正”的执政党性质相吻合。作者柳斌杰固然现职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但他首先是中共高干，必须把党的利益置于首位，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所以，颠倒黑白，似是而非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闻开放了吗？

同30年前文革刚结束时相比，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再不是完全封闭的了，例如，矿难之类祸事今天可以见报，不像毛时代那样捂得紧紧的。但这并非由于当局“与时俱进”，真让人民拥有知情权，而是时移世易，手机网络无远弗届，想全部封锁也办不到。即便如此，这类有关灾害的新闻也往往不尽不实。

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治敏感话题的封杀，与毛时代一模一样。即所谓“舆论一律”。著名的“O八宪章”，就绝对不允许刊登或在官方网站披露。“六四”、西藏问题等今年尤属大忌，连相关字眼都被过滤掉。

这里不妨提出一个细节，那就是最高层领导及官方新闻发言人有一项本事，在他们的讲话中，上述事件及个别受公众关注的人物全部隐形。比如此次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就说1989年那场风波已有结论。而“江核心”在中共建党80周年纪念大会上，根本不提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前任总书记的名字。

其继任者虽然对胡耀邦“放宽政策”，但赵仍不可宣之口。温家宝以政府总理身份主持记者招待会，对自己的前顶头上司的名字就讳莫如深。由此观之，诸多禁忌，何来新闻开放？

非但题材设限，采访也处处遭受阻碍或禁锢。去年京奥剩余门票出售时，香港记者便被公安人员推撞，摄录器材损毁，当事人遭扣留。同一时间日本记者在新疆采访“恐袭”，也被粗暴对待及无理关押。京奥期间是大陆当局承诺允许境外记者自由采访的，相对而言最为宽松，但一样发生上述事件，遑论其他？

如果讲新闻开放，那么四川大地震之后的两个月，可谓“新中国”史无前例的“最好时期”。可惜，那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去年年底，连香港记者也多了一道“紧箍咒”——实行临时申请“采访证”的制度。这样若有突发事件，将难以第一时间赶到大陆现场。

以上为尽人皆知的数例。而师涛等记者蒙冤系狱，更多的记者采访时被殴打凌辱，《南方都市报》编辑遭打压整肃，等等均未列入，无需细说。窥斑见豹，柳署长所称“举世公认”的新闻开放是什么货色，不言自明。

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参透作者内里玄机。他在总结“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之路”时宣称：“总体而言，我国新闻领域，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实施舆论监督，贯彻‘三贴近’原则，更加关注民生”，这里面只字不提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而所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便着眼于维护一党专政的“稳定”。凡是不利于此“大局”的新闻报道，一律扼杀于萌芽状态。

正因为此，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之初，中外记者自由采访，当局认为有利于改善其国际形象，争取更多的外援。一旦进入灾后重建，事过情迁，也就故态复萌，收紧规定，记者要接触豆腐渣工程受害学童的家长，也被禁止了。这不是封闭是什么？

“书海”与空白

柳文继称：“我国的出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产品。”和新闻业一样，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

末句用俗语说，叫做“老鼠跌落天平—自己称自己”。

不讲别的，就拿北京（民国时期叫北平）和上海来说，当时的出版才真正是“百花齐放”。被毛册封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即使在所谓“文化围剿”时期，也照样可以出书。“左联”这样的与当局对着干的共党外围组织，其成员作家的作品亦无例外地有面世的空间。鲁迅虽曾形容当时的文化环境有如密封的罐头，但实际上存在不少缝隙。尽管不时发生禁书封刊事件，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更获准在陪都重庆出版发行。也就是说，蒋委员长眼皮底下可以公然宣传赤化。抗战胜利后三年内战时期，《观察》杂志和《文汇报》这样鼓吹自由民主、抨击南京政府的报刊，也能生存1年余，广有读者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共钳制新闻出版的铁腕之厉害，国民党望尘莫及。报纸全部被当局管得死死的，民间独立办报绝无可能；电台电视台更不用说，都是官方喉舌。出版社上有出版局，再上面是宣传部。书籍期刊的出版要经严格审批，如同孙悟空头上罩着紧箍咒，不得越雷池半步。稍有出格，立即取缔。禁书封刊表面看起来宗数远少于1949年之前，但实际上表达不同政见的书刊几乎全部胎死腹中。这“先发制人”的一招狠毒之至。

而个别漏网的“出格”书刊，禁制令也如风驰电掣，绝不含糊。当局施政于民生事项官僚主义严重，效率甚低，唯独在这方面却是雷厉风行，令人乍舌。其中，年前章诒和的书被禁，别无原因，只是由于“章诒和”的名字。最近蔡楚的诗集也莫名其妙地上了黑名单。此外，过往“冰点”事件•《南方周末》被停刊等，均出于“莫须有”的罪名，不可理喻。

归根结底，毛早就讲过，“百家争鸣”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现最高领导虽然不提“阶级斗争”，而高喊构建和谐社会，但又明言“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举凡宣传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均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80年代便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一百年，到如今不足30年，还要“不动摇”地反70多年。

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大陆正式出版物中，存在一大片空白。即被视为“自由化”的作品根本不可能公开面世，只能在港澳台或海外出版，再秘密运进大陆；或者通过地下的出版发行渠道，与当局“躲猫猫”。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建政以来，非但自然科学落后于欧美和日本，人文科学差距更大。文革结束后虽然陆续放宽了学术方面的限制，译介了不少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经典名著及若干最新研究成果，但大陆学者自身的研究仍是雷区处处。例如三权分立就被从邓小平起的几任最高领导彻底否定。可以想象，要出版有关专著势必碰壁。

总之一句话，凡与雷区相连的学术领域，都呈现“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景象。只有按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上述人文科学论著进行“我注六经”式的考据训诂，从理论到理论；或者拿现实的例子，证明毛、邓、江等几代“核心”之片言只语“英明正确”才可能著书立说，进而在大陆扬名立万。这样的 “著作”哪怕再多，也只是增加垃圾堆填区的物料而已，有什么值得柳署长夸耀的呢？

“多样”的传媒？

该文又称：“我国也在积极发展多媒体，使之成为全面覆盖、快捷传输的现代传媒生力军。整个新闻出版领域迈上了产业化、市场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发展轨道。 ”

诚然，在现代科技一日千里，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形势下，大陆中国的电子出版物•电子图书急剧增加，通过数字化和互联网传输的报刊也有3万多种，作者自诩为“迈上了”上述“四化”的发展轨道。

但如此“多样”的传媒，却存在着几处死穴：一是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二是“国际合作”步伐缓慢；三是“婆婆”太多，难望出现新局面。

文中提到“针对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仍然很大的实际，政府组织实施了把书屋建到村上、让农民有书读的农家书屋工程。”但“目前已建成各类农家书屋2万余家”，只是杯水车薪，要“解决村民、居民看书难、读报难等问题”，至少还需10年。遑论“电子书、手机报刊、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惠及农村？而帮助1亿多文盲的问题，柳署长则只字未提。

至于“中外合资、合作的印刷、发行、出版”事业，有关企业虽达2500多家，期刊版权合作则仅50多家，图书合作年均也只600多种。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这显然并不相称。

最根本的一点是现行体制下传媒被多重束缚捆紧手脚。文中引述胡锦涛所提的“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方针，其中的“大局”便是前述一党专政的稳定。这就决定了“多样”的传媒只是党的工具，不可能“服务人民”，其“改革创新”必成空话。

“路漫漫而修远兮”，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要脱胎换骨，变成人民的公器为民所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柳署长的官话使我们对此看得更清楚，这应该说是该文唯一的价值所在。

两会期间的媒体表现耐人寻味。一方面，记者们重装上阵，尽可能地从委员代表们那里发掘猛料，希望他们口无遮拦，畅谈民生；另一方面，别的报道和言论又要有所收敛，以“保证两会的顺利召开”。

这个模式可以有趣地表达为：委员代表要给媒体提供话题，但媒体不能给他们提供话题。显然，信息单向流动更易于管理。除了全国统一的宣传要求之外，地方官员也给了媒体很多压力。委员代表都从各地选拔进京议事，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地方官员。自己地盘上有什么事情可能被说到，他们大抵心中有数。最怕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们不在家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成为新闻热点，他们临时被推到全国乃至全球媒体的聚光灯下，措手不及，无言以对。因此，媒体加强自律，既是为了不破坏两会的整体氛围，也是为了不给自己的地方领导添麻烦。

两会的整体氛围是什么呢？或者说，为什么要营造一种整体氛围呢？我们常用的表述是：“两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政治制度的安排上看，这句话说得非常正确。但是，在中国政治惯常的语境中，“大事”并不意味着人们真正要利用它来解决大问题，比如权力制衡、官员腐败、司法独立、信访迫害、言论自由等等，而是像说“北京奥运会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一样，意味着我们要举国动员，全力以赴，把它“办好”、“办成功”。为了让它“开得顺利”，就不能说那些破坏气氛的事情，而且各地还要派人进京把上访者“接”回去。说到底，人们把两会这件“大事”当作一种政治性节日，节日当然就要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地方官员进京开会，走的时候要干部盛宴欢送，回来的时候要群众夹道欢迎。他们认为那是去参加一个政治派对，享受一种盛大的节日庆典，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值得回乡炫耀，亦可与下属及百姓分享。

对于媒体来说，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市场的力量在驱使。既然不能把两会报道成真正的政治博弈，何不顺水推舟，把它节日化、娱乐化呢。于是，记者们千方百计去寻找花絮。他们认为，相对于那些枯燥的会议材料来说，这些花絮生动有趣，“老百姓喜闻乐见”。

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委员代表认识到这个“大事”的本来意义，也力所能及地大胆放言。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媒体沉浸在惯性思维当中，热衷于报道两会花絮。我从来不反对花絮报道，因为它们可以让读者看到更多的新闻背景。然而，当新闻主体被忽视的时候，这些背景未免显得喧宾夺主，何况有些花絮和两会主旨相距万里。我们不妨来赏析一二。

一曰美女代表（大概政协委员的年纪相对较大，“美女委员”并不多见）、美女记者。媒体总是喜孜孜地宣称，这些美女们是“两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这显然是把女人当花瓶来点缀，她们一直都在抗议。在严肃的政治场合谈论长相，也的确是一件很不严肃的事情，含有相貌歧视的意味。但是美女代表和美女记者们显然乐于接受，她们意识或者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大派对。而且，自从某年两会上总理“钦点”一个女记者提问之后，媒体老总们似乎觉得，美女记者就有更多提问的机会，而且理所当然。这不是一个误会，就是一个错误。

二曰少数民族代表的绚丽服饰。我可以理解，重视各民族的代表构成，既符合国内政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也符合国际流行的政治正确规范（不得歧视少数族裔）。我不能理解的是，很多少数民族代表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已基本汉化，参加两会的时候为什么要穿回本民族的传统服饰呢？为了表示庄重，盛装出席那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汉族代表的盛装可以是西装，少数民族代表就不可以呢？如果说这是为了更好地把他们区分开来，以显示出代表的多元性，那么为什么不把农民代表、工人代表、知识分子代表和官员代表用不同的服饰区分开来呢？服饰美学的政治运用，看来大有深意。不过，在媒体报道中，这些穿上华丽服饰的代表，很少发表政治见解，而是“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曰明星代表。按理说，报道两会的记者都应该是政治记者，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遇到娱乐明星，立即就变成了追星的娱记。不管明星有话没话，吃饭如厕，记者都要围追堵截。有女记者拦腰抱住张艺谋，也有男记者在厕所门口堵住冯小刚。这种情况下采访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些娱乐口水话。明星们也很识趣，干脆图个乐子。比如冯小刚被问到这次上会的感受，就用冯氏幽默作答：“特——好。”

四曰红色后人代表。一些前国家领导的子女成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本来也许不足为奇，但是他们往往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而从报道出来的内容看，他们的有些见解连娱乐明星的口水话都不如。比如去年两会上，两位领袖后代握手微笑，媒体如获至宝，其实他们就说了几句“我早就想认识你”之类的话。你不得不承认，读者喜欢看这些东西。在一个政治大派对上，这些身影可以让我们产生多少权力的联想，感慨多少历史的沧桑？

自己家开公司，让自己家里的人管理，最放心，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但事实真是那样的吗，有数据能证明吗？

自己的国家由自己人来治理，最放心，最人道，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元人治汉人满人治中国，比明如何，比秦如何？

秦将六国都灭了，成就了大中国，如果元将日本灭了，成就了更大的中国，大家没意见吧，但日本人如果灭了中国，成就更大的中国，或大东亚，那是万万不答应的。

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只能我们统治别人，绝对不允许别人管治我们！

历史是一本糊涂账。

荷兰人有意思，有一段时间不想自己管理自己国家，不想有自己军队，认为成本太大，就委托英国人来管治，但英国人不守承诺，不断加税收，弄得荷兰人只得收回主权。

荷兰人的思想是公司管理的思想，现代的公司就是这样的思路，我们是股东，但我们自己不管理不经营，委托别人或别的公司来管理来经营。我要得到的，是利益，其它权力，没意义。

再说印度人，印度的历史就是被侵略的历史，但印度人并不以此为耻，这与中国人严重不同，中国人觉得被别人统治，是奇耻大辱，永远从心里不承认，距今二千三百年前，亚历山大大帝打到印度，一位宗教长老接见了亚历山大，对这位千古一帝说，孩子，你打到这儿来，能得到什么呢，这片土地永远是这片土地，你杀戮无数，自己也伤亡无数，想得到的无非是荣誉，还有成就感，但这对那些埋骨异乡的年青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亚历山大若有所思，打到印度河，就打道回府了。

因为征服没有意义，所以印度人就对你的征服不当回事，这似乎是印度人骨子里的观念。但会有人说，你看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在克什米尔争土地归属，还有中印边界，不也是寸土不让么？

是的，但印度就有学者说，花那么大成本，争克什米尔，不如将土地给对方，因为加大军费开支不合算。前几天与一位对印度较熟悉的学者吃饭，他说，六十年代中国打进印度，印度一些邦开始考虑在中国人统治之下，如何发展经济，如何使用语言的问题。并写信向有关方面询问。这如果在中国，就算汉奸了，但一些印度人对谁统治并不介意，关键是你得统治得好，得体现民意，得让老百姓过日子。

但印度人还是争取了独立，获得了主权，这使我们看到一个复杂多元的印度，一个既可以非暴力不合作获得独立的印度，也可以非暴力合作让外族统治几百年的印度。他们平平静静地让别人统治，也非暴力地获得获取独立权力。国大党在公开场合还是感谢英国人，给他们留下的政治文明，还有统一的国家与统一的语言：英语。(但中国人是不会感谢英国人对香港繁荣的贡献的,只会骂他们是殖民者,如果没有英国殖民,香港会更好)

拉杂写这些，没别的意思，就是爱国者们要懂得宽容异见，要超越历史看问题，超越政治看现实，不要以为只有自己观念是真理，不要只有自己族人统治才会使你自由民主，才尊重你的权力，谁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统治者是不是文明，是不是人性，是不是懂得民主自由对人权的价值。如果他独裁，如果他暴政，如果他通过侵犯人权获得自己利益，这与野蛮的侵略者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让中国人统治全世界，爱国者们无比同意，如果让其它国家统治世界，那是一万个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世界中心的人，就是真理的化身，代表人类的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

中国为什么一直伟大，因为中国有无数愤青,而这些伟大的愤青们只认为只有中国伟大。

温家宝还在电视直播画面中朗读政府工作报告，人民网就已经发出评论，针对其间公布经济数据表达感触：“听温总理的报告，听清了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听出了信心和力量”。门户网站将这份政府工作报告细细拆开，创建国60年之最的9500亿赤字获得重点呈现，赶在下午出版的北京晚报把“14个核心经济数据”全数铺陈在头版。

晚间，新闻联播通报，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在听完代表讨论后，都已经对温家宝的报告表示“完全赞成”。出镜的人大代表来自四面八方，他们表达着对党中央和政府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我们很满意”、“相信能战胜暂时的困难”。

 关于万众瞩目的“4万亿”去向，总理的描述是：“今年政府投资力度大、新上项目多……绝不允许利用扩大公共投资为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在今天各地出版的报纸上，少有以“4万亿”作为李肇星发布会主标题者，南方都市报是其间之一，内版黑体大字“李肇星：4万亿合法”。同样身处广州的信息时报这样描述：先讲4万亿，李肇星很谨慎。文章形容李肇星的回答“看得出来事前经过周密准备，可谓标准答案”，“某种程度上也解答了坊间关于该计划的疑惑”。

没了“4万亿”的专题，腾讯编辑们在4万亿新闻下面加上长长链接，包括“聚焦4万亿投向”、“代表委员关注4万亿”、“各方关注4万亿”、“专家学者谈4万亿”，包括燕赵都市报3日所刊那篇“4万亿不被人大过堂有点儿说不通”。

总体来说，在这场中国法定政治盛事中，中国媒体正在得到更多的报道空间，除了最核心的统治体制话题仍表现为禁区外，大部分议题都能够得到公开设置、展开。

“雷人”行不行的话题还在被热烈讨论，更多知识精英在这个政治理念问题上公开了自己的倾向。齐鲁晚报的评论员也认为“代表委员只要说真话，雷人也不怕”：我们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标准其实都难以摆脱庸常的利益分配，对不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言论有必要理性地对待。我们遗憾的不应该是出了“雷”人言论，而应该是面对“看病不算难”的言论，那些能代表普通百姓利益的代表委员们，为什么不发表针锋相对的意见呢？长江商报再用社论，继续希望“媒体目光不要停留于表达本身，而要关注过程”，并发表一作者评论，承认“要每一位代表委员的发言，都是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愿望是不现实的”。

白岩松心有戚戚，昨夜新闻1+1也呼吁“困难之年更期待真实民主的声音”。这位意见领袖举出了去年被舆论广为抨击的女富豪张茵为例，认为“一定要允许代表委员只站在自己背靠的人群和界别当中去说话”，“我们作为被代表者就要看看他们，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委员替没替我们说话”。

这话听上去，自认为“草根”的人民群众一定不满意，他们担心那些坐在辉煌议事厅里的政治精英中没有自己的真正代言者。燕赵都市报、潇湘晨报、楚天都市报都刊发了曹林的梦想：超越利益群体立言更让人尊敬。虽然也认为各界别委员站在自身利益立场发言、表达本群体的利益诉求“在道德上没什么好指责的”，但作者还是以陈光标提议遗产税为例，表达了对超越本能、站在公共立场发言者的敬意。

贴地飞行，表现“草根”，原本是个最安全的法子。但又有人抨击那是“民粹化倾向”。东方早报上，作者杨涛以发放全民消费券的提案为例，批评“总是有些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别出心裁的观点或者提案，引发大众轰动，博得民众的好感”：可能造成的祸害不可忽视，其一，给了许多民众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排斥了民众对那些科学、具有可行性的提案进行理性的思考；其二，这些提案议案，要么不可行，引发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要么真正实行后劳民伤财，而且民众并不能真正得到实惠。

“看病不难不贵”正是媒体报道中“雷人”说法的代表，其实这还不是个提案。现代快报称，那几位处在舆论漩涡中的医药卫生界政协委员自辩“委屈”，称讲“看病不难也不贵”是对他们原意的误解：很多人只看标题不看具体内容，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意思。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用社论号召代表们，你们要“肩负人民重托”。可是，我能代表谁？我该代表谁？人民权力代表产生和履职流程再次成为新锐媒体议题中心，加上网络问政在今年的走红，讨论较往年似乎更大声。南方都市报用社论说，“喧嚣的网络两会包含真正的参政机会”：进入两会议程，有专业门槛。对代表们如此，对那些试图游说代表的人也是如此。民众意愿的表达，并不一定非要众生喧哗；留言、跟帖、邮件，也并非越多越好。文章举该报所报道民间组织“谏客”为例，期望“民间组织各自在保障其在专业领域的水平，能够充分利用目前两会制度留下来的参政空间，那么至少，我们以后可以在每年春天看到更多有代表性、有专业水准的提案和议案”。

虽然南都社论在感慨“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始终难以成行，言辞犀利的明星代表也总是没有两年就销声匿迹”，但腾讯和网易都推荐了来自南方农村报的旧话重提：从“业余代表”到“专职代表”。身为华南师大副教授的作者宣告，要想让中国的人大代表们履行职责，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代表的专职化”。现代政治生活本来就需要精确的政治分工，人大制度的许多深层问题的解决均需以此为起点。

代表有压力，记者也不好当，特别是当记者自己也成了“雷人”一族。那位在人民大会堂前抱住张艺谋的女记者如今成为标本，中国两会报道和记者职责的标本。

作为相对严肃的政经大报，中国青年报作者批评“两会采访别搞成‘追星会’”：在两会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严肃场合，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把两会采访变成一场“追星会”，变成媒体的娱乐狂欢，而应将参政议政作为采访报道的首要目标。

信息时报的评论编辑或许更能体会市场化媒体的生存苦衷，他们延请作者赞扬“女记者抱住张艺谋也是履职表现”：只要有庞大的追星群体存在，记者们就有义务为普罗大众搜集有关明星的信息…记者采访了明星，并不必然表明，他们就不再去关注民生。作者甚至“设身处地”地从“民生”角度来看待这位女记者的行为：记者也要吃饭，如果在进行采访时一无所获，那么其工资收入就会受影响。

长平在南方周末上感叹，“两会报道不要只飞花絮”。这位“资深媒体人”显然熟谙两会报道手法，列举出媒体例牌菜：美女代表、美女记者；少数民族代表服装展示；明星代表；领袖后人相遇。文中批评即使是对提案和发言的报道也有“主次不分、轻重颠倒的花絮倾向”：那些没有内容但很幽默的话，那些没有分量但很偏激的话，往往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还有那些略施小惠的政治表演，甚至空洞无物的抒情语言，都会把媒体记者感动得涕泪涟涟。

可是，不报道这个，报道什么？南方都市报上，前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前来看望代表委员，报道设有提要——道别时，李长春感动地说：“广东人民给了我深深的爱！”“因为您深深地爱着广东人民。”代表们回应。听到此处，李长春真情流露，“我对广东的爱，一点也不比大家爱我的少！”

“法媒调查称八成网民认为兽首应还中国”的中新社报道仍在热载，搜狐编辑为之加上一份中国网民调查，所设计选项包括：法国网友的调查显示了公道自在人心；所有者把兽首与人权挂钩，无聊；怀疑法国网友调查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法国媒体的报道还算是比较客观；从报道来看，拍下不付款这事还没结束。

官方宣布，2010年广州亚运会取消火炬境外传递，新华社报道中“避免干扰风险”的原因描述，在广东今日报纸上全然不见，见报的理由是“为了节俭和创新”。

（作者徐达内：曾供职媒体。联络邮箱：[email protected]）

记录说明：1、受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制，本人媒体观察视野有限，我努力使之不偏颇，并争取在有机会时修正。

2、我尝试观察记录媒体倾向、技巧以及自感有趣之处，努力保持旁观，不作“合理想像”和无谓评论。

3、仅记录来自公开渠道的内容，不引用宣传通知等“圈内消息”，我努力保持一个普通受众的观感。

一年一度“两会”， 就是会糊弄，会折腾的外星人团聚，给北京添堵。“聋子的耳朵” 摆设，不如堂会庙会拜祖先敬鬼神。人模人样的两会“代表”， 除了代表了“三个带表”，其它谁也不代表。尽管没有人认可， 还是要代表你我,它们假装不明白不能代表没有让它们代表的人。

就算它们获得了授权，仍然不一定能代表我们，我们的意图，心思，愿望，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的朝三暮四，还不把它给折腾个半死。它们必须每时每刻在想我们在想什么，而我们在想它们在做什么，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做的怎么样，做的够不够。即使这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做的还不错，我们还是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因为我们改变主意了,  我们要有自己的代表，就是因为我们想常常地改主意，我们想让它下来它就得下来，哪来哪去，回到来得地方，我们不想带它玩了。如果这些都做不到，它就不配做“代表”。或说人民不配称“人民”，人民的昵称是“屁” , 屁的“代表”想必应该是屁出一辙，臭气相投。否则，和选你的主子一边玩蛋去。一个国家，视草民屁都不如，如何冠冕堂皇。

世界上有这样那样的物种，人类中有各种身份和行当，有种玩意有别于其他而称自己为“代表”，它们是下流的行偷盗者，是寄生于屁民之上的，没有血肉没有灵魂的东西。爱国贼的嘴脸和行径，在兔鼠傻逼闹剧上又再一次表现出下作不知耻的特征。身为奸商，几十年来在中国经营练就的，见不得人拿不出手的阴招恶习，光天化日当庭广众的用“爱国自慰”，实在是为屁国屁民丢了脸 。

如此衰人也还是个“代表”，垃圾箱够大，家里混混就别出去玩了 。

上海是水性杨花的城市。上海的秘密就在于它没有历史。在这个失忆的消费天堂，记忆不过是异乡人的病态反应而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一个遭到简单曲解的时代，需要动用内在的生命经验来加以修复。这是我折回历史的原因。

其实我已无法记住第一本有字读物的名字了，但八岁时的日记表明，那年我读了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本现在看来很乏味的书当时就是我的启蒙者，它是一个犀利的咒语。在儿童读物和连环画之外，我意外地抓住了大人世界的把手。那种狂欢式的喜悦真是难以言表。但就在那年，我的读书蜜月刚刚开始，革命突如其来地蒙上了我的眼睛。除了毛的语录和选集，中国不再需要其他思想。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隋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別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在抄家风炽盛的1967年，父亲在家里开始了秘密的烧书行动。为了掩盖私藏反动书刊的罪行，父亲把门窗紧紧关闭，拉上窗帘，把四大名著和许多珍贵书籍付之一炬，这其中包括那几部封面华丽的童话。灰烬被抽水马桶反复地冲走。母亲和我则是销毁罪证的帮凶。

屠书行动整整耗费了几天时间，火焰吞噬着书页，文字从空气中迅速蒸发了，脸盆里只剩下黑色而轻盈的灰烬。而此后的许多天里，屋里都萦绕着书的尸骸的焦味。书的这种易燃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书就是那种专门用来焚烧的事物。

但还是有一些图书残留了下来，放在储藏室的架子上。父亲是历史教师，他偷藏的大都是与此有关的书，其中包括吴晗的《朱元璋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胡绳的中共党史等等。这个书目篡改了我童年的精神程序：我绕过童话，直接到达了历史。就小孩子而言，“文革”是童话的最辛酸的敌人。

密闭的储藏室既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我很奇隆二十年间父母竟没有想过要去装一盏电灯），在其间找书必须先点燃一盏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储藏室里除了浓烈的煤油气味，就是书的霉味，它让我呼吸到了距离久远的年代。微弱的灯火闪烁着，燃烧在我手里，在石灰墙上张贴着庞大的影子。每次我都会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进入了一个藏宝的密室。这种神秘陸所带来的快感真是难以名状。在整个少年时代，这个小室成了我从事阅读阴谋的营地。

除了历史，我家的储藏室里还有少量漏网的小说，如被查禁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及《红岩》、《青春之歌》和《把一切献给党》等等。由于无法进行选择，我陷入了一种混乱的阅读。在我的书单里既有各种地下手抄本，也有官方内部发行的供批判用的“反动作品”（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在16岁到19岁期间所读的那些书：雪莱的诗剧《钦契》和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我对他们的崇拜，曾经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前者的清纯与后者的疯狂，都令我窒息和喘不过气来。

那时许多小说书有一个共同外观，就是书页发黄，没有封面和封底，也没有开头和结尾，页码总是从“10”以后开始。我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无数传阅的脏手毁损了它们，令其呈现为一个衰老和残缺的面容，其上不时出现血斑、头发和污迹。这种肮脏的“盲读”令我生气，因为书页总是在结局呈现之前消失，留下可恶的悬念，逼着我猜测故事的结尾。后来我就能准确预言几乎每一部好莱坞电影的结局。革命把我训练成了阅读的高手。

我受到的另一种监狱式训练是快速阅读。一部好书必然面临排队轮候和漫长的旅行，如《苦难的历程》（阿。托尔斯泰）、《静静的顿河入《基督山恩仇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多卷巨著，在世面上就像钻石一样珍贵。通常在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了，而次日早晨八点，书将被另一个人取走。许多人在书上留下不可捉摸的痕迹。我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我的眼睛开始高速扫描起来。亮度为15瓦的灯光照在书页上，昏黄而黯淡，屋里漂动着感伤的气息。下半夜之前，我总是能够先把全书浏览一遍，而后用剩下的时间细读那些重要的章节。母亲也加入了我们的轮读行列。天亮的时刻，我交出了上百万丰的大书，犹如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我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而在短暂的高速阅读之后，我便长时间地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这形成了时间上的鲜明对比。我事后躺在床上，在黑暗里回味那些热烈的意义。记忆仔细碾过了每一个发亮的细节。那时，克利斯朵夫的天才生活就是我的明灯，我把那本只在我手中停留了一夜的书变成了自己的圣经。也许，它还是“文革”后期整个上海西区“音乐帮”的公共指南。书里的浪漫主义气息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小资兮兮的，说话举止都很克利斯朵夫。这种危险的情调滋养着我们的信念。我们藉此开拓着世界的未来面貌。

在很多年以后，当我回忆那个满含泪水的岁月时才懂得，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平庸的大学生涯只能把我毁掉。我身体的摇篮是50年代，而我的精神摇篮则是光华四射的70年代。我和许多人在那时就已经做好迈向文化新纪元的全部准备。在一个貌似压抑和黑暗的时代，我们茁壮成长，并在残缺不全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神性。

在中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照亮我的头脑。我尤其喜爱《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在精神早熟的前夜，大革命预言家为我勾勒了一幅自我解放的激越场景。马克思的思想有助于平息我的小资情调，并且激励起我对于真理的无限思念。今天，即使红色乌托邦早已破灭，他的激辩气质仍然镶嵌在我的骨头里，像一颗隐隐作痛的子弹，提示着一种反叛者的热烈意义。我始终是这个人缄默的信徒。

中学二年级时我们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无产者的真实经验。全班二十几个男生一起住在农民家的客堂里，泥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昏暗的电灯鬼魅似地在高高的房梁上闪烁，木织机的咿呀声从远处断续地传来，稻草人正在守望着沉睡的田野。我信口讲起了福尔摩斯的故事，四周鸦雀无声，连呼吸都被恐怖的叙述淹没了。但这个故事会立即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罪状。第二天我就在大会上遭到点名批判。本来他们想把我拎到台上斗争一番，后来因我母亲的缘故放过了我（她那时在同一所学校教书）。但从此我暴露了隐藏很久的“本来面目”。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的时代那样，在书和生命之间建立了最深切的联系。我嗜书如命，蛀虫般地贪婪。我们这帮人有时也聚众打架，不为了別的，就为了一个人不还另一个人书。这样，在书的道义呼声中出现了隐形的帮会。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甚至动了刀子。对方落荒而逃。第二天，书被中间人送了回来。我们得意洋洋，到处炫耀着战果。1972年，我们那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女孩遗失了別人借她的书，她唯一赎罪的方法就是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了。在她死去的现场，逼债的男孩被人痛殴，打断了腿骨。女孩肝脑涂地的画面变成了一场噩梦。我惊骇地发现，书不仅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而且开始杀人，它看起来比刀子更危险。而书就这样用暴力建起了与生命的血的联盟。

当手抄本风靡起来时，我曾经读过至少十几个不同版本的《少女的心》（拙劣的和比较不拙劣的）。其中有的居然被加上“毛选”的塑料封套，伪装成革命圣典。这些版本因抄写者加入了自己的感受与想象而变得面目全非。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我从不抄书。我只抄写词和句子，在把各种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加以归类后，偷偷搬到老师布置的作文里。

尽管《少女的心》、《第二次握手》和《塔里的女人》是截然不同的书，但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指涉了情欲。这个“文革”的内在动力，最终竟然成为造反者的死敌。许多人因“非法阅读”而付出沉重代价。我的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的心》后就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他姐哭着把他送进派出所。他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可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他的死是一个信号，显示书所能达到的那种摇撼人心的力度。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受死前的表情：小流氓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我们班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残酷的青春降临了。我们被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并且要穷尽一种无望的希望。一个秘密读书公社就这样诞生了。那是一些令人颤栗的黑夜，城市电力不足导致的供电障碍，带来了漫长的黑暗。几个中学生在小屋里点燃蜡烛，就着迷乱的火焰，朗诵诗歌或小说的片段。然后是一阵长时间的激辩与和解。我们读过雪莱和莱蒙托夫的抒情短诗、陀思托耶夫斯基的《白痴》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试图逃到光线的最深处。世界躲藏在那里，向我们发出亲切而倦怠的微笑。读巴尔扎克《农民》的时候，我做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笔记，把它写在一个小纸卷上，看起来像支香烟，但展开后却成了思想。这份幼稚的笔记被人在圈子里传阅，犹如散布一条叛逆的真理。阶级异己分子终于走出了童年。

灵魂的对白总是在夜深的时候达到高潮，我们沐浴在难以名状的激情之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确切地描述那种奇异的经验。在冬天，我们为每本书仔细掸去历史的尘土，探求它们的诸多含义：苦难、爱欲、孤独和道德净化，如此等等。文学之爱与现实发生了微妙的融合。这是由几个男孩结成的情感与知识的坚固同盟。我们野心勃勃、因拥有内在的思想而蔑视女孩。友谊在我们中间流动，犹如温暖的呵气。

其中那个叫K的男孩，是我最亲密的兄弟。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略带忧伤的眼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来我这里，我们促膝而谈，互相凝视着对方的眼睛。我爱他爱得心痛。我们彼此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当我们对话时，我感到四周停顿和沉默下来，整个城市都在倾听。幸福像不可捉摸的雾气一样笼罩在四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青春期同性恋症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靠这种温情涉过了早年的河流。

1980年11月20日，七十六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十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十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四十五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九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经过审判，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

判决书上还对刑期作了明确的注释：“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因此，陈伯达的刑期，实际上便是从1970年10月18日软禁之日算起。也就是说，在宣判时，陈伯达已经服刑十年多。再过七年多——到1988年10月17日刑满。

此后，陈伯达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人们以为，陈伯达大约是在北京秦城监狱里服刑。

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一次又一次，我访问了那鲜为人知的陈伯达之家。

我写出了《陈伯达传》。

在《陈伯达传》出版之后，听说我的一位文友要来看我，《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非要一起前来不可。我的文友给我来电话，问我是否同意，因为我与《人民日报》的这位记者并不认识，而且他前来我家也不是为了采访，仅仅为了看一看叶永烈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纳闷，我有什么可看的呢？但我还是对这位记者的来访表示欢迎。

后来，我才明白，他就住在陈伯达家前面一幢楼！

他想弄清楚，我为什么会从上海千里迢迢一次次前去采访陈伯达，而近在咫尺的他，居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采访机会——他在读了我的《陈伯达传》之后，感到十分懊悔。

其实，他当时就知道陈伯达住在他家对面。他没有去采访陈伯达，不是“疏忽”，而是怕出了什么问题，说不清楚！

正因为这样，他十分欣赏我的眼力和勇气。

在陈伯达晚年，我是独家采访陈伯达的人。

那时，北京的朋友常常见到我在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干什么。

那时，上海的朋友也知道我常常去北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去北京干什么。

直到《陈伯达传》面世，朋友们才恍然大悟。

很多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去采访陈伯达呢？

其实，我去采访陈伯达，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采写《“四人帮”全传》，很多内容都涉及陈伯达：江青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姚文元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陈伯达则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

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我一边采访陈伯达，一边着手写《陈伯达传》。到了1989年5月10日，我写出了初稿。

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

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多的删节，把四十五万字的初稿，删成三十三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十二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七万七千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十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五十二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明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五十二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五十一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四百一十七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退伯达同志毛泽东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怏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社如此焦急，是生怕中途有变：万一北京再来什么电话，反正书已出手，他们也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了。

后来，我才听说（仅仅是听说而已），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十本样书到北京……

“危机”总算过去。

《陈伯达其人》在1990年5月总算出版。我感到遗憾的是，书被删去十二万字，显得很不完整，而且用小三十二开本印刷，显得小气。不过，不管怎么样，书终于印出，就是很大的胜利。

《陈伯达其人》出版后，理所当然引起各方注意。发行量近百万的《南方周末》全文连载《陈伯达其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陈伯达其人》责任编辑告诉我，他在拜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的时候，胡绳说，他过去曾与陈伯达有过许多接触，所以他看了《陈伯达其人》一书，以为“叶永烈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

另外，我在北京曾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家拜访。他是《毛泽东传》、《周恩来传》的主编。谈起《陈伯达其人》一书时，他对我说，他平时是不看纪实文学的，因为像他这样接触中共中央大量档案的人，当然不值得花时间去看纪实文学作品。但是，有三个从事不同工作的人，跟他不约而同地说起，《陈伯达其人》这本书值得一看。他们研究室也买了这本书。于是，他也就破例看了这本纪实文学作品。他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有保存价值。因此，他说，如果你送我一本《陈伯达其人》，我会收下——他的藏书逾万，对于无用的书是不保存的。

我很感谢金冲及教授的鼓励，给他寄赠了一册《陈伯达其人》。

我深为《陈伯达传》被删而感到遗憾。于是，在香港出版了全本，书名就用《陈伯达传》。

香港版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注意。

当时客居美国的千家驹先生看了此书，写了万字书评《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一书》，发表于1991年6月12日香港《信报》，后又载于台湾《中国时报周刊》1991年9月第三四二期，并收入他的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文集《逝者如斯夫》。

千家驹先生在评论中指出：“叶永烈先生曾多次采访了陈伯达本人，还访问了许多与陈有关的知情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与有关资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立论公平，而且其中有不少内幕资料，翔实可靠，这不仅是陈伯达个人的一篇传记，亦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秘史来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者所不可不读。”

“谁要是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不清楚的，请读一读叶永烈这本《陈伯达传》。”

千家驹先生以为，《陈伯达传》实际上也就是陈伯达的一部回忆录。他写道：“读这本《陈伯达传》的回忆录，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为叶永烈题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但是大错已经铸成，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悔之已晚，追也无及了。“

《陈伯达传》全本，虽然在香港出版了，但是在中国内地未能出版，仍是憾事。1993年，当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叶永烈自选集》的时候，我把香港《陈伯达传》交给了他们。

由于陈伯达曾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所以《陈伯达传》是一本十分敏感的书。作家出版社履行了严格的报审手续。

《陈伯达传》全本，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同意出版。审读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谦。我在看望他的时候，他说，他过去跟陈伯达曾一起共事于红旗杂志编辑部。正因为他熟悉陈伯达，所以就由他来审读《陈伯达传》。

经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陈伯达传》全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总算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1999年，当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叶永烈文集》的时候，作为文集的一卷，出版了《陈伯达传》新版本。《陈伯达传》新版本作了仔细修改，比1993年版本增加了十三万字，全书达五十八万字，分上、下卷出版。

从1988年开始采访陈伯达，到1999年出版《陈伯达传》新版本，前后经历了十一个春秋。

（摘自《出没风波里》，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定价：29.80元）

上海的资深出版人彭伦，不久前逛书店时，无意间看到了一本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不过一看让他大为吃惊。因为印在最后一页上的“稿件授权声明”中，满目都是霸王条款。

彭伦看到声明里有一项叫“全权许可”的条款，上面赫然写道“《最小说》书系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这是一张卖身契。此外，在“全权许可”条款之后，紧跟着的就是一条“独家使用权”。该条款规定，未经过郭敬明公司的书面同意，作者不能让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使用该作品。彭伦认为，这些条款极不合理，因为按照惯例，《最小说》作为一本杂志，只有作品的发表权，而无权干涉作者对作品的其他处理，尤其是长篇小说。

记者昨天就此请教了知识产权律师吴冬，他明确指出，这就是霸王条款。因为郭敬明所宣布占有的作者权利，都是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本应该享有的权利。而郭敬明方面则表示，许多作者是完全出于自愿的。

《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早年做过驻华公使的保罗。S.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的一本公民教育读本，192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英文对照本，罗家伦翻译，蒋梦麟校阅并序。据罗家伦在”译言”中说，他翻译这本书时，冯友兰和周炳琳都帮过忙。

所谓”平民政治”是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区别于”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政治或者宪政。蒋梦麟在序言中说：”芮先生在中国多年，多与我国人士往还，对于中国抱十分希望，我国人民对于先生感情亦极厚。芮先生不但为欧美的政治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亦素有研究，所以他这本书不是又悬空谈政治原理，实对于我国现行政治，有切要的和建设的批评，把欧美的政治和中国的需要，明明白白的讲出来：如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宪法的性质是什么，国家的各种机关是如何组织的，如何运行的，中国实行平民政治，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的使华记》（李抱宏等人翻译）。我看这过本书。回忆录还是西人写的好，这是我一向的一个看法。芮恩施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的这本书，因为他在1919年后半年就离开中国了。我估计这本《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他回到美国后完成的。从芮恩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和北洋时代许多政要和名流的往来，比如梁启超、傅增湘和蒋梦麟，其它如袁世凯、段祺瑞和孙中山等。在他笔下，各种人物都非常真实，政见各不相同，角色时时变换，但作为个人，这些人物都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是读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感觉。芮恩施离开中国的那年，正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之类大事不断的的时候，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把握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北洋政要和学生之间的许多细节。芮恩施是真正了解中国的。

罗家伦翻译的这本书非常通俗，那时白话文的地位还刚刚确立，但能运用得如此自如，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白话文的发展，也很有启发，除了文学作品以外，当时翻译作品中白话文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芮恩施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对平民政治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我们今天还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民治原则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实行肯定有很多困难，但他不赞成说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他说：”有许多人公然说是中国不适于民治，他们的意思就以为中国的人民如此的软弱而无知识，必定要时时有独裁的势力，能发号令使人动作而不需给理由的，在后面鞭策他们向前去。这个见解，与我完全不同。我承认中国所遇着的很多困难，领土是很宽广的，各省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的利益是很复杂的。政治统一的感情，不甚发达。国家和公共的行动，以前总不曾对于人民表现他们最好和最高的利益。”

芮恩施讲了许多他看到的中国困难后说：”我觉着无论是谁，如果真能知道中国一般的和共同的生活的，没有不感想到唯一适于中国的正当制度，就是民治与代议政府。”芮恩施解释了他的理由。第一，中国人民中内层的平等观念，就是最显明的特质，而且他们的理解工夫，使他们的行动，明白公平，不趋于极端。这些性质，在民治国家中都是很重要的。第二，选择领袖，中国人也有经验。不过他们的选举不用投票，而且用社会慢慢赞同的程序。在乡村之间，用自然的程序，推举年事较长，对于讨论本地的事务很有智慧，很能解决本地争端的人，经共同的同意，认为领袖。这当属投票选举内层的原理，关乎公共的讨论，中国人也很适宜。他们对于讨论公共的事是很有兴趣，而且是在公共场中很能说话。

芮恩斯对中国实行平民政治的看法是：”所以若是自由平等国家与代议政府的理想，真能彻底的被人民抓住，在中国建设一个伟大、能干、有势力的政治的社会，这种材料就在手中。只要有领袖能将他们自身专心致志在这个目的，他们将来很能成就一种永久的事业，远过于任何私人的利益和财产之上，因为只有经过他们，这很大的人口，才能渐渐的成为真正快乐的和兴盛的，且含有一种人生的满足，这个满足，只有人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庄严高尚而有正当势力的国家中之一分子，方可得到。”

芮恩施的这本书，在中国早期政治学学科形成中，也应当有一定的地位，虽然是一个通俗性质的读本，但也自成体系，举凡现代政治学所涉及的内容，大都在其中。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重印过这本书，可惜我没有看到过。

本文摘自《靠不住的历史——近代名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谢泳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点击进入本书在线阅读

2008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零八宪章就是这一系列偶然事件当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当前社会政治的边界、结构和性质通过这一事件展现无遗。虽然不至马上改变历史进程，但是零八宪章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一次单纯的联署公开信，而是一个连续的社会运动。其中进程向世人呈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可能，使我们能够认识社会结构的性质和变化，把握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空间。本着客观、中立的学术价值观，本文以结构政治视角提出一个认识威权政治下社会运动空间的框架，并在这一框架内将零八宪章与32年前的七七宪章运动比较，试图探寻零八宪章所包含的时代意义。

一、零八宪章是维权运动的结果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民间和知识界的公开信和联署从未停止，充满了各种主张和诉求。不同的是，1998年是个分水岭。此前的整个90年代，大部分公开信以政治诉求为主，集中于对1989事件处理的平反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参与联署者局限在明确的政治异议人士和为数不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信的实际影响也相当有限，通常只见于海外媒体，表达市场经济时代严酷政治控制下幸存的政治异议者的微弱声音。但是1997\1998年，值中国政府申请加入联合国框架内最重要的经济组织WTO的关键阶段，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从此，人权这个概念正当地和迅速地进入中国抗争政治的核心，以具体的权利诉求为核心的社会运动开始成形。在此后的十年里，包含具体的人权诉求、呼吁合法抗争的公开信大大增加，并借着九零年代末同期迅猛普及的互联网向社会生活的扩展，演成一场由各式公开信串接、大量分散的街头抗争云涌、各类维权组织兴起的维权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零八宪章的诞生并不仅仅是为提醒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已经十年，但该公约仍未得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成为有效法律–而是在证明，过去十年以来的一场新社会运动即维权运动已经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重塑了威权政治的形态。

具体来说，从零八宪章的起草与发起人、诉求和参与、传播方式和影响力、当局的镇压和反制等四个方面来看，零八宪章可以被理解为维权运动的一个具体产出和行动，是维权运动连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有关各方对零八宪章的不同态度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维权运动的性质和结构。这四个方面，分别对应维权运动的四个结构要素：

1）运动活动家；
2）运动框架；
3）行动与网络；
4）环境与反运动。

1. 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共303位。这些名字经常、反复出现在历次公开信的发起人名单中，可被称作”社会运动活动家”或”社会运动企业家”。他们的职业以高校教师、记者、律师、撰稿人为主，也有其他专业人员、企业主和经营者。他们长期参与公开信以及相关的维权活动，富有企业家一般的创新和冒险精神，已经转变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代言人，故称”社运活动家”。与以往的公开信不同，发起人规模通常在双位数，此番三百余位的共同发起人，基本包括了过去十年社会运动所形成的主要运动企业家。值得注意的，近年来曾受到平面媒体广泛关注的 “新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南方周末2004年评选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有相当部分可在这一名单中找到，这些与社会运动部分重合的公共知识分子实为”运动知识分子”(Cf. Rutten and Baud, 2004:197)。他们的主要功能在于为社运提供新的创意、担当社运共同体的意见领袖和媒体发言人。对比20世纪八零年代的体制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其主体，他们在受到1989运动失败的惊慑后（Fewsmith, 2001: 21），随即被九零年代的非政治化学术体制扩张所吸收，这些社运知识分子群体大多数缺乏学术背景、年纪多在30到40岁，通过参与社会运动即社运活动家的塑造，重新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堪称一代”新知识分子”。

2. 零八宪章选择《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周年即2008年12月10日前夕发布，人权是其纲领核心，代表了过去十年维权运动最重要的权利框架，即”人权宪章”。正是这一权利框架区隔开九零年代末兴起的社会运动与八零年代的民主运动。贯穿早期民主运动的诉求是抽象的民主价值和激进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这一运动框架甚至包含了儒家主义的理念，可谓激进与保守并存，反映了当时的民主理论资源贫乏，也造成动员过程中运动精英与大众的脱节，最后引致失败(Vittoz, 1993; Goldman et al., 2002;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九零年代末兴起的社会运动，则由一次次抗争行动组成，每次抗争几乎都基于具体的个案、然后主张非常具体的权利诉求。十年来，这些维权活动几乎涉及吉登斯所定义的欧洲社运的全部四个权利组成，即T.H.马歇尔所划分的基本人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再加上生态权利(Jary 1995)，也是两个人权公约所强制规定的人权保障的基本方面。

尽管大多数行动并未取得胜利结果，但是每一次行动都培养了行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从中发现了对权利的认同、相互间能够进行经验分享并形成网络，许多重大行动又因为组织和参与者的努力扩散到全社会，将权利意识和斗争经验也传播开去，连结起更多偶发性的抗争行动个案。这一扩散模式可以解释近年来集体抗争事件的大幅增加，规模远远超过文革结束时期更为分散的个人申诉案，后者直接催生中共在七零年代末展开”平反”工作。

更为关键的，权利诉求作为社运工作者和草根民众的重要纽带，极大拓展了社运的政治空间：一方面各类非政府组织和社运(维权)组织/网络在过去十年明显增加，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官办社会组织之外的新社会组织部门；另一方面，权利诉求的政治正当性也因权利认知的扩展而迅速增加，在局部和若干个案可与统治当局威慑性相抗衡的水平，正是如此连续的政治正当性积累最终产生零八宪章，并可能在宪章宣言中从人权扩展至呼吁全面的民主政治改革。

3. 在行动主义方面，诚然，公开信是最常见的抗争方式，相比几乎不可能获得批准的街头行动，以公开信方式请愿和抗议相对平和，也取得一定效果。比如，从1998至今，每年均有数个影响较大的公开信，其中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封公开信影响最为深远，创造了新公共空间也主导了公共舆论，成功地引发政策与制度的改变，为维权运动埋下了一个里程碑。

在公开信的背后或者间歇，根据笔者调查，社运的行动主要表现为网络鼓动，也就是社运活动家们的主要日常工作。他们利用九零年代末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从1998年”思想的境界”网站开始计，利用网站、BBS、邮件组、博客群等赛博空间的多对多的交流模式，通过建站、发言等组织和讨论的方式形成了数量巨大的虚拟共同体和讨论空间。而发言本身的持续就可能如卢曼所说制造共同、差异与抗议(Luhmann, [1984]:149,148,173)，事实上，通过社会活动家的密集发言和组织，一个在中国社会几乎唯一的自由讨论空间被建立起来，而对权利的诉求和社会运动样式的抗争模式也逐渐在开放的发言（发贴与跟贴）的习惯化参与行为中形成互联网的主导潮流。

这一过程中，社运活动家们直接获得网络声望然后转为意见领袖，开放的互联网舆论和认同也迅速扩散至真实社会。在任何一个发贴(发言)都可能成为一次基于互联网的表达性抗议后，公开信的生发频率就因此超出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草根人物也可能因此成为互联网活动家然后社运活动家或者社运知识分子。发展到21世纪初，这一虚拟共同体形态逐渐演化为网下聚会，同期更为迅猛普及的手机和固话的通讯网络则加强了这些网络活动家的互相联系，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出现大量松散联系的社运组织和网络。他们当中有部分最终转为更为正规的非政府组织实体(即专业维权组织)，而随时间和历次抗争活动/事件的整合，一个社运的完整网络也初步形成。通过零八宪章的起草和发起过程，一个与中文作家笔会成员网络(一个社运知识分子群体)高度重合的社运中心网络发挥了关键的组织和动员作用。

简言之，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社会网络在现有威权体制内最大限度地承载了社运的动员与扩散机制，有助于权利诉求在全社会的认同以及抗争行动样式的传播和抗争的政治正当性累积，这一”网络过程就是一系列事件创造、持续并分解社会结构”(Doreian, 1997:3)，可以解释当前全国范围内普通民众如何间接地和自发地融入社运网络，产生抗争意识，导致集体抗争街头行动激增。

在这些街头行动中，既有冲击政府机关、堵塞公路和铁路、大规模静坐的传统方式，也有瓮安事件中的”冰棺”长时示威和厦门反PX”散步”的新形式。行动主义的创新能够把偶然性事件变为关键性事件，扩大未来行动空间。08年的瓮安事件就是自孙志刚事件以来社运的一个转折点，结束了县/镇层次集体抗争屡屡失败的历史。07年厦门反PX和08年初上海反磁悬浮的集体”散步”，突破了各地《游行示威条例》的限制，为大中城市市民集体抗争行动开创了一个成功的非暴力街头集体行动主义先例，改变了这些政府对市民高度控制下的发达城市内市民难以组织和行动的”弱结构”，显示了环保/生态权利诉求可以进一步加强的行动空间。但是，在县/镇以下的乡村，是目前自发性集体抗争最为频繁却分散的区域，也是警方反暴乱战术使用相对密集、更为充分的区域，还没有找到可持续的抗争行动样式，无法有效破解警方的强力战术。稍早的广东太石村反腐败和浙江东阳反污染的抗争最后都以失败结束。

4. 当局对维权运动的态度和手法渐趋成熟，体现为”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两手并用的策略。一方面，随着1998年开始建设的”金盾工程”(公安信息化)于2005年完成，警方对人口流动、公共场所和互联网的监控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在社会控制手段的物质条件和网络化程度等方面达到了建政以来对同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充分利用。对社运的监控可观察到两条线路，分属不同部门。一是由安全局、公安的国保保持对非政府组织和社运活动家的连续监控，公安的网监部门、基层派出所、各单位的保卫部门和居委会配合。比如中国发展简报长期被电话监听，最后被勒令停止运作。二是针对城乡大规模集体抗争行动，公安防暴、武警加强对突发事件处理的资源、训练和协调。在拉萨3.14事件中，成都军区快反部队(装甲步兵团)被紧急调动远程机动后到达暴乱现场，弥补当地武警警力和警械不足，显示当局高度重视对大规模抗争事件的应急处理，自《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2006)下发后，各地方反应和协调指挥能力有明显改善。

另一方面，当局对社运的态度也呈现出相当灵活性或弹性。警方虽然加紧对社运活动家和组织的监控，越来越慎于采取行动，地域的这种控制宽松差异也让社运有更多的生长空间。同时，官办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吸收社会运动的口号、理念和行动主义，比如志愿主义、市民社会、维权等。特别是共青团借鉴和发展了”志愿社会主义”模式的北京奥运会志愿组织工作。类似的，妇联组织也大力吸收自发成立的妇女维权团体，纳入统一的妇女维权网络中。值得观察的，在0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口头表示接受独立工会的建议。零八宪章公布、联署行动展开后，警方已投入巨大力量调查、约谈了绝大部分签署人，但迄今为止仍对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只是采取监视居住的变相拘捕，似乎亦踌躇于是否正式逮捕并起诉。有迹象表明，胡佳案给当局带来预判之外的巨大国际压力，迫使当局在未放弃严控社运的同时，开始更多注意观察国内外的社会反应。社运的十年发展开始对威权当局产生一定程度的约束效果。

二、从七七宪章到零八宪章：晚期威权下的修宪运动

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零八宪章是过去十年新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结果。但按宪章发起人的原意，则可前溯至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从三十二年前”后极权主义”阵营内发生的这起标志性事件，零八宪章企图为中国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赋予新的象征意义。

历史本来就由无数的偶然事件构成。尽管在这些偶然事件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极其相似的历史情境，这种相似性并不因为时间序列上的差别而减弱，不过，没有这些插曲性事件的呈现，人们又何以知道这种历史相似性甚或表面相似而背后的巨大差异呢？从上述四维框架比较七七宪章和零八宪章，我们可以看出时隔三十余年后两者间高度的传承性以及相互微小却极有意义的差异。

1. 后极权下的七七宪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苏联和东欧集团，常常被当作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文化象征的摇滚乐几乎是唯一的一种公开表达抗议的方式。197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支名为”宇宙塑料人”的迷幻乐队在组织了一次”非法”地下摇滚音乐会后，乐队成员被捕并被判处8到18个月不等的徒刑。哈维尔与一些文艺界朋友发起了一份公开信，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重新考虑这一判决，要求当局遵守宪法第25条、并落实捷克斯洛伐克政府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条约所承诺的人权保障。这封公开信最初得到了捷克知识界主流240位知识分子的签名，发表在1977年1月7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的世界报上。

这次行动完全是自发的、几乎没有组织，完全不是一个政党或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样子。宪章文本主要在布拉格的知识分子圈内传递，签名以简陋的签名卡方式附在打印的文本后面(参见旁附哈维尔的签名卡)。宪章号召党不要超越法律、落实宪法、保障赫尔辛基条约所规定的公民社会权利、政治与公民权利，但完全没有提及十年前的布拉格之春，也没有要求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尽管如此，宪章的三位发言人随后都遭到逮捕。其中，著名的哲学教授Jan Pato?ka会见了荷兰外长之后，在被内政部警察进行的长达11小时的审问过程中突发脑溢血，几天后死于医院。

Pato?ka教授去世前说，七七宪章不是一次政治运动，而是一个道德运动。自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就进入了一个后极权主义状态，极权主义已经开始丧失了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在这么一个如Linz和Stepan(1996)所说的”冻结的”后极权主义过渡阶段，道德运动的力量超过一切极权主义的恐怖和威慑。到1977年的六月份，签名人数达到700。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人民”关系进入了一个转折点(Skilling 1978：200)。

1979年，哈维尔在 “无能者的力量”一文中写道，尽管后极权触及人民的每一步，但这都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手套。七七宪章的道德力量汇聚成一个与后极权主义政权意识形态白手套平行的”平行文化”，或者反抗文化。尽管宪章无意组织一个反对政党，但是宪章就像Pato?ka教授所说的，”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并”将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希望生活在真相中人们聚集在 ‘ 平行文化’的伞下”(Havel, 1984)。

在1975年集体签署了赫尔辛基条约之后的整个苏联、东欧集团，都因此面临来自”人道社会主义”或者”真正社会主义”的拷问。在威权的罗马尼亚和更为宽松的南斯拉夫，人们陷入更大程度的人权问题的困扰。而作为反抗象征的摇滚音乐文化则席卷东欧，在年轻人当中颠覆着意识形态的文化操纵。到1981年，一千万波兰人加入了团结工会。

尽管许多签名人受到调查、逮捕和关押，七七宪章的签名仍然持续，到八零年代中期，累计超过1200人签署了这份宪章。1968年之后的坚冰被打破，公众普遍的政治冷漠被唤醒，人们开始拒绝通过政治妥协换得的经济满足和个人安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苦心经营的表面上的社会”团结”破碎了。公开的声明和签署也大大加强了每个签署人承担政治风险的意愿。在整个七、八十年代，只有一位签署人最后撤回了签名。

七七宪章宣告了后极权政权从内部衰败的开始，并一直延续到1989年。那一刻，流血已无必要，和平的天鹅绒革命最终实现了”无能者的力量”。大部分七七宪章的发起者后来都成为新政权的精英，主导着民主转型，却因为执政能力的笨拙而未能坚持到现在。

2. 零八宪章与晚期威权

与32年前相比，零八宪章面临的环境已经大为宽松。哈维尔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中国不是1977年的捷克。在很多方面，中国都要比30年前的捷克更自由、开放。”但是，他也指出，”在对待签名者方面，逮捕和骚扰如出一辙，压过了对话和争论”。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运动在过去十年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开放度和自组织程度不仅大大超出了30年前的捷克，而且，较20年前的参照时代也有了质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和通讯的发展，不仅大大改善了宪章的传播方式、路径和影响，最新的研究显示：在最近的几年，曾经被”数据鸿沟”隔离在社运信息主流之外的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利用互联网和手机通讯等方式建立起内部的组织和运动网络，与维权组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Qiu, 2009)。

这样，基于第一部分所分析的中国社运组织及其网络的成长，我们可以理解，不到三个月，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迅速就超过了八千。与七七宪章的重大区别之一也在此：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主要限于布拉格的知识分子主流，而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中，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参与极其有限，主要签署人为维权运动活动分子和同情者，也就是新知识分子群体与社会各阶层的追随者。相比七七宪章发表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通民众所知，他们后来通过当局的反运动宣传而知晓，零八宪章在公众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已经超出威权体制的控制能力；而知识分子主流的拒绝，也表明此运动的功能不在于唤醒，而是将过去十年累积的社运基础转化为有更清晰的政治与社会改革诉求的宪章运动，并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今年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宪法诞生一百周年。借联合国人权宣言六十周年以及中国政府签署两个人权公约十周年的纪念日发表零八宪章，其中心诉求正是要求执政党尽早行宪、全面贯彻宪法中对人权和法治的承诺，并从宪政这一具现代社会普世性的政治架构开始，吸收更多的普世价值，改革现有政治体制。这样的吁求的确难以按现有法律定罪，所颠覆的只是现行意识形态对若干基本普世价值的拒绝。换言之，通过诉诸普世的权利正当性，零八宪章刺透了在威权政权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白手套之间存在的鸿沟。

吊诡的是，零八宪章之后，中国政府在对若干发起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吴邦国、贾庆林等领导人先后亲自发表文章，重申反对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模式的政改底线，试图阻击宪章运动，防止其发展为零八宪章前五条主张所可能产生的修宪运动；房宁等官方智库成员也针对性地撰文，批评零八宪章的政治企图；以吴邦国在2009年2月28日人大常委会上的”学习、尊重、遵守宪法”的讲话为标志，反零八宪章运动正在成形为一场”护宪运动”。

相形之下，七七宪章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仅仅使用媒体发起了一场反宪章运动，包括组织了一些政府操纵的官方协会如作家联盟执委会、作曲家联盟执委会、视觉艺术联盟执委会、建筑师联盟中央委员会等等，在1977年1月29日发表了一份”反宪章宣言”，强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外部威胁。而面对这一68年之后最激烈的异端举动，以胡萨克为核心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似乎采取了鸵鸟政策，避免直接抨击七七宪章，也没有证据表明捷克政权内部曾经有人试图在宪章之后做出一些改善。媒体中的反宪章运动虽然没有公布宪章文本，却让普通人了解到了七七宪章事件的发生，扩大了公众的同情。

这样的对比可以看出，零八宪章指向了威权政体的合法性本身，其政权已难以使用后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白手套来为统治的正当性脱困。当宪法议题进入这场不对称争论的焦点，也就意味着在权利诉求之后，中国威权当局再次落入了社运即民间抗争政治所设定的议程。修宪运动一直是过去十年维权运动中的一个支流，并主导了零八宪章的文本和目标。当局的反应则显现了维权运动的上限以及当局对维权运动本质的提防，并主动发酵将零八宪章向相对于”护宪运动”的反面即”修宪运动”转化。

这一态势充分表明了过去十年社运对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宪章运动已经不止是一场道德运动–以刘晓波、胡佳和王怡等为代表的社运知识分子在过去的社运实践中早已着手”道德资源的积累”，社运十年所累积的政治正当性已经为社运向修宪运动的转变提供了路径和可能。这样一种国家-社会关系的改变揭开了晚期威权主义的序幕。

通过20余年市场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扩张，威权政权已经取得自建政以来对同期科学技术之于社会控制方面最为充分的利用，建立了貌似极权主义的、空前强大和威慑的威权体制；但是维权运动的兴起却改变了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改变了双方的合法性结构，并从零八宪章开始，全面质疑政权向普世标准靠拢、改善人权的决心、能力和限度。其19条目标实则包含了一个从权利诉求向民主诉求转换的次序，这一次序既是经验的也是伦理的。他们向政权提出了一个类似过去20年威权赖以存在的民生发展换取威权承认的政治交换：

如果现有威权体制无法充分保证普遍人权的改善，即世界上绝大多数威权政权已经认可的基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那么，是否应当迅速、适度地开放民主改革，满足新社会(运动)的急迫民主要求？

从世界上各类威权政权的经验来看，如果这样的改革要求以对话、合作的方式得到吸收，并通过有限的改革承认社会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合法性，那么，威权政权势必重新获得新的合法性基础和增量支持，公民社会得以在有限空间里得到发展和稳定，威权可能保持对公民社会的压迫与合作并存，社会运动的发展不至于威胁到威权体制本身，而威权将继续巩固下去；反之，若失去改革空间，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将时时刻刻遭受着社会运动所支持的频发偶然性事件的挑战，日益退守，并在退守过程中强化暴力威慑从而暴露政权的脆弱性，同时，生成中的公民社会走向溃败(不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权溃败)，社会运动网络也将在高压下分崩离析，走向暴力化，出现类似68革命的红军派的激进组织。无论以上何种分岔，民主化的前景都不明朗，晚期威权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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