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界评奖被质疑不公正

89-6在波士顿抗议北京6.4大屠杀
89-6在波士顿抗议北京6.4大屠杀

北京作家卢跃刚发出公开信,批评中国报告文学界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篇报告文学的方法,是故意忽略两位“最重要的作家”,因此并不客观公正。

中青报冰点周刊事件被“闲置”的资深媒体人卢跃刚,近日发出给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和理事公开信,强烈质疑该学会最近评选的“三十年三十篇优秀报告文学奖”的评选方式、过程和结果。

*缺了刘宾雁苏晓康报告文学史真实完整客观吗?*

卢跃刚自己的一篇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93年当代杂志)也在30篇之内。但是,卢跃刚说,这30年内,“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的作品不在评奖之列”。卢跃刚质疑,如果剔除了刘宾雁和苏晓康,30年报告文学的历史是完整和真实、客观的吗?

刘宾雁先生05年逝世前夕
刘宾雁先生05年逝世前夕

刘宾雁是人民日报的记者,57年被打成右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和其他大型刊物上发表了《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报告文学作品,轰动一时。刘宾雁87年到美国,六四后留在美国,05年12月在美国去世。

苏晓康在80年代初、中期,发表了《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路》、《洪荒启示录》、《乌托邦祭》等作品,也是电视剧《河殇》的总撰稿,六四后出走美国,至今有国归不得。

*中国报告文学界无人超越刘苏*

卢跃刚说,从社会反响、影响力、文体的开创性、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贡献等方面来说,“当下获奖的同时期作家没有能超过刘、苏二位的”。

97年向大赦国际报告中国人权
97年向大赦国际报告中国人权

卢跃刚本人也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理事。他说,学会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在评奖和发奖方面“配合一下”。卢跃刚说,“此事事关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史*

卢跃刚说,不管什么理由,“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以及以非虚构作家组成的学会参与虚构历史,太荒唐。这个行为在客观上动摇了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信用,颠覆了以往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道义基础”。

卢跃刚说,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我们可以沉默,不讲话”。

卢跃刚透露,当年的“冰点事件”,他被撤职的第一理由,恰恰不是冰点被粗暴停刊整顿的抗议,而是他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纪念刘宾雁的文章。

06年2月,中青报“冰点周刊”因为发表中山大学历史教授袁伟时的文章遭到整肃,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撤职,调出新闻第一线,闲置起来。

资料室工作人员的李大同
资料室工作人员的李大同

当时冰点主编、现在是资料室工作人员的李大同认为,除了发表纪念刘宾雁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卢跃刚得罪了报刊的最高和直接主管团中央:“他痛斥当时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那封信,影响非常之大,流传之广,跟当局结下梁子。”

*善恶是非标准模糊真相被掩盖*

第一时间得到卢跃刚公开信的北京律师浦志强说,卢跃刚的信很有意义:“中国内地,特别是六四后,很多方面,善恶是非标准,似乎边界模糊了。大家表现浮躁,而且媒体在制造明星泡沫方面,做得浮浅而热衷。我们看到很多真相被掩盖。报告文学30年评选活动,本身没问题。但,你这评选活动,是否有公信力?比如主办者事先排除两位对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和强烈共鸣的作家如刘宾雁和苏晓康,事实上来讲是没有公信力的评比。”

文代会上与总书记胡耀邦和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在一起
文代会上与总书记胡耀邦和文学巨匠巴金先生在一起

浦志强说,经过这30年的中年人,都知道刘宾雁和苏晓康对中国报告文学的贡献和他们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但中国报告文学界,除了卢跃刚,并没别的人出来,对这样的评选表示质疑。

*洗脑非常成功:年轻人不知胡赵更不用说刘宾雁*

卢跃刚在这次公开信中提到,05年12月刘宾雁在美国去世的当天晚上,卢跃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表演讲,主题是讲他这次获奖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他在课堂上临时把演讲主题改为纪念刘宾雁的“记者的底色”,向同学们介绍刘宾雁。

卢跃刚说,他现场观察,同学们,包括研究生,都不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与卢跃刚同被撤出冰点周刊第一线的李大同说,这些年的教育和洗脑工作非常成功,现在的年轻学生,很多人不知道刘宾雁:

律师浦志强
律师浦志强

他说:“这完全可能。因为自从他出去以后,就完全从中国所有媒体上消失了。年轻人,连胡耀邦、赵紫阳都不知道,更别说刘宾雁了。”

律师浦志强也说,刘宾雁、苏晓康出国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他们的声音了:“许多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不奇怪。因为,此后,这些人在媒体上就被蒸发了。其实,有非常多的人,不知道赵紫阳。年轻人很多人不知道赵紫阳,有的知道他当过官,还有的问:赵是哪种唱法的歌星?”

20年前天安门事件时赵紫阳是中共总书记,因为在六四事件上同情学生,主张对话,结果被撤职,遭到软禁,05年1月在北京逝世,终年 85岁。

关键词:中国报告文学,刘宾雁,苏晓康,赵紫阳,胡耀邦

胡  平:衹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吗?!

最近,我在一家国内的网站上读到下面一段话,很有意思:

1949年:衹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79年:衹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

1989年:衹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9年:衹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说明:“衹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1949年,中共夺取了全国政权,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30年后,国人发现,社会主义搞得一团糟,远远比不上其他那些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于是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改革的方法就是引进资本主义。那时候很多人都认定,“衹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变色,中国成了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因而又变成了“衹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救社会主义的办法是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就是更多地引进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专制下的资本主义。可是,等到了2009年,美国发生金融风暴,引起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据说中国的经济反倒一枝独秀,略胜一筹,因此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人物倒反过来向中国求助,这又似乎是“衹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

上面这段话夸张、反讽、俏皮。不过,它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3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作用?如何看待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这里,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的经济也陷入严重的危机。这一点就连中国政府自己也不能不承认。现在,中国政府竭力把中国的经济危机归咎于国际金融风暴。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早在2007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危机就已经显现,远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危机非但不是国际金融风暴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它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秦晖教授所说的低人权优势(包括被人为压低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产品再出口到外国销售。这样,在中国,政府赚取了大量外汇,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遂导致产能过剩,内需严重不足。在外国,资本家发了大财,一般人能买到更廉价的商品,但是本国的资本大量流出,本国的产业迅速萎缩,大批工人失业,福利水平下降,公共财政陷入困境。可见,所谓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既是造成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是造成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

一直有人说,中国衹有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才会催生政治变革。这种论断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经济危机并不能自动地引出政治变革;弄得不好,经济危机也可能反过来起到巩固专制政权的作用。因为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很多民众会要求政府出面干预。这就有可能强化政府的地位。例如在遭逢经济危机的美国,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就被寄予厚望而显得颇为强势。问题是在民主国家,民众不但会要求政府行使权力出面干预,他们首先会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干不好就把你选下台。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落败,败就败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说共和党政府究竟应该对这次经济危机负多大责任不无争议。专制国家却不然。专制国家里的民众没有选票,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常常可以逃避责任。专制政权种下经济危机的种子,而一旦经济危机发生,专制政权又扮演起处理危机的角色,反倒借此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这该是何等的荒谬。

有鉴于此,在目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我们要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危机主要是中国政府造成的。我们尤其要指出,中国的经济问题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因为中国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从根本上没有合法性。共产党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所有私产统统变成了所谓全民的公产;然后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民的公产变成了中共权贵们自己的私产。凡有良知者,都应该挺身而出,改变这种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局面。我们必须把经济危机变成政治转机,变成推动民主化的强大动力。这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博  笑:政治笑话:擅自“激动”

老人大代表收到政府工作报告后,就自觉尊嘱在规定需要鼓掌的地方打个记号。

而有个新人大代表不通窍,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鼓掌都要规定多少次呢?就道:“我可不可以在规定鼓掌而我并不激动的地方,不鼓掌。把机会省下来,在我觉得很激动的地方,我带头鼓掌!”

可即遭训斥:“你身为党推荐而当选的人大代表,怎么可以不顾及大会的高潮而擅自激动呢!”

严家伟:请问人权价几何?

在中国大陆近年坊间有一句带戏谑性的流行语:”道德、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十分明显,此语暗含之意即道德、良心,一文也不值了。

此次美国国务卿克林顿o希拉里(Hillary Clinton)访华之前,中、外不少人士对她曾寄予厚望,希望她能在访华期间向中共领导人表达美国政府,希望中共改善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特别是新闻、言论与政治自由)的关切之意。这大概是因为希拉里在1995年,她当时以美国第一夫人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时,曾在会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了掷地有声、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并迫使当局释放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当时曾赢得海内外的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们的一致称道。当然,同时也触怒了中共当局。

十三年后的今天,虽然世界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阿富汗、伊拉克等已由极端黑暗独裁的悲惨世界,变成了新兴的民主国家。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象蜗牛赛跑一样,缓慢地前进了一点点。但今日的希拉里已完全不是当年的希拉里了。如果说当年第一夫人希拉里还是”处江湖之远”,所以”则忧其民”(这个”民”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的话,今日的希拉里已经是”居庙堂之高”,她首先要”忧其君”(这个”君”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了。希拉里当年的第一夫人只是个荣誉头衔,她来中国并不承担任何使命,所谓”无官一身轻”,所以她敢于同情中国普通民众,敢于为中国民众的人权慷慨仗义执言。说得你高兴,我们握手言欢;把你触怒了,我拂袖而去,你能把我希拉里其奈何哉?但此次作为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来访华,她就已经背上了美国国家利益这个”包袱”,不免瞻前顾后,不可能再有当年的豪情与潇洒了。

而当今的中共政权,与13年前相比,除了政治上是”涛声依旧”外,经济上则靠着广大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超低工资和各级地方政府敢于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已经赚了个钵满盆溢而财大气粗了。而且在对付”西方敌对势力”方面”我党”更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丰富经验,能随机应变,对症下药。你美国不是在遭受金融危机吗?你肯定想经济增长吧!好,把一大叠订单在你希拉里眼前晃动晃动,你不会不想要吧。我可以拍出大把的人民币买你美国的国债(坐拥1.9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去年已将美国国债持有额增至创纪录的6960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帮你缓解金融危机,你应该非常想得到吧!那好!想要就请知趣点,少”说三道四”,以免”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到时得不到订单就别怪”我”不客气。你美国不是什么爆发了次贷危机吗,什么国债券要人买吗?我们统统给你认购,我们不怕它贬值,缩水。13亿中国人民,那点钱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小菜一碟。我们够意思了吧,你希拉里还好意思说什么胡佳、刘晓波吗?他们又不是你希拉里的哥们兄弟,关你鸟事呀?!更何况还有”朝核问题”,售伊朗的武器问题,这些事哪怕给你一张”空头支票”,你希拉里也好拿回去向奥巴马交差呀。所以希拉里最后做礼拜上教堂也”客随主便”,乖乖听从安排了(当然是安排在官办教会的教堂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有钱买得鬼推磨”。错了,”鬼”算老几?现在、而今、眼目下是有钱能买官推磨,有钱能买神推磨!希拉里虽不是神,但肯定是官,肯定是美国的大官、高官。为了你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也不要你希拉里”推磨”,那太不尊重您的人权了。我们只请您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闭嘴”,这不过分吧!

所以希拉里结束访华后,自由世界的媒体都一致认为,希拉里在访华期间只大谈经济,避谈人权。所谓”避谈”就是避而不谈,就是希拉里国务卿已放弃了她对人权普世价值观的信仰。更”信仰”甚至只”信仰”经济利益了。这就回到了我在本文开始时说的那句笑话:”道德、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人权在人家心里也许”一分钱一斤”都不值了。可悲也乎!

西晋时有位文学家叫鲁褒,这位鲁先生写了一篇颇有知名度的文章题为《钱神论》。把金钱喻为有”神”一般的魔力,无孔不入,无坚不摧,可把丑变美,让死变活。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甚至钱还可以”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

个人如此,国家之间何尝不是这样。为了钱(经济利益)放弃道德与价值信仰,又岂止希拉里一人?远的不说,就说她的丈夫克林顿任总统前,六.四刚过去不久,中国也未能加入WTO,克林顿上台前一再强调美国必须视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与否,决定是否延续其贸易最惠国待遇,可是最后为了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他甚至宣布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所以对希拉里的”夫唱妇随”大可不必感到意外。

所以,中国人权的改善,主要还得靠中国人民自己去争取。拒绝自由民主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声援是错误的。但他们往往首先考虑和重视的是其本国自身的利益。所以,对克林顿夫人这样的外国政客不必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毕竟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那样坚持价值原则的政治家,在当今世界真有些凤毛麒角的味道了。

2009年2月24日定稿

莫建刚:自由人的审美信念——浅论刘晓波

铸造天才自由人的是:生命的苦难与精神的火焰!——作者题记

中国当代文坛又一个残酷的天才

时常浸淫在社会不变的世俗观念以及强权专制所奴役的舆论之中的人们,在所谓时代真理的欺骗下,往往以一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来装饰自己早已蜕变为奴隶的身躯。他们沉浸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中不愿醒来。随着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在强权真理的禁锢和诱惑下,渐渐地形成了封闭式的板层结构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脉络,实际上成了一种糟粕就是精华,精华就是糟粕的污染渊薮。

这是一个极其黑暗和堕落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残酷的天才来呼唤和呐喊。实际上残酷的天才人物在中国层出不穷,由于中国文化体系的封闭性、凶残性、吊诡性、矫情性,这些历代的天才人物都像彗星一样以明亮闪烁的短暂强光划破天空后,又消失在茫茫的天际。

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1986年),中国当代文坛又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物横空出世,他就是刘晓波。他以一篇划时代的纲领性的经典文本《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向中国这个极其封闭的社会文化体系发出了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毫不妥协的挑战。

“天才如果不与残酷结伴就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总是要在毁灭中建设,总把沉睡的人们从甜蜜的梦中唤醒,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世界,而真实是最残酷的。”(《对话》)是的,所有的虚幻的理想主义世界,所有的虚无的甜蜜美梦,甚至是所有的时代的“真理”,都是保守的、理性的、封闭的、是不公正的专制文化的代言和法规。也是一个最真实的,最残酷的社会现实。

当我们处在这个最真实,最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并大声疾呼人权与自由、宪政与民主的时代精神的风潮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像那些跳着迪斯科,唱着流行歌曲的狂歌烂舞者们,以那些虚幻的潇洒形象,拉帮结伙并大言不惭地展示着不切实际的所谓“自由”的风采。

刘晓波是真正具有人格价值的人,在追求其自身自由的时候,惟有存在的野性(野性,在极具情绪化的深刻的审美过程这一意义上就是感性)使其处于不受社会强权舆论的约束,不顺从社会世俗的观念,自由地存在;惟有不驯服的野性,不为身外之物所诱惑,这才是他作为自由人的价值所在。

那些为得到食欲的满足,为得到豪华服饰以装饰自身的皮毛,为了低贱的生存,像奴才一样为主子看门护院、为讨主子的欢心,以狂歌烂舞的媚态娱乐其主人,并被主子所畜养。这就是有别于自由人的行尸走肉们,所接受的“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幸福生活。

自由人蔑视强权以及社会世俗观念对自身的驯服。自由、自主、自在地活着,是自由人野性生存的状态,自由人的生存,就是“野兽”生存的苦难代价,因为自由,他会流离失所;因为自由,他会食宿无着;因为自由,他会被捕获关押,甚至会被剿杀;因为自由,他会漂泊异乡并葬身荒野;自由人的灵魂和智慧,是以自由自在的精神而为皈依。自由人的情绪化及其感性的审美过程,并不是对社会的炫耀,他的自由充满着艰险以及生命的孤寂。

生命的悲剧是刘晓波作为一个残酷的天才命中注定的。“我还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视,有六。四难属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监狱中违心的悔罪,我曾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这一勇敢而真诚的忏悔,使人感到坚强和悲情,而催人泪下。这个残酷的天才,在唤醒他人美梦的同时,也在呼唤自己做人的良知。

“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软弱、自恋,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忧患远甚于监狱强加给我的恐惧和孤独;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太需要敬畏和谦卑,通过自我灵魂的拷问来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这以其说是面对铁窗的考验,不如说是审视自己的灵魂荒野的考验。”(《在刀锋上行走》)从感性的超越、独立、自由地走向个体的内在的统一与和谐(这种统一与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是破碎的,甚至是荒谬的)而由此又走向冲突,以及破裂的深层结构的自由与审美的观念。这就是超越、独立、自由地走向内在统一与和谐时,并在自我的忏悔和反思中,迅速地击碎那短暂的统一与和谐,而导向破裂与冲突的内在大循环的心理过程。

非暴力的政治理念

刘晓波的自由之路,其政治、文化的审美观念,都不是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胡适所走的路。康、梁的政治变革之路,其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形的“暴力革命”的全过程。

在戊戌变法的后期,康、梁等维新派的激进变法措施,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而急于求成的康、梁等人就曾密谋游说当时正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举行军事政变,企图以武装暴力夺取权力。在遭到袁世凯的拒绝和告密后,康、梁这一隐形的“暴力革命”以及他们所推行的戊戌变法,在顽固派的追杀和镇压下,结局惨烈和悲哀。

刘晓波自进入了中国政治、文化变革的时代后,一直坚持以非暴力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改造。在熟读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言论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群体性的暴力反抗,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使社会陷入暴政的恶性循环,而且新暴君比旧暴君更为残暴。”(《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他还引用了基督教的理念,对反抗的非暴力原则,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基督徒的良知反抗,绝不诉诸仇恨和任何暴力,而是徒手的和平的消极抵抗,也就是以基督徒的博爱之心和谦卑的情怀,在坚守对上帝的效忠、对人类的爱、对敌人的宽容的同时,宁愿接受暴力镇压和恶法的审判及其惩罚,甚至不向上帝提出惩罚刽子手的要求。”(《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不可否定胡适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中的权威性。但是,胡适在推行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时也是依附在国民党政权机体上(官至驻美国大使就是一例),实施着他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他在自己的自由主义文化学说中也掺进了全面的、理性的观念与说教。

刘晓波所推行的感性与个人主义以及自由的审美观念,是有别于胡适的那种全面、理性,并且依附于政权机制的说教与权威。“感性生命最充分的解放,个性能力最充分的发挥,而这正是自由。”“自由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力,人在任何领域中都不能象在审美中这样自由。但自由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也不是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权力,是在充满悲剧命运的拼搏中每个个体的感性生命冲破理性社会的束缚的具体实现,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本身和最高方式。”(《对话》)

胡适的观念和说教与刘晓波的个人主义及自由审美情绪形成了鲜明的不可逾越的分水岭。自今刘晓波以一身自由人的傲骨,蔑视着专制独裁体制内的那些寄生虫似的御用文人。

蔑视专制独裁体制

中国人的人生状态与政治、文化和历史,都是由于被框进了整体主义这个理性及其面面俱到的全面模式而作茧自缚。而正是这种整体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道德基因和模式,使中国人从古到今都顺着这种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意志而转移。个人的存在变得荒诞而渺小,整体性原则使中国人丧失了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以及个体的意志和人性中所有的爱,使中国人的人生状态变为单一化、整体化、奴性化。传承的文化堕落为对帝王和领袖的赞美,历史成为对帝王和领袖功德记载的家谱。

“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理性的道德模式,而是感性的本能生命才赋予了人以千姿百态的、各具特色的独立个性;不是平静如水、冰冷如玉的灵魂,而是时刻感到生命之匮乏、痛苦、骚动的心灵才赋予人生以对外拼搏、进取的动力。”(《对话》)感性的生命,自由的个体是痛苦和骚动不安的,他生活在这个荒唐的人世间,永远都感到精神和思想的匮乏,永远都找不到自由自在的灵魂之归宿。于是在理性道德的模式中,他渐渐地萎缩而变为荒诞,唯有审美的自由,才能使他复活。

“当一个人对自身的感性生命的压抑和对外在礼仪的服从达到高度自觉时,便完全丧失了个体的独立性,主体的能动性,而被彻底的整体化,客体化了。每个人已经不再是个性,不再是主体,而是整体的平均值,是客体的工具。最高的同化莫过于服从。”(《对话》)同化与服从压抑着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自由人的存在和创造失去了超越性、神秘性;以及感性生命中的飞跃和奔腾的自由意志。整体主义和高度自觉的奴性人格,是一个个整整齐齐的现代原始部落群,一切都服从酋长(即领袖)的号角召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无所谓创造,祇是活着就够了。

但是,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以及感性的生命意志,是绝对不会服从和被同化的。因为生命的骚动,就是从神秘的原始欲望以及从酣酗的音乐舞蹈的精神中,诞生出悲剧性的自由与抗争的辉煌意志,及其获取生存的荣誉和审美的权力。审美的权力,就是大自然赋予个体全部的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自由的全过程。

“我现在的坐牢并非是什么英雄主义的壮举,而祇是一种自我忏悔和赎罪的极端方式,牢狱之灾并不能给予我高于他人的道义优势……”(《在刀锋上行走》)不能说,感性的生命意志,就没有缺点和错误了。恰恰就是这些形成了感性生命对事物和自我的极端的肯定和否定。也正是这些极端的肯定和否定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而全面的、理性的观念与说教,在极端的肯定与否定的面前,却是那么呆滞和僵死。

“在狱中的任何反省,首先是针对自己的。而且,不能把自我忏悔变成卢梭式的自我卖弄,或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推销。精英情结很容易演化为惟我独尊的知识狂妄,知识狂妄又将自动堕入道德狂妄的泥潭,而一旦把英雄主义的道德高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的杀人道德。”(《在刀锋上行走》)革命,不管是非暴力的和平革命,还是凶残的暴力革命,都有一群少数野心家和大多数激进群氓式的精英,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代价地进行着激进的革命行动。这些所谓的领袖人物和群氓式的的精英,他们是不会真诚的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唯有自我卖弄;以及自我推销,才能使自己踏着他人的肩膀和头颅,走上权力的最高峰。刘晓波的这一论述,毫不留情地点到了那些革命领袖和群氓式的精英们的死穴。

至今,刘晓波先生身陷囹圄。为了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在中国实现,他拒绝了到海外去居住的优厚生活。宁愿在中国坐牢,也要将自身那付自由的骨架,树立在中国专制社会即将毁灭的废墟上,“真正的天才总要在毁灭中建设,总把沉睡的人们从甜蜜的梦中唤醒,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世界,而真实是最残酷的。”这就是他的誓言,也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信念,而傲然于这个真实的、残酷的社会。

从古到今的那些中国的残酷的天才们带着一道道强烈而短暂的亮光,划过黑暗的天空,消失在茫茫的天际。然而刘晓波这个誓言要唤醒中国国人美梦的残酷天才,却将自己那永不消失的亮光,高悬在专制社会那黑暗的天空,闪耀着悲剧性自由的光芒。        

 (2009-1-12至1-18)

(本文发表时删去了参考文本,正文也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张  朴:达赖喇嘛印象

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数千座位已经坐满,走廊上也站着人。外面,更加热闹。举标语牌的,舞彩旗的,呼口号的,支持的或反对的,人头攒动,正隔街对骂。

2008年初夏。3月14日西藏骚乱与5月12日四川大地震之后,达赖喇嘛来访,就要在这里登台演讲。

我的位子在音乐厅底层最后一排。刚落座,主持人出现,宣布:全体起立,奏西藏国歌。一群藏族孩子涌上台来,手里挥动着象征西藏独立的雪山狮子旗。在激昂的乐曲中,我注意到身边藏族女孩眼里有泪光闪烁,一排排肃立的英国绅士淑女们,表情里有着共通的庄严。

昨天我刚读到《泰晤士报》记者写的采访记,标题引用了达赖喇嘛说的话:我急不可耐地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在不久前的电视里,达赖喇嘛还把胡锦涛称作:我的老板。

西藏国旗、国歌与中国公民、老板,犹如水与火的不容。同一个达赖喇嘛给我的感觉,竟然像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聚光灯下,达赖喇嘛缓步出场。欢呼声,掌声,口哨声,响成一片。我听见有个女人在尖叫:我爱你,达赖喇嘛!

一如既往的他,身披猩红色长袍,双手合十,脸上堆满温和的笑。只见他坐下后,把手伸进旁边的挎包里,摸索着掏出一顶白色旅游帽,戴到头上。也许是他的动作有些滑稽,观众席爆出笑声。这时,达赖喇嘛开始讲话了:我的英语可有些蹩脚,但愿不会把你们吓跑。于是,人们笑得更厉害。

轻松、随和、讨人喜欢。舞台上的达赖喇嘛尽显独特魅力,与通常宗教领袖的故作威严,形成了鲜明对比。

毕竟在西方游走了几十年,达赖喇嘛很知道西方观众想听什么。比如,如何应对负面情绪?他会告诉你:每天花些时间一个人独处。又如:怎样才能快乐的活着?他的处方是:每年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

为了增强演讲的吸引力,达赖喇嘛时不时地会开些玩笑,他甚至拿佛教调侃。谈到转世,他说:我的鼻子大,将来的转世,也会是个大鼻子。连著名的“八字真言”,也成了他逗乐的材料。他边念边问观众:听起来像不像英语的金钱(money)?又念,又问:像不像?

我深感不安。如此轻率地搞笑,像个无神论者在戏弄宗教。我不知道,当他为加入僧侣行列的人们举行仪式时,或坐在绸缎覆盖的宝座上讲经时,会不会也这样说?总不能为了西方人开心,而损失佛教的尊严吧?

其实,我的不安,由来已久。尊为观音菩萨转世的达赖喇嘛,曾公开嘲笑身边的高层喇嘛,说这些人居然不承认地球是圆的。他对法国记者说:如果科学证据与佛教经文相冲突,这些经文就必须舍弃。他不断挑战藏传佛教的核心:轮回转世。声称达赖喇嘛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他要举行公投来决定达赖喇嘛有无必要继续存在,或者,他打算直接任命新的达赖喇嘛,简单到就像提拔他的官员一样。

不能说他对佛教不够虔诚,造成混乱的,是他的角色的混乱:既做宗教领袖,又当世俗政客。互相干扰,莫衷一是。比如像选择下一代达赖喇嘛,对西藏未来至关重要。达赖喇嘛似乎在为怎样确定接班人焦虑。因为这是政治的需要,看来他已经准备抛弃他无数次声言要维护的“我们的文化”了。

当我越想了解达赖喇嘛,我的困惑就越多。

达赖喇嘛经常在演讲会上谴责中共对藏人的血腥统治。据他的统计,从1950年代后期到文革结束,藏人死于战场43万,死于饥饿34万,死于监狱17万,被枪决16万,被逼自杀或批斗致死10万。

如此滔天大罪,谁是罪魁祸首?妇孺皆知:毛泽东。可我,却从未见过达赖喇嘛谴责毛,连一句温和的批评也没有。

不绝于耳的,是他对毛的赞美,包括:伟大的领袖,真正了不起的人。难道他所说的一百多万藏人的死亡,结果就证明了毛的伟大、了不起?每次他讲到毛,总要重复1955年跟毛的见面:他如何激动得当场要求加入共产党。他对毛时代的评价是:追求意识形态的纯真,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这样的论断恐怕连中国的老百姓都通不过。当问到毛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回答是:“我真的不知道”。

演讲会之后,我和一些在华人媒体做事的人,应邀去见达赖喇嘛。

好一个国家元首驾临的气势:希尔顿酒店的一整层楼被包下,一队精锐的贴身卫士严密布防。安检做的天衣无缝:翻包、搜身、检查照相机。随后达赖喇嘛露面,身旁紧跟着一支浩荡的幕僚队伍。

在我们与达赖喇嘛的交谈中,幕僚们随时为他提供帮助:或提醒,或纠错,随时地插话,互相用藏语或英语交流。一切都有充分准备和统一口径。完全是正规有序的政府操作。

望着近在咫尺的达赖喇嘛,我忽生感想:通常做政客的,大都会沾些恶名,诸如:虚伪、狡诈、善于作秀或口是心非。藏传佛教领袖专职于政治,能否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

我连续向他提了三个问题。我先问:在与中共谈判时,你提出的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是可谈判的吗?回答:谈什么都可以。我又问:如果中国政府只同意你住在北京,你接受吗?回答:住哪儿都一样。我再问:你怎样看待与布朗首相的会面?回答:见首相跟见乞丐,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们都是人。

我不得不说,这样的回答没多少真诚,倒是像在耍滑头。想起当年他逃往印度时,一面呼吁“不要杀人,不要打仗”,一面频繁接见与中共作战的游击队员,受他们参拜,为他们祝福。如今他又满世界倡导和平、反对暴力,却对鼓动暴力的藏青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许,这就是达赖喇嘛搞政治的特点吧。

五十年前的3月28日,在一个叫隆子宗的地方,达赖喇嘛宣布西藏流亡政府成立。他的发言充满自信:无论我和我的政府在哪里,西藏人民都会承认我们是西藏的政府。尽管3年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曾警告他:1950年以前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承认过西藏的独立。但二十天后他与尼赫鲁会面时,仍然相信印度会帮助他重返拉萨。

尼赫鲁的答复异常坚决:我们不会承认你的政府。失望的达赖喇嘛没有失去希望,半年后他面对两千哭泣的藏人发表演讲:西藏的太阳和月亮被遮住了,但总有一天,祖国将回到我们手中。

五十年过去了,布达拉宫依旧遥远,似乎比五十年前还要遥远。

难道是达赖喇嘛不够努力?

为世诟病的1950年前的旧制度,被他改造成“准民主制度”:制定了宪法,由全体流亡藏人选举议会和政府。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藏人有胆量组织反对党,也不见有人在选举中挑战达赖喇嘛的世俗地位。毕竟进了一大步。

多少年来,他辛苦地游说于西方国家之间,因为他明白:唯一能对中共施加压力的,只有西方。他成功地在西方社会赢得广泛同情;他的朋友遍及西方的政界商界文化界。美国好莱坞的影星中,也不乏他的铁杆支持者。

他的立场已从追求西藏独立转变成争取自治。为了取悦于中共,他把他的自治叫作中国宪法框架内的自治,称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在跟我们谈论台湾问题时,他一口一个中央政府如何,国民党政府又如何。我听着都肉麻。他是多么的无奈,面对现实的无奈。

据说曾有过一次 “胜利就在眼前”:那是1980年代胡耀邦执政时,达赖喇嘛认为北京就要因流亡藏人的团结,而被迫屈服。他宣布他将考虑在1985年某个时候访问西藏。结果呢,随后的20多年他仍旧徘徊在达兰萨拉。3月14日西藏骚乱后,他又认为北京会来求他,因为只有他才能凝聚藏人。在没收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他开始提条件,声称中共必须满足这些条件,他才会去北京。结果呢,除了被中共骂为“披着羊皮的狼”,几乎无所获。

这次会面达赖喇嘛反复谈到他为什么反对西藏独立。从他的理由中,我却得出了西藏独立的结论。

比如他说:就繁荣经济和生活富裕而言,西藏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谁能带来繁荣富裕,西藏就跟谁。更有画外音: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繁荣富裕,才需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他以欧洲共同体的形式,来比喻他设想的中国与西藏的未来关系。

换句话说,欧共体的成员都是主权国,未来的西藏也应是主权国。

他仿佛怕人们不放心,着重说:他可以保证在他活着时,西藏不独立。

换句话说,他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无论达赖喇嘛的想法和建议怎样变,他有没有想过,中共永远不会跟他认真地谈。不仅仅因为中共要控制这片土地,还在于它不能也不敢失去这片土地。中共很难与达赖喇嘛和解,不是不愿意,而是没办法。几十年来对藏人的残暴镇压,使任何一点让步,都可能点燃燎原烈火。譬如:只要言禁一解,中共在西藏的统治就会顷刻瓦解。

西藏问题不是孤单的。看看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俄罗斯的车臣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春秋无义战。某块土地属于谁或不属于谁,从来就难分对错。人类的悲剧会一直延续下去。

惟有在中国实现民主,西藏的命运才有可能改变。中国实现民主之日,便是西藏走向独立的开始。

达赖喇嘛还能看到这一天吗?

孟  浪:水手诗篇

 

……崖上的水手,顿了顿
唔,这是我今生的岗位。
 
 
崖上的水手,划呀划
他划的是翅膀?
 
 
崖上的水手,想了想
他的前世是灯塔。
 
 
崖上的水手,划呀划
他划的是——光芒!
 
 
崖上的水手,停了停
灯塔——哦,不!
是光芒,正成为古迹飘香……
 
 
                  2009.1.24

陈破空:你的眼神——悼戈扬

 

    探望你的时候
    也探望刻写在你眼睛里的历史

    当战火点燃河山
    也点燃了苏北女子的血性
    甘让灰布军装
    褪色花样年华

    有人炫耀胜利的果实
    却并不属于你

    当左派与右派
    成为可以互换的名词
    当一个民族的血
    挥洒成红色的海洋

    你湛蓝的眼神
    变成惊叹号

    天安门升起的红太阳
    为何那般刺眼?
    革命的意义,难道就是
    把极权,重新供奉在紫禁城?

    没有大救星
    是你的思索拯救了你
    不灭的梦想
    展开新的流亡

    一声熟悉的呼唤
    荡起童年的秋千

    蓦然回首
    灯火阑珊处
    依然静候的
    是那前世的奇缘

    黄昏曲绚丽如晚霞
    温暖爱的故园
    那对失散的
    青梅与竹马

    探望你的时候
    也探望刻写在你眼睛里的历史

    惊惶的瞬间
    古文明于浩劫下砖木横飞
    忧郁的片刻
    乡愁如老家梅雨纷纷

    慈爱的凝注
    荟萃故国山川的灵秀
    欣悦的亮点
    跳跃自由的信念

    当生命的蜡烛
    在世纪初的寒风中,点点燃尽

    你的眼神,早已沉静
    穿越东方的灰云
    坐看彼岸
    那些权势者的结局

    (2009年1月24日于纽约戈扬追思会)

杜光:《零八宪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

一、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宣言

“08宪章”的发布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注意,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反对者大体上包括三类情况:第一类是海外的一些反共人士,他们认为”08宪章”的发布,旨在”为共产极权思想留一条生路”,”让中共苟延残喘”,甚至是”掩盖中共罪行,欺骗民众”,实际上是”与虎谋皮”,不会有什么效果。第二类是毛极左派,他们攻击”08宪章”是”彻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企图颠覆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使中国重新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甚至詈骂”08宪章”的签署者是”汉奸”、”卖国贼”、”外国资产阶级代理人”。第三类是执政当局中的顽固派,他们把”08宪章”看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敌对势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所以运用国家权力,查抄了张祖桦的家,拘捕了刘晓波,对部分签署者采取传讯、监控、跟踪等违宪违法的措施,甚至严格控制报刊媒体和互联网,禁止”08宪章”的传播。

这三类”08宪章”的反对者,政治立场大相径庭,但在反对”08宪章”这一点上,却表现出奇异的一致。这种少有的政治现象,说明”08宪章”激起了从三个不同的方向阻遏社会进步的政治势力的”同仇敌忾”,这个事实本身,就衬托出”08宪章”的巨大意义。

“08宪章”立场温和,持论理性,语气平缓,态度和解。它认为我国目前”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以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暴力冲突”,应该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为此,它提出了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这些价值理念和基本主张,有些是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后来的两个权利宣言明确记载了的,有些是共产党在四十年代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文章里多次强调过的,有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着具体规定的,以宪章的形式发布,可以为社会提供一个探讨社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的平台。当然,作为”08宪章”的签署者,我认为它确实描划出中国的合乎历史规律的发展前景,是我们应该努力促其实现的政治蓝图。但是,我们并不想把它强加于人。我们欢迎社会各界接受它,同意它,支持它,也欢迎大家对它提出质疑、批评、驳难。真理是愈辨愈明的,我只是希望能有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环境,使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都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共同寻求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实现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最佳途径。”08宪章”是一个可以讨论、修订的改革方案,可以成为这个大讨论的基础和参照系。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既对现有体制进行深刻的批判、又设计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完整路线图、并且充满了和解合作精神的文献。这是一份理性的宣言,同时,也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

我说”08宪章”是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它虽然提出了一些目前的当政者难以接受的改革目标,但通篇文字温和、理性,充满善意,且怀有期待,它没有丝毫暴力推翻现政权的意图,相反,字里行间,洋溢着和平改革现有体制的愿望。至于思想观点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对话来取得一致。民间和官方在哪个问题上有了共同认识,就可以先在哪个问题上进行改革。我国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官民和解、朝野合作的前提下,才能够完满实现。

作为”08宪章”的签署者,我反对任何企图通过暴力来改变现有政治秩序的作为。因为在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暴力革命不会带来任何建设性的成果,它只能造成极大的破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山河破碎,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荡然无存。这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前景。因此,和解、合作、非暴力,应该是我们改造社会的最佳选择。”08宪章”就是适应这个社会需求而出现的。

二、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08宪章”其实也应该是执政党摆脱目前困境的最佳选择。

首先,”08宪章”指出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途径。由于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歧途,社会上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贪腐遍地、社会动荡、道德沦丧等等不良现象。严重的社会危机,因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改革停滞而更加尖锐。如何克服面临的危机,摆脱目前的困境,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心的焦点。”08宪章”指出”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没有法治和宪政,关键在于”党比法大”。《中国共产党章程》虽然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法律却往往屈从于各级党政第一把手的意志。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是一切丑恶现象的总根源。所以,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结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应该是当前改革的唯一出路。”08宪章”提出的六条价值理念,十九点基本主张,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途径,很值得当政者认真考虑。

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年来,十分缺乏反思检讨、总结历史教训的精神,对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等等历史关节,不但自己不认真反省总结,而且禁止民间的探讨研究。当然,六十年来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挽回了,但总结这些错误的教训,却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财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仅仅是十分初步的反思和回顾,便给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固的思想基础。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刚开始初见成效,就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打断了。不肯反思总结的结果,使专制权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僵化的顽固的传统观念无法克服。”08宪章”提出的价值理念和基本主张,为执政党提供了总结经验教训的参照系,两相对比,更有利于发现问题所在,取得经验教训,

再次,”08宪章”的和解合作精神是消解目前这个充满着暴戾之气的社会的清醒剂。由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风貌,而禁止反思、总结历史教训,又堵塞了治疗社会创伤和道德缺陷的途径,以致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广大群众丧失了追求美好未来的理念,目光短浅,唯利是求,社会道德江河日下。”08宪章”为全体公民展示了中国发展的绚丽图景,吸引人们关注祖国的未来,从拜金主义转向民主主义,这对于改变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最后,”08宪章”可以成为执政党清除污垢、完善自身的契机。九十年代以来,执政党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曾多次集中开展大规模的党内教育,如”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提高执政能力”等等,但收效甚微,甚至,进行一次教育,就搞一次形式主义,反而使党风更加败坏。就理念来说,共产主义过于虚渺,遥不可及;社会主义名不符实,流于口是心非。广大党员没有高尚的理念和奋斗的目标,加上权力没有制约,许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私欲膨胀,贪污腐化,以致民间有”不反腐败要亡国,反腐败就要亡党”之讥。此话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确实是值得重视的警钟。要改变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办法是重塑理念,确立民主主义的近期目标。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虽然号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不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还没有”经过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距甚远。而由于过去党内教育的失误,党员对民主主义不甚了了3。怎样”经过”,更是无从谈起。”08宪章”对民主主义作了最简要、最明确的概括,实现”08宪章”,就意味着”经过民主主义”;共产党员今天为民主主义而奋斗,就是为明天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把党内教育放在这样一个切合实际的基点上,与严惩贪污腐败双管齐下,才能脱胎换骨,摆脱目前的困境,挽回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重建执政的合法性。

三、对”08宪章”的几个问题的解读

由于长期以来指导思想对民主主义的排斥和批判,人们对民主主义所知甚少,甚至存在着许多误解曲解,因而在有些问题上,对”08宪章”难以理解,难以接受。而”08  宪章”要用最简略的文字来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无法展开论述。这里,我想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对”08宪章”里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解读。

(一)关于修改宪法问题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一切国内法的母法。宪法规范国家权力的范围,确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公民和政党、团体、机关、部队,都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从而保证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宪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近代宪法多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但宪法形式在社会契约论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了,最早的宪法是英国在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它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同时给予臣民一定的自由,1676年根据《自由大宪章》第39条制定的《人身保护律》,是进一步保障人民权利的法案。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为近代宪法提供了许多最根本的原则,其核心就是公民权利。我国最早的宪法是光绪34年(1908年)的《宪法大纲》,它在所附的《臣民权利义务》里,规定了臣民的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财产和居住不受侵扰,非按法律规定不得逮捕、监禁、处罚等,一百年来,宪法几经变化,内容各有不同,但公民的自由权利,一直是宪法的重要内容。我们现行的宪法是2004年修订的,从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算起,已经50年了,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有迁徙和罢工的自由权利先后被删掉了),但这些权利的实现,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条款,也没有切实履行。宪法的文本和实践产生这种悖谬现象的原因,在于宪法本身存在着限制公民实现主权和自由权利的条文。所以”08宪章”提出”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真正成为公共权力的许可状。”

现行宪法中有哪些”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呢?我认为,最成问题的是宪法的序言。序言全文将近两千五百字,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并将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然后是阶级斗争、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国际关系等。我查阅了28个国家的36部宪法,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苏联东欧解体前,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宪法大部分有长篇序言,南斯拉夫的宪法序言甚至长达一万余字;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大部分只有很简短的序言或没有序言。在序言中提到党的领导的,只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缅甸,都是在历史叙述中提了一下,《多哥共和国宪法》(1980年)则是明确规定”多哥人民联盟党是唯一的政党。它凌驾于国家所有机构之上。”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序言像中国这样再三强调共产党的领导的。十分明显,强调的目的,就是要确立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应该指出,在宪法里规定国家由某个政党领导,这是同现代宪法精神背道而驰的。既然是主权在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把国家的权力托付给谁,就应该由人民来选择。除了人民,谁也没有权利指定或自封为国家的领导者。用宪法的形式确立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意味着公民是否可以享受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享受到什么程度,哪些人能够享受,都要靠共产党恩赐。这显然是”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

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也是很不恰当的。这部分的文字,1982年宪法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993年加上”坚持改革开放”,1999年在”指引下”的前面增加”邓小平理论”,2004年又增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胡乔木的策划下,为了阻遏思想解放的高潮而提出来的。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每一条都是经不起剖析的,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是抹杀公民自由权利的四根大棒。它的唯一”好处”,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巩固专制统治。至于用”重要思想”来拔高它的重要性的”三个代表”,写进宪法更是荒唐透顶。说共产党可以”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是对中国人民的智商的挑战,而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这是《江泽民文选》和《论”三个代表”》里的说法,最初在报纸上的说法是”始终代表着……”)更是对中共党史的讽刺。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把它写进宪法修正案,当时就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笑柄。把这样的文字放在宪法里,简直是对中国公民的侮辱。

不仅是序言里的某些内容,连整个序言是否需要都是可以考虑的。我倒欣赏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和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在正文前的导言:”中华民国宪法会议为发扬国光,巩固国圉,增进社会福利,拥护人道尊严,制兹宪法,宣布全国,永矢咸遵,垂之无极。”1934年和193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更加简单:”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付托,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之遗教,制兹宪法,颁行全国,永矢咸遵。”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则在”遗教”后增加”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福利”四句。短短几十个字,就把制订宪法的缘起、目的、意义都说清了。我认为这些例子是可以供我们修改宪法参考的。

(二)关于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指的是政府的几种不同职能的权力相互制约,它不是政府机构的组织形式,而是政府各部门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人民把国家权力委托给政府,为了使权力不至过于集中,以致于被官员任意滥用而伤害人民的权利,就需要用权力来限制权力,使不同职能的权力相互制约。这样,既能保证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也可以防止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所以,三权分立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在英语里叫”separation of powers”,意思就是权力的分离,两权也好,三权也好,四权、五权也好,只要是不同职能的政府权力,就需要建立彼此之间的制约机制。至于分立的具体形式,当然应当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不同于德国,英国不同于美国,没有什么统一的模式。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分属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所以他们的宪法被称为”五权宪法”。

那么,为什么通常把它叫做三权分立呢?这是因为国家权力机构多由立法、司法、行政三种不同职能的部门组成。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就在他的《政治学》一书里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为行政机能部分,……其三为审判机能。”在最早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三种国家权力原来都集中在国王手里,通过1688年”光荣革命”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断斗争,这些权力才逐渐从国王手里转移出来:立法权力转到国会,行政权力转到内阁,司法权力转到法院。孟德斯鸠根据英国政治结构的演变,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里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他说: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必须分开,”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这个历史过程说明,三权分立是英国资产阶级经过长期斗争才取得的政治成果,是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产物,二百多年来,它已经成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共同的政治原则。

三权分立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原则,它的最大意义在于防止执掌政治权力者独断专行,滥用权力,侵害人民利益,甚至导致专制主义复辟。所以,三权分立既是民主主义的政治成果,也是防止专制主义复辟的利器。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贪污腐化盛行,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只要有一点权力,都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改变这种局面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权力制衡的机制,实现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这也就是”08宪章”提出的”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

有些人仿佛是患了三权分立恐惧症,一谈到三权分立,就忙不迭地表态:”我们绝不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不能要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似乎,只要把三权分立贴上”西方”和”资产阶级”的标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拒之门外了。这种说法做法,实际上反映了专制主义对民主主义的本能的抗拒。目前我国政治体制的症结,在于以党代政,以党治国,三权都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既不能独立地行使职能范围的权力,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制约与监督,这才导致滥用权力与专断盛行,公民的权利屡受侵害而投诉无门,而有权者则可以放心大胆地攫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实行三权分立,改变这种局面,势必损害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才是他们反对三权分立的奥秘所在。

三权分立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各个权力机构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权。我国目前的政治结构,却是任何权力机构都要听命于共产党,唯共产党的马首是瞻,连高等学校、社会团体、文教部门的领导人都要由党委组织部委派。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是现在许多社会弊病的主要根源。三权分立正是治疗专制主义的良药,它一方面把各个政府机构应有的权力还给政府,同时又建立起健全的制约机制。这样不但可以杜绝滥用权力的条件,克服遍布全国的贪腐现象,而且,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关于军队国家化   军队是保卫国家的领土与安全的武装力量,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三条和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但是,军队的领导权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即所谓的”党指挥枪”。这在战争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保持军事指挥的高度统一,部队实行政委制,政治委员握有最后决定权,有它一定的好处。但在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就应按照宪法规定,把军队交给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权机构,党军分开,实现军队国家化。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有监督中央军事委员会之职权。这就表明,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都必须报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通过,才可以付之实施。因为军队掌握着现代化的武装设备,一旦动用,非死即伤。通过全国人大或它的常委会,经过委员们的慎重讨论,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定,才能保证军事行动的必要和正确,避免不应有的损失。1989年在出动军队以前,如果能够按照宪法程序提请全国人大讨论,就有可能避免发生”六四”惨案。所以,那一次军事镇压完全是违反宪法的军事行动,应该查清真相,分清是非;对于武装镇压所造成的不幸后果,必须妥善地加以处理。

“08宪章”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完全符合于宪法的规定,这样做可以摆正军队、国家、政党三者的关系,有助于克服专制主义,建立民主政治。需要指出,”08宪章”不是军队国家化的首创者,早在六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曾经提出过军队国家化的主张。1945年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时,共产党的代表团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路。”并且争取写进了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政时向国民党要求军队国家化,自己当政时却拒绝军队国家化,这至少不是一个光彩的选择。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有一件事情使我感触很深。在我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时,曾在1989年1月收到一篇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题目是《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文章主张”变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国家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使军队体制纳入国家统一体制”,”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党委把权力交给行政首长”,”军队中党的组织不再是权力机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济南军区的一位青年军官,他的文章曾经在军队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在军内引起强烈反应。在军委总政治部,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他把文章略加修改,经由中央党校的一个研究生(也是一位青年军官),交到我的手里,我把他编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第2期。但打出清样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们怕因此”触雷”,为慎重起见,只好把它撤下。但这个事情使我了解到,即使是在军队内部,包括军委总政那样的领导机关,也有人倾向于军队国家化。目前,虽然共产党继续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但我相信军队国家化迟早是会实现的,因为他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主义的大潮,早晚将冲破”党指挥枪”的旧习。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四)关于”联邦共和国”问题   “08宪章”提出:”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是对未来的国家模式的一个设想,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不料竟引起一些人的大惊小怪,把它说成是”颠覆国家政权”,”分裂祖国”,把签名者斥之为”卖国叛徒”。真可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联邦制是一种政治组织原则,也可以说国家结构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里,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民族,由于一定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原因,而在同一主权国家内实现享有一定主权的高度自治。我们从《瑞士联邦宪法》的条文上,可以大体了解它的特征。这个宪法的总则第一条就载明:”瑞士联邦由……等22个有主权的结成联盟的各州人民组成。”第三条:”各州的主权,未经联邦宪法限制者都得自主。凡未委任于联邦政府的权力,概由各州行使。”这部宪法从1874年制定后,到1974年,一百年间修订了37次,但这一条却一直没有修改。目前世界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大部分都有瑞士宪法所规定的两大特征:一、组成联邦的各州享有主权,但它受着联邦宪法的限制,也就是说,是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主权;二、各州可以行使联邦政府的权力以外的权力,也就是说,体现各州共同利益的权力集中于联邦国家的中央政府,各州行使的是有关本州事务的权力。但在具体的实施上,各国又各不相同。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20世纪以来,联邦制被广泛用来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手段。””1971年,世界上共有17个国家实行联邦制,还有18个国家采用了联邦制的分权制原则。””实践证明,联邦制或类似联邦制的政治体制,是最稳定最持久的政治组织形式之一。”

可见,联邦制是当今世界上一种通行的政治组织形式,把它列为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更没有理由大加挞伐。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早在苏区时期就考虑过联邦共和国的问题。1934年2月1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第五章第24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规定如下:……20、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境内各民族订立组织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条约。”1945年6月12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里又提到”……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现在有些人把提出联邦共和国视为”叛国卖国”,不知道他们把这些曾经提倡联邦共和国的先辈置于何地?

(四)简短的结语

“08宪章”引起许多人的讨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我深深地相信,”08宪章”所提出的目标必将实现,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什么时候实现,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将取决于人民的觉悟和当政者的觉醒。只要人民从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影响和毛左派的蛊惑下解放出来,只要当权者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个人既得利益的枷锁里解脱出来,并且采取理性的、和解的、合作的态度,”08宪章”就有逐步实现的可能。为此,需要一个广泛、深入、持久的启蒙运动。希望当局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大家有可能通过各种舆论媒体,畅抒所见,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封锁打压。真理是压不住的,它必将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本文所述,全是我个人的管见,与”08宪章”的其他签署者无关,不当之处,请关注”08宪章”的朋友们赐教。

                                                      2009年3月1日

民国年间的一场人权运动

1928年3月10日,散发着墨香的《新月》出生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发行。一弯新月天如水,在左翼文学开始鼓噪的时候,这本清新而洋气的刊物可谓别树一帜。《新月》的面孔大多是原先新月社成员和《现代评论》派转过来的,徐志摩、胡适、陈西滢,加上梁实秋、闻一多、叶公超、沈从文等,后来几期一些新的身影陆续出现罗隆基、邵洵美、潘光旦……

 

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月》的旗帜下高举共同的理想,凭借在文学和政治上努力,在这收成和希望渺茫的荒芜年头,执著地祈望为时代的思想增加一抹亮色,为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养分。

杂志从2卷2期起,闻一多如杳然黄鹤不再过问,徐志摩也渐行渐远渐无书,由梁实秋开始全盘接手,随后发生了与鲁迅的拉锯战。这时胡适、罗隆基开始为人权与约法鼓与呼,笔底生发出轩然大波,杂志关注的焦点也由文学走向时政批评。

胡适向党国发难

1927年5月,胡适从英国出席庚子赔款委员会会议回来,这期间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择上海定居的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发起了新月书店与《新月》杂志。由于时局动荡不安,胡适在上海最初的日子政治上是沉默的,但他有议政爱好的,如他所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随着国民党政权统治的稳定,政治上的高压政策逐步暴露。书斋里的胡适就再也坐不住,便在《新月》上发表一系列政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大陆统一在国民政府旗下,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统一中国后意味着军政时期的结束,进入了训政时期。这是孙中山在关于三民主义演讲和《建国大纲》中明确规定的国民党革命三阶段:第一是军政时期,国民党要靠军事力量夺取和巩固政权;第二是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表民众行使国家权力,同时,以县为单位,在各地训练民众实行自治,为过渡到下阶段做好充分准备;第三才轮到民主的宪政时期。

然而,一向最看重枪杆子的蒋介石,仍以“军”为主进行军事独裁和个人专制,所以训政时期依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这一切胡适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格格不入。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市特别代表陈德徵提出一项《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内称“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处分之。”按照陈的说法,从拘捕、审问、定罪、处刑到执行,均不必经过任何法治机构,国民党省市党部有权定谁是反革命。

胡适看到这个提案有点气不过,就在提案见报当日即3月26日,立即致函国民党司法部长王宠惠,说今日读报的专电,真是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于全世界了。

在此同时,胡适又将此信寄给国闻通讯社发表。结果三天后国闻通讯社复函,告以各报未见刊出,稿件被检查者扣去。不料上海《民国日报》却刊出了陈德徵批判胡适不懂得党不要充内行,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

恰好4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胡适清醒地看出,这恰恰是人权破产的铁证,而且命令本身就破绽百出。

1929年4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批判长文。他对《建国大纲》提出质疑,不仅仅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政府既定国策的批评。在文章中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下胡适之语可谓石破天惊。

胡适再接再厉在《新月》上写出《知难,行亦不易》,公然与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唱反调。梁实秋也写出《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揭示了孙中山对自由说法的自相矛盾,批评了其对自由的误读。不过,梁氏主要还是在文学上独自同鲁迅等左翼作家死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9年10月1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发表文章,内有“中国本来是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胡适认为这句话足可代表国民的昏聩,如果中国真这么美好,那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他写出《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刊载在《新月》,“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

这些文章在《新月》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称“振聩发聋,不胜佩服。”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王云五与张元济等朋友却不断提醒胡适注意个人安危。

的确,国民党各地党部纷纷认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国民党政府根据这些,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并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教育部长蒋梦麟是胡适的哥大同学,发出良苦用心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

胡适不买账地依然我行我素,将自己和罗隆基、梁实秋等人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单独出版。计收入胡适的《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以及罗隆基《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和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等文。

在该书的序言中胡适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比喻说,好比一个佛陀山大火,鹦鹉以翅膀入水濡羽去救火。在这个苍生社稷处于火热深处的时候,胡适与《新月》同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作为一个骨头烧成灰的中国人,他们也明知自己小小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但还是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这就是读书人良知的驱使。

罗隆基的政治炮火

《新月》同人中,谈政治比胡适更坚决的是罗隆基。他和胡适并肩作战,甚至炮火更为猛烈。

素有“江西才子”之称的罗隆基出身于清华,他一贯对政治抱有热情,五四时期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其“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人所津津乐道。罗隆基1921年去美英留学攻读政治学,1928年秋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刚过而立之年的罗隆基回来后积极参与《新月》活动,很快进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

从第3卷第2号罗隆基接管《新月》,毫不讳言地对政治保持批判的热情。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十分激赏,以此标准衡量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处处不入法眼。一方面他大量介绍英美政治学理论,一方面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

罗隆基在《新月》发表《论人权》,从不同角度全面阐述人权观。他分别从人权的意义、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和人权时间性与空间性分别进行论述,文章最后还以“我们要什么样的人权”为题,开列出三十五条意见,为中国起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人权宣言。时至今日,这个宣言读之仍荡气回肠。

罗隆基不像胡适把矛头对准孙中山,他反其道而行之,以阐发孙中山思想形式做文章。他在《新月》上国民党的批评更为激烈,例如第2卷第8号中,罗隆基一针见血地说:“国民党天天拿民主、民权来训导我们小百姓,同时又拿专制独裁来做政治榜样。天天要小老百姓看民治的标语、喊民权的口号,同时又要我们受专制独裁的统治。”这无疑是一篇赤裸裸的战斗檄文。

罗隆基陆续在《新月》上发表了《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我们要甚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他还利用蒋介石于1929年岁末通电全国征求对国事意见之机,直接批评国民党一党独裁和“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这些文章都是与党国关于人权、约法论争中的重磅炮弹,他一次次触摸舆论的底线。

一连串文字激起惊涛骇浪,使得罗隆基名声大噪,在学生间口碑载道,他的课骤增了不少旁听生。1930年11月4日下午,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兼课的罗隆基从办公室内,毫无准备地被逮进公安局。后来在张群活动下,他旋即被保释出来。

有惊无险的罗隆基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却立即写了篇《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发表在《新月》上,“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表达对对党治之下任意戕害人权的控诉。

罗隆基领衔下的《新月》批判火力不可谓不集中不猛烈,不仅矛头对准被国父的孙中山,还直接对准蒋介石政权。

针对罗隆基的一些列越轨言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为由,要求学校解除其教职。胡适不得不从中斡旋,致函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布雷,声言罗隆基所作文字,并无“恶意”诋毁,只有善意的忠告;《新月》对舆论界贡献在于用真实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党部与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可以书面驳辩,或通过法律干涉。

陈布雷表示可以邀胡适到南京一谈,谈出一个初步的共识来。

中间道路踯躅前行

《新月》一开张就与蓬勃兴起的左翼文学发生了磨擦,左翼的鲁迅、冯乃超都针锋相对地对其围剿,甚至讽刺《新月》正在执行着为统治者“维持治安”的任务。

《新月》成了革命的异己,杂志逐步展现出自由主义式的改良主张,系统阐述了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不仅按照各自的专业训练围绕“中国的现状”进行诊断,还以“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鲜明表达自由主义式的原则宣言。

同人们是站在一个“忠实”的反对者的立场,希望国民党能够从谏如流改善自身。杂志因此对国民党和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批评,其实这是种补弊手段。他们天真与固执地要走第三条路——独立于国民党政府与左翼革命的路,这条路注定腹背受敌,想要在夹缝中求生存真是有点不尴不尬。

1930年1月20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开会,陈德徵主持并认为新月书店出版的《新月》杂志刊登胡适诋毁国民党言论,决定查封新月书店,同时呈请严行通缉,使在党政府下不得活动。2月5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传达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新月》第2卷6、7期合刊,罪名是“诋祺本党、肆行反动”。之后的5月,国民党中宣部又下令查禁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

愤怒与失望交杂的胡适,决定退出这场人权与法治的战斗,中国公学校长一位也由于右任代替。胡适转了一个大弯又举家迁回北平,在这个过程中他发表了《我们走哪条路》,一改过去的调子,避而不提人权与法治,认为当时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五大恶魔。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用科学的方法,是一点一滴的改革。此后罗隆基也离开上海,去往天津做《益世报》主编,同人纷纷作鸟兽散。

1931年7月下旬,天津市整委会给北平市整委会去函,称新月2卷8号有诋毁约法诟辱党国之文字。于是,北平公安局奉北平市整委会之命,没收了北平新月分店一千多份该期刊物,并逮捕了店员。

虽然上海、北平这些地方政府对《新月》杂志不遗余力地打击,并一再呼吁严惩胡适、罗隆基,蒋介石却心底认为这些人只是一介书生,作点文章出点风头罢了。并询问属下,是否可以把他们引为同调?

胡适虽然讥之不是同调问题,是政府能否容忍异己问题,但是在重重挤压下被国民党当局纳入到体制之中,在1931年接收了财政委员会委员一职,逐渐和国民党接近起来。

随着国民党统治在30年代初达到统治的顶峰,《新月》同人活动空间变得非常狭窄。但这群曾经跌跌撞撞跋涉于第三条道路的义士,几乎成了与共产革命派、三民主义派鼎足而立的一个思想派别,成就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辉煌。(改编自新书《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