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中的文章，是我写给在美国留学的侄女晓云的书信中的一札。晓云於2002年8月中旬赴美留学后，我们依然保持着书信往来──谈学习、谈读书、谈生活……，话题广泛。
说起来，促使我给她写下了这一札以《专制文化下的中国》为题的书信，虽出於偶然却又蕴於必然──具体说，是由於一个偶然的原因，导引我讲出了一个长期思考的问题的答案。
下边，我们就先来讲讲偶然。
事情是这样的：西元2005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与晓云通越洋电话时，她谈到：前几天，几个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聊天，不知不觉中谈到了中国文化，虽谈得热气腾腾，有时还激昂慷慨，但晓云的总体感觉是，未见真章，她希望能听听我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电话中，我谈了一点看法，主要是如何认识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因为我认为，一个一味盲目歌颂自已文化的民族，一个不能认识自已文化中的糟粕的民族，是不能长久地立於世界民族之强林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包括西元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1949年以后的红色中国的历史，都提供了最充分的，活生生的证明。而中国文化中为祸最大、最广、最深、又最久远的就是“专制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奴才文化”、“作假的文化”──当然也举了几个实例，但是，由於时间所限，谈得非常的粗略。
事情本可以到此为止，但我觉得有必要将我在电话中所谈的内容更完整地介绍给晓云。於是，我写出了这个专题信札的第一封信（当时并未加标题）。
第一封信发出后，我开始有了接着写下去的冲动，而恰在此时，一是晓云回话说，读了信后，感到受益匪浅，希望继续看到更深入的剖析；二是看了第一封信后的两位挚友，都认为我写的这个专题很有些特殊的意义，鼓励我以此信为开端，接着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剖析──并表示，他们愿意成为我的忠实读者。
就这样──冲动加鼓励，促使我放下手中的一个已经在进行的写作，转而进入了这一信札的撰写──第一封信的标题《沉重的认识》，就是在连续写出了第二、第三封信后，才补加上去的。
这个过程──由一个家常电话引发了这一批信札的撰写，很容易使人产生事出偶然的认为──这很正常。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实际上，能系统地撰写这批信札，却并非偶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这个专题的思考由来已久，答案的最终获得，正好是在2000年至2005年的这五年时间中，动笔将它写下来，本已在计画之列──靠后一些而已，现在不过是提前了；原来并未计画用书信的方式写，现在却只能沿用书信方式往下写了──也许这样更好──首先，它保留了我与晓云写信的原样暨保留了我写这个专题的初始样、原貌，其次，它较之历史文章，政论文章显得更灵动、更自然。
既然将“我对这个专题的思考由来已久”点出来了，那就少不了要对“由来已久”及相关情况作些交待。
追溯起来，对以上问题思考的起点是远在40年前的少年时代。虽然，由於一些原因，这个思考或停或动，时断时续，有时停断的时间还比较长，但始终没有从我的脑海中隐没、消失──这即是“已久”。
要将一个时间跨度达40馀年的思考历程在此作一个交待将肯定失之冗长，一点不讲又不大合适──空口白牙。看来，选择几个将我的思考引向深入的关键点，简要地谈一谈──以构成对我的思考历程的管窥，倒不失为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的一种选择──且依此而为之吧。
第一个关键点──少年时代的一段特殊经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1949年）诞生的一代人，在大陆又被称为“解放牌”，我正是“解放牌”中的一员。
与所有“解放牌”的成员一样，我从小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在“伟大、英明、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谆谆教导下成长的。
由於这样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使得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乃至共产党员）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是十分崇高、伟大的，非常圣洁、完美的，甚至是不容批评的──至少在1960年我随母亲被迫疏散下放到农村前是这样的。记得在那之前的时间，每当唱起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歌曲，激情总免不了在心中涌动。
我的父亲在大陆解放前就从事公路建设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战公路运输之大动脉──滇缅公路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指挥者之一。解放后，又投身新中国的公路建设。作为公路工程局×工程处主任工程师的他，长年奔波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极少有时间回家省亲──因此，曾演出过这样的“笑话”──我快四岁时，在楼梯上遇见了回家探望的父亲却不认得──父亲也不认得我。当从父亲的口中知道找的是母亲时，我回头对着家门直叫“妈妈，妈妈！有人找！”。
我的母亲，贤慧、善良，典型的贤妻良母。自嫁给父亲后便随夫四处奔波，侍候父亲的生活起居。解放前夕在省城定居下来，一心一意抚育膝下的孩子（我是么儿），是没有工作的“职工家属”。
头些年，家境虽不富裕，但母亲将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一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平平安安，哥哥、姐姐的学业也很顺利，该上高一级学校的，都顺利考上了。
1960年中的某一天，因在公路局党组织拟定的疏散下放人员名单中，有我母亲的大名（一个职工家属，是如何被这麽大的一级党组织在这种关键时候看上的，至今我仍难明究＿＿），我这个尚在读小学的么儿，不得不随母亲来到××县×××公社营盘管理区（相当於生产大队）落户务农。
在营盘，我们共生活了近八个月──说来虽短，但是，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至今回想起来，仍是那麽的清晰。
公路工程局派来“护送”我们疏散下放的两个干部，吆五喝六、横眉竖眼，一副凶霸霸的样子──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完全像在押送劳改犯。可能与我刚读完《水浒传》有些关糸──因为我老觉得他们与书中的那两个天良已丧的公差──董超、薛霸太相像了。
疏散下放如此这般的开始，使我产生了多个困惑、疑问──其中最主要的有三：
我母亲何罪之有，受此对待？我何罪之有，受此对待？这样的做法，与我聆听过的共产党的行事主张，为何如此天差地别？在我所崇敬的共产党人的队伍中，为何也有董超、薛霸一样的人物？
1960年，正是“新中国”大办人民公社的年代，也是三年大饥饿的第二年。在营盘，深深地触动我这颗少年心灵的事情有许多，其中，又尤以这几件事情使人刻骨铭心。
食堂＿？漱j锅清水汤
公共食堂＿堙A每日两餐供给的，是每人小小的一碗稗子饭（用稗子与糙米合煮的饭，总是稗子太多米太少）──偶有一餐“麦拉饭”（用麦粒与糙米混合煮成的饭）即是“天官赐福”了。此外，每人还可得到一勺汤──用大锅煮成的，没有一颗油珠子的菜汤──毫不夸张地说，味同猪食。吃着这样的汤和饭食的社员，每天还得干力气活，在民兵的监视下，将汗水？在公社的田地＿堙I
管理区的干部吃什麽不得而知──只是从不见他们到食堂打饭。
因为得走四、五公里才能到达公社小学，所以读书的孩子都自带中午饭。社员的孩子带的都是父母口中省下的稗子饭，可干部的孩子带的几乎都是美食──如鸡蛋炒饭、火腿炒饭……，每天都看得我们直咽口水，羡慕不已。
铁血小瓜
因饥饿难耐，一位老爷爷见四下无人，便迅速地摘了地＿？漱@个小瓜，送到嘴边一阵生啃。刚刚啃了几口，便被几个民兵发现了，民兵指斥老爷爷偷瓜，并将他绑到一根木桩上，用细竹子抽打，边打边喝喊：“看你偷，看你偷！打断你的老骨头，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偷！？”直到将老爷爷打得鲜血顺着指尖滴滴哒哒往下淌，方才住了手。
亲眼目睹了从啃瓜到吊打这一幕幕人间惨剧的我，一开始，心灵中填满的是好奇，继而是惧怕，末了是惧怕再加上愤怒。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几个民兵怎敢如此打人？的确，天是明朗朗的天，地是红彤彤的地，天地之间还高高地站立着人民“最敬爱的父亲毛泽东”，可是，当时当地的那些民兵，就可以有监视社员，骂、踢、打、抓、捆、押社员的特殊权力。
社员们一个个饥肠碌碌，民兵们一个个如狼似虎──这是当时我暗自写下的话语之一。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专制社会为什麽可以那麽坚固地，周而复始地运行了两千多年？本书是作者对作用於历史和现实的专制文化所进行的深层次思考──涉及社会的基本关系，老百姓被宰割的命运：“大一统”的弊害；伦理专制化的歹毒；阉割人格的惨恶；官吏腐败的根源；中国知识份子受到的戕害等多个重要问题。
……
这些事，引发了我的深深的困惑和思考──人们为什麽在如此辛苦地劳动，却还要如此地挨饿？队干部的子女为什麽可以不挨饿？还吃得那麽好？
如狼似虎的民兵怎麽与我们所痛恨的“万恶的旧社会”＿堙A地主豢养的可恨的狗腿子、打手那麽地相似──甚至与《水浒传》＿？涤疙聋漯漕漕ヮ囿秦ㄚ？钓ヲ？＿──除衣着，说出来的具体话语不一样外，凶恶、可恨则几乎完全一个样！共产党的干部为什麽也要使用这麽一些与地主的狗腿子一样的人呢？高衙内的走狗，地主豢养的狗腿子与党的干部指挥的民兵是不应该有相似之处的，可他们为什麽会那麽的相似呢？
“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共产党知不知道这些事？如果知道了，为什麽不来看一看、帮一帮、管一管、救一救？
……
八个月以后，随着疏散下放的废止，我和母亲又回到了城＿堙C
当时，城＿？H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所拥有的，除去饥饿以外，仍然还是饥饿。我和母亲自然也加入到了这一支饥饿的大军中。在饥饿过去以前，我们品偿过用水叠的“补中益气丸”充饥；中午放学，因饥饿乏力，当我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家时，已经到了下午上课的时间的多种苦涩。
饥饿，少年心性，缺少知识等原因使我暂时停止了对上述种种困惑、疑问的答案的追寻，但是：
A、它使我在少年时代也不会完全相信这麽样的一套官方说词──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时间＿堙A中国之所以粮食奇缺，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饿死人的事四处发生，全是因为“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卡我们的脖子”所至──因为至少我会这麽自问：苏联修正主义为什麽不卡干部子女的脖子？民兵一个个如狼似虎，欺压社员，毒打老爷爷，与“苏修”何干之有，何涉之有？难道“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卡我们的脖子”也能成为民兵可以随便地凶狠地毒打自己的“阶级兄弟”，可以任意捆、押自己的“阶级弟兄”的理由？
B、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什麽也会撒谎？为什麽也要撒谎？为什麽可以那麽坦然、自如地对如此衷心耿耿地拥护自己的人民撒谎？对世界革命人民撒谎？
C、困惑、疑问并未从我的心中完全地消失，它就象种子一样，已深深地植入到了我大脑的土壤＿堙A只要我的生命继续存在，它就会有发芽、成长的机会。
第二个关键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斗转星移，转瞬间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单地说，“大革命”带给我的“重大收获”或曰深度疑问主要缘自三个方面：
A、最高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历时十几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以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为核心。当时，虽然也有一批无耻的御用文人为这个斗争制作了一大块特别巨大而又光冕堂皇的红色遮羞布──“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与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但是，铁的事实却在诏告世人，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斗争，从实质、内在到表现方式、手段等各个方面，都与发生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王朝的宫庭斗争殊无二至。而其间所充斥着的伪善、黑暗、无耻；冷酷、惨烈、血腥，不仅并不输於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朝庭的杀戮式宫庭斗争，并且已经有了不少的超越。
一个挂有那麽多的与专制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伟大旗幡、最耀眼的光环，如，人类最先进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人类最先进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人类最先进、最伟大、最英明、最正确的党──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最崇高的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拯救世界上尚处於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等等的“大革命”，为什麽竟然与专制王朝的宫庭斗争在本质、内在方面毫无二至，在伪善、黑暗、冷酷、血腥方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呢？是什麽样的魔方，具有如此巨大的传承力量？使这些伟大的旗幡、耀眼的光环在实践中显得那麽地无足轻重，具有那麽强烈的自嘲、自讽的意味？
现代英国、法国、美国……的最高权力斗争，也如此进行吗？也如此的欺世盗名，狠撒弥天大谎吗？也如此的血雨腥风吗？如果也如此，是为什麽？如果不如此，或不完全如此，那麽，“新中国”这麽个样子的最高权力争夺又在说明什麽呢？
B、红色的专制皇帝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於反封建，反专制，立志於解放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是历经了新民主义革命的重重困苦、磨难，凭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於中国实践的伟大法宝，推翻了专制的蒋家王朝，创建了人民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可为什麽自打“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那麽地热衷於封建帝王的威势、权术，那麽醉心於专制之道了──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延安时期，他就己经如此这般了。
无数事实说明，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老人家已经完全蜕变、堕落成了口含天宪，双手控制着党、政、军大权，控制着经济、民生、立法、司法、监察大权，掌握着所有高级干部的生死大权，实施着严密的特务统治，频频施行着惨烈的“文字狱”等残酷的专制手法，将一个泱泱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玩弄於股掌之上的红色专制皇帝。
是什麽样的魔法，魔力，可以使得他如此地热衷专制，应用专制？如此迅速地由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蜕变、堕落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皇帝？
此皇帝──尚红色者与彼皇帝──尚黄色者之间──绝对的没有师生、师徒间的传递、传授关系，有的只是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的“风马牛不相干”的那种关系，以及“此”肯定是自古以来对“彼”的最伟大、最有力的批判者的阶级对立关系。然而，认识为什麽竟与实践如此地相悖──“此”与“彼”原来完全是一个样，一码子事──并且，将“此”与“彼”相较，竟然是“彼”的相形见拙，自叹不如！
呜呼！奇哉！是什麽样的纽带竟然能具有如此巨大，又那麽神秘的传承、传授能力？！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学说、思想，以及一切革命的宣言、章程、决议、声明、承诺……在它的面前都显得那麽地渺小，那麽地无所作为，无能为力，那麽地不堪一比，不堪一战？！
C、残忍的“命运之神”
“大革命”开始前一年，我考入高中读一年级，开始幢景着未来的大学生活。“大革命”一开始，我和我的所有同辈们的大学梦很快就破碎了。
梦破了，己很无奈！然而，当时谁也不会料到，这不过是无奈的开始。接下来，大家的命运又连续地发生了几次“连做梦也没梦到过”的陡转。
先是陡然间成了“革命小将”──满怀着革命激情，革命干劲，在党的指挥下，狠斗站在讲？上，辛辛苦苦传授我们知识的老师。
忽然间，不斗老师了。“革命小将”被划分为了三类人──红五类、花崽子、黑崽子（划分的标准是家庭出身，时有革命口号云：“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由红五类狠斗黑崽子，花崽子陪斗，接受“革命教育”、“阶级教育”。
学生斗学生正斗到红五类人数日减，黑崽子人数日增之际。陡然间，斗争中止了，大家又成了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开始了“革命大串连”。
以后是“复课闹革命”──自发的主要行为是，原先被斗的“黑崽子”满校园追打整人、斗人的“红五类”，……几个月后，“复课闹革命”又不了了之，烟消云散了。往后，学生们分成了三派──都自称是“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又尖锐对立，相互斗得你死我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躲在家＿堙A不敢斗或不愿斗的“逍遥派”。
1969年初，在“大革命”的道路上为“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七高八低地征战了三年之久，斗了三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们，因为毛主席的一则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业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便在陡然之间又转变成了“知识青年”，统统得打起背包，下乡去插队，当农民，接受“再教育”。
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如此的多变，如此的上下陡转──忽而是“可上九天揽月”的革命英雄，忽而成了贫下中农的“教育对象”（请注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下去“接受工、农的教育”一直都是共产党对在政治上失去信任或者犯了“不太严重的政治错误”的“同志”，进行贬逐──官方的标准用语叫“治病救人”，“给出路”的常规方法──有大量事实证明，至少在“知青”下乡的第一年，不少人都从当地管理“知青”的干部及原所在城市的管“知青”、管治安的干部及“工人纠察队”身上，品偿过这种被贬逐者的滋味）。
命运的所有的陡转，都是在毫无一点儿知情权、自主权、选择权、申诉权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为什麽会是这麽个样？我们读书、上学──受教育的权力，为何可以被如此光冕堂皇地，轻而易举地剥夺乾净？
虽然我们也可以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保不住自己，更何况我们这些以小物了”，“下乡锻炼乃我辈之‘大幸’”等语言来自解、自慰。但是，全国多达一千七百多万众的青年学生──“知青”的命运，竟完完全全地掌握在了一个“命运之神”的手＿堙A这也未免太过份了，太残忍了！这个人凭什麽，因为什麽能够获得如此巨大而又可怕的权力？这个人又凭什麽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地将如此众多的青年学生的命运，似搓揉面团一般，弄玩於股掌之上？！
以我的认知、视野、思维能力、水平？围能得出有答案只有十分清楚的一个：专制使然也！独裁使然也！
第三个关键点──老百姓对“革命领导干部”的心理、行为特点
难以数计的事实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老百姓对“革命领导干部”（也叫“首长”、“公仆”）存在着这样一种奇特的心理和行为──怕惧、献媚、怨恨、偏爱这四种既相互矛盾，但却又能共溶、共存的心理和行为。具体一点说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既惧怕官又对官献媚，对官既怨恨但又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以认识官或被官认识为出彩，以傍官为得意，以当官、升官为荣耀。
在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国”的章程中、文件＿堙A是没有“官”这样的说法，称谓的。有的是另一种崭新的，极赋先进性、革命性的说法、称谓──“革命干部”、“革命领导干部”等，在报、刊及官方的宣传品上，又叫“公仆”，在有些场合，则又叫“首长”。
通过这样的称谓及为此作支援，注释的所有文字──从理论大作，党的章程，“红头文件”到官方出版的通俗宣传文章……，你能想像、描绘出的，肯定只会是一幅老百姓与“革命领导干部”、“公仆”亲爱、平等、相互关爱的合谐图。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自1949年10月1日以后，“人民政府”执政的近六十个春秋中，这样的亲爱、平等、相互关爱的合谐图，只不过在早期有过昙花一现，此后，怕惧、献媚、怨恨、偏爱便逐渐成了老百姓对“革命干部”、“革命领导干部”、“公仆”关系画卷中的四个当纲关键词──我对它们的简要注译是这样的：
怕惧──造成老百姓对“革命领导干部”害怕、畏惧的主要原因是──“革命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委会的一把手──党委书记），几乎都是所管地面上的老百姓的“命运之神”──这些人的走、留，升、贬，荣、辱，个人财产能否保全及保住的比例、程度……几乎完完全全地系於他的金口；特殊时节，将你划为友还是划为敌（直接关乎生家性命）也完全地系於他之金手。对这样的“神”，谁不怕惧？
献媚──通常情况下，害怕、恐惧，但却又奈何不了他时，多数人的方法往往就是对他讨好、献媚。
讨好、献媚的目的有二。一是自保，通过献媚获得“神”的好感，使自已被抛入命运多舛的畏途的可能性、机率都降得低一些。二是获利，通过献媚，或可成为“神”的圈内人──因此能得到几许荣光、获得几许小利；通过献媚受到神的青睐，由此入官场（或受提拔），并获大利。
献媚者之间很容易形成心照不宣的献媚竞赛──这是由於追逐献媚的更好效果所引发及推动的。献媚竞赛至少在两种恶行的重要导因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两种恶行是：A、导至行贿──因为行贿是效果最好的献媚；B、转换为对它人的污告、谄害──因为污告、陷害它人能表示的是对“革命领导干部”、“首长”的有形可鉴的“忠心不贰”。
怨恨──对这样的“命运之神”不怨恨的能有几人（包括献媚者在内）？通常，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除了在当担治下臣民的“命运之神”的同时，还有如此一些恶行──满口的仁义道德、革命词语，一肚子男盗女娼；专横跋扈；让小人频频得势，使他的九族“鸡犬升天”；大把大把地挥霍民脂民膏，大口大口地吞食民脂民膏，没人管甚至还有更大的官在保护等等──所有这些，只会加强、加重你心中的怨恨！甚至会使你恨得牙？？！
偏爱──因掌控别人命运所呈现的威风八面，搓揉它人命运的快感及其中潜藏的财道、色道；可使九族中人“鸡犬升天”，通过挥霍而红光满面，通过敲诈、侵吞、贪污而快速致富的等等诱惑；又足以使不少人对“革命领导干部”有了一种心向往之，神萦牵之的特殊偏爱──以认识“革命领导干部”或被“革命领导干部”认识为出彩，为高人半等；以当官、升官为荣耀的心理和行为。
如果你对中国历史上的官民关系多留意一些，你就不难发现，“新中国”的老百姓对“革命领导干部”（“首长”、“公仆”）的这四种心理和行为与封建专制时期，中国老姓对官的心理和行为没有什麽差别，完全一个样（在此不能不加以补充的是：其实，一般“革命干部”、低级次的“革命领导干部”对更高级次的“革命领导干部”，也普遍具有这四种心理和行为──这与封建专制时代，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心理和行为也是一个样）。
专制时代的官吏们，是通过什麽神奇的渠道、坚固的纽带向当今这些不断接受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反复教育的“革命领导干部”们，传送出影响力、指导力、实践能力均如此巨大的“真经”和“法宝”的呢──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这些饱受人类最先进思想教育的中国社会先进分子中的先进分子，怎麽会在如此轻轻容易之间，就将所受的那麽多革命教育的内容，完全置之、忘之於脑后而重蹈了封建专制时代官吏们的复辙呢？是什麽样的魔力，方能具有如此这般的神异的引导力量？！
……
我不知道这样的简述是否已将这些关键点对我的思考所起的促进作用讲清楚了──当然，关键点肯定不止这麽三个，还有的如：酷虐远甚於明、清的“文字狱”；西元1989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十万“人民子弟兵”用坦克、机枪镇压反腐败的“人民的子弟”──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市民的“六。四”惨案：“革命领导干部”、“公仆”的贪污腐败已使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专制王朝，以及被共产党推翻的统治大陆时的“蒋家王朝”的贪官污吏都望尘莫及，惊叹不如的实际等等，在此皆不赘述。
回过头来说，大约从西元2000年的年中开始──当我终於有了能将这些思考向深处推究的整块时间，开始系统地思考时，个人的切身经历──尤其是从当中引发的诸多困惑，诸多问号；透过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社会生活实例所引发的叹问及思索；每一个关键点对我的思想所产生的震憾，所引发的深度困惑、疑问及相关思考……得以滴滴汇拢，层层汇拢，并且渐渐地勾通、连结起来。终於，成为了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此时，我终於有茅塞顿开，贯通、明了的感觉──问题的最终答案，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悟到了。
指挥、规？、制约着这个整体按着专制的理论、观念、意识；专制的政治、道德、伦理、教育原则；专制的社会等级森严构建，专制的社会评价体糸、标准等往复运行的是什麽──就是专制文化。
对文化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又富有成效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这样总结说：“……某些过程、某些风俗、某些信仰在行使了1000次以后就有可能溶於意识之中。”（《文化与承诺》）
诚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专制文化在中国社会中重复运行的时间长达两千多年──时间实在太过於久远，次数太过於多；又是在假天之威名，带着神圣光环的情况下，在不被置疑地，无阻碍的状况下运行的──被人们认可、接受、拥护的程度实在太深。它所包涵的内容早已经溶入到了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对这种可恶的意识，中华民族一直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系统的、深刻的清理，更没有进行过反思。
正是由於这些原因的叠加，就使人们的意识、思维、视野、语言、习俗、行为等都仍然受到专制文化的指导、约束、规矩。
这样的指导、约束、规矩所导至的后果有多重，其中至关紧要的有二：A、深受专制之苦之害的老百姓对专制采取默认的态度，支持甚至拥护的态度──脱离苦难的希望，吃饱穿暖的希望，获得权益的希望，社会实现公平、公正的希望等等，全都系在专制者的身上──过去是“真命天子”、“明君”，后来是“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第×代革命领导人”……；B、专制能够从容自如地通过掌控了国家大权的人物，借旗还魂、借壳上市。
不言而喻，这二者所具有的作用是：定乾坤──这正是使专制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周而复始地反复存活，生发，生长的基本条件，就象土、水、空气，酶、养料、蛹。
每一个专制的所谓不同仅在於：专制者的姓名不同，所打的“天”字旗号的颜色不同：“为天下苍生”的圣言在不同时代表述的具体用语不同；残民、造孽的程度不同！
恰好就在我的思考有了明晰的答案──当然，尚停留、存储在大脑中时，与晓云谈专制文化的电话及紧接着写出了谈这个题目的第一封书信，则正好成了促使我将思考的成果提早付诸於笔墨，书写成文章的契机。
由思考到成文，实际上是一个再次寻求史据，再次思考、推敲的过程──对此，就无需多言了。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思考、贯通直到获得答案的过程中，我还得益两个有力的武器──A、历史方面的知识及留存在历史典籍中的珍贵史料；B、中、外许多历史大师、思想大师的研究成果给予我的教益、启迪。
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个武器，我无法完成思考中的古今勾连、贯通及立据、立论。
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大师──早在明、清时期就具有了能洞悉专制制度、专制帝王实乃中国社会最大恶源之慧眼的黄宗羲、顾炎武、袁崇道、黄甄等大师的着述：“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先生等对专制文化入木三分的剖析；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等对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为美国的独立、民主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杰弗逊等思想大师的义簿云天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伟大思想……的启发，我不可能在思考中拨雾释疑，透霾解惑，获得最终的答案。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自称已经实行了“真民主”的大陆，既使是黄宗羲、顾炎武、袁崇道、黄甄……，陈独秀等中国本土大师的抨击专制罪孽的言论，揭露专制黑暗本质的着述，仍然象封建时代一样，在主流思想阵地中难有存身之地；在大陆众多身披着“代表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七彩圣衣的文化、思想、艺术界大腕中，有不少仍同封建时代的文人一样，所热衷的依然是对专制皇帝的歌颂，对专制制度、专制文化的褒赞，对上述这些大师的思想，则施以冷眼，不俏一顾──诚愿这样的局面，在大陆能早日结束！诚愿中华民族之芸芸众生，能早日受教、受益於这些大师的真知灼见、光辉思想！
在我的这札书信有幸付梓之时──亦即，我制作的“砖”将要抛出之际，特向八年多来一直都在支持、鼓励、帮助我，使我在既无名又无利可言的思考、探索的路上，忍苦涩抗孤寂，坚持不懈的妻子、女儿等亲人，彭、赵、王、李、吴、张、杨、周、冯等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罗深
2008年10月15日
写於美国达拉斯
（《专制文化下的中国》，明镜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