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一个不可能产生大师的时代，却不断有“大师”粉墨登场，继而成为众矢之的，最后一个一个地倒掉，真是好戏连台，令人应接不暇。

所谓国学大师、文化泰斗，这是何等沉重的帽子！岂是一般人物所能承受得起的？可就是有那么一些不知天高地厚之徒，以为通过包装、宣传即可欺世盗名，结果被捧得忽悠忽悠的，摔得趴叽趴叽的，晚节不保，贻笑于世。

季羡林先生本是研究梵文的专家，也可以称作是散文作家，却被一些人硬是给戴上了“国家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的桂冠。好在季先生有自知之明，对这三顶高帽力辞不受。而学术水平远远不及季羡林的余秋雨，却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接受了“大师”的桂冠，还解释说：“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无论是“国学大师”还是“文化大师”，起码应对中国的文、史、哲做到融会贯通并有所创见吧？且看余大师的知识水平，竟连古籍里频频出现的“致仕”一词都没弄懂！余大师给泰州写《望海楼新记》，不文不白，文理不通。最后诌上了一首貌似“七绝”的七言诗，活脱脱暴露出堂堂文化大师竟对诗词格律一窍不通。其《文化苦旅》的开篇之作《道士塔》，题目就有问题。塔是佛教名词，道士的墓怎么能叫塔呢？这类常识性错误，在余大师的文章中比比皆是。两年前，我曾耐着性子写过一篇《余秋雨〈苏东坡突围〉简评》，在此不赘。

尽管余大师散文中的文史错误早已被许多学者批了个体无完肤，余大师却依然不知羞耻，招摇过市，频频在电视上搔首弄姿，竟还能唬唬一些中学生。直到其“含泪劝告”的雄文问世，世人这才看清其文化市侩的真实面目。不管目前余大师自我感觉如何好，其“大师”的牌坊已经轰然倒塌了。

近日，又有个“文大师”忽剌剌似大厦倾。文怀沙大师成名有些年头了，在人们印象中一直是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颇具大师风范。查“百度百科”，文怀沙的头上戴着“著名国学大师、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等桂冠。然而，文大师的华丽包装竟然经不住李辉先生用笔轻轻地一戳，刹那间便显现出稻草人的模样，真是令人笑掉大牙。

李辉先生质疑文大师伪造年龄、伪造经历、流氓成性、学术成就仅相当于中学教师的水平，直击文大师的七寸。而我对于文大师的年龄、经历以及玩弄女性诸事，并不怎么关心；我关心的，是文大师的学术水准。如果文大师真的有梁启超、章太炎等先生那样的学术成就，即使他有说谎造假、流氓犯罪等丑行，庶几也无损“大师”之称号。

我不知文大师有没有拿得出手的“学术著作”，更没有读过文大师的文章和书。李辉先生的质疑文章发表后，文怀沙通过媒体发布了一条一百多字的声明。真是闻名不如一看，一看原来稀松。

文大师的声明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文大师如果真是“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按说应该知道诗经、楚辞常用的比兴手法吧？比即比喻，兴即“托草木鸟兽以见意”。古语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用的就是比兴手法。而文大师偏要将这句古语调换次序，变“以鸟喻人”成“以人喻鸟”，可谓点金成铁。

声明中，文大师特意摆出了自己的“学术成就”：“‘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正清和”是什么东东？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赶紧从网上搜索，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在一篇记者专访中，文大师对记者说：“‘正清和’三个字是我晚年创造的哲学。是我写的最短的文章，也叫《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全文正文仅3个字，加上解释共33个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

文大师自称“文子”，将这33个字称为“真经”、“箴言”，联系到其声明中的“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看来文大师还真把自己当作是可以写进青史的大师、泰斗了！

下面我们就看看其“三十三字真经”是什么玩艺。

将儒、道、释三种学说各用一个字来概括，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硬要概括，也应抓住其最根本的东西。结果，文大师概括了个驴唇不对马嘴。文大师认为“孔子尚正气”，我特意查了查《论语》，没发现《论语》中有“正气”二字。与其说孔子尚正气，不如说孔子尚礼、尚仁、尚德、尚恕。说孟子“尚正气”，倒是说得过去。所谓“老子尚清气”更是荒唐，老子何尝尚气？老子尚道、尚自然、尚无为，老子的哪句话说明“尚清气”了？不知文大师所说的“清气”是什么意思。最后的“释迦尚和气”尤其可笑。文大师说：“释迦的佛教讲究万事以和为贵。”“和为贵”明明是《论语》中引用有子的话，怎么成了佛教的真谛？你可以说佛教尚“空”，也不能说佛教尚“和”。

文大师说他还有“《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约”与“近”，只用一字足矣——片言只字，便露出了大师的“文字功底”。那么，“四部文明”又是什么货色呢？

魏晋以降，我国古代的图书便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所以清代有“四库全书”。而文大师的“四部文明”，并非指“经、史、子、集”四部，而是将中国古代文明史以时代来划分，分为《商周文明卷》、《秦汉文明卷》、《魏晋南北朝文明卷》、《隋唐文明卷》四部。将不同的朝代合为一“部”，非驴非马，不伦不类，这大概是文大师的首创。

这“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的《四部文明》是文大师亲自编写的吗？非也！让文大师每天写四千字，也要写上一百年！大师还有时间到处演讲、泡妞吗？据一位知情者披露：编辑《四部文明》，“就是由文怀沙从北京弄来一些古书，我们把古书扫描、复印，完全没有任何的编辑和文笔润饰的工作。正因为所谓的编辑工作没有任何文化含量，只不过是个体力活，所以编辑部成员，只有我一个是大学生，做一些编译工作，其余的六七人，最高学历不过是高中。”

现在，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不学无术、恬不知耻的“大师”们相继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当初他们喜滋滋地接受“大师”高帽的时候，难道就没估估这帽子的份量？活该！

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没有领到太多的长俸和福利，后来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辛苦。虽然贫困，但他家的桌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厕所地板亮得反光。每次到他家吃饭，我都震慑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东腔，以及他那威严的仪容。而他的孩子，我这位同学，尽管一身旧衣早就洗得发白，却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最近偶尔忆起童年往事，念及他家那极尽简朴的陈设，窗明几净，堂堂正正，我才赫然想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清贫”。

清贫，也就是贫而不贱，且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这种人穷则穷矣，然尊严所在，绝不容人轻视贬抑半分，不食嗟来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任何人见他，都还得敬他三分。幼年在台，成年在港，我都曾见过不少这种清贫寒士，或者是朝气勃勃的菜园老农，或者是精神抖擞的焊铁工人。他们面目明朗，好像自己正在干一件天下间顶重要的事似的。

前两周，我与陈丹青参加一场活动。活动快开始了，门外还站着一大堆人。陈丹青问场地经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者说是为了安全，不能让人人入常进得会堂，我们发现空间其实多得是，于是陈丹青出去交涉，要求放人进来，我则请前排观众一齐挪椅子，好腾出位置让其他人有地方站。

正当大家动手搬座椅之时，现场的保安人员突然用手按住站起来的观众，同时大喝：“干什么！统统不许动，回去！回去！”态度相当粗悍。不论我如何解释，他们亦充耳不闻，场面开始变得有点混乱。然后，管理人员闻声而至，看看里头究竟在闹什么。动气的我告诉经理：“你的保安骂人呀！”于是她对着一位保安随手一指：“你！撤！”这时，一位冷静的观众适时指出我的错误：“他没有骂人。”

没错，那位保安的确没开口骂人，他只不过是气势有点凶，语气有点暴罢了。这里似乎只有两种态度，不是对着贵客恭敬行礼，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声色俱厉，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

每次遇到问题，他们只能依照上级指示维护“安全”，不敢自己做主变通。因为他们从来不被赋予这种权力，他们的工作就是听话。每次执行任务，他们的方法往往就是高声斥喝越出界限的人群，甚至动手拉扯不守规矩的家伙。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因为，或许他们自己平常就是被人这样子对待的（我想起了那一声“你！撤！”）。

几天之后，我在一家餐馆吃晚饭，去洗手间的时候路过一间房门半开的包间，里头传来阵阵怒吼。我本能地走慢几步，看见房里一位喝红了脸的人正在痛骂一个低着头的服务生，他叫道：“我这身衣服你赔得起吗？你老板还得叫我大爷呢！你这XX混蛋！”我马上就想起那天那一位尽忠职守的保安，不是因为他当时的态度很接近眼前这位“大爷”，而是他的样子很像这个吓得缩起了身子的服务员。

两年前，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叫做《穷人的尊严与不羞辱》。他认为贫富差距的恶化，使得很多弱者根本连饭碗都很难保得住，更不用说要保住自己的尊严了。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够维护他们吗？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时代，城市主流如此，甚至连公权力也是如此。在车站广场前驱赶民工的公安可曾显示过尊重？在街道上追打小贩的城管可曾表露过善意？建立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分野最巨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分野还不只是权力与财富的区别，更是尊严分配的区别；穷人与弱者的尊严，就和他们的财产一样稀缺。

因为《公共人的衰落》而渐为中国读者认识的社会思想家桑内特（RichardSennet），还有另外一本广受好评的著作：《尊敬》（Respect）。尽管他谈的是西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读来却一点也不陌生，那种尊严丧尽的情况原来大家都有。只不过中国的问题或许还要更严重些。

在迈向市场经济之前，中国还曾经历过一场彻底的苏维埃革命，而“不相连与疏离标志了苏维埃帝国的日常生活……旁观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每一个人都变成孤立的原子，每一段人伦关系都曾被体制割断，传统的守望相助退化成冷漠相对，只剩下权力高低之间的从属关系还在发挥作用。

然后，无情的市场竞争进来了。

有意思的是，尊敬一定是双向的：“以敬待人不能单靠命令就会自动出现，它还是种互相承认。互相承认则需要协商的存在，它涉及个体人格与社会结构的庞杂性”。用大白话讲，这就是面子，当那位“大爷”觉得服务生不给自己面子、因而当众羞辱他的时候，他也许不知道这种粗暴本身就是很丢脸的行为。弱者饱遭欺凌，并不表示欺人的强者就因此得到尊严；恰恰相反，尊严与面子是人际的舞蹈，任何一个剥夺他人尊严的人，都不可能是个体面的君子。

难怪这个社会不只再也看不见“清贫”，而且连“富贵”也都几近消亡。富贵也者，既富且贵；今日中国有多少富人身上是带着贵气的呢？所以我愿意为孙立平的观点添上一笔注脚：除了穷人与弱者，现在的富豪和强者其实也不见得很有尊严。

怎样展望2009年？虽然我好像还没入题，实际上我已经快要说完了。2009年经济不景气，贫富差距更有扩大之势，你说我们今年会过得比较有尊严吗？

金融危机下的新“终结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如海啸般从美国波及全球，对西方思想界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各种新的“终结论”席卷而来：新自由主义的破产、“美国世纪”与全球化的终结、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走向灭亡……由此，一场思想争论的风暴正在兴起。无论是倍感兴奋还是心怀忧虑，许多欧美知识分子都试图探讨这场危机更深层的意义：它是否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根本矛盾？是否预示着某种历史巨变的来临？

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月发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1]被广泛转载，他批评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但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上造成的危害是明确无疑的。Stiglitz断言，“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特定利益服务的一种政治教条，它从未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获得历史经验的支持。”美国《新闻周刊》在10月发表Jacob Weisberg（著名网站Slate主编）的文章[2]，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的辩解者给出了种种复杂的解释，却回避了一个更简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那就是金融崩溃证明了其意识形态的失败。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Weisberg声称，自由放任主义“破产了，而这一次将不会有救”。然而，著名学者Richard A. Epstein（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在《福布斯》网站发表回应文章[3]，认为Weisberg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是粗糙的，完全无视其精微之处。他试图澄清，坚持“有限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仅强调市场竞争的好处，也深知非对称信息、公共产品以及囚徒困境所造成的挑战。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而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Epstein认为，Weisberg的指控过分强调了市场失灵，却低估了政府失灵。

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判断，Edmund S. 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显得更为谨慎。他在《资本主义会有前途吗？》一文[4]中分析指出，人们在谈论“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似乎忘记了它曾经历过的历史危机，而在1980年代才开始在少数国家复苏。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资本主义被简单地看作放任的“自由市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开放与彻底创新。的确，“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资本主义在激发企业家创新和消费者热情的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将工作转变为挑战、解决问题、探索和发现。尽管2008年对世界经济充满挑战，Phelps相信“对那些重视创新的国家，明智的建议是保持资本主义”。

新的“终结论”热潮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把握了深刻的历史动向，或许（如20年前的“历史终结论”一样）不过是过眼云烟的喧哗。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曾几度敲响，这一次会不同于以往吗？也许，一切宣告“终结”的论断现在仍然为时尚早而失之草率。但无论如何，金融危机再度发出了强有力的警告：“自由市场经济”必须考虑自由的限度及其政治与社会后果。正如哈贝马斯在11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的希望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不再因其表面价值被接受，而是会被悬置起来。让生活世界听命于市场指令的整个方案要接受严密的审查。”[5]

奥巴马的意义

奥巴马（Barack Huseein Obama）角逐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并最终获胜，成为当年传媒的一个焦点，也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反响。《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场大选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恢复美国人民的自尊。八年以来，美国理想的崇高语词被拙劣无能的政治掏空了意义，这导致了恐惧与失落，也剥夺了美国人的自尊。而奥巴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唤起美国人的信心和希望。奥巴马的胜利来自“理念的力量”：美国能够比过去更好，美国能够超越9.11之后的愤怒与恐惧。只要相信美国人民基本的正派、文明和判断力，那么就能够铸造新的政治并且获胜。[6]著名左翼学者Alan Wolfe（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在《新共和》发表文章，认为奥巴马的胜选开启了“美国政治历史的新篇章”——不仅标志着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走向胜利，而且终结了某些共和党政客煽动的“两极化政治”和文化战争。[7]美国作家Marie Arana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传媒大肆渲染“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不仅是不确切的说法而是误导性的。在她看来，奥巴马是第一位“双种族的”和“二元文化的”（biracial and bicultural）总统，而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是种族之间的桥梁，是宽容的象征，是必须抛弃“严格种族分类”的信号。[8]哈佛大学法学教授Laurence Tribe曾是奥巴马的老师。他自己在1960年代经历了对民主政治的激情与幻灭，而40年之后又在奥巴马身上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新希望。[9]

左翼刊物《异议》在大选结束不久组织专题讨论，十多位学者发表评论。[10]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分享着人们的欢庆喜悦，因为“我们避免了民主之精华被民主手段所掏空的那种恐怖局面”。但他同时告诫人们，每当不可想象的新事务要成为现实，其反对力量将会更为猖獗地予以抗拒。因此我们必须提防“松懈”的诱惑——这也是奥巴马在胜选当晚的演讲之深意所在。在Michael Walzer（《异议》主编）看来，奥巴马无疑是“魅力型”人物，但要实现其政治抱负仅有魅力是不够的。Walzer认为，奥巴马的政治诉求具有内在的紧张：一方面他反对党派分裂、倡导团结，另一方面他主张的政策具有激进左翼的倾向。这可能迫使他不得不变得更为激进，或许需要通过（1930年代和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模式来寻求广泛的支持。他相信，在这个潜在的政治转型时刻，左翼知识分子是大有可为的。

自由市场与道德腐败

在过去10多年中，市场经济及其对人们的习惯、信仰与制度的全球性影响已经受到广泛关注，而最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以雄厚资金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的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基金会，今年将其“大问题”（The Big Questions）系列论坛聚焦于市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邀请13位著名学者和公共人物就“自由市场会侵蚀道德品格吗？”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30页的文集在秋季发布。[11]随后，又在伦敦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引起热烈的反响。就基本倾向而言，绝大多数作者为自由市场做了道德上的辩护，或者有所保留的辩护。当然，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立场，而是各自的论述。

Bernard-Henri Lévy（法国哲学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以他惯用的曲折笔法做出回应。他首先指出，那种以金钱和物质主义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免除了所有规则而只是被贪婪所支配的自由市场，当然会败坏我们的灵魂。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转而指出，需要警觉的是，这也是每个时代的法西斯主义和其它极权主义的一个核心论题。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决不能）将“市场就是并只能是腐败的”看作是一个确定的真理。首先，如果市场是腐败的，那么各种对市场的否定也绝对是腐败的。其次，如果这些腐败必须被划分等级，那么通过否定市场而生成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腐败则明显地更为深重和致命、更加无可挽回。最后，自由市场仍然保有一种促进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因素，这也是与腐败对立的因素。他的结论是，自由市场并不侵蚀道德，相反会强化人们的道德防卫，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服从规则和拒绝那种不受驯服的资本主义的诱惑。

Jagdish Bhagwati（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辩护者，他认为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不仅创造了财富的扩展蔓延，而且在伦理上具有积极意义，增进了人们的道德品格。首先，改变贫困本身就具有伦理意义，其次，全球化在男女平等、儿童就学方面具有正面的效果。最后，他用世界各地对中国汶川大地震的强烈反应这一事例表明：全球化在原本遥远而陌生的人们之间建立了感情纽带，人们因此而更多地倾向于彼此关怀和同情。

John Gray（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认为，自由市场一方面侵蚀了某些传统美德，但在另一些方面增进了新的道德（尤其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在总体上的利弊判断与文化相关，取决于一个人对“良善生活”的想象。Gray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系能够促进所有类别的道德，因此不能以理想模式作为评价标准，而要比较各种现实可行的经济体系，它们各自所张扬的道德品格各有不同。自由市场存在道德危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它经济体系能做得更好。实践中的计划经济更严重地瓦解了道德。因此，真正的选择并不是在自由市场和中央计划这两种抽象的模式之间抉择，也不是选择市场与管制的某种特定的混合，而是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选择不同的混合。但无论如何，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不能置道德问题于不顾。

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认为，计划经济的系统性失败不只是经济的，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灾难。自由市场不是完美的体系，但其道德缺陷来自于市场参与者的行动与动机，而不是其制度设计本身。因为价值与商业伦理影响着经济行动者的行为。我们不应将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评判混同与对市场规则的道德评判。如果要分析市场与道德的因果关系，必须使用一个狭义的市场概念。明显的事实是：不同文化环境下，市场经济表现出不同的道德水平。而目前中国发展中的非道德化倾向与其说是市场规则本身造成的，不如说是其它的文化与社会条件的结果。

Michael Walzer（著名政治哲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指出，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都会产生巨大的竞争压力，人们在这种压力下都可能无视行为规则并为此辩解，从而侵蚀道德品格（从“水门事件”到“安然公司丑闻”都证实了这一点）。但竞争也会促进合作、友谊、尊重和团结等美德。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一样，都无法完全排除道德上的风险。但在西方国家，这两种竞争表现出相当不同的道德状况。目前公共生活最严重的腐败不是来自政治领域，而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宪政民主成功地制止了最恶性的政治腐败，因为公众对政治精英具有高度的警觉，并能依靠制度化的机制不断地与政治违规行为斗争。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生活中，市场行为没有受到类似的宪法制约。最近几十年以来，经济精英的傲慢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这样一种不受约束的经济权力（正如阿克顿所指出的）当然会导致极度的腐败。

1968激进运动：40周年的纪念与反思

1960年代是激进政治与文化反叛的狂飙时代，新左翼运动在1968年达到高潮，随后开始走向衰落。在40年之后，欧美知识界与传媒对1968年的纪念活动再度活跃。BBC第四台推出系列纪录片，从多个角度讨论1968年运动。[12]其中4月30日播出的《1968：哲学家走上街头》（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采访了Alain Badiou、&Eacute；tienne Balibar、Simon Critchley和Slavoj Zizek等著名左翼学者，回顾“五月风暴”期间哲学家如何走出象牙塔参与运动，思想革命的风潮从巴黎传向世界。6月19-22日在芝加哥召开的“2008社会主义大会”（Socialism 2008）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左翼活动家热烈讨论如何继承1968年的革命传统，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危机中复兴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13]

2008年春季号的《异议》推出“1968专题讨论”[14]，邀请10位著名左翼作家和知识分子探讨1968年的遗产。Robin Blackburn（《新左派评论》前主编、纽约社会研究新校教授）指出，当时的运动虽然遭到挫败，但表面上获胜的反动势力（戴高乐、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已经成为行尸走肉。而“变革精神的觉醒”作为1968年的重要遗产留存下来。今天与40年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高喊的“革命”实际上意味着“变革”，而今天呼呼“变革”的力量可能会让正义立于世界之巅。Michael Kazin（乔治敦大学教授）认为，在美国68年后的左翼力量基本掌控了好莱坞和大学这两大堡垒，通过教育界和传媒，对公共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反映了这种影响。Mitchell Cohen（《异议》共同主编）通过对运动历史的反思，主张当代左翼要学着同时成为“六八年一代”和“妥协的社会民主派”，这意味着结合抗议性的社会运动和制度性的民主参与，来推动进步的政治事业。Michael Walzer（《异议》共同主编）指出，左派在今天与40年前面对一个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坚持反潮流的观点且同时与人民大众保持联系”。他认为正确的战略是着眼于日常政策问题。而Ralf Fuecks（德国绿党前主席）也认为，在日常实践中发现政治，从内部和底层着手切实改善社会，也是1968年的重要遗产。

“1968年的意义”之所以一言难尽，因为这场运动从来不是统一同质的现象，而具有多样复杂的面向，在世界范围也存在地域的差异。1968年的教训和成就同样明显。一方面，这场革命并没有如其所愿地根本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甚至在1968年之后出现了保守主义势力的强劲回潮，主导了40年来的西方政治和经济生活。另一方面，“六八年一代”在文化变革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始终在公共领域的民主辩论中发出“批判性的异见”，在种族、人权、社会正义与平等、女权、同性恋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上改写了主流价值观念。

数码时代的文化愚昧

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电脑、互联网以及各种多媒体数码通讯技术）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科技突破一样，正在改变我们的文化。但是，知识界对这场“文化范式转换”造成的文化衰落却一直存在忧虑。2008年出版的几部著作则发出更为迫切警告：“E世代”的青年可能正在走向新的文化愚昧。这些著作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美利坚大学语言学教授Naomi S. Baron的《总是开着：在线与移动世界中的语言》[15]，以长达十年的研究，揭示了网络和短信文体对书写语言的冲击。数码时代强化了年轻人对语言规范“无所谓”的态度，结果削弱了学生写作正规文本的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虚拟关系”代替直接交往，使人变得隔绝、专注于自我。而最有危害的是，由于“总是开着”（各种设备）而同时分心忙于多种事情，这种“一心多用”习惯减低了思维、反省和表达的品质。作者的告诫是，要学会“关掉”，而不要总是“开着”。知名作家Nicholas Carr的《大转换：联线世界，从爱迪生到谷歌》[16]是今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畅销书，《大西洋》月刊以“封面故事”推荐了他的相关文章《谷歌正在让我们变得愚蠢吗？》[17].Carr的著作具有一种历史视野，阐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既有的文化方式产生了冲击。他认为，互联网正在给我们的大脑“重新布线”，让我们适于“快速浏览”而不是持续的专注（认真阅读、听讲或写作长文）。我们在“谷歌”中丧失了专注和沉思，甚至没有耐心读完网络上的长文章，更不用说书籍。Emory大学英语教授Mark Bauerlein的著作有一个骇人听闻的书名：《最愚笨的一代：数码世代如何麻痹了年轻的美国人并危及着我们的未来（或，不要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18]. 作者以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语言能力减弱、专注力丧失，学业规范淡薄而且知识贫乏。美国的年轻一代变得执迷于同伴的娱乐和时尚。他们愚笨而无知，但自尊心却很强，因此无法接受批评。作者认为，这是整个大众文化与数码技术合谋造成的结果。著名作家Susan Jacoby的《美国的无理性时代》[19]成为今年《纽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其主题延续了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Jacoby认为，当今美国的反智主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突出体现在对无知毫无羞耻感，并完全漠视理性和客观真理。她的分析批判涉及到广泛的政治与流行文化（包括庸俗化的大众科学、追逐明星的媒体，“政治正确”的观念，大学教学水准的衰落，原教旨主义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等），其中也指出了新技术对反智主义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针对这些讨论，美国《高教纪事》连续两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论愚蠢》[20].作者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所丧失，年轻一代的“数码原住民”正在适应新的“文化范式转换”，这个过程会产生许多困扰，必须以有效的新教育方式（包括合理利用新技术和媒体）来对抗文化的衰败。

关于《犹大福音》的争论

近两年来，关于《犹大福音》（The Gospel of Judas）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在西方学界、宗教界和公众当中引起广泛关注，也激发了热烈的争论。2008年5月《高教纪事》发表长篇采访报道，详细披露了关于《犹大福音》争论的来龙去脉。[21]

《犹大福音》是一部失传已久的古经，目前这个抄本以古埃及的科普特文（Coptic）写在莎草纸上，于1970年代末在埃及的洞穴中被一位农夫发现。经多种方法做年代测定，证实为公元280年（误差±50年）的抄本。经过多年的辗转周折，最终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以及两家基金会购买，获得共同保存以及鉴定和研究的使用权（研究结束之后要归还给埃及的博物馆收藏）。国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Marvin Meyer教授为首的专家研究团队，在2006年初完成了26页（原文共有66页）的修复、重组和翻译工作，并在4月6日召开发布会，报告了他们翻译研究成果，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完全改写了以往的犹大形象以及他与耶稣的关系。根据他们对《犹大福音》的研究，犹大不是教会正统教义所描述的那个出卖耶稣的叛徒，而是耶稣忠实的门徒、亲密的心腹和朋友。所谓“出卖”耶稣其实是耶稣授意所为。发布会立刻引起轰动，世界各大报刊传媒竞相报道，国家地理电视频道还于4月9日播出了一部长达两小时的纪录片，收看观众多达400万人，随后研究小组成员出版的相关书籍也极为畅销，由此引发了为犹大“平反昭雪”的热潮。与此同时，许多教会人士纷纷出面告诫，《犹大福音》是异端的经文，不足为信。

然而，平反热潮和警告反驳似乎都过于匆忙了。因为那些所谓“异端”内容可能并非《犹大福音》的文本原意，而是来自那个（被称为“梦幻团队”）专家小组在研究中的失误和过度阐释。一些宗教学家和圣经学者开始质疑Meyer等人对文本翻译和阐释的权威性，其中Rice大学的圣经学研究教授April DeConick提出了严厉了批评，指出在耶稣对犹太评价的关键段落中，Meyer等人的译文甚至与文本原意完全相反。她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了她的鉴定和批评，引起同行之间的争论。多数学者认为目前的译文存在错误，但对于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尚有分歧。Meyer仍然在为自己辩护，但他的团队内部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无论如何，目前专业学者（包括Meyer本人和他团队成员）都不再支持或者热衷于所谓“英雄犹大的新发现”。《犹大福音》所引发的热烈喧哗可能会慢慢平息。

2008年人文学科重要奖项

美国国会图书馆12月3日宣布，彼得。布朗（Peter Robert Lamont Brown）和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共同获得2008年“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2]布朗1935年出生于爱尔兰，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一位卓越的教师和学者，能阅读15种语言的文献，早年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他的研究开阔了学术界对晚期古代历史的理解，重新书写了地中海世界2世纪到11世纪的历史，特别是对罗马帝国的终结、基督教的出现以及伊斯兰教在地中海地内外的兴起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塔帕现年77岁，是印度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古印度史的荣休教授。她的学术研究通过细致考察印度文明两千年的演进过程，探寻其历史意识，从而开辟出关于印度文明的一种全新的更为多元的视野。对于这两位历史学家毕生的工作，国会图书馆的詹姆斯。比林顿评价说：“布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历史学家之一，把基督教一千年间一些鲜为人知的魅力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塔帕则运用大量的远古资源和各种语言，全面介绍着现代社会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印度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布朗和塔帕是克鲁格奖的第六和第七名获奖者，他们分享了100万美元的奖金。

2008年度坦普尔顿奖（Templeton Prize）授予72岁的波兰宇宙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及天主教牧师迈克尔。海勒（Michael Heller）。[23]兼具科学家与神学家双重身份，海勒提出并始终关切的一个根本主题是：宇宙是否需要具有涵义？在其30部论著中，这个主题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几何学以及科学历史等领域获得充分展开。对于海勒的贡献，小约翰。坦普尔顿说：“他的创造性工作显示出，物理学、哲学与神学这三个人文领域能够彼此关联；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却不会对科学的自主性造成丝毫破坏。”海勒获得了82万英镑（约160万美元）的奖金。此奖是由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于1972年创建，旨在鼓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索和扩展人对神性的感知，包括对爱、创造性、智慧、宗教等的研究，以促进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关系。去年的获奖者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

2008年度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授予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弗莱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R. Jameson），他获得450万挪威克朗（约75万美元）的奖金。[24]颁奖辞赞誉他“对理解社会构成与文化形式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詹姆逊是当代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家之一，也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他的许多著作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对于中国学者理解文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霍尔堡奖是挪威议会于2003年创立的，专门授予每年在人文、社科、法律和神学领域中一位成就最为杰出的学者。此前的获奖者包括朱莉娅。克里斯蒂娃（2004年）、尤尔根。哈贝马斯（2005年）、舍穆尔。艾森斯塔特和罗纳德。德沃金（2007年）。

2008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于2008年8月3日辞世，享年89岁。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第一圈》、《癌症病房》到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这位始终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揭露和抨击了斯大林主义。这使他大半生都流亡异乡。在美国的二十年间，索尔仁尼琴继续记录俄国革命历程，著书《红轮》。然而在他心中，美国并非自由的化身。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发言中，他对美国精神之脆弱性予以批判，指出美国人正在丧失勇气和刚毅，而陷于鄙俗的物质主义泥沼。苏联解体后，他于75岁的高龄回到祖国俄罗斯；2007年与普京会面，并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2008年2月27日，美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病逝，终年82岁。1951年，年仅25岁时的巴克利就进入公众视野，在耶鲁大学建校250周年之际发表著作《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批判自己的母校已经背离其最初的教育使命，一时激起知识界的热烈辩论。1955年，他创建了《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使之成为20世纪美国保守派运动的重镇。巴克利主张将传统的美国政治保守主义与放任政策及“反/共/产/主/义”相融合，这一思想奠定了以前总统里根等为代表的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基础。1991年，老布什将总统自由勋章授予巴克利。2004年，巴克利指出新保守派“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与影响力”。

法国文学巨匠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于2月18日去世，享年85岁。罗伯－格里耶著有《橡皮》、《窥视者》、《嫉妒》等，以其“非正统叙事”闻名于世，被公认为1960年代“新小说派”的先驱人物。他的剧本创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由法国新浪潮大师阿伦。雷奈拍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提名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此后，格里耶亲自执导电影，代表作有《不朽的女人》、《撒谎的男人》等。

约翰。莱昂纳德（John Leonard），美国著名文学、影视及文化评论人，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1月5日病逝，终年69岁。莱昂纳德曾担任《纽约时报书评》主编，为《新共和》、《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稿。他是首位向美国引介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和加布里埃尔。马奎斯的书评人。

12月24日圣诞前夜，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与世长辞，享年81岁。亨廷顿在纽约出生，16岁考入耶鲁大学，195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还不到24岁）。从1950年开始，他开始在哈佛大学政治系任教，直到2007年荣休。亨廷顿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理论，发表了17部著作和90多篇学术论文。代表作包括：《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1991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以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2004年）。他的研究著述被广泛引用也引起许多争议。

同一天，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因患癌症逝世，享年78岁。品特被认为是英国继萧伯纳之后最重要的剧作家。他深受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的影响，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早年曾就读皇家艺术戏剧学院，27岁时发表处女作《房间》，引起关注。代表作包括《生日聚会》、《看门人》、《情人》、《回乡》，以及电影剧作《法国中尉的女人》等。他的写作具有高度独创性，使得“品特式风格”（Pinteresque）一词被收入正规英文词典。瑞典皇家科学院2005年授予品特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公告中赞誉“他的戏剧发现了在日常废话掩盖下的惊心动魄之处，并强行打开了压抑者关闭的房间”。

「注释」

[1] Joseph E. Stiglitz， “The End of Neo-liberalism？”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tiglitz101）。

[2] Jacob Weisberg， “The End of Libertarianism，” Newsweek （28 October 2008）。

[3] Richard A. Epstein， “The Libertarian： Strident and Wrong，” Forbes.com （28 October 2008）。

[4] Edmund S. Phelps，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The Guatemala Times （21 December 2008）。

[5] “Life after Bankruptc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Thomas Assheue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iaran Cronin （http://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798.html）。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Nach dem Bankrott” in Die Zeit （6 November 2008）。

[6] Roger Cohen， “Perfecting the Union，” The New York Times （5 November 2008）。

[7] Alan Wolfe， “Dixie Shtick，” The New Republic （19 November 2008）。

[8] Marie Arana， “He’s Not Black，” The Washington Post （30 November 2008）； B01.

[9] Laurence H. Tribe， “Morning-After Pride，” Forbes （5 November 2008）。

[10] “The Day After，” Dissent Up Front Online Argument and Commentary （http://dissentmagazine.org）。

[11] “Does the Free Market Corrode Moral Character？ Thirteen Views on the Question”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 www.templeton.org， Autumn 2008）。

[12] 这个系列包括：1968： It’s Not Just about the Music； 1968： Day by Day； 1968： Day by Day Omnibus； 1968：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1968： Philosophy in the Streets； 1968： Rivers of Blood； 1968： Sex， Telly and Britain； 1968： The Sixty-Eighters at Sixty； 1968： The Year of Revolutions等。

[13] http://www.socialismconference.org/： “Socialism 2008： A Weekend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Debate and Discussion.”

[14] “Symposium 1968： Lessons Learned，” Dissent （Spring 2008）。

[15] Naomi S. Baron，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 Nicholas Carr， The Big Switch： Rewiring the World， From Edison to Google （W. W. Norton， 2008）。

[17] Nicholas Carr， “From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2008）。

[18]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or Don’t Trust Anyone Under 30 （Tarcher/Penguin， 2008）。

[19] Susan Jacoby， The Age of American Unreason （Pantheon， 2008）。

[20] Thomas H. Benton， “On Stupidit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 August， 5 September 2008）。

[21] Thomas Bartlett， “The Betrayal of Juda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0 May 2008）。

[22] http://www.loc.gov/today/pr/2008/08-225.html.

[23] http://www.templetonprize.org/news.html.

[24] http://www.holbergprisen.no/HP_prisen/en_hp_2008_jameson.html.

“文怀沙事件”近来能够在社会上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实在有点出人意料。一来文怀沙老人在社会上尽管也属大名鼎鼎，但他毕竟不是新闻媒体上正当红或学术界首屈一指的超级明星，如季羡林或饶宗颐；再则，他那些遭到质疑的丑闻，像“虚报年龄”、“因猥亵、强奸妇女入狱”等都已是陈年旧账，按理说事隔几十年后再翻出来，不至于让喜新厌旧的现代读者那么津津乐道。

我对文怀沙的人品学问———即“国学”话语中的所谓“道德文章”———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资格、当然也不想加入事件本身是非黑白的争论。我更想从此事引发的轰动引申出去，探讨一下近年来日益升温的“国学热”或“儒学复兴”的前景。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3年多前，“新儒学大师”郑家栋涉嫌重婚、伪造文书和协助偷渡的新闻一经曝光，曾经引起过比今天的“文怀沙事件”更加强烈的舆论地震。让我们先作一个假设，如果郑家栋和文怀沙不是凭借“国学”或“儒学”赢得名望，而是两个从事西方哲学的著名教授或研究员———比方说北京大学教康德哲学的老师，上述丑闻同样发生在他们身上，会招来普通民众这么大的关切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十分复杂：“国学”在中国人心目中从来就不是一种专业化的学术，它寄托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理想化社会规范。所有人（包括我）都坚定地认为，一个真正的“儒学大师”就应该是孔孟学说的卫道士和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所谓“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学术有别于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最大特色。

我认为，这才是一般国人不能原谅郑家栋和文怀沙的深层原因，因为他们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不过，正是从这一个基本落脚点出发，我却得出了一个十分令人沮丧的结论：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国学”和“儒学”已经死亡，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这必须从构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主流的儒学的性质说起。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儒学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过去2000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一步步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传统儒学不能与传统制度画等号，但它确实托身于后者。因此，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皇权政治制度的崩溃，儒学也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依托，变成一个游离于现代建制之外的“游魂”。“游魂”的意思是说，儒学的许多精神元素至今依然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显性或隐秘的功能，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架构，它已经不复存在，无力再像过去那样为整个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稳固的思想基础。

如同社会政治一样，现代中国的学术在形式上也是以西方模式组织起来的。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符合学术的规范。儒学的生命恰恰从来就不在于抽象的理论思辩，而在于丰沛的人生实践。因此，如果我们把现在学院中奉行的学术规范强行套在儒学身上，那无异于把它制作成木乃伊。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严肃的大学校长会告诉我们，大学里既无必要、也难以容纳下一个“儒学”专业，因为它的学术内容已经被吸收整合进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等许多专业学科，而它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内容又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承担的任务。

这就是儒学或国学在现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困境。不管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纯正的儒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编者按：2月18日，学者李辉在《北京晚报》文化副刊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学者文怀沙的出生年龄、“文革”中犯“反革命罪”，以及“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等头衔均为伪造。2月20日晚10点左右，文怀沙通过凤凰网作出了首次回应。一时间，有人主张宽容老者，也有人支持打假者仗义执言，更有网友戏言，当代国学大师，一夜之间，怎成金庸笔下“裘千丈”？

国学大师还是江湖骗子？

不难看出，李辉这些质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如果李辉这些论断是真实的，对“百岁文化老人”、“国学大师”文怀沙的打击将是致命的，其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其所作所为，将与胡万林之流的江湖骗子没有任何分别。如果这些论断并不真实，那么，文怀沙无疑遭遇的将是一次极为严重的诽谤，果真如此，我期待文怀沙能够挺身而出，拿出确凿的证据反驳李辉的质疑，为自己洗冤。

文怀沙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一位学者，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很高，在传统文化大热的当下，被尊为国学大师和楚辞泰斗，也参与了不少学术活动。2007年12月，由文怀沙主编的大型国学文典《四部文明》丛书在北京首发，共计18200余卷，1.4亿余字，被媒体称为“展现中华文明前半期的精髓核心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这样一部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其主编的身份竟如此被严重质疑，这部巨著的公信力又在哪里？所以，出于对庞大的文化工程负责，对全体纳税公民负责，我期待文怀沙能够站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也给文化界和公众一个交代。□潘采夫

（http://blog.qq.com/qzone/931944292/1235004921.htm）

“文化流氓”更可怕

这个时代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千万不要装，更要夹紧你进化过程中尚未褪掉的尾巴，免得被人家抓住。

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学术界、文化界风气之恶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剽窃，抄袭，潜规则，诈骗，这些原本与真正的学问家们不沾边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你都可以看到。

诚然，大师就是一种别人逢迎的叫法，但是，当你听到这个称谓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看自己是否对得起，或者能当之无愧荣膺这样的称号。我说过，这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丛生的年代，出了几本书，说了几个观点，就可以喜不胜之地坐在大师的太师椅上，听着八方朝拜，听着一片逢迎，这大师是不是太廉价和太低级了？人性必须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人性也不能作为阻碍真相的借口。

“流氓”这个词的含义其实是有很广的泛指的，比现实生活中那些小混混儿的流氓行径更可怕的是那些道貌岸然，打着文化和大师招牌的“文化流氓”。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流氓最多骚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而让人生厌的话，那么“文化流氓”则腐蚀着我们社会的审美水准和道德评判，简直可鄙！

我的观点很明确，李辉如果是别有用心地拿文怀沙先生开涮，那么最好的解决方式无非是正本清源，还真相以本来面目，如果大师曾经果真如李辉所言，那也不须隐瞒，一个耄耋老者，什么样的人生风雨没经过，还有什么可以顾及的？别在意被浮躁的世风所包装的那身行头，活出一个自由自在，就算有当年的那段所谓的“流氓”经历，今天的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赞叹“大师风流倜傥”。□明月

（http://qwxdtzxx.blog.hexun.com/29661000_d.html）

“衡人”且先“论世”

李辉这次“扒”了国学大师文怀沙的皮，最大的爆料是文怀沙于1963年底因为“诈骗、流氓罪”被逮捕云云。

其实，这些事情不算是什么新闻，也不是什么最新爆料，文某人的这些风流韵事，圈子里面早就知道，近年来也有人写文章明讽暗讥过。还有另一传闻，文怀沙的中医特色，就是有一手配春药本事，不少高级干部还曾服用过并为此享受过人间极乐呢！

见过文怀沙一面，此老看来绝对是保养得体，一副仙风道骨、世间人瑞的模样。关键在于，文老本人毫不隐晦并公开承认自己的风流往事，并且得意地自诩“半为苍生半美人”，整一个“不要江山要美人”的情种口吻。在我看来，这比那些“白天是教授，夜里变野兽”的假道学强多了！

另外，只能算是文怀沙孙子辈的李辉恐怕难以理解，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公开逮捕文怀沙的那个年月，社会上的男女之大防，是何等的严酷惨烈，如果把握不住自己，忍不住摸了一把女方或是说了一句只图嘴快活的话，都有可能被拘禁被劳教，当年有多少人就是为了下半截的一时之快，甚至丢了身家性命。对此，只要是过来人，大都会记忆犹新、感同身受的。如果按照那时候的流氓标准，今天都市里的那些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搂搂抱抱的新潮男女，恐怕都得进去一半还多。

所以，设身处地想想，那时候文怀沙的“猥亵、奸污”，依照今天的标准，兴许还是冤假错案呢！起码，比起现在那些曝光了的贪官们的风流艳事，文老恐都要自叹弗如了！还有“诈骗”一事，也有些可疑，据说，有一个已经辞世的金文大师，60年代亦曾被劳教过，什么罪名？就是捱不过腹中的饥饿，比葫芦画瓢仿了几张逼真的粮票，多买了几斤棒子面，就送去服了几年苦役。“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此之谓也！

李辉此次的爆料，对一个比自己爷爷还大的老人来说，显得有失厚道。对一个起码也算得上风流才子的文怀沙，我们究竟要严格要求到什么地步呢？这也让人想到谁有资格拿石头去砸堕落女人的那个圣经故事。□韩三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2d2fe0100ccdn.html）

文怀沙

李辉

文怀沙究竟是99岁还是88岁？是不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鲁迅的师弟，“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名号有无水分？当年是因反江青的“政治问题”入狱还是因为“流氓罪”被收监？……著名传记作家、《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李辉2月18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向文怀沙提出质疑。一文惊起千层浪，究竟是谁在“造假”，一时间争论不休。

李辉为什么要公开质疑，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想“一鸣惊人”？2月24日，李辉再次刊发文章，详述了其为何决定质疑文怀沙的历史缘由、写作动机。

25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李辉在文章中表示，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报》工作期间，就已经熟知关于文怀沙的入狱原因，迄今已超过25年。

“青艺是文怀沙工作过的地方，正是从青艺老人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文怀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随后认识的萧乾、文洁若夫妇，与牛汉先生一样，都是文怀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从他们那里，同样听到过关于文的事情。”

李辉表示，“虽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从没有想到要写出来。第一，他不是我所关注的对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从来没有把他视作一个文人；第二，在我看来，这属于个人品行，是受害者与法制部门管的事，何况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李辉表示，“虽然我没有公开写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里，却尽量不让媒体朋友报道他”，“这便是我二十多年来对文怀沙先生所采取的一贯态度”。

十年来怀疑其真实年龄

李辉表示，最近十年，文怀沙的名头越来越大、媒体曝光率越来越频繁，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形象。对其真实年龄产生怀疑，“主要源于多年来我与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艺家群体，最初形成于1943年抗战期间的重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二流堂”中的大多数人又相聚北京。自八十年代以来，李辉与“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来往。

李辉说，“关于文先生的年龄，也是我与这些‘二流堂’老人聚会时谈到的话题。有几位老人的出生年份为：唐瑜，1912年；黄苗子，1913；丁聪，1916年；郁风，1916年。他们的疑问是：文怀沙本来比我们小，怎么现在比我们大了呢？”

两年前决定追寻真相

李辉说，他决定追寻文怀沙的真相，源于两年前的一次刺激。

“2007年，在郁风老人4月去世后不久，吉林卫视‘回家’栏目制片人李冬冬女士来看我。她告诉我，她曾去找过文怀沙，想拍一个他的专题节目。谈话中，她告诉我去见文的过程。她说，她介绍这个栏目曾经拍摄过黄苗子、丁聪、郁风等，文一听，马上就说：”哦，我和郁风是好朋友。在干校时，她还找过我，为我画裸体像呢！‘“

“我一听，脱口骂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诉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间郁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不可能去过干校！文怀沙完全是胡说八道。“

“郁风老人的父亲郁华是民国大法官，叔叔郁达夫是著名作家，他们两位在抗战期间先后被日本侵略者所杀害，是有名的民族豪杰。郁风正直，坦诚，甚至天真，她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经历炒作自己。这样一个让我敬重与怀念的老人，这样一个在‘文革’期间真正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遭受七年磨难的老人，刚刚去世，却让一个因‘诈骗、流氓罪’入狱、自称也关押在秦城监狱的人，泼上一盆污水，她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安宁！对如此卑劣之人，我决不能原谅！决不能漠然视之！”

“这就是我决定要公开质疑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它关乎个人感情，也关乎对历史的敬畏。”

今年元旦决定公开质疑

李辉表示，两年来他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证，越来越证明文怀沙的自述与光环———年龄、入狱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公开质疑，找到真相。“2009年元旦前后，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使我决定撰写《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职的报纸，连续两天刊登整版广告，突出推广‘百岁国学大师文怀沙主编’之大型套书《四部文明》（每套售价数万元），声势之大，让人惊叹。那几日，我和报社一些同仁聊天时谈的是文怀沙其人其事：他的历史陈迹，近年的声名鹊起，特别是他如何已经被成功地包装为‘国学大师’。显而易见，成为‘国学大师’之后，他不仅自己四处题字、演讲带来经济效益，随着一套据说要取代《四库全书》的一套书的推广，将一方面牟取更大经济利益。”

“《四部文明》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在我的评价之列。但是，由一个有历史劣迹且又编造个人历史的‘国学大师’领衔主编，无法让人接受。报社同仁鼓励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追寻与质疑尽快公之于众。他们说得好———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与催促下，我在春节之后完成了这篇质疑文章。可以说，质疑文章虽系我个人所写，但从另外角度说，它也是一批媒体人的情感与思考的集中体现。”（凤凰）

论战双方

文怀沙  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西北大学“唐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名誉主席、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等。治学以研究楚辞称世，对经史百家、历代诗词歌赋、佛学、医学、红学、音乐、戏剧、金石书画等也广有涉猎。

李辉  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传记文学作家，著名出版策划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发表论著《巴金论稿》、历史纪实《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以及萧乾、沈从文、黄苗子、郁风等人传记等。

回应

文怀沙启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二OO九年二月二十日

           钱理群等学者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学术地位:

“他根本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日前，传记作家李辉发表文章，对声名颇盛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口诛笔伐，提出了3点致命质疑，称其出生时间前调了10年；把因流氓罪入狱写成因“反毛泽东思想”得罪；自称“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但其楚辞研究水平只相当于一中学教员。

这些质疑立即在网络上炸开了锅。如果李辉这些论断是真实的，对“百岁文化老人”、“国学大师”文怀沙的打击将是沉重的，其公众形象将轰然倒塌，其所作所为，则与胡万林之流的江湖骗子没有任何分别。如果他所言是虚，那无疑将面临诽谤之诉。

网络投票上，90%以上网友表示相信李辉所说是真实的。文怀沙随后发表简短声明，但没有正面回应李辉的问题，只表示“但求无愧于心”。文怀沙之子文斯回应了有关年龄的质疑，未为李辉取信。文怀沙弟子崔自默、“忘年交”赵缺发文反驳李辉，但被网友讥为“江湖人”。

网络上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其年龄真假、学术炒作和“好色”等问题上，但对其学术成就、学术地位的辨析，却并无太多学术界的权威意见。因文怀沙头衔中有鲁迅研究专家、楚辞泰斗、史学泰斗等称谓，记者针对有关学术领域，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中山大学史学教授、长江学者桑兵，以及中国屈原研究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建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等学界专家。学者们大体认为，文怀沙并无突出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并没有太大地位，是媒体把他炒成“大师”，如今，媒体“揪他这么一个老人大肆做文章，倒有些苛刻了”。

1.他有学术成就吗？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嘛。没有成就却大谈他的学术成就大小真假，岂不可笑？“

李辉质疑文怀沙的3点中，最后一点是怀疑文怀沙“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头衔。李辉根据当事人回忆指出，文怀沙只校注过《屈原集》，而且“一出手就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怀沙助手李之柔为文怀沙专门作了一个专业个人网站，网站中举出文氏可以“藏之名山”的作品，有《隋唐文明》、《文怀沙诗词选》、《鲁迅旧诗新诠》、《屈原九歌今绎》、《屈原九章今绎》、《屈原离骚今绎》、《屈原招魂今绎》、《屈原集》、《文怀沙序跋集》、《中华根与本》、《燕堂讲稿》和《四部文明》。并称“其中1947年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是鲁迅研究学术史第一部鲁迅旧诗诠释，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是开山之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听记者报知《鲁迅旧诗新诠》书名，再次询问之后，说自己没有见过这本书，谦虚地说“恕我孤陋寡闻，我在北大图书馆没见过这本书。没有看过所以也不好评价”。随后他表示：“不过按我几十年对鲁迅的阅读和研究，前几代鲁迅研究专家中好像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吧？”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建勋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都是屈原研究学会的副会长，这个全国性的学会经常汇聚在一起参加学术讨论。“文怀沙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

郭建勋教授说，屈原研究学会跟文老没有联系，而郭建勋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里，除了上大学时期读过文怀沙编的屈原作品集子，对文怀沙的研究成果知之寥寥。

近年出版的《四部文明》是文怀沙以“大师”自立的依据，这也成为他在声明中反驳李辉质疑他的学术成就时的证据之一。钱理群、方铭和郭建勋三位都表示自己未曾听说过这本书。钱理群对此表示：“《四部文明》是文怀沙的代表作，但老实说，这部书我没看见过，无法评价书的内容和价值。不过听说文怀沙是先被炒作成大师之后，才做这个编书工程的；然后，在编出这本书以后，他就以这本书来作为他是国学大师的证明。但是，这本书说是他主编的也罢了，但不要把主要的成就算在自己头上。他可能也做过一些图书收集、编辑指导工作，但按他这个年龄，假如是1910年出生的话，把过多的功劳放在自己的身上，未免有些夸张了。”

至于文怀沙简历中说到的“私淑太炎”的事，钱理群说，这不用太较真。所谓弟子，一般有“受业弟子”和“私淑弟子”之分，“受业弟子”是指有短时间的正式授课，而“私淑弟子”就不好说了，“打个比方，你偶尔听过我一次课，甚至只是仰慕我，几十年后你如果自称是我的私淑弟子，我也无法争辩了，你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关键是要有证据，拿出材料；你说你在那里受过业，有谁知道，以何为证？”

文怀沙学术成果被质疑的同时，学术地位似也不被学术界认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长江学者桑兵从事历史学和国学研究，他说：“在民国以来的学术脉络里，根本没有文怀沙的一席之地。媒体现在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就是假设他有学术成就了？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嘛。没有成就却大谈他的学术成就大小真假，岂不可笑？”

2.他如何成为大师？

媒体常常造出一个大师，又将他摧毁，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并没有创造出多少真学问，反倒制造了一些假娱乐。“

既然没有什么学术成就，那文怀沙为什么会头顶如此多的光环？在声明和视频回应中，文怀沙自称从来没有叫过自己“国学大师”，都是别人这么称呼他的。起源已不可考查，但事情的结果就如桑兵教授所说的：“文怀沙这样的‘国学大师’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跟媒体非理性炒作有关。你看《世纪大讲堂》、《百家讲坛》有多少大师，很多是做不好学问才上去的！现在把学问当江湖已经很普遍，他们还算好的。有人不是说他（文怀沙）是裘千丈吗，这种人现在在大学内外很多。像文怀沙这种‘大师’都是媒体或者他自己封的，我们（学术界）没有一点这意思。”

钱理群也表示，“现在的大师五花八门，很多所谓大师只是商业和政治结合的产物。最典型的大师应该有3种，一些是民间炒作出来的大师，一些是官方钦定的大师，还有一些是学术界自己公认的权威、大师级学者。官方钦定的大师很多，比如民间艺人、民俗大师，有些可以接受，有些就莫名其妙了，比如有位作家是上海政府部门规定的大师。民间的大师一般是炒作起来的，大多华而不实。因为这些，许多人反对在当代谈大师，认为‘当代无大师’。”

谈到这种大师“遍地开花”的原因，桑兵说，除了媒体的炒作，“这种国学大师的产生更跟大学学术评价有问题密切相关。太多的利益欲求主导各种评价，使得学术界弥漫追求头衔之风。而真正的学者大师是一种口碑，是整个圈子抛弃利益成见的非利益评价。所以，现在虽然成立了那么多国学院，虽然有那么多国学大师，但有几个懂国学是什么？”

而对于媒体现在质疑文怀沙的年龄、道德和学术，桑兵现在反而觉得，“不管他是88岁还是99岁，揪他这么一个老人大肆做文章，倒有些苛刻了。就算文怀沙想骗人，他一个人一张嘴一支笔怎么骗？我们更应该反思媒体非理性炒作的不足。经常地，媒体自己造出一个大师，又将他摧毁，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并没有创造出多少真学问，反倒制造了一些假娱乐。”

他更尖锐地指出：“学术的事媒体插手是多管闲事。学问本来就是面向小众的，你要它通过媒体传播给普罗大众，只会制造一些所谓的‘公共知道分子’，探讨的问题没有深度。”

3.他生活中怎样？

他特别善于演讲，九十几岁的人，竟然一口气讲两个多小时，出口成章，滔滔不绝。“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方铭曾跟文怀沙有几面之缘。在他眼里，“文老是一个多才多艺、特别有激情、很聪明的人。”“他特别善于演讲，九十几岁的人，竟然一口气讲两个多小时，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因为多才多艺，幽默风趣，一身仙风道骨之像，又乐于跟年轻人交往，许多人愿意与他做“忘年交”。

网络笔名为“书生霸王”的赵缺撰文，称“文老脸色红润，肌肤润滑，步履矫健，精力充沛，与人交谈时反应敏捷，往往令对方应接不暇。他经常对年轻人说道：我们都是19××年出生的，并且都活到了20××年。所以，我们是同代人，是兄弟姐妹。‘”博名为“云朵的棉花糖”的一位女生回忆了一次见“文怀沙爷爷”，对他和蔼可亲的样子印象极深，“在文怀沙爷爷那里两个多小时，听他讲了好多奇闻趣事，听他说、学、逗、唱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以及中国的古代史等等。”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研究生小晏也记得他们的诗社曾邀请文怀沙开讲座，“他讲诗讲得很好啊，我们大家都觉得不错。”

媒体记者也乐于采访文怀沙。记者在中国知网搜索，在“1978年到2009年”期间，以“文怀沙”为标题的检索中，博士、硕士论文数据库为零，而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有67篇文章，除了两篇论及“文怀沙与红楼梦”，其余的都是一些生活类新闻采访，谈文怀沙的养生之道和“文人雅兴”。记者发现，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集中在21世纪以后，并且越往后越集中，最早的一篇报道是1990年。

钱理群和文怀沙没有交往，在他记忆中，“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也曾耳闻文怀沙生活作风问题，这些其实同龄的过来人都知道，所以后来我对他一直印象不好。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排除一些正派人被诬陷成有生活作风问题而被抓的。现在有的人觉得，大师有些道德缺点也行，反而风流可爱，但有些人认为大师首先需要有健全的道德修养。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社会对大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大师都有非常的人格魅力；当然有些成就很高、在某方面堪称大师的人物人格败坏得要死，这种人、学分离的现象也有。”

-相关

文怀沙弟子被称为“江湖人”

李辉文章一发，文怀沙之子文斯发文为文怀沙年龄辩护，称父亲是为了与母亲年龄般配而改的年龄。但这一回应并没有说服李辉，他说：“要证明自己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非常容易，将自己的履历说得更具体、更明确即可。”

紧接着文怀沙弟子崔自默也发文《关于“质疑文怀沙”的质疑》，称文怀沙是“述而不作”。另一称自己是文怀沙“忘年交”的赵缺发文质疑李辉的国学水平，理由是他用错了“私淑弟子”这个词，并指出李辉引用徐晋如和舒芜这两个人的文字缺乏可靠性，因为前者只是个出生于1976年的网络写家，“深谙网络时代的成名之术，每每发表一些哗众取宠甚至‘哗众取骂’的言论”，而后者“舒芜先生与文老共事多年，向来不和，此番落井下石，也是意料中事。”

随后，徐晋如在文章中将崔自默称为“崔姓江湖人”，称崔“为文怀沙辩护的文章，说文的学问非豆丁者可比。”‘饾饤’“（注：比喻因袭、杂凑文辞的人）这么简单的词，他都能用错，其国学水准之低下可知。”他还调侃说，“如果崔某人的博文把豆丁改成了饾饤，一定是偷偷看了我这段话。但我不指望他会向我表示谢意。”

记者在百度搜索崔自默名字，百度百科里关于他的介绍有：当代艺术大师，被媒体称为“复合型人才”、“通才画家”，当代哲人国学大师文怀沙赞誉之为“五百年来一奇才”。

搜索赵缺名字，关于其介绍有：字无咎（“国学大师”文怀沙所赠），网络笔名：书生霸王、七律工厂、八级民工。当代著名诗人，十五岁时研习格律诗词，二十五岁时登网络诗坛，倡导新国风并成立彼岸诗社，在当代诗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2008年为振兴诗词赴京，与友人推出“国学策划”概念。此外，还有“诗宗三子”一说赫然在目：“‘诗宗三子’是海子、书生霸王、文心子。海子是太阳，书生霸王是月亮，文心子是星星。”

-回放

李辉对文怀沙的三点质疑

第一：文怀沙自称九旬老翁，其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还自称章太炎是其老师，与鲁迅为前后弟子，但是据其调查，文怀沙的真实出生时间为1921年左右，所谓章门弟子无法成立；第二：媒体报道中称，文怀沙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其年表上写1978年在胡耀邦公开过问下被释放，但据李辉调查，文怀沙早在1963年是因冒充文化部顾问，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被以“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1980年才解除劳教；第三：文怀沙被尊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而李辉根据当事人回忆指出，文怀沙只校注过《屈原集》，而且“一出手就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全国“两会”尚未开张，为网友贴身打造的“E两会”已经揭幕。传统互动话题“我有问题问总理”，成为各大网站的当家菜，跟帖轰轰烈烈，议论风起云涌。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照例引来一年一度的全民网络狂欢。

这确实可喜可贺，可证中国人政治上并非天生冷感。但这也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假若“两会”代表委员都尽职尽责，假若“两会”真正起作用，还至于千军万马奔网络吗？“E两会”还能年年火爆吗？

网络之于中国转型，无疑居功至伟。但这并不证明网络就是万能的。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对接，没有现实力量的支撑，多么精彩的网络风景，也往往不过是海市蜃楼，终不免风吹雨打去。期望主要借助网络推动变革，是网络不能承受之重。

制度之于网络，有如主食之于点心。再怎么可口的点心，也只能起到补充作用。人的健康成长，最终还是要靠吃主食，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也要靠制度的完善。譬如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再怎么沸腾的网络民意，再怎么经典的网络提案议案，也不如“两会”代表委员真正履职管用。毕竟，他们跟制度的对接有一整套程序可以依靠，只要他们真正履职，他们的建言就不难落地，进而有效推动变革。网络民意则大多无序——不仅表达无序，取舍更无序，固可召之即来，亦无妨挥之即去。所谓网络民意就很容易变形，而往往与真正的民意大异其趣。

所谓民意，不是谁站出来吼两嗓子就能算数的，民意是有严格限定条件的。民意的主动权必须掌握在公众手里；否则，只伴着权力的魔笛翩翩起舞的民意，不是真正的民意。其次，民意必须有一整套程序的规范和保障，只凭声音高拳头大取胜的民意，不是真正的民意；那些随意的，飘浮的，碎片化的议论，也不是真正的民意。

如何甄别民意、提炼民意，通过制度的防火墙森严壁垒，一方面把权力意志拒于门外，排除对民意的扭曲；一方面也把民粹主义拒之门外，排除民意的泡沫，这套机制在世界上其实早已经非常成熟。基于选举民主的代议制，媒体的自由报道，重大问题上的全民公决，听证会制度，等等，它们已经像一部部精密的机器，有效运转了几百年，构成人类共同文明的一部分。至少，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制度，就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些共同文明，可以充作畅达民意的康庄大道，无须别出心裁神话网络。

网络神话一直风头不减，这种网络不能承受之重，实则反衬着现实中的制度之轻。网上听到一点风声，千军万马便汹涌而来。如果常规渠道四通八达，如果民情民意平时就能得到及时疏通，何至于此。而这，才最值得我们警醒，最需要我们用心。

我们确实不必人人都去向总理提问。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份。譬如我们已经有了食品监查部门，我们就只需要食品安全的常识，不必人人都去做食品安全专家做的事。我们已经有了公安机关，我们就只需要人身安全的常识，不必人人都去做警察做的事。同样，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人大制度，已经有了人民代表，那么我们就不妨把向总理提问的事情，交给自己的人民代表去做，而无须我们亲力亲为。当然，要做到这点是需要前提的，那就是人民代表够专业，够敬业。而要他们够专业够敬业，则须首先保证他们都出自我们的选择，受到我们的监督，并且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可以随时被我们所撤换。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忠实于自己的信托责任，才会真正履职。

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底盘。只有从做实公民权利的角度，才能真正做实国家基本制度。而这是非常日常、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扎实的投入，不能投机取巧，不能指望偏门偏方。网络无论怎样神奇，都只能协助或者促进现实的变革，而不可能取代现实的变革。中国转型诚然要靠网民，但网民的本质是公民。撇开现实中法定的公民权利，网民就什么都不是，网络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从现实出发，即从法定的公民权利出发，让制度得到升级，让网络回归平常，这才是我们的正途。

《零八宪章》的面世，无异于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强有力地冲击，至少，这个制度会这么认为，不考虑这个制度对宪章的反应，对于《零八宪章》的认知都是不全面的。因此，有必要对制度、社会与《零八宪章》之间的关系作一下分析。

制 度

我认为，我们应当生活这样一种制度之中：这个制度要求人们毫无例外的对它表现出忠诚，至少表面上如此，这是判定在这个制度下生活的人们是否安全的唯一标准，它能够极为敏锐的识别出人们背叛它任何潜在的佐证，并以此为由剥夺他们作为社会存在的权力，削弱他们的意志，直至他们完全驯服于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还具有这样一种超人的品格，能够将驯服于它的人们自动地凝固到它周围，使这个制度下生活的每一位公民都能在其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时，这个制度表现为一台无坚不摧的机器，精确地消灭隐藏在这个制度之下的一切异端的表达或者潜在的异端；有时，这个制度又自动转化为具有人文关怀的谦谦绅士，前提是人们对它保持绝对忠诚。

这个制度还是一切社会真理的掌管者，它声称它的存在是为了让人们追求最多的幸福、得到最稳定的安全感；它声称这个制度下的人们拥有足够多的权利和自由；它声称这个制度从来都是站在人们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从来都不存在自己的特权和私利；它声称这个制度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存在藏匿在社会背后一个超稳定的复杂的权力结构，并且一切权力来源于全体国民；它声称自己没有迫害过任何一位无辜的公民，那些受到法律惩罚的公民完全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它声称剥夺人们权利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保障人权，将一切不完美的现象归屡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它声称人们对它的忠诚完全是出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自发感情，而不是出于恐惧或是别的；它矢口否认这个制度的运转仅仅是为了维持它的运转，否认这个制度是以制度的存在为目的的一种存在；它声称这个制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制度。

这一切源自这个制度，构成这个制度，成为一个制度，是中国当前正在运转的制度。

社 会

这个正在运转的制度所宣称的图景背后，隐藏着一个现实的社会。

这个现实的社会与其它制度下的社会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这个社会由许多公民共同组成，他们对于生活有着各自的追求，他们希望这种追求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涉，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与权利；他们希望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能发挥最大的创造力，体现出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同样希望这种良好的愿望能够得到外界的帮助，至少不是相反。总之，人类是有活力的高等生命体，他们有着各自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因此，社会总是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对每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都保持惊人的一致，出于人类天性的考虑，这样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他们极有可能同时受到一种更高级的神秘力量所暗示或胁迫–那里有一切真理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社会无法称之为社会，它更像是一位雕刻家手中一件正在加工的陶瓷艺术品，无论这位雕刻家雕刻水平有多么高深，无论这件艺术品融入了再多的生活气质，它终究不会成为一朵哪怕是早已凋谢的鲜花，成为不了雕刻家头脑中想象的具有生命力的任何参照物。

这个制度一直试图扮演那位雕刻家的角色，它试图将这个制度下的社会永远异化成它手中的那件陶瓷，一件可供观赏的艺术品，但生活就是生活，别的东西无法取代，社会的多元化、生活的不可预见性与这个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

这种制度与社会之间发生的冲突，有时，社会向这个制度寻求妥协而暂时达到平衡，有时，这个制度向社会寻求妥协而告终（当然，这种妥协更大程度上被视作这个制度的策略，它不会屈从于任何妥协。）。然而，这种妥协的空间终究有一天会被制度与社会耗尽，冲突变得无法回避被迫浮出水面，成为公开的对抗，《零八宪章》正是这个妥协的空间被耗尽之后的产物。用当前的政治话语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被社会所抛弃，走到了尽头。

中国向何处去？

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已演变成公开的对抗，这种公开的对抗并非出自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阴谋、权术或者某位杰出政治家的智慧和政治才干，而是制度与社会之间天然的鸿沟在历史发展到某一时刻被迫浮出水面，双方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否定三十年的改革，重走毛主义路线。”这是”左派”的政治主张，他们认同制度，反对当前的掌权者（路线），他们主张平等、社会公正。事实是，这个制度的背后，深深地隐藏着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系统，无论是”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改变这个权力系统便意味着解构这个制度，这是他们不愿接受的，这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系统的存在，使得社会不可能在这个制度下获得他们所主张的平等权利。另外，这个制度对于一切异端的表达和潜在异端天生具备的清洗功能，同样不会存在”左派”主张的公正，公正的产生需要有宽容作为基础。这个制度要求人们对它（而非国家）保持忠诚与一致，从根本上扭曲了人性，否定人类作为社会存在应有的基本属性，剥夺人的权利。

“左派”仍然沉浸在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并未反思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对社会的摧毁，这个制度与他们本身的政治主张是根本背离的，从词源上分析，”左派”从某种意义上演变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即保守派，而非激进的革命派。），与东方传统专制主义下的保皇派也极为类似，他们借着社会的不满反对当前的掌权者，目的只是为了重新掌权，社会与制度的冲突成为他们试图夺权的工具，披着革命的外衣为夺权而反对，并未认真考虑过”如何真正解决制度和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一命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便是对毛主义最富感情的”左派”人士，对于《零八宪章》主张的自由、平等、人权、共和、民主、宪政这些基本理念都不会表示反对，（哪怕是最偏激的人士，都会明白这些理念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反对它，无异于自绝于社会。）他们之所以不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因为签名对他而言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向”右派”低头认错投降。（他们并不以社会认同作为基础。）于是，他们极有可能从毛主义中寻求思想资源，对抗宪章所宣示的精神，用与这个制度一致的口吻告诉人们：”《零八宪章》的这些主张，共产党和毛主席几十年前革命时就说过。”从这个意义上讲，宪章并非什么新东西，这些被划为”右派”的签名公民并没有新思想、大智慧，”右派”有的，毛主义全都有。

他们反对当前掌权者是因为这些掌权者们执行的路线背离了毛主义原教旨主义，这些人毫无疑义地成为改革（反革命）的”右派”；他们同样对宪章签名公民视为”右派”对这个制度的攻击；于是，当局拘捕宪章起草者，对签名公民进行持续的威胁、恐吓，并有可能随时采取进一步的镇压行动，顺理成章的成为这种逻辑演绎下”右派”之间的内部斗争。”左派”刻意回避的问题在于，他们之所以受到掌权者压制、宪章签名公民之所以受到当局持续迫害，恰恰是这个制度与生俱来的对一切异端表达与潜在异端不宽容的本性，剥夺公民权利的必然结果。他们上台也同样如此，制度与社会的冲突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换句话说，”重走毛主义路线”并不能真正有效解决”中国向何处去？”

宪章的本质是行动

对于一个试图对历史拥有完全的解释权、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都给出既定答案的制度而言，与生活本身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它必须对这种矛盾重新给出一套新的解释，与时俱进的用来弥补先前的不足（当然，无论是先前还是当下的解释都只是欺骗生活的谎言。），同时，对于生活自发产生的语言进行最为严厉的惩罚，不仅仅表现出对人们言论自由的空前钳制，更是从思想上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一切按照它的意志进行。）。这个制度不允许任何独立于它的思想存在。（对照中国的现实就十分明了，因为它的存在，这个制度统治下的若干年没有产生过思想家、哲学家或是其它，类似的研究都必须遵照它的意志进行，对于这个国家、这个古老的民族，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正在引领着人类走向沉没。）

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来推翻这个制度，这是一条途径。（应当说，这是真正”左派”的主张，当前的”左派”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情绪化，一种对现状不满的发泄和艾怨。）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第一、现代战争的高标准难以组织起这样有效的军队与之相抗衡，这个制度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很难让反对者们获得这场现代战争的胜利。对于这个制度下的社会而言，看上去这是一种比当下更不安全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制度下只需要舍弃人性，失去作为人类存在的权利便可能得到存活，并不必冒付出生命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反对者们同时也要预防另一种情绪化，即武装革命的无望，导致对前途失望产生另一种与当前”左派”形式不同、实质却完全一致的艾怨和绝望。）第二、很难预料，通过武装斗争、或者组织一个独立政党（当然有它的意义）能够矫正被这个制度扭曲的人性，保证获得极端权力的个人和政党不会受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所左右，保证其不受两千年来专制主义传统对权力理解的影响，保证历史不会重蹈覆辙的命运。第三、革命所指向的具体对象是模糊的。这个制度摧毁了整个社会结构，很难明确界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野，每个人都被隔离成原子化的瘫痪状态或远或近的依附这个体制。每个人既是对下的压迫者，同时又是来自上面的被压迫者，即使是最高掌权者，它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仅仅是作为制度存在的代言人，他的言行举止都必须与制度给出的框架相吻合，超出这一范围，便立刻转化成制度的异端同样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前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每个人既是无权者，同时又是权力的掌管者。（哪怕是一位最普通的公民，也拥有告密的权力。）因此，很难找出彻底的革命者，也很难找出纯粹的被革命者。

这个制度的真正受害者是被压制的作为社会独立存在的人性，而非单个的个体本身，它扼杀的同样是与生活保持一致的人性尊严与完整，宪章作为一种游离于它之外的社会语言，一种独立于这个制度之外的社会生活图景，与公民内心深处潜藏的人性尊严和公民道德心取得共鸣，本质就是一种行动。

只有当人性获得充分的独立和自由，民主、宪政的制度构架才能够得以巩固。反之亦然。

我先说说经济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在新的形势下，全球一体化情况下的经济危机。中国是物品输出国，美国是输入国，美国那边出了问题，全球经济就循环不起来了。美国的问题出在消费环节，对消费的金融支撑方面出了体制性的问题，是过度消费造成的问题。有国家过度消费就必然有国家过度生产。本来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生产，从全球来说是平衡的；现在美国过度消费不下去了，我们过度生产就没有买家了。美国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危机不一样，这一点是最明显的。

第二点，美国和中国还有一个时间差。美国是在信用制度、信贷制度非常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他们要解决这个全新的问题。而中国就像立平说的，与1930年代的美国情况类似，生产过剩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差。这是我对目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判断。

这个问题怎么样联系到社会溃败呢？中国实际上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在能源问题上，在环境问题上，克林顿夫人前几天也说了，中国不要走美国的老路，但是在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建设方面，中国还是要走一段美国的老路。比如说，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政府公开信息，法治的健全，由此提升政府的信用度和金融系统的信用度，这是中国要继续走的路，不走的话就上不了立平所讲的耐用消费品的经济台阶。为什么中国的信用制度建立不起来呢？就和社会溃败有很大的联系。

立平提出“社会稳定——社会动荡”、“社会健康——社会溃败”两组概念，这是非常好的分析工具。对中国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不一定是社会动荡，社会溃败本身就会严重制约中国的发展。

“溃败”这个概念立平已经定义了。我是学生物学出身的，我认为“溃败”是很准确的说法。光是局部性的溃疡还好办，这儿也溃疡，那儿也溃疡，最后形成了败血病，就呜乎哀哉了。立平之所以还要反复推敲“溃败”这个词，是因为在“草泥马”和“河蟹”两族对峙的情况下，要考虑它能不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通用的问题。

下面我想谈的题目是《行政溃败与社会动荡》。行政溃败是社会溃败核心的东西，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现行体制下的国家，社会溃败首先是由行政溃败开始。我分三个小节来谈，首先是“中性政府与行政溃败”。

姚阳最近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文章中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这个概念没有怎么引起讨论，倒是有一点奇怪。实际上这个很有讨论的必要。我和姚阳观点不一样。在他的文章中，似乎中性政府是这30年的创举；我认为中性政府是中国一千多年政治传统中的一个优点。中性政府是老传统，不是新创造。

中国的科举制、官僚制（韦伯意义上的），乃至中央集权制，在中世纪曾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相应的制度在西方的出现要晚几百年、上千年。中性政府是一个文明比较成熟的产物。有这样的中性政府，也是东亚经济、东亚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比较顺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说是中性政府，我们要和别人比较才能更清楚。比如在西欧领主制下，法官、行政官员都是领主的子弟，所以说，西欧封建制度下的政府不是中性的，行政机构完全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期，由于当时实行高额纳税人才有选举权，这样的政府表现不中性，偏向于富人，也是很自然的；要随着选举权扩大到工人、穷人、黑人之后，才能逐渐往中间靠。非洲国家很多都是部落主义的，一个总统上去了，就把本部落的人弄上去当官，鸡犬升天，也没有什么中性可言。

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多年来有一种说法，中国皇权制度下的政府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对于这个说法，秦晖和高王凌给予了有力的批驳。秦晖指出：正如“阶级”理论本出自近代社会，“阶级代表”说也本是近代代议政治下的行为逻辑。传统时代并无代议政治，统治者“提三尺剑，化家为国”，“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阶级天下”。高王凌在《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中讲了很多的例子，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在地主与佃农打官司的时候，政府并不是总是站在地主一边。那时候有回避制度，官员不能在家乡当官，这就使他比较容易处在中立的地位。有些地方该打击地主就打击地主，有些地方该向着农民就向着农民。这是相对其他国家的制度而言。在理论上，中国的儒家传统是强调“民本”、“民贵君轻”的，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实际上还是皇权本位、官本位的，但并不是地主阶级本位。

传统的中国政府确实是比较中性的。这么好的制度怎么到了后来会被西方国家赶上来呢？有一个弊病一直没有解决，就是行政溃败。行政溃败在一千多年历史当中是反复出现的。行政溃败导致社会溃败，最后就出现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新朝代的开国之君是比较精明强干的，重新建立起中性政府，然后又出现行政溃败、社会溃败，如此循环往复。虽然西方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系统比中国晚，建立中性政府就更晚，但他们找到了解决行政溃败的一套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从政府内部来说，实行三权分离，代议制，司法独立，互相制约；外部有一个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在私法保护下法人的成长，实际上就是对行政权的一种约束。正是这套措施遏止了行政衰败和社会衰败，使西方国家得以超越曾经领先于它们的中国。

第二节谈一谈，为什么当前的行政溃败达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在蒋经国时期，还是朴正熙时期，行政溃败的严重程度都没有当下中国这么严重，怎么会出现这这种情形？这需要从30年前的转变谈起。

因为中国有过一个毛泽东时代，有过一个以官僚制（韦伯意义上的）为敌的乌托邦构想，实际上想建立“皇权之下的群众专政”，想要完全摆脱刘少奇、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官僚集团。文革开始的时候，想搞“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很快就失败了。又引入了军队，用新的力量代替原来的党政官僚，幸亏出了林彪事件，毛泽东后来也觉得不能搞军人专政了。如果长期搞下去，就会变成缅甸今天的体制。毛时代试来试去不要行政官僚的乌托邦构想失败后，导致了官僚集团和官僚机制的大反弹，大复辟。

现在回想80年代，我觉得我们既要注意到好的方面，也要注意到坏的方面，有些事情我们当时还看不透。有“两好一坏”。好的方面，一是出了一批好官，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任仲夷、项南这些人，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使他们接触到底层百姓，他们有民本意识，他们执政的时候搞了一些好政策。但是这批好官逐渐被劣币淘汰掉，现在已经凋零。二是当时体制内的改革派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想学习西方那套抑制行政溃败的措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到89年也失败了。坏的方面是官僚体制、集团、利益的膨胀，比毛泽东文革之前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还要厉害。

在皇权和威权制度之下，对行政溃败的控制有两个主要的机制，第一是权力要高度集中，当权者还要亲政勤政；第二是当权者要有耳目，信息通畅。80年代中国这两条都做不到了。

当时权力是分散的，有“老人——大秘书长”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力分割，党和政也是分开的，胡耀邦、赵紫阳各搞各的。真正掌握大权的邓小平既不亲政也不勤政，天天打桥牌。80年代许多社会弊端苗头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当权者采取措施，“中梗阻”越来越厉害，基层政权越来越失控。第一个机制被破坏了。

第二个机制，过去中枢要有效控制行政系统，必须把耳目与爪牙分开，否则爪牙就不服从大脑，为自己谋利益了。没有耳目，独裁者也会被架空，无法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了。皇权时代有御史台、东西厂、蒋介石时代有中统、军统。眼下正在播电视剧《纸醉金迷》，戏中军统一出手，行政官员吓得要命。这个机制在80年代到90年代也被破坏了。最明显的就是，“纪委——监察”系统属地管理，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耳目没有了。过去，新华社也是重要的耳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现在倒退了，难多了！过去总社记者可以下去写“内参”，分社记者也可以跨地区写“内参”，现在不行，总社记者下去写的“内参”也必须分社社长签字才能上报。涉及地方高官的内容，分社社长一般是不签发的。新华分社都地方化了，分社要考虑跟地方领导的关系啊，要地皮盖房子，很多利益都得依靠地方，哪敢得罪地方高官？分社社长和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是穿一条裤子的，所以皇帝的耳目没有了。

传统的控制方法失效了，政治改革的努力也放弃了，行政溃败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可怕的是，当局失去了治理行政腐败、瘫痪、溃败的信心和愿望。

第三节谈谈“社会动荡与社会溃败”。最近二十年来，当局把“社会稳定”当成了紧箍咒，天天念叨，也就是用“社会动荡”来吓唬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老百姓不知不觉被洗了脑，也跟着说社会动荡如何如何可怕。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因素能够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先要有社会分裂的形势，才可能有大的社会动荡。我认为，社会分裂有三种可能的原因。

一是先天的原因。“苏东波”之后共有九个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转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蒙古。只有前两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国家分裂。这两个国家是有共性的，苏联核心民族俄罗斯人只占人口的51%，南斯拉夫核心民族塞尔维亚人只占人口的36%.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算是理性离婚，和平分家，捷克人占64%，斯洛伐克人占31%.还有6个国家没有分裂，这些国家也是有共性的，波兰族占人口98%，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98%，蒙古族占全国人口的91%（其中喀尔喀蒙古人占80%，杜尔伯特等其他蒙古人占11%），马扎尔族占匈牙利人口的90%，罗马尼亚族占人口的近90%，保加利亚族占人口的85%.这些国家都没有分裂。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中国汉族人口有所下降，但仍占到92%，少数民族中的土家族和满族现在都超过了一千万，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高考加分改了民族，只要有八分之一乃至十六分之一的血统，就算少数民族。中国和上述六国一样，有一个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所以不存在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拿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战乱和分裂来说事儿，对中国是无效的。

二是执政党自身分裂连带造成的社会分裂。眼前就有两个例子。一是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对立所造成的。毛泽东个人威望高，但在中央委员会中是少数，后来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为了把“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搞下去，就得分裂党，铤而走险去发动红卫兵、造反派，重用林彪和军事力量。二是八九年那档事，官方结论也是党的分裂。关键是谁分裂了谁。赵紫阳、胡耀邦、胡启立、万里、习仲勋、田纪云、芮杏文、阎明复的党与陈云、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党长期处于对峙状态，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紧要关头站在后者一方，导致了最终的破裂。前者有党内的合法性，后者掌握了军队等要害部门。所以调动十几个集团军进京，主要不是对付学生，而是对付党的合法的领导机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几乎是全军覆没。因此，这是用军事政变来分裂党。仅仅是局部的群体性行为，包括像学生运动这样的群体性行为，并不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只有执政党自身分裂才能造成这种动荡。

三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动荡引发机制，官与民的彻底分裂，行政溃败、社会溃败导致“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对于这种可能性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信息、交通、武器技术的革命，揭竿而起的革命可能性是下降了。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秦兵还是用铜兵器，农民用铁农具造反，还是很厉害的。现在武器不对称了，农民起义的可能性减少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了黑白道融合、混流的趋势。毒品集团、走私集团装备现代化超过了官家，海关的缉私艇追不上走私集团的“大飞”，贩毒集团的侦察技术装备有时候比公安局还强。《水浒传》中的天罡星、地煞星很多也是朝廷命官出身。当现代天罡星、地煞星出现，官、匪、民混在一起的时候，传统的社会动荡模式也有可能再现。

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说，以宪政民主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公民团体和公民自治活动、群体性维权活动、解决行政溃败的种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举措，都不是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而是抑制社会动荡的因素。

现实的最大危险是行政溃败和社会溃败。在行政溃败的情况下，哪怕中央有些好的政策，也是政令不出紫禁城。比如“非公经济36条”，贯彻得下去吗？92年以后开始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来是对行政溃败的一种抑制因素，但是在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下，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处处设卡，牢牢把控住市场准入环节，民营企业家还是要搞贿赂才能进入市场。也就是说，行政溃败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溃败。

从短期来说，社会溃败是社会信用制度的溶解剂，没有社会信用，经济就上不了立平所说的一个新台阶。从长期来说，社会溃败是社会创新的腐蚀剂，没有民间活跃的自主创新动因和自组织机制，中国还会走过去一千多年的老路，无法赶超欧美发达国家。而且，社会溃败本身也会诱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溃败是比社会动荡更现实的危险，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最大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