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零八宪章》让人振奋之一是它的呈现形式。如人们所说，《零八宪章》的内容多是常识，并无新创，但是国内300多名著名知识人在这份”胆大包天”的文献签署，则意义深远。《零八宪章》的重要意义是否定中共一党极权，提出重建共和的理念与纲领。其表明：中国知识人走出 “党”的控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承担社会的良知和责任；公共知识者群体出现，知识和权力的分立之势开始形成，而这是现代文明的一重要特点。六十年来，中国优秀知识个人始终存在，从林昭、顾准、遇罗克到杨晓凯；但是知识者作为群体、一个社会阶层，则被极权彻底摧毁和奴化了。毛时代，他们是统治者任意宰割侮辱的技能工具；近三十年，他们是权力的附庸。在极权制度下，知识阶级所应独立担当的承继道统、社会道义，引导良知，建设文明的功能泯灭了。这中国数千年文明极为羞耻的一页。
一些人认为中国当代知识人的命运反右是转折。实际是，在反右之前，中共就已经完成了对知识人的暴力征服和奴化。首先是土改，这场运动消灭了乡绅阶级，仅杀戮者不下于百万，余活者作为阶级敌人，连累数代为贱民。而乡绅阶级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主要承担者，其被消灭，中国的文明就断了根。乡绅阶级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有几重功能。一、领导乡村自治社会；二、维护儒教礼教制度；三、教化乡民；四、向国家输送士；五、保存文化。由于经济落后，中国农村只有乡绅阶级有文化，中国的士也多出于乡绅家庭，有的乡绅本身就有科举功名，甚至是退隐的官员。消灭乡绅阶级，也就消灭了中国农村的文明承付者，大批的农村知识人在土改中作为地主阶级被消灭。而且经过土改，城市中受过现在教育的知识人也失去了退路。传统上，退隐有分立权力，保存文化传承的功能，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土改对于中国文明和知识人的影响，人们至今尚未注意，实而土改决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以及它之后的道路。
土改未完，镇反就已经开始，这场运动，至少又杀了百万。当时公安部统计是杀71.2万，关押130万，管制120万。其中相当数量的不赞成中共的知识人遭杀戮，具体数字无法统计；而大批被镇压的国民政府军政人员也多有知识人，他们实是国家受过正规教育的精英。1948年，中共公布43国民党战犯，其中有不少是著名的知识人，如翁文灏、王云五、朱家骅、顾维钧、曾琦、张君劢等。土改、镇反两场大屠杀让中国知识阶级魂飞魄散。1951年秋至1952年秋，中共趁热打铁，展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也就是对全体知识人集体洗脑。杨绛的小说《洗澡》对之作了记述。批斗、唾骂、交待、认罪、揭发、殴打、监禁、乃至自杀，在这场运动中已是普遍之事。至此，中国知识阶级的大脑漂白脊梁折断，他们”自觉自愿”地俯地认罪，辱骂自己，向党效忠。今天，人们批评他们的软弱和”丑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性的有限，烈士只能是个别的，而于普遍人性是做不到的。当残暴超过一定的界限，”人”即被摧毁。我们对人的道德要求只能在人性的有限范畴之内，超此就走向非人性的一边。我们需要同情毛时代的知识人，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是要杜绝极权，有效地制约权力，良知必需独立于权力。
有关反右，人们已经讲述了很多，这里不多重复了，我只是提示一下：大多数右派确属冤枉，他们实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进步的；五十万右派中真反党的没几个。毛之所以敢翻手为云，作弄天下知识人，是因为他已将他们操于掌股之中。他说”阳谋”，是蔑视对手。消灭一种宗教，就是杀尽其教士；毁灭一种文明，就是毁掉它的知识阶级。自新中国后，毛始终就未曾停止过整肃知识人，运动一个接一个，直至文革。加之，公有化、户籍制度、人属单位、闭关国境、控制言论…..，更有群众监督专政。如此严酷的统治下，不要说良知，个人尊严、人格也丧失殆尽，知识人被改造得怯懦、委琐、麻木、自卑自贱。毛极权留给知识人的伤害及精神、人格上的残障，将长久地遗传下去。毛后 ，中国放弃阶级斗争，转而发展经济是大进步，但是依然有镇压民主墙、清污、反自由化，乃至六四的杀戮，至今中国依然控制教育和媒体、封锁网络、治罪自由言论、逮捕作家。
二
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时期，许多人提及眼睛发亮。当时中国思想的开放、 进步是相对毛统治而言，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和世界横纵比较一下，就会悲哀。八十年代思想文化上的意义，在于共产意识瓦解，人们走出党的意识控制，对之反叛，并重新睁开了眼看现实。至于其思想文化上的建树，则甚可怜。远的不说，比较一下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知识界，就道德、学识、教养、胆识、承担、人格、成就，五十年代以来的知识人大为逊色，可谓残缺不全，即使是老一代也被打断了脊骨，其显示中国文明的极大倒退。八九运动，本应由知识阶级主导，但是他们未能承担此责，只能由年青学生抛洒热血。今天我们反省”八九”，其有种种不足，但是根本所在是知识阶级缺场，他们未能站出来承担使命，履行领导之责。这说明，经过毛三十年，中国知识阶级已无能担当国家、社会之重任，他们肩负的承继道统，领导良知，维护文明的功能消失了。虽然有了十年的思想解放，但是他们仍然不能站立，仍然屈膝在权力之下。”六四”后，知识界没有几个人站出来谴责暴行，相反大多数知识人在本单位表态，拥护政府平暴，虽然是违心、敷衍，暴政之下可解可谅，但这是要付代价的，即亵渎了死者，抛弃了道义和尊严，结果是青年们的热血、爱国精神、自由理想、公义、责任统统没有了价值。难怪之后二十年，中国青年成为世界上，最”实际”最没理想精神最黯然的青年。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如果公然的屠戮也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持守？还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呢？ 九十年代后，中国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无公义，腐败、造假、黑化与之是有关系的，是放弃道义的结果。所有的历史都不会平白地经历。
文革后，巴金老人写了《真话集》，他是有良知的，但是对”六四”杀戮一声不吭。我们不苛求这位残烛老人，但是他显现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卑微状态。极权统治对知识人的毁坏将是长久的，其中断了民族良知与道义的延续，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已没有一个稳定的阶层或集团能够承继道统，引领良知，担负文明之责。 “八九”是青年学生挑大梁；”六四”后，为鲜血承担道义责任的是一群丧失去儿女的母亲，幸亏有她们，这场死难尚有血色。想一想，一场屠杀之后，由一群孤零苍老的母亲们来承担民族道义之责，这是很悲哀也很苍凉的事。中国的文明中断了，道义只有回到了母性才重新升起。在此重要历史事件中，中国文明”士”的传统在哪？”士”之阶层在哪？显然，它们在几十年的极权统治下被消灭了。知识者由祭司演化而来，文明中他们的角色责任就是传承道统担负良知，特别是在非宗教的中国。传统中国文明中，士一向承担此责。但是，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阶级被彻底摧毁了，其已不能再承付文明之责任。而一个国家、社会没有道义的制约，只能任权力和本能欲望双重野蛮纵横驰骋。
“八九”后，邓加速经济开发，尽量淡化政治，让人们遗忘”六四”。知识阶级不再是”党”整肃的对象，而是对之笼络、收买，大幅度改善他们的处境，提高他们的待遇，并鼓励他们入党做官，进入统治集团，分享权力和利益。党既需要他们的知识技能，也需要他们名号影响，收拢人心，稳定社会。知识人可凭借他们的技能，发挥才干专长，最大地获取财富和名望。但是他们在政治上要服从党，顺从政权，不得分立、发表异议。这和满人入关后，对汉族士的策略差不多。不同的是，满清承继了中国文明的道统与制度，但中共一套乃是文明的异端。无论如何，九十年代以来，这是当代中国知识人的”黄金时期”，只要他们拥护党，顺从权力，不发表异议，即可海阔鱼跃。从整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知识人接受党的笼络，获得了利益，他们可以尽心于自己的专业，谋取个人发展。他们吸取数十年之教训，不问政事，勿管他人，举世皆浑我亦混。作为个人，他们可以如此选择，但是作为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了文明之监管。西方国家中的个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维护公义和原则是个人主义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其体现人格的健全与完整。但是，到了中国，个人主义就成了自己主义，这是人的社会权利被剥夺的结果，是人格的欠缺的萎缩状态。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是士的角色责任； 而九十年代后，知识人”唯己”则是六十年来极权统治摧残的结果。人可以不在意他人，但是不能没有是非。一个落后的国家，公民意识尚未普及，知识人负有更多的道义责任，乃是当然的。否则就是文明出了毛病。
三
当代中国知识人，作为一个阶级沦落瘫痪了，但是他们之中始终存在优秀个人，舍身求义，忍辱负重，坚韧不屈。远的不说，”六四”当日，杨宪益接受BBC采访，愤然谴责中国政府血腥屠杀；丁子霖二十年来，带领天安门母亲群体，记录死难，索求正义；胡石根大意凛然，筹备公开纪念六四；李海收集”六四”入狱名单；高智晟为法论功辩护；胡佳为艾滋病者呼吁；陈光诚谴责计生残害妇女；黄琦创建天网；杨继绳著述《墓碑》；胡杰摄制《林昭传》、四君子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建立新青年学会，探索救国救民之真理……，还有包遵信、刘晓波、张祖桦、徐友渔、茅以轼、余杰、崔卫平、张鸣、江棋生、张林、吕耿松、师涛、力虹、黄金秋、滕彪、李和平、郭飞雄、艾未未等等。伴随中国的开放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人站出来承担国家与社会的道义，律师、作家、记者、学人、经济家、科技者、自由撰稿人，他们作为公共人物，发出独立的声音，为道义说话，维护社会公益。极权制度下的中国，终于有了公开的主持公道，抵制极权的力量和声音。尽管他们是少数，但显示了良知，也显示了未来公民社会的新气象。
我在先已经强调《零八宪章》是一份完整的重建共和的纲领，它是革命性的，其诉求是废除一党专制制度，建立宪政国家，全面实施民主制度。尽管宪政民主是常识，中国人为之奋斗已有一百多年，但是坦然完整开诚布公言之天下，在中共六十年的极权统治中乃是首次。这是中国良知对中共一党极权的政治宣言，直面否定中共半个多世纪的极权制度，重新举起宪政民主的旗帜。
《零八宪章》首批300多著名知识人签署，标志良知个人聚为群体，他们分立于权力，抵制极权，自觉地担当起国家良知与道义之责。如果说，之前知识人对极权的抵抗尚是分散的，缺少共同的明确理念，那么《零八宪章》则将他们聚合起来，有了重建国家的共同理想。《零八宪章》的出现标志中国知识人反对派的形成，也标志知识阶级跨出了极权的控制，走向独立。中国知识阶级不再屈从权力，他们站立起来，为全民举起了重建共和的旗帜。 于此，他们恢复了知识者的文明身份。
极权统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操控意识形态，其不仅代表权力，也代表真理和道义，甚至代表上帝，由此建立它统治的绝对性。但是权力本身是危险的。首先，权力的后面是暴力，如果没有制约，就会为所欲为，奴役国家、社会和民众。再，权力是由人来行使的，而人性有欠缺，”己”是中心，如果没有制约，公权就会私化。还有，权力是物性的实际的，主要面对的是现实，因此所有的权力都是功利与机会主义的；如果没有制约，人群共生与保持延续的道义、信念、规则就将被权力吞噬消灭。因此，权力不能同时操纵意识，更不能代表真理和道义；反之，它要接受舆论、道义和规则的制约。权力、财富、舆论，三元分立制约，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点。因此，知识阶级的独立很重要，可以使他们真正担当起道义的传承和责任，这是制衡权力与财富的一个保障。《零八宪章》之联署，是中国后极权统治下，公义与公论对权力抵抗和反制。虽然它不是社会运动，但是争回了权力所窃据的道义命名权，道义不再属于权力，而归属天下之正名。《零八宪章》昭告天下，中共政权一党独裁，是非法的。这就是中共对《零八宪章》恐惧的原因。
极权统治建立于人们对它的恐惧之上，因此极权一定需要暴力制造恐怖。中共统治的成功，就是它成功地制造了暴力恐怖，使人们对之恐惧。有恐惧，人们才有对它”自觉”地拥护和顺从。六十年来，中国知识人彻底被中共暴力所征服，囚于恐惧的阴影中。《零八宪章》的一大意义，就是知识人终于走出了恐惧。首先，这应该感谢六十年来的志士仁人，感谢他们抵抗极权的良知和勇气，他们为此遭受的苦难和抛洒的热血，从林昭到民主墙到六四、到今天仍关押狱中的异议者。中国的自由空间是经过数代人的奋争而逐步扩大的，他们为《零八宪章》准备了条件。但是《零八宪章》还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是知识界一个大范围的集体行为，特别是有众多的体制内的知识人参加，它表征中国知识阶级开始走出对中共权力的恐惧。刘晓波在发起此事件前便做好了准备，准备为了公众的自由而交出自己的自由。刘晓波、张祖桦被传讯关押后，《零八宪章》的发布、签署工作没有停止，继续进行。沙叶新、张祖桦、江棋生、刘军宁、贺卫方等国内数十知识人发表声明”我们和刘晓波不可分割”，大义凛然地说：”我们与晓波先生一同签署这份宪章，是共同分享对于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所感受到的紧迫，分享我们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分享我们民族前仆后继、孜孜以求自由平等的共同理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准备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每一个签署人都坚持，我们的信念不会熄灭、宪章的精神也不会熄灭。”徐友渔发表文章”我为什么在《零八宪章》上签名”说：”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这是一个公民理性的、负责的决定，这个决定一旦作出，任何威胁、警告、惩罚都不能改变，不论它们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还是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 这是一场真正的爱国者与反对国家的人的较量，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对《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进行了传讯和威胁，但是没有人退出签署，反而签署人在增加，从知识者到普通的市民、工人、农民、访民。这些非常让人欣慰，它们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知识阶级被极权所踏倒，屈辱沦落的精神和人格站立了起来，恢复了他们的尊严。中国的民主宪政的道路将是漫长而艰难的，但是中国知识阶级独立自由的精神已经站立起来，一个国家的民主宪政的理想已经在大地上飘扬。
四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是由古老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宪政民主制度是现代社会的运作形式，无法回避。中共欲以极权方式，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结果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近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危机加重，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现代社会多元、开放、激烈竞争、高速运转，因此它需要公正的秩序、高度的平衡制约、稳定而能应变调节的机制，这些正是民主宪政的制度性功能。而极权制度是高度封闭、简单、僵化的政治机制，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又坚持极权制度，必然造成社会剧烈分裂。谁都清楚，包括中共自身，中国当下的制度无法支持社会正常运转，这也就是中国社会日益黑化危机加重的原因。如此下去，中国必然走向崩溃，因为社会运动与治理机制两项相悖。
中国能否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一个成熟的承接中国传统又经有西方现代文明训练的知识阶级至关重要。制度即秩序，一种文明的秩序，需要一个有力量的负责任的经受文明训练的阶层来组建和监管。反对中共极权是一回事，建立民主宪政是另一回事。建立民主宪政必须结束极权制度，但是前者不等于后者。无论中国发生怎样的革命或变革，没有一个成熟的遵循良知的知识阶级，中国的民主宪政将无法实现。无疑，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宪政将是长久而艰困的路程，而中国知识阶级走出极权的控制，独立出来，举起民主宪政的旗帜则是中国的一大进步。《零八宪章》的呈现–即使它被镇压，是良知对极权的一个胜利，中国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2009年2月于伊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