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说起挪威，人们自然会想起强悍的”维京海盗”的故事。在西方，几乎每小男孩都曾经梦想过做一个驰骋在大海之上、寻找失落的宝藏、劫富济贫的海盗。这些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包括中国人），激励他们不断向未知的领域探索，激励着他们去创造自己的天地。年轻时代三哥就告诉我：所谓”社会主义”并非马列主义国家的专用名字，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称社会主义，而在西方学者眼中，一切追求马列主义的国家则被称为共产主义社会。改革开放后，不少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们告诉我，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在北欧。一股强烈的愿望促使我想去看看社会主义的真假，了解当代维京人的故事，2003年，我去了挪威。

人间第一乐园

我们乘飞机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它是上帝的山谷，三面环抱着群山丛林，使她既有海滨城市的旖旎风光，又有依托高山密林而形成的雄浑气势。奥斯陆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非常多的、各种类别的博物馆，城市环境也非常好，并且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城市雕塑。街道两旁仅有六七层高的别墅小楼，带有浓重的中世纪色彩和独具一格的北欧风光。城市面积的四分之三被森林覆盖着，人均绿化面积居欧洲各国首都之首。奥斯陆都市形象热情而且国际化，有很多饭馆，夜生活很丰富，不过它的自然环境和大自然的风景更是非常吸引人，有许多可以散步的林地、小湖泊，风景优美。

来接我们的地陪是位挪威籍姓郑的三十多岁香港移民。他在奥斯陆大学毕业后，巧遇大陆国门开放掀起一股考察欧洲旅游热，顺势做了将近十年的导游，几乎走遍欧盟所有国家。他给我们看全家福照片，一个漂亮的洋太太，还生了一对可爱的混血儿，现在他算是半个挪威人了。

郑先生告诉我们，他跑遍欧洲，感觉最美的地方就是挪威的松娜湾。挪威有”峡湾国家”之称，从北部的瓦伦格峡湾到南部的奥斯陆峡湾，一个接一个，这无穷尽的曲折峡湾和无数的冰河遗迹构成了壮丽的峡湾风光。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地方的海岸线是如此的支离破碎，始作俑者就是峡湾，是冰川，是北海波涛的切割。挪威蜿蜒曲折的海岸线长达2.5万公里，在峡湾的入海口分布着15万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挪威峡湾的魅力在于鬼斧神工的地形，长200公里、深1300米，如此规模世界绝无仅有，故挪威也被称为”万岛之国”.松娜湾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导游带我们乘坐的巴士行驶在横贯挪威南北的海湾盘山公路上，一边是秀丽的群山，一边是风景如画的海湾、湖泊，仿佛置身世外桃源。到达古德旺根的轮渡码头时，船刚走，下班船要等三小时，我们便在这新艺术派风格的美丽小镇上品尝着咖啡和西点，大家都陶醉于四周的风光中。接着，我们又在附近参观了弗络姆铁路，一路上被平缓的有着牧歌般风景的哈丹略湾所深深吸引。就像挪威人一样，峡湾中的动物也格外地悠闲自在。家畜中常见的是马、羊和牛，它们都各自占据着相当大的一片草地，吃草或晒太阳，或是更自由地在山间游荡。有趣的是它们都不喜群居，多的也就是三五隻在一起。这里基本上每天都会下一、二场雨，不过，挪威的雨既不打雷也不刮风，雨过天晴后空气格外清新，森林也变得更绿。雨水充足加上冰河融化的雪水、泉水，使得峡湾中瀑布众多，随处可见，峭壁上飞瀑流泉或叮咚或轰鸣，汇成了动听的天籁交响乐。在我撑着拐杖游历的三十多国家中，松娜湾是最美最动人的风景之一。

在周末通往旅游地的公路上，一辆辆小汽车后面拖着一辆房车的景象比比皆是，房车的普及率远大于西欧和美国，这其中的原因估计与其极地气候有关，冬季不能出行。在峡湾中也时不时地可以发现一处房车营地，聚集着十几辆房车。导游告诉我们，营地是国营的，提供水、电，费用仅仅是象征性地收1元用于保洁。

挪威的八月是夏季，极圈里的极昼刚刚结束。松娜峡湾每天四点不到天就亮，晚上十点多天才黑。多亏酒店考虑周到，房间都配备了厚厚的不透光窗帘，才让我们这些既没倒过时差，又不适应极地光照时间的访客得以安睡。第二天在超市，我们发现这里的超市竟然是让顾客自己称菜，称完菜自己贴上价格、封口。真是不可思议！而且POS机是放在顾客这边的，都是由顾客自助，卡自始至终都在顾客手中，当然也就不会有审核签名之类的程序。

在奥斯陆购物街上我们看到有个签名活动，挂着一幅”签一名可以救很多被强制遣返难民的生命”.听说这是为一些中东国家逃避在挪威的巴勒斯坦与伊拉克回教徒发起的慈善活动，我们发觉许多挪威人上去签字与捐钱。导游告诉我们：挪威人善良、有很高素质，其实这些死乞白赖的避难者对挪威来说是不安定的因素，这表现了挪威人的宽容和接纳不同文化宗教的善良爱心。这个以路德宗教为国教的国家居然成为其文化死敌回教徒的避难胜地，个个乐不思蜀，把挪威当作天堂。

一路上大家还碰到一件十分震动的事，一些很漂亮幽静标明私家的场所，大门敞开，任由平民和狗随便进出。听导游介绍才知道：挪威政府奉行私有产权制，但是为了贯彻其理性与平等精神，1957年颁布了《公众涉足权法》。该法律规定容许民众有权进入任何私人拥有而未经开垦的地方，民众进入后可以在该处采摘野果，休息扎营。政府为了防止有人兼并农地，坐拥闲田，空置农地，为平衡私有产权、平等精神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关系，规定每个国民不论贫富均可漫游包括私人领地在内的乐土。

也许是上帝的眷顾，给了挪威人享之不尽的自然宝藏，她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仅有的几个”没有赤字的政府”之一。鬼斧神工的黄金之路，动人心魄；银色雪道放飞自由，小憩在宁静的山间小镇，编织着挪威人的绚烂梦想。富裕、和祥、平等、理性，无处不体现在这个民族和人民的身上。2005年，挪威等北欧国均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政国家之一，此外挪威还被联合国推荐为”人间第一乐土”.

富国里的”穷国民”

在挪威旅游，团中一些喜欢喝酒的游客发现怪事：星期天在商店里买不到啤酒！为什么呢？因为在高纬度地区、冰天雪地里生活的人几乎都喜欢喝酒，半年以上的天昏地暗容易使人患抑郁症，容易酗酒。所以挪威政府规定，星期天及所有假期，全国的商店禁售包括啤酒在内的所有酒精类饮料；即使是平日，夜里也禁售酒精类饮料。导游告诉我们，挪威政府倾力打击烟酒消费，法律禁止民众当街喝酒，违者重罚；政府不但严格限制喝酒，还对酒精类饮品课以重税。政府还斥巨资从瑞典引进昂贵的酒精锁，它装置在司机方向盘下方的仪器中，能测试出司机座位区域的空气中酒精含量，”酒精锁”内特置电子装备可阻止汽车发动机起动，如司机喝酒过量，会自动停车。政府除了严格控制酒精之外，为了减少烟草对民众健康的危害，对烟草也征收高得惊人的税款。政府对民众健康的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一路上郑导向我们介绍：挪威是世界上的富国，人均年收入接近4万美元，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它还是世界上有名的福利国家，几乎与人们”生老病死”有关的一切费用，政府都”承包”了。比如生孩子，政府发放1万多克朗补贴；抚养孩子，政府按月发放牛奶费1000多克朗，直到孩子长到18岁成年为止。其它还有退休金、养老金、失业金、保险金等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福利，公民住院的医疗费乃至住院期间的伙食费，政府也都包下来。这样对公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政府，在全球恐怕并不多见，而挪威人就是这么有”福气”.但是，在这样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一样存在贫穷。挪威所谓的”穷人”，每月从政府领到的最低生活救济金是5000多克郎，相当于600多美元，这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还要高。不过，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挪威国民的私人经济情况是最差的。挪威人均占有的财产只有日本二十分之一，如果将挪威人所欠的外债扣除，几乎所有的挪威人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从一定意义上说，挪威人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生活在富国里的”穷国民”.我们中国人通常以银行存款和私人拥有财产规模作为衡量富裕的尺度，而挪威人更注重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在挪威人看来，人生短暂，不管对穷人来说还是对富人来讲，时间都是一样的。然而有人天天在为生活拼命奔波，有人消遥自在地享受生活，穷人和富人的最大差别就表现在这里。挪威人享受的假期很多：复活节、感恩节、国庆节、劳动节、圣诞节、元旦等等，且休假时工资照拿不误。不仅如此，挪威妇女生孩子，男女都享受产假，女士42周，男士4周，工资分文不少。挪威法律规定，不管什么原因，公民在一年中可以分4次请假12天，请假期间工资照发；如果家有孩子，夫妻还可各自享受10天的自由”旷工”待遇，多一个孩子多10天待遇，依此类推。

挪威人喜欢红色，常常见到男女老幼穿着红衣红裤走在街上，山间绿树掩映的别墅也多被漆成红顶。据说这是为了避免在冬季极夜的时候颜色太单调而有意为之。通常，挪威人都有两处房产，一处在城里（工作时间居住），一处在森林中（度假别墅）。挪威人的生活是相当舒适的，人口不多，作为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的国家，多数人是均富的，挪威人均寿命达76岁，居世界第三。政府鼓励公民超前消费，用消费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诸多优惠政策向消费者倾斜。假如你从银行贷款买别墅洋房、游艇汽车、高档电器等消费品，而你在银行的账户上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存款，你上缴政府的收入所得税就可以相应减少。反之，如果你省吃俭用，你账户里的存款越多，政府抽你的税就越多。”钱多税高”，不然，福利社会的”福利”从何而来？政府不是”慈善家”，除了”杀富济贫”多抽税以外，没有其它”聚敛钱财”的好办法。尽管挪威人的假期”多如牛毛”，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有起伏，但每年仍固定加薪两次，这几乎成了挪威社会的惯例。

不用说，挪威人的生活质量在全世界所有国家比较起来，他们是排在第一位的。挪威社会法制程度较高，人民遵纪守法意识较强。政府曾被国际上评为最廉洁政府之一。人们习惯照章办事，有问题公事公办，走后门、行贿则可能帮倒忙、引来麻烦。导游告诉我们挪威政府还出台了一项独特的措施：每一个挪威人的收入、财产和税纳等资料都公布在互联网上，检索即得，任由公众查阅。挪威人一般对于公开私有财产并不觉有什么不妥，所以也不会刻意去掩饰。真不能想象，这将多大程度地消除腐败和两极分化啊？

社会民主主义

今天的挪威能有如此大的成功，除了与它的人民勤劳、智慧有关外，这与它采用了社会民主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今，有许多人因为共产主义实验在全世界的失败而斥责社会主义，热烈地吹捧欧美自由主义。殊不知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要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生活在其中的、享有自由、民主和平等权利的社会。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今天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福利措施无不是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家们那里找到了灵感。例如，对工人及雇员进行免费的职业培训就是从欧文开始的。其实，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划分新的阶级的重要否定，它要将民主、权利的理念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而不是少数有钱人才可享用的奢侈品。所以，需要社会各阶级的互助、合作、交流，并逐步实现全体国民权利的平等、机会的自由和生活的民主。陈独秀在晚年就曾这样写道：”民主与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抛弃民主就是糟蹋社会主义。”至于马列的共产革命理论，则是对社会主义原意的歪曲和否定，是要使一部分人再次去对另一部分进行专制。其实质只能是使领袖独裁，使政党官僚化。

现在北欧的做法被公认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其大大有别于马列的做法。半个世纪来，巨变后的西方共产党有如下鲜明特征：群众性、开放性、民主性、独立自主性。马克思的左倾社会主义曾在世界风行一时，经过半个世纪实践，最老最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在八十年代未倒塌瓦解，现在世界上仅剩四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国在八十年代经过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开始从死胡同里转航，首先醒悟变革，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我们看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末日”图景。它们的工人待遇非常好，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工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少。因此，根本无从谈起什么”工人阶级是资本家的掘墓人”.我们说：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而不是它的结构，如果社会主义抛弃了”自由、平等、博爱”，就没有价值。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人类政治大实验的结果是，以亿万人的生命代价告诉世界：没有民主，任何乌托邦的理想都只可能是杀人的蓝图；通过革命的手段是无法实现社会结构的质变、进步，反而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退化、野蛮化。而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无法从外面强加给一个社会和人民的，它必须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渐渐地学习、体会、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民主的社会；只有一个民主的社会，才会造就一个真正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取消市场经济、不取消私有制。相反，它大力保护人们的私有产权，并认为这种权利是公民得到各项民主权利的有利的制度保障。同时，它对生产中的所有制问题也采取了英美等国的立场。因为市场经济本身虽有无情的一面，但它同时也是广大民众经济自由的工具。在社会民主主义看来，关键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生产结束后的利润如何分配，才是决定经济是否民主、工人能否得到他们应得的那份收入的真正关键所在。无论生产资料是个人的、集体的、还是国家的，只要最后广大的劳动者本人能得到利益就可以了。至于那些大搞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国家，它们的经验恰恰证明，最终也只是将经济发展的好处留给特权阶层与既得益者享用而已。市场经济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生产模式，不应该被轻易地抛弃，而是应该充分利用。

事实还启示我们：民主、平等与生产所有制无关，而是与是否有监督体制有关。在许多欧洲国家，人们常常通过组建独立工会、征收高额税收及职业培训等来解决劳资问题、来保障雇员的权利；而资本家也有自己的协会。这样，在遇到冲突时，人们常常会选择谈判、妥协等方式来达成双方利益的调节，使多方利益都能得到兼顾，社会经济呈现良性循环。通过相互的监督，谁也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各方面的利益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在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人们会自觉的通过谈判、妥协等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生活中许多不可避免的冲突；而那些专制的、官僚制严重的社会，人们更倾向于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行政命令无视事实真相的方式来强行解决各种问题。这样矛盾越来越深，人们也越来越自私。大家都看不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是在同一个社会里生活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恶性循环，社会生活等级化，权利得不到保障，经济生活充满不公，整个经济的大循环也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诚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所说：”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相互独立的监督体系才是真正的关节点！

在有着长期专制历史的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更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使国家有一个强健的中央的同时，也逐步使社会各个领域实践着民主制度，稳步建立起各项监督体制。既可以避免因直接采用自由主义而造成的必然混乱，也使社会的广大弱势群体者的经济利益能得到应有的制度保护。它使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减小，使人们不再相互敌视，使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厦能正常的运转，使环境的破坏能得到体制的遏制和生态的改进。社会民主主义犹如今天的儒家思想，它让千百年来大圣贤德的理想真正找到一个可操作的平台，它是民意、德行、化育天地的合一，它是现代的儒家，更是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

游历了挪威，我一直在想：几十年前，这些也是山国、岛国、林国、农国、牧国、渔国，属于贫穷落后的区域，现在走西方的道路，也不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他们还采用马克思的经典药方，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实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消灭了贫穷与暴富。社会很稳定，刑事案件也很少。尽管福利国家也有福利国家的问题，许多人失去了上进性和竞争力，社会的福利包袱愈来愈重，但挪威等北欧国家仍在健康地往前发展。与他们相比，我们真应该深刻反思：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应该都建立起相互监督的体制。有了这种真正相互独立的、相互监督的体制，社会的民主化自然就会建立起来，人们也更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整个社会才有可能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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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杨刚的身份最为复杂。她的身上曾有过各种头衔：建国前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建国后先后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时，她还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左翼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国际问题专家……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作家中，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先后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说，杨刚是影响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杨刚却以自杀的方式骤然辞世。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人们对她的死讳莫如深，但没有追悼会的遗体告别，足已使人懂得，缄默是最好的悼念方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刚的名字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八十年代，由于《杨刚文集》的出版和萧乾等发表的有关回忆性文章，她才又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杨刚以“浩烈之徒”闻名。这是夏衍先生生前给杨刚下的一个评语。了解杨刚的人都认为，不生造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杨刚独特的个性。

她的性格刚毅，有着浩气磅礴、烈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一九四○年，杨刚写下长达八百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面对危难中的祖国和面临的战斗，她大声呼唤：“我站在地球的中央，竖起了战斗的大纛！我的旗子有鲜明的红光，有青天的荣耀！有白羽金箭的美，我的旗子出自地球孕育永恒的娘胎，它流着生命的血液，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为了这一柄血的旗帜，我预备另一个五千年！”这首炽烈雄奇、文笔斑斓的长诗发表后广为流传。它鲜明地反映出杨刚的生命哲学观，就是要在艰苦的搏斗、在生与死的极度体验中感受生存的意义。

杨刚是湖北沔阳人，原名杨季徵，又名杨缤。一九○五年出生的杨刚虽因是女孩，被家里视为“赔钱货”，但她仍在家塾中接受了严格的“四书”、“五经”传统教育。进入燕京大学不久，大革命爆发，一向为杨刚所崇拜的父亲被农民协会逮捕入狱。杨刚家虽属名门望族，但她的父亲出身贫寒，是靠寒窗苦读中了进士，后做过江西道台，民国时出任过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和代理省长等职。父亲的被捕促使杨刚对家庭、对危难中的国家、对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人生道路开始有了痛苦的思考，她逐渐倾向于“革命”。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杨刚的初恋情人作为农民协会领导之一被秘密杀害。恋人的死将她进一步推向“革命”。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后，她放弃了在教会学校时信仰的基督教，自觉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在社会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内在欲求，“革命”成为杨刚的主动选择，她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主义”，炽热的性格与虔诚的秉性，更使得她把“主义”所倡导的政治制度上升为一种宗教的信仰。正如费正清对杨刚的评价，她“向其同胞传播自己的信仰时，已具备了赢得信徒的条件”（《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327页）。杨刚的老师、好友——燕京大学教授包贵思对此也有形象的描写。在她以杨刚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河畔淳颐园》中，革命女性“柳”是这样表白自己的革命信仰的：“由于为革命工作，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相信上帝，可我心中有我的上帝——那就是数千年来受苦受难、如今刚刚寻得一线光明的中国人民。现在没有人能夺去我们这份希望……与同时代的其他同志相比，我个人的这点苦难又算得了什么。”

正是由于“新生”的救赎感，杨刚对身边每一个追求进步的人都主动寻找各种机会，进行积极热情的引导。在杨刚看来，推动他们投身革命是自己的天职，这是一种布道般的神圣使命。杨刚的同学、好友萧乾，哥哥杨潮（笔名羊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军事评论家，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特务虐杀于杭州狱中）和堂兄杨显东（建国后曾任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等人都是在她的教育引导下参加革命的。晚年的萧乾对杨刚当年热情、坚定的教诲仍记忆犹新。据萧乾回忆，一九二九年，在包贵思寓所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与杨刚结识。“当杨刚得悉我曾于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共青团被捕过，就主动同我接近……为了引导我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她给我写了上百封信。每封信开头都称我作‘弟弟’，接着不是正面宣传革命大道理，就是驳斥我的某些荒谬论点。”杨刚“还一本本借给我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书”。当她发现对革命有些灰心、冷淡的我“怎么硬着头皮读，也读不进去”时，两人有过这样的谈话：“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的真理！‘……我赌气地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她问道：”你就是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著，香港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版，64页）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中，他们一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九四八年夏，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萧乾面临离开还是留在大陆的重大选择时，想到不久前他刚刚被郭沫若等人指责为”黑色“反动文艺的代表，萧乾的内心极其矛盾，顾虑重重、忐忑不安。邀请萧乾前往剑桥大学执教的汉学家何伦教授向他列举了发生在东欧的大量事实，说明”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有人给萧乾送来了《斯大林传》，让他看看苏联肃反运动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还有人帮他分析目前的出路：上策是去英国，中策是留在香港，下策是回到大陆。经过几天彻夜不眠的思考，特别是杨刚此时的真诚劝慰，萧乾还是出于对杨刚的信任和杨刚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在他心目中的美好形象，最终，带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选择了返回大陆。

当革命信念上升为虔诚的宗教信仰时，杨刚的身上就带有了浓重的殉道精神。为了党的需要，她“随时准备牺牲，即使到了悬崖，要跳，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忆六妹》，《杨刚文集》，杨显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562页）。以牺牲为最大幸福的信念支撑着杨刚经受住了酷刑、流产、失去恋人、丈夫、哥哥等众多磨难，并且为革命四海为家，一生独居，没有再婚。建国后，杨刚的生活极为简朴，在办公室居住，在食堂吃饭，仅有的一个女儿远在苏联求学。杨刚白天开会，看材料，布置工作，夜深人静时审稿和修改社论、文章，签署大样，一直工作到报纸付印。常常到了深夜她的办公室还是灯火通明，烟雾弥漫，她每天要吸四五十支香烟。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开城谈判期间，身在国内的杨刚与在朝鲜战场的乔冠华密切配合，在两年多的日子里，夜以继日地协助周总理处理冗长的谈判工作，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她与乔冠华被并称为周总理工作班子里的两杆“枪”。工作就是她生命的一切，除了工作，她个人则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神圣的“革命”改变了杨刚的人生道路，她从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燃烧的快乐。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不满于不平等的现状，通过革命来改变既有环境，促成“自由、公正、平等”的理想世界的到来，生命因为这种追寻才有了巨大的意义和价值，革命也因此更具有了空前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一代知识分子主动为之献身。特别是对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女性来说，革命的意义更多了一层争取人格尊严与自主的意义，在当时的现实中，革命是她们进行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但正是对救赎之路的极端虔诚，不仅激发了杨刚空前的革命热情，也使她必然表现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来自女性边缘身份的天然的疏离意识。

杨刚与同自己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的人，总是能够很容易通过对话而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她极善于与不同信仰的人，尤其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化人士打交道，这在一向疾恶如仇的杨刚身上也是一个“知名”的长处。许多来到中国的知名国际友人，如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费正清等都与她过从甚密。由于杨刚的这个特点，周恩来对她很器重，从四十年代起，杨刚就开始从事战时意义极其重大的统战工作。杨刚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文化素养超越了不同阵营间的阻隔，谋求了他们的共同奋斗，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负责北平作协刊物《大众知识》文艺栏期间，杨刚就曾把“京派”的许多作家如沈从文、朱光潜、张秀亚、巴金等人，与北方“左联”的年轻作家们集合在一起，作为水火不容的两者的交接点，《大众知识》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销路甚至超过了上海有名的《幽默》杂志。一九三七年，在一向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对文学权威性地位的左翼阵营中，杨刚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沈从文那篇成为“差不多”论争发端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文中谈道：“近来似乎流行着一种观念，以为安排故事自己的思想是用不着的……写文章说是表现美，表现人生，推动社会，但实际上写的时候安入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观点、感触、思虑总占第一位。第一，我自己是什么？我有些什么要这人类明白；第二，是否有个应该成为文学生命的坚强的信念，这很重要。主张抛弃‘自我’去获得‘意识’，这意识就成不了有血肉的信念和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普遍化了的乡村农民和世界化了的情调，我们要写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这个民族的东西。”（《关于“差不多”》，《大公报。文艺》，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显然，在左翼一方的话语发言中，这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从走上革命道路开始，反思和焦虑、痛苦就一直伴随着奋斗中的杨刚。

一九二八年，杨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北方左联负责人之一后不久，她和组织之间就发生了第一次较为严重的冲突。被称为“脱党”的这件事后来成为伴随杨刚一生的“历史问题”。曾为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成员的高承志对事情经过有过回忆：一九三二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见杨刚，我们彼此都是读西洋文学系的，志同道合……她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大约就在同年秋季……她痛苦地告诉我说，她对当时地下党的教条主义作风很不满，每逢‘五一’一类节日，必定要举行几个人，多也不过十几个人的所谓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到街上去张贴共产党标语，进行街头演讲，这种活动，效果不大，却足以暴露自己，造成牺牲，她认为毫无意义。她有病，体力不支，党内某些人就批评她消极怠工，她觉得委屈，决心要退党”（《浅谈“北平左联”一、二事》）。一九三二年后任燕京大学左联支部的负责人李正文多年后反省左联早期的教条主义作风带来的危害时指出，当时的“左倾”做法错误地将杨刚等人这种观点批判为“文化至上主义”，结果把许多要求革命的名作家拒之门外（《北平左联时期的理论斗争》）。当年，杨刚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一块石头》（《现代》，一九三三年第四期），小说塑造了一个坚定的左翼活动家“黎”，他虽然被同志们指责为“消极怠工分子”，却仍然主张放弃干极易暴露的事情，而应做一些实干的工作。他穿着“资产阶级化”的服装，在伪装成茶会的会议上机警地支开负责监视的警官，掩护了会议顺利进行。但就在他因工作离开北京时遭到逮捕，最后惨死狱中。借作品中的人物，杨刚实际上是再次为自己的主张申诉，并表明了一颗为革命甘愿献身的赤诚之心。显然，作为革命者，杨刚早年发生的“脱党”事件，不只是因为生病，更重要的是与左联党组织见解上的分歧。产生分歧的根源是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意识和人本思想。对一名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对革命的反思与对革命的信仰总是相伴相生，两者的冲突无法消除。

作为中国文学界“一位富有热情又富有独特风格和见识的难得的作家”（胡乔木：《杨刚文集。序》），杨刚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文学创作不是她工作的全部，但却贯穿了她的一生。显然，知识分子身份是杨刚对自我自觉的选择与定位。可以说，杨刚的创作生涯即开始于一种精神困境的诉求，在每一时期的作品中，总能找到她的焦虑与不安。一方面，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十年的艰难曲折中随着对革命的真正走进和深入了解，在理性的审视下，她发现了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有着梦幻般美好的革命前景又充满魔力地召唤着她。对革命的诉求让她痛感到一种难以终止脚步的痛苦。她戏称自己是“有男人，不能做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做孩子的母亲”（《薤》）。一九四三年六月，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中，杨刚对自己的心态做了清醒而明晰的记述：“三年前，我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悬崖上面：一方面对于人，对于生命，有一种烈火一样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能常常见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状的憎恶，尽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一方面愿意投笔在人民的事业里面，另一方面十分喜爱朦胧、晦暗，不可知的探索，渺茫无稽的空想……一方面觉得应该生活得像人民的一个工具，另一方面却尽爱做些没有下文的尝试……当工作的要求十分地逼紧我的时候，我常常在阴晦无人的地方，沉沉的，沉沉的……鲜红的火在层层的灰烬下面燃烧，狂激的流水被压在古老的岩层下面，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一个中国人诞生的痛苦。”这里，真实地记录着革命道路中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其中充满了痛苦、压抑与热情、憧憬的复杂交织。深厚的文化素养、扎实的革命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革命经验，使得杨刚拥有常人难以具备的政治敏感与深远的卓见。与同时代人相比，杨刚对革命的批判与质疑，具有相当的先锋性与代表性。

革命的号召力就在于对现实提出一种更完美的想象，但革命一旦到了要求一切制度化的时候，它必然对想象进行整合，这使得理想与现实、精神与体制之间将陷于一种悖论。这一矛盾是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它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危机。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明确指出走向革命的唯一出路，便是在一种原罪式的自我改造中抛弃自我的存在，走向工农大众。在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焦虑与脆弱中，“转向”成为解决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一条出路。

在自我改造的潮流中，杨刚却于一九四四年通过私人关系前往美国。杨刚的中学和大学都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对西方文化和现代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早在一九三五年，杨刚就成为《傲慢与偏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者。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也是一九三八年由杨刚翻译的。杨刚此行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地考察真正了解美国。她认为两条道路的对比会有所启示，这对自身的困惑将有所帮助。四年中，杨刚发表了四十余篇通讯，报道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这些通讯一时成为《大公报》驰名专栏。同时杨刚写了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挑战》（原稿书名未定，杨刚以英文写成，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时，按杨刚书稿原意定名为《女儿》，出版中文版时，由译者陈冠商和杨刚生前好友卢豫冬校对时改名为《挑战》），但她从未将它公开发表。小说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九四八年底杨刚被周恩来急召回国。之后，她出色地完成了策动香港、桂林、天津三地《大公报》起义的工作，迎来了新中国。

《挑战》用英文写成。由于政治上的成熟，杨刚回国时没有将原稿带回，而是放在了好友菲尔德夫人手中保存，直至去世她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此稿。一九八二年，菲尔德夫人去世后，她的丈夫整理遗物时偶然发现手稿，才使得作品重见天日。杨刚很清楚，她走得很远，她的观点只有经过漫长的历史之后，才能得到检验与认识。在《挑战》中，杨刚通过对一群出身不同的资深革命者革命道路的回顾，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冷静的反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想：首先，杨刚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是社会危机爆发的结果，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其次，革命的发生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也是解决矛盾的一次痛苦的代价，常常显示出非理性和残酷，具有一种“非人性的正义”。在革命中，疯狂的观念有时能扭曲人性，这是向旧时代的回归。革命的目的不只是自由、公正、平等，真正深刻的意义应在于人的解放，任何时候社会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最后，她指出，由于对革命的曲解，总是错误地认为，为了将来的自由、美好与幸福，现在就可以暂时不择手段，压制个体、仇视文化、仇视思想。于是，在革命中手段成了目的，而革命所宣布的那个美好的目标却被失落了。

在现实社会中，一个这样思考的知识分子将遭遇什么？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一开始，萧乾被打为“右派”。《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反右社论就是六月八日针对萧乾的批判——《这是为什么》。次日，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了批判文章——《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八月的一天，已为农业部副部长的堂兄杨显东见到杨刚时发现她在交谈中时有叹息，脸上还流露出悲戚的表情。十月初，杨刚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几天后，她约弟弟见了最后一面。六日，也是自杀的前一天，杨刚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大会，大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做了严厉清算。十月七日清晨，杨刚被人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下身穿一条笔挺的黑呢裤子，她服了大量安眠药。谁也不知道离去时她想了些什么，她孤独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

杨刚本人的看法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事情的理解。一九五○年，当她得知老师马蒂逊教授自杀的消息后，写下了这样的话：“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对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马蒂逊，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美国札记》，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22页）也许，与马蒂逊相同，杨刚选择了这样的结局，是因为她的精神也被撕裂了。

鲁迅先生说，“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杨刚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她只做了她应该做的，这是她的使命，也是她的宿命。

近代中国是个全方位的“过渡时代”，出现了共和政体取代帝制这样几千年才有的巨变。这一转变是个发展的进程，发生在辛亥年的政权鼎革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点，相关的转变此前已发生，此后仍在延续，基本上贯穿了包括十九到二十世纪的整个近代，到现在恐怕仍在延续之中。辛亥前的废科举是后来政权鼎革的铺垫，与此密切关联的，就是一些趋新士人开始推动的“去经典化”努力。社会上四民之首的士不复能产生，思想上规范人伦的经典开始失范，演化成一个失去重心的时代，最终导致既存政治秩序的颠覆。

近代日趋激烈的中西文化竞争有力地支持了读书人的“去经典化”努力。问题是任何“经典”都不仅局限在象牙塔里，也存在于老百姓的人生日用之中。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学问”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怎样治学，都成为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甚至“读书”这一带有象征性的行为，也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不论在社会还是思想层面，以及新兴的学科体制层面，与“读书”行为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都面临着重新规整的需要。

这样，“读书人”自身也不能不经历着从身份认同到行为取向等方面的波动。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其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不论是精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过渡时代的读书人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多强调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是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

我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是相对于“学”而言，也包含从政议政。以前这类责任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传统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或许受到近代西方出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学人之分的影响，民初人开始提倡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但西方也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而上述中国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 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不过，传统的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很多读书人的确希望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而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不得不出的责任：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此即最能体现。但这种恢复性的再现又是处于典范淡出之后的语境之中，因而更多是一种无序的再现。如麦金太尔所说，由于赋予其意义的语境已经不再，许多被继续使用的关键性词语仅仅是先前概念体系的断裂残片。不仅术语，行为亦然。时代背景既然与前不同，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与经典的淡出直接相关的，是清季民初一个延续的争论，即究竟是学术思想决定风俗政治，还是相反。梁启超和多数人赞同前者，而章太炎则反是，他认为“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书籍上得来的少”。故政治学者未必能做政治家，实际政治中的英雄伟人也不曾讲究政治学。他通俗地指出：“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

在一定程度上，太炎似乎在提倡某种现代意义的“学术独立”，特别是让学术独立于政治；然而这一思路后来却成为参与实际政治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即只有从政治上根本改变现状（更换政权），才能谈到其他方面的转变。而另一些提倡思想改造者，则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以再造中国文明。

或可以说，“学术思想”与“风俗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思考的问题，恰是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努力的结果。以前“风俗政治”都在“道”的指引之下，“道”的意义虽有灵活波动的一面，但大体意旨仍是明确的。重要的是“道”以经典为载体，若对“道”的意旨有任何不明确，正可从经典中寻觅。“去经典化”之后，“风俗政治”便处在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之下，而“学术思想”则扮演着一种身份似明确而意义不确定的角色：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经典的替代物，但其究竟是否能够承担以前经典所行使的功用，以及怎样完成，的确都还是问题。

章、梁的观念虽对立，其思路仍相近。不论是学术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决定学术，最后仍落实在具体的个人和群体之上。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四民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士人原本具有的楷模地位动摇，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

谁来承担国事的责任

梁启超当年已感不能自圆其说，遂提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也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章太炎大致分享着类似的思路，不过转而寄希望于“革命”。他说：“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然而，人民能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及革命是否补泻兼备之良药，在当时仍是充满想象的未知因素。辛亥鼎革之后，同样的问题又有了一些新含义，因为读书人本身的社会定位也已出现了较大的转变，并带来新的困惑。既存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影响极为深远，虽然其表现可能是逐步的，不那么直接和明显。在经典淡出之后，不论新兴的“学术思想”能否承袭以前经典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可能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读书人的社会形象也在发生某种转变。

伴随着“去经典化”的推行，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可见一个日益加剧的读书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进程，造成了读书人形象的负面转化。梁启超一面主张人民在游泳中学习游泳，一面指责中国“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不久梁氏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对方（革命党人和戊戌党人）不道德。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攻击性论争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如果双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据，则其在“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更成问题了。

但梁启超自己对“民”和“士”的态度很快有所调整。他在写《新民说》之前曾向往一种两全的境界，即以“多数之国民”的主动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以获取“一国之进步”。到一九○七年，他已将中国兴亡的希望寄托于“中流社会之责任心”。因为“中流社会为一国之中坚，国家之大业恒藉其手以成”。若“一国中有普通知识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会，能以改良一国政治为己任”，则国家前途便有希望。

到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终于回归到四民之首的士人心态，承认“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其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此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而“能得多数之影从者”时，国家就昌盛。他确信，只要中国“能有百人怀此决心，更少则有十数人怀此决心”，尽全力与恶政府、恶社会以及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中国就不可能亡。他进而表态说：“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

这里的转变至为明晰：此前是想以“多数之国民”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现在转而为由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来吸引“多数之影从”了。

入民国后，梁启超的态度仍在游移之中，他一面大力强调“国民运动”的重要性，主张：“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国民。非国民经过一番大觉悟大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发生；非继续的觉悟努力，这种政治万万不会维持。”如果国民的面貌不改变，“凭你把国体政体的名目换几十趟招牌，结果还是一样”。这里对民众“资格”的强调，仍是“新民”思想的延续。

而他在讨论“多数政治”（即西方议会民主制）时又继续说：多数政治要实行得好，关键在于“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即“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以此中坚阶级来“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他明言：“理论上之多数政治，谓以多数而宰制少数也；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仍以少数宰制多数。”

稍后梁氏仍以为“恶劣之政府，唯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但却说中国“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善良的人民却产出恶劣的政府，这一“国事败坏之大原”，实种因于恶劣的士大夫。盖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然而他又说：“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故“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

“五四”运动后，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国民运动不能是一个或几个特定社群的事，应该尽可能使其成为“全民的”；但又说：国民“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他主张每个国民都要“反省‘我’应该做什么事”，以“唤起自己的责任心”；同时更要认识到“各人地位不同，能力不同”，所以必须有分工。经过自我反省，“知道‘我’能做哪件，‘我’该做哪件，然后各用其长，各尽其才”。这样的分工不仅“可以收互助的效果”，由于是“人人自动的去做”，也不至于感觉是“某人指挥某人去做”。

“分工”说似乎让梁启超更能自圆其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代士人自责说，“十年的民国闹到这样田地”，不是军阀、官僚的责任，而是“一群自命正人君子的人”的责任；他们中的积极者总想通过军阀、官僚施展抱负，而消极者又洁身自好，不肯干预世事。梁氏明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都是这一类的人。”这些人就像人体中的“健全细胞”，他们不肯负责，则毒菌自然“猖獗纵横，到处传染”。故“国事之坏，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也“只有责备自己”。

可以看出，梁启超在自责的同时，又自我承担起国事的责任。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他最终放弃了让人民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取向，但显然更强调读书人的责任。然而过渡时代读书人的自定位和社会定位的转化是延续的，梁启超的困惑亦然。他承认自己“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而前者更甚。他常梦想政治清明，能够“容我专作学者生涯”；同时又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我觉‘我’应该做的事”，就是像年轻时一样“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煞风景”的“狗耕田”

所谓“学者生涯的政论家”，看似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状态，其实就是用已经发生转变的读书人定位意识，来看待以前读书人的常规责任。那个区别于实际之我的引号中的“我”，便更多是社会定位的“我”，多少带些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意味，既是自我，又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推动，鲜明地呈现出梁启超那种不得不如是的徘徊感。

其他不少人也有非常相似的心态。章士钊的政治立场与梁启超不同，他在“五四”前也说：中国建国之道在于人人“尽其在我”，但仍需“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起而带头，负起整理民族、建设新国家的责任。用他的话说，就是“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这基本是复述梁启超所说的“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但那种想要指导人民的自我承担气概表现得更显著。

陈独秀在探索中国政治不良的责任时，也认为国民决定着政治的优劣，故“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这里当然可见清季“新民”说的延续，但他和许多侧重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人（例如鲁迅）一样，似乎都更接近梁启超后来的见解，即主张由觉悟了的读书人来改造国民。尽管新文化人在理智层面想要与民众打成一片，无意把社会分作“我们”与“他们”两部分，但其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终成为难以自解的困局。

身处过渡时代的新型读书人，面临着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其自定位也始终处于波动之中，有着超乎以往的困惑。用郑伯奇的话说：“在白玉砌成的艺术宫殿，而作剑拔弩张的政治论争，未免太煞风景。”传统士大夫本志在澄清天下，其社会定位亦然；而新型读书人却总是徘徊在学术、艺术与政治、社会之间，他们想藏身于象牙塔或艺术宫殿之中，与政治、社会保持某种距离；但不论是遗传下来的传统士人还是新型“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都不允许他们置身事外，所以不能不持续做着“煞风景”的事，始终处于一种“不得不如是”的无奈心态之中，难以抹平内心的紧张。

瞿秋白曾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由于革命实践的急切需要，却不得不让这样的人来充当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就像“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他自己从一九二三年回国后就一直在“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瞿氏后面本特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读书人，若推而广之，似乎也可从这一视角去理解近代新型读书人在过渡时代中的困窘。

而且这一困窘是延续的：近代百余年间，有不少思想和政治的分水岭，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书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似乎仍未从根本改变其挣扎徘徊于“士人”和“学人”之间的紧张。

取消央视的春晚是时候了！近年来有很多早知早觉的人士，提出过抵制央视春晚，批评央视春晚的主张和意见。也曾经在民众中产生过一定的共鸣，但都未能触及央视春晚的病根儿，未能把抵制春晚的必要性全部揭示出来，而其抵制行为本身缺乏合理性，是用一种文化专制反对另外一种文化专制，没有进步，抵制行为成为他们反对不同理念的手段，如果他们有权，这种抵制就可能演变为封杀，所以最终都难以抵制而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但笔者所主张的坚决取消央视春晚，则是取消文化垄断，替代处于垄断地位的央视春晚的是，全国各地春晚和文化繁荣、经济繁荣的局面，是一种破除文化垄断之后的进步，是适应中国现时代市场发展的变革。

央视春晚创办到现在，在人们的娱乐需求和文艺审美心目中，走过了一条由盛到衰的路，最初全国百姓为这样一台晚会感到振奋、喜悦，那时中国的文艺是一个大一统的僵死局面，刚刚普及电视不久的中国，还没有什么娱乐节目，央视的春晚带来了文艺解放的信息，为丰富祖国大陆的民众的文娱生活立下了不朽功劳，但是，春晚没有在全国形成一个文艺百花齐放的局面，反而越来越走向极端，一个传统最隆重的中国节日，全国百姓都守在电视前观看一台节目，这种单调方式越来越与文艺的发展、文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这样一个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文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首先，央视春晚的一家独大，是地方文艺活动渐渐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因为央视春晚集中了全国最豪华的艺人阵容，在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和最黄金的时段除夕夜播出，舞台艺术、灯光音响都是顶级水平，任何一家地方电视台都无法与之竞争，观众绝大部分当然首选并只选央视春晚观看，有些地方搞出一些春节晚会，也因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没有门票收入，没有足够的经营资金，所以不能聘请著名的演员，不能上演精彩的节目，不能搞出一流的创意，没有漂亮的舞台等而鲜有观众。很多地方艺人只能义务演出，没有收入，这种方式只能让地方文艺活动逐渐萎缩。地方性的文艺活动越来越无力与央视春晚争夺观众，只能望央视而兴叹。地方文艺渐渐成为历史而被湮没。

其次，很多地方文艺的生命力在地方，而不是在央视。一些小曲目，小戏种，深受地方百姓的欢迎，但因为春节这一绝佳的演出机会完全被央视剥夺，央视又不可能把所有地方的文艺品类都照顾到，那这些小文艺品类因为没有展示的市场就只能逐渐走向死亡。有句大家熟知的话，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越是地方的，越是中国的。如果没有了地方文艺的繁荣，也就没有了中国文艺的特点，央视春晚在湮没民族文化特色上，责不容恕。

第三，因为央视的一家独大，造成地方文艺的衰落，所以象赵本山这样的人成为面临绝种的恐龙，多年来他不能脱离央视春晚就说明，地方文艺的沃土早已因为央视春晚的霸道逐渐贫瘠。也正是因为央视春晚对地方文艺的扼杀，造成央视春晚越来越缺乏新鲜的血液，越来越不能满足民众的欣赏需求，越来越成为闭门造车的把戏，越来越脱离民众的口味，虽然舞台越来越漂亮，但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它诞生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却成为民族文化的杀手，央视春晚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

第四，央视春晚禁锢了民众传统节日的喜悦，降低了传统节日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除夕夜在中国民众的传统中，是一家人团圆夜话，交流感情，融洽亲情，感受天伦之乐的时间，但是当几乎全国的所有家庭，都面对冷冰冰的电视机，看那上面与自己家庭根本无关的一群人

喜笑颜开的时候，家庭的纽带开始松懈，亲情开始疏远，一年到头忙碌的人们，在家中不是深情的相互关怀，深情地相互对视，从心灵深处体会相互之间的思念，而是都面向电视，用虚无缥缈的娱乐充斥心灵的空间，这种心理和思想的微妙变化，在家庭和亲情间产生的阻隔作用，究竟有多么巨大，我们还难界定。但过节就是在家里开央视的春晚这一事实，肯定会降低春节除夕在人们心目中的节日价值。也降低了人们对良好传统指着的信心。

第五，除夕夜儿童成为被遗忘的一族。央视春晚虽然也有些儿童节目，但是大多都属于成人节目，有些甚至不适合少儿观看。许多孩子守在父母身边，内心充满了无奈，看着父母和家人紧盯着电视机的双眼和对自己漠不关心的脸，他们感受到的只是被遗忘和冷落。本来中国的春节是很注重孩子的一个节日，传统中有压岁钱，穿新衣，吃年夜饭，贴窗花，贴春联，还有看皮影，看旱船等等民间让儿童们喜闻乐见的活动，都与孩子有关，这些活动是整个春节和除夕夜的主角，孩子们会感受到倍受重视，享受节日的快乐。但现在观看央视的春晚是除夕的主角儿，孩子们所有的活动都会受到央视春晚的干扰。

第六，央视春晚使节日经济萧条，取消春晚是搞活经济，拉动内需的强劲手段。中国经济自从内需不足以来，设立了每年两个长假，企图通过假日方式来拉动内需，然而却没有充分重视春节这一中国最隆重的节日对经济的强劲刺激作用。

1、取消央视春晚，各地市将精心打造自己的春晚，地方企业会加大对地方文艺活动的支持赞助，地方电视台会增加广告收入，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地方文艺的繁荣，丰富地方民众的文艺生活，促进地方演艺人员的水平提高，培养大批地方文艺人才，并向外地输送本地的精品节目，产生地域互动，广泛交流的局面，自然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2、取消央视春晚，推动街市娱乐发展，促进街市繁荣。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节日只呆在家里，特别是中老年，当没有央视春晚这样的节目吸引时，他们很愿意在家人的陪同下走上街头，去观看街市上的热闹，街舞、民间艺人的表演等各种地方文艺活动渐渐都会涌上街头，一展身手，商店，饭店，娱乐场所都会深受其益。近年来越来越热闹的圣诞节，受到越来越多的商家的重视，很多商家在圣诞夜开门经营到深夜，推出针对圣诞节的特别促销活动等，即是这种节日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不仅仅只有一个除夕夜，在至少五天的时间里，街市却特别萧条，要逐渐改变每年节日期间街市完全萧条的现状，只有从取消春晚开始，这样才会对内需的拉动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3、百花齐放，促进社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地方文艺的发展，节日气氛的浓郁，街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会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央视春晚一家独大，却只能给十分有限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而全国数百个大中城市和数以万计的县镇，其地方文化活动一旦繁荣起来，必定产生无数的就业机会。从地方艺人的成长培养到演艺活动所需要的人员、服装设备场地、地方电视台的经营推动等，产生巨大的就业需求。

4、取消一个央视春晚，会产生成更多的春晚，而地方性的春晚不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和能力，所以不会对本地产生象央视春晚那样的弊端，地方性春晚的兴起，只会活跃地方，推动地方，促进地方。人们增加了在全国进行选择的机会，春晚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娱乐，不再主导人们的除夕生活，多样化的春晚，也开放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界，对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5、央视春晚诞生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时候，那时央视春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中国的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时，这种处于垄断地位的央视春晚就不再具有任何积极作用了。这种垄断，垄断了相关的经济，垄断了演艺活动的发展，垄断了人们之间的亲情，也垄断整个节日。所以，取消央视春晚，让春晚形成市场，让真正的春节文化自由成长，已经成为大陆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和必然趋势。近年来很多地方也在尝试搞出自己的春晚，但都因为央视的一家独霸局面而无法产生足够的影响。

6、取消央视春晚，势必为广大艺人们创造更多交流、学习的机会，创造带动地方文艺发展的机会，有利于艺人们的相互学习，对整体提高中国艺人的演艺水平有促进作用。许多名人大腕不再是集中在同一个舞台上演绎同一个春晚创意、同一人导演的节目，表达同一种晚会风格，而是会走向全国各地的舞台，与全国各地的演艺人员同台演出，把自己的风格和演技带到全国各地，同时也会吸收全国各地的地方风格中的精华，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这种交流在带动中国文艺发展的同时，也势必促进经济的相关经济领域的繁荣。

7、取消央视春晚，全国会形成一个良性竞争的春晚市场，企业、观众、演员都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这些选择无疑会促进春晚这一娱乐方式的进步。而一家独大的央视春晚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只能越来越脱离观众，越来越把主要精力用在场面奢华等方面，很多人对现在的春晚的评价往往都是“场面很大，场面很华丽”等等这样的用语，再具体的内容就没有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个自由竞争的春晚市场的形成。

总之，在中国大陆市场经济越来越繁荣的情况下，央视的春晚已经走到了尽头，它不仅仅不能给全国民众带来积极、丰富、新鲜的娱乐内容，还从各个方面大大地限制了地方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它垄断性的经营方式，根本不能适合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需要，并已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怪胎，一个文化封建的堡垒。坚决取消央视春晚是时候了，我们希望2010年的春节晚会，是全国各地电视台和其他各种地方性演艺活动群芳争艳的局面，是春节文化多元发展的局面，而不再是央视一家独霸的文化封建时代的延续。

朱水涌、王烨主编的《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2006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一次关于鲁迅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所收文章多出自国内鲁迅研究界主要专家之手。选择在厦门大学召开鲁迅研究的国际会议本身，就说明鲁迅与厦门关系的文学史叙事，还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这本论文集中关于鲁迅与厦门的文学史叙事，让我再次想到了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是指：当鲁迅成为某种意识形态高度认可的伟大形象时，凡与鲁迅早年生活有过联系的区域中，都有一种将鲁迅形象无限制抬高的倾向。这种鲁迅与某一区域间关系的文学史叙事，随着政治风潮的变化而变化。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经历最短，也最不愉快，但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却能不断回避鲁迅与他生活环境的冲突，过去这种文学史叙事能够成立，建立在否定鲁迅对立面且对立面不可能回应的前提上。现在文学史叙事的难题在于，要保持鲁迅绝对的正面形象，但同时也不能再伤害他曾经生活环境中的其他历史人物，包括这个环境本身。在改革开放前的鲁迅研究中，伤害鲁迅的对立面不成为问题，贬低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也不成为问题，但当历史变化之后，既要保持鲁迅的正面形象同时也要肯定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及其他相关历史人物，难题就随之出现了。鲁迅生前没有说过厦门大学一句好话，但厦门大学却很早就建立了鲁迅纪念馆并为鲁迅塑像，现在厦门大学的校名题字也选择了鲁迅手迹。解读这个历史的吊诡，对鲁迅研究不无启发。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由下列文献共同构成：

陈梦韶《鲁迅在厦门》（作家出版社，1954年）。

厦门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内部印刷，1976年）。

厦门大学中文系著《鲁迅在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

厦门大学中文系著《鲁迅在厦门》（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78年）。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编《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内部印刷，1978年）。

张震麟编文，翁开恩绘画《鲁迅在厦门》（连环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陈逸飞、魏景山为《鲁迅在厦门》所作的三幅油画（见《鲁迅在厦门》修订本）。

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49年后的鲁迅研究，作为一个政治和学术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它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研究鲁迅无风险，只要不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研究鲁迅可以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可以在政治上获得收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名的文学评论家，几乎都曾涉及鲁迅研究，从李希凡、李泽厚到姚文元、余秋雨等；二是凡早年与鲁迅不和但在政治上还没有出局的各种人物，都以承认鲁迅完全正确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历史失误，郭沫若以及所谓的“四条汉子”莫不如此，他们都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如郭沫若为绍兴鲁迅纪念馆题写馆名；三是凡与鲁迅早年不和的人，不可能再公平陈述自己早年真实的历史，以鲁迅的事非为是非，成为观察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基本模式；四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反对的东西恰好与鲁迅的观点重合，如反对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反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鲁迅与区域文化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心，当时出版的类似著作有《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广东》《鲁迅在杭州》《鲁迅在上海》《鲁迅在厦门》等，凡鲁迅停留过的地方，几乎都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出现。在鲁迅与区域文化的关系中，鲁迅与厦门的关系是最简单的，他与厦门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与厦门大学的关系，他在厦门大学只有一个学期，但后来厦门大学依赖对鲁迅政治态度的高度认同，反而在简单的历史关系中，通过鲁迅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厦门叙事”。

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并不是一种先有成熟预设的学术构想，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时，学者的偶然选择，这种选择中暗含了自我保护的本能，同时也成为了一种学术潮流。1949年前，关于鲁迅在厦门生活的经历，只有两篇简短的文字，一篇发表在《北新》杂志上，一篇发表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集》里。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鲁迅与厦门的关系，不可能发展成一种典型的“厦门叙事”，可以想象，一个学者在一地简单的四个月校园生活，要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学史叙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历史叙述要包括纪念馆、塑像、相关的文字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工程，而事实上，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恰好完成了。

1954年出版的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是“厦门叙事”最重要的学术工作，后来“厦门叙事”的成形，基本建立在陈梦韶学术工作的基础上。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经历和详细调查研究基础上，陈梦韶这项学术工作的重要性是完整建立起了“厦门叙事”的史料基础，虽然他的立场在鲁迅一面，偶有对“现代评论派”的不敬之语，但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对其它历史人物进行有意贬低或者对当时厦门大学的校政作过多负面评价。可惜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最终没有沿着陈梦韶的路径前行，而是越来越向偏离历史事实的方向行进。

1957年，曾在厦门大校任教的川岛写了一篇《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在赞扬鲁迅在厦大工作的同时，对厦大校长林文庆进行了贬低，说他：“长的样子像从前日本大学眼药的商标，或者不如说大学眼药的商标像他。在新加坡以行医致富，中国人而是入了英国籍的，基督徒而是信奉孔子的……”[1]早期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中主要采取的是对历史人物和事实的回避态度，因为当时和鲁迅在厦门共事的同事基本都还健在，虽然在政治思想上这些人物已处于边缘，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还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历史人物，比如顾颉刚等人，还有一个就是对当时厦门大学的评价。厦门大学是中国旧大学中极少延续到1949年后而没有变更校名和校址的大学之一，加之陈嘉庚始终是获得正面评价的侨界领袖，这样早期完成的“厦门叙事”对于旧厦门大学基本也取回避态度，因为完全否定厦门大学的历史和其它教员的工作，显然不合历史事实，又不尊敬陈嘉庚，但又要同时放大鲁迅在厦门大学短暂工作的时代意义，这就决定了早期鲁迅研究中“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这个内在矛盾到了1976年才得以解决，因为此时可以毫无忌地否定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同事，同时也可批判厦门大学。但这个内在矛盾的解决又是建立在违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从逻辑上缓解了“厦门叙事”的内在矛盾，但在历史事实上却走得更远了。

1976年9月，几乎同时完成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和《鲁迅在厦门》，基本完善和定型了“厦门叙事”的模式。在这两本著述中，《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的学术价值今天依然存在，它对当时厦门大学与鲁迅相关史料的发掘和收集，使这本资料集的生命力长存，在所有关于“厦门叙事”的建构中，这本史料集和陈梦韶的著作最有学术意义。而《鲁迅在厦门》及它的修订本，则基本以虚构历史和随意拔高鲁迅为基本叙事方式，而书中出现的陈逸飞和魏景山的三幅关于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油画，也完全建立在“高大全”和“红光亮”的思维上，到了《鲁迅在厦门》的连环画中，凡与鲁迅对立的历史人物无不形容委琐，唯有鲁迅一人高大无比。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到了《鲁迅在厦门著作篇名印谱》完成时，一时就很难再找到与这种形式相比的赞誉方式了。

当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经历长久时间和各种形式的整合后，这种叙事模式就成为一种习惯，至于其中的真实历史事实，一般的研究者也就不再加以辨析，延续下来的“厦门叙事”也就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是经由叙事者主观选择而造成的历史。这种历史思维今天还有它的惯性。王富仁在《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中认为：“鲁迅一到厦门大学，就感到与其它教授共同进餐时的谈话是很无聊的。应该说，他的这种体验并不是没有一点内在根据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他的脾气古怪……在厦门大学这座文化教育的孤岛上，情况就有了些不同。不论是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还是当时的校长林文庆，重视的都是中国有没有文化、有没有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教育问题。他们在文化思想上都更是随顺潮流的，对像鲁迅这样的文化‘激进派’、‘先锋派’，即使不加有意的排斥，也有一种无意的漠视。”[2]

这个判断建立在既成的“厦门叙事”前提下，就逻辑本身判断，都很严密，但与历史事实并不相合。因为要追问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非常困难的，比较并判断这些历史人物思想状态的高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今天海外专门研究陈嘉庚和林文庆的学者，恐怕很难认同王富仁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没有建立在史料基础上，还是把鲁迅作为一个先进的文化战士来理解，并以文化战士所应当具有的先进思想作为“厦门叙事”的逻辑起点，这个思维的结果，很容易导致鲁迅到厦门来完全是为思想文化奋斗并以此为自己的职志，其实历史哪会这样简单。陈寅恪在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报告中曾指出过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现象，即研究者在整合史料时，有意无意之间，依自身遭际和时代环境及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导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3]把一个常态社会中正常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矛盾，上升为思想文化的冲突并明确分出正负甚至敌我的判断，其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相合。近年鲁迅研究的“厦门叙事”虽然已去政治化而转为学术化，但“厦门叙事”的基本思维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厦门叙事难题”的真正解决，还是要回到真实的历史处境中，这种叙事如果依然建立在以完全否定其他历史人物和厦门大学校政的前提下，那就很难让人信服。

八九：记忆的召唤之七
     
包遵信——当代中国启蒙旗帜的重要旗手 

http://www.youtube.com/user/1989glory

http://www.youmaker.com/video/u?id=1989glory

包遵信：著名学者，思想家。1937年生于安徽。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其在八十年代参与主编的丛书“走向未来”和杂志“读书”，影响巨大，推动了当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为在文革后重续“五四”启蒙的薪火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八九运动期间，包先生躬身践行民主理念，参与组织知识分子的多种重要的组织和签名活动，因此被官方作为要犯通缉，被捕后判刑5年。释放后因被开除公职，以写作为生，仍初衷不改，参与争民主、要人权的活动，长期受官方监视迫害。2007年10月28日去世，享年70岁。因官方不人道的横加干预，其逝世后的追悼会的举行过程成为一重要的国内外关注的公共事件。

为民族的未来高举启蒙的旗帜，求精神的自由弃舍一己之荣华

包遵信先生千古！

“八九：记忆的召唤“制作组

检视过去的二三十年，你会发现对于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中国国内的“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可以说在一切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很奇怪，两派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却有颇一致的观察和由此得出的结论。

在哪个问题上？在中国的官僚特权和腐败这个问题上。二者基本上都认定，近来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

这个一致可以从最近网上广泛传阅的两份材料上看出来。一份是由一个宣称成立于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谓“中国毛主义党”发出的“告人民书”。海外媒体说，该宣言不仅在网上传，还被印成传单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发源地）等城市散发；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他们在吹牛。从网上传的扫描文件上能够辨认出一些关键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词，如果把时间部分掩盖起来，你会以为又回到了中国的文革期间，比如“对于这些腐败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我们造反有理。”“对于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权力，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我们造反有理。”“对于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腐败透顶，我们造反有理。”火药味十足。

这个文件如果单从政治诉求上看——因为究竟有没有成立“中国毛主义党”我们搞不清楚——放下这个组织存在与否不谈，就它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声讨和造反情绪，在中国倒是经常能够听到的。这种情绪淤积了不是一两年，该宣言生动体现了极左派对中国社会这二三十年的观察和总结，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官僚特权腐败趋势越来越严重。

我们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来，在网上传得极广的那份《章》。这份宪政自由主义的宣言，也照样有很多尖锐的对中国官僚特权腐败的批判。

这两个文件的政治立场和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不一样，但对那一点的观察是一致的。回顾一下，从去年春我在FT中文网开设专栏以来，读者在本专栏留下了上千条评论。如果把它们按类别来分，最多的也是对于官僚特权腐败的评论。所以，这种一致使得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看待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是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财政——里面的官僚体制。

我们要站在一个较高的历史立足点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上比较政治学课的时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刚去世的亨廷顿）给我们读的经典文献中有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在我的脑海中都难以磨灭。那个比较政治学的开场白有一句话：“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官僚制度”用的是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学者把它译成“科层制度”。我还是用人们熟悉的字眼官僚体系或制度。但是要强调，我这里讲的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贬义的，而是一个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因为中国在全世界，对把官僚制从初始形态发展到现在这样无比复杂的形态作出了最持续和最大的贡献。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我们都知道，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有科举制的萌芽，然后代代发展。这个制度在十八世纪又通过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成为英国等国的现代文官制的参照源之一。

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该官僚体制在二十世纪只有两个简短时间里受到严重冲击，而这两个严重冲击一方面冲破了平民百姓极端痛恨的官僚专制，但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悖论。你看看中国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会有稳定，另一方面也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严重腐败和特权。如果痛恨官僚腐败和特权，要打碎它，又会有动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两难局面。

二十世纪中国官僚制受到严重打击的两个简短时候，一是世纪初的军阀时代。军阀制度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在中国历史上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混战也给中国带来灾难。

第二个时期就是文革。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对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不满，既有官僚体系经常不听他话的原因，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使毛觉得大权旁落；但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党官僚体系弊病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告人民书”中的措词包含的老百姓对官僚特权和腐败的痛恨。如果没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衷心拥护的。文革的动乱当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讲是打烂还是不打烂官僚制在中国是悲剧性的两难。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所以对政局的影响不如文革。邓小平作为书记处的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毛去世邓复出以后，他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文革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为什么邓能够在毛之后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他为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不可能把天下稳定下来。

问题在于，当一步步恢复官僚体制的时候，最早遇到的老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官僚的特权和腐败？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权。由于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文革的过程记忆犹新，而那时又是中国在1949年后思想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人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文革动乱的状态，要搞现代化，那就需要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所以那几年在社会上和党内，都有要削减官僚特权、反对腐败的呼声，邓的多篇讲话都是回应这个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后，这个领域里的真正制度创新被束之高阁，官僚特权和腐败于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导出几个结论：第一，官僚制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第二，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两难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会管理就会大乱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对它的根本弊病进行有效制约的话，特权和腐败就会日益加深，而它们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促使民众不满、激化社会冲突、导致政治衰败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越来越把官僚体制延伸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反弹，是中国社会里越来越趋极端主义的反抗呼声，它们使你想起文革。国内有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情绪化。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官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人民书”，反映的就是这情绪。

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准备给学生的参考书，有一本是研究中国文革的权威MacFarquhar的《毛的最后一场革命》。我正拿着书走出办公室时，来了一位资深访客，他一直是在中国参与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来出席一个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国际会议。看到我手里的书，他笑了笑说，很难讲文革就是毛旗帜下的最后一场革命，现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特权和腐败。他亲身体验了从1976年到现在的整个中国的变迁，感觉是切身和敏锐的。近年来中国社会里，确实看到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间对“党内资产阶级”、对特权和腐败的批评作为旗帜，来不仅是反思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对抗性的政治行为。

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一方面对文革中的残暴行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但另一方面我也忧虑的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政治学上的一些教训，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提供了至少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特别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发生过多起由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的干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冲突，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可是看看凡是军人当政的国家，他们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长时期的发展。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在与我们开会时讲，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羡慕印度，为什么？印度没有军人当政，虽然也有腐败，但至少印度的体制使得大部分时候政府还是在推动现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懂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能赶走一个腐败的文官体制，但不可能使国家社会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就是毛的办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论，但他确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直到文革初，毛才认为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问题，所以他才把文革的办法称为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还大。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的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是看看中国文革导致了什么结果，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中国社会受到全面损伤，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得有一个最高集权的统治者，具有狂暴的号召力。否则暴民政治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因为大环境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400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尼经济搞垮了。印尼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印尼的进步很鼓励人。

所以，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可以把本篇话题聚到一个基本的思路上。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中国体制内的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败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中国社会里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不采纳第四种。

 

一、职业

我到河西小城是来当老师的
我的父亲在另一个县的乡村已执教三十年

从乡村到县城
这是一段多么艰难而又合乎情理的剧情

二、安排

我讲第一节公开课后
教研组长说要强化基础知识
我讲第二节公开课后
教导主任说要注意延伸和扩展
我讲第三节公开课后
校长说我自由发挥开无轨列车

于是，在漫长的第一学期
我是这个中学仅有的两名待岗教师之一

三、荒废

现在想想
初到此地的几个月
真是荒废了

太多的时间沉溺在网上
初期陶醉在茅台之行带来的眩晕中
后期则是逃避刚工作时的荒芜和复杂

这么长时间
我竟没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
这么长光阴
我竟没在网上泡个妞

四、茅台之行

二零零七年十月六日下午
我和两名藏族同胞一同登上了
开往遵义会议的列车

这一路上，看到了祖国大部分的风景
这一车上，我找不到一个适合表达的媚眼

在茅台，我生平第一次喝了这么多酒，茅台喝了没白喝
在茅园，我一个人睡在这三星级酒店的套房里
第一夜，喝大的我直接睡在了床罩上
第二天，服务员把床罩铺好
第二夜，我把床罩当成了被子
第三天，服务员把床罩扔到了柜子里，把柜子里的被子铺在了床上

一天早晨欲到茅台古镇上走走
在茅园宾馆大门口遇见了那个冷艳的女服务员
在茅台，留下了青春，俊朗，秀美
在茅园，我内心萌发着自卑，沉默和与世俱进

五、社会之累

现实依然是残酷的
这是我对别人说的
我再抄一遍

你对现实的认知程度再平方就是真正的现实
这是我想对别人说而又没说的
我记下，谁也不告诉

六、转机

过年前，我提前给校长拜了个年
过年后，我被安排到了学校办公室

七、考试

人生一直都在考试
考完了就成屎了

我现在想的关键是：
如何才能从狭隘的自我中走出

人生一直都有机会
但机会只属于后来成功的人

八、工作之便

我承认
我趁工作之便
占了公家的便宜

用十四张A4纸打印了扎加耶夫斯基的诗
后来A4纸紧缺
便用不合规格的16K纸
相继打印了：
陈先发的诗，余怒的诗
马骅的雪山短歌，古马的诗论
阿贝尔的散文《我的被诗歌引渡的青春地理》
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
共耗费16K纸202张

这些粗糙的印制
若在县城的打印部
至少需100元

我承认
在工作之余
我占了公家的不少便宜

九、积累

我希望
当我离开这座县城的时候
我可以带走一本书
书名叫做《我在一座城池的春夏秋冬》

两句荤的：白天空洞洞，晚上洞空空
酒鬼：他的一生只有两个月
一个月用来喝酒，疾瘦
一个月用来吃饭，恢复
病中寻酒，从病床上摔下，窒息死亡
网友见面：女对男说：我在兰州
男（窃喜）对女说：我在河北
男对女说：我们到西北偏僻的一个县城见面吧
某日，男开车到某公园巡视，发现女儿也在，手里拿的杂志和暗号中提到的一致
警句：男四十未娶不宜再娶，三十未仕不宜再仕

1、 荒诞是必备的药品，充满狭窄的汗水
仰面是不可知的，光阴是无法篡改的
事实是神圣的，仪式是荒凉的
生存是一种畸形的青藤
死是不可预支的
2、 孤独有可能是暧昧的，语言可能具有挑逗性
夜晚充满了色情
叙述是不可信的，苦难是经不起推敲的
青春是受不了寂寞的
一年，两年，在漫长的年轮上沉淀着
3、 工作是无趣的，吃饭是暂时的
城池只属于虚幻和无知
美好是虚拟的，脚步是叠加的
完成的勾引是不物质的
4、 我和词语谈恋爱
干旱的大地缺乏氧气
我和口水肌肤相亲
空虚的怀疑延续着二十多年的道德和语调
5、 事物是不能推敲的，人是不能被诱惑的
残缺的衣裳是上不了台面的
没有情节的故事是暗夜
6、 苦涩的交易来不及仔细咀嚼
抱着囚笼四处寻找人家
世界是缥缈的，利益是指引方向的舵盘
除此，还应注明：
人民币正在升值，股票正在下跌
猪正在成精，野心正在民间培育
7、 学校是最肮脏的玻璃，教师是最卑贱的工具
我希望校园里只有一分和一秒：
在一分钟内体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一秒内说出最后一课的悲壮
8、 职业是无效的，身体是他人的，女人是不确定的
网络是复制的，电线是铝制的，杯子是塑料制的
人是虚伪和狡诈组合的
9、 教育是可耻的，官员是可杀的
祖国是可以颠覆的，首都是可以更改的
而一颗古老的心是无法修复的
10、抒情是可以去魅的，叙事是可以专断的
沉默是可以超生的，喧哗是可以流产的
10、活着的另一层含义是等死
而死亡的另一层含义是反抗
11、抛弃廉耻，抛弃柔软的眼神
不去顾及他人，只在乎身体上的头发
12、秋雨不应该被抱怨，天会晴的
13、杜撰是羞愧的，明天是放着的
你我是永远不可能相遇的
14、喝酒是不得已的，划拳是不得已的
生活是不得已的，自杀是不得已的
写作是不得已的，爱是不得已的
16、河边漫步
目睹了青草从绿到黄，也目睹了枯草从黄变绿
我注视草，也注视着另一种自我：
河对岸高速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苍生
在那一刻，经过我的庞然大物
在那一刻补充了我的悲怆
17、县城的街市上，一个头顶箩筐的女子
远望，等待征战的丈夫
我一次次低首，在等待着什么？
18、有一段时间，我除了吃饭，上网，就是睡觉
我觉得生活太没意思了
但我还要活着
因为我还没发现比生活更没意思的事
19、放纵是必然的，耻辱是哲学的。
接触是漫不经心的，胆怯是修饰的。
当我面对，面对本身在反方向射出一道光
这道光的名字叫：无处不在的殉道

                         
《自由写作》首发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未普：中共加紧出口意识形态

中共宣传口决定砸下450亿人民币，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推向国际市场，争夺向世界人民说话的权力。这种权力就是被中共官方学者经常挂在嘴上的既时髦而又别扭的被称作“话语权”的东西。中共现在不满足全面掌控中国境内的话语权，正在摩拳擦掌抢夺国际话语权。

按照习近平最近在拉美说的，中国不输出革命，可是中共干吗要出口媒体，要争夺向世界人民说话的权力呢？不少海外媒体说，这是因爲中共爲去年的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时西方的敌对声音而懊恼，一心要爲中国形象正名。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中国媒体要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输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改变世界媒体格局。而这一进程因爲中共急于修复受损的形象而正在明显加快。

出口意识形态，改变世界媒体格局，其实早在胡锦涛的议事日程上了。中共官方智囊曾爲胡锦涛描绘了一幅蓝图：未来的世界媒体格局要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视角和中国的模式。中国是大国，要在世界上表演，本来无可非议。问题是，这里的中国的声音是谁的声音，中国的视角是谁的视角？中国的模式又是哪一种模式？

中国的声音，在中国官方媒体的绝对操控下，只能是中宣部的主旋律“共産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中国的视角只能是符合这些主旋律的视角，中国的模式只能是绝不搞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民主普选的瘸腿发展模式。国内有网友质问，用这样的声音、视角和模式来主导世界舆论，不是要输出独裁输出垄断吗？这样做岂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吗？

中共多少还是有一点儿自知之明的。自从“苏东波”横扫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共産主义那一套东西早被世人弃之如破履，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爲纲”早就臭名远扬，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海外也没有市场。中共因此而得出结论：其意识形态必须重新包装。于是喜欢给胡锦涛出主意的人，纷纷提出建议：复兴意识形态，重整意识形态，创新意识形态等等，不一而足。

把不受人欢迎的东西变成让人欢迎的东西，就是胡锦涛智囊们的任务。大约在两年前，俞可平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创新的演讲。俞可平说，中共意识形态从以阶级斗争爲纲转变爲“以人爲本”，后者现在成爲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俞可平想要说的是，中共真的在进步。凡是关注中国进步的人都注意到，中共的意识形态从毛泽东到胡锦涛起了变化，但是中共的垄断独裁性质，却一点儿也没变！而现在发誓要继续垄断独裁的党要把自己的垄断独裁的意识形态推向全球。

中共要怎样推销这个意识形态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手段：首先，大把撒钱提高对外传播手段，就是提高硬件水平。中共认爲，在这个世界上，谁的硬件先进，谁的软件诸如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会更有影响力。其次，大把撒钱让中共媒体到处设机构，发多语种新闻和多语种报刊。第三，大把撒钱招安海外自由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名嘴、名笔和名学者，让他们爲中共服务。第四，大把撒钱用“借船出海”的办法与海外华文媒体合作，用参股、持股的的办法渗透西方媒体。

这些大把撒钱的举措，简直就像习近平指责西方对中国“说三道四”一样，“吃饱了没事干”了！一个媒体在海外生存，靠的是国际公信力，而国际公信力能用钱买到吗？这种公信力来自于真相第一、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什麽都有就是没有这三样东西的中共，当然可以花大钱，用高分贝和高写真狂轰滥炸世界人民的听觉和视觉，也可以花大钱收买一些海外知识分子爲他们歌功颂德。但是习惯于多种声音的国际社会，绝不愿意被一种假的、空洞的、虚僞的主旋律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