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文化不是非庙堂即山寨

笔者不久前曾很仓促地写过一篇短文,称山寨产品、山寨文化所体现的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民精神,甚至是流氓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因而都与自由精神无关。有朋友对此不以为然。这里涉及中国文化建设或者说重建的进路的大问题,所以实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尤其是在宋明以来,山寨是与朝廷相对而言。民众耳熟能详者如梁山泊、或者黄天霸,乃至窦尔敦的连环套。然而,如果如人们所说,朝廷是专制的,那山寨不过是朝廷的倒影而已。山寨的治理与朝廷如出一辙,甚至不如朝廷。朝廷还是讲究礼仪的,尚有一些明晰的规则,山寨连这些也不具备。若干人啸聚一处,打家劫舍,信奉弱肉强食的规范。最有趣的是,山大王如宋江们的最高理想是由朝廷出面招安。

在今天的山寨文化中,人们看到的正是这种一面恶搞、一面等候招安的心态。有评论家分析说,山寨文化应为网络恶搞文化的近义词,本义在于消解国家主义话语体系的权威,重新建构时代的文化精神。这位作者提供的信息却是,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韩江雪的真实想法是,有一天能够叩开央视百家讲坛的大门,而山寨版春晚的所有做法,更像是向央视春晚致敬。这样的山寨文化,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性,不过是主流文化的一个劣质化倒影而已。

有人说,这样的山寨再不济,也能够解构权威、颠覆主流。这也正是当初有人赞美王朔的理由。然而,一个权威、主流如果已经到了可以被人们以恶搞方式解构、颠覆的时候,其实这种恶搞也就不过是怯懦者的自我娱乐而已。它早已在民众心目中,甚至是在自称体现权威、主流的人群自己心目中不再是权威、主流了。

这个时候,真正重要的是重建和建设一种健全的替代性文化,而这,与解构、颠覆毫无关系,而需要理性的、负责任的、严肃的建设。

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有一种错觉,以为惟有经过破坏,在原有大厦的废墟之上,才谈得上建设。因此,法国启蒙知识分子、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曾经尽情地嘲讽、毁坏传统、主流,巴黎和上海滩的文人都曾经成批量地生产出搞笑、反讽之类的作品。在现代文化的谱系中,山寨、恶搞文化自有其渊源,尤其在现代中国,文化领域中的流民精神、甚至流氓精神和山大王精神,可谓源远流长。

在这样的解构、颠覆之后,只剩下一地鸡毛。旧道德被破坏了,不见新道德生长出来。旧文化被毁灭了,不见新文化生长出来。托克维尔曾经警告治国者,千万不要试图用新宗教替换旧宗教,因为,替换过程中必然出现出现宗教的真空期,此时,人性缺乏任何约束。人的本能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会产生致命诱惑,短暂的真空期可能长期化、永久化,而使社会永远丧失重建的可能。

对托克维尔的这个教诲还可以补充说,从原则上说,建设不需以破坏为前提。文化的生长从根本上不同于建造房屋,它是拒绝破坏的。破坏如果演变成为一种精神习惯,反而使任何建设都成为不可能。相反,文化的生长更像是植物的自然生长,重要的是长出新枝,只要长出新枝,旧枝就会逐渐枯萎。中国文化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无数山寨潮的冲击后所面临的最大尴尬就是,无人知道新枝何在,甚至看不到什么发芽的迹象。此时的解构和颠覆就是毫无意义的精神娱乐而已。

今日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解构、颠覆,而是建设、重建,需要的不是流氓精神,而是新的文化绅士精神。如果说,旧权威已经显示出其可笑之处,那替代他们的不应当是流氓,而应当是新绅士。如果旧主流已经变得荒唐,那替代他们的也不应当是山寨文化,而是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独立文化。

这独立文化主要是由民间创造、涵育的,但是,流民、流氓、山大王虽非精英,也不属于民间——他们在“山寨”。他们或许有反抗的努力,却没有自由精神。他们或许也有天才,但却不是指向真善美的创造。

在中国,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无聊对抗荒谬。似乎出了庙堂,只能去山寨。这可能是现代中国未能实现文化之创造性转换、重建的根源。恐怕该换一种思维方式了:在这两者之外,也许还有第三文化的世界。现在的情形是,庙堂和山寨同时抑制着这个文化新枝的生长。

艾未未:山寨版的理想

通常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觉悟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或者有什么样的理想,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前途。2009年中国没有悬念。

那份读懂中国的报刊,用吃奶的力气整出的那篇羞怯的社论更说明问题。隐讳的思想,含蓄的理念,磨磨唧唧的诉求,幼稚的感动,纯粹是伪文人酸学者的自慰。

那份写于1776年7月4日的文字中的那段话,是仍然可以用做驱鬼避邪的旧符。在人类的基本价值上,观点是不可以修饰的,原则也是不可退让的.今天的悲惨现实就是我们的精神的真实处境,没有脊椎站不起来。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独立宣言》

三十年的特色改革不过是山寨版的伪政治理想,无情的将国家政治和道德危机转嫁给社会弱者。在普世价值、公平正义的理念上玩鸡贼,还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下一个灾难的降临。

傅雷书信中的“死路历程”

1966年8月30日深夜十一时左右,突然有一伙造反派闯进傅雷家,翻箱倒柜,搜查所谓的反革命罪证。9月3日凌晨,不堪凌辱的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双双服药自尽。自尽前夜,傅雷以夫妇双方的名义,给时任上海市统计局长的内弟朱人秀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写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与从容,看不出他们对人世还有什么留恋。遗书除交代几件未了之事,请求帮助办理之外,也还简略说了一下自杀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所谓的反党罪证面前,他“百口莫辩”,感到“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另一个原因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从这份遗书可以看到,逼死傅雷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让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二是他和他所钟爱的文化一起被视为“旧社会的渣滓”,备受摧残之后,他感到人生无望。

在很多人看来,是“文革”的到来逼死了傅雷。事情真的是这样简单吗?事情真的是这么突然吗?其实不然。傅雷写给亲朋好友与两个孩子的几百封书信,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信,就能清楚地发现,从1949年以后一颗死的种子就已在他心里埋下,只是到了“文革”爆发,浩劫来临,一种彻底的幻灭感向他袭来,让他实在无法再认真做人了,这才促成他死的决心。可以说,“文革”只是压死傅雷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并不是原因的全部。

傅雷是一位学者型著作家、翻译家,学问纯粹,清介儒雅,酷爱谈文论艺,以传播中西文化为己任,习惯于书斋生活。突然间,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发生了,面对新的现实,他感到很不自在,难以适应,精神十分痛苦。他在1950年6月27日给黄宾虹的信中写道:“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他“未能与世浮沉”,只不过是“苟全生命”而已。这封信,是傅雷对于“不适应”的最早表述。这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他又可以满腔热情地搞自己的翻译工作了,在政协与作协的组织下,他也可以跟随大家四处走走看看,这激起他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热爱与关心,或口头或书面提出些诚挚的建议。他感到忙,感到肩上的责任,一段时间他真是心无旁骛,一心想着党和国家的事情。

可是,1957年的那个夏天,情况突变。1957年12月23日由朱梅馥代笔给傅聪写信,告知傅雷在反右中的遭遇:作协先后开了十次批判会,三次检查都不得过关,许多与事实不符的诬陷与造谣,给了他太大太深的刺激,令他十分难受,导致他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体重掉了七磅。此后,一顶右派帽子套到头上,他建言的权利被取消,因为心情很糟,翻译也不再顺利。开始几年,作为右派他新译的丹纳《艺术哲学》与以往的译著尚能得到出版与重印,渐渐地这条路就有些坎坷了。从他1965年10月26日致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信中得知,他1958年交稿的《皮罗多》,1961年校完最后一校后一直未见付印。他花了四年时间译出的《幻灭》三部曲,约五十万字,1964年8月交稿,一年多了还没有消息反馈。

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的书籍无法正常出版,是一种双重的危机。一是经济上的危机,傅雷的情况与巴金相同,自由职业者,不在体制内,靠自己的笔耕挣饭吃,拿不到稿费与版税,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二是事业上的危机,对傅雷来说,靠着积蓄,生活暂时还能维持,但生命白白流逝,让他更难忍受。他曾经在给傅聪的信中写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就无处安放,就感到是不务正业,就对不起自己。况且,他这时正值人生盛年,总还要找些事做。

为了找些事做,他一退再退寻找事业的空间,打算先译一部巴尔扎克传记,然后再翻译一些巴尔扎克研究资料,以为国内文艺界做些填补空白的基础工作。1964年10月9日,他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先生,10月19日收到郑的回信,回信中写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但傅雷11月13日给郑效洵的复信,让我们对事情可以略见端倪。对于差不多拖了一个月才复信,傅的解释是“以问题复杂,迟迟未能裁答”。复信没有再提翻译巴尔扎克传记的事,显然是未获同意。关于翻译巴尔扎克研究资料,显然也是未获同意。不同意的理由,诚如傅雷复信中所引申出的一段话:“一方面,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尚无详细内容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客观史料又绝无供应,更不必说掌握……”但傅雷总还不想就此放弃,在信中他仍然坚持对出版社进行游说,他写道:“弟近年来对于国外研究巴尔扎克之资料略有涉猎,故敢于前信中有所建议,尚望编辑部重新考虑,或竟向中宣部请示。且弟体弱多病,脑力衰退尤甚,亟欲在尚能勉强支持之日,为国内文艺界作些填补空白的工作。”此后,未见巴尔扎克研究资料出版,可知傅雷的这一想法也落空了。想做的事情不能做,既断了他的生路,也让他活得不再有意义。

傅雷是一位刚烈正直的文人,做人也做得太认真,当客观环境让他无法坚守生命质量的时候,苦闷忧虑难免日渐郁积,造成他身心损害。在他写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时不时地就写到他的健康状况。

在傅雷的书信中,最长的一封,是写给寓居新加坡的挚友刘抗的信,时间是1961年7月31日。在这封万言书中,他似乎找到了发泄对象,滔滔不绝地向老友大谈中西绘画艺术,说出不少独到的艺术见解,让人看出他对文坛艺苑确有很多有用的话可说,但又无处去说,只有对远在天边的朋友一吐为快。信的结尾处,他在告诉朋友二十五年所经历的家庭变化时,似乎不经意地写到1957年以后的状况:“自此以还,即未离沪。四年来身体奇坏,精力大衰,几于足不出户,工作时间不得不减少一半。五六年前每日可工作十至十一小时,今则逐渐减至五小时左右……”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寄往国外的信,按惯例会受到检查,所以他只能以“四年来”含蓄地告诉对方,身体变坏与工作时间减少,都是从1957年开始,是那场反右运动所导致的结果。

在此期间,关于死的话题,也开始出现在傅的信中。1959年1月3日在给干女儿刘恩德的信中,虽未提到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却突然来了句很不吉利的话:“我的心情还是那么积极,可也随时准备撒手而去,永远休息。”当时来看,这也许是一句气话,但结合傅雷最后的结局,显然不能以气话观之。

接着,就病象丛生了。1962年6月12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郊洵的信,傅雷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除关节炎复发坐立为艰,苦不堪言外,尚经常头晕。”1963年11月17日给刘恩德的信说得更为具体:“体力日衰,关节炎常发,再加敏感性鼻炎(已二年),头痛(已五年),不时阻挠;脑子也越来越不灵活,工作进度就跟着拉慢,心里想做的事,想读的书,想补的课,不知有多少,而老是受到精力限制,这便是我最大的苦闷。”在这期间,傅雷给很多朋友的信,都谈到自己的身体,流露出他对人生已不存多大希望或幻想,有一种结一结总账,随时都可以离开的意味。其时的傅雷也刚刚五十出头,用今天的标准看,还属于中年时段,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哪怕才智稍稍得以施展,他的身体怕都不会坏到这种程度。

到了1965年10月26日给石西民写信的时候,傅雷的情况已更加恶劣。除多种疾病折磨以外,最令他忧患的是眼睛也出了问题。双目昏花,视物模糊,眼前如有薄雾飘过,写信都只能口诉,由夫人笔录,眼科医生认为这是眼神经使用过度,急剧衰退,倘不长期休息,日后恐有失明的危险。接着就是吃饭问题,他信中写道:“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侍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以傅雷的性格,给上级写出这样哀哀求告的信件,一定是实在无路可走了。当然也借着石西民在上海时和不在上海时对他的“历年关怀,爱护备至”,他才愿意开这个口,也不知石西民如何回复与如何为他纾解燃眉之急。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部被砸烂,石西民自身难保,傅雷的日子又怎么过下去呢?

苏小和:他们只能回家去

  《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盛来运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8月版,39.00元。

  《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盛来运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8月版,39.00元。

为什么不在城市里住下来

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早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而不是迁移,是中国农民的某种市场选择,甚至是理性选择。盛来运先生显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他试图用经济学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而不迁移,可能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城市化的抵制,而这样的抵制,显然是以牺牲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为代价的。

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现在,我的手上就有盛先生的《流动还是迁移》。盛先生显然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开篇就道出了实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显然,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即使在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这样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显的事实,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违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要高于工业化率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出现了一个与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中国农民工每年大面积的流动而不迁移,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经济学现象,同时也成为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放眼国际上多数国家,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乐业。他们的流动过程是:外出———留城。这样的人口流动迁移链中,间或可能发生劳动力回流的状况,但并非是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其他因素的考量。

但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显然不一样。劳动力外出了,不一定在城市里留下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也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不可即的。他们的流动过程是这样的: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

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正在被中国农民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无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仅仅以每年流动的农民工人数来计算,如果参与到这种简单流动的农民工为1亿人,每年每个农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费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农民收入就是500亿。大家知道,在城市中最低工资人群,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工。有人针对农民工纷纷将他们辛苦积攒的工资邮寄回农村兴建房屋的现象做过统计,假如一个农民工将3万元邮寄回老家盖房子,则这是一笔高达3万亿的投资。众所周知,今天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已经是城市,所以,他们在农村投资修建的房子,80%处在一种闲置状态,既没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因为在政策看来,农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一种典型的小产权房,不能进入流通领域,没有流通,就意味着广大的农村,没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市场。

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是对农民工收入的一种政策性浪费。政府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再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损,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拉动内需,再一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没有任何理由歧视他们

为什么要这么做?盛来运认为这可能是政府过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社会治安的拥挤与混乱,还比如国外常见的贫民窟和棚户区。盛先生是真正的体制中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相信他的分析符合实情。但这种基于追求社会稳定、规避政治风险的歧视性政策,真的会长久带来社会稳定,或者降低政治风险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充其量只是一种经验判断,是一种制度性的固步自封。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府也都承认,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农村的发展,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

可是一直到今天,政府似乎把农民当成了城市的一种负担,他们希望农民在取得城市经济一定的溢出效益之后,回到农村里安居乐业,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收获社会稳定。所以,当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涌进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城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的时候,政府并没有出台加快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政策,反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

《流动还是迁移》是一本厚重的书,所谓厚重,在于盛先生直面农民工问题制度设计;是一本严谨的书,所谓严谨,在于有着绝对尊重常识、尊重经济学规律的观点;还是一本丰富的书,所谓丰富,是它涵盖了大量的文献和数据,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情绪化的呼喊,盛先生是站在世界人口迁移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民工流动迁移问题进行了一次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深度发现和解析,中国农民工问题因此真正具有了理论架构。

愿所有有常识、有良知的人们都来看看,对于那些养活了中国的农民工,我们有着怎样的亏欠。让我们好好看看他们,这些满面尘灰的农民,和我们一样有着无边的梦想,有着聪明的智慧。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工,他们一样拥有在城市里自由行走、自由居住、自由创造的权利,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歧视他们,这既是一种生命的底线,也是一种经济学的底线,一种市场的底线。

英国“最糟性爱描写奖”内幕:文学评论杂志创办

英国人设立这个“最糟性爱描写奖”,是想反对不知所云、喋喋不休的多余性描写。但实际上却为作家和出版商们制造了新闻与话题。

每到年末,伦敦的“进进出出”酒吧(InAndOutClub)总有一天特别热闹,无数作家、明星在此聚集。他们参加的,是英国文学界一年一度的“最糟性爱描写奖”颁奖礼。

“最糟性爱描写奖”是由英国《文学评论》杂志于1993年创办的。这一奖项的目的是,“促使作家和出版人把那些荒诞的、肤浅的、难堪的,没必要的性描写,剔出他们本来健全完好的小说。”

今年的颁奖日定在了11月25日。与以往不同,这一次还特别增设了“终生成就奖”,获奖人是勤奋多产的“美国兔子”约翰·厄普代克。厄普代克已经连续四年,借着他书中那些“不是嫖妓就是通奸,甚至公媳乱伦”的性文本获得提名,可最终总是落败。

主办方认为,厄普代克能够四次提名,实在难得。他之所以一直没获奖,实在是对手太强劲。而他常年来的表现,倒是很稳定,而且每次都不乏亮点。比如,2005年厄普代克曾凭小说《村庄》入围,书中通奸的主人公这样赞美情人的私处:“它一点儿也不像菲利丝那儿。这个更滑、更简单些,体液没那么稠,不像酱汁,倒更像冻胶。最诱人的是,她总将双腿摆成欢迎造访的M型。”

厄普代克虽嘴上说他把“最糟性爱描写奖”和曾经得过的普立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看得一样重,但对这份迟来的“荣誉”其实一点不领情。他借口说因为他恼人的牛皮癣,所以一天也离不开灿烂阳光,伦敦雾蒙蒙的天气他受不了。因此,就不来参加颁奖礼了。

厄普代克在历年来的获奖人中,算是个异类。其他作家几乎都是乐呵呵地跑来领奖。甚至有人发表过这样的获奖感言:“真希望所有入围的作品段落,都出自我手”。今年拔得头筹的,是伦敦市长的小说家妹妹——蕾切尔·约翰逊。她将书中主人公“爱抚的手指”比作“被灯罩困住的一只飞蛾”,把他的舌头比喻为“如一只猫仔细舔食牛奶盘子,不放过任何一滴”。

蕾切尔在颁奖现场,抱着那只“脚形石膏奖杯”,激动得好像抱着奥斯卡小金人。她说获奖理由中“本已健全、完好的小说”,是对她文学造诣的充分肯定。另外,能和诺曼·梅勒、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汤姆·沃尔夫这样的著名作家一同位列得奖者名单,真是“三生有幸”。她还说,自己的目标是:“向获得终身成就的厄普代克,看齐!”

虹影:我有文字洁癖

著名作家虹影昨天在京推出修订版“上海三部曲”,包括《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分别出版于2003年、2005年和2006年。

去年一年的时间,虹影完成了这三部作品的修订。她说,三部作品的每一行字她几乎都修改过。像虹影这样愿意修订自己以往作品的作家并不多,不少作家认为以前的作品也许有不成熟的地方,但毕竟有他当时的思考在里面。对这种说法,虹影笑着说:“这样的作家比较懒,对自己的要求不那么严格。在文字方面,我有洁癖,别说写长篇小说,就是给杂志写专栏,千字的文章,我常常在最后付印前打电话给编辑,说某个字应该改一下。”

她说自己对文字的较真劲头跟很多作家都不一样,“我希望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能达到我最初设想的模样。”

李贵仁:死神叩门(短篇小说)

1

“嘟—嘟!”

这是怎么回事?明明喊的是“豆豆”,发出的声音却变成了“嘟—嘟”,而且发出喊声时感到很困难,声带仿佛被什么东西粘住了。

凌晨3点,艾尔照例抱着日夜相伴的小猫豆豆在沙发上睡下后,一直觉得十分难受,双腿似麻非麻,怎么放都不对劲。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他才迷迷糊糊睡着,豆豆也就从他怀里跳出,卧到他脚边去睡了。此刻,上午10点多钟,他突然醒来时,竟发生了这种意想不到的怪事,真令他惊诧不已。

唉,起来再说吧!也到了该起来的时候,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干呢。为谋生而给出版社校对书稿,整理自己的旧作,都不能拖,还得到网上去看帖子,发文章,跟已经很熟悉的网友们交流思想和感情。

不料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他以左手按住沙发起身,却怎么也抬不起胳臂;左腿也抬不动了。只好侧转身去,靠右臂右腿把身体撑起来。但在把双腿放下沙发,准备穿鞋时,他既坐不稳,更站不起,竟猛然跌倒在地。费了好大劲,用右手先扒住沙发,再扒住茶几,身体重心则完全放在右腿上,这才站了起来。随后,小心翼翼地扶着家具和墙壁,以右腿拖着左腿,艰难地朝卫生间走去,谁知又接连摔了三大跤:到卫生间门口时,握住门把手,身体重心偏了一点,便像是被什么力量猛击而砰然倒地;咬着牙爬起来,进到卫生间,走到马桶前面,一转身就仰面朝天摔向左侧,倒在供豆豆喝水的大盆子上,背部湿了一大片;再次咬着牙爬起来,却马上又跌倒在马桶上,把盖板都撞掉了。

从卫生间经过客厅回自己房间,刚走到门口又跌倒在地。他已经浑身疼痛,觉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但他并未躺下,还是抓着门框爬了起来,硬是扶着家具拖着脚步走到写字台前。他想,好歹右手还能动,那就得坚持工作。

可是,整个身体已经基本上不服从他的愿望和意志的指挥,他甚至在椅子上都坐不稳了。几次左右晃荡或不由自主地前倾之后,他从椅子上跌了下去。爬起来,再跌下去。

外出买菜的妻子舒馨回到家,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头,连忙询问怎么回事,随即大喊:“马上去医院!”艾尔应了一声:“看来真是得去。”说罢,他给妹妹艾莹打了电话,声音低沉地说:“我恐怕不行了……”

 

中风。脑梗塞。

这已是第四次。

1月21日夜间,他在MSN同肯特网络副总编辑于思宁交谈时,突然觉得左手打字有了困难。不一会,竟连左臂和左腿也像是瘫软了。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坐在案前工作时间过长所致,就告别于思宁,离开电脑到客厅去活动。没想到已经行走不便,而且跌了一跤。他以右手撑地站起身后,只好坐到沙发上,边看电视边休息,但是好一阵过去了也没缓解。“去它的吧!”半小时后,他就忍不住离开沙发,瘸着腿回到案前继续工作,直至凌晨。“也许睡一觉就会好的。”他心里这么想着宽慰自己。果然,22日中午起床后,他就恢复了常态,又连续工作了十多个小时,一点也没有感到不适。

“要当心了,这是中风先兆!我当过医生,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天夜间,他在MSN同上海网友徐温直交谈时,很轻松地提起了头一天的情况,徐温直却当即发出警告,使他大吃一惊。

徐温直在肯特网络鹰眼千里论坛当了很长时间版主,去年三月在形势逼迫下突然辞职后,肯特老总孟末请艾尔接他的手,但艾尔只干了十天就步徐温直后尘,也因为不见容于形势而辞职了。他和徐温直的关系一直很好。二人相继辞职后,都没有离开肯特,仍在鹰眼千里论坛积极发挥“右派”主力的作用。

徐温直的警告引起了艾尔的重视。中风可不是闹着玩的呵,很容易要命。他虽然不懂医道,却有过目睹亲近者或身边之人死于中风的经历。1984年国庆节,他正出差北京,专门去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中国人民大学教工宿舍看望导师纪怀民先生,相谈甚欢,深夜才告辞,叵料纪先生翌日便中风住院,第七天就离开了人世。1991年,他被关押在陕西省第一监狱,同号子一名因为给台湾写信而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的姓甘的政治犯突然卧床不起,经诊断为中风后却得不到医治,艾尔向中队长提出用自己的钱为他购药,未被理睬,那个倒霉鬼只好眼睁睁地躺在通铺上等死,屎尿都拉在床上,身边的犯人不堪忍受,就把他抬到地上用水管冲洗一阵再抬上床。几天后,刚把他挪到另一间囚室,他就死了。

诸如此类事例,艾尔还听别人说过许多。因此,在得知自己的诊状是“中风先兆”时,他不能不警惕。

可是他想,自己虽然有严重的冠心病和低血压、贫血、胆结石、胃下垂、颈椎增生、腰肌劳损、关节炎等疾患,脑子却一直很好,怎么会中风呢?当然,按徐温直的说法,现在还只是有了“先兆”。既然只是有了“先兆”,那就还不要紧,今后注意点就是了。

舒馨却一直很忧虑,不断催艾尔去医院检查。艾尔坚决不去。过了几天,他的左臂左腿再次瘫软,而且不像头一次那样一天就好起来,竟持续了五天才没事。紧接着就是春节,谢天谢地,情况一直很好,年过得很安宁。但是舒馨放不下心,仍一再让艾尔去检查。艾尔仍不肯去。直到正月十五过后,来访的伍山鹰得知情况,和舒馨一起采取强制措施,才把艾尔拉到济慈医院去作了脑CT,结果证明他是腔隙性脑梗塞。就这样,艾尔也还不当回事,照样日以继夜地工作,不进行任何治疗。二月底,在安宁了一个月之后,中风第三次发作,持续时间不算太长,两三天就恢复了常态,艾尔更觉得无所谓了。他根本没想到,又安宁了近一个月后,他就再也不得安宁了。

艾尔这才真正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导师纪先生。

他又想起了同号子那个姓甘的政治犯。

他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到了末日。

“我恐怕不行了……”他在电话中给艾莹说的话,是他从心底发出的很认真的声音。

但他并未惊慌。

他也没有感到悲哀。

他心里想的只是,那么多该干的事情都没干,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

 

 

2

 

艾莹带着儿子金俊赶来,开车把艾尔送到西京医院。急症科主治医生得知艾尔第一次发病至今已超过五十天,大吃一惊,说:拖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很难恢复;再拖些日子你就完了!他让艾尔马上住院,先住一个月。费用嘛,他说,先交两万。艾尔一听,急了:怎么一开口就要两万?还是“先交两万”,过后不知道还得再交多少呢!他哪来那么多钱呵,忙问:不住院,在家输液行不?医生沉吟片刻,不悦地说,那也行。于是做了检查,开了药。艾莹代付了比外面高出一倍的药费,大约五千元。

又是伍山鹰帮忙,从济慈医院请了个小护士,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到家里来给艾尔输液。一个多月,三个疗程,后两个疗程的药液是艾莹在外面买的,各两千元左右。经过这番治疗,情况有所好转,至少是稳住了,没有恶性发展。五月上旬,为了进一步解决问题,艾莹联系好了条件不错而收费低得多的友谊医院,由她支付全部费用,让艾尔住进去继续治疗,既治脑梗塞,又对十多年来一直很严重的冠心病进行控制,防止心肌梗塞的发生。

在他住院期间,舒馨天天去看望,艾莹和金俊母子则是隔一两天同时或者分别前去看望一次。后来,一些高中时代和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以及出版社老同事和各界朋友也三五成群的去了,就连在网上结识的朋友也去了一些,甚至有外地网友托人送了花篮。他并没有把自己病重住院的事情告诉外人,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消息竟传了出去,而且传播得很快。近十多年时不时到他家里聚会的民运人士,本来也都要去医院看望,但在伍山鹰和陈浩然去过之后,其余的就都被他带话制止了,因为他不愿意让更多朋友为此而被警察请去罗嗦。这并不是没有根据:警察对他和这些朋友的“关注”和“照顾”一直异乎寻常,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在警察控制之中,即便十分谨慎,也难免惹起麻烦。对他的关照尤甚:平时谁到过他家,警察全都知道,有时不加理会,有时却对到访者进行拦截和调查,就连出版社给他送书稿的编辑也不例外。他抗议过,愤怒地斥责过,警察总说那是出于误会,过后还是照旧。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是音乐学院教师,去年到他家里看望了一次,回校后竟被调查了大半年,吓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同事们都很惊讶。当然,警察对艾尔本人是很客气的,而且表现得很诚恳。这是因为——用警方的话说——他是“知名人士”。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到他家“拜访”一次,一坐就是半天,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地闲谈。他几次愤恨地说:“你们又来骚扰我!”他们总是笑着回答:“怎能这样说呢?我们是诚心看望你啊!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尽力帮你解决。”逢年过节,他们还会给他送些大米、面粉和食油之类,表示慰问。这一次他住了院,警察也没懈怠。在他入院的第二天,两名警察——其中之一是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就手持鲜花进了他的病房,详细询问病情,嘱咐他认真治疗,真比一般朋友还显得亲热。

住了一个月,除左手左腿活动还有困难外,已经基本上可以生活自理,艾尔觉得不要紧了,就不顾艾莹劝阻,坚决要求出院。他出院时,还是艾莹和金俊开车去接。在回家的路上,他没有同妹妹和外甥多说什么,只是凝望着车窗外面犹如顶盖的几排梧桐树默默沉思。梧桐树的树干和枝叶在交织的光影中迅速闪向后方,他的思绪则茫无头绪地翻滚着。他想起了自己一生中经历过的多次死亡威胁:年幼时因饥饿和疾病而几次濒临暴毙,五八年在兰州读高中时因大炼钢铁致病而瘫倒数月,读大学时到农场劳动结束后在渭河遭遇船难,大学毕业后到工厂劳动时因贫血而突然休克,七八十年代先后在秦岭和庐山遭遇两次车祸,还有九二年在监狱病了很长时间以后,一天清晨心脏突然似遭猛击,顿时脸色发紫,从此僵卧病榻,不能活动,常常在昏迷中觉得灵魂出窍,肉体沉入地狱……那些经历都够得上惊心动魄,但是,死亡的威胁却从来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样来得真切。可以说,以往无论遇到怎样的威胁,哪怕万分危急,他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死;这一次却不同,他竟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死亡的迫近。然而,他还是起死回生了。这也许是天意吧?但也许只是侥幸。不管怎么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妹妹和外甥出了大力,否则,自己恐怕只能眼睁睁地等死。休说住院治疗,就是在家服药输液,靠他自己也绝对无力支付大笔开销啊!他在八九年六月被捕之前先被撤除了出版社的领导职务,被捕后又很快被开除公职,剥夺了薪金和一切待遇,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妻子舒馨的退休工资只够她一个人生活;儿子艾洵在美国读书,一年前才毕业,找了个临时工作,也没有能力来接济他。九四年他刚出狱时,贫病交加,只好靠亲友们接济度日。过了一年多,在狱中积累的多种病症稍有好转,他不愿意再靠别人帮助,就开始自谋生路,但因为多种疾病依然缠身,又受到政府的钳制,什么工作也不能干,只好给出版社校对各种书稿,每千字挣六七毛钱,每个月挣几百元,借以勉强糊口,对付原有疾病则只能以“速效救心丸”之类普通药物控制,根本不敢设想突然遇到新的灾祸。妹妹和外甥一直对他十分关心,仍然时不时地给他一些帮助。但是他们也不容易,直到三年前去一家民营企业任职,情况才好起来,算是有了些积蓄。艾尔平时不肯依赖妹妹和外甥,但是在这生死关头,还是靠他们支撑着渡过了难关。想到这里,他心头泛起一股暖意。

 

 

3

 

舒馨早就决定去美国看望刚在一家中文报纸当上记者的儿子,签证都办好了,因为艾尔突然中风不能成行。六月初,艾尔出院后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问题,就硬是催她快走。毕竟已经几年不见,今年才有了次机会,那就绝对不能错失。

为了防止意外,说好了请济慈医院那个小护士经常来照看。艾尔一次又一次地对舒馨说:你放心地走吧,决不会出什么事情!舒馨犹豫了好些日子,才终于上了飞机。

三个月过去了,艾尔独自和小猫豆豆在家,虽然行动不很方便,却能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生活上没有什么大障碍,所以没过多久连那个小护士也不让来了。他还坚持给出版社校对书稿,坚持上网,坚持在鹰眼千里论坛发表各类文章。这期间有一件大喜事:他相知二十多年的至交——著名女作家张铿然,在他中风后怕他遭遇不测,慨然出资两万元并亲自操办,把他延宕了十六年之后刚重新整理好的文集印了五百册,帮他了却了心愿。因为某些内容在政治上犯忌,不能正式出版,只能私下作为内部交流读物印出来送给部分朋友。但是这有什么关系?他想,哪怕只印五十册,也总会有几册流传下去,那就行了!书印得很快,只用了二十多天时间,七月底就运到了西安。艾尔亲自一本本包装,一次次到邮局给许多地方文学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和网上结交的朋友邮寄,心情十分愉快。

9月8日上午,艾尔刚起床,就有两位出版社的朋友来看望,都是女性,而且都是校对科的科长:林淑霞是少儿出版社的,胡红云是古籍出版社的。十年来,艾尔为了维持生计而给省内的几家出版社校对各种书稿,林淑霞、胡红云和另外几个出版社的科长都尽量把重要的书稿拿来请他校对。不久,请艾尔校对书稿的出版社就越来越多了,甚至连一些杂志社也上门请他校对。这一次,是胡红云和林淑霞约好了一起来给艾尔送校对费的,同时给艾尔送来新的书稿请他校对。

艾尔兴致很浓地和她们谈了好半天。临近中午把客人送走后,他做了碗油泼面,多放了些辣椒,吃得很香。随后坐下来看电视。突然,他觉得肚子不舒服,连忙去卫生间大便,不料哗啦一下泻了半马桶黑糊糊的粘稠物,顿时头晕眼花,浑身气力尽失。挣扎着回到沙发上躺了一阵,感觉略有好转,他就不再当回事了。

夜间,艾尔坐在写字台前读了一阵报纸,就开始写文章。突然,肚子又搅动起来,他连忙又赶到卫生间,结果和下午一样,又是哗啦一下泻了半马桶黑糊糊的粘稠物,顿时头晕眼花,浑身气力尽失。

一天两次,不是一般的腹泻啊!三个月来刚有些好转的身体,再次陷入危机之中。艾尔重新坐到椅子上,神色黯然地默默盯着电脑屏幕,已经无力继续打字,思绪也完全乱了。

时过子夜,已经是9月9日凌晨1点。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艾尔从沉思中惊起。是儿子艾洵从华盛顿打来问安的。艾尔强打精神说,一切都好,不必担心,就挂了机。就在这时,他眼前一黑,猛然扑倒在紧挨写字台的窄木床上,昏死过去,一点意识都没有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忽然被耳边凄切的叫声唤醒过来。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睁眼一看,原来是豆豆蹲在他的头旁惨叫。幸亏有豆豆救他呵,否则,他说不定再也不会醒了!又躺了一会,他硬挣着坐了起来。想下床,却找不到鞋,便光脚着地。哎呀,怎么踩了两脚污物!他惊讶地俯视地面,那污物竟有一大片!抬起头环顾四周,他更惊得几乎叫起来:被子上,床单上,衣服和裤子上,椅子上,写字台上,电脑屏幕上,键盘上,都溅着同样的污物,看上去同下午和晚上各泻了半马桶的那些东西很像。仔细一看,这些东西竟然黑里带红,渗着血。噢,吐血了!什么时候吐的?怎么吐的?他一点印象也没有。天哪,怎么会这样?

他看看表,已经过了3点。这意味着他休克了两个多小时。

电话又响起来。这一次是舒馨来问身体情况。艾尔不能再说一切都好,如实吐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舒馨心急如焚,让艾尔赶快躺下休息,然后连忙给她侄女和艾尔的弟弟妹妹打电话,让他们火速赶去救助。

艾尔第二次住进友谊医院。

这一次住了近二十天。

医生说,那次休克时很可能毙命,虽然醒了过来,情况还是相当危险。好在排除了胃溃疡破裂和胃癌的可能性,诊断为上消化道因黏膜破裂而出血,所以不必紧张。但是出血量太大,超过2500毫升,医生一再提出需要输血。艾尔总是拒绝。他说,如果因输血而沾染特殊病毒,岂不是更糟糕?还是慢慢补吧。临近国庆节时,虽然仍很虚弱,他还是坚持回到了家里。

艾尔急于回家,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放心豆豆。这只同他日夜相伴的小猫,在他因吐血昏死过去之后救醒了他,已经完全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他也是豆豆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日在家,豆豆总是跟前跟后地时刻不离开他;一旦他离家外出,豆豆则焦躁不安,总是守在门口等候,而在他回家时,刚爬到三楼,豆豆就会在五楼门内叫起来,一直到他开门进去,还抬起头望着他叫,被他抱到怀里亲抚一阵才宁静下来。使他特别难过的是,他去住院之前给豆豆放了足够一天的食品,晚上回家一看,豆豆竟一口也没吃,硬是等他回到家里之后才肯吃。正因为如此,他说是住院,却要六弟艾亮每天晚上护送回家去陪豆豆,翌日清晨再由艾亮把他接送到医院去继续治疗。他十分痛楚地想:如果自己死了,豆豆肯定也会跟着死,决不会独自活下去或者跟着别人活下去!唉,为了豆豆,自己也不能死啊!但也不能在医院久住,治得差不多,没危险了,就马上回去,好让豆豆安心。

艾尔这次去住院后,舒馨一再提出马上回来,艾尔竭力劝阻。他对舒馨说:办一次签证很困难,你就在那里多住些日子吧。如果我的病情加重,有危险,你就马上回来;现在问题已经不大,你就不要急了。

 

 

4

 

    国庆过后,艾尔再次逐渐有了起色。他庆幸之余,不能不感谢上苍的眷顾。但他没有想到,仅仅几天之后,死神就又来威胁他了。

10月10日上午9点多,艾尔起床后感觉不错,就先到厨房打开电炉烧开水,紧接着到卫生间去洗脸。刚把毛巾浸湿,突然觉得捧着毛巾的双手都像是压上了无法承受的重力,非但举不上去,反而同时从半空垂落。他还来不及思索这是怎么回事,整个身子便像倒塌的墙壁一样朝后倒去,发出一声巨响。后脑勺狠狠砸在地板上,仿佛鸡蛋落地,幸运的是没有砸破,只是痛了一阵。他脑子很清醒,心想这只是一时供血不足又造成了眩晕,问题不大,回到床上再躺一会儿就能恢复。可是,尽管使了很大力气,他也站不起来了,双臂双腿都瘫软了,根本不可能把身体支撑起来。糟糕!又是一次中风!而且是比前几次更厉害的中风!更严重的是,从一月到三月的几次中风,都有舒馨在家救助,这一次却只有小猫豆豆在家陪他,没人能帮他站起来。他只好就那么躺着。可是电炉还在烧着开水,肯定已经开了,必须马上去关电闸,否则水烧干了会引起火灾,弄不好整座楼房都要烧毁。想到这里,艾尔急得要命。他拚出全部力气,靠双肘和背部、臀部仰面倒爬,把身体挪出了卫生间。费了半天劲,异常艰难地挪到连接厨房的小客厅门口,累得不能不歇下来。过了十多分钟,继续仰面倒爬,但到了小客厅中间又累得停下来。他沮丧地躺着,悬想很快就可能发生的大火灾,不仅会是自己和豆豆的火葬,还要连累上百个家庭几百口居民,那是怎样的罪愆!这使他陡然产生了一股新力,再次仰面倒爬,终于爬到了厨房门口。他喘口气,硬挣扎着坐起身子,瞅准推拉门的边框,紧紧抓住,猛一使劲站了起来,然后马上一手按住桌面,一手从桌面上抓起一根筷子,准确地戳到电路开关上,成功地断了电。火灾避免了!他长出一口气,整个身子顿时又倒在地上,下半身横在厨房,上半身横在小客厅,腰架在门槛上。很难受,可是很欣慰。

    大约半小时后,艾尔才能重新挪动身体。他依然仰面倒爬,从厨房爬出小客厅,爬到大客厅东侧,抓着茶几腿,挣扎着爬上大沙发。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异常艰难地抓起话筒。是舒馨从华盛顿打来的。他已经几乎不能讲话,费了很大劲才语音不清地迸出几个字:“我-又-不-行-了……”

    舒馨问不出别的话,连忙把电话打到艾莹和艾亮那里。不到一小时,他们先后赶到艾尔身边,金俊和他的一个朋友也来了。几个人把艾尔抬下楼,金俊开车,很快到了友谊医院。还是头两次住的内三科,医生护士都已经很熟悉了。迅速把艾尔抬到病床上,输氧输液。子夜时分,六瓶药液输完,艾尔沉沉入睡,新的危机才算有了缓解。

悲惨的2005年,艾尔已经是第五次中风,第三次住院。

他明显地感到已经很难支撑,因此在电话中第一次让舒馨快回来,而且让艾洵也回来。他对儿子说:“回来再见一面吧。”

 

 

5

 

舒馨连忙订机票,一星期后从华盛顿回到了西安。在她到家之前,艾尔还是每天晚上由艾亮护送着回家陪豆豆。艾洵因为工作太忙,要晚几天才能动身;这时艾尔觉得病情已趋稳定,就让艾洵别急,干脆等些日子再说。

第一次住院前的几次中风,都是右脑微细血管堵塞,结果是左手左臂和左腿活动困难,有时说话不清;第三次住院前的这次中风,则是左脑微细血管堵塞,结果是右手右臂和右腿也活动困难了,说话不清的情况更严重。不同的是这次没有耽误时间,病发当天就住了院,因此,连续输液半个月后,右手右臂和右腿就基本上恢复了活动功能。这使艾尔很欣慰,他充满希望地想,再治疗一段时间,也许左侧肢体同样能恢复正常,那就可以继续干很多事情了,多好呵。但是情况并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发展。尽管坚持每天输液,还针灸了一个月,但在住了将近两个月后,左手左腿依然不能正常活动。医生已经没有办法,他也不想再住下去,就回了家。

已经接近年底,艾尔的身体突然出现新的异常:眩晕加重了,四肢瘫软无力,连呼吸也有了困难。躺在床上还好一点,坐起来便不舒服,站立行走动辄摔倒。舒馨和艾莹,还有艾尔的三弟四弟,都让他再去住院治疗,他却怎么说也不肯去了。“让我就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光吧!”他一再这么说,谁也拗不过他。

舒馨打电话让艾洵马上回来。三天后,艾洵就从华盛顿飞回了西安。一到家,他立即奔到父亲床前坐下,拉着父亲的手说:“爸,你还是再到医院去吧!”

艾尔笑着,艰难地摆摆右手。少顷,他对艾洵说:“给我拿支烟。”

“还抽?别抽了!”

“给我拿!米哈依船长临死还抽。”

他说的是三十年前看的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中的情景。那个情景给他印象很深,他常对人提起。

艾洵无奈,递过去一支烟,随即帮父亲点着。艾尔大口吸了两下,欣慰地笑了笑,对儿子说:“已经两年多不见了,最后总算还能再见见你。”

艾洵很难过,忍住眼泪回答:“怎么这样说呢?我以后多找机会回来看你。”

“不是嫌你回来少,是我走到终点了。”

“不能这么想!爸,你年纪不算太大,现在医疗水平高,你的病肯定能治好。还是再到医院去住段时间,彻底治好再回来。”

艾尔望着儿子说:“没必要了。如果是其他问题,哪怕再痛苦我也会坚持。可是脑子坏了,硬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可不愿意做植物人!决不做!”

艾洵终于流出了眼泪。

“别哭!听着,我还有事要你办呢。”艾尔沉静地说,“最重要的是,在我死后把你妈妈接过去,好好照顾她。把豆豆也带去,不要送人。除了我,它只认你妈。”

停了片刻,他又说:“我的一生是一部大书,本想自己把它写出来,可惜不能如愿。去找李贵仁先生,请他一定代我完成。他和我同甘共苦几十年,对我的一切都很了解;我童年和少年、青年时代的许多事情,他也知道——我连细节都给他讲过呢。”

艾洵明白,其实这是父亲最重要的嘱咐。他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说:“爸,你放心,李伯伯一定会把你这部大书写得异常出色!但我相信,也许你自己还能写。”

“好儿子,你前一句话我信;后一句话,唉,就算对我的安慰吧。”

父子两人都沉默了。艾尔闭上眼睛,突然想起自己读初中时曾经在爸爸秘藏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一些宝贝,其中有家谱,还有爸爸请人给他和哥哥算命时写的卜辞。给他的卜辞只写到六十来岁。

想到这里,艾尔笑起来,随即大声说:“宿命!”

他自小就是唯物主义者,从来不相信人的命是可以预先算的。但此刻,他却想起了宿命这个概念。也许,世界上真有宿命吧?哦,谁能说不是呢:在纷繁而复杂的事物中,有那么多必然性!

当然,这是历史的宿命。

在静默中,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叩门的声音。

他知道,这是死神在叩门。

几十年来,死神一直在他周围逡巡,有许多次甚至气势汹汹地向他逼近,却总是在他顽强抵御下不能近身,因而一直是他的手下败将。可是现在,情势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死神已经占了上风,他已经无力抵御。所以,死神终于能够叩他的门了。他即将被死神带走。

他并没有产生恐惧,反而变得更加平静。他的脸上浮出了笑容。

他在心里说:死神,你来吧,但是不要得意——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向你低头!

 

2006年1月23日2:50初稿

2008年11月8日5:27改定

《自由写作》首发

刘军宁:亨廷顿的三重身份

对中国政治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而言,刚刚去世的亨廷顿教授也许是当代海外政治学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有趣的是,他对中国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也没有查到他有来过中国进行过任何正式学术访问的记录。本世纪初,我在哈佛流浪期间与亨廷顿教授曾有一面之缘,当时聚会的人很多,我们只是做了简单的寒暄。没想到七年之后,先生已经作古。

就像亨廷顿发现人类历史中有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样,亨廷顿的学术立场也在中国掀起了三次小小的浪潮。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次亨廷顿浪潮是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初版于1968年)一书。这本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来到中国,打开了中国的政治学界认识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研究的大门。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之类的专有名词也随之流行起来了,甚至还进入了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本书的影响主要还只局限在中国的政治学界。

中国学术界的第二次亨廷顿浪潮是他的《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初版于1991年)一书。《第三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到中国。这本书试图证明,民主化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各国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举不胜举,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趋势却是不会逆转的。这本书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响应者众,但争论很少。这本书来到中国,使亨廷顿的影响冲出了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甚至许多企业家都对该书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从中寻找行动的指针。

由《第三波》一书所引发的第二次亨廷顿浪潮尚未平静下来,第三波亨廷顿浪潮也随着亨廷顿教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原书初版于1996年,中译本1998年推出)一书来到中国。这本书把中国人的眼光第一次大规模地引向了当今世界上主要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在亨廷顿看来,这种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是必然要冲突的关系。这一主张让许多中国人惊愕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发达民主国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持这样一种朦胧的看法:东方文明将与西方文明交融共处。所以,该书一来到中国,就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本书使得亨廷顿在中国的影响从以政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界扩大到文化、历史、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许多研究哲学、文化、文学的学者也开始大谈政治学家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

在亨廷顿的学术主张在中国所引发的三次浪潮中,以“文明冲突论”影响最大、最广。亨廷顿引起了国人对文明间冲突的关注。现在,亨廷顿教授已经辞世,不会再有新写的著作问世。在追念亨廷顿教授去世之际,作为中国当代三次亨廷顿浪潮的亲历者,我也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我所发现的亨廷顿教授学术主张的内在冲突,这或许有助于我们通过重新认识亨廷顿来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发展。

为了便于论述,我把亨廷顿教授三本著作在中国发生的三次影响称作“亨廷顿的浪潮”,把他的学术主张的内在冲突及其在中国所引发的冲突后果称作“亨廷顿的冲突”。如果我们把亨廷顿的浪潮与亨廷顿的冲突结合起来看,亨廷顿的立场是前后不一的,对中国的影响也是相互抵消的。

在第一次亨廷顿浪潮的代表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他对世界的民主化趋势是没有多少信心的。他在书中甚至对极权主义政治体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该体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很高。而在他看来,制度化程度高是政体发达与优越的重要指标。不仅如此,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选择政治发展的模式,亨廷顿先生认为威权政治是比民主政治更好的选项,尤其是现代化进程的初期,甚至认为威权专制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对民主政治的保留和对威权政治的暗中欣赏,并没有逃脱中国读者的眼睛。一些敏锐的人士一眼就从亨廷顿立场中找到了亟须的学术资源,于是在中国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在这本书中,亨廷顿的自我定位是主张威权专制的马基雅维利,用中国话讲,是威权主义的军师。

在第二次亨廷顿浪潮的代表作《第三波》中,作者的立场有了很大调整,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在这本书中,作者站到了威权主义的对立面——民主政治一边。不仅如此,作者还积极为民主转型出谋划策,提出种种策略建议。作者对民主充满热情,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乐观,并要置身其中。用作者自己的话讲,他要做民主的马基雅维利,或者说,民主化的军师。

在第三次亨廷顿浪潮的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作者又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严重的保留。在他看来,世界的主旋律不再是民主转型,而是文明的冲突。这个文明的冲突,不是诸多文明的冲突,而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以中国的儒教和中东的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冲突一直会持续下去,并且看不出任何化解的可能。随之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的准确预言。这部著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次,亨廷顿又成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军师。

回过头看来,亨廷顿,作为威权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的军师,在中国学界已有响应。亨廷顿在中国是否还有其他用武之地,这才是我所真正关心的。

(作者系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亨廷顿所著《第三波》一书的中译者)

章诒和:谁能整出一个谭鑫培来?

前不久落幕的青京赛(即2008年第六届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舞台上一片苍白,可谓惨不忍睹!问题在台上,根源在台下,令人深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关于传统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以前的科班制是落后,没人说它是先进的艺术教学。但落后中蕴涵着道理。要知道,中国戏曲的表演艺术的全部法则、程序、范式以及技术、技巧,都保存在一个一个的具体剧目里,且细致入微,细致到无法用文字表达,入微到无法提炼成元素。于是,就有了口传心授式教学,这种“落后”方式,恰恰极其有效地适应了戏曲表演的根本特质。老师教学的针对性、具体性、特殊性、丰富性、个别性和自创性极强。想想吧,一个“富连成”出了多少角儿?秘密即在于此。这就是落后中的先进。现在呢?我们搞“大教学”,规模制造,批量生产。这是严重违反戏曲艺术成材规律的。戏曲跟电影不一样,前者是手工制品,后者是工业化产品,拿生产工业化产品的方法大规模生产手工业品,产品出来了,乍看都是演员,细看都是胚胎。胚胎离合格产品(特别是优质产品),差得不是一点、两点。现在的戏曲院校,专业课教得少,多的是文化课,理论课,外语课、政治课。几年下来,学生就会几出戏。怎地不浅薄苍白?不客气地说,现在的老师自己的业务就不行。好老师,死光了。请问“花旦名家”刘长瑜女士会几出戏?“我只有三出半”——这是她私下里的戏言。玩笑话里透露出的是某种真实。蒲州梆子名演员王秀兰亲口对我说,刘长瑜戏校毕业时,因为手里无戏可演,才跑到山西跟她学“卖水”一折。所以,比赛展现出的水平较低也是必然的,父母就营养不良、高度贫血,你还能指望给咱们生个大胖小子?

青京赛暴露出另一个问题是艺术机制。如今戏曲舞台谈不上什么艺术机制。一切听领导的——从人才引入,剧目选择,到演出安排都是听领导的,而领导任务,剧团目标和艺术宗旨都是一心配合上面。这对表演艺术来说,真是一场致命的灾难。而且这个“配合”是无休止的,比如参加什么艺术节,京剧节;比如参加各种献演,晚会;比如参加“梅花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精品工程”之类的评选。这些是什么?这是意识形态。别看老是“隆重推出”新戏,那压根儿不是舞台艺术,那是排场文化,是一个个泡沫,升空后随即飘散。谁对中国艺术负责?没有一个人,从剧团团长到***委员。我们的传统艺术,就是在这样的繁花似锦、歌舞升平中堕落、衰败。半个世纪,中国戏曲出了什么大演员?一个也无。无情又残酷。于魁智算是不错的,若看过李少春,你就明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而非大角儿。我的同事基本都不怎么看戏了,他们叹道:“梅葆玖也叫大师,京剧真的是完了。

央视本身也存在问题。既为全国性大赛,主办者当有严格科学的评选章程、操作规则和组织结构。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规则在哪里。我看到的是演员评演员。演员评演员,搞不好,只能是低素质评出更低素质。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是,在艺术领域戏曲演员的素质一般是比较低的。演员自身的局限性很大,除了自己懂的那几出戏,其他方面如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原则性,判断力,心胸,眼光,则很难讲了。比如蔡英莲女士,她的教学很出色,但这次当评委,网上挨骂数她最多。评委的整体素质不高,自会产生“系统性误差”。为了把偏差值降下来,就要靠“重复性测量”。所谓“重复性测量”,具体来讲就是增加评委的数量。因为数据多了,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因素形成的偏差,而接近准确值(即真值)。我所说的各种因素,就包括评委的主观倾向性、流派之见、门户之别、地域之差、师徒之情等。这次央视做法简直荒唐可笑,花旦类比赛的评委,只弄了五个人。“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就成了三人评,举世罕见。也是凑巧,同期举行的还有鄂尔多斯杯2008CCTV全国钢琴、小提琴大赛,看着那由15人组成评委的阵容壮观又整齐,参与者和观众心里踏实豁亮多了。听说青京赛有的获奖者拒绝领奖,真棒!

京戏的衰落在所难免,就让它死吧。还有什么方法,能让它活呢?再出一个慈禧,也行啊。慈禧起码懂戏,捧出一个谭鑫培。清廷出了“十三绝”,名垂千古。民国出了“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空前绝后。现在台下看戏的领导、首长也不少,但谁能整出一个谭鑫培来?连江青还搞出八个样板戏,其音乐成就难以企及。话虽不好听,但在理儿呀。现在的很多领导都是外行,在瞎搞。瞎搞的最终结果,就是惨不忍睹。

2008,12,26

张鸣:不要留下一堆固态笑话

地处秦岭深处的陕西凤县,投资6.5亿,打造“月光城”,建造人造月亮,人造星星2700多个。类似大手笔还有,投巨资建造了喷射高度达186米的喷泉,号称亚洲最高音乐喷泉;建成万亩牡丹园和万亩郁金香园,号称西部唯一的高山空中花园在嘉陵江上筑坝蓄水形成30万平方米的景观水面,打造中国西部山区的“威尼斯”;还在国道两侧建成数十公里长的江南民居景观,打造“水韵江南”。不仅江南搬来了,威尼斯也来了,甚至连只见传闻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都来了。

这种大手笔比乾隆皇帝还牛。此老修建圆明园,无非将西湖十景搬到了北京,洋鬼子的东西,无非弄了个西洋楼,什么威尼斯,空中花园,人造月亮什么的,连影都没有。只是这种搬景造景的思路,还是得归功于人家皇帝,我们的后辈强人动作比较大,但创意却有限。这样的搬景加上集景动作,在中国特别普遍,若干年前去兵马俑参观,见到旁边竖起了一座世界七大奇迹园,一个巨大斯芬克司耸立在园口,像世界公园这种有意囊括天下美景的园子,在中国不止一座。说到底,大家都是乾隆老儿的徒子徒孙,恨不得把天下都纳入我的一亩三分地,关起门来,就可以遍揽天下美景。说实在的,这样造景搬景在美学上一无可取,在气魄上确实有点吓人,把人吓着了。

不过,人家乾隆是皇帝,皇帝这样想,这样搬,君临天下,为我独尊,虽然霸道了点,但自有人家的道理。现在我们这些大手笔的官员,据说都是人民公仆了,怎么做起事来还是跟皇帝一样?几乎所有的大手笔人造景观,都是当地长官一拍脑袋就决策了,什么集体领导呀,人大监督呀,群众意见呀,统统省略。有意思的是,凡是政府决定的建设,无论这种人造景观也好,政府大楼和广场也好,怎么建,建成什么样子,往往都是由当地一把手的个人偏好决定的。一把手喜欢巴洛克建筑,出来的就是大圆柱;一把手喜欢白宫,出来的就是白宫;喜欢传统,出来的就是大屋顶;如果有点迷信,出来的没准就是风水建筑。北京修条八车道的大马路,两边居然都是大栅栏风格的低矮商铺,连停车场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路两边的路灯上还挂着旧时的灯笼。其实呢,像凤县这样风景优美之处,人造景观不只蛇足而且有煞风景之嫌,如果非得人造不可,那么起码得尊重专家。

虽然我们的官员都已经知识化了,相信即使秦岭深处的凤县,县委书记也一定有文凭,没准还是研究生学历呢。但是,关于建筑美学、园林设计,乃至旅游规划,都应该是专家的事情,即使专家来办,还得广泛征集群众意见才是。道理很简单,这些事务,中外都一样,属于专业性很强的领域,非得具有专业知识加上美学和文学素养才行。术有专攻,不服不行,我们的官员即便是万金油,也不大可能懂那么多,因此不要什么都自己说了算。不要请来专家设计,但必须按照自己的意见办,办不成也得办,办到不伦不类,乱七八糟也得办。做建设,办旅游,不是自家感觉好就行,得别的人也感觉好才合适。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大笔的民脂民膏,纳税人的血汗钱丢进去不说,还往往留下一堆笑话———固态的笑话,那些工程会长久地留在那里,一任过往的人们讥讽嘲骂。到那时候,即便决策者已经退休,难道耳根子就不难受吗?